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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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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妞聊演員 柯林·佛斯（Colin Firth）
　　
　　
　各位粉絲晚安🙆🙆又來到禮拜一啦～～今天要介紹的越老越帥的大叔「Colin Firth」♥上禮拜看完《媽媽咪呀！回來了》，即使戲分沒有很多，但一出現還是成為大家的目光焦點，趕快來看看關於這位集知性、帥氣、沉穩及高貴於一身的演員相關介紹吧！！（不小心透露自己是狂粉）

　
1960年9月10日出生於英國漢普郡
　
　　
　出生於英國一個小村莊的他，父母都是大學教授，加上父親是奈及利亞的教育部官員的關係，他曾在奈及利亞住過一段時間。十一歲時，他曾經住在美國密蘇里州的聖路易斯，並在當地受過一年的教育，在某次訪問中，提起這段日子，他說：「我在這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時光，這裡的確有一兩位優秀的老師，但讀書環境卻不是那麼好，只有2至3位的同學能當作學習目標。」回到英國後，他進入溫切斯特的國王學校就讀，也因為與同儕之間格格不入，遭到霸凌。導致他對課業失去興趣，還學了當地的漢普郡工人階層口音。十四歲時，他做出了一個人生重要決定：「成為一個專業演員」。畢業於中學後，他就搬到倫敦，在皇家國立劇場的戲服部門打工，並進入倫敦戲劇中心就讀。
　　
　
　在戲劇中心的期末公演中扮演《王子復仇記》主角，引起了劇作家朱利安·米切爾的注意，這也讓他獲得1983年舞台劇《Another Country》中的同性戀學生蓋·班內特一角。1984年，該劇改編成電影，這是他第一部電影作品，可是卻飾演了另個角色，而他原來的角色則由魯伯特·埃弗里特演出。隨後，則出演多部電視劇。
　
　
　1987年，他和蒂姆·羅斯、保羅·麥甘等英國年輕男演員一起被媒體稱作「英國幫」（Brit Pack）。1988年，佛斯主演了電視電影《搖搖欲墜》（Tumbledown），並獲得了英國學術電視獎提名。1989年，他主演了《維爾蒙》，該片改編自法國小說《危險關係》。同年，他在阿根廷政治驚悚片《零號公寓》中出演了一個偏執的且不善社交的角色。
　
　
　1995年演出了電視版《傲慢與偏見》，演出男主角達西先生，高大英挺的容貌與氣質，使他成了千千萬萬奧斯汀書迷心目中達西先生的最佳人選，也讓他成為英國家喻戶曉的演員。但其實他起初因不了解奧斯汀的文本而拒絕這個角色，最後經勸說才同意出演。其中一個經典片段：「達西在湖中游泳後身著濕襯衫的場景」，被媒體稱為「英國電視史上最令人難忘的時刻之一」。儘管他並不介意自己被看作「性感的大眾情人」，但他希望自己不會一直與《傲慢與偏見》聯繫在一起。因為他怕被定型為這一類演員。
　
　
　然而，在他接續參演的愛情電影中，有些電影有提到達西先生一角，在這裡最出名的是2001年電影《BJ單身日記》，該片是《傲慢與偏見》故事的現代版本，他接受這個角色是因為他覺得這是個諷刺達西先生一角的好機。這部電影在商業上很成功，也受許多影評人的喜愛，他還甚至出版了自己的一本小說「The Department Of Nothing」。 雖然2004年的續集評價不如預期地好，但依舊取得了票房成功。
　
　
　除了演活《BJ單身日記》系列中現代版達西先生之外，柯林佛斯一直都勇於嘗試各種不同戲路。2003年他與史嘉蕾喬韓森合作演出《戴珍珠耳環的少女》，演出沉默寡言的荷蘭畫家。之後還在《赤裸真相》有出乎意料的演出，他扮演有藥癮和酒癮的脫口秀藝人，還和電影搭檔凱文貝肯大搞肉慾同志情結，令人印象深刻。2008年他更參與搬上大銀幕的百老匯歌舞愛情喜劇《媽媽咪呀！》，該片是他首次參演音樂劇的電影，他形容該經歷讓他有點頭疼，該片成為當時票房最高的英國電影，在全球進帳六億多美元。
　
　
　2009年柯林佛斯演出GUCCI前時尚總監湯姆福特首部電影處女作《摯愛無盡》，扮演失去愛人的同性戀教授，片中他哀傷落寞的神情無不令觀眾心碎，動人的演出讓他獲得該年威尼斯影展最佳男主角獎，並首次提名奧斯卡獎。2010年他再接再厲，主演了改編自英國真實歷史的《王者之聲：宣戰時刻》，飾演患有口吃的英國國王喬治六世，該片在多倫多國際電影節上放映後獲得了觀眾的起立鼓掌，而當天恰巧就是他的50歲生日，他開心地說「這是最好的生日禮物。」，憑此片他贏得了奧斯卡獎最佳男主角獎、金球獎最佳戲劇類電影男主角獎，和他的第二座英國電影學院獎最佳男主角獎。

　　
　2014年，他和妮可基嫚主演知名驚悚推理小說改編的電影《別相信任何人》，同年上映的《金牌特務》，該片取得了極大的商業成功，也獲得大多好評。2016年，他在真人真事改編的《天才柏金斯》飾演知名作家的幕後推手—編輯柏金斯。同年，與芮妮齊薇格睽違十多年再度聚首於《BJ 有喜》。隔年，再度於《金牌特務：機密對決》回歸，獲得良好的票房。
　
　
　今年除了年初上映的《獨帆之聲》及上禮拜上映的《媽媽咪呀！回來了》外，年底還有一部作品《愛·滿人間》要上映，這部電影是1964年《歡樂滿人間》的續集，並由迪士尼發行，暫定於12月28日在台上映。
　
　
歷年作品有：　
1984年《Another Country》
1989年《零號公寓》、《維爾蒙》
1991年《殺機重重》
1995年《他們愛的故事》、《傲慢與偏見》
1996年《英倫情人》
1997年《褪色天堂》、《浪漫足球熱》
1998年《莎翁情史》
2001年《BJ單身日記》
2002年《不可兒戲》
2003年《愛是您·愛是我》、《水瓶座女孩》、《真愛開玩笑》、《戴珍珠耳環的少女》
2004年《BJ單身日記：男人禍水》
2005年《魔法褓姆麥克菲》、《赤裸真相》
2007年《烏龍女校》、《崎路父子情》、《最後兵團》、《再給愛一次機會》
2008年《媽媽咪呀！》、《我的意外老公》、《愛，隨心所欲》、《情留吉諾瓦》
2009年《摯愛無盡》、《烏龍女校2》、《不死魔咒》、《聖誕夜怪譚》
2010年《王者之聲：宣戰時刻》、《榮耀大道》
2011年《諜影行動》》
2012年《亞瑟紐曼》、《冤家偷很大》、《明星短路》
2013年《魔谷奇案》、《心靈勇者》
2014年《魔幻月光》、《別相信任何人》
2015年《金牌特務》
2016年《BJ有喜》、《天才柏金斯》
2017年《金牌特務：機密對決》
2018年《獨帆之聲》、《媽媽咪呀！回來了》、《愛·滿人間》《The Happy Prince 》、《Kursk》
　
　
＃又帥又有愛心的男人
#致力於保護原始部落居民的人權
#倡導貿易要公平
#替第三世界的人民發聲

高中歷史怎麼上？
媒體說，站在紙製坦克車上行納粹敬禮的就是這班學生的歷史老師。光復中學事件太值得我們深入思考歷史教學的問題了。十年前的一篇文章或可做個微小參考。
1945年，軍事攝影師隨盟軍進入集中營錄下的場景，太震撼、太痛苦。片前數分鐘是美國軍方的作證詞，證明影片的真實，圖像從4:40開始。
https://archive.org/details/nazi_concentration_camps

歷史課
龍應台 2007/09/17 聯合報

有一天，和一群來香港留學的德國大學生聊天，剛好是台灣的歷史教科書問題正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民進黨政府試圖在教科書裡進行所謂「去中國化」，反對者則抗議紛紛。我問這些德國學生，「你們高中的歷史課是怎麼上的？」

每個人來自不同的省，而德國的教育權下放在各省自治，因此有些差異，但是在七嘴八舌的爭相發言裡，我發現兩個共同的特點，一是，在他們的歷史教學方式裡，教科書不重要。一是，歷史教學是開放式的。

如果這一個課是1870年的普法戰爭，那麼老師在上課前要求學生讀的會是很多第一手資料，譬如俾斯麥首相的演講原文，要學生從演講稿中探討當時普魯士的外交策略，從而分析普法戰爭的真正原因。除了瞭解德國觀點之外，學生必須知道法國觀點，老師可能用電腦圖片放映當時法文報紙上的時事諷刺漫畫、評論，或者畫家筆下的巴黎街頭圖像。在分析戰爭本身，老師可能出示一張他帶來的1870年普魯士的經濟發展指標圖，用來解釋當時的「新科技」──譬如鐵路的廣泛使用和新製大砲的威力──如何使普魯士在戰場上占了上風。法國本身貧富之不均、工人階級之不滿、社會壓抑已久的不安定，老師可能用當時法國的生產指數和土地分配的圖表來說明。

也就是說，在整個講課的過程裡，教科書非但不是唯一的教材，而且不是核心的教材，甚至可能根本沒用到。

第二個特徵是開放式的教學。教學的主軸不是讓學生去背誦任何已經寫進某本書裡的敘述或評價，而是要學生盡量從第一手資料裡看出端倪，形成自己的判斷。如果這一堂課的主題是納粹，學生可能必須去讀當時的報紙、希特勒的演講、工會的會議紀錄、專欄作家的評論、當時的紀錄片等等，然後在課堂裡辯論：納粹的興起，究竟是日耳曼的民族性所致，還是〈凡爾賽合約〉結下的惡果，還是經濟不景氣的必然？各種因素都被提出來討論，至於結論，學生透過資料的分析和課堂的論辯，自己要下。

滿頭捲髮的路卡士說，「我們那時就讀了托馬斯曼的弟弟，亨瑞琪曼的書，《臣服》，因為他認為德國人的民族性有慣性的服從性格。我們在課堂上就此辯論了很久。」

如果主題是1848的歐洲革命，學生必須從經濟、社會和政治的不同層面分析革命的起因，然後又要試圖去評價這場革命的後果：這究竟是一個失敗的革命，如法國的Alesis de Tocqueville所說，「社會頓時撕裂成兩半：羨妒的無產階級和恐懼的有產階級」；或是一個成功的革命，因為二十年後，德國和義大利都統一了，而法國擴大了選舉權，俄羅斯廢除了農奴制。

事情的是與非，人物的忠與奸，往往沒有定論，學生必須自己從各種資料的閱讀裡學習爬梳出自己的看法。

「我們還常常要做報告，」剛剛來到香港的漢娜說，「一個人講四十五分鐘，等於教一堂課。」

「你記得講過什麼題目？」

「當然記得，」她說，「因為要做很多的準備。我講過英國的殖民主義。」

在這樣的歷史教學方式裡，教科書的地位，只不過是一個基本的參考資料而已。在眾多一手和二手的資料裡，包括演講、漫畫、照片、統計圖表、新聞報導和學者評論、人物日記、法庭紀錄等等，教科書只是一個指引，不具任何一鎚定音的權威。

開放式的歷史教學，著重在訓練學生運用材料的能力，尤其在培養學生面對紛雜的史實做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教科書充其量只是路邊一個小小指路牌，不是燙了金的聖經。

「那考試怎麼考呢？」

考試，他們解釋，也不會以教科書為本，而是開放式的題目，都是要你寫文章答覆的，譬如「試分析俾斯麥的外交政策」或者「試分析魏瑪共和國失敗的原因」；測驗的是一種融會貫通的見解，教科書根本沒有答案，也不可依賴。

如果教科書根本不被看作一鎚定音的權威，如果課堂中的歷史老師有獨立見解，又有旁徵博引的學問，如果我們的考試制度不強迫老師和學生把教科書當聖經，我們需要那麼擔心教科書的問題嗎？歷史教學的真正問題所在，恐怕不在教科書，而在教育的心態、制度和方法本身吧。

「可是美國的歷史教育比較跟著教科書走，」來自奧地利的約翰在美國讀過一年高中，他插進來，「而且他們的歷史課教得很細，不像我們在歐洲，著重在大事件、大歷史。」

克力斯說，「那沒辦法，他們只有兩百五十年歷史可以談，所以連什麼『三十年代流行時尚』都可以在歷史課裡討論一整節。」克力斯也去美國交換過一年。

話題轉到美國去了。克力斯接著，「我發現美國人跟歐洲人真的很不一樣，譬如說，有一次老師出題，要大家挑選二十世紀本國某一重要人物來做報告，結果，你知道嗎？有五個人，選的是蝙蝠俠！不可思議，是高三呢。」

大家轟一下笑開了。我忍住笑，說，「美國嘛，大眾文化特別重要。如果是你們德國班上做這個題目，大家可能選什麼樣的人物呢？」

克力斯回答，「阿登瑙爾、希特勒、布萊希特、托馬斯曼……或者舒馬克、貝克包爾什麼的，都可能。可絕對不會是米老鼠、蝙蝠俠或超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