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嚟講,未戰先降唔係一個選擇,堅持唔係因為我哋特別堅強,而係我哋別無他選】
在文明的國度,價值觀是與時俱移的。走過 2019 年那場史無前例的社會運動,還有誰是勇敢?誰是英雄?就如黃之鋒所說:「社會運動是把不可能變為可能的過程,是個 self-actualisation 的 process(自我實現的過程),看自己可以 take up(擔任)甚麼崗位,可以在公共層面有甚麼 contributions(貢獻)。」
所謂的時代英雄、那些「Joshua Wong is ready to die for Hong Kong」的外媒新聞標題,只是荷里活式的驚天動地吧。「2012 年暑假,當國教入了主流後,就多了公眾輿論,然後很多政治人物想約你交流,就見到甚麼是成王敗寇人情冷暖;上年約你,又不見你理我?世界是這樣,都沒有辦法。說得好聽,是等著看你做出成績;難聽點,不就是有人關注,他們才關心。」
他直言,8 年來,不時被罵是政棍。「一定有不開心,每隔兩三年都會給人『屌』一轉,但不需要把人家的批評和讚賞看得太重。」他說更不用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在訪問中,他談得更多是團隊的力量。一隻手掌拍不響,他很明白 it takes two to tango。「2012 年給我的經驗,是無論你如何受到公眾吹捧,也能夠不讓這種知名度沖昏頭腦,以至 14 年雨傘、16 年奇蹟勝選(立法會),到後來在國際線做出少許成績,都能夠意識到如何拿捏。」
你以為他很享受那種鎂光燈下的政治生活日常?他用「異化」來形容那狀態:「這個年紀的大學生是不會拿著酒杯搖幌著,或者出席晚餐會時,有人會突然拿隻叉敲個杯,然後 expect 你說些發人深省的話;但不得不承認,想進入國際傳媒輿論圈,就一定要經過這些,最重要是如何處之泰然。」成人的世界都給他看透,知道自己的角色、崗位,做到要做的事,才是一件事。
「2012 年何以會關注學民思潮?關注我?是因為年輕人有勇氣挑戰既有體制,然後就投射那種期望;過去 4、5 年國際線都是這種邏輯。對於西方高等白人來說,我只不過是另一個馬拉拉( 巴基斯坦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Malala Yousafzai)、Greta(瑞典環保少女通貝里 Greta Thunberg),雖然大家所做的截然不同,但他們就是找些 celebrities(知名人士)來吹捧、消費,他們有一套範式,我覺得跟我的生活有很大落差。」
然後他說起,2019 年 9 月前往德國前,因涉「違反保釋條件」在機場被捕,到警署「臭格」羈留 24 小時,釋放後搭 12 小時飛機,落機不夠 1 小時,出席德國外交部酒會,「你會覺得由你屈在臭格 24 小時不知做甚麼,到與德國外長會面,原來所有事都在 24 小時内發生,是一種精神分裂的狀態;更不要說那次是德國出版商邀請我,還給我商務客位機票。」
若問他是否很喜歡這種生活,他坦言「未必」,但幫到件事比較重要。不敢說對黃之鋒而言,這是否「重於泰山」,但他深明所做的都是為了 get things done。「西方國家要 pick 一個 icon(代表人物)去說明民主退潮、民粹興起,機緣巧合我成為那個 icon;那如何能夠發揮更多,才是重要的。大家對我的了解是來自傳媒訪問,而那些訪問一定是塑造大衛對抗歌利亞的 narrative(敘述);或者是看 Netflix、看我本書,但要知道那些一定不是全貌。」
「投入政治工作,除了幕前,更重要是幕後團隊。大家覺得我上年 9 月在(美國)國會聽證說得好,難道那篇 speech(演說)是我寫嗎?當然不是。背後有 Jeffrey(敖卓軒),他是眾志駐華盛頓 core member(核心成員),是他幫手寫的。國會聽證前一晚,在酒店房內,除了我,還有羅冠聰、Jeffrey 和梁繼平,他們一齊『度』我在聽證會的發言,順便執我的 pronunciation(發音),全部都讀錯。兩個 PhD 學生加一個 Yale master(耶魯大學碩士生),來幫一個 OU degree(公開大學學位)都未攞到的『死𡃁仔』去 deliver 個 message。」
他想起了 2013 年。當年《號外》總編輯張鐵志邀請他、周庭和林朗彥拍攝封面故事,形容他們為現實理想主義者。「我覺得幾貼切。香港政治圈內,比眾志更理想主義都有,但如何 deliver message(傳遞信息),然後 make progress(帶來進展),在政治工作上,是很重要的。」說得準確一點,是今天的政治生態已轉變,用他的話,以往看重政治人物的論說,但來到 2020 年,行動最實際,做到出來才是一件事。
當有部分人,對黃之鋒的印象還停留在那 15 歲的少年模樣,他會說:「well 我都 23 啦」。實情是他監也坐了兩次,所屬的香港眾志,在過去 4 年,面對多番打壓,創黨主席羅冠聰成為立法會議員後喪失議席,後來周庭參選被 DQ(取消資格)、補選勝出的區諾軒又失議席,黃之鋒參選區議會亦被 DQ。「甚麼風浪也遇過,但各種政治打壓是會令團隊磨練更堅韌,不會有那種過於安逸的狀態。這種韌性很重要,跟過去的學生運動有所不同,自問整個團隊過去 4 年是交足功課。」
不確定他這種自謙自省,跟 2019 年那場浩大的社會運動可有直接關係;可是,只要一對比,都輕如鴻毛吧。「我要承受的代價,比很多人都少。坐監日數最短,但國際關注最高,也是本地關注最高。我獲得的關注和支持,從來都不成正比。2019 年,我被警察拘捕,警察都相當客氣,必需要說的是,如果我不是黃之鋒,他們『睬我都嘥氣』,所以何以我說一個團隊的付出是更重要。」
「現在我被告的是組織煽動參與未經批准集結,連非法集結也不是,就算罪成,判監的刑期也不能多過 1 年;對比(抗爭者)那些傷人、火魔,不知要坐 5 年、10 年又 10 年,我還有甚麼可以怨?他們行動上比我激烈,承受比我多的,也多的是,其實我無資格說甚麼。」
「如果我不能夠改變這個不對等關係,或者不能夠改變警察拘捕我,但我相對比較安全的情況,我就要透過這個身位,讓大家的付出有更多價值。」
芸芸政治人物中,黃之鋒最尊重李柱銘,說 2015 年不是獲得他邀請與戴耀廷一起出席華盛頓交流會,香港眾志在開拓國際線不會如此得心應手。更重要是:「他讓我們這一代知道,讓香港走得更遠是一件事。」
後記:訪問後兩個月,黃之鋒宣布以一人名單參與九龍東民主派立法會初選。當人人覺得他會被 DQ,他還是決定出戰,讀完這個訪問,大概不難明白他的想法吧。就如他接受《眾新聞》訪問時說:「對我嚟講,未戰先降唔係一個選擇,堅持唔係因為我哋特別堅強,而係我哋別無他選。」
malala speech 在 黃之鋒 Joshua Wong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在訪問中,他否定自己那少年英雄形象,也否認對所有議題的熟悉,提的是所屬的香港眾志,推崇的是其他人的名字 —— 敖卓軒 (常委)、羅冠聰 (常委)、林朗彥 (主席)、周庭 (成員)。「眾志 (團隊) 是把碟菜煮出來的廚師,我只是捧碟菜出來,要recognise 和 credit (鳴謝) 我的幕僚。」他形容,政治圈跟娛樂圈,在這方面有點類同。
「投入政治工作,除了幕前,更重要是幕後團隊。大家覺得我上年9月在(美國) 國會聽證說得好,難道那篇 speech (演說) 是我寫嗎?當然不是。背後有 Jeffrey (敖卓軒),他是眾志駐華盛頓 core member (核心成員),是他幫手寫的。國會聽證前一晚,在酒店房內,除了我,還有羅冠聰、Jeffrey 和梁繼平,他們一齊『度』我在聽證會的發言,順便執我的pronunciation (發音),全部都讀錯。兩個 PhD 學生加一個 Yale master (耶魯大學碩士生),來幫一個 OU degree (公開大學學位) 都未攞到的『死𡃁仔』去 deliver 個message。」
你以為他很享受那種鎂光燈下的政治生活日常?他用「異化」來形容那狀態:「這個年紀的大學生是不會拿著酒杯搖幌著,或者出席晚餐會時,有人會突然拿隻叉敲個杯,然後expect 你說些發人深省的話;但不得不承認,想進入國際傳媒輿論圈,就一定要經過這些,最重要是如何處之泰然。」成人的世界都給他看透,知道自己的角色、崗位,做到要做的事,才是一件事。
「2012年何以會關注學民思潮?關注我? 是因為年輕人有勇氣挑戰既有體制,然後就投射那種期望;過去4、5年國際線都是這種邏輯。對於西方高等白人來說,我只不過是另一個馬拉拉 ( 巴基斯坦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Malala Yousafzai )、Greta (瑞典環保少女通貝里 Greta Thunberg ) ,雖然大家所做的截然不同,但他們就是找些 celebrities (知名人士) 來吹捧、消費,他們有一套範式,我覺得跟我的生活有很大落差。」
然後他說起,2019 年 9 月前往德國前,因涉「違反保釋條件」在機場被捕,到警署「臭格」羈留 24 小時,釋放後搭 12 小時飛機,落機不夠 1 小時,出席德國外交部酒會,「你會覺得由你屈在臭格 24 小時不知做甚麼,到與德國外長會面,原來所有事都在 24 小時内發生,是一種精神分裂的狀態;更不要說那次是德國出版商邀請我,還給我商務客位機票。」
若問他是否很喜歡這種生活,他坦言「未必」,但幫到件事比較重要。不敢說對黃之鋒而言,這是否「重於泰山」,但他深明所做的都是為了 get things done。「西方國家要 pick一個 icon (代表人物)去說明民主退潮、民粹興起,機緣巧合我成為那個 icon;那如何能夠發揮更多,才是重要的。大家對我的了解是來自傳媒訪問,而那些訪問一定是塑造大衛對抗歌利亞的 narrative (敍述);或者是看 Netflix ( Joshua: Teenager vs. Superpower )、看我本書 (Unfree Speech),但要知道那些一定不是全貌。」
http://little-a-little.com/2020/04/20/joshua-won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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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真係好失禮同丟架】
今天出席法庭聆訊,除了提到律政司的呈堂證供列表裡,竟包括不知警方從甚麼途徑得來的「黃之鋒手機訊息交流記錄」(明明我從沒向警員提供密碼),亦值得講講申請更改保釋條件,要求到牛津大學辯論社(Oxford Union)發表演說的情況。
當時在庭上,資深大律師駱應淦替我讀出和遞上牛津大學辯論社官方邀請信,提到自1823年成立以來,Oxford Union邀請所有演講嘉賓,包括邱吉爾、列根、尼克遜、卡特、愛因斯坦、德蘭修女、達賴喇嘛、登月第二人Buzz Aldrin、馬拉拉、Malcolm X……無論任何身份和背景,都會按照傳統親身到現場演講,並與學府精英交流。
即使駱大狀已說明Oxford Union不設任何視象通訊設備,亦強調這是對於二百多年傳統的尊重,律政司的代表律師(即檢控官)仍在庭上一尾堅持「為何不能用視象通話方式進行呢」,實在匪夷所思,更反映政府何等失禮和丟架。
最終,法庭在無給予原因和理由下拒絕我的離港申請,這給予國際社會一個怎樣的訊息,大家心裡有數。
https://twitter.com/joshuawongcf/status/1207641085515689984
It is my honour to be invited by the Oxford Union to give a speech. However, even with such a formal invitation, I am still barred from travelling abroad by the court and Department of Justice to share our thoughts on Hong Kong and call for more global support.
Nothing can be more ridiculous when US Presidents Reagan, Nixon, and Carter, Sir Winston Churchill, Albert Einstein and Malcolm X to Mother Teresa, Sir Elton John, the Dalai Lama, Anna Wintour, Malala Yousafzai, Buzz Aldrin, Gloria Steinem all had to speak in person, HKGov just asked me to stay in HK and speak via Skype.
The decision turns out to be more ironical when the Union mentioned in its letter saying, “It would be an honour if you were to continue this fine tradition.”Doubtless, the prosecution is limiting my freedom of movement even before I am found guilty. It is a deliberate attempt to reduce the international awareness of the Hong Kong democracy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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