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集 當臺灣遇見疫情 (上)
「讓我們勇敢夢想」的十八集專題,現在來到了最後三集結語的地方了。
在開始結語之前,我想先談一點,就是這次病毒的名稱。
1.
這一次的傳染病,我們都知道它叫做 COVID-19 。
那病毒的正式名稱又是什麼呢?
是很常聽的 COVID-19 病毒嗎?
如果我們去看一下世界衛生組織的官網,會發現不是的。
在WHO的官網,有一個頁面專門解釋這次疾病和病毒取名的來由。
從這個頁面及相關聯的網站裡,我們可以得知:
每當一種新的傳染病出現,病毒名稱是由一個叫作 ICTV的單位的專家群負責取的;而傳染病的病名,則是由WHO負責取的。
結果,這次就是ICTV 把病毒名取為 SARS-CoV-2.(SARS-2號病毒)而WHO 把傳染病名取為 COVID-19.
可是,WHO 在面對大眾溝通的時候,卻把病毒另外稱之為 “the virus responsible for COVID-19” (導致COVID-19 的病毒) 或者 “COVID-19 virus” (COVID-19 病毒)。
只不過,他們一面這麼稱呼,一面又表示另取這些稱呼並不是想要取代病毒的正式名稱 「SARS-2號病毒」.
WHO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為什麼要自找麻煩,把事情搞得這麼複雜?
WHO 有解釋。他們這麼說:
『從溝通風險的考慮,病毒名稱裡提到「SARS」會對某些地方的人產生不必要的恐懼,造成難以預料的後果—-尤其是在2003年SARS爆發時深受其害的亞洲。
『基於這個以及還有些其他的理由,WHO 和大眾溝通的時候,開始稱呼這個病毒為「導致COVID-19的病毒」,或者「COVID-19病毒」。取這些稱呼並沒有意圖要取代ICTV所同意的正式名稱。』
然而,事實上,WHO 這種給病毒名稱遮遮掩掩的作法會產生的問題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WHO 改用的這些稱呼,反而會造成混淆、不清楚。
第二,正因為WHO 在一開始把 SARS2 號病毒的正式名稱給隱藏起來,達成讓亞洲許多經歷過 SARS 風暴的人免於恐懼的結果,但也導致許多國家疏於防備,造成許多不必要的傷亡。
而台灣去年第一階段防疫之所以成效卓然,正因為台灣是最早聞到其中有SARS 的味道。
我們只要回頭看一下就知道,台灣第一階段防疫之所以成功,主要就是因為我們最早聞到了 SARS 的味道而採取了行動。
2.
我所以花時間來談病毒的名稱這一點,是想說明:
對於這次的病毒,和其疫情,是有兩種不同的對待態度的。
第一種態度,是認為人類和世界今天遭遇這麼大混亂和破壞的原因,就是因為新出現了一種病毒。所以只要等人類發明出有效的疫苗,和消滅它的方法,我們就解決了問題,可以重過美好的日子。
第二種態度,是認為我們人類給這個世界造成了太多混亂和破壞,所以病毒出現是一種結果,一種警鐘。所以我們需要面對的不只是病毒,還要檢視導致病毒出現的種種原因,還要回顧歷史,看看它是不是早就出現過,早就對我們示過警,而我們都沒有理會?
教宗方濟各所寫的《讓我們勇敢夢想》,就是提醒我們,病毒的出現,是一種警鐘。也因此,我們第一集的主題就是「當病毒是信差的時候」。
從這個角度,我們再看造成COVID-19疫情的病毒,它的本名原來叫作 SARS 2號病毒的話,感觸就會更深了。
原來這次的病毒其實並不怎麼「新」,它的前身,SARS 1號,2003年就來了。只是當時的警鐘主要在亞洲響,也只響了半年左右就停了。
時間過去了十七年,人類一直沒重視那次警鐘,持續在對環境和其他物種進行破壞和迫害,所以它們進級為 SARS 2號病毒捲土重來了。
只不過,這次警鐘不只響半年了,現在響了一年半也不停。並且病毒的進級也不必再等十七年了,一年左右就出現了新的Delta 版,其他版。
台灣去年防疫走在世界各國之前,主要原因就是及早嗅到了SARS 的危險,聽到了警鐘。
但台灣雖然很早就聽到了警鐘,也爭取到應變的時間,但是我們在今年的 5 月卻爆發了疫情,出現了破口,這是為什麼呢?
我訪問了十二位不同領域的學者。他們都讀過教宗方濟各的這本書,我請他們就書裡所提的一些重點,來檢視台灣的情況,以及對台灣未來的建議。
那我們來看看教宗在書裡所講的三個重點,也來看看臺灣所呈現的情況各是什麼。
教宗希望我們藉著這次疫情反省的三件事情,
第一點,是不要光顧著經濟發展,卻破壞了生態,應該給地球休養生息的機會。
第二點,是不能光顧著自己好,卻漠視社會裡的弱勢,要讓大家都有不至匱乏的生活和工作。
第三點,是不能光顧著堅持自己的立場,卻成為迷宮裡的囚徒,應該讓社會最邊緣的人 也參與改造社會的對話和行動。
3.
那我們來看看第一點,臺灣在去年在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上的情況如何。
臺大社會科學院的趙家緯教授舉了幾個例子。
第一個是,疫情發生之後,世界各地的航空業都遭到重創,所以各國政府對航空公司都有一些補助。
以法國來說 法國政府給航空公司補助的時候,有兩個但書:第一,是 1 小時之內的短班不在其內,因為鼓勵減碳,所以鼓勵大家使用鐵路或其他的交通工具。
第二,是政府固然給航空公司補助,但是航空公司也要相對提出開發低碳燃料的基金。
對照著來看,我們政府給航空公司的補助的時候,就完全沒有顧慮到這些。
並且不要忘記,去年正是我們航空公司推出各種短程旅遊、「假出國」這種旅遊泡泡給大家享受的時候。
另外,世界各地這兩年都是重視環保,電動車的銷售在上升。
但是臺灣從前年開始政策大轉彎,提出「油電平權」的政策,結果 2020 年反而是臺灣燃油機車銷量最大的一年。
我們常講:臺灣去年因為疫情防守的好,像是和世界其他地方活在一個平行時空裡。
然而,顯然我們在這種排碳、減碳、環保的觀念上,和世界其他各地也是活在一個平行時空裡。
趙教授所指出的第二點是:世界各國去年的用電量都在下降,但是臺灣和中國是唯二的用電量在上升的國家,並且臺灣去年的用電量創下了歷史上的新高。
政大公共行政學系的杜文苓教授也有同樣的觀察。
她說:臺灣以製造業,並且以外銷為主的經濟體系,過去對生態很少有反省的機會。
而去年全世界的工業生產都在或者停止或者減縮的情況下,大家對臺灣的倚賴更重,所以臺灣的用電量也就和世界其他地區不同,在上升。而從今年我們又發生乾旱來看,我們對用電、用水這方面的議題,事實上是需要非常深思的。
4.
這裡我也要補充一個我自己的看法。
一方面我們固然要為全世界對台灣半導體業、電子業的看重和倚賴,但是我們也要注意我們大家一起付出的代價。
台灣的電子業不但是高用電、高用水的行業,並且享受的電價和水價都是超低的。
台灣的工業用電電價,是全世界第四低的,比民生用電還便宜。
所以今年3月台達電創辦人鄭崇華接受訪問,說了段話:「水電價格應合理反映成本,現在是納稅人補貼大戶,價格越便宜,大家拚命用,很不合理。」
半導體業和電子業用電量之大,可以台積電為代表。
台積電2019 年用電量,相當於大約一個台北市的用電量。
到了2023年,台積電的用電量還要擴增一倍。
而 2019年,台積電使用的再生能源,只佔他們用電量的百分之七。
至於相當於一個台北市的用電量,需要多大的發電機組呢?
大約是 2GW。
2 GW又是什麼概念呢?
相當於核二廠全部機組,或者中火四部機組,或者,相當於三接爭議所要增加的機組。
換句話說,護藻礁與三接爭議聲中所要新增的機組發電量,也不過是可以應付台積電未來四年所需要擴增的用電量。
台灣當然要繼續發展經濟,但我們是否還能用便宜到連電子業大老都跳出來說不合理的電價來配合呢?以及其中涉及的生態環境的課題有哪些?這都需要我們再仔細思考。
我訪問的教授所談到的其他一些需要我們注意的課題,就留待接下來兩集再為大家說明。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下一集再見。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1,790的網紅李基銘漢聲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影音頻道,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本集主題:「2019年蹲點.台灣」服務心得分享 訪問:吳意晴、傅有萱 蹲點:雲林口湖鄉老人福利協進會 傅有萱(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我叫傅有萱,政治大學二年級,喜歡人群、喜歡新聞、喜歡影像、喜歡說故事,我常說自己神經質,但卻也因為這個特質,能看見更多這個世界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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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Do it](六之二)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在首宗國安法審訊中佔了重要席位。八個字的意思是甚麼,誰人可以作解讀?控方早前傳召了專家證人嶺大歷史系教授劉智鵬;今日到辯方專家證人之一的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作供。專家證人報告乃是她和中大新傳學院院長李立峯一起撰寫,然而今天只是由李詠怡作供。
李詠怡這一整天的作供,涉及了社會科學不同範疇,有量化統計方法、符號學、文化身份的建構、語言學。但早上,竟然來了一節關於中國歷史的討論,還要是以英語進行。
「李教授,你懂得中國歷史嗎?」辯方大狀劉偉聰,輕輕問到。
和早前劉智鵬作供不同,今天整天審訊,以英語為主,翻譯員只需照顧在犯人欄裡的被告唐英傑。雖然唐戴了耳機,但翻譯先生坐在唐旁邊,兩人只隔了一度欄。
身型瘦削,長髮及肩,穿黑色軟質西裝外套和上衣,下身穿灰色西褲,腳踏圓頭皮鞋,臉容沒化粧,說話嚴肅的李詠怡教授,用英語說着:「我在香港出生及教育,本科也在香港修讀。我在讀書時有修中國歷史。」
劉大狀穿衣講究,條子西褲配了顏色圖案袜子尖頭皮鞋。上庭時,脫下條子西裝外套,套上白色大狀領子,外披黑色大律師袍。銀白色假髮下,他那長及頸項的頭髮向外翹,說英語時,口部張開得特大。
他的手部動作很多,食指和中指之間夾着一支原子筆,當他請李教授慢下來時,會把右手掌竪起,開始新提問時,會用食指指着專家證人李教授方向,靜下來時雙手疊在腰間,緊張起來時上身向前傾,瞪起眼。
劉大狀的身體語言多樣,像個樂團的指揮家。
這天,劉大狀用廣東話朗讀古籍,又有一番古代文人雅士風韻。他從英式紳士風,轉變成古代書生腔口,在高院一庭朗讀着:「《元史:陳祖仁傳》裡,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快慢起伏有致,像朗誦表演。
劉大狀解釋,陳祖仁乃是元順帝之advisor,因為元順帝要修建皇宮而花費了金錢,陳勸諫皇上。
劉大狀追問,這句中,「光復」二字有沒有推翻政權之意思?李教授回應:「沒有,因為他是皇帝,他不會想推翻自己的皇朝。」此時,坐在律師後的控方專家劉智鵬教授,一度仰頭思考。
劉智鵬早前作供,以歷史脈絡分析八字意思,認為「光時」口號有推翻政權意思;今日辯方專家證人作供,三位法官發問的次數,顯然比早前劉教授作供時更頻密。
劉大狀問,英文Liberate Hong Kong (光復香港之英文翻譯)句子之中, “liberate”意思為何。李詠怡教授指,和中文「光復」意思有差異,「只能抽象地解釋有些事物被控制了,被限制了,希望從控制和限制中重獲自由。」此時,控方證人劉智鵬低頭與旁人細語。
至於「革命」意思又如何?李詠怡教授指,有三個意思,第一,改變國家管治和政治體制,有可能使用暴力;第二,人們做事方式出現重大改變,例如「科技革命」,「科學革命」;第三,天體運轉。顯然,第三個意思被排除。
而李教授認為,考慮到「光復香港」的使用,和2012-2018年頻繁出現的「光復行動」有關,「光復」這詞應放在這些活動脈絡裡理解。
而李詠怡指出,「光復行動」並非旨在推翻政府或政權;而是人們因為社區及日常生活不開心,被內地遊客或水貨客滋擾,想處理關於社區問題,是關於公共空間秩序的恢復。
劉大狀追問,「內地遊客和香港人是不是不同的族群 (ethnic group)?」
李詠怡教授解釋,在社會學有謂「社會建構的身份」(social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她指出,有人或許會以血緣來理解族群,但社會學亦會看人們主觀如何把自己定義。
劉大狀進一步問:「一個人可不可以屬於多於一個族群?」
李教授說:「可以」。
劉拖慢了節奏,咬字清晰問到:「當一個族群厭惡另一個族群,是否等於要推翻政權?」
李詠怡教授乾脆地答:「不是。」
午飯後,眾人飯氣攻心,昏昏欲睡,幾名押送被告唐英傑的懲教職員坐得有點歪,反而還押一年的唐英傑,穿起藍色西裝,深色襯衣,始終翻閱着律師給他的厚厚文件。
李詠怡教授指出,她理解「時代革命」,要回到梁天琦於2016年的立法會造勢晚會錄影片段,梁天琦曾解說,他先是想「世代革命」,但後來改為「時代革命」,因為認為不應以「世代」差異作為政治主張。
李教授認為,當時梁天琦提出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以她的理解為:「恢復一個已失去的舊秩序,團結喜愛自由的人,為這個重要歷史時刻帶來改變。」
李詠怡教授和其研究伙伴以數據分析過連登討論區的帖子,發現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每天有高達4400帖子提及過「光復香港」或「時代革命」。而這個口號在反修例運動中,於2019年7月21日開始被示威者使用,其後使用次數上升。
她分析到,口號自7.21被廣泛使用,原因有兩個:第一,在2019年7月有出現過「光復屯門」「光復上水」等示威活動,「光復」字眼在示威者間再次出現。第二,元朗發生7.21襲擊事件,「此事令公眾感到憤怒,人們需要一些新的東西去表達他們的憤懣。」李詠怡教授解說道。
李教授再指出,反修例運動有一些特色,就是「高度去中心化」,而且「沒有清晰領袖人物」。在此背景下,她和團隊曾訪問40個示威參與者,作焦點小組討論,結果發現,對於口號的理解,「不同人有不同意思。」
較特別的是,在數據分析下,「光復香港」或「時代革命」均與「香港獨立」在數據上沒有重要關聯。對比之下,「五大訴求」和「香港獨立」的關聯,和「光時」與「港獨」口號一樣,兩者關聯不強:「而我們知道,五大訴求與香港獨立,並沒有關係。」
此時,李詠怡教授把討論帶往符號學的層次。「人們會主動為符號添加意義,影像或符號像錨,人們會把自己的感受及假設投射在上面。而口號本質上是含糊不清,懷有多種意義,因為口號的設定就是要曖昧、模稜兩可,具開放性,好讓你能添加意義進去。」
此時,法官杜麗冰舉了一個生活化的例子:「就好像運動品牌Nike,它那句口號『Just Do it!』的意思,在不同情況使用,也會有不同的意思。」
而李詠怡教授不認同控方證人嶺大歷史系教授劉智鵬的演釋,「劉教授把古典中國文本,近乎機械式地用作解讀口號,是從脈絡中抽空了。」
李詠怡教授再進一步指出,早前在法庭播放了梁天琦造勢晚會片段,她發現,控方呈上的文件中,連梁天琦說的話都抄寫出錯了,而這個錯,正好顯示抄寫者對文字意義的不理解。
梁天琦曾在晚會上說過:「選票就係子彈,這句是Malcolm X講,我地冇槍冇炮,手上選票就是政治版圖變革改革的一仗。」而當時控方專家劉智鵬指,梁意思是以把選票等同「武器」,欲以暴力推翻政權。
但李詠怡教授說,當她翻閱法庭文件時,發現抄寫者把美國黑人民權領袖Malcolm X誤寫為「Comix」,中文版亦「亂寫一通」(李形容為gibberish)。
李教授指,這裡的典故來自Malcolm X於1964年發表過的演說, “The Ballot or the Bullet”,目的是要號召非洲裔美國人登記做選民及參與投票。李教授指:「這裡是一個比喻,就像我們說『時間就是金錢』。」
作供進行到下午,三位法官不斷發問問題。李詠怡承認,從連登找數據,只能找到「連帶關係」,不是「因果關係」,要找因果的話,則要用另一些工具。法官們亦好奇一些細緻的調查方法,例如為何「光復香港」和「時代革命」兩句要分開去作大數據分析,而不是一併去分析。
法官們翻閱一張又一張圖表,有時候,三位法官有人只有黑白圖表,沒有彩色圖表,律師們又要趕去找彩色圖表。大家翻查完一個又一個bundle,三位法官不斷發問問題。
那邊廂,坐在犯人欄的唐英傑,很仔細地研讀數據,他像個勤力好學的學生,一直跟進庭上的討論。直至下午,唐英傑每看畢一頁文件,會小心地用右手手指夾着紙張,擱在犯人欄寬闊的木欄上。
從早到晚,法庭忽然成為了跨學科的討論場域。元順帝,Malcolm X先後登場。從東方西方,從遠古到近代,人物夠多樣。怎知差不到多到休庭,還有多一個名人登場。
劉大狀提到Edward Leung (梁天琦)說了些甚麼,他卻說了Professor Lau (劉教授)說了甚麼。乾坐了一天的主控官站起來指正劉大狀說錯了。
劉大狀風趣地道:「哎,我說漏了嘴。」然而英語劉大狀說的是,「My Freudian slip」.
全法庭有人爆笑,連奧地利心理分析始祖弗洛伊德的理論也搬了出來,曾說過人皆有「戀母殺父情意結」的奧地利大師,指出我們說錯話,是潛意識想法浮出水面的表現。
然而這位還可以說笑,在庭上風趣幽默的劉大狀,昨午才以被告人身份,出席了西九龍裁判法院的47人國安法審訊過堂,獲得繼續保釋,才能今天披上大狀袍,站在庭上替另一位國安法被告辯護。被告身份與辯護律師身份交替切換,在現今香港,時代寫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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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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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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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https://www.facebook.com/wwviviantam/photos/a.1435553239866430/4237523026336090/
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https://www.facebook.com/wwviviantam/photos/a.1435553239866430/4240215429400183/
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https://www.facebook.com/wwviviantam/photos/a.1435553239866430/4243328702422189/
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https://www.facebook.com/wwviviantam/photos/a.1435553239866430/4245860505502342/
(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之一的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離開法庭時攝,星期一她繼續作供)
公共行政 學系 學 群 在 李基銘漢聲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影音頻道 Youtube 的精選貼文
本集主題:「2019年蹲點.台灣」服務心得分享
訪問:吳意晴、傅有萱
蹲點:雲林口湖鄉老人福利協進會
傅有萱(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我叫傅有萱,政治大學二年級,喜歡人群、喜歡新聞、喜歡影像、喜歡說故事,我常說自己神經質,但卻也因為這個特質,能看見更多這個世界的小細節,也讓我深信,台灣各處都藏著可愛的地方。
吳意晴(輔仁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我是吳意晴,輔大社工系二年級,社工不是志工,但我喜歡當志工,因為享受與人交流的那份美好,相信什麼都會改變,但影像能保存這一刻的真實,相信記憶會被淡忘,所以想用文字記錄下這些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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