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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之所以把間接故意與直接故意的法律效果不做區別，也是在印證間接故意跟直接故意的主觀惡性是不分軒輊的。
《兩公約》的條文以及一般性意見等所有資料，都沒有指出《兩公約》所指「最嚴重犯罪」限於直接故意殺人。結果一些最高法院見解與某民間團體一直強調間接故意就不是《兩公約》所指「最嚴重犯罪」。若真按照這種邏輯，世界上絕對沒有最嚴重犯罪，因為我們總是可以在每個犯罪找到一些因子沒有達到最嚴重的程度。這種對兩公約的錯誤解讀居然還被反覆引用，真是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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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帶論，非常上訴不能加重被告的刑罰。在本案中，最多只能作為一種宣示，讓往後的判決不要再錯下去。
#刑法司律一試考題分析：EP5
#讀享周易刑事法
【109司律一試刑法第20題】
關於誣告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至警局謊稱自己遭到性侵，由於並未指定犯人，甲不成立任何犯罪
（B）甲誣告12歲之乙竊盜，由於乙尚無責任能力，因此甲不構成刑法第169條第1項誣告罪
（C）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罪之成立，以受誣告之人確因誣告受刑罰或懲戒處分為必要
（D）甲至地方檢察署一併誣告乙、丙、丁犯詐欺罪，依實務見解，甲僅成立一個誣告罪
【100律師一試刑法第4題】
有關誣告罪成立要件及其適用之理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為削弱商業對手之A公司競爭力，向該管檢察官誣告A公司逃漏營業稅，應構成誣告罪
（B）誣告行為，以虛偽之申告達於該管公務員時，罪即成立，縱於事後有撤回之舉，亦僅屬犯罪既遂後之息事行為
（C）由於誣告罪之設，乃用以保護國家審判權及懲戒權，故先後、分別向數機關，就同一虛構事實而為數次之舉報，仍僅成立一誣告罪
（D）成立誣告罪，以所告事實完全屬虛偽為必要，倘有局部為真，自難指其具有明知為偽而猶為構陷之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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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司律一試刑法第20題答案】（B）、（D）
【100律師一試刑法第4題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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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分析】
這兩題是司律一試測驗誣告罪蠻經典的題目，各有各的重點，所以老師把它放在一起講。
首先，什麼叫「誣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840號刑事判決指出：刑法誣告罪，所稱「虛構事實」，係指 #明知無此事實而故意捏造；若因出於誤信、誤解、誤認，或懷疑有此事實，或誇大其詞，或作為其訟爭上之攻擊、防禦方法，或目的在求判明是非曲直者，均不得謂為誣告。申言之，倘所申告之事實，#並非完全出於憑空捏造，或 #尚非全然無因，#只因所訴事實，#不能積極證明為虛偽，或 #因證據不充分，#致被控告之人不受追訴處罰，仍不得遽行反坐，以誣告論擬。
白話來說，誣告就是「虛構事實進而申告」。只不過，虛構的事實是否100％都要是假的，才會肯認誣告者有誣告故意？應該不能這樣講吧～～畢竟「虛構」可能局部為真，可能全部為假，都有可能，並不是說「只要有講一點點真話就沒有虛構事實」，而應該反過來說，以行為人是否確有「誣告故意」來判斷，如果是故意憑空捏造，那不管你講的有沒有事實在內，都算誣告。所以我覺得100律師那題的（D）選項才會是錯的。（至於要怎麼認定行為人是完全出於憑空捏造？這點就要看實務上怎麼證明啦！）
再者，行為人誣告時要有「意圖」，也就是使他人受刑事處分或懲戒之意圖。因此，如果自然人沒有受刑事處罰的能力（如109司律一試那題的（B）選項），行為人不會成立誣告罪。至於法人，學說認為係包含於「他人」概念內，故100律師那題的（A）選項才會是對的。可參考許澤天，刑法分則（下），2021年7月三版，頁570。
又條文規定的「意圖」是主觀要件，不以受誣告之人確因誣告受刑罰或懲戒處分為必要，故109司律一試那題的（C）選項錯誤。
此外，誣告罪為 #即成犯，一經向該管公務員提出不實申告時，犯罪即已既遂（參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6481號刑事判決），不會因為事後的息事行為而有影響，故100律師那題的（B）選項正確。
接下來是誣告罪的罪數認定。由於誣告罪保護的是國家法益，故應以國家法益受侵害的個數來認定罪數。最高法院49年度台上字第883號刑事判決也指出：以一狀誣告三人，衹犯 #一個誣告罪，無適用刑法第五十五條從一重處斷之餘地。因此，100律師那題的（C）選項正確、109司律一試那題的（D）選項正確。
附帶而論，109司律一試那題的（A）選項是錯的，不要忘記還有刑法第171條未指定犯人誣告罪！
＃神父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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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大致明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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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原本發函要求中華奧會，安排教練及選手搭商務艙，而且發了兩次，但是碰到了疫情，２０２１年３月９日，中華奧會依據「奧運組團工作小組會議」決議，去程採用全團包機的形式，用意在避免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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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５日，體育署和中華奧會簽訂契約變更議定書，內容為去程包機，非搭乘包機人員搭乘商務艙，回程則安排搭乘一般航班商務艙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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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蔡政府是有想要安排選手搭乘商務艙的，但是包機的方式是不可能每個人都坐上商務艙的，但可以看見，至少沒包機的選手大都搭乘商務艙，說蔡政府違背承諾，實在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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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就是包機內的座位安排問題，７月６日防疫協調官張煥禎召開行前防疫會議，此會議為線上會議，沒有會議記錄，參與者包括體育署、國訓中心、中華奧會等人，「考量防疫安全，建議選手安排在空間較大的經濟艙區域，採嚴格區隔分散安排，以避免傳染．嗣於７月７日中華奧會召開『我國參加第３２屆２０２０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組團專案小組第５次會議』討論通過，為確保選手健康安全，以空間較大的區域，分散座位，降低代表團間近距離接觸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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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７日的會議紀錄內容為「機上座位共計商務艙３６個、經濟艙２６７個，依據防疫協調官建議將採取菁英選手乘坐經濟艙第一排、彼此間隔兩個位置，且後兩排淨空方式辦理．其他代表團員以運動項目別區分座位區，防護員、物理治療師、國訓人員、奧會人員亦皆分區域分開乘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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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張煥禎受訪表示，「他的確是此次東奧代表團的防疫協調官，但只有參加過一場防疫會議，時間是不是７月６日要再確認．他說，自從擔任防疫協調官以來，從頭到尾都沒有提過經濟艙或商務艙的問題，只談過如何避免選手被隔離，後來體育署怎麼決定他也無法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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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規定，若機上有確診者，前後兩排乘客都必須隔離，因此這次讓選手安排坐在經濟艙前艙，且旁邊無人、前後排無人是國際慣例，跟是不是經濟艙或商務艙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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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否和會議記錄上相違背呢？答案可能是不相違背，他可能話說一半，當提出「避免選手被隔離」，避免被隔離就是前後左右要保持沒有人的梅花座，理所當然就會導致「只有經濟艙能達成此需求」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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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煥禎雖然曾涉逃漏稅，但仍是醫師身分，而參與線上會議還有國訓中心、體育署其他專業人才在，至少我們可以知道，體育署長說的「３６個商務艙是隔一起坐，因為防疫協調官建議，選手旁邊若坐其他人，一旦染疫會整個受影響，當時才接受協調官的建議，把選手前面後面左右安排全部沒人，不會影響選手，也不會影響別人，當時是以安全為最大考量」並非無稽之談，而且他是認真考慮防疫官的意見產生的共同討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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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道理很簡單，周圍的一名選手確診，其他選手必須被隔離，最好的方式，就是確保選手周圍都沒人，這樣安排還間隔２個位置，分的更開，至少在會議紀錄上是認真討論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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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選手和非選手又要分區，「防護員、物理治療師、國訓人員、奧會人員亦皆分區域分開乘坐．」人少的一方自然分到商務艙，人多的一方又要梅花座，自然分到經濟艙，商務艙緊鄰，沒有梅花座的問題，防疫的角度來看，自然是風險高的坐一起，與風險低的分散坐區隔比較洽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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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認為，這個張煥禎醫師，為了想坐商務艙，或者，想讓６個官員坐商務艙，所以編出了這麼一套把戲，然後防疫只是藉口，故意犧牲運動員，這也太超乎常理，壞人做壞事也要考慮代價，如果只為了一架班次商務艙的利益，動輒召開會議，修改辦法，然後還要背著冒犯一干運動員的風險，又要精心計算，設想一個不一定能成功的梗，迂迴婉轉地達到目的，這若不是太蠢，就是太壞，其他人若要懷疑，應該查查參與決策者是否有其他醫療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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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神父覺得最誇張的是，總統居然要因為這件事道歉，只為了選手坐到經濟艙，依此邏輯，敗燈不知道要道歉幾次，不管其他寫手名家怎麼凹，正例變成反例，美國奧委會也是提供一張經濟艙機票，然後要升級就是自己出錢，或者依靠民間或協會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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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rticular ERA (Equality in Row Assignment) appears to be a nation-by-nation battle. USOC communications chief Patrick Sandusky said U.S. teams, regardless of sport or gender, are given one economy-class ticket per athlete, coach and official. (U.S. teams fly on official sponsor United Airlines.) Individuals can choose to upgrade on their own dime if they wish,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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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ｍ Ｅｓｐ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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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金牌選手會不會坐到經濟艙？答案是會的，美國拿下金牌的男子冰壺隊選手，回程時，想升等，被拒絕，過往，你也會看到一些奧運花絮，例如有許多選手在經濟艙上面載歌載舞，在旅途上苦中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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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有人說難道ＬｂＪ會去坐經濟艙嗎？這我不知道，不過至少，美國男子籃球隊，在前幾年前往西班牙的班機上，坐的也是一般的座位，你會看到一眉道人把自己塞在一個小位子上，然後Kyrie Irving摸著陽春的把手，還有其他人因為腳太長，位子不夠寬，所以乾脆腳擱著扶手，直接踩在前面的牆壁上，留下大大的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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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你會找到更多選手搭商務艙的例子，但是他們就是一般飛機成功升等，這一點，台灣如果不是包機的情況，其他人也可以做到，而且還是政府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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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沒有讓包機以外的選手坐商務艙？有，一開始的規劃也是坐商務艙，包括戴資穎，但是遇到包機的情況，就沒有辦法，我認為包機模式選手坐經濟艙是完全沒有問題可言的，教練和其他人員分區坐商務艙，也沒有問題，唯一有問題的就是６個官員，也許他們不應該上包機，去坐另一班，這樣這個莫比烏斯之環就可以解決了，但我不確定選手和教練下機以後，不用一個官員還是奧會代表去跟當地組織接洽，或者，隊醫們會懂這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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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包機本身就是優越的待遇，不只包機，醫生還建議行李箱準備一堆防疫物品，酒精、肥皂、Ｎ９５口罩、濕紙巾、體溫計，其他還有指紋式的鎖、吹風機、集流器、水壺、帽子、太陽眼鏡、扇子、迷你真空壓縮器、旅行壁櫥，我不認為有多少國家可以做到這個程度，至於你包機又要坐商務艙進行梅花座，這根本強人所難也不切實際，沒包機的商務艙會勝過有梅花座隔絕一般旅客的經濟艙嗎？我可不這麼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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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起事件，你可以說體育署溝通不足，雖有行前說明會說明，請教練轉達給選手，但仍然有選手不知道，你也可以說中華奧會和體育協會過於惡名昭彰，所以導致這個事情被不當歸因，但是搞到總統得出來道歉，官員要下台，這就有點太過了，而至於群眾開始用有色眼光來檢視所有選手居住地、便當盒，這根本就是大家來找碴的遊戲，心中有定見，看什麼都有問題，連大倉東京酒店的便當，都能貶低的一文不值，說是便利商店的便當，又稱什麼不營養，不符合選手需求，實在莫名其妙，到時候送的是低卡路里的便當，會不會又正中他們下懷，稱這是窮人吃窮酸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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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或是拿選手的居住地做文章，說住的地方只有三星，價格只有三千塊，更有勝著，拿著ＰＴＴ搜出來的烏干達、中國隊住海景飯店，多豪華，台灣選手只能住骯髒破爛的飯店，把三星經過東奧防疫認證的房間，貶得一文不值，中國人喜好奢華，認為住房間越大越爽就好，那樣的地方離場館的距離，開車要一小時半，這會比只要８分鐘就能到場館練習的旅館好嗎？如果是對於一名立志要奪牌的選手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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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說，台灣有些人的觀念和中國人挺像的，而這樣捧中貶台的風潮，跟蘇啟誠大阪事件挺像的，一群瘋狂究責大阪辦事處，說中國有派車到關西機場，台灣沒有，然後因為現場民眾自我中心的解讀「聽到辦事處一聲冷笑」，又有ＰＴＴ上的人傳了一堆中國的假訊息，拿中國派１５量巴士對照大阪辦事處的公告相對比，結果，被證實是假的，中國根本沒巴士，害的官員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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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於有名嘴說，難道不能找又近又豪華的飯店嗎？神父必須說，這還真的不簡單，你去搜尋東奧場館附近的旅館，就多是３０００元左右的價格，而合格的認證的防疫旅館，並不多，更別提還會有其他國家去搶，拿幾張照片對比估狗來的商業照，中國海景新聞照根本是一種混淆視聽的做法，就跟昔日拿中國辦事處的公告，來比較大阪處的公告一樣，牛頭不對馬嘴，挑起人心的相對剝奪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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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泛本土派或者台派來說，有不少人是義憤填膺的，可以理解他們對於體協的沉痾，與對運動員的憐憫，然而，如果不考量「謠言的沃土」，終究只會讓問題失去焦點，清不到體制內的毒瘤，反而看到本土政權被清算，外頭的人眾口鑠金，是一回事，如果裏頭的人全盤接受，而沒有一點反駁的聲音，那就只剩下單方面的說法而已，事情好像無可挽回，只因為一群人決定了「就是那樣」，曾參殺人，就算三個人說他殺，依舊不會有信度，就算一群中姦選民說他殺，他依舊無法構成真實的一點邊，但若曾母相信了，那曾參大概就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這屬於被命定的真實，是「造真」而非「求真」，而，事實是如此嗎？我不這麼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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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看到台灣政府，顯得如此脆弱而且卑微，如果這就是要改變體制的力量，我只看到這股力量被稀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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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決策，由中華奧會提出，體育署以防疫角度考量處理，高規格的防疫導致包機座位分配的問題，溝通不足造成選手誤解，又，中華奧會和體協過往的事蹟，使人們印象惡劣，這使得一個防疫的安排，被解讀成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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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只要政界和商界的裙帶關係，取代專業任命，這樣的事會層出不窮，因為這些人本身沒有信度，到哪都無法取信於人，又依靠裙帶關係添居大位，平時不正常的事做多了，導致連正常的事都會因他們參與而被視為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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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人的惡名，卻由執政黨來背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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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會協會乃民間團體，政府就算不能直接介入，但就算是協會，仍然必須服膺人民團體法相關法規，日前修出國體法，第二十七條開宗明義就指出「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華奧會）為法人，係經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以下簡稱國際奧會）承認之我國奧會代表。中華奧會之組織、任務及成立宗旨，應符合奧林匹克憲章，並受中華民國法律之規範。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三個月內，中華奧會應檢具會章、委員名冊及年會會議紀錄，報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登記，發給法人登記證書；其解散，應報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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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三十九條則針對體協明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擔任特定體育團體之理事長（會長）、秘書長：
一、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二、受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三、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
四、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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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依靠政商關係擔任的奧委會長、協會理事長，顯然，現行仍不足以切斷政商任命，既然如此，立委諸公不如修得更嚴格些，針對各協會理事長排黑條款，加更高的門檻，例如不用加什麼但書「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也不用「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凡有案底者，一律不得擔任理事長、秘書長，乃至於延伸至奧會會長，畢竟奧會會長，代表國家和國際進行對外聯繫，更應該要有使命感以及有更高的道德標準檢驗，而奧會會長只有一位，這樣的改革影響範圍小，對於本次事件的因素之一－社會觀感和主席信度問題，也較為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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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政客和商人與一般人的區別，也就差別在有沒有案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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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對於奧會會長以及協會理事長，最基本的沒有犯罪經歷的要求，應該是最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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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問題，名譽解決，觀感問題，觀感解決，政治問題，政治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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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梭說，「天生萬物是美好的，一經人手就變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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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不只適用在人們怎麼看這個防疫安排下的經濟艙中，也適用隨同上機的官員和會長們給人的觀感，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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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的完成 感謝 ＃變態小松鼠 ＃名為變態的紳士 ＴＯＭＯＹＯ的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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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神父的菸 敲開認知的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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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送中義務律師】
自從反送中運動開始，沒有香港人睡得好。
有一班義務律師，不但睡不好，而且「無得瞓」。每個週末傍晚開始，一接到電話，裙拉褲甩支援被捕者，在開始保釋他們的48小時，電話隨時會響，基本上都不能熟睡。
蔡梓蘊律師（Olga）便是其中之一。她是一位90後，算是年輕一代的律師。她形容，「過去一個月是我一生人通頂的總和……不過我唔想錯過可以幫助每一位被捕者嘅機會，比起前線面對刑責的人，我的付出很微不足道。」
她代表過指控警方全裸搜身的呂小姐（化名），那天當事人於 #metoo 集會站在台上迎來紫色鎂光燈，有她在旁露臉支持。
當前線幫助保釋的律師不夠人，她又挺身補位。穿梳於大大小小的警署，遇過警方多番阻礙，認為警方在削弱市民獲得法律諮詢的權利。「警方是執法者，當他們不尊重法律，甚至凌駕法律，而當權者更加縱容他們，我們做律師其實很憤怒。」
過去三個月，她接觸無數前線示威者，「（被捕者）好不容易見到律師，第一句永遠唔係講自己，係問『其他手足點？』。你其實已經比人拉咗，但點解仲會關顧他人多於自己？」
每次想到此，她都會義不容辭，願意站前多一點點，出席記者會，擔任義務律師。「我份人很普通，我都會害怕。我不是故意高調，而是有些事情是正確的，我就要去做，這不是一個香港人應該要做的事嗎？」
基本法第三十五條列明：「香港居民有權得到秘密法律諮詢、向法院提起訴訟、選擇律師及時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或在法庭上為其代理和獲得司法補救。
基本法第二十八條列明：「香港居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香港居民不受任意或非法逮捕、拘留、監禁。禁止任意或非法搜查居民的身體、剝奪或限制居民的人身自由。」
對於她來說，那份修來不易的專業，那些熟讀的法律條文，到了今天，是為了幫香港人爭取一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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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兩名在日本語文學校就讀的台灣女學生林芷瀅、朱立婕，被發現遭殺害於宿舍，因犯罪行為發生於我國境外、不受我《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的保障，成了司法保護網的死角。距受害事件即將一周年，今日立法院司法委員會審查林佳龍等提「犯罪被害人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另外，林佳龍也連署丁守中的提案，犯罪被害人補償金中殯葬費於20萬元以內者，不必檢具憑證，法務部即逕行核准，優先核發給遺屬。
本次犯保法已在司法委員會完成修法，待立法院三讀通過後，有關境外國人被害身亡，只要被害人於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其遺屬得申請扶助金20萬，並將此項修正溯及一百年十二月九日以後死亡者，也將適用於今年初二位日本遇害女學生個案。
犯保法從制定到現在近15年，林佳龍認為，社會大眾普遍認為犯保法保在障人權上是空有其法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多數被害人以自己的生命、身體與健康付出慘痛的代價，以喚起犯保法要不斷的修改，他也了解法務部認為犯保法的修正涉及法律體系很大變革，如果沒有大的翻修無法符合社會的期待。林佳龍當場要求法務部陳明堂次長允諾明年九月將犯保法整體修正草案送立法院審議，並做成委員會決議通過。法務部也表達將遵循決議，盡速完成。
行政院所提犯保法修正草案，對於海外因國人故意殺害國人，其家屬才得以申請扶助金20萬。林佳龍表示，認同法務部於現行補償機制外創設「扶助金」制度，但「為德不卒」，需要國人殺害國人才得申請國家奧援，這完全與國家維護國民責任的精神相違背，實在不應以加害人為中華民國國民為限。林佳龍也提出修正動議，修正加害人不以中華民國國民為限，並獲得委員會通過。
本次犯保法已在司法委員會完成修法，待立法院三讀通過後，有關境外國人被害身亡，只要被害人於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其遺屬得申請扶助金20萬，並將此項修正溯及一百年十二月九日以後死亡者，也將適用於今年初二位日本遇害女學生個案。
台中民間社團在2013年1月5日，距離日本女學生遇害事件發生屆滿一年，而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的修正案也已經在立法院司法委員會審查通過，在台中市文英館舉辦「百合條款音樂會」，用音樂傳達此件心痛的事故帶給社會的深入反省與法律制度的檢討。
林佳龍指出，外國人在台灣都列入境內的保護，我國國民在國外受害卻沒有列入保護，除了司法保護網的死角外，也涉及行政作為，政府以公權力不夠或以權限為由互踢皮球，採消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顯露出行政部門各自為政，無法苦民所苦的官僚氣息。林佳龍在自己的提案增列駐外單位的協力義務，也修正行政院版條文，增列相關機關與相關駐外單位應提供必要之協助，及主動告知其相關權益，促使外交部與相關駐外單位扮演為轄外國人服務角色，主動提供必要協力。
當受害事件發生後，媒體若在毫無根據下錯誤報導，對痛失親人的家屬來說，是一種二度傷害，也無法還給受害者一個清白。林佳龍提出修正草案課與媒體責任維護被害人隱私權，審查會也通過對行政院版修正。未來被害人或其親屬如認為媒體報導有錯誤時，得於報導播送或刊登之日起15日內要求更正。媒體應於接到要求後15日內在該報導播送之原節目或同一時段之節目或刊登報導之同一刊物同一版面加以更正。若被害人或其遺屬因媒體報導受有損害，媒體及其負責人員有關人員應依相關法律規定負民事、刑事及行政責任。
另外，林佳龍也連署丁守中的提案，犯罪被害人補償金中殯葬費於20萬元以內者，不必檢具憑證，法務部即逕行核准，優先核發給遺屬，法務部相關單位也要主動告知遺屬應有的權益。
這一修法林佳龍稱為「百合條款」，即是以二為受害者之一林芷瀅的日文名字來為這次修法定名。林佳龍表示，這是讓這起事件被害人的犧牲能有所代價，同時也讓未來在境外因犯罪而被害的台灣人民都能得到政府應有的體恤與補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