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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內外　情報世界的明與暗

香港文華酒店套房裏，暗黃燈光，把臉長高鼻的英國驚慄間諜小說作家Frederick Forsyth照得神秘。他的新作《The Kill List》裏面，提到兩個陌生的美國軍事及情報組織J-SOC及TOSA。
75歲作家，頸與面之間，長肉得幾乎沒有下巴，坐在書桌後審視來人，還未開始說話前，大家都有點不自在。直至，他跟記者談到「全世界最大的私人軍隊」──不受美國國會監察的Joint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J-SOC，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那個在他口中只在總統一人令下的軍事組織，氣氛改變了。
超越民主憲制、超越國界，可以遠征世界任何地方攻擊目標，包括就地正法拉登，美國還有一人之下的軍隊？為何會有這樣一個組織存在？「你曾是資深記者，你會質問為何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嗎？」記者問老作家。他笑了，像是對後輩友善的回應，「這正是我幹這些事情的原因，質問的最好方法，莫過於寫一本小說。」
小說前言寫着：「每一個星期二的早晨，橢圓形辦公室裏，可能會修訂一張追殺名單，由總統及六個人負責，不會多，不會少。裏面包括中央情報局局長，以及控制全世界最龐大最危險的私人軍隊的四星將軍。這就是J-SOC，一個照理不應存在的組織。」

寫下從未曝光的組織
筆下小說寫過法國前總統戴高樂被暗殺，寫過記者搜尋前納粹軍人的下落，今次退休前的最後一部小說，提到包含美軍所有特種部隊的J-SOC。他說，過去約七年，這個組織毋須國會通過，出兵海外40次。「殺害、綁架目標人物，一切隱密，不會流到傳媒耳裏，你不會聽聞。」
「讀者可能想聽你對這個組織的個人評論？」
「沒必要。若要用最強烈的言詞去形容的話，它是世界上最龐大最危險的私人軍隊，我不能說更多了。」他發現自從911以後，美國反恐機器增大十至十五倍。好幾年前，在他研究調查J-SOC以前，絕少人聽過這個名字。在隱蔽世界裏，要把機密守好，就不要把它收藏，因為四處爬竄的記者，最終會把它找出來。倒不如給它一個沒殺傷力的名字，以及看似沉悶非常的工作性質，少引人注目為上。
他說這個組織存在於911以前，但當時規模細很多，而且完全負責國內防衞，在美國國內保護國民。
「後來，有兩人把它改革了。其中一人是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他是小布殊在任時的國防部長，一個對權力極其飢渴的人，他暗恨中央情報局局長能直接向總統匯報，心裏想：我也要這權力，我不想向國會下的國防部門匯報，我只想向總統報告。於是，2006年他另創新的J-SOC，由布殊批准。另一人是Stanley McChrystal，他把海豹隊及空降師隊等收由他指揮，所有美國特種部隊都在J-SOC之下，執行他指揮的海外任務，例如獵殺拉登及在利比亞綁架al-Liby等。這些特種部隊，如矛上之尖鋒，隱藏於秘密裏，海豹隊六隊是甚麼人，擁有甚麼武器，都是絕密。」
反恐之名，能操天下人生死，老練作家似是研究很多，但要他評論是非對錯，卻是很懂分清界線。
「你會怎樣詮釋J-SOC（部份行動），它算是非法嗎？」
「這是美國人自己要搞清楚的事情。」
「你作為小說家有何意見？」
「我很奇怪他們能不取得國會批准而出兵，技術上，任何美國組織出兵海外，不能沒有國會的批准，J-SOC能這樣做，代表它是一支私人軍隊。」
「你看他們（美國人）的反應會怎樣呢？」
「我相信美國人會接受，自911事件以後，美國人變得歇斯底里，當一個國家變得歇斯底里，很多事情都會發生，在正常時期，這都會被反對，但在不正常時期，會藉口說為了國民而做，很多人都會說好，他們能容忍20年前不容忍的事情，因為，911把三億美國人的心理在一日之間改變。」
他說，J-SOC的部隊親身進入巴基斯坦一間屋搜捕拉登而不用導彈，因為要確定高牆下走來走去的目標人物，百分百是拉登本人。對他來說，獵殺拉登行動，震撼之處是它幾乎功敗垂成，「兩架極度現代化、幾乎沒有發出聲音的黑鷹直升機，其中一架撞牆墜落，靠另一架接載全隊隊員、拉登的屍體、其他囚犯、電腦硬件及證物，在爬升時一旦有誤，一切就此完蛋，那是一次幾乎失敗的行動，但最終沒有，而且，他們找到要找的人，現在已在印度洋海底某一個角落。」
從記者作為起點的老作家，因為看到一則關於無人駕駛飛機撞落阿富汗的新聞，好奇美軍怎樣找到遠方的目標人物，於是大量搜證研究美國情報工作，由它如何收集，誰人可以接觸到怎樣使用，都有系統了解，包括NSA的工作，以此寫成新小說。
在香港的訪問裏，Forsyth只提及J-SOC，還未講及TOSA。跟情報人員、間諜有聯繫的作家，回到倫敦30英里外的Buckinghamshire住宅後，記者再跟他講了一通電話。他說在J-SOC這個特種作戰司令部裏面，發現一個相信是從未曝光的250人小組，負責追查包括拉登等恐怖分子下落，小組織名叫TOSA（Technical Operations Support Activity）。
「在我的書以外，從未見任何人提及TOSA。有人告訴我，它隱晦得九成八美國軍事人員都從未聽過這個組織，基地是位於維珍尼亞北部，是一個很小部門。」建基於真實素材的小說，有關TOSA與J-SOC相關內容，不盡是事實，「但也可以是真的。」
已經有孫兒，養了三隻小狗一隻貓的老作家，在花園住宅裏，繼續簡單補充TOSA尋找恐怖分子的方法。他說，「這個負責追查恐怖分子下落的組織，會徵詢中央情報局（CIA）及國家安全局（NSA）調查員的意見，也會跟偵探追蹤罪犯一樣，誰人跟目標人物見面？誰人聽過與他有關的事情？在他上網或使用手機時截取的訊息有何重要發現？他的近況，包括他會否已經改名？正在哪裏睡覺？與甚麼人有關？綜合拼湊，最終得出他身處地方，確定目標建築物後，取得批准，就會發射火箭炮。」火箭炮，聽得活在普通世界的人不禁泛起黑色的微笑。
「你是怎樣發掘TOSA的，見過甚麼人？」記者問。
「就是生活在秘密情報世界裏的人，有些人，是絕不跟人說話的。」
「你是怎樣找到他們的？」
「我打電話給他們，出來傾談。」他能跟搜尋恐怖分子下落的情報人員對話。
「你也能跟恐怖分子對話嗎？」記者問。
「不會。恐怖分子不對話的，恐怖分子殺人。」電話裏的氣氛凝固了。


當年中英間諜是好友
對不熟悉的事情，無論問得多愚蠢，滿足好奇，是不能自控的天性。正如老作家說過，所有間諜，都是看似無知的。一切問題只有一個重點，就是為了知得更多。
「你能說你很了解間諜世界嗎？」
「我能說我所知的都很準確！」間諜情報工作並不危險，接觸不同資料來源的記者，有時身犯險境而不自知。在問題快要惹怒受訪的人之前，要懂得轉軚。40年前，Forsyth在德國漢堡接觸一個軍火犯罪首腦，「我的問題惹怒了他。」後來，他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叫他馬上離開，犯罪首腦正派人要來對他不利。
「我馬上飛奔到火車總站，跳上了正在開動的列車，最終是逃走了。」當年，他只有35歲。如電影一樣的生活，他寫過的小說，包括《The Day of the Jackal》和《The Odessa File》等，都被拍成電影，據說已有電影商有意開拍《The Kill List》。
「你也到過NSA位於馬利蘭州的總部嗎？」記者轉開話題。
「我見過，但沒有進入那些大廈裏。」他說，偌大的軍事基地，一幢一幢的樓層，全都是用來監聽世界通訊，但都是針對危害美英及西方國家安全的訊息，裏面有懂得世界各地方言的語言專家。凡涉及敏感字眼或組織，例如索馬里、也門、炸彈、或是阿爾蓋達，監聽機器就會自動切入，由軟件程式處理，像一條狗的追蹤着。
他不認同美國中情局前僱員斯諾登的洩密做法，對他來港尋求庇護，英國作家有這樣的看法：「我不認為他知道自己在做甚麼，甚至愚蠢有餘。他精通電腦，但對於真實世界，一竅不通。他極可能以為香港在共產中國之下，所以立場反美，我不相信他有一分鐘時間想過在中國之下的香港並不反美。……若不是（美國）有關文件出問題，始才救了他。我想，後來有人告訴他找錯藏身地方，他才立刻揀了往莫斯科的航班離開。」
電腦宅男，對真實世界未必通透。不遠行，在鍵盤前卻能飛奔千里。活在秘密情報世界裏的人，也有年代之分。Forsyth見證情報隱世隨着科技改變，「現在的間諜，都隱身在鍵盤前面，不停搜索，多沒趣。」他鬼馬地把臉拉得更長。
在35年前，他在香港見過工作身份更有趣的間諜。「1978年我在香港跟一個英國秘密情報主管晚飯，他帶我到一間廣東飯店，地點在九龍一個很不起眼的窄巷，連汽車都駛不進去。我們下車後步行，經過橡木做的門，由一個中國人把守，讓熟悉的鬼佬進入。那個有六呎高的店東是個東北滿洲人，兩個兒子也很高大健壯，我想，這個北京間諜首腦，不正應該是英國情報頭頭的敵人嗎？但英國朋友卻說：『不不不，他是我的好朋友啊。北京不是我的敵人。』我問那該誰是敵人？他說：『國民黨人』。」
香港已經走過殖民地時代了，當天走在文華與歷山大廈的室內天橋，他說得趣味盎然。「那時在香港的老國民黨員，不時派出舢舨小艇去反攻大陸，那不但徒勞無功，簡直瘋狂，大陸有十億人，他們在這裏卻只有200人。」
那時候，毛澤東剛過世兩年，中國被視為非常侵略性的共產國家，他說，上百個美國中央情報局、英國軍情六處的人員在香港有任務，國內情報人員在港有任務，而台灣情報人員在港也有任務。「北京的情報代表在香港扮好公民，開廣東酒樓，英女皇屬下的情報代表不在領事館裏卻去四處閒蕩。然而，他們都是好朋友啊。」同為共產政權的蘇俄與北京，你以為會同一陣線，偏偏兩者互不相容。
40多年前，正當美國傳媒鋪天蓋地報道越戰，Forsyth替BBC當特派員報道非洲比亞法拉（Biafra）與尼日利亞（Nigeria）戰事，半年後管理層要他撤離，跟絕大多數年輕記者一樣流着反叛的血液，他決定用自己的時間用自己的資源留守自己認為重要的新聞現場兩年，結果，他變了今天的作家。
「為甚麼由記者變成了小說家？」記者重新問一趟。在中環酒店、商場、街道走了一圈，老作家當日談得眉飛色舞，趕赴下一場聚會前，在文華那串穿越最少兩層樓高的永恒水晶燈旁，他踏着梯級回答：「簡單講，因為我當年身無分文，寫小說是為了賺錢。」「那不是搵錢的捷徑啊。」「簡直是愚蠢，就如賭一鋪，一百比一的下注，贏出機會，微乎其微，結果，我贏了。」跟年長的人說話有趣，因為他們本身就是一件事情的答案。要做心目中偉大或重要的事情，有時候必須甘於愚蠢。
世界有兩面，如小說一樣，一明一暗，我們有勇氣選擇自己想要的一面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