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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各方對於疫苗採購及疫情的見解》

*先放鬆一下：

不知道那位寫的：

端午生死兩茫茫，禁返鄉，虛解盲。
萬人染疫，無處話淒涼。

縱使相逢應不識，罩遮面，人心慌。
五漢廢言擺爛王，普篩擋，高端放。

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
料得來年腸斷處，悼國殤。

* 中央昨臨時宣布配送日本捐贈的124萬劑AZ疫苗至各縣市，新北市12日一早已收到8.3萬劑。

重災區新北市仍比起高雄所播配的疫苗少，對此市長侯友宜於下午的疫情記者
會表示，中央分配疫苗有他們的戰略部署考輛，大家可以去請教他們。

針對最新配送的8.3萬劑疫苗，侯友宜強調，從以前到現在的規劃，都是準備好的，昨天才知道是配8.3萬劑，今早確定疫苗送到手，下午就先打洗腎患者、長照機構，這都準備好的。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12）日公布國內新增251例確定病例，分別為250例本土及1例境外移入；另確診個案中新增26例死亡。確診個案縣市分布中，以新北市133例最多，其次為台北市65例，基隆市16例，桃園市13例，苗栗縣9例，花蓮縣3例，宜蘭縣、新竹市、彰化縣及臺中市各2例，高雄市、雲林縣、新竹縣各1例。

高雄疫苗9.1萬又比新北8.3萬劑多 侯友宜：請去問中央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5528528

*中央分配日本捐贈的疫苗給台北市後，柯文哲說，發下來台北市只有7萬支，「再扣掉中央自己要打的的1.2萬支」，再扣掉一至五類的要打，天啊，剩下只有85歲以上的能打，他要說抱歉，對75歲至85歲的長者，等下一批再施打。

公布AZ施打計畫 柯文哲：很抱歉！85歲以上才有機會打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5528512

* 趙少康12日在臉書貼文指出，陳時中自以為天下無敵，新冠病毒不侵。這是他看過最剛愎自用、驕傲自大、一意孤行又無能無腦無邏輯無遠見無智慧的官僚；國家交到他們手中。真是人民的不幸 。

趙少康點出16項：

1.早就叫你普篩，尤其桃園機場進來的人要普篩，你就是不理。

2.早就叫你全力守好唯一對外孔道的機場，你偏偏要搞個3加11。

3.早就叫你開放機關學校、公司企業、家庭快篩，你總以怕偽陰偽陽搪塞。

4.早就叫你允許民眾到藥局通路購買快篩試劑，你就是堅持醫事人員才能做快篩。

5.早就叫你盤點國內快篩試劑製造商，確保足夠量能。你拖到6月8日才說，國產試劑都供專家使用，已請食藥署鼓勵廠商申請進口居家試劑。

6.早就叫你擴充檢測病毒基因序列的能量，才能在第一時間偵測到是否有新的變種病毒進入台灣，你到現在還是沒做，台灣到底有沒有印度變異、越南變異病毒？

7.早就叫你多準備收治輕症的類方艙醫院及隔離病房，你就是不理。

8.早就叫你早買多買疫苗，你就是不聽，還說我們沒疫情，讓別國先打。

9.早就叫你接受郭台銘、佛光會捐贈的疫苗，你就是不要，但你自己又買不到。

10.早就叫你國產疫苗要完成三期人體試驗，你就是睜一眼閉一眼，導致疫苗有沒有保護力都不知道。

11.早就叫你注意老人安養院的群聚感染，你就是不管。

12.早就叫你注意外勞群聚效應，你就是視而不見。

13.早就叫你提高PCR核酸檢驗儀器的效率，你就是不願。

14早就叫你準備單株抗體等治療藥物及高效率呼吸器，你就是不買。

15.早就叫你要迅速解決物流貨運大量超載、低溫宅配停送的問題，到現在你還是無計可施。最近又不接受貨物宅配了。

16.早就叫你快跟日本買或是借1千萬劑AZ，你顧左右而言他，不敢回應，查誰散布「假訊息」卻迅雷不及掩耳。

*陳文茜

他們把自己列入第二類，完全違反WHO及世界所有先進國家的施打順序。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who-sage-roadmap-for-prioritizing-uses-of-covid-19-vaccines-in-the-context-of-limited-supply

他們沒有買足國際疫苗，卻自己列優先順序：正如沒有登上鐵達尼號的船長，看著在疫情脅迫陰影下求生存權的我們，拍電影，寫劇本。

他們已經先打了疫苗，總統府，中央機關，國安會⋯⋯政府首長，包括地方。

至於立法院為什麼對此沒有意見⋯⋯May be⋯⋯否則我無法理解他們的沈默。尤其在野黨立委、監察委員。

其次，目前疫情中心每次疫苗接種，即滾動優先順序。

最新消息：下一波疫苗維持社會秩序之必要，包括「第一線記者」「半導體公司產業」，列第七類。

其次最新消息，台灣主要AZ疫苗一部分來自泰國暹邏生技公司，他們承諾台灣的六月疫苗，可能遲交。

根據曼谷郵報：泰國政府已知其皇室投資的AZ代工廠暹邏生技公司六月產量僅180萬劑，遠低於其原始承諾。泰國政府已緊急向中國買300萬科興、美國2000萬輝瑞，及JJ疫苗500萬。

這家生技公司王室是惟一投資者，交不出貨給泰國政府，也交不出給馬來西亞，包括台灣。

但在泰國依法不能批評皇室。

於是，他們衞生部自救了。

台灣一月訂的1000萬AZ一部分來自泰國，目前交貨0。

今年初二月韓國緊急支援11.7萬劑，其他的AZ都是COVAX 機制。

最大的AZ疫苗來源是日本124萬劑捐贈。

* 陳培哲《他們的生命是可以挽救的》

如果篩檢出新冠肺炎患者，立刻打新冠單株抗體，可以減少5到6成死亡率。這我很早就講過了。

那些生命是可以挽救的。

陳培哲是受到政府邀請、參與疫苗決策的專家，除了已辭掉的國產疫苗審查專家會議委員，他還是疫情指揮中心研發組成員。這個小組由國衛院院長梁賡義召集，大概每周開1次會，陳培哲說這1年多來參加了約50多次會議，但充滿挫折感，「我提出的意見沒有一件他們去做，只有我很早就提出的單株抗體最近才開始做。他們之前充耳不聞，這代表這個指揮中心的科學判斷與能力不足。」

單株抗體可以和病毒競爭與人體細胞膜表面受體ACE2結合，一旦病毒無法結合ACE2，就不能進入人體細胞，因此無法在人體複製繁殖。這個藥只有在感染初期使用才能阻斷病毒。

美國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新冠肺炎確診時，醫生也馬上開給他這個藥。陳培哲說，如果篩檢出新冠肺炎的高齡患者、糖尿病、腎臟病等慢性病者，立刻打新冠單株抗體，可以減少5到6成死亡率。「這我很早就講過了。那些生命是可以挽救的，你就知道我的挫折有多深。」

「我說民進黨政府不信任科學不是無的放矢，是我親身的經驗。」陳培哲指出，另一個疫情指揮中心不夠科學專業的地方是「核酸檢測方式」。

美國食藥局（FDA）有一套檢測系統，但台灣的疾管署（CDC）卻自己弄另外一套，沒自動化、量能少又不凖，專家建議應採FDA的系統，但指揮中心根本不聽。「這次中國廣州疫情爆發，1000多萬人1個禮拜做完採檢，用我們手動方式要做到哪一年？」

https://www.storm.mg/new7/article/3740414?fbclid=IwAR3DSwhaaTuqr3_wq_tPQvsuobSh9QIqCMB3pqQQRiZ3RNBQp5-S22Cl2o4

* 楊照：

現在這個政府給台灣社會製造了極為嚴重的公平危機。因為疫苗不足，為了顧慮扶植國產疫苗而在政策上退縮不願積極對外採購（我很希望政府能出面證明這是假消息，我必當樂於收回這個說法並道歉），又為了趕國產疫苗生產時程，早早就違背「國際安全標準」，擅自同意廠商可以不提第三期測試計畫與「期中報告」就取得「緊急使用授權」，造成什麼結果？

造成了在防疫上，台灣將明顯分成兩種人－－一種是少數可以打國際疫苗的人，另一種是別無選擇只能打國產疫苗的人。疫苗提供人身安全，別忘了同等重要的，疫苗也給人行動自由。沒有三期測試，在二期試驗中沒有放入英國變種的國產疫苗，顯然在提供安全保障上，和國際疫苗是不對等的。更有著絕然差異的是，打了國際疫苗的人，能取得通行在台灣以外的「疫苗證書」，又稱「疫苗護照」，而打國產疫苗的人，卻絕對得不到這樣的行動自由。

在安全與自由上，明顯分出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更糟的是，好像還沒有什麼空間可以讓人拒絕當二等公民。沒有國際疫苗就是沒有，你能怎麼辦？就算有國際疫苗，誰有資格打完全由行政團隊說了算，直接公告沒得商量，連負責監督政府的立法院都不能有意見，甚至連平素有各種特權的立法委員在這件事上都同樣被排在二等公民之列，一般升斗小民還能怎麼樣？

行政團隊規定的順序真的那麼理所當然不容討論不容更改嗎？不會吧！例如為什麼總統府與國安人員，不會比其他人更有機會接觸病患的，排名那麼前面？醫美診所的年輕櫃台人員都能打到疫苗了，高風險有慢性病的老人卻排不到？年輕的警察、軍人的排名真的應該比七十歲的老人更前面嗎？

不遵守順序，那就只能運用權貴關係偷偷打，曝光了被調查並公開道歉了事。沒有權貴管道的人，乖乖照順序等，則只能等到國產疫苗。要打不打？可以想見，不打沒有任何安全保護，連在台灣內部都得不到行動自由，還要被視為害大家不能解封的罪人，能不打嗎？

於是悲慘諷刺的結果：被以二等公民對待，卻同時成為去打國產疫苗的一個數字，可以被執政團隊拿來顯示國產疫苗政策的成功！

在日本，就是為了避免造成這種社會公平產生的分裂不滿不安，所以在取得足夠疫苗之後，日本政府實質放棄了被認為效果較差、副作用較大的ＡＺ疫苗，才大方提供贈送給其他國家。很悲哀，當我們在感謝日本時，很多人忽略了日本政府關懷自身社會公平正義問題的這份用心；更悲哀的是，很多人看不出來在比較下台灣政府不可思議的選擇－－主動選擇創造在施打疫苗上的明確不公平，讓一部分人打國際疫苗，另外大多數人打不可能通過「國際安全標準嚴格檢驗」的國產疫苗。

無奈，夫復何言！

https://www.facebook.com/100002656876463/posts/4040016696096853/?d=n

* 龍應台

河裏撈上來的、廁所裡發現的、陋巷公寓裡無聲無息的....遺體，全部成為官員嘴裡一個號碼、案例。

當他堅持每天用「公務常態」的語調報告，每天把它正常化，久而久之，他就讓大眾習慣而接受，麻痹掉心裡的刺痛和驚駭。

同時，對每一個孤獨猝死的「案例」，都要透露一些前置「形容詞」：猝死「案例」有多種慢性病，猝死「案例」肥胖，猝死「案例」喝酒...，暗示的意思就是：他本來就該死，不要只怪新冠病毒。

這三週來讓我寢食難安的，倒不是很多專家學者和認真的記者已經分析的根本決策錯誤，而是這個政府對同胞死亡的態度。

那種掌權的強硬傲慢，那種慣性的居高臨下，那種認為所謂「國家戰略」高於「庶民生命」的理所當然的霸道，令人駭異；這權力的傲慢、聲調的居高臨下、以生命為政治代價的權術，我們並非不曾見識過，但絕對不是在一個民主政府。

台灣人民的公民素養是非常高的，這絕對不是台灣人對民主政府的期待。

為那死得不知所以的同胞，為那被剝奪了死別最後一個溫暖擁抱的家人，我心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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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篩檢出新冠肺炎的高齡患者、糖尿病、腎臟病等慢性病者，立刻打新冠單株抗體，可以減少5到6成死亡率.....那些生命是可以挽救的。」

「如今台灣疫苗要靠人家施捨，美國過剩的施捨你一點，日本不要的施捨你一點，再把台灣半生不熟的拿出來，「這樣對得起台灣人民嗎？這不只傷害人民的健康也傷害了人民的尊嚴。」——陳培哲

https://www.storm.mg/new7/article/3740414?fbclid=IwAR0IpBcWvLCpYpqjecMLaeDjac_wRuBgUIirk2FS37YwE3J9wxF7JR-C_pA

[旅行的旅行] 行動傳播技術空間中的旅行：#當我們用GoogleMap找路時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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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有人問我，你每次去日本走踏的超級冷門風景、地方傳說地點、氛圍氣懷舊喫茶店，到底怎麼找到的，這些地方聽都沒聽過。剛開始，我會查詢中文與外文的旅行資訊，像是旅遊手冊、觀光網站，都是基本工作，可以給旅客一點基本的地理想像，如方位、氣候、規模、人文特色等。接著，我會做一件事—大量地運用Google Map細查地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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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一種人對空間權力的掌握，當旅人們從地圖繪製者的手中，收回擁有地圖的權力，這將如何改變我們的旅行生活？然而，我們真的會因為使用Google Map而搶回對空間的掌握嗎？我們先從紙本地圖的使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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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本地圖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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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情況下，我不只是到了旅遊的當下才使用Google地圖來找路，而是平常沒事時，就打開地圖滑呀滑，細察預計拜訪的地點，了解地方資訊。不過，在2005年以前，旅行時掌握地理環境的技術大都依賴紙本地圖，旅客與觀光客在出發前，會購買旅遊手冊、旅行文學，透過特定旅行專家與旅遊資訊編輯的視野，來觀看地方。在那時之前，各種「旅遊天書」隨著出國人數的增加，而銷售量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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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旅行度假，不單僅是選好地方、買張機票、然後去玩，就可以說「這是我的旅行」，旅行的實踐包含許多環節，而旅行本身的經驗也由生活中多樣媒介內容（電視、廣告、電影、書籍、旅遊手冊，現在還有社群網站）與你的真實旅程所交織而成（Urry, 2002）。當然也包含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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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一種地理狀態的再現。我們覺得地圖模擬了真實的環境樣貌，但事實上，地圖是一種「#簡化」、「#挑選」、「#裁切」，尤其是紙本地圖，在有限的平面版面上，地圖的終極目標並不是一比一的還原，而是透過地圖繪製與資料整理，表現製圖者對大地的擁有權、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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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從前的旅行中，我會在行前買一份巴黎的城市地圖，在台灣時就把旅行手冊上看到的景點標示在地圖中；並在旅程中逐一刪除，有時候還會用紅筆將散步走過的路徑畫上，以展示我對巴黎的熟稔程度。基本上，整張巴黎地圖我都畫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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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地圖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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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Google Map正式上線，一開始只是電腦版，同一年裡很快地推出手機版本，並且加入Google Earth的服務，直至今日，Google的地圖是Google公司流量第二大的營運項目。Google Map運用了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整合地表空間幾何特性以及地理屬性等兩種資訊之資料庫， GIS中記錄的資料藉由適當的軟體解譯後，重現地表相關地形與地貌，使用者可以免費且自由地在地圖檔上標記並添加註記。這樣的數位地圖很快地成為旅行者的最佳找路工具，其可以用微觀與巨觀的視野，審視空間樣態（廖酉鎮、陳均伊，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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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傳統紙本繪製，地理資訊系統的廣泛應用，省卻了實物儲存的難處，也使我們可以在同一空間的地圖上看到不同的主題的重疊和互動，讓旅人們更能按照我們的想法，在給定的地圖框架上任意書寫，製作對我們有意義的地圖（Lo,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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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Google很快地持續推出越來越豪華的地圖服務，像是「交通資訊」、「街景服務」、「旅行規劃」，最近更加入虛擬實境的概念，將導航升級成「AR導航」，透過GPS獲取用戶的位置，並使用街景資料產生「視覺定位系統」（Visual Positioning System，VPS），快速辨識周遭地標建築定位用戶位置，並在手機相機中以巨大的動畫箭頭結合街景，藉以更清楚地告知方向。這些方便的工具是積累在行動通訊技術、運算技術與人群使用習慣的大量應用與快速進步上，嶄新的地圖技術深刻地改變了旅行、旅人與城市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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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機器結合下的旅行：地理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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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機器在移動技術空間中，被結合成一種人機複合體，或是Bruno Latour行動網絡理論中的「人—物」，這讓人的體驗更加複雜。你有沒有一種經驗，就是打開Google Map後，隨著指標轉動身體，試圖協調數位與真實的空間方向。或是，跟著導航行走，耳畔響起「向左轉」，就毫不猶豫地走向左方的街道。又或是，最一般的情況下，使用者會打開軟體，了解地理定位下自己與週邊資訊（店家、車站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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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到隨身行動傳播科技時代，人物結合下的移動與定位本身就是一種資訊，這些資訊詮釋了流動空間、網絡連結、移動過程的具體樣態。一方面，機器深刻地鑲嵌入人類的生活世界中，反過來說，人們亦透過機器產生全新、方便、延伸的特殊經驗。這種人機合一、日常鑲嵌的地理媒介（geomedia）（McQuire and Ji, 2019），在旅行實踐中更顯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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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eb2.0時代，藉由地理媒介所構連起來的網絡式公共空間，展示了人類時空感知的嶄新轉變。透過行動傳播與數位化的技術，遊歷的地點本身不只是被媒介再現，而是，這些地點本身就是媒介，在程式運算的框架下，人與人、人與城市有了全新的關係：透過Google Map的使用與資料的積累，很大的程度上，促成人們利用社會實踐、消費行為與協商互動來定義旅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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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這次我們旅行到關東地區，特地前往宇都宮吃餃子。在行前我們藉由Google Map的即時資訊決定乘車的方式，查詢車站附近所有的餃子店以及他的評價、照片、菜單，用街景服務來定位自己如何到達要去的「餃天堂」。然後在這家算是有特色的餃子店鋪，我們竟然在餃子裡吃到了一根鋼刷鐵絲，店家也沒有很認真地看待。我們就默默地打開Google Map，說明了當下的狀況，並給予較低的星級。以此實際的、當下的經驗，提供給其他旅人進行旅遊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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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願式的地理資訊（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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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情境是一種建構主義的場景，使用者們可能自知的情況下，自願參與地理資訊的建構，這稱做自願式的地理資訊（VGI，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Sieber and Haklay, 2015），Google Map的VGI使得人們更有機會參與城市意義的詮釋。在公共參與的意義上，Google Map也是一種社群媒體，它建築在遊客、居民、店家等大量用戶的傳播意向性上。在McQuire與潘霽（2019）的「地理媒介」主題對話便提到中，媒介傳播技術、隨身行動和城市地理元素的深度融合，共同造就了「成為公共」（becoming public）的體驗，打開城市生活的審美維度，同時推動了「成為公共」的過程。城市中的社會關係和權力關係，不再僅僅依據根植於城市空間結構的生活形態，而是更直接地被轉化為主動的「傳播」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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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Google Map有著三種資訊類型的組合：自然的資訊、技術的資訊與文化的資訊。自然的資訊，如同人們所可以感受到的地形等；技術的資訊則如道路、水系的測量描述；而文化的資訊則指涉各種人類的行為，如駕駛、消費等。透過運算平台，當然也包含IG、FB上的「社會標註」，像是打卡、分享美照、「#」，使用者、物、與城市風景大量交織成數位形式與真實形式共存的存在，並且在公共性的概念下交往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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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們還是可以想像與批判，一個反烏托邦正在進行。有時候我們不知道自己正是地理媒介的延伸，甚至不得不參與地理資訊的建立。當你想要運用導航系統時，其使用者本身正參與著車流量預測的演算過程。當我們行動時，我們也正經歷一種數據式的物化，個人與機器結合後，個人在時空中的所有作為都有可能面臨資本主義的收編，例如在Google Map上顯示個人化的位置性商業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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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的社群與信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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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們對Google Map的使用，構成了一個流動與移動的社群，這個社群強調的並非穩定的社會記憶，他們更欣賞獲得片刻的超凡體驗，與享受如遊戲般的過程，在虛實間讓自己更能夠掌握旅行的地方並獲得樂趣。從Google Map的「旅遊嚮導」設計就可以發現，Google Map將每一位參與地理資料建構的人們都當作「專家」，這個構想在另一個旅行APP「TripAdvisor」裡也非常鮮明。你可以在「TripAdvisor」裡分享更多評價、文章與圖片，分享你在移動時的超凡體驗，以獲得「頂尖攝影師」、「飯店達人」等等標章，以提高個人體驗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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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批評家認為，我們太容易把Google Map、Google Earth上的作為，理解為一種全景全知的圖像、透明的秩序，甚至是前面討論的參與和賦權的工具（Kingsbury & Jones, 2009）。閃耀著令人暈眩光茫的球體，反映了人類的戴奧尼索斯的妄想，我們狂亂地航行，歡天喜地地喧囂，我們全心全意、不加思索地信任它，卻低估了虛擬世界對真實世界的集體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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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地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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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站在創用的立場，我還是傾向對科技保持信任。信任研究者Bostman（2017）在《信任革命》中談到，只有「信任」，人類才能在社會進程上有超越性的變革。當然，對Google Map的信任早在2010年以後就幾乎被廣大的使用者們接受了，雖然偶而還是會看到我父親打開地圖導航後，然後罵導航太笨，繼續走自己的路。但無疑地，Google Map扮演了旅行實踐的重要推動角色，它把商品、交通、約會與各種推薦搓合起來，讓旅行同時是個人的行動，也是集體的社群參與。也因為這些更加錯綜複雜的信任，旅人們才能獲得更多足以創新生活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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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McQuire（2017）的地理媒介概念中，如果傳統大眾媒體帶給旅行者與地方的是一種想像的、再現的、去地方化的全球化幻覺。那麼這些隨身、隨地的地理媒介，像是Google Map，則可能在旅行者與地方之間形成回歸地方化的關係，同時還包含了跨文化溝通的實現，透過這樣的地理媒介技術，更能提高人們對差異性與流動性的接受程度，還可以確保城市網絡中與他者共存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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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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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rry, J. (2002). The Tourist Gaze. SAGE Publications .
2. 廖酉鎮、陳均伊（2013）。讓地圖活過來一 Google Earth 運用於地球科學教學設計之應用。《科學教育月刊》，358，36-54。
3. LO, K. H. （2012）。論班雅明式史觀和空間觀：並以領匯霸權地圖為例。《文化研究@嶺南》，32（1），1-12。
4. Sieber, R. E., & Haklay, M. (2015). The epistemology (s) of 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 critique. Geo: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2(2), 122-136.
5. McQuire, S., & Ji, P. (2019). From Media City to Geomedia: Cross-disciplinary Insights into Information Society from a Pioneering Australian Scholar. 資訊社會研究, 36, 5-26.
6. Botsman, R. (2017). Who Can You Trust?: How Technology Brought Us Together–and Why It Could Drive Us Apart. Penguin UK.
7. Kingsbury, P., & Jones III, J. P. (2009). Walter Benjamin’s dionysian adventures on Google Earth. Geoforum, 40(4), 502-513.
8. McQuire, S. (2017). Geomedia: Networked cities and the future of public space. John Wiley & 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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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影片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IZ36uNi-Ng

今天低氣壓，不斷想起這段文字：「文化運動是一切運動的基礎，在全體民眾還未完全覺醒以前，任你社會運動家如何叫嚷社會改造，任你政治運動家如何鼓吹民權伸張，也不過是做一場空夢罷了。欲使社會運動甚至政治運動能夠有效實現，非得借文化運動之力，叫醒全體民眾不可。而文化運動的目標，正是要喚起全體民眾的徹底醒覺。」* 革新保港，香港人需要建立主體意識，從頭做好論述和組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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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1月15日《臺灣民報》社論，收錄在《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一 自治的夢想）

【#香港革新論II】不是看見希望才堅持，而是堅持才看見希望。在困境中，香港人需要建立主體意識，從頭做好論述和組織。《香港革新論ll》正式出版上架，繼續為我城思考新論述，請試讀《導論：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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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保港，讀書養志。讀政治史，能讓我們變得踏實；讀比較政治史，更能讓我們擴闊視野反思前路。環顧世界，邊陲共同體爭取自主之歷程，必然是一條漫漫長路，過程中也必然充滿高低起跌，更必然飽受過打壓、屈辱、欺騙、愚弄、甚至鎮壓，是甚麼讓他們堅持下去，或者不能堅持下去？邊陲能否自強、中心如何應對、地緣政治變化，固然都是重要之因素；但最終能否實現自主，始終取決於邊陲共同體，能否建立和維持主體意識，團結上下一起爭取，才有衝破牢籠實現自主之一天。//

/ 方志恒《香港革新論》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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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革新論II》導論：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

1989年，香港電台節目《鏗鏘集》，以《悲哀的香港人》為主題，探討六四事件前後，香港人的心路歷程。節目中，小市民歐先生的一席話，頗能反映香港人的時代心聲：

「當時大部分香港人，都對中國前途充滿憧憬，主觀希望中國藉著這場民主運動，可以一夜之間民主起來，屆時毋需再為九七問題擔心。當時我也覺得香港很有希望，因為若這些學生爭取到自由民主，很明顯，若內地政策也是民主自由，香港必會跟隨這政策走。」

《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香港人既無法自決前途，只好寄望中國走向民主化，從而令香港的民主和自治，可以有更大空間 ── 這種對中港良性互動之設想，正是「民主回歸論」之核心主張。[1]

「民主回歸論」之思潮，為未能自決前途之香港人，在矛盾與無助之中，找到心靈曙光；也驅使香港人全情投入八九民運，期盼「以改變中國前途、去改變香港前途」。六四屠城後，「民主回歸論」之中港良性互動想像，本來已難再有說服力；但隨後鄧小平再度啟動經濟改革，加上主權移交初年北京奉行不干預路線，令香港人對中港良性互動疑中留情，仍期盼中國會走向政治開明，讓香港能夠爭取到空間，在一國兩制下發展民主。

但由2003年起，中港關係卻悄悄地有所變化。五十萬人大遊行，觸發北京改變對港政策，由原來之不干預路線，改為強調中央介入。[2]隨後，北京逐步走向天朝主義，透過在政治(以人大釋法、任命特首等中央權力控制政局)、經濟(將香港納入中國經濟規劃體系)和意識形態(以國民教育推進中國人身份認同)的層層推進，務求將香港這個邊陲地區，吸納入北京的直接管治範圍。[3]到2014年，北京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宣稱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中央依法直接行使管治權」、「高度自治來自中央授權」、「中央對高度自治有監督權力」等等；[4]繼而頒布《8.31人大決定》，劃下以提名委員會操控特首選舉之權力紅線。[5]至此中港良性互動之想像，已完全被中國天朝主義壓碎，三十年之民主回歸夢，正式壽終正寢。[6]

三十年之實踐證明，「民主回歸論」之所以未能實現，在於其單向地預設了，中港關係必然處於良性互動之軌道 ── 這種設想，既低估了中港關係之複雜性，也錯誤假設了中國經濟改革必然帶動政治改革，結果當中國走上結合威權政治和巿場經濟之「威權資本主義」、[7]而不是按原來假設走向民主化後，整個良性互動之設想不但失去基礎，更加無法應對中國轉向天朝主義後之挑戰。論述落空之結果，是不少仍服膺「民主回歸論」之主流民主派，近年在多次重大事件中，總是一廂情願地期盼，北京會開明處理香港事務；但現實卻是北京以天朝主義步步進逼，令民主派大失預算進退失據。[8]

▍重置中港關係於「中心－邊陲框架」

2017年，是主權移交二十周年。一國兩制50年不變之期限，還未走到一半，已經變得名存實亡。今天，香港人站在時代的十字路口，必須為香港前途思考出路 ── 我們需要重置中港關係於「中心－邊陲框架」，以更立體之視野，重新定義、梳理和倡議未來之中港關係。

「中心－邊陲框架」（Center－periphery framework）之要點，是把「中心政權」（Central state）和「邊陲地區」（Peripheral regions）之關係，視作一個動態互動過程，即中心政權往往傾向吸納和同化邊陲地區（以建立統一之全國政權），邊陲地區則時刻強調捍衛自主（以守護其獨特性）。[9]中心與邊陲，因此處於長期持續之角力關係，這種關係既不會是一廂情願的良性互動，也不一定是敵我二分之零和遊戲；而是取決在不同時空下，中心與邊陲之實力對比與策略互動。[10]

以「中心－邊陲框架」思考中港關係，當能明白香港人作為邊陲共同體，我們的政治宿命，是沒有逃避中國此一中心政權制約之選擇，而只能在地緣政治結構之夾縫間，迂迴前進追求自主[11] ── 事實上，回顧香港開埠以來的發展歷程，由晚清民國時期至中共改革開放前，由於中國作為中心政權之長期衰落積弱，加上當時香港身處於西方陣營之前哨，因而得以自外於中國發展，但港英政府始終未有輕視中國作為中心政權之影響力，一直苦心經營香港這片邊陲地區之自主性；[12]及至改革開放以至主權移交後，中國重新建立作為中心政權之強大影響力，近年其影響力並有向外擴張之勢，[13]香港作為邊陲地區，在這種日益不利的地緣政治趨勢下，要保持以至擴大自主性，自然是困難重重荊棘滿途。因此，就香港未來之憲制地位，不同黨派可以有不倡議不同想像，但香港人仍然必須先直面「中心－邊陲框架」之結構性制約，並在此現實政治之基礎上，全面思考香港前途。換言之，任何的香港主體性論述，都必須建立在「實現香港相對於北京（以至西方）的最大程度的自主性」此一核心命題上。

把中港關係重置於「中心－邊陲框架」下思考，我們就能以廣闊之比較視野，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 ── 中心邊陲之角力，絕非中港獨有的現象；而把中港關係置於比較視野之下，我們就能透過觀察世界各地自治政體之個案，深入反思中港關係，並且拉闊香港前途想像，尋找實現香港最大程度自主性之路徑。環顧世界，魁北克、奧蘭群島、格陵蘭、南提洛爾、諾福克島、蘇格蘭和加泰隆尼亞，都是極具代表性之自治政體個案，透過觀察其歷史背景、自治制度、政治光譜、中心邊陲互動等等，我們當能更立體地思考，各個攸關香港前途之重要課題：

一. 自治之理想：內部自決權？

政治社會運動的本質，是尋求改變；因此成功之政治社會運動，必須提出最具正當性之訴求和論述修辭（Legitimate claim and rhetoric），方能為運動本身建立和維持正當性（Conferring and maintaining legitimacy），以動員和團結最大力量，實現改變。[14]而在現時的東亞地緣政治格局下，「自治」仍然是較能獲得大多數香港人、國際社會甚至中國大陸社會所接受之正當性訴求。

自治的英語詞彙是Autonomy或Self-government，其核心內涵是指「一個地區或社群，不受中央政府或鄰近地區或社群的介入，自行組織其事務的能力」(the ability of a region or community to organize its affairs without interference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r neighbouring regions or communities)。[15]自治的實際操作和細節，在不同國家有不同安排，難以有一個四海通行的自治模式；但總體來說，自治必然涉及把權力，由中央政府轉移至自治政體(transfer of certain powers from a central government to that of autonomous entity)，實踐上自然就涉及不同程度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權力轉移。概念上，自治作為一種政治訴求，其核心應是讓「地域社群能夠不受其他國家機關的介入，獨立地行使其行政、立法及司法等公共政策功能」（territorial communities to exercise public policy functions, legislative, executive and adjudicative, independently of other sources of authority in the state）。[16]近年，西方憲政學者流行在國際法的脈絡下，將自治理解為「內部自決權」之實踐。按國際法文獻，「自決權」(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指人民有權利「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即《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一條[17])；而要實踐「自決權」，可分成「外部自決權」(Right to external self-determination)和「內部自決權」(Right to internal self-determination)兩種方式，前者指人民有權決定是否與宗主國分離；後者指人民有權按自治原則，完全決定和管理自己的事務。[18]

魁北克、奧蘭群島和格陵蘭，都是當代國際法和比較政治文獻下，在主權框架內按「內部自決權」原則，實踐自治之經典案例 ── 魁北克在加拿大之主權框架內，按「不對稱聯邦主義」（Asymmetrical federalism）原則，在民主普選權利以外，逐步發展出各種保障和實踐魁北克人「內部自決權」之自治權力，包括語言教育自主和移民審批自主等等；奧蘭群島在芬蘭主權內，亦建立起各種保障和實踐其「內部自決權」之憲制保障，包括「總督-總理雙首長制」、「奧蘭代表團」、相互同意修憲機制等等；而格陵蘭則在丹麥主權內，透過聯合委員會前期協商、公投複決法案等修憲程序，逐步擴大和鞏固格陵蘭人之「內部自決權」。

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透過魁北克、奧蘭群島和格陵蘭之案例，香港人當能思考重構自治理想 ── 香港人能否按「內部自決權」原則，[19]論述和倡議各種攸關保障香港獨特性之自治權力？在民主普選以外，「經濟自主」（香港自行決定經濟政策，反對被單向經濟融合）、「規劃自主」（香港自行決定規劃基建，反對被單向規劃）、「移民自主」（香港自行決定移民審批，反對被單向輸入人口）、「供水自主」（香港自行發展獨立供水系統，反對被東江水系統控制）等等，能否成為未來政治運動之核心議程？香港人能否重新審視《基本法》當中的種種不合理條文，並倡議修改《基本法》以保障香港自治？聯合委員會前期協商、公投複決法案等修憲程序，又能否成為香港人倡議擴大「內部自決權」之參考對象？香港本土政治運動之最具正當性訴求，是否就是按「內部自決權」原則，在主權框架內爭取實現最大程度的自治？

二. 邊陲之自強：自立自主還是仰息他人？

中心與邊陲，是一種長期持續之角力關係，角力就自然涉及雙方之實力對比。當然，在「中心－邊陲框架」之下，中心政權差不多必然掌握權力優勢，但邊陲地區要維持自主性，總不能一廂情願地寄望良性互動，而疏於建立自身之實力。唯有邊陲地區具備自立自主之能力，方能有籌碼與中心政權角力；而如果邊陲地區只能仰息他人，結局則必然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南提洛爾和諾福克島兩個邊陲地區，一個強調自立自主，一個只能仰息他人，結局自然是截然不同 ── 南提洛爾在意大利主權框架下，曾遭逢墨索尼里法西斯政府之強迫同化（1920年代到1940年代）、也經歷過民主意大利政府以虛假自治之承諾欺騙（1950年代），但南提洛爾始終自強不息，努力建立起本地政治運動、擴大經濟自主實力和開拓國際支援網絡，終於逐步扭轉原來不利之「中心–邊陲格局」，在1990年代實現真正自治；相反，諾福克島人自1979年起建立自治政體後，一直對如何維持自治掉以輕心，疏於建立自身之實力，其本土政治運動長期積弱、國際支援網絡不足，終於到了2008年金融海嘯後，就連本身之經濟自主實力亦全面崩潰，結果自然是無力抵抗民主澳洲之逐步吸納，在2016年被取消自治地位。

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透過南提洛爾和諾福克島之案例，香港人當能思考自強不息之道 ── 香港人能否建立起戰略視野，思考從當下天朝中國、以至未來民主中國想像下，香港本土運動的自強之道？[20]香港人能否建立起團結之本土政治運動，特別是盡快建構和鞏固「香港主體意識」？香港人又能否組織起足以盛載這種主體意識，對內能有效連結公民社會和議會政黨、對外能代表香港人與北京談判之政治行動主體？香港人能否擴大經濟自主實力，以民間力量倡議香港經濟發展之多元性、可持續性、國際性和自主性，推進香港之永續經濟實力？香港人能否鞏固香港作為全球城巿之影響力，以民間外交之進路，加強香港與國際社會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學術等各個層面之連結？

三. 中心之應對：分權還是集權？

中心與邊陲，是一種策略互動之角力關係。邊陲地區要求自治自主，不可能迴避中心政權。但中心政權是選擇以分權（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s）還是集權（Centralization of powers）來應對，則涉及中心邊陲之實力對比、當地之政治傳統、以至中心政權對形勢之判斷等多重複雜考慮；而中心政權之選擇，又往往影響了邊陲地區隨後之選項，形塑了未來之中心邊陲格局。

蘇格蘭和加泰隆尼亞兩個邊陲地區，同樣要求自治自主；而兩地之中心政權，也同樣是民主國家。但民主英國和民主西班牙，卻採用了截然不同之策略，來應對邊陲地區，因而產生了兩種不同之中心邊陲互動結果 ── 民主英國在新工黨政府治下（1997年至2010年），一直以分權政策應對蘇格蘭問題，由《1998年蘇格蘭法案》開始，透過逐步擴大蘇格蘭之自治權力，疏導了蘇格蘭和倫敦中央政府之矛盾，為英國的「中心–邊陲關係」，帶來了超過十年的穩定局面；相反，民主西班牙在人民黨治下（2011年至今），一直以集權政策應對加泰隆尼亞問題，不但強硬打壓加泰隆尼亞要求擴大財政自主之訴求，更加插手干預當地之教育語言事務，結果激起原來只要求自治的加泰隆尼亞人之怒火，紛紛轉向公投自決獨立建國，但這些反彈亦引發人民黨中央政府更強力之打壓，西班牙與加泰隆尼亞之關係，已完全陷於惡性循環。

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透過蘇格蘭和加泰隆尼亞之案例，香港人當能思考中心政權之應對，對邊陲地區前途之影響 ── 香港人能否打破自1980年代以來對「民主中國」之粗糙理解，重新認識民主之中央政府，與地方之分權自治，兩者並不必然存在因果關係？香港人又能否重新認識到，真正有利於香港自治之中央政府，不單單是「民主中國」（Democratic China），更應該是「分權中國」（Decentralized China）？香港人又能否連結海內外力量，建立論述以至行動聯盟，一起推動未來之「民主分權中國」（Democratic and decentralized China）？

▍香港人走不下去了，但香港人會走下去

由2010年走溫和談判路線、2014年發起公民抗命佔領運動、到2015年出現勇武抗爭旺角衝突、以至2017年以300選委議席票投開明建制派，香港人從體制內到體制外，幾乎把各種爭取方法都試過，卻全部都無功而回，始終未能實現香港之自治自主。看不見出路，難免令人感到氣餒，沉重的無力感，把多少人之意志消磨殆盡；又有多少人在絕望中走向輕狂，讓無奈和失望而引發之怒火，遮蓋了我們之眼睛。

革新保港，讀書養志。讀政治史，能讓我們變得踏實；讀比較政治史，更能讓我們擴闊視野反思前路。環顧世界，邊陲共同體爭取自主之歷程，必然是一條漫漫長路，過程中也必然充滿高低起跌，更必然飽受過打壓、屈辱、欺騙、愚弄、甚至鎮壓，是甚麼讓他們堅持下去，或者不能堅持下去？邊陲能否自強、中心如何應對、地緣政治變化，固然都是重要之因素；但最終能否實現自主，始終取決於邊陲共同體，能否建立和維持主體意識，團結上下一起爭取，才有衝破牢籠實現自主之一天 ── 南提洛爾主體意識，令南提洛爾人能夠捱過了墨索里尼之法西斯統治、熬過了戰後民主意大利政府之反覆壓迫，由1919年被割讓予意大利，到1992年實現自治，南提洛爾人之自治之路，整整走了73年。

《想像的共同體》作者安德森曾寄語，「我走不下去了，但我會走下去」（I can’t go on. I’ll go on!）。[21]面對困局，不少香港人慨嘆走不去了；但只要「香港主體意識」仍在，香港人還是會走下去。

[1] 近年，「民主回歸論」成為各方議論批判之焦點，但到底這套論述，其原來之主張是甚麼，卻甚少人會認真釐清。「民主回歸論」由論政團體「匯點」提出，相關論述散見於匯點核心曾澍基教授、張炳良教授等人，在八、九十年代撰寫之文章書籍，例如《巨龍口裡的明珠》（1982）、《民主改革與港人治港 ── 匯點文件集》（1983）、《香港政治經濟學》（1985）、《困境與出路：中國民主化探索》（1989）、《滙點邁進九十年代宣言》（1990）、《歷史的迴響：中國八九民主運動的檢討與前瞻》（1991）等等。簡而言之，「民主回歸論」除強調中國國族主義外（由此引伸出反對殖民統治、支持香港回歸之立場），就是提出「中港良性互動」之設想 ── 即設想香港在中國改革進程之特殊角色，並假設隨著中國在經濟改革後，將逐步走上政治開明之路，令中港關係可以良性互動，最終將實現民主回歸夢。「民主回歸論」理論大師曾澍基教授，在《民主十年專輯》（1994）中一段議論，頗能扼要概括了這套論述之要點：「『民主回歸派』的設想，集中於前提與後果的回饋，形成所謂『中港關係的良性循環』；在互信的基礎上，擴大改革（包括但不單是民主改革）的空間，以及吸收各自經驗的可取部分」。

[2] 要理解北京對港政策之轉變歷程，可參閱清華大學副教授程潔在2008年之文章：Cheng Jie (2009) “The story of a new policy.” Hong Kong Journal, 15 July.

[3] 以「天朝主義」形容北京對港政策，始見於陳冠中先生之《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此概念在學術上可稱為「國家建構國族主義」（State-building nationalism），即「中心政權」（Central state）強調吸納和同化「邊陲地區」（Peripheral regions）之國族主義主張，但這種「中心吸納邊陲」之政治操作，往往會引發邊陲地區起而捍衛自主之「邊陲國族主義」（Peripheral nationalism）。有關理論在中港關係上之應用，可參閱 Fong, Brian C.H. (2017). One country, two nationalisms: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1997–2016. Modern China, 43, 1-34.

[4] 《一國兩制白皮書》全文：http://www.locpg.hk/jsdt/2014-06/10/c_126601135.htm

[5] 《8.31人大決定》全文：http://www.npc.gov.cn/…/12jc…/2014-08/31/content_1876904.htm

[6] 方志恒:〈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立場新聞》，2014年 8月 28日。

[7] Bloom, Peter. 2016.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Cheltenham; Northampton, Mass.: Edward Elgar Pub.

[8]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2017年的特首選舉中，民主派全力支持「開明建制派」曾俊華，期盼曾俊華當選特首後，中港關係可以重啟良性互動。結果卻是北京「換人不換路線」，拿下了梁振英後，卻換上緊跟其路線的林鄭月娥；北京重整旗鼓後，隨即繼續其天朝主義治港之路線。

[9] 可參閱相關之經典文獻：Hechter, Michael. (1975).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arrow, Sidney G. (1977). Between center and periphery: grassroots politicians in Italy and Fr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okkan, Stein. (1983). Economy, territory, identity: politics of West European peripheries. London;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Bulpitt, Jim. (1983). Territory and power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 interpretation. Manchester; Dover, N.H.: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eny, Yves and Wright, Vincent. (1985). Centre-periphery relations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Allen & Unwin.

[10] Ruane, Joseph and Todd, Jennifer. 2001. 'Centre-Periphery Relations in Britain, France and Spain: Theorising the Contemporary Transition', Working Paper, “Centres and Peripheries in a Changing World”. Grenoble: European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Research (ECPR) Joint Sessions.

[11] 當然，以更廣闊之地緣政治視野看香港，香港實際上是處於「多中心衝突下之邊陲」（Periphery of multiple centers）的地緣政治結構，即一方面中港關係此一最核心之中心邊陲關係，是形塑香港政治之結構性主軸；另一方面，香港亦同時身處在中國和美國兩大「地緣政治中心政權」（Geopolitical centers）爭霸下之夾縫地位，是故中美關係也成為牽動香港政治之次軸。為了令討論更加聚焦，本書將集中於論述中港關係此一最核心之結構性主軸。有關香港政治的地緣政治思考，可參閱：Wu, Rwei-Ren. (2016) The Lilliputian dreams: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f nationalism in Okinawa, Taiwan and Hong Kong.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2: 686–705；李家翹：《中國和香港──國家與城市的探戈》(端傳媒，2017)，網址：https://theinitium.com/a…/20170627-opinion-nelsonlee-hkchina。

[12] 由晚清民國時期至中共改革開放前，港英政府始終主動積極經營對中關係，例如在開埠早期開辦著重雙語教授中西文化之中央書院，就向中國傳播西學之考慮，早年不少畢業生就受聘於清政府和中國企業；1912年港英政府成立香港大學，同樣有增加對華軟實力之考慮，計劃還得到當時兩廣總督袁樹勛支持；1929-1931年間，港英政府和國民黨廣東省政府保持友好關係，兩地政府並且合作剿共；1949年中共建政後，港英政府一面重視保持與北京關係（例如1950年率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亦一方面試圖力保香港之自主性（例如1960至1970年代發展獨立供水系統）。有關港英政府如何應對中國，可參閱：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香港：天窗出版社，2011)，第四章。

[13] 近年，中國作為中心政權之向外擴張，當然最能體現在「一帶一路」（即陸上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海上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之倡議上。可參閱：中國官方「一帶一路網」：https://www.yidaiyilu.gov.cn

[14] Stewart, Charles J., Smith, Craig Allen, and Denton, Robert E., Jr. 2012. Persuas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Prospect Heights, Ill.: Waveland Press, pp. 15-16 and 62-71.

[15] Wolff, Stefan and Weller, Marc. 2005. “Self-determination and autonomy: a conceptual introduction”, in Marc Weller and Stefan Wolff, eds., Autonomy, self-governance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divided societi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25.

[16] Wolff, Stefan and Weller, Marc. 2005. “Self-determination and autonomy: a conceptual introduction”, in Marc Weller and Stefan Wolff, eds., Autonomy, self-governance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divided societi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25.

[17]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全文：http://www.un.org/chinese/hr/issue/ccpr.htm

[18] Sterio, Milena. 2013.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selfistans", secession and the rule of the great powers.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Chapter 1.

[19] 國際法上，只有「人民」(Peoples)才享有「自決權」。國際法學者Milena Sterio指出，「人民」並不直接等同「國族」(Nation)或「少數族群」(Minority)，是否「人民」需要符合兩個原則：一是「客觀驗證」(Objective test)，即該地區的民眾是否有一個共同的種族背景、族群、語言、宗教、歷史及文化傳承，以及此等民眾是否完整地管理該地區；第二是「主觀驗證」(Subjective test)，即該地區的民眾是否自覺地認為自己是一群「獨特社群」(Distinctive group)，共享一種獨特的身份認同。要論述和倡議香港人擁有「內部自決權」，關鍵是要建構和普及「香港主體意識」── 在香港的情況，自港英時代開始，香港已是一個華洋共處的社會，不同族裔的香港居民共同生活，加上1950年代設立中港邊境管制後，已逐步形成一個有別於中國大陸的政治社群；其後香港經濟起飛、港英政府啟動行政改革、粵語流行文化興起，進一步形成自由、法治、廉潔、粵語等香港核心價值和文化(相對於中國大陸這個「他者」)。有關「人民」之定義，可參閱：Sterio, Milena. 2013.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selfistans", secession and the rule of the great powers.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Chapter 1.

[20] 南提洛爾人從墨索尼里法西斯統治時期（1920-1945）、到民主意大利時代（1945-現在）的本土運動經驗，應該有助於香港人思考本土運動的自強之道。另外本書第7章，也提及了加泰隆尼亞人從佛朗哥軍人政權時期（1936-1975）、到民主西班牙時代（1975-現在）的本土運動，也是值得當下香港人參考的重要歷史案例。

[21] 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市：時報文化，2015），頁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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