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地面部隊正在用化學武器攻擊加沙巴人。是的，是化學武器。連在戰爭中都被認為殘忍冷血不人道的化學武器。回想奧巴馬曾經說過，如果敘利亞政府軍使用化學武器，就是過了「red line」，美國會出手懲罰。那麼，現在為何又資助用化武殺人的那一方？為何不「人道」地出兵？如果美國那麼正義，為何不將內塔尼亞胡拉去海牙，為所有反人類罪行付出代價？
重推舊文。這就是我對所謂「人道干預」永遠抱持懷疑態度的原因。
《國際視野﹕一無所有的生命——戰火之際說人權》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04 01.09.2013
（按：昨晚在沙漠裡看著滿天星塵，不禁想到不遠處敘利亞的人們，不知他們看著這一片銀河與星海，有甚麼感想？我們永遠都不能觸及那樣的，關乎生死與流離的苦痛。流星劃過，我還是許願世界和平，但願有日成真。）
【明報專訊】在土耳其東南部，敘利亞難民要是聚在一起的話，是可以輕易分辨出來的。阿拉伯人相對黝黑的膚色，孩子那張分不清是髒還是日曬不均勻的臉，流離生活的艱困在女人頭巾下的臉刻鑄的憔悴與苦澀，他們每每見人就急於掏出來說明身分的暗紅色敘利亞護照。現今世界上再沒有哪個族群，能如此徹底而完整地呈現阿甘本的裸命（bare life）概念。不管左翼右翼，沒有人能否認眾生皆有基本人權，有生存及獲得溫飽的權利；然而沒有了國家的羽翼保護，這些本應為先驗的權利，竟然蕩然無存。而這些裸命卻又無法脫離法律與社會的脈絡存在，於是成為了國界與國界之間，一條又一條一無所有的，被剝淨剝光的生命。
一場於大馬士革郊區的化學武器攻擊，終於將敘利亞曠日持久的內戰帶返國際頭條；雖然執筆之時，英國國會下議院已否決軍事介入敘利亞，但奧巴馬政府表示將自行懲罰阿薩德政府。美國的人道軍事干預現時當然因為伊拉克「不存在的WMD（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而惡名昭著，然而上世紀末，克林頓政府聯同北約轟炸南盟，將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從一場種族清洗中解救出來，並且得以脫離塞爾維亞獨立成國，卻是他任內最叫人稱頌的功績之一。親眼目睹過敘利亞難民的生活條件，或看過化武攻擊後屍橫遍野的新聞圖片後，似乎難否定外國介入的必要性。然而把洋蔥的皮剝開，思考所謂人道干預背後的哲學或法理支持，到底對二十一世紀的戰爭與和平極為重要。
幾乎沒有人能夠否定人權是具有原初性的，認為人類應有自然權利的哲學家隨手捻來，洛克（John Locke）和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就是例子。然而主權的概念只不過能夠追溯至四百年前。十六世紀早期，馬丁路德推行宗教改革，銳意推翻羅馬天主教教廷，歐洲自始成為天主教徒與新教徒的戰場達三十年。戰爭結束的和約稱為《威斯特伐利亞和約》（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確立了國際社會以主權國家為單位的模式，隨神權衰落，世俗化的所謂民族國家由此興起。及後十八世紀，由狄德羅（Denis Diderot）和盧梭等領頭的百科全書學派出現，歐洲進入了啟蒙時期，對於國家體制開始批評，削弱了君權且逐漸肯定了個人和公民權利。今時今日，「外國勢力不得干預我國內政」與「必須尊重國家主權」等，已經成為了不少獨裁政權的慣用套語；然而追本溯源，主權本無神聖意義，只是歷史的偶然產物而已。
人道語言永遠攙雜政治利益
人道干預的議題，本來就是人權與主權概念的衝突。早前讀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自傳《Interventions: a life in war and peace》，他提及上任之初首個挑戰，就是處理北約未曾獲得安理會同意出兵參與科索沃戰事。其時從未有秘書長對未經安理會同意的「非法軍事行動」表示認同，然而安南掙扎良久，依然決定公開表示「there are times when the use of force is legitimate in the pursuit of peace」（當目的是追求和平的時候，使用武力有時可以是合法的）。美國的軍事介入的確解救了科索沃，然而同時打開了一道關不上的權力大門，加強了所謂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合理性。美國在1999年聯同北約繞過安理會出兵，在2003年的伊拉克戰事照辦煮碗重做，然而當時出兵證據卻薄弱如紙，而且伊戰十年，美國至今仍未回復該國秩序。以人道干預為藉口合理化單邊軍事行動和對外侵略，似乎是許多反戰團體懷疑人道干預原則的原因。如果說對於人權的侵害有所謂程度之分，如奧巴馬為敘利亞設下化武的「red line」，那麼九十年代國際社會對盧旺達的大屠殺的長期冷漠，仍是難以說得過去。當時聯合國為了避免國際社會的壓力，遲遲不肯將胡圖族人對圖西族人的暴行定性為「種族清洗」。在現實世界，人道語言永遠攙雜了國家與地緣政治利益，而當中有不能否認的雙重標準與虛偽；然而想及當年的盧旺達大屠殺，當圖西族人面對種族清洗的無垠黑暗之時，國際社會難道還要在巨大的人道危機下等待安理會首肯，才得以履行道德責任？否定了人道干預的合法性，卻無法否定它的作用，大抵就是現代國際社會的一個大難題。
國際法學家亨金（Louis Henkin）在《權利的時代》裏說過﹕「在我們的時代，一個權利的時代，權利的觀念已實現了從社會到社會的超越，它不考慮國界，在一些有意義的方面破壞了國家的分離和獨立。人權已『國際化』並成為國際化和國際政治的一個主題。」然而如文首提及的難民困境，人權在哲理上或許是天賦的，但沒有了某種法律與權力的大傘保護，每個人或許都是一條裸命而已。人權至今仍只能在紙上超越國界，在如此一個不完美的，非烏托邦的世界，要是堅持人道干預動機的純粹，會否是過於迷信理想世界的左派，脫離了眼前的血腥與現實？
離家避難 就此流放兩年
在收容敘利亞難民的鄰國，隨便問一個難民，大概都能夠告訴你他們從老家逃出來的故事。我在土東庫爾德工人黨大本營城市Hakkari，聽從阿勒坡逃出來的男子用手示範炸彈如何從天上掉下來，分不清那支屬於政府軍，那支屬於反對派系。原本以為只是暫時離家避難，誰知就此流放兩年，每個角都起了褶的暗紅色護照成為國族身分的唯一佐證。不知他們知悉美軍將轟炸大馬士革，會作何感想？
文 陳婉容
編輯 劉逸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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