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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捧油大家好，我是打油君。

今天是選前最後一天了。到了明天，人們會魚貫走向投票所，投下神聖的一票，為過去這一年的焦慮劃下暫時的句點。如無意外，這篇文章則是選前打油君的最後一篇長文了。

我想說聲謝謝。

一年前的我，憤怒而無助，自囿於狹小的生活世界，在家庭和工作之間載浮載沉。雖然對台灣的未來感到憂心，卻同時感到深入骨髓的無力。開始寫作，本來只是想找一個出口，就算關在暗無天日的鐵屋裡，也要發出不甘心的吶喊。卻沒有想到，有這種感受的，從來就不只有我一個人。念念不忘，必有迴響；此起彼落，終於變成喧嚷的合唱。今天的我們不再自我懷疑、不再分崩離析，不安仍在，但是前後左右並無膽怯之人。

我看似話多實則內向而不擅長人際交往，向來鮮少回應各位捧油的留言。然而大家一路走來的鼓勵與共鳴，我從來沒有錯過。請原諒我的口拙，並收下我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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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在這個時刻，你們焦慮嗎？擔心明天選舉的結果嗎？我懂，但是請不要焦慮。這四年下來，台灣其實越來越堅強。並且，請容我自以為是地說一句，台灣比你們想像的還要堅強。

我是這樣理解過去幾年台灣的變化的：馬政府時代，對外，政府對兩岸關係的詮釋跟不上年輕世代的國家想像；對內，國家對個人的無節制暴力帶來了憤怒的反撲。台灣社會在我的前一個世代掀起的社會反抗，似乎繞過了我這個年紀的許多人，在更年輕一些的世代裡瀰漫昂揚。經過了比我年輕一點的野草莓、比我年輕不少的送仲丘和太陽花，一股由下而上、由憤怒的個人組成的社會力量，最終決定了2014的縣市長選舉和2016年的總統大選的基調。年輕、本土、進步的力量看似大獲全勝。

然而在社會的另一個角落，對馬政府失望、忌憚新生社會力而缺席上一場大選的人，其實一直都在那裡。陰錯陽差地，他們在一個超越常識、甚至破壞常識的男人身上找到了希望，就像幾年前的年輕人一樣，一個一個站出來集結成強大的反撲。在此同時，原本看似勢不可擋的年輕本土進步力量，其實打從一開始就沒有真正地整合過。在2016以前，他們有同樣的憤怒，一點星火就可以變成燎原之勢；在2016以後，不同的政治、社會改革目標和對改革進程的想像讓他們陷入對彼此、甚至對自我的懷疑。

於是就有了2018。看似突如其來，實則蓄積已久的潰敗，對於新一代的社會力量來說，既是其缺乏內部聯繫感的結果，也是足以讓聯繫感進一步斷裂的原因。在選戰之前，已經有各種路線之爭；在選戰之後，當然更有各種自我懷疑與抓戰犯。那一年的年底，是這股力量最脆弱的時候。

在那個當下，我們可以選擇分裂、自相殘殺、甚至投靠當時的贏家。然而多數人冷靜了下來，爭辯仍在繼續，但是共同的目標也隨之日漸清晰。更重要的是，爭辯與共同目標的並存，把2016以前相對缺乏橫向聯繫、在集體的情緒爆發中營造共同體錯覺的「行動的社會」(active society)逐漸連結成有歧異但能溝通、就算溝通失敗仍然擁有共通的目標感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

問問自己吧。一年過去了，你還自我懷疑嗎？一年過去了，你身邊的朋友變多了嗎？

我的朋友變多了喔，就是你們啊。

我認為，經過這一年的敲打，此時此刻是這股社會力自誕生以來最堅強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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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明天以後，我們會變成什麼樣子？

沒什麼別的，就是繼續成長茁壯下去。

如果選舉結果不如人意，我們繼續團結這個日漸凝聚的社會力量，繼續爭辯、但也繼續尋找共同點。無論得時不得時，務要繼續保護這個國家。

如果贏了呢？我們繼續團結這個日漸凝聚的社會力量，繼續爭辯、但也繼續尋找共同點。選出了我們的政府，就要繼續監督它。這一次不要失去方向感，人民之間的社會連帶要比以前更強大更健康。要做的事情太多，尤其是，在選戰的激情裡有太多傷痕需要癒合。

蔡英文昨天說，選舉過後，無論結果如何，請擁抱身邊的韓國瑜支持者。而我想強調的則是，請擁抱在過去幾年中為了這片土地不曾放棄苛責政府的公民團體。

然後，請擁抱跟自己有同樣信念卻投下不同政黨票的人——如果你沒有打從一開始就那樣做。

所以，不管輸贏，我們都是做一樣的事，不是嗎？

那又何必焦慮呢？

就安心而堅定地固票、催票、明天去投票。這一票為什麼是「神聖」的一票呢？社會學家涂爾幹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裡說，人們對神聖性的認識，源自於他們意識到了一個存在於他們之中、超越他們的個體存有、帶領他們向前走的東西。對於這個共同體，原始部落假借以圖騰，啟蒙時代名之為社會。

明天這一票，是奮勇前行的共同體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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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來，打油君的大頭貼從來沒換過，這張圖是保羅 · 克利的畫作〈新天使〉。在哲學家華特 · 班雅明的筆下，他有另一個名字叫「歷史的天使」。在班雅明的描述裡，歷史的天使是一面凝望著其佇足之地的斷井頹垣、一面被來自伊甸園的暴風捲起，背向未來而不甘願地飛翔著。

班雅明後來在逃離納粹追捕時，自殺於法國和西班牙的邊界。他對歷史天使的描述，標示了西方文明對「人能否成為歷史的主體」最悲觀的瞬間。

這是我在一年前，成立這個粉專時的心情。那今天的我呢？

不久前的某天，在文章寫到一半，看著這幅畫時，我突然意識到：對我們這些觀畫者而言，歷史的天使固然是望向我們身後的廢墟，我們卻是面向他所背對的未來啊。

我們一起往前走好嗎？團結我們的社會，把這個國家守下來。不只這一次，而是一次又一次。

We can do no other.

Here we stand.

高更於中年前往大溪地的原衷，還有個主要因素是十七歲的高更成了商業海軍學校的駕駛見習生，直至二十三歲他即開始出勤航遍了世界，南美、北歐和地中海都有他行經的步履遺痕。甚至當他在印度得知母親過世的消息時，他所收到的遺囑竟是他母親擔心他會流浪一生，殷殷囑他要發展事業，以免落得孤寂以終。
……
多像我母親殷殷囑咐我的

奧賽美術館，巴黎看畫作的絕佳地。
這回故宮-奧賽，竟只展一幅高更畫作（且還是布列塔尼時期），梵谷也一幅而已。高更最好的畫作都在他最後十年的大溪地時光。高更非科班出身，當年將大溪地（他住在大溪地希瓦瓦島，也魂歸此地）畫作帶回巴黎展的時候，沒人喜歡且還被恥笑他筆下黑線條的島民如野人。（畫作現在卻寶貴極了，所以看倌們，買畫不是買漂亮的，也不是買技巧好的，是買其獨特性的，買其靈魂的。且作者有故事性可以流傳下去的……）

我曾到大溪地，走訪背德者高更最後十年的奢華時光---（遠逝的芳香），真的是遠逝啊:

高更最後的奢華時光
----大溪地的歡愉與幻滅

在這個書寫裡，我所謂的「奢華」並非是物質豪奢之意；相反的是一種精神上的奢華，這種奢華帶著一股唐吉訶德知其不可而為之，近乎執拗的底蘊來行事，這也是一種精神不妥協的生命印記。
事實上，高更在大溪地非常貧窮，他曾為了獲得一杯啤酒而以一幅即興裸女畫和旁人做廉價的交換，以解酒精作祟之苦。據說這位幫他付啤酒的男人拿著裸女畫回家後，太座見到是裸女畫竟不悅地趁老公不在家把那畫給燒了（心疼啊！）。
這是當地人告訴我的軼史，不知真實性有多少成分，但也有此可見高更在此的物質不佳，他靠的全是精神所撐起的奢華天空。
而我從自身傖俗的島嶼遠赴此地，並非為了一般的旅行，為的是親自去印證百年前曾經有個獨特的藝術家在此義無反顧地燃燒他那不凡熾熱的生命厚度，在此譜下命運悲愴孤寂的終曲。我想親自在歷史現場和畫家的靈魂對話，親眼目睹其繪畫裡的虛幻一旦落入真實的感官所產生的內在撞擊會是什麼樣的視覺經驗。
高更在大溪地的旅程，幾乎也是他以生命所傾瀉的無比熱情所灌溉的生命日誌，物質極端困頓，精神極端奢靡，這讓他個人的生命和藝術深深烙印在南太平群島上，甚至他逝世超過百年了（卒於一九0三年），他和大溪地的關係仍如孿生兄弟，在歷史上是，在視覺上更是。高更那帶著懶散、幻境般的「玻里尼西亞」風光，在西方世界已成為一種視覺標誌，甚且是伊甸園的避世圖象，也成了一種生活方式的允諾代表。
走在大溪地（Tahiti）等島嶼到處可見充斥著高更複製畫的圖騰：礦泉水、果醬、咖啡杯、海灘浴巾、洋傘、T恤…..，高更的畫在此被複製得極度嚴重氾濫，幾乎已成了生活用品和感官的一種符碼象徵。
我每天都處在一種極度鮮豔色彩的島與島之間，美麗的自然景致犒賞著這裡樂天的島民，體態健美的南島女郎如旖旎的海岸線，迤灑在人們所行經的路上。我在這些島上徘徊近一個月，我冥思著，如果畫家高更不曾來到大溪地，那麼他的繪畫生命想必不會以如此瑰麗接近夢幻程度的作品來為人生和創作旅程劃下獨特而精采的歷程。

＠流浪的基因

高更第一次到大溪地是在一八九一年，那年他四十三歲，在大溪地住了兩年後，他重返巴黎開展。在巴黎停了兩年，他對於當時的巴黎社會與友人的疏離又漸感到絕望，加上當時的藝評和輿論界對他的畫作多所攻擊，他遂於一八九七年再度重返大溪地，並決定終老於此，這年他四十七歲，一九0三年他過世，年五十五。換句話說，他在大溪地的最後奢華時光共度過了八年，若再加上之前的兩年，恰整整十年。他的後十年在島與島之間流浪，在不同女人的身體作感官的享樂之旅，在自己的往事回憶中了餘生，在繪畫藝術裡沈默地面對襲擊而至的孤獨。
高更的邊緣性和內在時時渴望出走的因由，得追溯到他的童年經驗，他隨家人來到了南美的秘魯，從一八四九到一一八五四年。異國情調的感官不知不覺地附著在他的體內血液，一個孩童在異鄉歲月裡殖入了與眾不同的體驗：黑人小女孩、中國僕人、有色人種保母、木頭加蓋的圓頂大教堂….六歲他隨著母親回到法國，之後隨著成長，他日漸發現歐洲於他是個單調之地，他童年的異國情調經驗開始甦醒，渴望獨自出去流浪的心愈發明晰起來。
高更於中年前往大溪地的原衷，還有個主要因素是十七歲的高更成了商業海軍學校的駕駛見習生，直至二十三歲他即開始出勤航遍了世界，南美、北歐和地中海都有他行經的步履遺痕。甚至當他在印度得知母親過世的消息時，他所收到的遺囑竟是他母親擔心他會流浪一生，殷殷囑他要發展事業，以免落得孤寂以終。
雖然高更在前中年期之前曾進入證券交易所任職，往後歷經結婚生子，過起儼然上流社會的生活，然而最後他那潛伏於內的流浪和藝術基因仍在他的人生裡大肆興風作浪起來，他不僅棄守高所得工作，開始習畫創作，大膽向藝術人生前進，最後連整個歐洲都棄離，告別妻兒，忍受不負責任拋妻棄子的背德之名，孤獨一人地來到大溪地，最後竟還是走入如他母親所擔心的「孤寂以終」的命運。
當時高更一心想要追求寧靜，走入原始生活，逃離文明，「我最想做的事便是逃離巴黎，巴黎對可憐的人而言像是沙漠」。在赴大溪地之前，高更去了巴拿馬，且還因被迫生活所需去當了巴拿馬運河的築壩工人，並被瘧疾和痢疾等疾病纏上身。
在這段時間高更發現最吸引他的還是「人」的本身，他仔細地觀察和畫著穿著刺繡有著繽紛之衣的黑人女子，畫作亦開始脫離以畢沙羅為主導的印象派風格，而以一種帶著神秘氛圍的豐饒來傳達他對異國情調的懷想。
這些旅程無疑可說是他前往大溪地的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