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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宅居，我跑去看YouTube上共100集、每集45分鐘的「中國通史」，意外發現長崎縣的平戶市跟明朝的淵源。

12月初，我吃着來自長崎縣的刺身，跟朋友講了以下這個說長不長、說短又不短的故事。

平戶有個「松浦史料博物館」，展示的除了歷代藩主文物、還有基督教以及海外通商相關的珍貴資料，為了紀念對平戶貿易發展有貢獻的人物，還設「大明國的儒商」王直的銅像。

在平戶市民眼中是「東方商人」典範、在中國學者眼中卻是「海盜」「漢奸」的王直，到底何許人也？

中學中國歷史課本上讀到的倭寇之亂，其實不是只有日本人。在著名的倭寇中，王直跟徐海就是頭目級人馬。

縱使海禁再嚴，也阻擋不了貿易的誘惑，葡萄牙人、日本人跟明朝人曾經在（已經沒有人記得名字的）雙嶼島進行貿易。

1547年，明朝政府派朱紈攻打雙嶼。3000居民的小島烽火漫天，數百葡萄牙人喪生。

為了逃避海禁，商人王直早在1540年已經跑到九州的五島列島。後來松浦隆信於1542把王直招來平戶，為當地的海上貿易作出貢獻。

明朝政府出動（據說是胡錦濤的祖先）胡忠憲，親身派人到日本請王直回國商討通商互市事宜，為表誠意還留下了人質夏正。

王直回國不久即鋃鐺入獄，他在獄中曾寫下自明疏，力數商品貿易互惠互利，絕無勾引黨賊侵擾，人神可証。

最後（太傻太天真相信政府的）王直被斬首、妻子判為家奴。

王直養子毛海峰得知，誅殺人質並肢解之。

後來戚繼光打敗了毛海峰。但明朝政府依然為倭寇頭痛。

要是當初沒有殺掉王直，有個中間人做盤旋可能還比較好。

本來這件事早就淹沒在歷史的漩渦之中，但到了21世紀，王直的名字又再次成為焦點。

2005年日本長崎縣福江市（不是福岡！）有12名市民出錢，在王直故鄉安徽為他建造了墳墓。過了不久，中國學者郭泉認為王直是漢奸，氣憤地破壞它。

到了2009年，郭泉由於提出多黨民主體制和軍隊國家化建議，最後罪名「顛覆國家」。

就這樣，我們講完明平戶藩海商王直的故事。
怎會想到21世紀，它還有新枝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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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與日本「朝貢」關係真相（四）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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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德川家康畢竟是一位重視對外貿易的封建領主，他始終沒有放棄恢復對明朝貿易的努力。他「或者通過明朝商人，或者以琉球王、朝鮮為仲介，頻繁地對明朝進行活動。」1606年，薩摩的島津義久曾致書琉球王尚寧說:「中華與日本不通商船者，三十餘年於今矣。我將軍（德川家康）憂之之餘，欲使家久與貴國相談，而年年來商舶於貴國，而大明與日本商賈，通貨財之有無。」德川家康還命本多正純和長穀川藤廣分別寫信，托到日本貿易的應天府商人周性如帶給福建總督陳子貞。本多正純在信中說，家康素有與明朝和平通好之意，請於明年福建商船開來長崎時，秉承明帝的旨意，送來勘合，果能如此，則在秋季信風起後，必派使船一艘赴明。長穀川藤廣在信中亦說，如明朝發給勘合，自己當親任專使前往明朝，重修兩國舊好，年年往返船隻，互相交易。但明朝並無予以答覆。儘管如此，德川家康仍一再鼓勵明朝商人到日本貿易，給予他們各種優惠和安全保護。據說在1610年底，德川家康曾邀請一位犯禁到日本貿易的明朝商人到他的靜岡城堡，給了他一張准許自由進入日本的朱印狀，答應保護其航行安全及在日本的貿易活動。這種朱印狀是頒發給日本本國商人作為到國外貿易的特許狀，寫明商船到達的目的地，並蓋有朱色關防。它一般僅發給日本船主，德川家康將之送給中國商人，顯然是鼓勵他們到日本貿易。
　　
明朝對日本實行的海禁政策，實際至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就已名存實亡，這從福建巡撫陳子貞的《海防條議》中可以看出:「近奸民以販日本之利倍於呂宋，夤緣所在官司，擅給票引，任意開洋，高桅巨舶，絡繹倭國，將來溝通接濟之害始不可言。」自此之後至明亡的30多年裡，到日本貿易的明朝商船數一直在增多。1611年8月，據長崎奉行長穀川藤廣到江戶報告，這年開到長崎的外國船隻共有80餘艘，其中有不少是明朝商船；1612年7月25日，明朝商船和從呂宋返航的日本商船共26艘，同時開進長崎港；1613年6月5日，有漳州商船6艘開到長崎，26日又有2艘，載糖開到長崎；1615年3月6日，又有漳州商船載運大量的砂糖開到紀伊的浦津。至於日本本國到東南亞一帶貿易的朱印船，卻因1635年幕府禁止日本人到海外和要求在海外的日本人回國而被完全停止，到1639年日本實施「鎖國政策」，禁止除中國和荷蘭以外的外商到日本貿易時，到日本貿易的明朝商船數量反而急遽增多。據記載，在3月24日和9月17日之間，有93艘明朝商船載運貨物到達長崎；1641年則達到97艘的空前數目。此時到達日本的明朝商船已不能像以前那樣可以在長崎、平戶、五島、大村等肥前各地和薩摩、博多或紀伊等地停泊，而僅能被限制在長崎一個港口停泊。至於明朝國內，則因陷入朝代更替的政治動動，已無暇顧及再次改變與日本的貿易政策，故終明之世，與日本的貿易仍然屬於嚴禁之列。
　　
綜上所述，明朝對日本實行的貿易政策，圍繞著被動依賴日本方面抑制倭寇活動或主動加強海禁、打擊倭寇騷擾等問題，隨時進行著調整。明太祖首先對日本實行羈縻政策，准許他們入明朝貢，企圖通過外交活動來抑制倭寇的侵擾，但他對日本的國情並不是很瞭解，誤將征西將軍懷良親王作為日本國王與之交往。而當進一步瞭解到實情之後，他又斷然卻其貢，轉而在沿海加強海防，實行積極防禦倭寇的政策。明成祖繼位之後，由於室町將軍義滿主動要求建立朝貢關係並協助捕捉倭寇，故明成祖恢復其朝貢貿易，且賜予百道勘合。但是，日明雙方對朝貢貿易的理解有很大的差異，明朝是將之作為羈縻海外國家的政治工具，而日本卻認為是一種營利的商機，因此形成了矛盾。明朝為了控制大量入貢的日本商人，不得不實行限制政策，遂使日本各大名、寺社為爭取入明朝貢而劇烈地競爭著，並引發了寧波的拼殺事件——「爭貢之役」。明朝以此罷市舶，嚴海禁，斷絕與日本的朝貢貿易關係，終於釀成了震驚中外的「嘉靖倭患」。通過平定倭患後，明朝不得不改弦易轍，於隆慶元年（1567年）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宣佈開放海禁，但對日本的貿易仍實行嚴禁政策。儘管德川家康極力想恢復日明貿易都無濟於事，不過，在德川家康的極力鼓勵和招徠下，大量的明朝商人為利所誘，無視禁令，紛紛湧向日本貿易，使明朝對日本的海禁政策已名存實亡，惟有聽之任之而已。
（四之四，續完）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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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與日本「朝貢」關係真相（三）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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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由於明朝對日本的朝貢貿易限制比較嚴，不僅船數少，而且貢期長，遠遠滿足不了日本方面的要求，故各大名、寺社經常為取得勘合，派船入明朝貢而劇烈地競爭著。這種競爭到後來終於發展成在寧波的拼殺事件——「爭貢之役」。據日本史籍記載，正德八年（1513年）日本人明朝貢使者桂悟一行返國時，明朝曾頒發給正德新勘合，交他們帶回日本，但這批新勘合並沒有送到京都足利幕府手裡，而是在半途被九州的大內氏奪去。大內義興在取得這批新勘合後，即準備獨佔對明貿易，一再要求足利幕府派遣之。正德十一年（1516年）四月，終於獲得了足利幕府的承認，大內氏則派出入明朝貢船3艘，由宗設謙道率領，攜帶第一、二、三號正德勘合到中國，一行於嘉靖二年（1523年）四月二十七日抵達寧波。此事當然引起其他封建領主和寺社等的不滿，其中有盤踞坍港的細川氏，也向足利幕府提出要求分享對明貿易的權利。細川氏在當時不僅擁有強大實力，而且其領地緊鄰京都朝廷和幕府所在地，故幕府不敢拒絕之。但正德新勘合又沒有送到京都，只好以過期作廢的弘治勘合交給細川氏。細川氏遂派出一艘朝貢船，以瑞佐鸞岡為正使，宋素卿為副使，於正德十五年（1520年）春由坍港啟航。因為他們航行的路線是經過土佐、日向等地，所以耽誤了幾年，直至嘉靖二年（1523年）閏三月十八日始從薩摩的山川港啟航，大概比宗設一行遲十天左右才抵達寧波。

按明朝慣例:「凡番貢至者，閱貨宴集，並以先後為序。」但寧波市舶太監賴恩因接受宋素卿的賄賂，故違例先盤閱瑞佐貢船的貨物，設宴時又讓瑞佐坐在宗設之上。宗設於是大怒，與瑞佐忿爭相仇殺，焚嘉賓堂，劫東庫，大掠寧波，奪船揚長而去。案發之後，宋素卿被捕下獄，兩年後瘐死獄中。給事中夏言奏稱此禍起於市舶，禮部則請罷市舶，明朝遂再次停止與日本的朝貢貿易關係。
　　
至17年後的嘉靖十八年（1539年），日本國王源義晴複遣貢使碩鼎等人明朝貢，明朝雖勉強予以接待，宴賞如例，但仍強調「貢期定以十年，貢使不過百名，貢船不過三隻，違者阻回。」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源義晴再遣貢使周良等人貢時，則因貢期未到，貢船、人數均超過限額，而被阻在舟山群島停泊了10個月，直至次年春天貢期到後，始准許入貢。此後，日本方面因大內義隆在天文二十年（1551年）為其臣陶晴賢所殺，在紛亂中失去勘合，遂終止派遣貢船入明朝貢。
　　
三
　　
中日之間朝貢貿易關係終止後，中國東南沿海一帶全面遭到倭寇的騷擾。「數千里間受其荼毒，所焚劫子女、金帛、廬舍以數萬計，所殺將、吏、士、民以數千計，所陷城邑、衛所、鄉鎮以數十百計。」這就是歷史上所謂的「嘉靖倭患」。自此之後，明朝即嚴海禁，調兵將，在東南沿海掀起一場剿滅倭寇的大規模戰爭。至嘉靖末年，倭患基本平定後，明朝統治者不得不考慮改變原先實行的海禁政策，批准福建巡撫塗澤民的奏請，於隆慶元年（1567年）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開放海禁，准許私人申請文引，繳納餉稅，揚帆到海外貿易，而對日本的貿易卻仍然實行嚴禁。
　　
但是，此時的中日貿易走向已發生了變化，即不像原先那樣，有眾多的日本商人來到中國沿海從事走私貿易，而反過來是大量的中國商人湧向日本貿易。出現這種變化的原因，與當時中日兩國的貿易政策演變有著密切的聯繫。在中國方面，既已准許私人貿易船出洋貿易，要再像開禁前那樣禁止往日本貿易已不大可能，因往日本貿易的贏利遠遠高過往東南亞各地貿易的收益，故海外貿易商為利所誘，往往藉口到其他地方貿易，待商船出海後再轉向駛往日本。即所謂的「托引東番，輸貨日本」，「以暹羅、占城、琉球、大西洋、咬留吧為名，以日本為實者，絲寶盈桁而出，金錢捆載而歸。」當時的同安名士洪朝選就描述過這種情況:「漳人假以販易西洋為名，而貪圖回易於東之厚利近便，給引西洋者不之西而之東，及其回也，有倭銀之不可帶回者，則往澎湖以煎銷，或遂沉其船，而用小船以回家。」當時任福建巡撫的許孚遠在奏疏中也寫道:「同安、海澄、龍溪、漳浦、詔安等處奸徒，每年於四、五月間告給文引，駕駛鳥船稱往福寧卸載，北港捕魚，及販雞籠、淡水者，往往私裝鉛硝等貨潛去倭國，徂秋及冬，或來春方回。亦有藉言潮、惠、廣、高等處糴買糧食。徑從大洋人倭，無販番之名，有通倭之實。」

在日本方面，1590年豐臣秀吉完成日本國內的統一後，即設立一種「朱印船」制度，准許這些朱印船到東南亞各地貿易。據記載，1592年由他批准到東南亞各地貿易的朱印船有9艘，即由長崎出航的末次平藏2艘、船木彌平次1艘、荒木宗右衛門1艘、系屋隨右衛門1艘；由堺港出航的伊豫屋某1艘；由京都出航的茶屋四郎次郎1艘、角倉與一1艘、伏見屋某1艘。這些船分別航行到呂宋、澳門、安南、東京、占城、柬埔寨、六坤和大泥等地。1600年德川家康通過關原戰爭確立在日本的統治地位後，也極力鼓勵和發展這種「朱印船」制度，在1607年至少有23艘日本船在從事海外貿易，博多商人最後成為這種貿易的主要擁有者，但朱印船也有屬於各大名、政府官員、在日本的外國僑民，甚至宮廷女子所有或承包。這些朱印船最常去的地方是印度支那，在那裡他們可以買到由中國商船載運出去的大量中國生絲和絲織品。據統計，他們在這些地方購買的中國生絲有時高達14—20萬斤，占日本正常年份進口生絲總量的50～70％。因此，月港開禁後，日本商人就很少再到中國沿海貿易。此時的中日貿易，差不多已成了僅有中國商人載運貨物到日本的單向貿易。
（四之三，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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