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時常會有填寫服務問卷或報名表單的經驗。
你曾經碰過讓你「選擇困難」或找不到合適類別可以填答的報名表單嗎？申請獎助、參加競賽等各種報名表單問卷的設計，時常反映出資訊蒐集者如何對於填答對象進行分類與分析的思考邏輯，同時也關乎申請者如何理解並將自己的經歷與認同歸類表述的方式。
事實上，日常實踐的社會分類系統之深層結構是人類學家長久關注的焦點。最近這幾年，在美國以全球為對象的的影展獎項的分類與給獎爭議，映照出關於語言作為分類項目與國家文化認同的思辨，讓我們透過這篇 換日線 Crossing 的文章， 反思語言分類與國家及族群認同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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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美國、白人，權力結構不容忽視
藉小說《同情者》獲得普立茲獎的越裔美國作家阮越青（Viet Thanh Nguyen）在《華盛頓郵報》發表一文，以自身家庭的故事舉例，提到自己在 1975 年以越南難民身分來美的父母，即便大部分的人生在越南度過、朋友都是越南人、在家裡都說越語且英語說得並不完美──但自首次踏上美國 45 年後、也早獲公民資格的他們，還是「外國」的嗎？
「當然可以辯駁說只是因為一個語言被稱作是外國的，不代表說這個語言的人就會被認為是外國的。這或許對在美國的白人來說是沒錯。但對於許多美國人來說，一個亞裔後來如果說另一個語言、或是有著口音說英文（或有時候根本沒有一點口音）還是會被認為是外國的。若沒有看見、聽見這個現況，將是故意忽視種族因素，因為英文──完美的英文──常常和白人（whiteness）連結，如同『美國』本身就與白人連結。」
阮越青更舉例，若導演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拍了一部講意第緒語（Yiddish）的猶太移民故事，金球獎還是會認定此片是一個「美國故事」──為什麼呢？唯一的的差別是史匹柏格握有權力、且無庸置疑的是位美國人，但《夢想之地》的導演 Lee Isaac Chung 是位亞裔美國人背景的年輕電影人，而亞裔美國人在歷史上總在美國被視為是外來的。
美國普渡大學語言文學學院院長 Wayne Wright 接受《衛報》訪問時也同意如此說法，「研究美國語言多元性的人偏好視其為社群（community）或是遺產（heritage）語言取代外國語言（foreign languages），因為他們絕對不是外國的。」她更說，「《夢想之地》這是一部反映美國人是多語言的多語言電影。所以一個成長在鄉村阿肯色的家庭的語言對話是絕對真實的。還有什麼能比這個更美國？」
有鑑於金球獎所造成的爭議，《Variety》也預測《夢想之地》將是「最佳外語電影」贏家，因為投票者將會在權利範圍之內讓《夢想之地》獲得獎項肯定。至今，主辦單位 HFPA 皆拒絕回應媒體，也尚未針對爭議對外說明。
相對地，「國際電影」也有類似爭議
就在討論與批評如滾雪球般累積，也展開了另一層關於「外語電影」、「外國電影」的論戰，且將焦點轉移至奧斯卡金像獎。奧斯卡自去（2019）年將「最佳外語電影」（Best Foreign Language Film）改名為「最佳國際電影」（Best International Feature）。首屆得主《寄生上流》的導演奉俊昊也在得獎後說：「我很開心能成為此獎項新名字下的首位獲獎者。我讚許、支持這個改變所彰顯的意義。」
然而，即便改名仍面對界定參賽資格的爭議。加拿大電影《Funny Boy》報名參加本（第 93）屆、2021 年「最佳國際電影」獎項時，因包含太多英文對話遭拒，因為奧斯卡對於此獎項的規定是要具有「主要為非英語對話的音軌」。但是，《Funny Boy》場景設定於 1970、80 年代的斯里蘭卡，並於實地拍攝。片中探索一位年輕男孩對性傾向的覺醒，並在少數族群泰米爾人和主要族群僧伽羅人的政治緊張情勢時，他的家庭並不接受他與社會期待相斥的不同──「這聽起來像是一部國際電影，但根據演藝學院的規定，它不是。」
前（2019）年，奈及利亞電影《女不放棄》（Lionheart）也遇到類似問題。就在報名參加後，甚至已經進入 93 部入選名單，卻被委員會解除資格，原因就是因為這部奈國電影主要由英語發音。即便片中也有使用奈國的伊博語，但多數對話仍以英語進行，因此不符合奧斯卡規定，而這是奈及利亞第一次參賽奧斯卡。
如今藉著奧斯卡的先例和《夢想之地》的討論，《別告訴她》的導演王子逸更試著反問，「一部『外國電影』可以用『我們』的語言嗎？（例如英語）一部『國內電影』（domestic film）可以是用一個外國語言嗎？『外國的』到底意指什麼？『美國的』又是什麼？」
（引用自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14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