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六之四)
國安法第一審繼續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的意義,繼續進行討論。控方由嶺大學者劉智鵬以歷史學者身份,早前指出「光時」有分裂國家意思;而辯方的港大學者李詠怡 (Eliza)則已作供進入第三天。今天下午,和Eliza一起撰寫專家證人報告的另一位學者,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開始作供。
由於辯方兩位專家的姓氏同為「李」,「雙李」容易引起混淆。甫坐下,高個子的李立峯教授說,他想用Eliza稱呼李詠怡教授,獲法庭接納。
李立峯解釋,Eliza專長政治學,故對政治選舉及相關理論熟悉。而Francis自己則是傳播學教授,辯方劉偉聰大狀在庭上先介紹Francis, 指出他畢業於史丹福大學,博士論文研究美國9.11事件中,比較報紙讀者來信和網上論壇的言論,專研範圍為「政治傳播學」。
Francis曾出版學術著作,有講述雨傘運動與傳播關係,將出版另一本書,談及六四紀念活動的集體港人記憶現象,「我對香港近年的大型社會運動,有現代歷史脈絡的理解」。Francis亦曾於2017年成為香港法庭歷史上第一位以「民意研究專家」,為佔中九子案擔任專家證人。以往,香港法庭專家證人多為醫生及物理學家等。
三位法官表示接納Francis的專家證人身份。今天在大狀袍下穿了條子花紋西裝褲的劉偉聰大狀,溫文向法官們道謝:「I am grateful」.
Francis花了頗長時間,解釋社會科學中,量化研究(大型民調)和質化研究(焦點小組)的方法論及兩者作為理解社會現像的用途。
由於過往香港法庭甚少傳召社會科學家作專家證人,三位法官發問了很多問題。唯一男性法官陳嘉信說:「我是laymen(普通人)有這些問題」;女法官杜麗冰亦在休庭前向主問劉偉聰說笑:「對不起我們打斷了你的發問。」
休庭前,三位法官先後向Francis多次問及社科研究法的疑問。Francis越答越興起,語速快了。控方周天行說:「教授請說慢一點。」Francis說笑:「我教書時,學生經常說我說得太快。」此時法庭響起了輕鬆的笑聲。
Francis說,他們進行了的量化研究,就是於2019年從連登討論區上,以電腦程式,抽取討論區上曾提及口號相關的帖子,抽取的口號分別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獨立」、「港獨」、「五大訴求」。由於連登上的留言量可以數以百萬計,需要由懂寫電腦程式的學者作技術上協助,他再進行統計學分析。法官們沒有太多發問。
Francis說:「看數字,以數量計,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就可以處理,但要看人們怎樣建構意義,那要進行質化研究,因為做簡單問卷,是不可以看到意義建構的過程。此時要靠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我們做了焦點小組(focus group)。」
七個焦點小組,每個有五至八人參加,三組是包含了不同年齡性別職業的市民,四組是參與者背景相近的小組,一組是社工,一組是老師,一組是年輕人。總共有40人參加焦點小組,都是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有參與示威或同情反修例運動的人。「因為我們要看示威者在想甚麼。」
三位法官發問頗頻密,其中,陳嘉信問,焦點小組只有四十人那麼少,如何有代表性?Francis解釋,質化研究是找「意義成形的過程」,代表性則由量化研究補充:「所以我們用不同研究方法互補不足。」
法官對社會現象的理解,和社科學者明顯有差別。
陳官問道:「參加焦點小組的人,會不會心裡想一樣,答你說另一樣?好像美國選舉你問選民選誰,可能他因為尷尬告訴你一個答案,但去到票站就投另一個。」陳法官形容,這是一個「危險」(danger).
作為社會科學學者,Francis這樣回應:「我不看成一種『危險』,因為人是複雜的動物,人的腦子裡不只有『單一的真相』,面對不同人,在不同處境,會影響人如何建構意義。從社會學及人類學角度,人們會在不同處境『管理自己的形像』,我會形容為因應處境而作出的『調整』,而不是在直白地說謊」。
Francis繼續解釋,「而建構意義是一個過程,同一個人在不同時候,他的想法也有改變。像我們現在在討論『甚麼是焦點小組』,我們(他和法官們)也在集體參與意義建構的過程。」
此時,Francis引述了焦點小組裡,其中一個焦點小組參與者,對「光時」口號的理解,隨時間而出現改變。
Francis在庭上說,其中一個支持反修例運動的焦點小組參與者說:
「最初我面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我說不出口。為何呢?因為我最初認為這口號與『港獨』有關,好像要推翻政府,這不是我的目的,我不支持港獨的。但隨着反修例運動發展下,我理解這個運動是關於爭取普選,關於愛好自由,公義。漸漸我可以喊出口了。這個口號好像承載了一種精神。當我去到集會現場,我喊『光時』口號時,我會覺得和其他香港人連繫起來。」
Francis解釋:「這是一個好例子,這個人最初覺得,『嘩,光時口號好激進』,但漸漸他覺得意義改變了。即使他不支持港獨,他也會嗌這口號。」
「這例子正正示範了,口號的意義建構過程,可以如此複雜,豐富,充滿餘韻(nuances).」Francis說。
Francis還引述了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Lance Bennett對政治口號的見解 “Effective political themes and slogans invite people to bring their own meaning to a situation. Thus, an image is an impression anchored partly in symbolic suggestion and partly in the feelings and assumptions that people have in response to that suggestion.”
(有效的政治口號邀請人們把他們自己的意義加諸其上。所以,一個影象像個錨,作為一個符號提示人們把自己的感受及假設投射到其中。)
Francis亦說,焦點小組中發現,只有部份人認為「光時口號」與港獨有關,所以口號是開放式的。「總的來說,光時口號就是關於一些失去的東西,而人們覺得需要改變。至於失去了甚麼又如何改變,則因人而異。」
法官們亦用法律用語詢問,焦點小組裡會否有「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即因為主持者主動提起「港獨」而引導被訪者去提及這個答案。這顯然是法庭常關注點。
但Francis說,焦點小組做法是開放讓大家討論,「而進行焦點小組時間正好在2019年9月,那時基本上整個社會都在討論這句口號的意思,是否和港獨有關。所以在焦點小組裡不需要提示,就會自然進行討論。」
法庭場境裡,引導性問題,會是法官關注的事。
這天早上,李詠怡(Eliza)教授,繼續接受控方盤問。Eliza早前曾說過,為甚麼「光時」口號在7月21日於社會流行起來,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人們對「元朗襲擊」感到憤怒,需要一個口號去表達其情緒。
然而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 則挑戰Eliza,周專員多次指,7月21日口號最初出現於白天,當時中聯辦被示威者包圍,國徽被損毁,當時中聯辦外牆上更出現「光時」口號,周專員指,「光時」口號的意義,應該與中聯辦事件有關。
控方的周專員說:「中聯辦外示威中,清楚反映拒絕中華人民共國和政府的意思,你為何不認為這些示威活動的意義,有助我們脈絡性地理解口號的意思?」周專員亦呈上了多張中聯辦被損毁的照片叫Eliza細看。
Eliza指,她和研究伙伴,曾在7.21後,嘗試從數據了解為何當天之後,光時口號的使用明顯更普遍。於是她從兩張報紙裡,點算傳媒提及過的地區,發現「元朗」字眼出現的頻率,要比「西環」、「中聯辦」及「上環」高出很多。
「媒體注意力反映公眾注意力,而焦點小組發現,7.21大家一致是關注警察暴力,而不是關注中聯辦。故此我們認為令到7.21口號普及化,元朗事件比中聯辦事件重要得多。」Eliza說。
Eliza早前指,梁天琦在造勢晚會曾引述過美國黑人民權領袖Malcolm X說「the Ballot or the Bullet」意思,Eliza認為「子彈」只是比喻,並非像控方專家劉教授所說有「武器」的意思。控方更指控梁天琦有意推翻政權。Eliza當時更說,以她所知, Malcolm X不是「分裂國家主張者」(secessionist)。
周專員今日呈上Malcolm X的1964年的演講,讀出部份內容,又追問Eliza知否Malcolm X被指為 “separatist”和知否Malcolm X曾經加入激進伊斯蘭組織。
Eliza語氣有點難以置信地反問:「我們是否要進入複雜的美國種族歷史?美國黑人民族主義(black nationalist)和非洲裔美國人那時的分離主義(separatism), 尤其是於種族隔離(apartheid)的過去有多複雜?要研讀多少歷史脈絡?」
周堅持追問:「那Malcolm X是不是分離主義者?」
Eliza沒好氣答: 「若是說建立一個有主權的國家這個理解下,我認為不是。」
周專員仍在要求Eliza看Malcolm X說話節錄。此時,彭官要求暫停提問,三位法官退後座椅商議一會,然後彭寶琴說,Malcolm X是否分離主義者,與本案案情「拉扯得太遠」(far far removed), 彭官提醒周專員,Eliza一直不反對梁天琦在選舉演說中對港獨持正面看法。
周專員另一處的追問,把梁天琦與Eliza拉得更近,問答更有火花。周專員引述去年夏天來自《眾新聞》的報導,報導中訪問了三位學者,表達學者們對泛民立法會議員在政府表示因疫情把選舉延期一年後,是否應該總辭。
報導中,Eliza認為議員應該留任,訪問中提到議會是重要「抗爭陣地」「在威權政治下,策略上考慮比民主原則更重要……」周專員反問,梁天琦進入議會,會否也像她所說的一樣,「具策略意義,目的是去推翻政權」?
Eliza罕見地光火起來:「你在引述我?你是否在說我和梁天琦是一伙?說我和他是同黨?(You suggest I am part of his cohort?)……好了,現在我被審訊,我要回答吧? (I am the person on trial, I have to answer this……)」辯方劉大狀立即站起來抗議,指Eliza是來做證人的。
此時彭寶琴語氣溫和地望着Eliza說:「不是的,妳是來作供,提供專家意見給法庭。請不要覺得來被審判,這不是原來的意思。」彭官打圓場道:「我想周先生要想問妳,會不會梁天琦進入立法會,覺得策略上可以作出改變,而不是留在結構以外。」
Eliza鬆了一口氣,望着彭官說了幾聲:「感謝妳的澄清,感謝。」然後Eliza詳細解釋,她在泛民總辭上的看法,已經算是「溫和派」,因為當時社會上較激進的想法,是主張泛民議員一起總辭以表示對選舉延期的不滿。而Eliza說,我主張泛民留任,是希望有議員監察政府,希望加強政府問責性。
現在仍身陷囹圄的梁天琦,始終成為庭上反覆被斟酌的客體。
Eliza今日完成作供前,有機會詳細解釋,她作為政治學者,如何理解梁天琦為何要使用「光時」口號。Eliza解釋,2016年梁天琦參加的是新界東補選,和以往立法會選舉不同,選舉制度是「單議席單票制」,並非「比例代表制」。
「比例代表制」之下,勝選者需要的票數不需很多,只拿取選票一成也可以拿到席位。然而補選的規則,則是誰多選票誰便勝出,故要爭取選票數量。
Eliza說,回看2016新東補選中,參選者多達6人,當中梁天琦的對手,有知名度高的政黨領袖,梁天琦當時相比之下,是一個無人認識的小伙子,只有大學宿生會經驗,或參加過一些小型社會運動,但知名度不高。「他需要設計一個非常搶耳的口號,以拿得最多的票數。」
Eliza指,一個知名度不夠的參選者,設計口號會有「不成比例地戲劇化」的情況(dramatizing out of proportion),故此梁天琦即使說「選票就是子彈」是一種誇張的說法而已。
Eliza進一步指出:「很多提倡港獨的政治組織,大部份沒有具體的行動計劃,只是口說『香港獨立』」。法官彭寶琴補充:「妳所說的沒有具體行動計劃,是在公眾知道的情況下沒有而已。」
Eliza再補充:「究竟(這些組織主張的)是和平遊說,還是使用暴力或武裝力量?沒有看到這些(資訊)。」
今次被告唐英傑的電單車上,插着旗幟的版本,除了有「光時」這個八字中文口號,亦有七字英文“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中英文版本均在法庭反覆被檢驗。辯方學者卻說,原來口號的出現,並非有明確的設計時刻,或單一設計者。
彭官曾詢問,英語口號如何出現, “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那裡來?彭官留意到梁天琦2016年造勢晚的佈景板已出現這七個英文字。
但Eliza指出,她曾經從梁天琦遞交給選管會的個人簡介中,找到「光時」的英文版,卻是被譯成「Ignite Revolution to Reclaim Our Age.」對於造勢晚會和選管會的文宣為何有差異,Eliza說她不知道。
而Eliza亦曾找遍不同資料,去嘗試看看梁天琦當初創作「光時」口號的原意,但發現他除了在晚會說過,口號不想專注「世代」差別,除此之外,她沒找到更多解釋。不過Eliza說,原來梁天琦最初創作了另一個八字口號,但她認為,梁天琦最初的口號不搶耳,不令人留下深刻印像。
「選舉口號要搶耳,要令人容易記起這個參選人,而原來梁天琦最初設計的口號很悶蛋,孩子氣得像大學活動口號一樣。」
原來,於社會掀起沸沸揚揚的談論,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被廣泛流傳過,今天被法庭研究是否違反國安法的八個字口號,並不是梁天琦最初的構思。
此時,Eliza翻查文件找到了紀錄,並以廣東話在高等法院朗讀出,梁天琦最初曾經構思,但最後放棄了的意念。這個被埋葬了的口號,原來一樣是八個大字:「知行合一,世代革新」。
如果歷史有如果,假若「光時」沒有出現過,今日香港的光景又會如何?
***
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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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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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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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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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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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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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第二位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院,明天他會繼續作供)
同時也有10000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910的網紅コバにゃんチャンネル,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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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媽利「學術爲政治服務」
有位叫林媽利的人
常在自由時報發文章
2000年 林媽利 說:
「臺灣的福佬人與客家人只有 13% 具有原住民血統」
2006年 林媽利 說:
「現在的臺灣人有 26% 擁有來自原住民的母系血緣,
亦即 2300 萬人口中約有 600 萬人
是平埔嬤及高山嬤的後代;
其他 74% 是來自福建,是唐山嬤的後代。」
2007年 林媽利 說:
「發現臺灣人的半套型基因有 48% 是來自福建,
其他 52% 主要來自原住民」
林媽利的說法
在6年內增加ㄧ倍,從13%增加到26%
到第7年,再增加ㄧ倍,從26%增加到52%
更有趣的,林媽利的說法
台灣漢人沒有來自廣東、其他省份的
2007年 林媽利乾脆在自由時報宣稱:
「85% 的臺灣人是帶有臺灣原住民的血緣」
這ㄧ下子又從52%拉高到85%!
我們只能說
上帝要使人瘋狂真的很簡單!
2008年 史丹福大學出身的陳叔倬教授
質疑林媽利的說法時
林媽利無法回答卻惱羞成怒的回應:
「他(陳叔倬)的為文攻擊臺灣的研究
是不是為了配合中國復旦大學同事的論調?
是不是有漢人血統論的政治意圖?」
其實比較合理的結論是:
「全體台灣人應該連署推薦
林媽利競逐『諾貝爾醫學鬼扯獎』」
林媽利有這些怪異結論
其實不意外
林媽利的父親是台灣人
母親是日本人
林媽利在日本長大
當然要積極用「科學」證明
「台灣人是平埔族,不是中國人」
林媽利無奈用的「科學方法」太笨拙
變成「科學說謊」!
相關資料請參閱:葉高華教授的文章
「臺灣漢人的基因戰爭」
人文社會學者普遍認為民族是人工創造物:
「血緣關係存在與否對於群體的形成並不重要」[1];
「我被迫得到這樣一個結論:也就是說,
我們根本無法為民族下一個『科學的』定義」[2];
「民族主義發明了原本並不存在的民族」[3];
「是國家和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4]。
近年來相當流行的民族定義是:
「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5]
然而,一般民眾經常認為血緣、遺傳等
原生特徵是構成族群或民族的基礎。
在臺灣,民眾的國族 (民族) 認同又相當分歧,
這導致統獨之爭無可避免地延燒到臺灣人的血統議題上。
有些中國國族認同者強調兩岸民眾都是「炎黃子孫」、
「血濃於水」。
另一些臺灣國族認同者則強調多數臺灣漢人擁有原住民血統,
異於中國人。近年來,隨著遺傳科技突飛猛進,
親子之間的血緣關係已能夠被準確地確認。
於是,許多人開始寄望遺傳科技能夠為族群或民族
找到科學上的根據。
1996 年 4 月 6 日,在臺北醫學院舉辦的
「原住民健康問題之現況及未來展望」研討會中,
高雄醫學院的陳順勝醫師發表
〈臺灣與西太平洋島嶼南島語族之健康關係〉。
他重新計算臺大醫院李俊仁醫師發表的
人類組織抗原 (HLA) 數據,
得出「20-60% 臺灣漢人擁有原住民基因」的結論。[6]
1996 年 11 月 16-17 日,
陳順勝在「族群政治與政策研討會」中發表
〈由醫學資料看臺灣族群融合〉,
再次指出「20-60% 臺灣漢人擁有原住民基因」。
日後在慈濟大學教授體質人類學的陳叔倬,
當場發現陳順勝計算過程有誤。[7]
經過重新檢視之後,陳順勝修改數據,
並在研討會論文集出版時將文章標題改為
〈從人文與醫學資料看臺灣的族群〉。
修正後的文章,
取消「20-60% 臺灣漢人擁有原住民基因」的結論。[8]
往後,陳順勝未再提過這個論點。
臺北馬偕醫院林媽利醫師
對於人類組織抗原 (HLA) 的研究則發現,
臺灣的福佬人與客家人只有 13% 具有原住民血統。
她的研究成果發表在學術期刊《Tissue Antigens》上。
原文指出:
In this study, the finding that major haplotypes
of the indigenous groups were found in 13% of
the total 'Taiwanese' (Minnan and Hakka)
HLA class I haplotypes suggests
a low proportion of indigenous genes
in the 'Taiwanese' gene pool.[9]
直譯為:「在此研究中,13% 臺灣人 (閩南與客家)
的 HLA 第一類單倍型當中發現原住民的主要單倍型,
顯示臺灣人的基因庫中含有低比例的原住民基因。」
隨後,林媽利又以人類組織抗原 (HLA) 推論臺灣漢人的來源,
並再次刊登於學術期刊《Tissue Antigens》上。
原文指出:
In our previous study, we found that 13% of
'Taiwanese' HLA-A, -B and –C three-locus haplotypes
most likely originated from these mountain tribes
and also from the Pazeh,
who are a disappearing plains tribe.
This suggests that only a small proportion of
indigenous genes are present
in the 'Taiwanese' gene pool,
although HLA data from the already extinct plains tribes
(9 tribes) are not available, and so the degree of
contribution of these tribes to the 'Taiwanese'
gene pool is at present unknown.[10]
直譯為:「在我們先前的研究中,我們發現 13% 臺灣人的
HLA-A、-B、-C 單倍型來自高山原住民以及
正在消失的巴宰平埔族。
這顯示臺灣人的基因庫中只有小比例的原住民基因,
然而已消失的 9 種平埔族 HLA 資料不可得,
故其對於臺灣人基因庫的貢獻度,目前不得而知。」
前揭文字顯示,在臺灣的平埔族當中,
林媽利只蒐集到巴宰族的資料。
她原以為另外 9 種平埔族 (並未指出是哪 9種) 已經消失。
到了 2003 年,林媽利發現西拉雅族仍然存在,
因此開始蒐集西拉雅族的樣本。從 2006 年開始,
林媽利陸續公布西拉雅族的數據,
可惜至今仍未有正式論文於學術期刊上刊出。
在 2006 年 7 月國科會科學季「多樣性臺灣」特展專文
〈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中,林媽利根據粒腺體 DNA推論:
「現在的臺灣人有 26% 擁有來自原住民的母系血緣,
亦即 2300 萬人口中約有 600 萬人是平埔嬤及
高山嬤的後代;其他 74% 是來自福建,是唐山嬤的後代。」[11]
2007 年 8 月 11 日,林媽利於《自由時報》刊登
〈非原住民臺灣人的基因結構〉,
再次公布未曾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數據。
該文指出,經由檢驗 100 個臺灣漢人,
「發現臺灣人的半套型基因有 48% 是來自福建,
其他 52% 主要來自原住民」。
所謂半套型基因,即為前述之人類組織抗原 (HLA) 單倍型。
在粒腺體 DNA 方面,
「臺灣人的母系血緣
有 47% 屬於臺灣原住民及東南亞島嶼的族群,
48% 屬於亞洲大陸,還有 5% 屬於日本的母系血緣」。
在 Y 染色體方面,「這一百人中的五十八名男性,
可歸類為 41% 的父系血緣來自臺灣原住民及東南亞島嶼族群,
59% 的父系血緣來自亞洲大陸」。
最後,林媽利總結道:「根據三個系統的分析,
85% 的臺灣人是帶有臺灣原住民的血緣」。[12]
在慈濟大學教授體質人類學的陳叔倬,
以及致力於西拉雅文化的西拉雅族人段洪坤,
共同在學術期刊上發表〈平埔血源與台灣國族血統論〉,
對林媽利的 2007 年新論點提出方法上的質疑。[13]
首先,他們質疑林媽利的數據前後矛盾。
在人類組織抗原 (HLA) 方面,
2000-2001 年的林媽利指出
13% 臺灣人的單倍型來自原住民;
為何 2007 年的數據變成 52%?
在粒腺體 DNA 方面,2006 年的林媽利指出
臺灣人有 26% 擁有來自原住民的母系血緣;
為何 2007 年的數據變成 47%?
其次,在三個基因系統當中,只要有一個與原住民相同,
就被林媽利歸類為原住民血統。
然而,人類的基因有數萬個。只要分析更多基因,
則任一基因系統與原住民相同的比例就會愈高。
陳叔倬與段洪坤指出:
「如此持續的進行更多的基因系統分析,
可以得到99.99% 臺灣漢人都有原住民血統的結論。」
第三,根據同樣的計算方式,
只要有一個基因與亞洲大陸族群相同,
也可歸類為亞洲大陸血統。
如此一來,可得出 87% 臺灣人帶有亞洲大陸的血統。
為何林媽利只選擇性地公布85% 臺灣人
帶有臺灣原住民的血統呢?
林媽利在回應陳叔倬與段洪坤的文章中,
並未回答上述三個問題,而是質疑他們的動機。
林媽利指出陳叔倬與中國復旦大學有合作關係,
「他的為文攻擊臺灣的研究是不是為了配合
中國復旦大學同事的論調?
是不是有漢人血統論的政治意圖?」[14]
陳叔倬與段洪坤再次回應:
「林媽利醫師選擇迴避我們的質疑,
卻花較多篇幅提出非關〈平埔血源與台灣國族血統論〉內容
的問題。」
他們要求林媽利正面回應他們的三個問題。
此外,陳叔倬與段洪坤反批:
「林媽利醫師單純認為屬於科學研究的祖源基因檢驗,
其本質更存在著政治意圖。」
他們引述人類學者 Brodwin 的警告:
「利用特殊的遺傳指標排列、或 Y 染色體與粒線體 DNA 上
獨特的變異來確認我們與祖先的關聯性,
不僅僅是實驗室中的技術問題,更是一種政治問題:
在我們社會中,誰會去進行檢驗?誰提供這種服務?
給予遺傳數據意義者又是誰?
這不僅僅是遺傳或是生物研究,同樣也是政治運動,
因為這牽涉到個人與族群、種族、或國族群體意識之間的
擁抱與背離。」[15]
林媽利並未再回應陳叔倬與段洪坤,
而是將她過去關於臺灣人基因研究的文章與講稿集結成書:
《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
在序中,林媽利暗指陳叔倬與段洪坤是北方漢人血統論者,
並宣稱要「堵住臺灣人的北方漢人血統論者的嘴巴」(頁11)。
由於這本書是集結林媽利不同年代的作品,
因此,同一本書當中出現許多不一致的結論。
例如,頁 79 與頁 199 指出「臺灣人 13% 的基因是
來自原住民」;
頁 64 指出「臺灣人有 26% 擁有來自原住民的母系血緣」;
頁 112 指出「85% 的臺灣人是帶有臺灣原住民的血緣」;
頁 48 指出「原本推測臺灣人 85% 帶有原住民基因的結果,
頻率可能需要再向上修正」。[16]
2009 年,陳叔倬取得史丹福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
他的博士論文分析了 172 個平埔族 (包括巴宰族、西拉雅族)
樣本、34 個居住在西拉雅吉貝耍部落 (位於臺南縣) 的
漢人樣本、138 個臺南漢人樣本,
並對照已發表的高山原住民基因數據與中國漢人基因數據。
值得一提的是,對於平埔族樣本的認定,
陳叔倬採取不同於林媽利的方式。
在林媽利的研究中,只要受試者說他是平埔族,
這個樣本就被放到平埔族中。
因此,一個實際上沒有平埔族血統的受試者,
可能藉由自我宣稱而成為平埔族樣本,
並使其他沒有平埔族血統的樣本也被鑑定為平埔族。
陳叔倬則結合日本時代的戶籍資料,
確認受試者的家庭從 19 世紀末以來未曾與漢人通婚,
才算是平埔族樣本。他的分析結果顯示,
臺南漢人的基因較接近中國南方漢人。
至於居住在吉貝耍部落的漢人,
其父系血緣較接近臺南漢人與中國南方漢人;
其母系血緣較接近吉貝耍的平埔族。[17]
筆者盡可能回顧這場論戰的來龍去脈,
是希望幫助讀者注意兩個要點。
首先,同一位學者不斷改變自己的論點,
顯示這個議題至今仍未有定論。
也就是說,遺傳科技至今並未能夠為臺灣的國族議題提供
「科學」的證明。
其次,不同學者之間互批對方有政治意圖,
顯示這個議題已經不單純只是「科學」的研究。
這是每個想要引述相關文獻的人,都應該謹記在心的。
註釋
[1] Weber, Max (1922 [1968]) Economy and Societ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e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 Seton-Watson, Hugh (1977) Nations and States.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N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3]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4] Hobsbawm, E. (1990) Nation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Anderson, B.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London: Verso.
[6] 陳順勝 (1996) 臺灣與西太平洋島嶼南島語族之健康關係,
收錄於《臺灣原住民健康問題與展望論文集》。
臺北:臺北醫學院。
[7] 陳叔倬、段洪坤 (2008) 平埔血源與台灣國族血統論,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72:137-173。
[8] 陳順勝 (1997) 從人文與醫學資料看臺灣的族群,
收錄於施正鋒編《族群政治與政策》,
臺北:前衛。頁265-301。
[9] Lin M, Chu CC, Lee HL, Chang SL, Ohashi J,
Tokunaga K, Akaza T, Juji T (2000) Heterogeneity of
Taiwan’s indigenous population:
possible relation to prehistoric Mongoloid dispersals.
Tissue Antigens 55:1–9.
[10] Lin M, Chu CC, Chang SL, Lee HL, Loo JH, Akaza T,
Juji T, Ohashi J, Tokunaga K (2001)
The origin of Minnan and Hakka, the so-called
"Taiwanese", inferred by HLA study.
Tissue Antigens 57:192-9.
[11] 林媽利 (2006) 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
《科學人特刊》,第4 號,頁122-127。
[12] 林媽利 (2007) 非原住民臺灣漢人的遺傳結構,
《自由時報》言論廣場,2007 年8 月11 日。
[13] 陳叔倬、段洪坤 (2008) 平埔血源與台灣國族血統論,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2:137-173。
[14] 林媽利 (2009) 再談85%帶原住民的基因:
回應陳叔倬、段洪坤的〈平埔血源與台灣國族血統論〉,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5:341-46。
[15] 陳叔倬、段洪坤 (2009)
台灣原住民祖源基因檢驗的理論與統計謬誤,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6:347-356。
[16] 林媽利 (2010) 《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
臺北:前衛。
[17] Chen, Shu-Juo (2009) How Han are Taiwanese Han?
Genetic inference of Plains Indigenous ancestry among
Taiwanese Ha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aiwan identity,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of Stanford University.
張貼者: Ko-Hua Y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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