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多次被問到為什麼「我們在此漂流」要跳Tap Dance,我似乎都未能給一個精簡的答案;我現在再嘗試一下。我是在模糊多種表演形式的邊界、擴闊不同界別的表演者給自己表演種類的框框、希望找到最合適去表達故事段落的表演形式去呈現它。正如歌劇泰斗華格納Wagner或殘酷劇場阿陶Artaud在100多年前已開始實驗和預言一種Artaud稱之為Total Theatre的形式;現在已是當代前衛劇場的入場券。我最喜愛德國的編舞Pina Bausch成功把舞蹈劇場融合,但音樂和劇場似乎還未有破格代表性的例子。現在大家認識的意大利歌劇Opera或百老匯音樂劇Musical主要是演員用歌唱把對白唱出來交代劇情,但樂手都是躲起來的。我希望找到一個表演形式是表演者的動作也是音樂也能交代劇情,而Tap Dance的動作就是演出的節奏和音樂、也同時在呈現故事裏角色出走的行動。當然我亦把現場樂隊放在當眼處,更會高調跟演員互動;而我自己作為一個說書人旁觀的角色更是一直在台上邊看人生百態邊用音樂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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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此漂流 #totaltheatre #wagner #artaud #tap #musictheatre
pina bausch 的 舞蹈劇場 是 什麼 在 對我說髒話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今天晚上十一點公共電視會播林美虹《新娘妝》,舞劇改編李昂小說《彩妝血祭》,很精彩的舞作。以下是去年跟編舞家林美虹的訪問。
《招魂的母親》
「要真誠的走路、用自己的經驗走路,不要刻意!要知道你力氣用在哪裡,走出來的時候,像雲朵一樣。」編舞家長髮隨意盤在頭上,一身寬大的袍子,下達指令果斷而明快,排演場上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或者昂首闊步,或者亦步亦趨。她此次帶《新娘妝》到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做亞洲首演,迴響熱烈,蔡英文總統亦到場觀賞。首演前七天,奧地利來的舞者與台灣遴選的群眾演員首次搭檔彩排。舞作改編李昂小說〈彩妝血祭〉,故事取材228,民族的傷痕被噤聲,冤屈從中文小說被改編成德國舞蹈劇場,從德國、奧地利巡演50幾場,終於回到台灣。
群眾演員捧著塑膠材質打造的石塊走位,石頭刻著「228」,他們詮釋228受難者家屬,舞者扮演受難者魂魄,親人退場後,鬼魂跳上石塊,在自己的墳上起舞,「你們現在抱石頭都還像抱保麗龍。你們不一定有228受難者家屬的回憶,但想想你們生命中失去的家人、情人和友人,有遺憾嗎?有來不及說出口的話嗎?你們要在這塊石頭找到自己失落和情感的連結,說出那一句說不出口的話,和自己和解。」說是彩排,更像是心理治療,她的口氣突然和緩下來,像媽媽哄著跌倒哭泣的小孩。
鄭南榕的女兒鄭竹梅也徵選上群眾演員,排演一開始,情感連結自然是30年前為言論自由焚身的父親,但過程中想到228受難者,便不由自主地緊抱石頭,想安慰亡靈,也被懷中石頭安慰了,「我在過程得到更多的是勇氣,一個人也許會受不了,但很多人一起難過,彼此相擁,抱頭痛哭,你知道你不孤單,面對苦難,可以靠群眾的力量走過去。」
那編舞家在創作中,自身情感的連結又是什麼?「我在找自己童年的空白和失聯。我很幸運家裡並沒有228受難者,但我在回首為什麼我對(228)這件事情一點都沒感覺?為什麼我會錯過這個我應該會很關心的題材?」
林美虹是羅東人,父親是小鎮醫生,她在家中7個小孩裡排行老6,從小學舞,「我每天都很期待車子來載我去舞蹈教室。對跳舞最早的記憶是幼稚園吧,有一次老師在試她的硬鞋,她在鏡子前跳,我在她後面模仿她跳,因為太專注,沒注意到她噠噠噠往後退,把我撞倒了。」
她10歲進蘭陽舞蹈團,是第一期學員,舞團採學姊學妹制,團員用餐,學妹要幫學姊盛飯。白天上課,晚上學舞,跳完舞還要寫隔天學校要交的作業,一邊寫,一邊打瞌睡。小小年紀不覺得苦?「因為我很愛跳舞,沒有別的念頭,當時也不覺得苦,只是後來回頭看,會覺得自己怎麼那麼奇怪呢?我完全沒有跟家人出去玩的回憶。」
16歲考取獎學金,赴羅馬國家舞蹈學院學古典芭蕾,「有時候一堂課老師會給十分鐘,讓我們做自己想要做的動作,或者給一段音樂要我們即興跳舞,那帶給我很大的快樂,我很確認編舞這條路是一生的職志。」16歲的少女出國,最初的念頭是學成歸國,可以在蘭陽教學妹,可放洋才發現世界如此遼闊,可以去闖一闖,再回首,已經44年過去了。
她刻意不在華人圈走動,儘管同胞煮的東西很好吃、和他們聊天很輕鬆,跳舞的人終日相伴的只有練舞留下大大小小的傷痛。懷念的食物不去吃就不心痛,她和故鄉唯一連結是一個禮拜一封的家書,「打電話是農曆三大節,要去市中心,去他們的電信局,排隊抽號碼牌,去一個小的電話亭講,而且要講很快,因為很貴。」出國44年,她沒有回台過一次農曆年。
當然也不是沒想過回家,24歲學成歸國之際,無意間看到碧娜.鮑許(Pina Bausch)的《家在山的那邊》,感到震動,又從羅馬跑到碧娜當系主任的德國福克旺藝術學院攻讀,「蘭陽和羅馬的訓練是技巧的,但在福克旺,他們不要你展現美的線條、不重視肌肉的伸張,而是問你想表達的是什麼,我在德國學到的是藝術家的自我表達、看待事情的角度、看待生命的方式,如何從殘缺和扭曲中看到生命力。」
1991年至今,她相繼在德國普倫歌劇院舞團、多特蒙德歌劇院舞團、達姆國家劇院舞蹈劇場,和奧地利林茲國家劇院舞團任職舞團或藝術總監。除舞蹈劇場外,她也執導歌劇、輕歌劇,甚至也挑戰過安德魯‧洛伊‧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的音樂劇《萬世巨星》,「我不是要否認自己的東方背景,只是不希望太快被西方人貼上標籤,不希望他們只有在排《杜蘭朵公主》或《蝴蝶夫人》才想到我。」
「年輕的時候要養活自己,要追隨潮流。但跟隨潮流走,我不快樂。後來學會厚臉皮,就不管評論了,以前被批評都要難過很久,二個禮拜、一個禮拜、五個小時,後來就OK啦。有一次我在舞台正中央架一個檯子,我的孩子們跳來跳去都會撞到,他們問我說這樣做好嗎?我說我不知道,但不知道才好,不知道反而才會走出新的東西。」林美虹說。
那個舞台中央有個檯子的作品叫《天鵝之歌》,正是這個作品讓德國國家電台將她帶領的達姆劇團,與碧娜.鮑許的烏帕塔舞蹈劇場、威廉.佛賽(William Forsythe)舞團,並列德國三大現代舞劇團。《法蘭克福廣訊報》首席舞評休斯特(Wiebker Huster)讚她賦予舞蹈劇場全新的生命,並將《天鵝之歌》媲美李安的電影,認為兩者都充滿了引人入勝的影射技巧,並留下讓觀眾難忘的精采印象。
編舞家不編舞的日常生活是不聽音樂的,因為工作就是音樂,一聽音樂就會有畫面、會想去分析。她要安安靜靜地看畫、看電影、看書。睡很少,清晨似睡非睡的時刻是靈感最活躍的時刻,她從不記得做過的夢,作品就是她的夢。靈感在夢中,也在馬路上,編舞家在車站看見女孩眼睛發亮,微笑往一個男人衝過去,她便開始替她們編故事。
《新娘妝》的改編也是另一個馬路上看到的畫面,「大概十年前,我回台灣認識李昂,一群人在林森北路吃消夜,離開餐館已經很晚了,路燈白白的光芒下細細的雨絲,迎面走來一個阿婆,看不清楚她的臉,只看她拱起的背,吃力拉著一個推車,上頭是紙箱資源回收什麼的,那些物件超過她身體5、6倍以上,我不由自主地去幫她推了一把,後來,把那個意象放到《新娘妝》第二幕,受害者用門板努力地扛著受難者的大體。」
馬路上俯拾皆得的靈感是片段的色塊,但色塊變成畫,她需要獨處,需要絕對的安靜地思考,「我不寂寞,但我需要孤獨,做藝術創作,某種程度跟出家也沒什麼兩樣。」藝術創作如出家,故而編舞家的婚姻也不是尋常婚姻,她先生Bernhard Helmich是德國波昂歌劇院院長,她在奧地利,夫妻相隔600公里,每個月見個1、2面,婚齡至今29年,「我可以在他旁邊替他打點很多派對,替他廣結善緣,好好當個院長夫人,這點我做得到,但這就不是我。我們不一起工作,但我什麼樣的狀況會很疲倦,彼此是圈內人,可以互相體諒,結婚更像是結盟,是一種依存關係。」不怕他有外遇嗎?「怕的話,就不會坐在你面前了。我們都是做藝術的人,他擁有的機會,我也會有。不要忘了我也有許多漂亮的舞者。」
她有時提到舞者,都說「我的孩子們」,難道沒想到要有一個小孩?「生小孩我得對他負責,我不能送給奶媽、奶奶,懷孕得要停下來3年,需要很大的衝刺力…」編舞家突然停頓下來,「其實我曾經有過,也覺得可以離開工作崗位,但孩子沒保住,4、5個月就流掉了。」何時的事?「40歲的時候吧。」那是在《天鵝之歌》之前或者之後?「幾乎同時。」所以某種程度,劇場就是你的孩子,對嗎?
「是。」編舞家楞了一下,然後語調沒有起伏說了下去,「我們做藝術的,其實很知道怎麼去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意念,但我常常在我的作品發現另一個我不認識的自己。生活中刻意被我忽略的枝枝節節、種種不順暢的地方、哽住的地方,我總是會在我的作品發現,我的失落就在這裡,我的夢就在這裡。」
至此,我們恍然明白,她在排練場那個母親一樣溫柔和安慰是從何而來。
「我是10年前才知道228是怎麼一回事,你會很訝異,你怎麼會這樣後知後覺,那像是我們在馬路上走,一個不專心,發現只要差2秒鐘你就被車撞死了,那種心情台灣話叫做『驚惶』。從認知到震撼,因為心中有痛,你想問為什麼?你想撫平那樣的痛。」
以228作為藝術創作題材,在林美虹之前,侯孝賢《悲情城市》、林懷民《家族合唱》,甚至是舞蹈家蔡瑞月都留下傳世經典作品,「我錯過了那樣的風潮,但還是很執意今年要回來,我想用藝術去碰觸台灣最深的痛,228是沒有去清洗的傷口。台灣給我的感覺是很含蓄、很壓抑,另外一方面又很暴戾,那是傷口蓋住的關係。」不是揭露、不是控訴,編舞家再次談論228,是安慰和疼惜,是虛擬的母親伸出溫暖的手把一群活生生的人聚在一起,去哀弔,去想念,安慰死去的,也安慰活著的,「我也不知道這樣講,是否有碰觸到痛處?其實你只是讓他知道,我一直都在這裡,我知道你的痛,我一直沒有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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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晚上十一點公共電視會播林美虹《新娘妝》,舞劇改編李昂小說《彩妝血祭》,很精彩的舞作。以下是去年跟編舞家林美虹的訪問。
《招魂的母親》
「要真誠的走路、用自己的經驗走路,不要刻意!要知道你力氣用在哪裡,走出來的時候,像雲朵一樣。」編舞家長髮隨意盤在頭上,一身寬大的袍子,下達指令果斷而明快,排演場上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或者昂首闊步,或者亦步亦趨。她此次帶《新娘妝》到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做亞洲首演,迴響熱烈,蔡英文總統亦到場觀賞。首演前七天,奧地利來的舞者與台灣遴選的群眾演員首次搭檔彩排。舞作改編李昂小說〈彩妝血祭〉,故事取材228,民族的傷痕被噤聲,冤屈從中文小說被改編成德國舞蹈劇場,從德國、奧地利巡演50幾場,終於回到台灣。
群眾演員捧著塑膠材質打造的石塊走位,石頭刻著「228」,他們詮釋228受難者家屬,舞者扮演受難者魂魄,親人退場後,鬼魂跳上石塊,在自己的墳上起舞,「你們現在抱石頭都還像抱保麗龍。你們不一定有228受難者家屬的回憶,但想想你們生命中失去的家人、情人和友人,有遺憾嗎?有來不及說出口的話嗎?你們要在這塊石頭找到自己失落和情感的連結,說出那一句說不出口的話,和自己和解。」說是彩排,更像是心理治療,她的口氣突然和緩下來,像媽媽哄著跌倒哭泣的小孩。
鄭南榕的女兒鄭竹梅也徵選上群眾演員,排演一開始,情感連結自然是30年前為言論自由焚身的父親,但過程中想到228受難者,便不由自主地緊抱石頭,想安慰亡靈,也被懷中石頭安慰了,「我在過程得到更多的是勇氣,一個人也許會受不了,但很多人一起難過,彼此相擁,抱頭痛哭,你知道你不孤單,面對苦難,可以靠群眾的力量走過去。」
那編舞家在創作中,自身情感的連結又是什麼?「我在找自己童年的空白和失聯。我很幸運家裡並沒有228受難者,但我在回首為什麼我對(228)這件事情一點都沒感覺?為什麼我會錯過這個我應該會很關心的題材?」
林美虹是羅東人,父親是小鎮醫生,她在家中7個小孩裡排行老6,從小學舞,「我每天都很期待車子來載我去舞蹈教室。對跳舞最早的記憶是幼稚園吧,有一次老師在試她的硬鞋,她在鏡子前跳,我在她後面模仿她跳,因為太專注,沒注意到她噠噠噠往後退,把我撞倒了。」
她10歲進蘭陽舞蹈團,是第一期學員,舞團採學姊學妹制,團員用餐,學妹要幫學姊盛飯。白天上課,晚上學舞,跳完舞還要寫隔天學校要交的作業,一邊寫,一邊打瞌睡。小小年紀不覺得苦?「因為我很愛跳舞,沒有別的念頭,當時也不覺得苦,只是後來回頭看,會覺得自己怎麼那麼奇怪呢?我完全沒有跟家人出去玩的回憶。」
16歲考取獎學金,赴羅馬國家舞蹈學院學古典芭蕾,「有時候一堂課老師會給十分鐘,讓我們做自己想要做的動作,或者給一段音樂要我們即興跳舞,那帶給我很大的快樂,我很確認編舞這條路是一生的職志。」16歲的少女出國,最初的念頭是學成歸國,可以在蘭陽教學妹,可放洋才發現世界如此遼闊,可以去闖一闖,再回首,已經44年過去了。
她刻意不在華人圈走動,儘管同胞煮的東西很好吃、和他們聊天很輕鬆,跳舞的人終日相伴的只有練舞留下大大小小的傷痛。懷念的食物不去吃就不心痛,她和故鄉唯一連結是一個禮拜一封的家書,「打電話是農曆三大節,要去市中心,去他們的電信局,排隊抽號碼牌,去一個小的電話亭講,而且要講很快,因為很貴。」出國44年,她沒有回台過一次農曆年。
當然也不是沒想過回家,24歲學成歸國之際,無意間看到碧娜.鮑許(Pina Bausch)的《家在山的那邊》,感到震動,又從羅馬跑到碧娜當系主任的德國福克旺藝術學院攻讀,「蘭陽和羅馬的訓練是技巧的,但在福克旺,他們不要你展現美的線條、不重視肌肉的伸張,而是問你想表達的是什麼,我在德國學到的是藝術家的自我表達、看待事情的角度、看待生命的方式,如何從殘缺和扭曲中看到生命力。」
1991年至今,她相繼在德國普倫歌劇院舞團、多特蒙德歌劇院舞團、達姆國家劇院舞蹈劇場,和奧地利林茲國家劇院舞團任職舞團或藝術總監。除舞蹈劇場外,她也執導歌劇、輕歌劇,甚至也挑戰過安德魯‧洛伊‧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的音樂劇《萬世巨星》,「我不是要否認自己的東方背景,只是不希望太快被西方人貼上標籤,不希望他們只有在排《杜蘭朵公主》或《蝴蝶夫人》才想到我。」
「年輕的時候要養活自己,要追隨潮流。但跟隨潮流走,我不快樂。後來學會厚臉皮,就不管評論了,以前被批評都要難過很久,二個禮拜、一個禮拜、五個小時,後來就OK啦。有一次我在舞台正中央架一個檯子,我的孩子們跳來跳去都會撞到,他們問我說這樣做好嗎?我說我不知道,但不知道才好,不知道反而才會走出新的東西。」林美虹說。
那個舞台中央有個檯子的作品叫《天鵝之歌》,正是這個作品讓德國國家電台將她帶領的達姆劇團,與碧娜.鮑許的烏帕塔舞蹈劇場、威廉.佛賽(William Forsythe)舞團,並列德國三大現代舞劇團。《法蘭克福廣訊報》首席舞評休斯特(Wiebker Huster)讚她賦予舞蹈劇場全新的生命,並將《天鵝之歌》媲美李安的電影,認為兩者都充滿了引人入勝的影射技巧,並留下讓觀眾難忘的精采印象。
編舞家不編舞的日常生活是不聽音樂的,因為工作就是音樂,一聽音樂就會有畫面、會想去分析。她要安安靜靜地看畫、看電影、看書。睡很少,清晨似睡非睡的時刻是靈感最活躍的時刻,她從不記得做過的夢,作品就是她的夢。靈感在夢中,也在馬路上,編舞家在車站看見女孩眼睛發亮,微笑往一個男人衝過去,她便開始替她們編故事。
《新娘妝》的改編也是另一個馬路上看到的畫面,「大概十年前,我回台灣認識李昂,一群人在林森北路吃消夜,離開餐館已經很晚了,路燈白白的光芒下細細的雨絲,迎面走來一個阿婆,看不清楚她的臉,只看她拱起的背,吃力拉著一個推車,上頭是紙箱資源回收什麼的,那些物件超過她身體5、6倍以上,我不由自主地去幫她推了一把,後來,把那個意象放到《新娘妝》第二幕,受害者用門板努力地扛著受難者的大體。」
馬路上俯拾皆得的靈感是片段的色塊,但色塊變成畫,她需要獨處,需要絕對的安靜地思考,「我不寂寞,但我需要孤獨,做藝術創作,某種程度跟出家也沒什麼兩樣。」藝術創作如出家,故而編舞家的婚姻也不是尋常婚姻,她先生Bernhard Helmich是德國波昂歌劇院院長,她在奧地利,夫妻相隔600公里,每個月見個1、2面,婚齡至今29年,「我可以在他旁邊替他打點很多派對,替他廣結善緣,好好當個院長夫人,這點我做得到,但這就不是我。我們不一起工作,但我什麼樣的狀況會很疲倦,彼此是圈內人,可以互相體諒,結婚更像是結盟,是一種依存關係。」不怕他有外遇嗎?「怕的話,就不會坐在你面前了。我們都是做藝術的人,他擁有的機會,我也會有。不要忘了我也有許多漂亮的舞者。」
她有時提到舞者,都說「我的孩子們」,難道沒想到要有一個小孩?「生小孩我得對他負責,我不能送給奶媽、奶奶,懷孕得要停下來3年,需要很大的衝刺力…」編舞家突然停頓下來,「其實我曾經有過,也覺得可以離開工作崗位,但孩子沒保住,4、5個月就流掉了。」何時的事?「40歲的時候吧。」那是在《天鵝之歌》之前或者之後?「幾乎同時。」所以某種程度,劇場就是你的孩子,對嗎?
「是。」編舞家楞了一下,然後語調沒有起伏說了下去,「我們做藝術的,其實很知道怎麼去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意念,但我常常在我的作品發現另一個我不認識的自己。生活中刻意被我忽略的枝枝節節、種種不順暢的地方、哽住的地方,我總是會在我的作品發現,我的失落就在這裡,我的夢就在這裡。」
至此,我們恍然明白,她在排練場那個母親一樣溫柔和安慰是從何而來。
「我是10年前才知道228是怎麼一回事,你會很訝異,你怎麼會這樣後知後覺,那像是我們在馬路上走,一個不專心,發現只要差2秒鐘你就被車撞死了,那種心情台灣話叫做『驚惶』。從認知到震撼,因為心中有痛,你想問為什麼?你想撫平那樣的痛。」
以228作為藝術創作題材,在林美虹之前,侯孝賢《悲情城市》、林懷民《家族合唱》,甚至是舞蹈家蔡瑞月都留下傳世經典作品,「我錯過了那樣的風潮,但還是很執意今年要回來,我想用藝術去碰觸台灣最深的痛,228是沒有去清洗的傷口。台灣給我的感覺是很含蓄、很壓抑,另外一方面又很暴戾,那是傷口蓋住的關係。」不是揭露、不是控訴,編舞家再次談論228,是安慰和疼惜,是虛擬的母親伸出溫暖的手把一群活生生的人聚在一起,去哀弔,去想念,安慰死去的,也安慰活著的,「我也不知道這樣講,是否有碰觸到痛處?其實你只是讓他知道,我一直都在這裡,我知道你的痛,我一直沒有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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