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彈性的父母,才有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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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各行各業都需要團隊合作,但升學制度靠的卻是個人的用功。
所以父母能做的,就是課業之外的性格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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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很喜歡雨,有時候是坐在窗前看雨,聽雨聲。有時候是雨中散步,整個象山公園裡一個人都沒有。這時候,我會想起一些平常很少想到的事。其中包括一些印象深刻的事,甚至有一點自鳴得意的事。
幾年前,我們為約二十位高階領導人舉辦了一埸研討會,這些人大多來自高科技產業,也有來自學術、企業界的,像盛治仁教授等。
■ 現代人每天都在變換角色的路上
這次研討會之所以令我印象深刻,是因為這些領導人們最感興趣的活動,是「角色扮演」,盛治仁教授還為此在《聯合報》專欄寫了一篇文章。
當時研討會開始時,我請每一位寫下現在所擔任的角色。不停的寫,直到我按鈴才能停。約一分半鐘後我喊停,然後問他們寫了多少?有好多人寫:領導人、同事、部屬,父親、丈夫、供應商、客戶、兄弟,還有好多不同的角色。
每天,每個時刻都在扮演這些不同的角色,真不容易。當總經理剛剛交待副總一件事,接著董事長的電話就來了,角色立刻從領導變成部屬。剛剛有零件廠商來推銷他的產品,接下來自己就要向客戶做簡報,銷售自己的系統了。
下班了,回到家裡,又要立刻轉換為先生、父親的角色。家裡有老人家的,還要擔任兒子的角色。
人不但要轉換角色,還要轉換得夠快。
■ 巴菲特兒子的最好玩伴就是父親
通常我們下班回家多半已經很累了。吃完飯,洗個澡,看一下電視,滑滑手機,就什麼都不想做了。孩子呢?要做功課、要補習,日子就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了,還能怎樣?
有人可能看過巴菲特的兒子,彼特.巴菲特接受訪問時的一段影片。小時候彼特常留意,別人的爸爸下班回家時常愁眉苦臉,累得不想說話。他卻記得,自己爸爸下班時常常非常開心,總是面帶笑容,手上還拿著公事包,上衣還掛在肩膀上時,就會在前院草地上牽他的手,跟他說話,或一起玩球。
我不相信巴菲特的工作一直很輕鬆,或沒煩惱,尤其是五、六十年前他還沒那麼富有,還不到呼風喚雨的時候。那他為什麼和其他要打拚事業的父母有那麼大的不同?為什麼一下車就能和孩子玩在一起?
我們多麼希望自己也能像巴菲特一樣,讓家人跟我們在一起時很快樂,特別是孩子,巴菲特是怎麼從總經理轉換成玩伴的角色?
原來他有彈性,會迅速改變角色。而且能很快從投資人、老闆的角色,轉換成父親的角色,還要立即轉換成玩伴的角色。而彈性與角色轉換的能力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需要學習,或練習才會。
■父母最不需要的,就是把上班角色帶回家
上班時,我們同時要擔任的角色包括:主管、部屬、同事、供應商、客戶,能否在這些角色調整自如,不要一直停留在某一角色上,決定我們上班是否快樂,事業有多成功。
二十多年前,我在美國接受卡內基訓練的時候,還感覺不出課程中練習彈性的部分有多麼重要。對課程中角色轉換的練習,只是覺得很好玩,後來看到很多人因這練習而起了改變。原來僵硬的、一板一眼的、冷漠的人,開始變得有笑容,會跟孩子耍寶,會喜歡動漫,成為電動遊戲(那時還沒線上遊戲)高手,我開始領悟到有彈性的父親,才是最快樂的父親,也是最具影響力的父親。
■ 晚安前的親親、擁抱,祝福孩子
孩子小的時候,我們能當他們的玩伴多好!
現在我要在這裡坦承,那就是四個孩子從小時候,我便常常擁抱他們,親吻他們。不管是私底下,在家人或朋友面前,都常常如此,其實,我不太在乎別人會怎麼想。
老四黑立行小時候,他每天睡覺前,我都會去親吻他的額頭和兩邊的臉頰,我並不是行禮如儀的快速動作,而是情人式的親吻(除了嘴唇以外)。還有就是,不知道哪裡來的靈感,我會幫他畫十字聖號,會像神父那樣給他降福。
每次要離開的時候他會伸出雙手,擁抱我的脖子。我離開他的小床時,每次都會聽到他說:「Good Night!」我回頭看他,他好像知道我會轉頭看,常會閉著眼睛微笑,他那時大概才兩歲多。
他後來在幼兒園,從園長、老師、清潔的阿姨都喜歡他。園長曾親口告訴我,黑立行是他們園裡的寶。我不太確定,還有他後來的好性格,或許這一切都從他小時候與我們的親密度多少有關聯!
到了小學階段,我就像巴菲特一樣,成為他的玩伴,多陪伴他。
■ 青春期的孩子,需要的是好朋友
時間過得很快,再過幾年,孩子進入青春期或所謂的叛逆期,我又要轉變角色成為他們的好朋友。好朋友,一定不是常常教訓或管教的朋友;這個角色要會溝通、會傾聽才能做好朋友。不知我們有多少人做到了?
再過幾年,角色又變了。當他們進大學,讀研究所,或開始工作,要結婚了,有福氣的父母會享受那種諮詢顧問角色的樂趣。成年的子女會回來找爸媽談心、諮商。我現在就身處這階段,雖然是空巢期,子女都飛了,但我們兩老一點都不孤單。
這樣看來,如何做一位好父親、好母親,已經不是一種工作或責任了。父母會擁有一種成就感、使命感,並樂在其中。
我建議父母,這一切最好從孩子小淘氣時期就開始,再不然就從現在開始,扮演好每一種角色。我的感想是,重要的事情,只要開始了,就永遠不會嫌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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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老師的教養叮嚀
隨著孩子的成長,當他們的玩伴、好朋友和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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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
《#不管孩子_比管孩子還難!》
黑幼龍給父母的15個教養叮嚀【特別收錄】請問黑老師!關於教養的10個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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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黑幼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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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好:
這是今天(9/3)晚上9點半贈書直播我要討論的書,抽書三本,歡迎參與。
我非常非常榮幸,跟各位朋友分享這本書。黑幼龍老師的慢養哲學,可以說是我在學習教養方面的啟蒙。
我自己學習教養的過程中,經歷過四個大的派別或派典,也曾輪流在版面上分享:正向管教、腦科學教養、覺醒教養、行為改變技術。
然而,黑幼龍老師的書與相關影片,這麼多年來,一直停留在我的腦中。黑老師自己如何被教養長大,那種「無為而治」的教養,帶著道家色彩的黑媽媽身影,也都不斷影響著我。
所以我特別想跟大家分享「慢養」的重要,別忘了,我們要成為自己的父母,沒有孩子都可以學。
祝願您,能在不同情境,順利轉換自己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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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不開的一本書,一些事】
Cathy Park Hong《Minor Feelings》
也不是說有意避開,就是知道了很久,沒拿起這書來讀。本書在2020年初出版,作者是一位美國韓裔著名詩人,這是她的第一本非詩集/非小說作品,書的副題是"A reckoning on race and the Asian condition":「種族和亞裔處境的反思」,隨著全球疫情後出現的反華情緒,和特別在美國發生襲擊亞裔人士個案數目大幅上升,令亞裔美國人身分認同成為熱門話題,而這書在今年初推出了 paperback,過去只讀沉悶的政經書籍的我,本來近期集中睇小說,但 Hong 的這書,再也避不開。
本書名列去年多個年終書評十大名單中,只不過是短短二百多頁、七篇文章,有什麼特別?作者以自己第二代韓裔美國人的身分和個人經歷,包括自己和一些認識或不認識的人的故事,探討了種族、結構性種族歧視,和在白人社會主導下成長的影響等題目,也因為她是詩人和藝術家,特別討論了小時學習英文為第二語言,從而讓她對這語言有更敏感了體會和應用,和一些在藝術社群中亞裔面對的問題。
Hong 成長家庭環境中上,住在白人居住地區,甚至家有私家泳池,但不忘提醒讀者小時候住在洛杉磯Koreatown的「基層」地區,不過在1992年當地發生的黑人與韓裔種族衝突前,父親生意有成,已經搬走。與我之前介紹美國越南裔詩人/作家 Ocean Vuong 不同的,是後者以難民身分移居美國,在單親家庭中長大,一直貧苦地工讀,Hong 讀的是私立大學,但二人對英文為第二語言的體會,在他們作品中,可見相似的地方。
尋找一起走過的經歷
兩人相似的經歷,還有是一個刻苦、堅強但對子女十分嚴厲的母親,就像我們在流行文化中阿信再加「虎媽」的印象。Hong 提及,小時到白人孩子朋友家中玩,覺得很和平和安寧,父母慈祥,小狗可愛,但回到自己家中,父母總是吵吵鬧鬧,沒有寵物,但老人家總有些古古怪怪的習慣(像祖母親用咖啡罐裝自己的尿去後花園種蔥),我想如果拍成電視處境喜劇,應該嚇壞白人,但反過來,只會令他們對小數族裔 stereotyping 的印象定型,更根深柢固。
Hong 的文章中,帶出很多重要的問題,例如,她作為藝術家,作品是否被困在白人社會對亞裔的印象的框框內,要遷就他們怎看我們,才能有機會出版?甚至她透過於1982年在紐約姦殺被害的美國韓裔女詩人 Theresa Hak Kyung Cha 的事跡,質問為何媒體甚至她的藝術界同僚和朋友,分別都淡化報導或低調處理,難道亞裔面對的暴力,白人社會都不想提,不想知道太多,亞裔在他們眼中,最好是隱形?這狀況,也與黑人面對的問題和歧視,有所異同。
Hong 所提出的問題,未必有答案,卻能另我們反思自己的經驗。無論在那裡生活,或曾經在那裡生活,在「自己的國家」抑或「別人的國家」,是多數是少數,不要說沒有歧視,要是這樣說,肯定只是視而不見而已,包括在中國和香港。我也想,我曾經在美國留學和打工十多年,回到香港,種族上少數分子變回多數,但身分認同又在種族層面上增加變數,回歸後香港身分在國家全面管治下又不一樣了。但至少回想自己十多年在美國的經驗,究竟當時是怎樣的?
誰是「亞裔美國人」?
近年使用的「亞裔美國人」(Asian American)一詞,原來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在美國反越戰和民權運動示威浪潮最火紅的加州柏克萊(Berkeley)所創作出來的,今天最「建制」的形容詞,當年卻已是最「前衛」的。即使在八十年代我在美國讀大學時,對亞洲人的形容詞,很多人仍然以 "Oriental"(東方人)這個顯然極為殖民主義的詞語稱之。至近年,如果要向一些美國機構有需要填表,在種族一欄往往會以「亞裔美國人及太平洋島民」(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統稱,我都會不禁想,亞裔都夠包羅萬有了,怎麼把太平洋島民都打成一片?
反觀英國,近年在這些回應表格分類,都變得比較仔細了,會分為「中國人」、「華裔英國人」或甚至「香港人」,當然也有些「混血」、「其他」或「不想或選擇不回應」給選擇,始終,說是種族但其實也是身分認同的選擇問題。然而,是否美國人就是比較懶惰,還是白人主導思想下分不開,不想分?他們分不開華人、日本人、韓國人、越南人等等,這都罷了,就是兩個東亞裔人的不同面孔,都總是分不開,我們分辨白人面孔卻沒這問題,是否我們看荷里活電影太多,他們看亞洲片太少?
自去年起,亞裔在美國因種族歧視遭受襲擊個案大增,亞裔美國人團體因而加強聯繫,作出回應,我曾經聽過當中他們舉辦的數個網上論壇,華日韓越還有印度、菲律賓等主要社群的參與都有,他們都會指出,一般美國人社會和白人主導的理解,甚至在不同亞裔之間,其實都未必完全了解「亞裔美國人」所包含的複雜性,不同的種族、文化、背景、語言,分隔了他們的互相了解,還有不同國家之間的政治和歷史的紛爭、新仇舊恨,在美出生的日韓中/港/台人後代,可能感受不深,但如果是新移民或者留學生,不幸地可能根本互相敵視,另一方面,新移民與否、教育程度、社會階層不同,對種族歧視的體會也不一樣。
我比較深刻印象的,是有一位講者曾經提出過,在媒體甚至官方的描述,不宜再簡化地以"China"或"Chinese"形容中國政府或官方的事宜或行為,中國餐說是"Chinese food"沒問題,但如果是政府的行為,就應該在內容和標題說明是"Chinese government",的確,任何政府也不能代表所有人,批評一個政府不應把不滿投射都該國的人民,這個建議,可圈可點!
黑暗的歷史
另外,他們在討論中提出的典型應對,必定包括在美國教育中加強亞裔在美過去面對的歧視歷史,由美國內戰結束後,失去了黑人勞動力後,美國於1860年代輸入數而萬計的中國勞工以參與興建鐵路,可說是美國鐵路尤其是開發大西部的,當初都是以中國人的血汗,甚至用上平均每公里幾條中國人命搭建出來的,但美國政府「打完齋唔要和尚」,之後卻因恐怕大量亞洲移民,通過了「排斥華人法例」(Chinese Exclusion Act 1882),中國人甚至其他亞洲人,甚至包括前美國殖民地的菲律賓人,都難以移民美國,直到1960年代才真正開始改變。
今天亞裔美國人提出應該放進中小學歷史教材的,當然還有二次大戰時的日裔美國人的遭遇,他們無辜地被視為間諜,財產土地被充公,失去自由,年輕男丁卻被徵上戰場,保衛美國這「家園」,其他家人就關押在集中營多年,直到戰後才放出來,這段黑暗歷史。至於韓國和越南人,無論是否同意美國當年應否介入他們國家的內戰,阻止共產主義擴張,大概都會同意,美國接收不少來自兩國的難民或移民,多少都為贖罪。
然而,在今天美國的本土政治環境,種族主義反而更為抬頭,在部分州政府出現共和黨人大力打壓黑人投票權利和鼓吹白人至上主義,要提出亞裔美國人歷史觀,把這些美國帝國主義的黑暗歷史,放進教科書,談何容易!反過來說,政權用作政治宣傳教育的話不算,就是過去在華人社會和教材又有多少談論「賣豬仔」和美國反華移民法案?就是我這一代香港人,對這些事的印象,只有「華英雄」和黃飛鴻電影(但這些故事內容卻反而只較多描述中國人自己人打自己人多於受白人的歧視),難道這歷史連中國人自己都不想再提?
種族暴力未停止過
這兩年在美國發生多宗亞裔面臨種族暴力事件,特別在三藩市灣區和紐約市等地,以及在今年三月發生的亞特蘭大按摩院槍擊案中的受害者,回想我接觸這些仇恨罪案(hate crime)的報導,始於1982年的陳果仁案。案發於我入讀美國大學前的幾個月,案件和之後數年關於的審判的報導,在我讀大學時訂閱的星島日報(記住當年未有蘋果甚至world-wide web!),應該一直看到這案件的發展。
陳果仁在中國廣東於1955年出生,六歲被被同來自廣東的養父母從孤兒院收養,帶到美國長大,於1982年二十八歲之齡,在美國底特律一家脫衣舞會所與朋友慶祝八日後將舉行的婚禮時,與在場人士起爭執,後來被兩名白種人追打,以棒球棍擊至腦死亡,四日後正式離世。這是否種族仇恨罪案?有證人表示,聽到兇徒曾經說:「都係因為你班XXXX令我哋無工做」(It's because of you little motherfuckers that we're out of work.),兩名被告當然否認說過。
歷史背景,當年美國因日本經濟起飛,尤其美國汽車業面對日本進口車競爭,節節敗退,三大汽車廠大量裁員,而底特律正是美國汽車業傳統重鎮,失業情況嚴重,雖然陳果仁是華人,相信很可能是被錯誤當作為日本人而被害。然而,州政府的審判,竟然輕判兩名兇徒罰款三千美元,守行為三年了事,華人團體說,等同公告天下,三千大元可以買起一條中國人命。
之後,有華人律師和記者介入,根據侵犯死者公民權利把案件推上聯邦法庭,原本把兇徒當中一人成功入罪判監廿五年,另一人就脫罪,但在兩年後上訴判決,兩人獲無罪釋放。最終,家人僅能以民事訴訟控告兇徒,獲判約一百五十萬美元,還要分期每月幾百元地給被告慢慢還,慢慢玩!因此,今年的亞特蘭大槍擊案,社會爭論是否應該以種族仇恨罪行控告兇徒,但歷史告訴我們,在美國,要如此入罪,十分困難,結果,恐怕又是不了了之。
當然,與當年中國人被當作日本人不同,這兩年如果說有人因疫情而仇視華人,但不少在美國街頭被襲擊的,卻是其他族裔的亞裔人士,可謂諷刺,並且,這也不是因為認錯,不少襲擊者顯然沒打算再理會他們是華人或是其他亞洲人,就是發洩要叫他們「滾回家」,即使他們不少根本是土生土長美國人。可幸的是當年陳果仁案只有美國華人稍為關心,今天可能因為所有其他亞裔都一同受害,亦相信因為社會始終有少許進步,不同族裔的亞裔人士總算更大程度地合作起來。
選擇忘記的歧視?
回望我在美國生活的那些年,究竟有沒有受到種族歧視?要說出具體例子的話,我說不出來,但說沒有遇上,我可以肯定地說,一定有。小的事情地方,面對過的白眼,服務上當我隱形,言語上的欺凌,必定有,但很奇怪,雖然說已經過了廿多年,是真的完全記不起來,還是我潛意識要忘記這些事、那些人?相反,像 Hong 書中形容,美國人對亞裔有些既定形象、行為模式,作為「乖乖」的「模範少數族裔」,我們只要「fit」進這些模式,自然大體上「相安無事」。當時,不自覺下,受害者也成為了種族歧視的幫凶。
我的大學處於中西部非常保守的印第安納州(Indiana),白人絕對佔最多,黑人也少,不過,可能因為屬於理工科目較强的學校,來自分布大量不同國家的留學生算多,我大學第一年時,宿舍同房被分派了一個美國人,他來自本州的中型城市,從未踏足外國,甚至連美國本土可能只去過少數鄰近的州分,我這個香港仔同房,對他可能已算是個衝擊。我們相處不錯,但我相信他也覺得,他潛意識下覺得自己是主,我是客,他是大,我是細,而我都是用最典型的亞裔方式,用學科成績證明自己的實力,得回多些尊重,尤其因為我們主修科目一樣。不過,不自覺下,這也許又已墮進「模範少數族裔」的stereotype 了。反而我有印象的,是他初時常笑我寫中文信給家人朋友(我1993年在入學第二學期才拿到電腦戶口,學識用互聯網和電郵,減少了手寫信),寫的中文字是"chicken scratch",如果以今天標準來說,算是有點歧視成分了,不過,當年,算了。
與 Hong 描述她的大學生活比較(我比她約早十年入大學),我們都是在中西部的保守州分(她在艾奧瓦州 Iowa),不過她讀藝術,我讀的是工程,也許在亞裔的模範形象中,數學、理科能力較佳,讀這些科目的話白人接受,問題較少,只要是繼續在這些方面發展,可謂各取所需,當年就算是畢業後要在當地找工作,拿工作簽證留在美國,入籍,都不困難。後來我碩士畢業後進入大型電腦公司,先後在東西岸,前後兩家公司工作,回想起來,都是走不出這亞裔模範形象。
我在美國的第一份工作,聘請我的是一位台灣人,從一開始,我真的有想過,他是不是因為我是華人而挑選了我?結果我都沒有問過他,當時組中除了我倆沒有其他華人,而我們也從沒有在工作內外講國語。當年我讀的是電腦工程,但第一份工作卻是在電腦公司生產硬碟的製造工程部門寫相關控制機械的程式,老實說,並不十分「夾」,大學學的都不一樣,要重新學過,而硬件製造可說是比較「悶」,結果兩年後在公司轉職到西岸矽谷的前線部門,才擔上較接近軟件顧問和諮詢的工作。矽谷在科技人才上即使當年已經是個大溶爐,我的同事幾乎來自世界各地,說什麼種族歧視?雖然最終大老闆,基本上全是白種人。
後來我在1994年返回香港工作後,無論是朋友討論或是媒體訪問,問及我為何回流,我的答案都會說,在香港可以更快踏上更高的職位,事業發展更好。當然,也許在一刻是那樣,不過,我也會補充說,如果留在矽谷多一會,等及互聯網 dotcom 泡沫吹起,留在美國也許發展更好也說不定。不過,當時在美國大公司所見的,的確是即使科技行業也有這個玻璃天花(glass ceiling),上面的職位望得到,但不會能上到去。我沒有詳細數據,但即使至今,大家印象中仍會覺得,除非自己創業,在美國大型科技企業的最高層,華人等亞裔的不多,除了印度人。
Minor Feelings
Hong 書中說的 minor feelings,是指當「美國式樂觀主義被置於你的身上,與自己種族實況面對呈現矛盾,導致的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人家告訴你,一切在改善中,自己卻覺得,都是一樣;人家說,亞裔多成功,自己卻感覺失敗。」相反,當我們覺得,「受夠了」,要對自己誠實一些,即使要令其他人覺得「難相處」,卻會被視為「敵意、忘恩負義、妒忌、令人沮喪、好戰」,就像白人社會覺得我們走出模範樣式,出了軌。
想起來,當年離開美國,的確有點兒這些感受。不過,奇怪的是,今天在香港,如果嘗試把種族部分,自己選擇用一樣你感受到的東西代替,這「認知失調」和「被當作出了軌」的感覺,同樣出現。這,又是什麼?
所以,我說這書避不開,是因為有些事,有些感覺,是避不開的。《Minor Feelings》最成功之處,最另我覺得是所讀最佳的書之一的原因,是因為它出奇地令讀者反思。不只是共鳴,更加是反思。
#CathyParkHong #MinorFeelings
#和你讀
#光讀書 #書評 #讀書
非婚生子女父親欄 在 李怡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今天,85了!
我從小只知道父母告訴我舊曆生日,那是農曆3月22日。在登記香港身份證那年,也許是鄰近新曆5月1日,因此就胡亂寫上那一天是我的生日。妻子女兒及朋友們都在5月1日為我慶生。後來有朋友幫我查到,我出生那年(1936年)的農曆3月22日,是新曆的4月13日。這以後,每年就過兩次生日,新朋友被告知是4月13日,老朋友還會跟我過5月1日。
近年最熱鬧的一次,是2016年4月16日,友人Felita 為我主辦的一次生日晚會,有數十人參加,大部分是年輕的新朋友,也有老讀者把二三十年前我主編的《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帶來作回憶。我那時的一些老同事也被我請來了。那是我八十歲生日。那年我出版了《世道人生之八十自述》一書。
不經不覺又過了5年,今天進入85歲了。5年前,我開始了《世道人生》的專欄,今年,我告別這專欄。
今天,我在實體上,一個人過;精神上,就把過去幾篇與生日有關的文章在這裡重刊,算是與讀友談天,一起過生日吧。
八十自述
(發表於2016年4月13日,已收入《世道人生之八十自述》一書中。)
我出生於1936年廣州。童年經歷戰前香港、淪陷的上海南京、戰後的上海北平,動亂中於1948年來了香港,在這裡穩定生活了68年。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給我更多,使我更愛。
在左派中學畢業,1955年進入親共出版社工作,在那裡得到知識的成長,1956年第一次在《文匯報》文藝版投稿獲刊登,從此走上編輯寫作之路,畢生沒有轉行。一個甲子了。
人生最大的改變是在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月刊,它開始時是一本左派背景的刊物,其後轉變成獨立的刊物。我也從一個服從中共領導的文化人,轉變成一個具獨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文化人。我創辦了這刊物,擔任總編28年3個月,實際上也是這刊物創造了我。沒有它,就沒有我的認識的改變,也沒有我下半生的事業,包括停刊後的寫作。
有黨派背景的報刊把報刊視為宣傳工具,講「立場、觀點、方法」,立場是第一位的。宣傳品不是以報導事實為主的媒體,不是監督社會尤其是監督掌權者的媒體,而是要把黨派的政治觀點和政策措施向讀者灌輸的媒體。辦《七十年代》之初,我向讀者宣示我們的理想雜誌,是「讀者是它的作者,而作者也是它的讀者」。也就是說,它不是由編輯組稿、作者寫給讀者看的雜誌,而是讀者和作者一起在那裏交流知識、經驗、見地和所聞所見的事實的雜誌。編者也是讀者、作者之一。我堅持開放園地,以文章的質素而不是以立場作選稿準則,終於不為左派所容;也因這主張,使雜誌緊貼時代,我的知識和思想也在讀者作者交流中不斷從自我反省得到拓展。卡爾·波柏的「批判精神就是科學精神」是我一生的座右銘。
在認識上固然需要不斷地糾正錯誤,但在明確媒體必須尊重事實、一切讀者關切的事都要如實報導,一切只要是充分說理的好文章都不拒絕刊登,這些基本價值觀卻必須堅持。由於在1970年自主決定報導海外的保釣運動,受到周恩來的關注,我也因此與中共香港工委有過比較緊密的聯繫。其後由於我100%堅守原則,而被掃地出門,但也因此給了我機會,去開闢獨立自主的媒體生涯。
「100%堅守原則,要比98%來得容易。」這是哈佛商學院教授Clayton Christensen的一句話。堅持100%,難關挺一下就會過去;堅持98%即表示你在名利權面前放棄自己2%的堅持,但放了2%就會繼續放,終於會變成一個沒有原則的人。
人生有許多時候要妥協,但既選擇媒體工作,那麼堅持不做宣傳工具就不能有2%妥協;堅持一切公眾關切的事都如實報導不能有2%妥協,寫政論須以事實為根據和忠於自己的認知也不能有2%妥協。就這樣,我見證了中國抗戰以來的變遷、文革、民運,台灣民主運動,香港則從九七問題出現到現在的所有階段,報導和評述這些變化幾十年。
父親送我的生日禮物
(發表在2019年4月9日的文章,記下對我人生最有影響的生日禮物,就是父親在我16歲生日時送的《魯迅全集》。)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除精神病學上的誇大狂外,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裏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所以多有這『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這是現代人寫的文章嗎?不。這是100年前,1918年11月15日魯迅發表在《新青年》的文章〈隨感錄三十八〉,後收入他的文集《熱風》中。
摘錄這小段文字,就明白為甚麼魯迅的時論文章在今天讀來都不覺過時,也明白為甚麼這位在延安時期備受毛澤東稱道的作家,他的小說、雜文近年在中共國的教科書中不斷被剔除了。中國歷代的專制政權,都是植根於這種「合群的愛國的自大」中,也利用這種「自大」去凝聚民眾的奴性,經久不息,延綿至今。
1952年我16歲生日那一天,我父親送了一套《魯迅全集》給我作生日禮物。他那時約略知道我喜歡看文學著作,在學校的中文作文成績也較好。這套全集我一直保留到現在,許多本都佈滿蟲蛀的痕迹,紙頁也有點脆了。
這套《魯迅全集》是中華民國27年6月15日初版,民國37年12月15日三版的版本。民國27年是1938年,魯迅去世後兩年。全集20冊,前十冊是他的著作,後十冊是他的譯作。
父親送我時,大概沒有想到,這套全集是我思想和寫作的瑰寶。我至今仍然感懷父親給我這個畢生受用的禮物。我通讀了全集前十冊,後十冊的譯作讀了一部份。
魯迅舊學根底深厚,又留學日本,博覽西方文學和思想論述,在他的小說和雜文中,有傳統文化的底蘊,西學的淵源,和針砭時弊的邏輯思維。後來認識雜文家羅孚先生,他說他是吃魯迅的奶長大的。我想我也是。我甚至認為,只通讀魯迅,就兼具國學與西學的基本認知,和一定的寫作能力。
文革時中共把所有的中外文化都批判為「封、資、修」,但因毛澤東曾經極力推崇,因此香港左派書店除了大量毛著之外,還有魯迅著作。我這時期又把魯迅所有的小說和雜文再讀一遍,並寫過一本叫《和青年朋友談魯迅》的書,編輯過他的語錄。魯迅晚年參加中共幕後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但他沒有被中共體制收編,反而批判左盟領導者為「拉大旗‧作虎皮」的「奴隸總管」。魯迅自始至終保持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魯迅作品不僅針砭時弊,而且深挖中國人的劣根性,更使我畢生受用的是他的這句話:「我的確時時刻刻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地解剖自己。」我後半生的思想認識的轉變,正是秉持這種批判現實也批判自己的精神而來。魯迅是我思想和寫作的基礎之一。
鼠年的生辰雜感
(取自2020年4月13及14日的文章與網誌。)
農曆3月22日是我的生日,2020年正好與我的新曆生日只隔一天,是4月14日。
我生於1936年,鼠年。回顧我生平經歷的所有鼠年,對我的人生都有意義。出生那年,是抗戰前夕。1948年,在中國內戰中,父母帶我從北平重回香港,由此在這裏開始了與在大陸完全不同的人生,我有了香港人的身份,儘管許多年後才對這身份有認同感。1960年,結婚,太太在大陸寶安縣教書,我們分離兩地直到1974年她重回香港。1972年,我辦的《七十年代》在左派陣營中崛起,那一年被邀到北京,見到一些要人,體會到的卻不是中共官方想要給我們的觀感。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香港開始面對表面明朗實際上卻灰暗的未來,社會從此開始了新的、延綿至今越趨激烈的矛盾。1996年,主權轉移將臨,港督彭定康預言,「香港的自主權……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2008年,與我相伴超過半世紀的妻子離世,我一度陷入長久的困惱中。2020年,香港繼反送中的絕望抗爭之後,來到全球疫情大爆發的時代。香港也在這一年實現告別一國兩制的「二次回歸」。
人說本命年是人生的一道坎。不過精通術數的哲學家勞思光生前對我說,本命年之坎,並非應驗在所有人身上,而是還要有其他命數配合的,所以毋須戒懼。但對於我來說,鼠年至少是人生的一個關口,悠長歲月中的每一個鼠年都像是一個里程碑。或者如弘一法師遺言所說的「悲欣交集」,悲是悲眾生,欣是欣幸走了過來,欣幸在自主命運中有新的覺悟。
過去幾年,每年都有新老朋友同我慶生。今年最冷清。有朋友問我:會不會悶?會不會感到孤獨、寂寞?孤獨與寂寞不是同義語,孤獨的人不一定寂寞,反而許多朋友一起鬧鬧哄哄的人往往是寂寞的。寫作人大都孤獨而不寂寞,一個人在那裏思想飛揚,如莊子所言: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昨天看港台的視點擂台,兩個年輕人黃之鋒和民建聯的林琳一對一辯論,糾纏着一個問題,甚麼是幸福?好像各說各的,沒有定論。
現代人的所有人文思想都從來沒有超越過古賢,而只是不同角度去解讀古賢。幸福的定義,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一語道破:「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氣。」
人的不幸不僅是物質的匱乏,而且是在物慾追求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做了奴隸:權力的奴隸,金錢的奴隸,色慾的奴隸。
自由並不等同於行動上的自由。自由的意思是自主,是為自己的準則而活的藝術。
×××
今年的生日,我也懷想到去年(2019)今天告訴我她也是農曆3月22生日的朋友Venny Lai,去年十月她在大阪旅行時突然過世,我知道時震驚不已。她妹妹一直放不下傷懷。我生日的願望之一是希望她妹妹和朋友們不要被不受操控的事情困擾。
人生有困難,有困擾。困難是你可以解決或經過努力也解決不了的事情;困擾是已經過去的或不受人為操控的事情。人的逝去是其中之一,目前的疫情何時結束?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操控的。作為個體來說,不須為這樣的事困擾。
敏儀傳送一首歌給我,是1943年歌手Vera Lynn演唱的We'll Meet Again,來自Vera Lynn主演的同名電影。這首歌是1939年由Ross Parker和Hughie Charles作曲作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最著名的歌曲,激發士兵們的戰鬥意志以及他們的家人和愛人的共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5C4meGkNyc&feature=youtu.be
朋友們,我們會再次相見。在這之前,仍然可以在網絡中以文字或聲音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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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婚生子女父親欄 在 Re: [問題]無法呼吸的夏天玲的生父(雷)? - 看板Japandrama 的推薦與評價
(雷)
※ 引述《dtlove (15週年Anniversary!)》之銘言:
: 目前看了三集,
: 有個疑問,
: 玲的生父真的是葉子的第二任丈夫嗎?
: 然後因為第一任丈夫(要潤)不肯離婚且會打媽媽,
: 所以才不想辦戶籍,怕被要潤找到?
: 還是其實生父是要潤,
: 怕要潤對玲不利or搶監戶權才不報戶口呢?
: 究竟生父是誰?真正不報戶口的原因又是為何呢?
: 有一點有看沒有懂耶!是我理解能力太差了嗎?><
: 好像第一集有提到,
: 離婚後未滿300天所生的孩子不能報戶口,
: 為何會有這種奇怪的規定呀?
: 如果媽媽離婚後才發現懷孕了,
: 那小孩的人權在哪呢?
: 法律真是普通人難以理解的東西呀!><
雖然前面已經有人對300日作出解釋,
但我看完日本wiki的解釋後對這個法律的解讀是這樣的:
幫新生兒報戶口=去戶政辦理出生登記。
而出生登記上面要載明的大致上有以下這些東西:
小孩的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父母姓名、是否為婚生子女、戶口居住地地址
但日本古時候沒有DNA鑑定這種東西,
所以民法772條為了防止新生兒因父母婚姻破裂
而使得報戶口時被填寫成父不詳的非婚生子女
就立了一條可以簡易判斷親子關係的方法
那就是如果小孩是離婚後300日以內出生的話,
法律就推斷這個小孩的生父是前夫,並當作婚生子女處理
在沒有其他意外狀況(外遇、被強暴etc)的前提之下,
這條法律所採用的親子推斷方式應該是百分之百準確的
既然是前夫的婚生子女,那父親欄填他的名字也合情合理
可對於外遇事件頻傳的現代而言,
這條落伍的法律顯然會造成許多問題
尤其小孩的爸爸根本不是前夫的時候
你硬要我在父親欄上填前夫的名字就很鴨霸
偏偏法律上認定的解決方式就是請你鬧上家庭裁判所
迫使前夫一起去做DNA鑑定,以便證明這真的不是他骨肉
但如此一來,已經離婚的兩人勢必會因為這樣繁瑣的程序而再度有交集
於是有些媽媽就像葉子這樣,因為不願意再跟前夫有任何瓜葛
就乾脆得過且過不幫小孩報戶口了...
所以不是離婚後未滿300日的小孩不能辦戶口
而是法律規定這些人只能以前夫小孩的身分去提交出生登記
而且想讓戶籍上的爸爸換人非~常~麻~煩!
至於小玲的生父到底是誰...
根據第一集畫面,葉子是跟谷崎結婚後三個月生下小玲的
而出生日期也跟小玲第三集拿到的出生證明是一致的
加上日本民法規定女性離婚後半年才得以再婚,
在那之前劇情也沒交代葉子在避難所認識谷崎後又待了多久
若這段期間她的性伴侶只有谷崎一個人的話
那谷崎就是小玲的爸爸也不用懷疑吧
除非中途前夫來糾纏不清時發生了甚麼意外XD
但第二集葉子又說她是在避難所認識谷崎並生了小玲
可當時前夫一直不肯離婚,她怕被殺才死命隱藏小玲的存在
這樣看起來好像她還沒離婚就生小孩了呀??? 這不是前後矛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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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218.173.123.194
而且我覺得若小玲真的是前夫的小孩的話,
那硬要隱瞞事實又牽拖法律不好的葉子也很違反倫理道德呢
※ 編輯: b0339576 來自: 1.174.115.19 (07/27 15:32)
那只要母親能夠舉證的出小孩生父是誰的話
替小孩報戶口時就不該受到這條法律的限制
但也有另一派人士說這樣會助長不倫歪風...
※ 編輯: b0339576 來自: 218.173.125.171 (07/28 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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