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與劉志輝師合著，劉師請來他的恩師黎明釗教授推薦，黎教授序中不少溢美之詞。上星期終於得見黎教授，言談中發現香港只有三數人對仍從事秦漢史研究。今人多詳今略古，香港尤為嚴重。殊不知秦漢時代奠定了東亞文化之芻型，是了解後世型態的絕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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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序
《中西大不同》的名字很吸引，尤其是「大」字，更覺矚目。顯然，本書的作者認為中國和西方的文化是「大有不同」、「大相逕庭」，究竟有甚麼不同？差異有多大？只要讀者逐篇細讀，自然有所領會，值得思考的問題也被引導出來的了。
一九八八至八九年，我在香港大專任職，講授秦漢史、中國史學史和中國社會思想史。那時我僅過了而立之年，現在已年逾知命，鬢髮斑白了。二十二年彈指而逝，這歲月改變的痕跡，像烙印燙在我的頭上。記得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天安門發生的學生反官倒、爭民主運動，處於中國邊陲的香港，很多大學生反應也很激烈。當年畢業同學聚餐時的情景仍歷歷在目：作為老師的我，發言時認為這段歷史一定銘刻在國史的紀錄之中。時至今日，畢業的同學已經成家立業，學有專長，未知他們仍然保留多少當日反腐敗、反官倒的赤子之心呢？也許一些同學從歷史、文化發展和演變的方向摸索國家的出路。
劉志輝君是我早年的學生。志輝除取得文學士外，還不斷深造，曾先後在香港科技大學攻讀中國研究文學碩士，和香港中文大學攻讀宗教研究碩士。此外，劉君更喜歡創作新詩，部分作品更被選入《香港當代文學精品》，才華顯露。雖然志輝在中學教書，但他所關心的並不是限於教育問題，而是更大、更深的文化問題。趙善軒君在香港、臺灣和大陸唸書，本科和碩士學位都是研究歷史的，最近還攻讀中國文學博士學位，真是個讀書的料子。善軒作為80後的公共知識分子，在傳媒看到他的影響力；在網上找尋到他的蹤影；在電台收聽到他的聲音，古今中西的文化問題都有他的見解，這本《中西大不同》是志輝與善軒的合著，是他們共同思考的課題。
本書試圖比較中西文化的異同，作者的〈導言：為何要比較文化？〉中說：「中西文化大不同，可是世事並非二元對立，而是三元、四元、多元的，……中西的歷史文化本來就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我很同意這個觀點，我認為中西文化不一定是對立的，孔子講仁愛，蘇格拉底追求真理，遵守神給予他的使命，堅守雅典城邦的法律，重道德，重公義，即使孔子和蘇格拉底坐而論辯，彼此溝通，他們也不會排斥對方的見解。
我認為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受著生態環境的影響，文化人類學稱之為生態小生境(ecological niche)。新石器時代在中國及其周邊地方孕育著多個文化圈，不同文化圈有其獨特的文化特色，經歷長時間的接觸、交流、碰撞、適應與融合，成為中國的文化，但一體化的大潮流中，仍存在不同地域的小傳統，也許這是河水和井水之別。現今世界因科技的發展，把地區和人類愈拉愈近，尤其互聯網的普及化，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文化資訊，隨時都可以不斷的流播，中西文化的差異必然縮窄，如民主和人權的普世價值觀，已為大多數人所認同。本書所講東西方的生活、倫理、宗教和思想模式，在社會上很快都會發生激烈變化，東方的儒家文化、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文明都會逐漸融合為一體的。
本書研究中西文化的不同與差異，善軒、志輝都認為「差異還是比相同多」，如果依從上面所講的方向發展，我想將來也許是同的多，異的少，這個一體的格局，在我有生之年也許不及見，但在歷史上，將會是只爭朝夕的問題，然而吸收鑒古知今的歷史經驗，了解過去，為迎接一體化的出現，我認為《中西大不同》是很有意義的一本書，值得向世人推介。善軒、志輝屬我寫序，匆匆感言，思慮蕪雜，忝列書前。
黎明釗謹誌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辦公室
庚寅年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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