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繆對封城發展的10個預測:
區內分級隔離:
「在城裡,人們又把某些鼠疫特別猖撅的區同其他各區隔離開來,除了工作上絕對需要以外,任何人不得離開。住在這些隔離區裡的居民當然要認為這項措施是專門要使他們難堪,不管怎樣,對比之下,他們倒把其他各區的人,看成是自由的人了。反過來,後者一想到別人比他們更不自由時,在困難重重的時刻裡便會感到某種安慰:『還有比自己關得更嚴的人呢!』這句話總結了當時唯一可能有的希望。」
縱火:
「大約就在這一段時期裡,火災次數有所增加,特別在西城門那裡的娛樂中心地區。據調查,有些檢疫隔離完畢回家的人,由於遭到飛來橫禍,親人死亡,因而精神失常,縱火燒屋,幻想燒死瘟神。大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制止這種行動,因為這種縱火不斷發生,加上狂風助威,使一些地區經常處於危險之中。人們儘管提出證據說明當局採取的房屋消毒措施已足夠消除感染危險,但依舊無效,於是不得不頒佈極為嚴厲的刑法來對付那些無辜的縱火犯。」
監獄危機:
「根據統計,市監獄中的死亡率非常之高。這種想法當然不是沒有根據的,理由很明顯,瘟神打擊得最兇的對像似乎就是那些一向過著集體生活的人:士兵、修道士和囚犯。在監獄中,儘管其中有些在押犯是單獨監禁的,但仍不失為一個集體生活單位,明顯的證據就是在市監獄中無論看守人員或犯人都同樣有被瘟神攫走生命的。在瘟神的傲慢的眼裡,任何人,上至典獄長,下至最卑微的在押犯一概被判了刑。全監上下絕對公平,這也許還是第一次。」
授勳:
「在各種身份平等化的現象面前,當局試圖推行一種等級制度,設想出一套頒發勳章給執行任務期間死亡的看守人員的辦法,但仍解決不了問題。鑑於戒嚴令已經頒布,從某個角度看來,可以把監獄看守人員看作是動員入伍的軍人,因此對這些死去的人員追發軍功勳章。當然犯人對此不會提出任何抗議,但軍界卻不能同意,而且很有理由地指出,這樣做法可能會遺憾地使公眾思想產生混亂。他們提出的要求得到了同意,大家認為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給死去的看守人員改發抗疫勳章……在疫病流行期間,取得一枚這種性質的勳章實在是不足為奇的。結果是大家都不滿意。」
槍殺鎮暴:
「在這種情況下,再加上大風勁吹,可想而知,必然也在某些人心頭引起熊熊大火。深夜中城門又數度遭到襲擊,但這次衝殺的是手持武器的小組。雙方相互射擊,傷了幾個,逃出城去幾個。守衛加強了,動亂很快平息,但已足夠在城裡引起一股暴動之風,出現了一些暴力的場面。一些出於防疫原因而被焚或被封的房屋遭到了搶劫。當然很難斷定這些行為是否出於預謀。在大部分情況下,往往是一種突然出現的機會促使一些素來令人尊敬的人做出一些應受譴責的舉動,而且旁人立即群起效尤。比如:一所房子起火了,一些發狂的傢伙會當著痛苦得發呆的房主的面,衝進那熊熊烈火還在燃燒的房子中去。看到房主沒有反應,許多圍觀者也會學樣。於是在被火光映紅的陰暗街道上,只見許多黑影四處奔逃,這些影子在行將熄滅的火光映照下,肩上扛著各種物件和家具,一個個都變得奇形怪狀。由於發生這類事故,當局被迫把出現鼠疫的狀態當作戒嚴狀態來處理,並採用一切與此有關的法律。兩個盜竊犯被槍決,但這在人們心中是否產生效果頗令人懷疑,死人的事已司空見慣,處決兩個人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根本不會被注意到。說實在的,此類趁火打劫的場面經常重複出現,而當局似乎視而不見。」
草葬:
「一開始,葬禮就有一個特點:快速!一切手續悉行簡化,殯殮儀式一概取消。病人死時親屬都不在身邊,守屍禮節又被禁止,因此晚間死去的人只能獨自過夜,白晝死去的人則立即安葬。當然死者家屬是得到通知的,可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家屬是來不了的,因為如果他們曾在病人身旁呆過,則現在正接受檢疫隔離,如果不是和死者住在一起的,那也只能按規定的時間前來,所謂規定時間,那就是出發前往公墓的時間,那時屍體早已擦洗乾淨,被放入棺材。」
超葬:
「儘管當局取得這點成就,可是目前履行的手續使人感到不快,因此省府不得不禁止死者親友走近現場,只允許他們走到公墓門口,而且這還不是公開允准的,因為最後一項埋葬儀式已經有所變動。在公墓的盡頭,在一塊除了乳香黃連木,其他一無所有的空地上刨了兩個大坑,一個埋男屍,一個埋女屍。從這點看來,當局還是尊重禮儀的,只是過了很久以後,迫於形勢,方才連這最後一點廉恥之心也丟了:不分男女亂七八糟地往裡堆,什麼體統也不顧了。幸而這種後來發生的混亂現像出現在瘟疫已近尾聲的時候。我們現在報導的還是男女分坑時期的情況,那時省府對這一點還很重視。在兩個坑的底部堆著厚厚的一層生石灰,沸騰著,熱氣直冒。坑邊上生石灰堆得像座小山,無數氣泡就在流通的空氣中噗噗破裂。救護車運輸完畢,擔架排成行列抬了過來,讓赤裸的。微微彎曲的屍體滑到坑底,大致上還是一具接著一具排整齊。這時先覆蓋上一層石灰,然後掩土。泥土只覆蓋到一定高度為止,以便留下地方接待『新客』。」
失業與民役:
「要完成所有這些工作,這是需要人手的,可是人手看來隨時就要不足。這些護士和埋屍人員開始是公家僱傭的,後來是臨時湊起來的,其中許多人也死於鼠疫:不管免疫措施多麼嚴密,總有一天會傳染上。可是仔細想一下,最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在發生瘟疫的整個時期中,幹這一行的人始終沒有缺少過。最危急的時期是在疫情達到最高峰之前不久的那些日子,里厄醫生那時確實不能不擔憂了,因為無論是辦事人員或他稱之為乾粗活的人,都感到缺乏人手。可是等到鼠疫真正席捲全城時,那過度的危害反而帶來了方便,因為疫病破壞了全部經濟活動,造成了大量的失業者。一般情況下,無法從這些人中招募到辦事人員,但對幹粗活的人手卻不必擔心。從那時開始,貧困的力量超過了恐怖心理,尤其因為勞動報酬與危險程度成正比的緣故。衛生機構手頭就有一連串的申請工作者的名單,一等有了缺額,就馬上通知名單上開頭的幾個人,這些人除非在等待期間本人也成了缺額,否則是決不會不應召的。許久以來,省長一直猶豫著是否要動用判過有期或無期徒刑的囚犯來執行這項工作。但現在這一來,就可不必採取這個極端的辦法,因此只要失業者一日不斷,他就同意繼續採用目前這種辦法,以後再說。」
集體焚化:
「過不多久,人們不得不另作打算,擴充地盤。省府一紙公文徵用了永久出租墓地,將挖出的屍體全部送往火葬場焚化。不久,死於鼠疫的人的屍體也不得不送去燒掉了事。為此,城外東郊的舊焚屍爐又得利用起來。站崗的守衛線又往外挪了些,有一位市府職員提了一個意見,建議使用過去沿著海灘峭壁旁的道路行駛的電車來運屍——這些電車當時已被擱置一旁,停止行駛。這一來大大方便了行政當局的工作。於是便把電車的機車和拖車內的座位全部拆掉,把路線改道,通向焚屍爐,這樣焚屍爐便成了電車路線的終點站。」
非人化:
「到了鼠疫的第二階段,連記憶也已消失。並不是說他們忘了心上人的臉容,而是——其實結果也差不多——失去了心上人的肉體,他們在自己身體內部感覺不到心上人的存在。在最初幾個星期中,令他們怨恨的是懷中與之溫存的人只是個影兒,接下來的感覺是這個影兒愈來愈沒有血肉了,連記憶中的一絲顏色也已褪個乾淨。待到分別時間長了以後,他們已無法想像過去親身體驗過的卿卿我我的生活,甚至連過去曾有過一個生活在一起、隨時可用手觸摸到的人兒這一回事也感到不可思議起來。從這一點上來說,他們已進入鼠疫的境界,這境界越是平淡無奇,對他們的影響也越大。沒有一個人還有什麼崇高的情感,大家的情感都同樣平凡單調。
『該是收場的時候了,』市民們都這樣說。這樣說的原因,一方面是疫病橫行時盼望共同的苦難快點結束是很正常的事,另一方面是事實上他們也真是這樣盼望著的。但講這句話時,初期的衝動和怨氣已沒有了,只是腦筋還算清楚,但已脆弱無力。開始幾週內的野性十足的衝動已為一種沮喪情緒所代替,這種狀態如果當作是逆來順受當然不對,但也不能說不是一種暫時的認可。
我們的市民們已不再違抗,他們像人們所說的,已適應環境,因為除此以外,別無他法。當然他們帶著一副痛苦不幸的姿態,但已感覺不到它的煎熬。也有人,如里厄醫生,就認為這才是真正的不幸,習慣於絕望的處境比絕望的處境本身還要糟。以往這些別離者還不能算真正的不幸,他們的痛苦中還存在一線光明,現在連這一線光明也已消失。他們呆在路角上,咖啡館中,或是朋友家裡,靜悄悄的,心不在焉,眼裡帶著如此厭倦的神情,以致整座城市有了這樣一群人在裡面就像一間候車室。有工作的人幹起活來也和鼠疫的步態一樣:小心翼翼而又不露聲色,每個人都變得不驕不躁……瘟疫的呼嘯聲為那成千上萬的人痛苦地移動著的腳步聲打著節拍,永無盡期、沉悶難忍的街頭躑躅聲逐漸充滿全城,一晚又一晚,這種聲音無比陰沉地也無比忠實地體現了一種盲目的頑固情緒,它終於取代了我們心中的愛情。」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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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裡,人們又把某些鼠疫特別猖撅的區同其他各區隔離開來,除了工作上絕對需要以外,任何人不得離開。住在這些隔離區裡的居民當然要認為這項措施是專門要使他們難堪,不管怎樣,對比之下,他們倒把其他各區的人,看成是自由的人了。反過來,後者一想到別人比他們更不自由時,在困難重重的時刻裡便會感到某種安慰:『還有比自己關得更嚴的人呢!』這句話總結了當時唯一可能有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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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就在這一段時期裡,火災次數有所增加,特別在西城門那裡的娛樂中心地區。據調查,有些檢疫隔離完畢回家的人,由於遭到飛來橫禍,親人死亡,因而精神失常,縱火燒屋,幻想燒死瘟神。大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制止這種行動,因為這種縱火不斷發生,加上狂風助威,使一些地區經常處於危險之中。人們儘管提出證據說明當局採取的房屋消毒措施已足夠消除感染危險,但依舊無效,於是不得不頒佈極為嚴厲的刑法來對付那些無辜的縱火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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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種身份平等化的現象面前,當局試圖推行一種等級制度,設想出一套頒發勳章給執行任務期間死亡的看守人員的辦法,但仍解決不了問題。鑑於戒嚴令已經頒布,從某個角度看來,可以把監獄看守人員看作是動員入伍的軍人,因此對這些死去的人員追發軍功勳章。當然犯人對此不會提出任何抗議,但軍界卻不能同意,而且很有理由地指出,這樣做法可能會遺憾地使公眾思想產生混亂。他們提出的要求得到了同意,大家認為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給死去的看守人員改發抗疫勳章……在疫病流行期間,取得一枚這種性質的勳章實在是不足為奇的。結果是大家都不滿意。」
槍殺鎮暴:
「在這種情況下,再加上大風勁吹,可想而知,必然也在某些人心頭引起熊熊大火。深夜中城門又數度遭到襲擊,但這次衝殺的是手持武器的小組。雙方相互射擊,傷了幾個,逃出城去幾個。守衛加強了,動亂很快平息,但已足夠在城裡引起一股暴動之風,出現了一些暴力的場面。一些出於防疫原因而被焚或被封的房屋遭到了搶劫。當然很難斷定這些行為是否出於預謀。在大部分情況下,往往是一種突然出現的機會促使一些素來令人尊敬的人做出一些應受譴責的舉動,而且旁人立即群起效尤。比如:一所房子起火了,一些發狂的傢伙會當著痛苦得發呆的房主的面,衝進那熊熊烈火還在燃燒的房子中去。看到房主沒有反應,許多圍觀者也會學樣。於是在被火光映紅的陰暗街道上,只見許多黑影四處奔逃,這些影子在行將熄滅的火光映照下,肩上扛著各種物件和家具,一個個都變得奇形怪狀。由於發生這類事故,當局被迫把出現鼠疫的狀態當作戒嚴狀態來處理,並採用一切與此有關的法律。兩個盜竊犯被槍決,但這在人們心中是否產生效果頗令人懷疑,死人的事已司空見慣,處決兩個人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根本不會被注意到。說實在的,此類趁火打劫的場面經常重複出現,而當局似乎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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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葬禮就有一個特點:快速!一切手續悉行簡化,殯殮儀式一概取消。病人死時親屬都不在身邊,守屍禮節又被禁止,因此晚間死去的人只能獨自過夜,白晝死去的人則立即安葬。當然死者家屬是得到通知的,可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家屬是來不了的,因為如果他們曾在病人身旁呆過,則現在正接受檢疫隔離,如果不是和死者住在一起的,那也只能按規定的時間前來,所謂規定時間,那就是出發前往公墓的時間,那時屍體早已擦洗乾淨,被放入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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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與民役:
「要完成所有這些工作,這是需要人手的,可是人手看來隨時就要不足。這些護士和埋屍人員開始是公家僱傭的,後來是臨時湊起來的,其中許多人也死於鼠疫:不管免疫措施多麼嚴密,總有一天會傳染上。可是仔細想一下,最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在發生瘟疫的整個時期中,幹這一行的人始終沒有缺少過。最危急的時期是在疫情達到最高峰之前不久的那些日子,里厄醫生那時確實不能不擔憂了,因為無論是辦事人員或他稱之為乾粗活的人,都感到缺乏人手。可是等到鼠疫真正席捲全城時,那過度的危害反而帶來了方便,因為疫病破壞了全部經濟活動,造成了大量的失業者。一般情況下,無法從這些人中招募到辦事人員,但對幹粗活的人手卻不必擔心。從那時開始,貧困的力量超過了恐怖心理,尤其因為勞動報酬與危險程度成正比的緣故。衛生機構手頭就有一連串的申請工作者的名單,一等有了缺額,就馬上通知名單上開頭的幾個人,這些人除非在等待期間本人也成了缺額,否則是決不會不應召的。許久以來,省長一直猶豫著是否要動用判過有期或無期徒刑的囚犯來執行這項工作。但現在這一來,就可不必採取這個極端的辦法,因此只要失業者一日不斷,他就同意繼續採用目前這種辦法,以後再說。」
集體焚化:
「過不多久,人們不得不另作打算,擴充地盤。省府一紙公文徵用了永久出租墓地,將挖出的屍體全部送往火葬場焚化。不久,死於鼠疫的人的屍體也不得不送去燒掉了事。為此,城外東郊的舊焚屍爐又得利用起來。站崗的守衛線又往外挪了些,有一位市府職員提了一個意見,建議使用過去沿著海灘峭壁旁的道路行駛的電車來運屍——這些電車當時已被擱置一旁,停止行駛。這一來大大方便了行政當局的工作。於是便把電車的機車和拖車內的座位全部拆掉,把路線改道,通向焚屍爐,這樣焚屍爐便成了電車路線的終點站。」
非人化:
「到了鼠疫的第二階段,連記憶也已消失。並不是說他們忘了心上人的臉容,而是——其實結果也差不多——失去了心上人的肉體,他們在自己身體內部感覺不到心上人的存在。在最初幾個星期中,令他們怨恨的是懷中與之溫存的人只是個影兒,接下來的感覺是這個影兒愈來愈沒有血肉了,連記憶中的一絲顏色也已褪個乾淨。待到分別時間長了以後,他們已無法想像過去親身體驗過的卿卿我我的生活,甚至連過去曾有過一個生活在一起、隨時可用手觸摸到的人兒這一回事也感到不可思議起來。從這一點上來說,他們已進入鼠疫的境界,這境界越是平淡無奇,對他們的影響也越大。沒有一個人還有什麼崇高的情感,大家的情感都同樣平凡單調。
『該是收場的時候了,』市民們都這樣說。這樣說的原因,一方面是疫病橫行時盼望共同的苦難快點結束是很正常的事,另一方面是事實上他們也真是這樣盼望著的。但講這句話時,初期的衝動和怨氣已沒有了,只是腦筋還算清楚,但已脆弱無力。開始幾週內的野性十足的衝動已為一種沮喪情緒所代替,這種狀態如果當作是逆來順受當然不對,但也不能說不是一種暫時的認可。
我們的市民們已不再違抗,他們像人們所說的,已適應環境,因為除此以外,別無他法。當然他們帶著一副痛苦不幸的姿態,但已感覺不到它的煎熬。也有人,如里厄醫生,就認為這才是真正的不幸,習慣於絕望的處境比絕望的處境本身還要糟。以往這些別離者還不能算真正的不幸,他們的痛苦中還存在一線光明,現在連這一線光明也已消失。他們呆在路角上,咖啡館中,或是朋友家裡,靜悄悄的,心不在焉,眼裡帶著如此厭倦的神情,以致整座城市有了這樣一群人在裡面就像一間候車室。有工作的人幹起活來也和鼠疫的步態一樣:小心翼翼而又不露聲色,每個人都變得不驕不躁……瘟疫的呼嘯聲為那成千上萬的人痛苦地移動著的腳步聲打著節拍,永無盡期、沉悶難忍的街頭躑躅聲逐漸充滿全城,一晚又一晚,這種聲音無比陰沉地也無比忠實地體現了一種盲目的頑固情緒,它終於取代了我們心中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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