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行政處分一般處分舉例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立法院新（第四）會期今天正式展開，行政院提出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2兆2,391億元，歲出2兆2,621億元，預計融資財源調度1,190億元，其中舉債690億元加上移用歲計賸餘500億元。國民黨團今天上午召開記者會，針對行政院送到立法院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項目中，發現其中有貓膩，表面上遵守「零基預算」精神，實際上卻是「先減法、後加法」編列預算，其中特別預算編列龐大，蔡政府執政5年下來超過4千億元舉債，國人平均每人負擔債務增加到每人24.8萬元，政府潛藏債務也從105年度的17兆8,564億元，增加到109年度的18兆4,534億元，增加了6千多億元。顯見行政院送到立法院的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未經過仔細思考，國民黨團質疑是否蘇貞昌院長意識到在位不久，政府預算也就胡亂編列？國民黨團誠懇呼籲蘇貞昌院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應當兢兢業業。

總召費鴻泰表示，行政院對外宣稱，連續4年預算均有賸餘，有歲計賸餘可用主要來源是每年增加證交稅稅收而來；此外，政府不斷對外宣稱預算編列是以「零基預算」的精神編列，但費鴻泰指出，這麼多年來中央政府總預算根本就沒有落實「零基預算」，都是以「先減法、後加法」的方式編列，在一般公務預算看來均四平八穩，實際上絕大部分都透過特別預算在用錢，自從蔡政府上台後5年內，光是編列特別預算就花了納稅人1兆9272億元，分別用於：前瞻基礎建設8,400億元、新式戰機採購2,472億元、新冠肺炎紓困振興8,400億元，近期國防部還要編列2千億元購買新式飛彈特別預算，實際上會超過2兆元特別預算，平均5年下來超過4千億元舉債。

費鴻泰表示，前瞻基礎建設8,400億元中，包含了治水預算，但地方旱災和淹水狀況越來越嚴重，國民黨團會在相關委員會檢討前瞻基礎建設，關於治水預算使用情形，到底那些只是表面美化工程或是綁樁工程。費鴻泰指出，從105年開始，國人平均每人負擔債務23.2萬元，到今年110年度8月底為止，增加到每人24.8萬元，多增加16,000元。政府潛藏債務也從105年度的17兆8,564億元，到109年度的18兆4,534億元，增加了6千多億元。

關於疫苗採購部分，自購疫苗(含高端)合計2581萬劑，加上民間捐贈1500萬劑疫苗，共計4081萬劑，實際政府自購到貨量卻只有620萬劑到貨，到貨率僅24.02%，世界各國都已經開始展開第3劑疫苗施打，各國都預計追打第三劑疫苗，國人要打第三劑至少還要有6000萬劑疫苗，現在政府的疫苗採購數遠遠不足全民的需求。費鴻泰指出，中央政府總預算去年編列購買疫苗340億元，今年僅編列在衛福部公務預算在內100億元，440億元要讓國人施打到第三劑，顯然預算嚴重不足，費鴻泰質疑，從預算中可以看得出來，蔡政府並沒有打算讓國人施打第三劑疫苗。萬一新型變種病毒如Delta入侵台灣，顯然政府沒有超前部署的意思，至於明後年的疫苗採購，根本還不列入在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中，國民黨團會針對疫苗採購部分會做出幾項主決議，加強監督。

其次關於數位身分證預算部分，費鴻泰指出，各黨團對於數位身分證的換發，仍未取得共識，立法院與行政院同樣也未有共識而暫緩研議，但內政部竟然仍編列1億多元，國民黨團主張有侵害人權之虞的預算，全數歸零。費鴻泰指出，根據上述舉例相關預算，顯見行政院送到立法院的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未經過仔細思考，是否蘇貞昌院長意識到在位不久，明年預算未必由他負責，因此隨便胡編？國民黨團誠懇呼籲蘇貞昌院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應當兢兢業業。

藍委曾銘宗表示，中央政府總預算編列了2兆2,621億元，根據行政院編列原則根據簡報內容分別為「拚經濟、顧安全、創機會」為施政主軸，尤其在顧安全的部分，顯然是針對因應國家當前發展需要，國防部111年度公務預算編列了3,726億元，新式戰機特別預算編列了401億元，連同非營業特種基金590億元，合計4,717億元，國民黨團充分支持國防預算，以因應國家發展需要顧及國家安全，但是根據審計部查核109年度各機關各項支出，發現在5院30多個部會中，有21項經費缺乏效率，各部會必須檢討處分，其中國防部就佔了15項，包括了：國防部參謀本部資通電軍指揮部辦理某專案、國防部陸軍司令部、十軍團辦理職務宿舍新建工程、陸軍後勤指揮部辦理國軍油料管理等等，國防部處分相關人員記大過有182人，國民黨呼籲國防部不要浪費國人的納稅錢，必須用在刀口上，發揮更大的財政效益，國民黨團支持國防預算，也會要求審計部嚴加審查，以確保國家安全。

關於勞保缺口部分，曾銘宗指出，明年政府撥補300億元根本就是杯水車薪、嚴重不足，勞保潛在負債到去年底高達10兆8469億元：今年勞保預估財務情況，支出大於收入，今年不足479億元，明年擴大到795億元、113年擴大到988億元、114年擴大到1,425億元，到115年勞保就將破產，達到負的834億元。曾銘宗指出，109年政府撥補200億元，今年撥補220億元，明年撥補300億元用來填補勞保缺口，但攸關1千萬勞工權益，面對115年勞保即將破產，政府僅撥補300億元，而勞動部長許銘春在立法院質詢時也表示，政府至少每年要撥補1千億元，才能減緩勞保缺口，政府怎麼在111年度只編列300億元？

曾銘宗表示，去年11月12日在質詢行政院長蘇貞昌時他明白宣示：「勞保，政府將負最後支付責任，不會讓勞保倒！」同時也承諾勞保改革方案將送到立法院，決不會拖到2024年，但是到現在還是沒看到行政院的勞保改革方案，曾銘宗質問行政院，勞保改革方案甚麼時候會送到立法院？每年是否願意撥補1,000億元補上勞保缺口？蔡政府必須說清楚、講明白！

同盟國是什麼？同盟國與ROC政權之間的關係？ https://wp.me/pd1HGm-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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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EP23重點整理】 台澎小堅果

時間：7/10（六) pm8

講者：臺澎國際法法理建國連線創辦人－黃聖峰 ＋皮筋兒

主題：

1. 同盟國是什麼？

2. 同盟國與ROC政權之間的關係？

3. 如果ROC政權與PRC政權簽訂和平協議，假設ROC政權併入PRC政權而消失，那台澎的盟佔代管機構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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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盟國是什麼？
同盟國當初怎麼出現的？扮演什麼角色？但因為它的中文翻譯有個「國」、讓人以為是法人，這其實都是文字造成的誤解。同盟國的英文是 Allied Powers，這個 s 是複數，意指由很多國家組成的軍事同盟。

在1941年，針對法西斯主義（納粹德國）以及軍國主義（義大利、日本帝國）等等的侵略，一開始是由26個國家集合起來合作簽署這份聯合國家宣言（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這些簽署多邊國家條約的國家彼此之間達成協議，在軍事上合作約定來對抗共同敵人。

同盟國只是軍事政治結盟並不是國際組織喔！也不是法人喔！也沒有組織架構！

聯合國則是二戰結束後組成的國際組織，具有國際組織法人格，聯合國憲章就是組織章程，加入的成員必須簽署並遵守組織章程。

同盟國成員基於法律上平等原則共同建立軍事同盟，彼此地位平等，這些國家建立起來的軍事同盟，這之中不一定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其中還有大英國協的自治領喔！例如加拿大、澳洲等。

我們在看到同盟國的行動時，要知道這是所有成員的行動集合。每一個成員都有其獨立性，是基於共同目標進行軍事合作。關於戰區分配、軍事戰略合作等等就是彼此一起協調，達成合意後而作出共同決定。

那什麼是盟軍？只要是加入同盟國的這些成員（國家或政治實體），他們的軍隊在執行與軍事同盟目的有關的軍事行動任務時，就是盟軍、同盟國軍隊。

「同盟國軍隊」指的是參與同盟國這個軍事同盟的各個成員的軍隊。盟軍成員的軍隊必須聽命於各盟軍成員。

本質上這些軍隊仍舊是參與同盟國成員的軍隊，只是在執行同盟國任務時取得盟軍的身分。像美軍在二戰執行同盟國的任務時，它的身分會是美軍也同時會是盟軍身分。

這些盟軍成員的軍隊彼此基於聯合國家宣言互相協助，並在執行同盟國任務時同時多了盟軍身分。

任何以軍事同盟名義執行的行動，本質是參與同盟國的各個成員行動的集合。就像二戰美軍執行同盟國任務打日本時，這個過程中美國軍事行動跟策略，法律上的效力會向上延伸到所有同盟國成員。

原則上，同盟國這個軍事同盟要對所有盟軍的行為負責，而加入同盟國的所有成員也要為此負責，但在責任追究上，最終仍舊會回歸到實際做出該行動的成員身上。

所以才會說每一個參與成員的獨立性是存在的，同盟國的行動是所有成員行動的集結。如果同盟國是法人，責任會規屬於該法人。一旦法人解散了，就找不到對象可以負責。但情況不是這樣。由於同盟國不是法人，如果有哪個盟軍成員出問題，追究責任時不會「只是」停留在同盟國這個軍事同盟上，而是可以追究到實際發生問題的成員身上。

同盟國要執行哪些任務，原則上也必須是經由相關成員討論好才會執行，所以每個成員當然多多少少要對任務造成的結果負些責任，但最終責任還是由實際造成結果的成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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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盟國與ROC政權之間的關係？
同盟國陣營眼中的中國代表政府是以蔣介石為首的ROC政權。

軸心國陣營眼中的中國代表政府則是汪精衛在中國南京成立的ROC政權。

在國際法上，蔣介石這個ROC政權才會是國際承認的中國合法政府。

而1937年日本把中國南京拿下來還佔領下來，日本扶持的汪精衛這個ROC政權本身是由佔領者在佔領地扶植成立的政權，在法律定性上會認定傀儡政權。在國際法上是不會得到承認的，因為傀儡政府沒辦法展現一個主權國家必須具備的獨立自主性。

這張圖說明了「同盟國（軍事同盟）」、「盟軍成員（軍事同盟參與者）」、「盟佔代管（軍事同盟參與者共同授權特定對象代全體參與者實施的佔領及管理）」之間的關係。

蔣介石代表的ROC政權就是當時同盟國軍事同盟中所有成員認定的中國合法政府。當日本投降，舊金山和約還沒簽時，1945.9.2《降伏文書》簽署當天，盟軍總部發布《指令第一號》裡面的附件《一般命令第一號》有指派蔣介石的ROC政權代表盟軍全體來台受降並軍事占領台澎。

《一般命令第一號》寫得很清楚就是同盟國分區佔領日本的軍事安排。

ROC政權履行盟軍的任務，在1945.10.25在台北辦受降典禮，同時「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這一天開始運作。提醒大家，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中的「台灣省」這三個字，看起來很像是ROC政權想代表的中國中的內部組織。但它其實是為了執行盟佔代管任務所成立的機構，所行使的權限是同盟國所有成員所授予的權限，並不是中國自己的權限，有權佔領戰敗國日本領土的是同盟國所有成員。任何為了佔領成立的機構，無論是那個國家、編制如何，這個機構在法律上的性質就是盟佔機構。

換句話說，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這個盟佔代管機構的職權是獨立於ROC政權代表的中國之外的。ROC政權就是盟軍全體成員的「代理人」的身分，即使它故意將成立的機構名稱裡加上「台灣省」也沒辦法改變盟佔代管機構的本質。

補充聖峰在社群提過的：

蔣介石（同盟國成員Ｘ的軍事將領）被指派代表盟軍到台澎受降，之後在台澎成立軍事佔領機構Ａ實施軍事佔領，這個軍事佔領機構Ａ在實施軍事佔領時，可以運用同盟國任何一個成員的軍隊，只是因為蔣介石是同盟國成員Ｘ的軍事將領，所以蔣介石使用同盟國成員Ｘ的軍隊。

真正具有佔領權限的單位，是蔣介石在盟軍全體成員授權下在台澎成立的「為盟軍全體成員實施軍事佔領的」軍事佔領機構Ａ，而不是蔣介石所屬同盟國成員Ｘ的軍隊。

所以假設：

1.同盟國成員Ｘ的軍隊政變另立軍事政府，與ROC執政黨對立，則此新的軍事政府/組織還有依據《一般命令第一號》佔領台澎的權力嗎？

答：佔領台澎的權限在軍事佔領機構Ａ，不在派員運作軍事佔領機構Ａ的同盟國成員Ｘ的政府，所以即使同盟國成員Ｘ內部出現有別於原中央政府ａ的其他政權ｂ，政權ｂ也不會因此取得佔領台澎的權力。

2.ROC將軍隊裁撤，ROC政權可以代表盟軍佔領台澎嗎？

答：軍事佔領機構Ａ可以運用任何盟軍成員的軍隊，同盟國成員Ｘ的軍隊裁撤，軍事佔領機構Ａ可以使用同盟國成員Ｙ的軍隊。

「軍事佔領是幹嘛用的、在什麼狀況下才會結束？」是國際社會長期運作之下形成的慣例規則，不是由英國內閣的報告來決定，也不是由美國國務院的發言來決定。

這就好比我說：在台澎殺人（依照目前治理台澎的治理當局的刑法規定）可能會被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此時，之所以在台澎殺人會被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不是因為「我」這麼說，而是因為目前治理台澎的治理當局的刑法如此規定。

同理，美國國務院提到ROC政權在代表盟軍受降之後合法治理台澎，英國內閣提到軍事佔領要在戰後最終處置確定才結束、就只是相關國家在闡述「（依照國際法及國際慣例）軍事佔領會以什麼方式開始、在什麼狀況下才會結束」，而不是因為他們這麼說，軍事佔領才有這樣的作用、才會那樣結束。

「軍事佔領的作用，是在戰爭正式結束，戰後相關處置確定前，維持被佔領地區的正常運作」，這是國際社會數百年來進行大大小小成千上萬次的戰爭所形成的規則、慣例。

所以，在戰後最終處置確定前，軍事佔領不會結束。

另外，由於軍事佔領本來就只是「最終處置確定前，維持相關地區在正常運作狀態」的「手段」，所以，規範軍事佔領要如何進行的《一般命令第一號》當然不會有決定台澎戰後最終處置的效果。

至於佔領何時會結束，取決於最後處置何時確定。

實施軍事佔領的命令本來就不會特別寫何時結束，因為在下命令的當下沒有人知道最終處置何時才能確定。

因此，實施軍事佔領的命令一定都是有開始時點，沒有結束時點的命令。

至於《舊金山和約》第六條指的是「《舊金山和約》生效時『日本』的軍事佔領」該怎麼結束，由於台澎在《舊金山和約》生效時，已經不是「日本」的一部份，規範《舊金山和約》生效時的「日本」的軍事佔領何時結束的《舊金山和約》第六條，與在《舊金山和約》生效時已經不是「日本」的台澎的軍事佔領該怎麼處理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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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ROC政權與PRC政權簽訂和平協議，假設ROC政權併入PRC政權而消失，那台澎的盟佔代管機構怎麼辦？
盟佔代管機構即使一開始是由ROC政權成立的，由於盟佔代管機構是在盟軍全體成員授權下成立的單位，法律上是有別於ROC政權而獨立存在，所以不會被ROC政權發生的任何事情改變。

假設如果真的發現ROC政權消失了，沒人運作盟佔代管機構，那同盟國成員中就會有人接手了。在所有盟軍成員中，與台灣距離最近的就是美國了，美軍在沖繩有部署。萬一ROC政權說要跟PRC政權合併，那當然同盟國成員之一美國就會出手。

但我們要強調，法理建國派從未主張己願他力或要等到別的同盟國成員接手。

法理建國派主張的「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由台澎住民以身為原日本殖民地駐民及其後代的身分趕快來行使去殖民化住民自決權決定未來，這時候就會確定台澎的戰後最終處置，那這個盟佔代管就可以終止了，因為台澎戰後最終處置到此也算確定了。

➖➖➖➖➖以下進階思考➖➖➖➖➖

#進階思考：分享社群中聖峰曾說過的

盟佔的實際執行單位是中華民國政權成立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後來改制為台灣省政府），這個單位雖然在組織架構上列在中華民國政權的組織內，但實際法律上屬性是「獨立於中華民國政權之外，與中國國家政府是誰無關的盟軍機構」。

這個盟軍佔領機構是「由中華民國政權以盟軍代理人身分」設立，並「由中華民國政權以盟軍代理人身分派自身人員實際運作」。而目前因為中華民國政權實質凍結「省」這個層級，所以中華民國政權可以說已經沒有派自身人員運作這個盟軍佔領機構，而是把這個盟軍佔領機構的工作移轉到中華民國政權其他單位來執行。

在中華民國政權因自主宣布解散，或因選擇與PRC政權合併而消滅的場合，由於盟軍佔領機構是「獨立於中華民國政權之外的盟軍機構」，所以中華民國政權若在法律上消滅，這個「獨立於中華民國政權之外的盟軍機構」並不會跟著消滅。機構仍舊存在，只是沒有人實際運作。此時，二戰盟軍成員可直接派員到台澎接手運作該機構。由於這個盟軍機構當初成立時所依附的中華民國政權已經不存在，到台澎接手的盟軍成員自然會將其名稱做適當的修改。

另外，PRC政權並不會因為ROC政權消滅或併入該政權而取得派員接管的資格。講白了，二戰盟軍成員本來就沒有打算讓PRC政權接管台澎。

其實，大多數二戰成員早就已經承認PRC政權是中國代表政府，因此，對大多數二戰成員來說，「中國主權國家『早就』是由PRC 政權代表」。英國在 1950 就已經承認PRC政權是中國代表政府，美國也在1979年承認PRC政權是中國代表政府，但它們從來就不曾考量過要將台澎的代管權限移交給他們承認是中國代表政府的PRC政權。

總之，ROC政權之所以能夠佔領代管台澎，本來就不是因為它是中國代表政府，而是因為盟軍授權它來台澎受降、讓它成立並運作盟軍佔領代管機構。這個盟軍代管機構在法律上是盟軍機構，不是ROC政權的內部單位。只是因為這是ROC在盟軍授權下成立的，裡面的人員又是以ROC政權的人為主，所以被ROC政權塞進自己的政府組織編制裡。當然，ROC政權為了把「台灣光復」的戲演下去，也必然會將這個盟佔機構放在自己的政府組織編制裡。但無論ROC政權把盟佔機構放在自身組織內部的哪個地方、叫什麼名字，盟佔機構始終就是一個獨立於ROC政權的存在。

所以就算ROC政權解散了，當初它為了執行盟佔任務所成立的盟佔機構「在法律上」仍舊存在，即使沒有人運作，這個盟佔機構仍舊存在。而任何在後來得到二戰盟軍成員任命接手的單位，都可以直接讓這個盟佔機構復活，並發揮所有的作用。

事實上，二戰盟軍成員在任命接手者這件事情上，享有極高的自由度。它們可以任命任何可以履行法律責任、承擔法律上義務的法律上行為主體來接手。因此，任何國家政府、任何國際組織，乃至於任何個人，都可以被任命來接手運作盟佔機構。

《舊金山和約》的未定安排就是將台澎戰後最終安排「留待日後處置」。

在這情況下，因為盟軍成員是將本來該在和約中處理的事留到日後才處理，佔領當然「必須」要繼續。

如果《舊金山和約》生效後，最終處置沒確定的台澎的佔領就結束了，那日後要回來處理的時候，如果台澎被其他沒得到授權的單位強佔，盟軍成員豈不是要先打一仗奪回控制權才能處理？

盟佔不結束就是要確保盟軍成員之後處理時控制權仍在手上。

《一般命令第一號》就是二戰後所有對日軍事佔領、讓日軍繳械的法律根據（甚至包括駐日本本土的盟軍總部在內），當然非常重要。

依照《一般命令第一號》實施的軍事佔領，必須遇到具有可以結束戰爭關係的法律效力，且對相關地區的戰後安排有辦法做出最終決定的文件或動作出現才會結束。

「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的法律根據是48個盟軍成員跟日本簽署的《舊金山和約》，不是《一般命令第一號》。

《一般命令第一號》是所有盟軍成員實施軍事佔領的法律上根據。

另外，請注意一件事：

《一般命令第一號》是對日本及全體盟軍成員都具有效力的軍事命令，是只用幾個字就能指示數百萬軍人的行動，影響上千萬人權利義務關係的軍事命令。

請對這份命令給予應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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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基本原則就只有一個而已：只有在法律上具有適當權限的主體，採取足以產生法律上效果的行動，才有可能改變法律上的狀態。
要解決「在國際法下，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的問題，只能透過在國際法中可以確立領土歸屬的方式來進行：由具有領土主權歸屬決定權的法律上主體來決定。

要結束「台澎的盟佔狀態」，只能透過讓「盟軍全體成員對台澎進行軍事佔領的理由」消失來進行：讓台澎戰後最終處置確定→讓台澎戰後領土主權歸屬確定。

所以，只要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盟佔就不會結束。

而要讓台澎領土主權歸屬確定，兩條線：

1.盟軍全體成員聚在一起決議台澎領土主權歸屬對象，或議定一個決定台澎領土主權歸屬對象的程序，然後依據該程序決定台澎領土主權歸屬對象。

2.直接依據二戰後「去殖民化」國際共識，讓原日本殖民地台澎的住民，行使在國際法架構下得到認可的自決權直接決定台澎領土主權歸屬。

盟軍成員身為戰爭勝利者所具有的「戰勝者決定戰敗者領土（台澎）未來」的權利，跟曾受日本殖民的台澎住民在「去殖民化」脈絡下，「殖民地住民決定殖民地（台澎）未來』的權利兩者相互獨立，在法律上存在「競合」狀態。

任何一個權利行使之後，都能夠確定台澎的領土主權歸屬，也都能夠產生「讓台澎戰後最終處置確定」，進而使盟軍佔領狀態結束的效果。

至於ROC政權跟PRC政權之間，不管怎麼私相授受，或甚至是讓PRC政權派解放軍來掌控台澎，都無法改變「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是盟軍佔領地」的法律狀態。

這就好比你的房子，被從某黑幫被趕出來的黑幫前幫主佔據，然後這個前幫主某天跑回自己的黑幫，然後跟現任幫主講好，說要讓現任幫主用你家的房子。

來，請問你家的房子會因為這樣就變成黑幫的財產嗎？

不管黑幫前幫主、現任幫主住多久、用多久，你的房子，始終是你的房子。

ROC政權具有兩個身分：

可以被承認是中國代表政府的中國（流亡）政權跟盟軍佔領任務的執行者。

中國政權身分讓它能以中國政府的身分合法治理中國領土金馬東沙，甚至可以處分中國領土金馬東沙。

盟軍佔領任務執行者的身分讓它可以成立、運作佔領機構來合法治理台澎，但這個身分只能治理台澎，而沒有決定台澎領土主權歸屬的權限。

所以，就算它掩飾自己身為盟軍佔領任務執行者的身分，始終以中國政權的身分示人，還扯「台灣光復」說台澎領土主權屬於自己要代表的國家，它在台澎，仍舊是盟軍佔領任務執行者，它也仍舊沒有決定台澎領土主權歸屬的權限。

今天你在公司委託下管理公司車，就算你平常都開著公司車在外面跑，還很無恥地說這台車是自己花多少錢買的，甚至還將這台公司車依照自己的喜好進行改裝，公司車仍舊是公司車。

你不會因為把公司車依照自己的喜好改裝、你的街訪鄰居親友都「相信」這台車是你的，就能把這台公司車轉手賣給你的混帳兄弟。

這樣應該就可以瞭解為什麼法理建國派會一再強調並說明「台灣地位未定／盟佔」狀態持續至今了吧？

法理建國派之所以會一再強調「盟佔狀態」持續至今，

就是因為至今都不曾發生過可以改變／終結「盟佔狀態」的事件。

法理建國派提出來的，是「法律上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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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的狀態（應然）與現實上的狀況（實然）未必是一致的。
但這並不表示「當現實上的狀態與法律上的狀態不一致時，法律上的狀態不存在」，也不表示「當現實上的狀態與法律上的狀態不一致時，現實上的狀態不存在」。

應然與實然之間如果出現差距，連結出來的是兩個行動方向：

1.以確保現實狀態為目標，採取能改變法律狀態的行為，讓法律狀態與現實狀態相符。

2.以確保法律狀態為目標，採取能改變現實狀況的行為，讓現實狀態與法律狀態相符。

舉例來說：

某甲偷偷開著只能用於公務的公司車Ａ上下班，親朋好友也都以為那台車是他的

　應然：公司車Ａ屬於公司，且只能用於公務。

　實然：某甲將公司車Ａ當成自己的車用於私務，親朋好友也認為那台車是他的。

此時，讓應然與實然一致的方法有兩個方向，至於要朝哪個方向走，自然要做利弊評估：

1.以確保現實狀態為目標，採取能改變法律狀態的行為，讓法律狀態與現實狀態相符：讓公司車Ａ變成某甲的車，能自由使用於私務。

做法：某甲跟公司把公司車Ａ買下來，自此取得該車所有權。

2.以確保法律狀態為目標，採取能改變現實狀況的行為，讓現實狀態與法律狀態相符：讓公司車Ａ維持公司車狀態，只能使用於公務。

做法：某甲停止將公司車Ａ用於私務，並老實告訴親朋好友那台車是公司的，不是自己的。

回到台澎的狀態：

法律上，應然面：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中華民國政權只是為盟軍全體成員佔領代管台澎。

現實上，實然面：中華民國政權不斷宣稱自己所代表的國家擁有台澎領土主權，並把台澎當自己的領土在利用。

若以確保現實狀態為目標，那就必須採取行動讓ROC政權代表的國家（中國）擁有台澎領土主權。而完成這個路線的直接結果，是讓主張自己繼承ROC政權的PRC政權可以合法主張統一台澎。

若以確保法律狀態為目標，那就必須採取行動讓ROC政權承認自己沒有台澎領土主權，只是為盟軍全體成員佔領代管台澎。而完成這個路線的直接結果，是讓「台澎還不是國家」的法律狀態被清楚認知，此時，希望台灣是主權國家的人就會去採取行動完成建國程序，讓台澎成為國家。

存在不等於真理。

一個現實狀況存在，不代表這個現實狀況的存在本身合理、但這個現實狀況的存在一定有它的理由。至於這個理由合不合理，那是另一回事。

類比到台澎的狀況：

PRC政權威脅行使武力侵略台澎，這個威脅雖然存在，但它存在並不表示這個威脅是合理的。

而這個威脅的存在，確實有它的理由：

因為ROC政權主張它已經為自己代表的國家（中國）取得台澎領土主權，而PRC政權主張它繼承ROC政權的中國代表政府身分，所以PRC政權主張身為中國代表政府的它可以行使武力為擁有台澎主權的中國掌控台彭。

所以，PRC政權威脅行使武力侵略台澎，確實有理由。但這個理由合不合理呢？史實跟國際法告訴我們，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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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資料裡面都講過了ROC政權可以主動終止代管了，

不過我想順便藉這個機會「法普」一下，講一下相關的基本法律知識。

在基本法律關係中，有個關係稱之為「代理」：代理人以本人的名義為法律行為，該法律行為則對本人產生法律效力，也就是產生如同本人自己親自做這個法律行為所產生的法律效果。

而在基本契約關係中，有種契約稱為「委任／託」：當事人Ａ（委任／託人）與當事人Ｂ（受任／託人）間約定，由當事人Ｂ為當事人Ａ完成一定事務。這就是委任／託。

由於委任／託關係是由雙方「合意」所形成的「契約」關係，所以在概念上，契約任何一方都可以結束這個關係。

如果今天有兩個人約定成立一個「委任／託」契約，而契約的內容，是由委託人Ａ（本人）請受託人Ｂ（代理人）以委託人Ａ的名義去完成一定行為，而且這個行為對委託人Ａ產生法律效力，這個關係就是所謂的「代理委託關係」。也由於「代理委託關係」是一個委託契約，所以，委託人Ａ（本人）跟受託人Ｂ（代理人）都可以主動結束這個關係。

在「為盟軍全體成員佔領管理台澎」這件事來說，盟軍全體成員與ROC政權之間的關係，就是代理委託關係：

盟軍全體成員（本人）委託ROC政權（代理人）以盟軍全體成員的名義去佔領、管理台澎。

由於是代理委託關係，所以無論是做出這項委託的盟軍全體成員，還是接受委託的ROC政權，都可以主動結束這個關係。

因此，ROC政權當然可以終止自己被委託交付的代管任務。

但在這裡要注意的是，

「盟軍全體成員佔領管理台澎的權責的結束」跟「盟軍全體成員跟ROC政權之間代理委託關係的終止」是兩回事。

由於「在台澎戰後最終處置確定前」盟軍全體成員都會具有佔領管理台澎的權責，

因此，就算ROC政權自己主動宣布終止與盟軍全體成員的代理委託關係，

只要「台澎戰後最終處置尚未確定」，盟軍全體成員仍舊具有佔領管理台澎的權責。

如果要舉例的話，就好比：

父母在法律上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代理人，必須要子女成年，父母身為法定代理人的權責才會結束。

假設某對父母需要離開自己的小孩到海外工作，於是委託友人甲代行其法定代理人職務，

然後友人甲覺得這對父母的小孩一天到晚搞事，不想管了，於是跟他們的父母表示自己不願意繼續當代理人了。

此時，雖然父母與友人甲之間的代理委託關係因為友人甲終止契約而終止，但父母的法定代理人權責仍舊存在。

所以，父母可以另行委託友人乙代替自己行使、履行法定代理人的權責。

另外，法律上的關係並不會因為實際執行者的主觀認知而改變。

這就好比，我今天叫你去開「我的車子」，你「主觀上」把這台車子當成自己的車子在用，這台車子也不會因為你「主觀上」把這台車子當成自己的車子在用，就變成你的車子啊。

在盟佔任務的執行上，中華民國政權是依照它本身的運作規則，運用自己的人去「執行這項任務」。所以不管它主觀上怎麼想，總之任務是被執行了。

這就好比你今天委託某個工匠為你做一個雕像，這個工匠用他手邊的工具、叫他的學徒來雕刻這個雕像，然後這個工匠把這個雕像當成為自己製作的那樣來雕刻。但無論如何工匠在過程中使用多少工具、找了多少人來幫忙、投注了多少感情，那個工匠始終只是在為你製作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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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數百年的實踐，國際社會對於軍事佔領該怎麼進行、要遵守什麼規範，已經形成一些必須遵循的規則。具體明文化的內容可參考《海牙公約》及《日內瓦第四公約》。
ROC政權在執行佔領代管台澎這項任務時，所運用的人員、工具、規則（憲法、法律、命令）及手段，只有在符合國際法中關於軍事佔領所形成的規則與慣例的範圍裏面，才能合法產生法律效果。如果是超出或違反相關規則慣例的行為，就會產生相應的法律責任。若要追究ROC政權在執行過程中所產生的法律責任，基本上要在自決建國之後才有辦法有效追究。

舉例來說，在關於軍事佔領的規範中，佔領者可以「『有償』徵用佔領地人民的財產」來應付佔領管理之需。如果佔領者今天訂了一個規定說可以「『無償』取用佔領地人民的財產」，這個規定違反佔領規則，不會被認定是合法的管理措施。佔領者依據這個規定無償取用的財產都是非法取得、非法使用，並會因此產生返還徵用物並支付使用費，或支付收購徵用物費用的法律責任。雖然在仍處於佔領狀態下去要求佔領者面對錯誤給予賠償並不是不可能，但成功機率不高。現實上，這類法律責任的追究，基本上要等到在法律上可以合法代表佔領地人民的單位出現之後，才能有效向佔領者追究責任。

最後一點要提的是，對盟軍全體成員來說，ROC政權在佔領代管台澎過程中所做的一切違反國際法中佔領規則及慣例的行為，都必須由ROC政權負最終責任。

盟軍全體成員確實「可能」會因為明知ROC政權違規，卻還放任它這麼做而必須負上連帶責任，但最終仍舊必須由ROC政權負最終責任。而ROC政權的繼承者，則必須繼承它的法律上責任。

舉例來說，

你委託自己的朋友甲照顧自己的車子Ａ，結果朋友甲在做例行保養的時候，用了劣質的產品導致車子引擎受損，朋友甲因此必須負責將車子Ａ的引擎修好。

後來你在甲修好車子之前就把它賣給朋友乙，因為甲的責任是把車子Ａ的引擎修好，誰擁有車子Ａ就能要求某甲把車修好，所以乙可以要求甲將車子引擎修好。

後來某甲不小心因為吃麻糬噎死，他的兒子小甲身為他的繼承人，就必須擔下將車子Ａ引擎修好的責任。

另外，朋友乙當然也可以要求賣車給他的你跟甲一起負責把引擎修好，但因為把引擎弄壞的是甲，所以即使你幫忙把引擎修好，最終也會向甲／小甲追討修理費用。

在上例中，委託人是委託朋友甲照顧自己的車子。

在盟佔的例子中，盟軍全體成員委託ROC政權佔領管理的台澎，雖然在法律上並不是盟軍全體成員的領土，但盟軍全體成員在法律上可以決定台澎領土要歸屬給誰，所以雖然不是「台澎領土主權的法律上擁有者」，但在法律上具有的權利，與「台澎領土主權擁有者『相當』」。

所以，「委託他人照顧自己的車子」的例子雖然與「盟軍全體成員委託ROC政權佔領管理台澎」在「所有權」的角度上不一致，但在「決定所有權歸屬的權利」這點，在法律上是一致的。

曾建元／香港一國兩制已死

中央急速國安立法，壓制香港反國安七一遊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6月30日以全票通過《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法》六十六條，旋即送請國家主席習近平公布實施。這是在全國人大先前於五月底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後約莫一個月的時間，而且法律草案未對外公布亦未見公開聽證和審議。

7月1日，自2003年以來持續17年的反對國安立法大遊行，被香港特區政府警務處以疫情限聚令為由禁止舉辦，民間人權陣線譴責香港政府限制公民自由，雖放棄主辦，則仍由泛民主派議員，以化整為零的做法，號召民眾以個人名義上街。結果當天就爆發了首日的《港區國安法》違法事件，拿中華民國國旗、拿「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標語的，都遭警方逮捕，原因是涉嫌觸犯了《港區國安法》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或分裂國家罪。而在這一天之前，香港和所有的民主國家一樣，都是保障人民的思想言論自由，維護以和平方式表達的政治主張的。這一事實告訴我們，從這一刻起，香港已經被關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鐵幕，《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下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已被宣告死亡。

香港國安公署架空香港行政與司法

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據《港區國安法》，已在香港特區政府之上設立了具有法定實權的太上港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在此之前，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雖然公認性質形同中國共產黨的香港支部，但畢竟基於《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對於香港的高度自治，還是要有所收斂和尊重，然這一次依據《港區國安法》第四十八條設立的國安公署，則是通過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共同建立的協作機制，對香港政府的國安工作進行監督與指導；更者，只要報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依《港區國安法》第五十五條的規定，香港國安公署就可以就涉外或重大國安刑案插手刑事偵查，職務行為不受香港特區管轄，而且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均由中央政府指定，進以排除香港本地審檢機關的司法管轄。程序適用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除了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港區國安法》第五十八條規定保障犯罪嫌疑人有權委任律師辯護外，其他的刑事人權，凡涉及國安事由者，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受到嚴重限制，比如通知家屬、羈押期限、公開審判等等。港府在香港人民反對下宣布撤回的《逃犯條例修正案》，涉及犯罪嫌疑人移送中國大陸司法管轄的相關惡法，都從《港區國安法》變本加厲地借屍還魂了。

《港區國安法》第四十八條規定香港國安公署機構人員由中央人民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聯合派出，此主要為國家安全部、公安部、司法部、武裝警察總部、中央軍事委員會聯合參謀部情報局、中央軍事委員會政治工作部聯絡局、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網絡系統部 等部門，中共中央另設有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統一指揮黨政安全部門，由習近平親自擔任主席，可知香港國安公署是習近平核心的耳目，香港政府官員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以下誰人膽敢不忌憚三分？香港警務處為辦理國安事件，也成立了國家安全處，作為國安公署的業務配合執行部門，而香港警務處國安處是可以從香港以外地區聘請人員協助執行國安職務，如果未來有各省市國安人員進駐到香港警務處國安處，未來恐怕也無需大驚小怪了。

首任香港國安公署署長為鄭雁雄，2011年底他在廣東省汕尾市中共委員會書記任內，境內烏坎村發生村民抗爭村有土地遭村官倒賣事件，汕尾市黨政部門調動鎮暴警察包圍烏坎，因香港中外媒體廣為報導，驚動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後事情才和平落幕。由此可知鄭雁雄是典型的共產黨黨官，敵視群眾運動，態度寧左勿右，不熟悉媒體生態，迷信暴力鎮壓。這樣的人，如何讓香港的官員或公民菁英群體感到信任和尊敬，是一個大問題。

《港區國安法細則》製造白色恐怖

《港區國安法》雖然嚴重侵害香港的高度自治空間，儘管如此，還是要中央政府批准，香港國安公署才能偵辦司法案件。在一般情形下，香港國安犯罪由香港自行審理，與一般刑事司法不同的是，承審裁判官或各級法官人選由行政長官指定，是否屬於國安案件或涉及國家秘密依行政長官證明而認定，是否排除陪審團參與審理由港府律政司長決定。由行政機關決定法官人選、案件性質和裁判方式，這已根本破壞了司法的獨立性。在這一情形下，對於警察或檢察部門偵辦案件中所必要的強制處分令狀，我人就難以期待法官能做好把關的角色。儘管如此，香港特首便會同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不到一周便公布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再擴大警務處的司法警察。香港由法治社會一夕變身為警察國家。我們對共產黨的專制本質很清楚，但香港本地官僚墮落如此之快，則出人意外。

《港區國安法》第四十三條規定的是香港特區政府警務處辦理國安事件的準則。首先，它將香港法律中有關於重罪偵查的規定，延伸到國安犯罪。港府對外辯稱《國安法細則》都只是現有法律的彙整，錯，過去香港沒有國安犯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做法，是讓過去香港憲制保護的行為變成重罪。《港區國安法》新訂的國安犯罪有四種：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恐怖活動罪和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國安法細則》讓香港警察在偵辦國安犯罪中再增加了過去所沒有的七種權力：

一、搜查可能存有犯罪證據的處所、車輛、船隻、航空器以及其他有關地方和電子設備；

二、要求涉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犯罪行為的人員交出旅行證件或者限制其離境；

三、對用於或者意圖用於犯罪的財產、因犯罪所得的收益等與犯罪相關的財產，予以凍結，申請限制令、押記令、沒收令以及充公；

四、要求信息發佈人或者有關服務商移除信息或者提供協助；

五、要求外國及境外政治性組織，外國及境外當局或者政治性組織的代理人提供資料；

六、經行政長官批准，對有合理理由懷疑涉及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人員進行截取通訊和秘密監察；

七、對有合理理由懷疑擁有與偵查有關的資料或者管有有關物料的人員，要求其回答問題和提交資料或者物料。

這七種國家特別警察權力只有通訊監察和秘密監察才需要受到批准，但有權批准的竟是行政長官，臺灣《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對於通訊監察的發動，必須「由檢察官依司法警察機關聲請或依職權以書面聲請該管法院核發」，而依《刑事訴訟法》，在內亂外患等涉及國安犯罪的偵查中，搜查、限制出境、保全程序、命令交付證物等警察權力，也都和前該通訊監察擁有同樣的制衡機制，不是警察自己說了算。

垂範臺灣與劍指臺灣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設計，原本就是為了垂範臺灣，而先行實施於香港的。習近平所謂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種種說法，也說明了香港內地化後，下一個要處理的，就是臺灣。

《港區國安法》國安犯罪中與臺灣有直接關聯的，就是分裂國家罪和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港區國安法》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旨在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行為之一的，不論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即屬犯罪：

一、將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任何部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

二、非法改變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任何部分的法律地位；

三、將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任何部分轉歸外國統治。

今年七一大遊行的逮捕行動，證實了承認中華民國存在事實的言行，都會涉嫌分裂國家，所以不一定要主張香港獨立，在香港主張臺灣或西藏獨立也會構成國安犯罪。

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規定於《港區國安法》第二十九條第一款，條文為：「為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涉及國家安全的國家秘密或者情報的；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串謀實施，或者直接或者間接接受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的指使、控制、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實施以下行為之一的，均屬犯罪：

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戰爭，或者以武力或者武力相威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造成嚴重危害；

二、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和執行法律、政策進行嚴重阻撓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進行操控、破壞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四、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五、通過各種非法方式引發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對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憎恨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第二十九條第三款復規定第一款涉及的境外機構、組織、人員，按共同犯罪定罪處刑。

香港原本是一個自由城市，也長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反共力量的前哨，香港公民社會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合作、接受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行之多年，所在多有，但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安概念與一般民主國家不同，從不以客觀上是否已達重大公共危險的事實為斷，而是以行為人內心的政治立場和思想主張作為判斷基準，今在香港實施這種習近平思想總體國安觀，乃有侵害《國際人權憲章》普世保障之思想言論自由之情事，以及犯罪構成要件不明確的嚴重問題，這則必然導致香港的國安認定和各國的巨大落差，香港人民個個人人自危，不存在免於恐懼的自由。

不但如此，《國安法細則》還以行政命令形式訂定行政刑法，對於不配合警察偵查行為者給予罰金或監禁之形式制裁，也根本就違反了罪刑法定主義，這是一向以法治著稱的香港令人不可思議之處，舉例而言，《國安法細則》規定警務處處長可在保安局局長批准下，向外國政治性組織或臺灣政治性組織，或外國代理人或臺灣代理人，送達書面通知，規定該組識或代理人在指定期限內，按指定方式向警務處處長提交指明資料，包括在香港的活動及個人資料、資產、收入、收入來源及開支。若外國及臺灣的受行政處分人未依香港警務處長要求提供資料，除非可證明已經盡力或有非可能控制的原因，否則一經定罪，將可被判罰款港幣十萬元及監禁六個月；而若涉及提供虛假、不正確或不完整的資料，則可被判罰款港幣十萬元及監禁兩年，但有理由相信有關資料是真實、正確及完整則屬合理辯解。

以香港與臺灣以及世界各國民間往來之密切，香港警務處自然要將國安調查範圍伸展到香港以外，問題是，臺灣以及世界各國民間人士與團體並無義務對香港政府提供資料，難道一旦拒絕的結果，就是日後被定罪判刑，或是被香港警察全球通緝嗎？各國政府或民間機構為了避免誤觸香港法網，如果沒有外交豁免權的保護，其所可選擇的因應之策，最終就只能是撤離香港，斷絕與香港的各種合作關係。

而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的香港本地人士，極有可能遭到限制出境，並在未來遭到逮捕審訊與定罪判刑，這是香港人無可脫逃的悲運。

臺灣的作為

香港原本是亞太地區國際非政府組織和國際公民社會的重鎮，今後隨著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地位不再，位於香港的各個國際非政府組織及人員，都將可能因被懷疑涉嫌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而不堪國安騷擾被迫離開，同樣是華人社會而且擁有憲政保障的臺灣，應當致力於爭取取代香港的國際節點地位，只是我國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和其他國家人民在臺工作有最低薪資新臺幣約四萬八千元的要求，對於非營利組織來說，這一薪資水準遠高於國內一般水準，因而也就會降低國內聘僱香港非政府組織人員來臺任職的意願。

另一方面，香港的政治工作者和非政府組織工作者也都已是可能涉嫌國安犯罪，而具有高度政治風險的群體成員，也都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十八條短期政治庇護的條件，所以只要未被限制出境，香港政治難民入境居留的情形會逐漸上升，他們的生活照顧和安置都需要解決，這未必要全部依賴政府處理。針對我國人力需求狀況，修改《勞動基準法》，就不同行業別給予彈性薪資空間，利用香港移民來補充我國的人力短缺，也讓香港移民在臺灣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人生，應當是政府救援香港的最為務實和可行的辦法。

●作者：曾建元／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中國問題專家



本文原刊於NOWnews今日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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