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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俊傑成為填詞人，上面是雷頌德和「金牌經理人」黃柏高。談到他們，我們沒談音樂，而是談市場。雷頌德和黃柏高是怎樣的合作伙伴？

「他們是很懂計算的人。」方俊傑說：「他們好清晰一件事的方向性。我的工作是收 order，一首歌的歌詞我寫了，但老闆、歌手、監製可能都有意見，有意見我就再改，改到大家都冇意見。」他坦言：「100 首歌詞裡面，可能只有 10 首是寫到自己的東西，但多數不會上電台 plug。所以我最鍾意寫 side track。」

歌詞可以很藝術、很個人，也可以很「無我」，服務市場多於自己。就像在媒體寫專欄，自己想表達甚麼是一回事，但受眾的接受能力、公司和市場的各種制約，所有創作者一生都在一條搖搖板上翻雲覆雨。方俊傑自言是一個「工匠」。以一個工匠的身份去看，方俊傑「加入」樂壇的時候，樂壇是否已經（又）已死？

他不同意。

「我在 03 年開始填詞，那時樂壇又未講得上好差好差。當然跟我小時候聽音樂時的情況差好遠，但我又覺得我們年代的歌又不算是『唔喺度』，卡拉 OK 都會有人唱那個年代的歌，繼續有人聽。印象中，的確少了人講賣碟這回事，以前張學友一張大碟賣 40 萬張，現在當然不會有，但業界自然找到另一個方法去營運。好像 Paco 就搞演唱會、搞電影，都是另一種方法。去到後邊，銷量無法持續，已經沒有『唱片』，只有單曲，但每年其實都一樣有好多派台歌，量減少是真的，但我那個年代都有很多新填詞人入行。唱片業和歌曲是兩種單位來的。無人買唱片，不等於無人聽歌。 」

對於填詞界的幾座大山，例如林夕，對方俊傑是個怎樣的存在？很多年前，有上上一代填詞人批評這一代的詞人寫得不好，「如果東京不快樂」是甚麼意思？情況類似現在又談香港電影已死。又有人說林夕寫得太多，霸佔很多機會，導致填詞界沒甚麼新面孔，如何評價這種想法？

他說：「林夕和黃偉文，對我來說是神一樣的存在。至於說很多歌都是他們寫，這就是商業市場的運作。如果你寫的東西，水平高過別人，市場又接受，最後你擁有更多機會，是很合理的，不能怪罪他們。我自己第一次聽歌，都是因為被歌詞帶動到。我最喜歡的林夕作品是 Raidas 的《傳說》，現在重聽都覺得他很厲害很誇張。我是因為喜歡看林夕的歌詞，才會留心歌詞。」

「最後我都寫到很氣餒」

會聽外國音樂也關心香港音樂的人（或只是我自己），不久久就有一種異議，覺得代代填詞人都好，但音樂相比之下卻顯得失色，音樂性保守，有「詞大於曲」的傳統，方俊傑卻說自己本身就是「文字派」。

「詞大於曲，我覺得是合理的。」他說：「因為香港真是出了林夕和 Wyman 這些人，他們好到一個地步，吸引到很多街外人的注意力。他們的歌詞又好又多，整個市場就很注視歌詞，但如果說沒有他們兩位，就不會吸納到很多留意歌詞、但對音樂沒那麼講究的人去聽歌，市場就可能比現在更小。至少如果沒有他們，我可能也不會聽歌和寫詞。我以前聽黑膠唱片，有一陣經常在觀塘寶星戲院後面的唱片店買碟，我在回程的巴士上已經拆開，看那張歌詞紙，看完歌詞，對我來說已等於好像聽了整張大碟。」

但正是由於香港的流行歌詞寫得「太好」，我們對歌詞的「意識形態」是固化下來的。例如我們不再能接受「鳩歌」。

「例如以前有首《食軟雪糕》，被人狂鬧。大家都鬧裡面的歌詞不知所云。我心想，為何我們被洗了腦，認為歌詞一定要有起承轉合、有大道理？一首流行曲是否一定要這樣？很多歐美歌、韓文歌，一個字唱足七次，都是如此。所以我有少少同情《食軟雪糕》，它不是《再見二丁目》，從一個街角的鏡頭帶出很深的東西……有些歌純粹就是給你 un 來 un 去。」

「我曾寫過一首歌給側田，叫《三十日》。首先是側田寫了一首英文歌詞，他叫我翻譯。歌詞很簡單，我自己有點抗拒，因為我都被洗腦的，我從小的訓練令我認為，歌詞不是這樣的嘛。側田本來給我的內容，個 scale（規模）好像很細。最後我都照做，歌也 hit 了，其實我是一個工匠，我無信心將自己放到好大。」

「我現在想回來，當時機構也不會容許我放大作者風格，我們要做 hit song，有一定方程式的，例如要做情歌，情歌裡面又有一些命中率高的角度，例如受情傷、可憐人的控訴。或例如 hook line 要有 catchy 的 phrase，在市場上這些是緊要過歌詞整體寫得好不好。」

「最後我都寫到很氣餒，歌曲 hit 了當然開心，但我面皮又很薄，在網上有時看到一些評論說我寫來寫去都是這些東西、很庸俗。我會想，不完全是我的錯，工業是這樣的嘛，而且我有不庸俗的 side track，但沒人聽嘛。當打份工的話，你得到的金錢又未足以令你對一切都 OK，一首歌可以刪三四十次，但又 hit 了。究竟自己作為填詞人，存在有沒有意義？刪改的過程很痛苦，工業不需要理你感受，開始懷疑自己寫來為了甚麼。真心話，我個人都不是想自己寫的歌太 hit，如果一首歌好 hit，但自己不喜歡的，那也會痛苦。理想的話，我可能會想自己寫得開心，又有知音，流行度低一點也好。例如容祖兒有次開 side track 演唱會，唱了我的《去火星戀愛》，這不是派台歌，但很多歌迷想她唱，這些 moment 我就很開心。」

非創作人看創作人，總是因為「距離產生美」，而把創作人本身都浪漫化。實際上可能創作的歷程沒那麼刺激，甚至沉悶；要克苦，要有紀律。

唐君毅在《孔子與人格世界》一文談到藝術世界中的天才：

「……貝多芬在月光之下，靈感一至，馬上狂奔回來寫。耳聾以後，再聽見樂而作曲。這是天才音樂家的故事。文學藝術上靈感之來，都是超乎自覺的安排。立意要到一環境，如山間海邊，戀愛飲酒，去期待靈感之來臨，亦無一定之把握。」

我們只是俗人而非天才，而且活在商業社會，很多時只能默默產出。如果生活太過狂放，反而會降低生產力。方俊傑說自己性格不好交際，也不好熱鬧，電話簿裡音樂人的電話號碼，應該不出五個。他表示，盧覓雪知道他性格如此「不娛樂圈」之後，亦嘖嘖稱奇。//

//方俊傑成為填詞人，上面是雷頌德和「金牌經理人」黃柏高。談到他們，我們沒談音樂，而是談市場。雷頌德和黃柏高是怎樣的合作伙伴？

「他們是很懂計算的人。」方俊傑說：「他們好清晰一件事的方向性。我的工作是收 order，一首歌的歌詞我寫了，但老闆、歌手、監製可能都有意見，有意見我就再改，改到大家都冇意見。」他坦言：「100 首歌詞裡面，可能只有 10 首是寫到自己的東西，但多數不會上電台 plug。所以我最鍾意寫 side track。」

歌詞可以很藝術、很個人，也可以很「無我」，服務市場多於自己。就像在媒體寫專欄，自己想表達甚麼是一回事，但受眾的接受能力、公司和市場的各種制約，所有創作者一生都在一條搖搖板上翻雲覆雨。方俊傑自言是一個「工匠」。以一個工匠的身份去看，方俊傑「加入」樂壇的時候，樂壇是否已經（又）已死？

他不同意。

「我在 03 年開始填詞，那時樂壇又未講得上好差好差。當然跟我小時候聽音樂時的情況差好遠，但我又覺得我們年代的歌又不算是『唔喺度』，卡拉 OK 都會有人唱那個年代的歌，繼續有人聽。印象中，的確少了人講賣碟這回事，以前張學友一張大碟賣 40 萬張，現在當然不會有，但業界自然找到另一個方法去營運。好像 Paco 就搞演唱會、搞電影，都是另一種方法。去到後邊，銷量無法持續，已經沒有『唱片』，只有單曲，但每年其實都一樣有好多派台歌，量減少是真的，但我那個年代都有很多新填詞人入行。唱片業和歌曲是兩種單位來的。無人買唱片，不等於無人聽歌。 」

對於填詞界的幾座大山，例如林夕，對方俊傑是個怎樣的存在？很多年前，有上上一代填詞人批評這一代的詞人寫得不好，「如果東京不快樂」是甚麼意思？情況類似現在又談香港電影已死。又有人說林夕寫得太多，霸佔很多機會，導致填詞界沒甚麼新面孔，如何評價這種想法？

他說：「林夕和黃偉文，對我來說是神一樣的存在。至於說很多歌都是他們寫，這就是商業市場的運作。如果你寫的東西，水平高過別人，市場又接受，最後你擁有更多機會，是很合理的，不能怪罪他們。我自己第一次聽歌，都是因為被歌詞帶動到。我最喜歡的林夕作品是 Raidas 的《傳說》，現在重聽都覺得他很厲害很誇張。我是因為喜歡看林夕的歌詞，才會留心歌詞。」

「最後我都寫到很氣餒」

會聽外國音樂也關心香港音樂的人（或只是我自己），不久久就有一種異議，覺得代代填詞人都好，但音樂相比之下卻顯得失色，音樂性保守，有「詞大於曲」的傳統，方俊傑卻說自己本身就是「文字派」。

「詞大於曲，我覺得是合理的。」他說：「因為香港真是出了林夕和 Wyman 這些人，他們好到一個地步，吸引到很多街外人的注意力。他們的歌詞又好又多，整個市場就很注視歌詞，但如果說沒有他們兩位，就不會吸納到很多留意歌詞、但對音樂沒那麼講究的人去聽歌，市場就可能比現在更小。至少如果沒有他們，我可能也不會聽歌和寫詞。我以前聽黑膠唱片，有一陣經常在觀塘寶星戲院後面的唱片店買碟，我在回程的巴士上已經拆開，看那張歌詞紙，看完歌詞，對我來說已等於好像聽了整張大碟。」

但正是由於香港的流行歌詞寫得「太好」，我們對歌詞的「意識形態」是固化下來的。例如我們不再能接受「鳩歌」。

「例如以前有首《食軟雪糕》，被人狂鬧。大家都鬧裡面的歌詞不知所云。我心想，為何我們被洗了腦，認為歌詞一定要有起承轉合、有大道理？一首流行曲是否一定要這樣？很多歐美歌、韓文歌，一個字唱足七次，都是如此。所以我有少少同情《食軟雪糕》，它不是《再見二丁目》，從一個街角的鏡頭帶出很深的東西……有些歌純粹就是給你 un 來 un 去。」

「我曾寫過一首歌給側田，叫《三十日》。首先是側田寫了一首英文歌詞，他叫我翻譯。歌詞很簡單，我自己有點抗拒，因為我都被洗腦的，我從小的訓練令我認為，歌詞不是這樣的嘛。側田本來給我的內容，個 scale（規模）好像很細。最後我都照做，歌也 hit 了，其實我是一個工匠，我無信心將自己放到好大。」

「我現在想回來，當時機構也不會容許我放大作者風格，我們要做 hit song，有一定方程式的，例如要做情歌，情歌裡面又有一些命中率高的角度，例如受情傷、可憐人的控訴。或例如 hook line 要有 catchy 的 phrase，在市場上這些是緊要過歌詞整體寫得好不好。」

「最後我都寫到很氣餒，歌曲 hit 了當然開心，但我面皮又很薄，在網上有時看到一些評論說我寫來寫去都是這些東西、很庸俗。我會想，不完全是我的錯，工業是這樣的嘛，而且我有不庸俗的 side track，但沒人聽嘛。當打份工的話，你得到的金錢又未足以令你對一切都 OK，一首歌可以刪三四十次，但又 hit 了。究竟自己作為填詞人，存在有沒有意義？刪改的過程很痛苦，工業不需要理你感受，開始懷疑自己寫來為了甚麼。真心話，我個人都不是想自己寫的歌太 hit，如果一首歌好 hit，但自己不喜歡的，那也會痛苦。理想的話，我可能會想自己寫得開心，又有知音，流行度低一點也好。例如容祖兒有次開 side track 演唱會，唱了我的《去火星戀愛》，這不是派台歌，但很多歌迷想她唱，這些 moment 我就很開心。」

非創作人看創作人，總是因為「距離產生美」，而把創作人本身都浪漫化。實際上可能創作的歷程沒那麼刺激，甚至沉悶；要克苦，要有紀律。

唐君毅在《孔子與人格世界》一文談到藝術世界中的天才：

「……貝多芬在月光之下，靈感一至，馬上狂奔回來寫。耳聾以後，再聽見樂而作曲。這是天才音樂家的故事。文學藝術上靈感之來，都是超乎自覺的安排。立意要到一環境，如山間海邊，戀愛飲酒，去期待靈感之來臨，亦無一定之把握。」

我們只是俗人而非天才，而且活在商業社會，很多時只能默默產出。如果生活太過狂放，反而會降低生產力。方俊傑說自己性格不好交際，也不好熱鬧，電話簿裡音樂人的電話號碼，應該不出五個。他表示，盧覓雪知道他性格如此「不娛樂圈」之後，亦嘖嘖稱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