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後感】我們每個人的 Permanent Record
斯諾登現身說法親自撰寫的第一本書，萬眾期待之下約兩星期前出版了。我第一時間訂購，一口氣幾日之間讀完。坦白說，作點期望管理，不能說是大量爆料，或者是揭發了很多前所未知的秘密。看來作者的目的，是希望世人更加了解斯諾登是個什麼人，為什麼他成為揭密者，公開美國政府大規模監察人民網絡資訊的秘密。
這本書對我來說不難讀，一方面是因為斯諾登提及的技術內容，都是IT人非常熟悉的。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形容至少接觸科技的過程和經驗，實在與我這一代人的經歷非常接近。由家中接觸第一部個人電腦至沉迷打機，學校成績不好，但電腦技術能力高，雖然缺乏學歷，仍然能在短短十年時間在情報機構擔任重要技術位置，但有是什麼驅使他成為揭密者呢？
斯諾登的父母都是在政府軍事和情報機構工作， 2001年911事件之後，他因為一腔愛國熱情，甚至參軍接受基本訓練，卻因傷未能成為軍人，但這卻造就了他走上了在情報機構擔任IT系統管理的事業之路。雖然號稱是合約員工，經常由一個外判商轉到另一個，但事實上他擁有極高的保安授權，基本上就是政府員工甚至等同前線特務，只不過身份是一個『合約IT狗』，他的情況令人覺得與香港的T合約IT員工相近。
美國政府在911事件之後，由小布殊總統開始利用情報機構收集大量社交媒體數據甚至元數據(metadata)。如果說是監察或監聽(surveillance)不好聽，就改叫作『大量蒐集』(bulk collection)，即使本來有法例限制，但這些事既然是機密情報行動，只要政府不公開，外間根本沒有人有辦法證明。斯諾登特別指出，除了行政部門濫權，美國國會立法機關其實一直也在配合監控，不聞不問不知道，暗地裡放政府一馬，甚至連司法機構也一樣『合作』。當情報機構偶然真的向法庭申請手令進行監察的時候，法庭幾乎『自動波』地容許。這些都令我想起近期香港反佔中運動中警方濫權的狀況。
所以，斯諾登說當時經過十年大規模監察之後，科技使用上變成反恐的作用不足，剝削人民自由和私隱綽綽有餘。於是，他就有一個本來聽聽話話，即使雖然不喜歡一些規矩，但也不敢違抗命令的人，變成一個被指為『叛國賊』的揭密者。
但他能夠取得如此大量資料，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他在整個情報機構之中以管理權限來說是接近最低層，但作為系統管理sysadmin，可以接觸到的資料權限卻是最高。加上他細心地計劃如何把資料螞蟻般大量地蒐集，再精心將資料重重加密，才能成事。
2013年春天斯諾登來港匿藏，為什麼他選擇香港？他說，是因為香港擁有高度新聞自由和示威文化，還有不受過濾的互聯網，而且香港的自治和法治容許他不用太擔憂北京對他的干預或利用（兩制）。相反地這也令美國想來香港把他引渡，也會因為北京的影響力而相對困難（一國）。這些都是他之前在訪問中說過的，不過如果他今天才選擇出走的地方，恐怕香港逐漸流失的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已經不能給予他當年同樣的信心。
不過，如果讀者想從本書看到多些斯諾登在香港之後，以至他流放俄羅斯期間發生的事，恐怕就會失望了。因為書內對此着墨實在很少，部份原因可能因為詳情早已在衛報記者Glenn Greenwald的著作、Laura Poitras的紀錄片Citizenfour，甚至Oliver Stone的荷里活電影Snowden中出現過，相信很多細節當事人仍然不想透露。但他仍未忘向兩位香港的公民律師 Robert Tibbo和文浩正 Jonathan Man，以及秘密照顧他的難民家庭朋友致敬。
本書一個美中不足的地方，是只限集中於批判西方民主國家對監控人民的濫權。揭露這個問題固然極為重要，但在斯諾登揭密後這六年多之間，極權國家在監控人民，甚至應用於社會信用評分等系統的趨勢，更是發展迅速甚至驚人。對這些國家和人民面對的巨大威脅，作者就沒有作出討論。
斯諾登在書中說，「一個國家的自由程度，只能建基於對人民的權利的尊重。」然而，如果有些國家，根本不自由，根本不尊重人民的權利，那些國家的人民又怎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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