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部落:道德爭議無處不在,該如何建立對話、凝聚共識?》
有兩種道德悲劇威脅著人類福祉。最初的悲劇是「公地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這是一種自私自利的悲劇,個人未能將「我們」的利益放在「我」的利益之前。道德是大自然為此問題提出的解決方法。當公地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若不同牧民都為了自身利益無限度地擴大豢養規模,公地就會被完全耗盡,所有人最後什麼都沒有。生態學者Garrett Hardin提出的公地悲劇突顯了合作的問題。合作並不始終成為問題。有時候合作是一個必然的結論,而有時就是不可能合作。在兩個極端之間,事情的發展很有意思。
新的悲劇、現代化的悲劇,則是「常識型道德的悲劇」(Tragedy of Commonsense Morality),新牧場上的部落互相打鬥並非因為他們不道德,而是因為他們用非常不同的道德觀點看待新牧場上的生活,他們對於一個道德社會應該是什麼樣子有不同的看法,每個部落都有自己一套道德常識,但各部落間存在差異,也仍有一些相同的核心價值,大多企盼家人健康、食物足夠、安全的庇護,不管哪個部落,都不允許成員說謊、偷竊或任意傷害他人。在現代社會常識型的道德悲劇,深藏在分化著我們的道德問題背後。
在此道德無疑是部分的解決方法,但它本身也是問題的一部分。在現代化悲劇中,促成群體內部合作的道德思考卻會阻礙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合作。在每個部落裡,新牧場的牧民都在部落的道德理念下團結一致,但是部落之間卻因為道德理念不同而分裂。這是不幸的,但既然我們已經知道前一節的結論,它應該不讓人意外:道德並非演化來促進普遍的合作。相反的,道德是演化來促使群體在與其他群體競爭時獲勝。換句話說,道德是演化來避免公地悲劇的,但是它並未演化來避免常識型道德的悲劇。
道德是大自然促進群體內的個人合作的解決方法,讓有利害衝突的個人能夠一起生活,並發達興旺。我們在現代所需要的也是某種像道德的東西,只是必須提升一級。我們需要一種能讓道德理念相互衝突的群體生活在一起,並發達興旺的道德。換句話說,我們需要一種「後設道德」(metamorality),這種道德系統可以解決道德理念不同的群體之間的歧見,就像原本的、初階的道德,能夠解決具有不同私益的個人之間的歧見。
後設道德不是全新的概念。相反的,自從啟蒙時代以來,找出普世的道德原則一直是道德哲學的夢想。我想問題出在我們一直尋找「感覺起來正確」的普世道德原則,但可能根本沒有這種東西。感覺起來正確的東西可能在較低層次(在群體內部),而不是在較高層次(在不同群體之間)運作的。換句話說,常識型道德或許足以迴避公地悲劇,但無法處理常識型道德的悲劇。新牧場上的牧民若想要過和平而快樂的生活,可能需要用全新的、不那麼舒服的方法想想。
這本書是一本了解什麼是道德、道德如何演化,以及如何深植在大腦中。作者具有哲學家與科學家的生涯,以實驗心理學與認知神經科學的方法,來闡明道德思維的結構。
非常推薦大家收藏:)
「這個世紀的哲學,是下個世紀的普通常識。」
#道德部落
作者:Joshua Greene 約書亞 格林,哈佛大學心理學系「道德認識實驗區」主持人,專注於心理學、神經科學與道德哲學研究。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在 觀念座標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 2015.11.03 觀點—《泰晤士報》Matt Ridley ※
中國放棄的一胎化政策,曾備受西方環保人士讚美
中國廢除了一胎化政策,代表世界上一場最徒勞無功、最不人道的社會工程終於畫下了休止符。最徒勞無功,是因為在一胎化政策開始實施的前十年,中國的生育率就已經降低了一半,在它實施後,生育率根本沒有降低。其他亞洲國家沒有像中國一樣無所不用其極地強迫老百姓少生,也一樣達成了降低生育率的目的。
最不人道的,是因為這個政策的施行辦法非常殘暴:強迫絕育、強迫墮胎、強迫上子宮環、禁止 23 歲以下的婦女產子、逃到別的地方生小孩的人下獄坐牢、一有瞞產不報,即整村連坐受罰等等。
但世界還沒有面對的,是另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這個政策的根源,不是東方文化,甚至不是馬克斯主義,而是西方的環境保護主義。如同漢學家蘇珊‧格林浩(Susan Greenhalgh)在她的書《只有一個小孩》(Just One Child)所指出:一胎化政策的始作俑者宋健,是在 1978 年赴赫爾辛基開會時,從西方環境保護運動的基礎文獻裡面得到這個點子。
他在赫爾辛基拿到的是一本暢銷書,《成長的限制與生存的藍圖》(The Limits to Growth and A Blueprint for Survival),這本書首先於 1972 年在美國由羅馬俱樂部出版。羅馬俱樂部是一個西方環保運動大老的清談組織,他們使用控制系統理論來預測全球人口增加、資源耗竭後所造成的環境災難。
第二本書同年在英國出版,推銷羅馬俱樂部的想法,書中警告「本世紀末,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統無可避免地會遭到阻斷、社會崩解」,還說其目的是在「發起全國性的運動,並在有必要的時候化身為政治運動,推出代表,參加選舉」。這本書的作者之一是艾德華‧歌斯密爵士(Sir Edward Goldsmith),還獲得一堆爵士、科學界大老的背書。
今天讀《生存的藍圖》這本書,好像在讀英國獨立黨(Ukip)以及綠色和平(Greenpeace)組織極端人士激動地咆哮,聽了以後只讓人覺得尷尬。它要求各國政府「立刻宣誓終止人口成長;禁止移民。」宋健對這本書建議英國應把人口從五千六百萬降到三千萬,感到印象深刻,他後來寫道:「這些書讓我極為激動興奮。」宋健回到中國以後,用自己的名字出版了兩本書中的主要主題(譯按:即《人口控制論》),主張鄧小平政權一定要果斷地壓抑人口成長曲線,否則中國在生態上就無法永續發展。
得到國家副主席王震的支持,宋健提出了一個指示性、強迫性的一胎化政策,在 1979 年的成都會議上,他擊敗了那些認為強迫性人口控制政策不人道的異議論者。鄧小平接受了他的意見,採行了他的提案。
中國的一胎化政策,三不五時得到西方左派環保人士的讚美,特別是聯合國。1983 年,聯合國頒獎給負責實施一胎化政策的中國國家生育計畫委員會主任陳慕華,秘書長還表示:「中國投入資源,大規模進行必要的人口政策,我們非常激賞。」2009 年哥本哈根的全球氣候會議舉行之前,環保人士如英國的波里特(Jonathon Porritt)重述了中國神話,說中國的生育政策防止了四億人口出生,對於地球減碳貢獻卓著。
持平來說,絕大多數的西方環保組織已經不再鼓吹強迫性的人口控制。然而它們還是未能面對自己在 1960 年代曾經露⻣地建議使用強迫手段、以及這種建議如何影響中國的事實。著名的美國生態學家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在 1968 年發表的著名論文《公地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說:「放棄生育的自由有必要,我們都必須接受。」
歐巴馬總統的科學顧問約翰‧侯登(John Holdren)、跟著名生態學家保羅‧埃利希夫婦(Paul and Ann Ehrlich)合著了一本書,認為應該成立一個全球委員會,「負責決定世界人口的最理想數字,並且指定、仲裁、協調不同的國家、不同區域的人口數量。」
總而言之,西方環保運動很想強迫、指揮別人的衝動,解釋了它為什麼欣賞中國。普立茲獎得主、著名的新聞記者湯瑪士‧福利曼(Thomas Friedman)2009 年在《紐約時報》寫了一篇文章,讚美中國投資太陽能的明智之舉,他說:「一黨專政有缺點自不待言。但假如領導人相當開明,如今日的中國,那麼其優勢亦是不言可喻。」羅馬俱樂部的主要目標,如同它在 1974 年所表示的,「根據全球有限的資源、新的經濟系統,構想出一個有機、永續的成長與發展之總體計畫」。它又在 1993 年表示:「民主並非妙藥。」
然而,少數寂寞的聲音從 1960 年代就一直堅持,人口危機的解決之道,不是強迫,而是富裕。在每一個國家,只要人民健康、富裕,生的小孩免除了早夭的危險、得到上學受教育的機會,家長們就會傾向小家庭,可以在每個小孩身上進行投資。健康、財富、教育、自由(再加上避孕藥),才是控制生育的最佳方法。自發性的人口變遷,不是殘暴地由上而下指揮命令,才是過去五十年來世界人口成長率降低一半的主要原因。
http://www.thetimes.co.uk/…/o…/columnists/article4601889.ece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在 蕭瑟寡人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公地悲劇 (Tragedy of the Commons)原由Garrett Hardin提出, 解釋的是個非常簡單的經濟現象: 當每個人都只顧著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將使得大家有限的共享資源枯竭, 終導致大家無利可圖的悲劇.
從賽局理論來看, 在這種競爭者持有不同需求的賽局中, 我們可以找到所謂的”均衡點” (Equilibrium) – 一個任何競爭者恣意改變策略都會導致悲劇的情況.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資源的競爭者卻鮮少考慮到公地悲劇的產生, 以及均衡點的存在.
有人將此經濟現實與理論的差異歸咎於人類的不理性.
咱們可以換個角度, 將公地悲劇套用在精神生活上. 人們因為貪求物質生活所帶來的安全感而放棄對一切精神生活(美德, 理想等)的追求, 終將使社會成為一個藐視精神生活, 以物質主導的大環境. 每個人皆以自己對社會影響力之小作為藉口, 將維持社會潔操, 美德, 理想等的責任推至他人, 最後導致精神環境徹底被摧毀.
而咱們是否應該將這種精神生活理想與現實的分歧歸咎於人類的不理性呢?
咱們不妨參考一下寓言.
甲君出外購物, 而店員少算了他兩千元, 甲君直接告訴並將應付的兩千元交給店員. 事後甲君告知乙君事情經過, 卻換得乙君之冷嘲熱諷.
乙: “世界上可有那麼蠢的人, 自己少付了錢還去提醒人家.”
甲: “這樣說就不對了, 兩人進行買賣交易所議之價, 一方疏忽短收, 而另一方發現卻因貪圖利益而不進行告知, 不有失誠信?”
乙: “此事固然不誠, 但得利的是自己, 另當別論.”
甲: “好, 那請教一下, 今天若你的小孩班導師的孩子也在班上. 班導師教導有疏使得班上同學尚習得指定教材以應付考試. 班導師後發現自己的疏失, 但因為希望自己孩子能從班中脫穎而出以便升學, 於是只對自己孩子進行額外教學, 而不對其他孩童加以補救. 請問你如何看待此事?”
乙: “班導師既有教導之責任在身, 不應有此私心.”
甲: “哦? 所以就算對全班進行補救會使自己的小孩失去競爭優勢, 班導師也應該對全班同學負責?”
乙: “正是.”
甲: “那是否人人都應該如此, 只要有義務在身, 便不應讓利慾薰心, 自己的利益才不會被犧牲.”
乙: “是的.”
甲: “那我就不懂, 既然咱們都有世間人人都應該履行義務共識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 為何你會認為自己圖利時便可以恣意忽視, 而唯有在自己利益受損時才會想起?”
假設以上寓言具有某種程度之代表性.
賽局中所謂不理性, 是當競爭者不知如何選擇利益最高之策略. 而以以上寓言為例, 許多人已深刻了解人在社會這廣大賽局中應有的行為, 在各個情況中也了解自己應尊崇之道德標準與應履行之義務.
因此, “不理性”之說似乎不適用.
人往往在圖得私利後, 進而將其行為有理化, 並套用至所有人身上. 隨後, 任何自己因為因為他人私心而損失的利益, 都被歸咎於”世界常理” – 彷彿自己從未參與過這場賽局; 但若咱進行反思, 咱冥冥之中都了解自己應有的美德與應履行之義務, 也了解當人背棄精神時所造成的社會風氣扭曲. 然而, 自己卻很奇妙地忘卻了自己所參與的醒思與抉擇.
這種程度的健忘, 恐怕只能以愚蠢喻之.
當咱們都將禮義廉恥視為他人的責任, 那咱們似乎也失去了鞭撻社會現狀的合理性.
http://whobirdyou.com/whobirdyou/viewdoc.asp?id=3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