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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
迪士尼

#已經被中共化

民主兵工廠抵抗獨裁兵工廠

——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

【金鐘編按：在拙文《美國綏靖主義史話》後，欣聞司法部長威廉.巴爾7月16日在密西根福特總統博物館發表這篇演講，臚列中共二十多年來，處心積慮，不擇手段企圖佔領全球經濟和科技制高點，以其獨裁制度和金錢勒索，滲透美國、控制世界。事實俱在，發人深省。特予編輯，推而廣之。大小標題為編者所加。中譯：美國之音】

很榮幸今天來到這裡談談可能被證明是對我們國家和21世紀的世界來說最為重要的問題，那就是，美國對中國共產黨全球野心的回應。中共用鐵腕統治著世界偉大古老文明之一。它試圖利用中國人民巨大的力量、生產率和創造力來推翻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讓獨裁安身於世界。美國對這一挑戰如何回應，將帶來歷史性的後果，並將決定究竟是由美國及其自由民主盟國繼續塑造自身的命運，還是由中共及其專制朝貢國來掌控未來。

★必須重新評估和共產黨中國的關係

至少自從1890年代以來，美國一直是全球的技術領軍者。我們的繁榮、歷代美國人的機會和我們的安全均來自這種超凡的技術實力。正因如此，我們得以在世界歷史上發揮關鍵的作用，擊退了法西斯主義的威脅和共產主義的威脅。如今，擺在我們面前的利害攸關問題是，我們是否能夠維持這一領導地位和那種技術領導地位。我們會不會成為讓這一切被盜竊走、實際上是讓我們子孫的未來被盜竊走的一代人？
幾個星期前，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談到了中共的意識形態和全球野心。他宣佈，而且我同意，“美國在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下同）問題上表現出被動和天真的日子一去不返了。”上星期，聯調局局長克里斯·雷（FBI）描述了中共如何通過邪惡甚至是違法的行為來追求其野心的，包括工業間諜、盜竊、敲詐勒索、網路攻擊和惡意影響活動。在今後幾天，你們會聽到國務卿麥克·蓬佩奧的講話，他將總結擺在美國和自由世界前的利害攸關是什麼。
在他上星期講話之後，克里斯·雷對我說，中國共產黨的一位領導人宣稱他的講話“尤其令人厭惡”。我對他說，我本來今天要達到的目標是被說成令人鄙視，但我現在要達到“尤其令人厭惡”。但不管中方如何試圖形容，我確實希望我的講話和蓬佩奧的講話將鼓勵美國人民重新評估他們與中國的關係，只要中國還繼續處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之下。
我們今天來到福特總統博物館非常適合。傑拉德·福特在美國與中國重新接觸的黎明來臨之際，位居我們政府的最高層。重新接觸是由尼克森總統在1972年開啟的。三年之後，在1975年，福特總統訪問中國，與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國領導人舉行峰會。
當時，無法想像中國在冷戰之後將成為一個幾乎可以與美國匹敵的競爭者。然而，即使是在那個時候就有顯示中國巨大潛能的跡象。眾議院多數黨領袖黑爾·柏格斯和時任少數黨領袖的傑拉德·福特在有關他們1972年中國之行的聯合報告中寫道：“如果她能夠實現她的願望，在下半個世紀裡，中國可以成為一個擁有10億人口的自給自足的強國……最後的這一印象，也就是中國有著巨大潛力的現實，也許是我們此行最為生動的。在我們的小團隊穿越在那無邊的土地之際，那種一個巨人正在動起來、一條龍正在醒來的感覺，不由讓我們浮想聯翩。”

★中國以非法手段圖謀獨占世界科技超級大國

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啟動了中國令人矚目的崛起，他有句著名的座右銘，叫做“韜光養晦”。中國完全是照這句話做的。中國的經濟從1980年占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大約2%悄然增長到了今天的將近20%。按照某些統計，根據購買力平價來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了我們。將權力集中到了自毛澤東獨裁時代以來從未有過的程度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如今公開表示中國在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建設比資本主義優越的社會主義”；以“中國方案”取代美國夢。中國不再韜光，也不再養晦。在共產黨統治者看來，中國的時代已經到來。
中國目前正在進行一場經濟閃電戰---一種咄咄逼人、精心策劃、全政府、實際上是全社會的運動，意圖奪取全球經濟的制高點，並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獨佔鰲頭的科技超級大國。這一努力的核心是共產黨的“中國製造2025”倡議，這是中國控制機器人、先進資訊技術、航空和電動車等高科技產業的計畫。在數千億美元補貼的支持下，這項倡議對美國的技術領導地位構成了真正的威脅。雖然世界貿易組織的裁決禁止為國內產出制定配額，但“中國製造2025”為機器人和電信這類產業的核心部件與基礎材料的國內市場份額制定了目標（有時高達70%）。顯然，中國不僅僅是尋求躋身于其他先進工業化經濟體之列，而是要徹底取而代之。
“中國製造2025”是中國政府主導的重商主義經濟模式的最新版本。對於國際市場的美國公司來說，與中國進行自由和公平的競爭，長期以來一直是個幻想。為使競爭場地有利於自己，中國的共產黨政府把一系列掠奪性而且經常是不合法的戰術掌握得爐火純青：貨幣操縱、關稅、配額、國家主導的戰略投資和收購、盜竊與強制轉讓智慧財產權、國家補貼、傾銷、網路攻擊和工業間諜。在所有的聯邦經濟間諜起訴案中，有大約80%據稱從事了給中國政府謀取好處的行為，在所有商業秘密盜竊案中，有大約60%與中國有關聯。
中國還試圖控制歐亞、非洲和太平洋的關鍵貿易通道和基礎設施。例如，在大約三分之一的世界海上貿易必經之地南中國海，中國對幾乎整個水道提出了大範圍的、歷史根據可疑的聲索，蔑視國際法庭裁決，修建人工島並在上面設置軍事哨所，騷擾鄰國船隻和漁船。

★一帶一路、人工智能、壟斷稀土：潛建獨裁兵工廠

另一個擴展其實力與影響的野心勃勃的項目是中國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倡議。雖然名為“外援”，事實上，這些投資看來是為中國的戰略利益和國內經濟需求服務而設計的。例如，中國一直被批評讓貧窮國家背負沉重的債務，拒絕重新談判條件，然後接過該基礎設施的控制權，就像它2017年在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所做的一樣。這只不過是現代殖民主義的一種形式。
然而，同樣後果嚴重的是中國通過“數位絲綢之路”倡議控制世界數位基礎設施的計畫。我之前用過很長的篇幅談到過對讓世界最強大的獨裁政權來建造被稱為5G的全球下一代電信網路的嚴重風險。也許相對來說不那麼普遍為人所知的是中國在人工智慧等其它尖端領域超越美國的企圖。通過機器學習和大數據這樣的創新，人工智慧讓機器模仿人類功能，比如面孔識別、解讀語音、駕駛車輛、進行需要技巧的博弈，比如象棋和中國的博弈遊戲圍棋。2017年，北京推出了“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這是到2030年在人工智慧領域領先世界的藍圖。不管哪個國家湧現成為人工智慧的全球領軍者，這個國家將處在最佳的位置，不僅開啟相當大的經濟潛力，而且還能掌握一系列的軍事應用，比如利用電腦視覺來收集情報。
中國爭取技術主導地位的努力得到了其壟斷稀土材料的助益。稀土材料對諸如消費類電子產品、電動汽車、醫療設備和軍事硬體等產業至關重要。根據國會研究處的資訊，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美國居世界稀土生產之首。“從那以後，生產幾乎全部轉向中國，”主要是因為勞動力成本較低以及經濟和環境法規較松。
美國如今危險地要依賴中國來獲取這些關鍵材料。總體來說，中國是美國的首要供應國，占我們進口稀土的大約80%。這種依賴的風險是真真切切的。比如，2010年，在發生了一次與東中國海島嶼糾紛有關的事件後，北京切斷了對日本的稀土出口。中國也可以對我們做出同樣的事情。
中國在這些關鍵領域的進步表明，中國人民共和國掠奪性的經濟政策正在取得成功。在一百年的時間裡，美國曾是世界最大的製造業國家，這使得我們可以擔任世界的“民主兵工廠”。中國2010年在製造業產出方面超過了美國。如今，中國是世界的“獨裁兵工廠”。

★中國入世貿獲鉅利 卻搶掠美國 變雙贏為贏兩次

中國是怎麼取得所有這些成就的呢？任何人都不應當低估中國人民的創造力和勤奮。與此同時，任何人也不應當懷疑是美國使中國的飛躍成為可能。中國通過美國援助與貿易的自由流通獲取了巨大的收益。1980年，國會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1990年代，美國公司強烈支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給予其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如今，美中貿易額總計大約7千億美元。
去年，《新聞週刊》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最大型的公司如何讓中國再次偉大》的封面文章。這篇文章詳細說明了中國的共產黨領導人如何以允諾市場准入來誘惑美國工商界，然後，在從美國的投資和技術中得益之後，態度就變得越來越敵對了。中國利用關稅和配額向美國公司施加壓力。監管部門然後使用不發放許可證等手段，歧視美國公司。然而，沒有幾家公司，哪怕是躋身財富500強的巨頭，願意正式提出貿易投訴，因為他們害怕惹惱北京。
就像美國公司已經變得依賴中國市場一樣，整個美國現在也依賴中國提供許多至關重要的商品和服務。 新冠病毒大流行已使人們更加關注這種依賴性。舉例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某些防護設備的生產國，比如口罩和醫用防護服。今年3月，隨著大流行病在世界各地的蔓延，中國給自己囤積口罩，阻止包括美國公司在內的生產商將其出口到有需要的國家。它然後試圖利用這些物資的短缺來進行宣傳，向一些國家運送數量有限而且經常有缺陷的設備，並要求外國領導人公開感謝北京運送這些物資。
中國在全球醫療產品市場上的主導地位不僅僅限於口罩和醫用防護服。它已成為美國最大的醫療設備供應商，同時對在華的美國醫療公司進行歧視。中國政府針對外國公司進行更嚴格的監管審查，指示中國醫院購買在中國生產的產品，並向美國公司施加壓力，要求它們在中國建立工廠，在這些工廠裡他們的智慧財產權更容易被盜。正如一位專家所觀察到的那樣，美國醫療器械製造商正在有效地“創建自己的競爭對手”。
在其他關鍵的行業，尤其是醫藥行業，美國也依賴中國的供應鏈。美國仍然是藥物發現領域的全球領軍者，但中國現在是全球最大的被稱為“API”的活性藥物成分生產商。正如一位國防衛生局官員所提到的：“如果中國決定減少或是限制向（美國）運送API”，這“可能會導致國內和軍用兩方面藥品的嚴重短缺。”
為了在製藥業佔據主導地位，中國的統治者們使用了與摧毀美國其他行業相同的劇本。 2008年，中國將藥品生產定為“高附加值產業”，並通過補貼和出口退稅來壯大中國公司。同時，中國有系統地掠奪美國公司。美國公司在中國醫療保健市場面臨著眾所周知的障礙，包括藥品審批延遲、不公平的定價限制、智慧財產權盜竊和假冒產品。在製藥公司工作的中國人在美國和中國都有因盜竊商業秘密而被抓住的例子。中共長期以來一直在從事網路間諜活動，並對美國的學術醫療中心和醫療保健公司發動駭客攻擊。
實際上，與中國有關聯的駭客已經將美國大學和公司作為攻擊目標，以竊取與冠狀病毒治療和疫苗相關的智慧財產權，有時會擾亂我們研究人員的工作。北京已經被發現掩蓋了冠狀病毒的爆發，因此急於得到公關方面的重大勝利，並希望它能夠對任何醫學突破宣稱有自己的一份功勞。
所有這些例子都應該清楚地表明，中國統治者的終極企圖心不是與美國進行貿易，而是搶掠美國。如果你是一位美國商業領袖，那麼討好中國可能會帶來短期回報。但最終，中國的目標是取代你。正如美國商會的一份報告所說，“外國公司所認為的大量金融投資、專業知識的共用和重大技術轉讓將導致中國市場不斷開放的想法正在被董事會內部流傳的一種笑話所取代，那就是，雙贏在中國意味著中國贏兩次。”

★中國專制依舊力圖改變美國，好萊塢電影被控制

儘管美國人曾希望貿易與投資將促使中國的政治體制自由化，但這個政權的根本性質從未改變過。它對香港的無情鎮壓再次證明，與1989年坦克在天安門廣場對付民主抗議人士相比，中國並沒有距離民主更近。它仍然是一個威權的、一黨統治的國家，共產黨掌握著絕對權力，不受全民選舉、法治或獨立司法的制約。中共監視自己的人民，給他們打出社會信用分數，雇用政府內容審查大軍，酷刑折磨異議人士，迫害宗教人士和少數民族，包括將一百萬維吾爾人關押在思想灌輸和勞動營裡。
如果中國發生的一切只局限於中國，這已經是相當糟糕的了。然而，不是美國在改變中國，而是中國在利用經濟實力試圖改變美國。就像本屆行政當局的中國戰略所認識到的那樣，“中國共產黨強制統一意識形態的運動並沒有止於中國的邊界”。而且中共試圖在全球擴大影響，包括在美國土地上。
太多的時候，美國公司為了短期利益而屈服於這種影響——甚至以美國的自由與開放為代價。悲哀的是，美國企業向北京低頭的例子數不勝數。
以好萊塢為例。好萊塢的演員、製片人和導演為他們宣揚自由和人文精神而自豪。每年，在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上，美國人都會聽到有關這個國家如何沒有達到好萊塢的社會正義理想的說教。但是，好萊塢現在經常審查自己的電影，以安撫中國共產黨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人權侵犯者。這種審查不僅會影響到在中國發行的電影版本，而且還會影響到在美國劇院向美國觀眾放映的許多電影。
例如，熱門電影《僵屍世界大戰》描述了一個由病毒引起的僵屍末日景象。據報導，這部電影的最初版本包含了一個片中人物推測該病毒可能起源於中國的場景。 （在小說中，“零號病人”是一個來自重慶的男孩。）但這部影片的製片廠---派拉蒙影業公司據報要製片人刪除這個有關中國的提法，希望達成在中國發行這個影片的協議。這筆交易從未實現。
在漫威影業的大片《奇異博士》中，電影製片人把漫畫書中一個被稱為“古一法師”的藏僧這個主要人物的民族從藏人改為凱爾特人。當他們因此而受到質疑時，一位編劇解釋說，“如果你承認西藏是一個地方，而且他是藏人，就有可能疏遠十億人。” 或者，就像中國政府可能會說的那樣，“我們不會放映你的電影，因為你決定捲入政治。”
這些只是為適應中共的宣傳而進行了各種修改的諸多好萊塢電影中的兩個例子。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在他的講話中提供了更多的例子。但是更多的腳本可能因為作家和製作人知道甚至不去測試這個極限而從未得見天日。中國政府的審查人員無需說一個字，因為好萊塢正在替他們做事。這是中國共產黨一個極大的宣傳勝利。
電影業向中共屈服是一個耳熟能詳的故事。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票房。中共長期以來一直嚴格控制進入這個有利可圖的市場的管道，包括對美國電影實行配額制以及嚴格的審查制度，而配額制的實施違反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義務。好萊塢越來越多地依靠中國的資金來籌集資金。 2018年，與中國投資者合作的電影占美國票房收入的20％，而五年前僅為3％。
但從長遠來看，與其它中國的產業一樣，中國更感興趣的不是與好萊塢合作，而是收買利用好萊塢，而且最終用國產電影取而代之。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中共一直遵循其通常的作法。通過對美國電影設置配額，中共向好萊塢電影製片廠施壓，要求它們與中國公司組建合資企業，然後中國公司可以獲取美國的技術和專長。正如一位中國電影高管最近所說的那樣，“我們所學的一切都源於好萊塢。”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中國票房最高的十部好萊塢電影中有八部是在中國製作的。

★矽谷大公司叩頭中共，建防火牆監視審查互聯網

向中國叩頭的遠不止好萊塢。美國的大科技公司也讓自己成為中國影響力的棋子。
在美國與中國實現貿易關係正常化的2000年，克林頓總統將這個新世紀稱為“自由將通過手機和纜線數據機傳播的世紀”。相反，在接下來的十年中，思科等美國公司幫助中國共產黨人建立了中國的防火長城，這是世界上最複雜的互聯網監視和審查系統。
多年來，像谷歌、微軟、雅虎和蘋果之類的公司已經顯示出來，它們過於樂意與中共勾結。例如，最近，在中國政府對有關香港民主抗議活動的報導提出抱怨後，蘋果公司在其中國應用商店中刪除了新聞應用Quartz。蘋果還刪除了允許用戶繞過防火長城的虛擬私人網路絡的應用程式，並從其中國音樂商店中刪除了宣揚民主的歌曲。同時，該公司宣佈將把部分的蘋果雲資料轉移到中國的伺服器上，儘管人們擔心此舉將使中共更容易接觸到存儲在雲中的電子郵件、短信和其他使用者資訊。
最近，我們得以打開在彭薩科拉海軍航空基地開槍射擊了八名美國人的基地組織恐怖分子用過的兩部手機。在與他展開的槍戰中，他停下來，停止交火，並放下他的手機，並試圖摧毀它們，將一枚子彈射入他的兩部手機之一。我們當時認為，這可能意味著這些手機裡可能含有涉及恐怖活動的非常重要的資訊。在四個半月的時間裡，我們一直試圖在沒有蘋果公司的任何幫助下打開這些手機。蘋果未能給我們提供任何幫助。我們最終僥倖的找到了一個我們今後可能複製的解決辦法。
我們找到了他與基地組織在中東的特工之間的通信聯絡，包括直到襲擊發生前一天的資訊。你認為當蘋果在中國銷售手機時，在中國的蘋果手機不會被中國當局滲透嗎？如果它們完全不受中國當局的滲透，它們就不會被出售。我們當時要的是一個搜查令。如果我們有法院的搜查令，那麼我們就應該可以打開這些手機。這是美國科技公司中已經出現的雙重標準。
中共長期以來一直利用公開報復的威脅和禁止進入市場來施加影響。然而最近，中共也加大了發展和脅迫美國企業高管來實現其政治目的的幕後努力---這些努力更加有害，因為它們很大程度上隱藏在公眾視野之外。
隨著中國政府在全球範圍內失去信譽，司法部已經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的官員及其代理人與公司領導人接觸，並誘使他們擁護中共所偏愛的政策和行動。他們的目標各不相同，但是他們的推銷思路卻基本相同：商人在中國有經濟利益，而且暗示，取決於他們對中國的要求所做出的回應，他們的處境會更好（或更糟）。私下向美國公司領導人施壓或討好以推動政策（或美國政治人物）構成了重大威脅，因為躲在美國聲音的背後可以使中國政府提高它的影響力活動，並給親政權的政策安上一個“友好面孔”。從這些美國商人那裡聽取看法的立法者或決策者會更加認同他的這個選民，而不是一個外國人。通過掩蓋其對我們政治進程的參與，中國避免了如果遊說活動被揭露而需要對影響活動承擔的責任以及由此可能引起的公憤。

★全球化不一定擴大自由，孔子學院和上海迪士尼的教訓

美國的企業領導人可能不會把自己視為遊說者。例如，你可能會認為，建立一個互惠的關係只是與中國開展業務所必需的“關係”——也就是一個有影響力的社交網路系統的一部分。但是你應該警惕可能會被利用，以及你代表外國公司或政府所做的努力可能涉及《外國代理人註冊法》。該法不禁止任何言論或行為。但它確實要求那些充當外國負責人“代理人”的人通過在司法部註冊，公開披露這個關係以及他們的政治或其他類似活動，允許受眾在評估一個演講的可信度時考慮到這個演講的來源。
當然，聚焦美國商業領袖，我並不是想暗示他們是中國影響力行動針對的唯一目標。但是，他們如今已成為中國在美國影響力行動的主要目標。中國共產黨還試圖滲透、審查或利誘美國的學術和研究機構。例如，數十所美國大學開設了中國政府資助的“孔子學院”，這些學院被指控迫使主辦大學避免討論或取消有關北京認為「有爭議」的話題的活動。大學必須互相支持；拒絕讓中共決定研究工作或壓制各種不同的聲音；支持希望發表意見的同事和學生；並考慮以犧牲任何學術誠信或自由為代價來滿足中共的要求是否值得。
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美國公司和大學等可能將自己視為全球公民，而不是美國的機構。但是他們應該記住，當初使他們成功的是美國的自由企業制度和法治以及美國的經濟、技術和軍事實力所提供的安全。
全球化並不總是引導世界走向更大的自由。一個隨著共產中國的鼓點行軍的世界容不下依賴自由市場、自由貿易或自由思想交流的機制。曾幾何時，美國的企業是明白這一點的。他們視自己為美國人，並自豪地捍衛美國的價值觀。
例如，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具有標誌性的美國公司迪士尼為政府製作了數十部政府公益資訊影片，包括訓練美國水兵導航技巧的視頻。在戰爭期間，迪士尼90%的雇員都在從事製作訓練和公益資訊影片的工作。為了提高軍隊的士氣，迪士尼還設計了出現在飛機、卡車、飛行服以及美國和盟軍使用的其他軍事設備上的徽章。
我猜想沃爾特·迪士尼如果看到他創立的公司如何與當今的外國獨裁者做交易會感到寒心的。當迪士尼公司製作《達賴喇嘛的一生》---一部1997年製作的講述中國壓制達賴喇嘛的電影時，中共對這個專案表示反對，並且向迪士尼施壓，要求將其放棄。最終，迪士尼決定不能讓一個外國強權來決定它是否在美國發行一部電影。
然而這種勇敢時刻沒有持續多久。當中共在中國禁止所有的迪士尼電影後，迪士尼為重獲准入而大力遊說。該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為《達賴喇嘛的一生》道歉，稱之為“愚蠢的錯誤“。迪士尼隨後開始說服中國在上海建造一個主題公園。做為交易的一部分，迪士尼同意讓中國政府官員參與管理。在這個主題公園的1萬1千名全職雇員中，有300人是活躍的共產黨員。據報導他們在辦公桌上擺放錘子與鐮刀的黨徽，並且在營業時間在設施內參加黨的講座會。
像其他美國公司一樣，迪士尼最終可能會認識到在原則上妥協所付出的代價。就在上海迪士尼開業不久，一個中方擁有的主題公園就在距離幾百英里的地方冒了出來。媒體報導說，這個主題公園裡的人物看上去令人生疑地與白雪公主和其他迪士尼商標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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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公司團結行動抵制中共奪取全球經濟制高點

美國公司必須明白其中的風險。中國共產黨思考的是幾十年和幾百年，而我們傾向於聚焦下一個季度的盈利報告。但是如果迪士尼和其他美國公司繼續向北京低頭，他們所帶來的風險不僅是破壞自己的未來競爭力與繁榮，還會破壞使它們得以興盛的傳統自由秩序。
在冷戰期間，後來成為鮑威爾大法官的路易士·鮑威爾向美國商會發出了一份重要的備忘錄。他提到，自由企業體系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攻擊，並呼籲美國公司要更加努力來維護這個體系。“是時候了，”他寫道，“的確，這是早就應該做的---要把美國企業的智慧、創造力和資源調動起來，對抗那些企圖摧毀它的人。”
今天也是這樣。美國人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認識到中國共產黨不僅對我們的生活方式，而且對我們的生命和生計構成的威脅。他們會更越來越多地公開批評企業的綏靖行為。
如果公司害怕獨自挺身而出，那麼集體行動就會有力量。就像鮑威爾大法官說的：“力量來自於組織，來自於細緻的長期規劃和實施，來自於無限期的多年行動的一致性，來自於只有通過共同努力才能得到的融資規模，來自於只有通過團結行動和全國性的組織才能獲得的政治力量。”
雖然多年來都在默默接受中國的共產黨當局，美國科技公司可能終於通過集體行動找到了勇氣。在中國最近對香港強制實施嚴厲的國安法以後，據報導許多大型科技公司，包括臉書、谷歌、推特、Zoom、領英宣佈將暫停遵守政府提出的提供使用者資料的要求。和以往一樣，共產黨官員威脅要監禁不服從的公司的雇員。我們要觀察這些公司會不會堅持到底。我希望它們會。如果它們能夠團結在一起，它們會給其他美國公司樹立一個抵抗中國共產黨腐敗和獨裁統治的好榜樣。
中共發動了一場觸角遍及中國政府和社會每一個角落、精心策劃的行動，來利用我們的機構的開放性，其目的是摧毀它們。為了確保我們的子孫後代能擁有一個自由和繁榮的世界，自由世界需要有一個自己的全社會方式，讓公共和私營部門在保持必要分割的同時能夠共同合作來抵制控制，贏得掌握全球經濟制高點的競爭。 美國曾經做到過這一點。如果我們重新點燃對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相互之間的愛和奉獻，我相信我們---美國人民、美國政府和美國企業一道可以再次做得到。我們的自由有賴於此。
（2020-7-18編發，紐約）

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Barr1950 -）
嚴厲批評好萊塢、矽谷大公司向中共叩頭，幫中共建立世界上最高效的防火牆，限制中國人民的網絡自由。好萊塢電影接受中共審查。

[#沈旭暉隨緣家書］林鄭月娥訪日賀禮之「東洋戰線」：日本也會醞釀《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嗎？

上週應日本學者谷垣真理子教授邀請，到東京大學演講分享香港最新形勢和國際地位，連同同場的倉田徹教授、阿古智子教授，都是日本的香港通，當日出乎意料的座無虛席，足見近年日本學界、政界、社會對香港的關注越來越多。期間谷垣教授派了她一位來自香港的碩士生接待我們，交談下，深感後生可畏，他研究日治香港如何影響今天的香港身份認同，正正填補了當下理解的空白，顛覆可期。眾所週知的是我一直不鼓勵朋友讀博士，但總有個案例外，他是很適合讀博士的特例，目前的研究方向，也十分切合香港的需要，因為此時此刻的亂世，正是香港涉外關係研究開花結果之時。須知在眾議院已通過的美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草案，最新版本有這樣一條：美國應鼓勵一眾盟國訂立類似保護香港的法案，其中一個被點名的盟友，正是日本。談及日本會否走向這一步，不少認識的日本學者都覺得不太可能、也研究不多，唯獨來自香港的錢君早著先機，認為無事不可能。當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也是在他的同齡人大力游說下才成氣候，「日本戰線」如何開打，自然應該多了解屬於新時代的視角。

美國鼓勵各國盟友訂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其實日本版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並非無中生有，也不是美國最新版本的草案出現後才有人回應，而是早就有團體提出。該日版法案是由Youth Democracy Promotion Agency、Pnika、Code for Japan的代表理事共同提出的，三個組織的成員都相當年輕，當中以YDPA規模最大，以八、九十後的青年議員、專業人士和知識份子為骨幹，標榜跨黨派、政治中立，以網絡原住民身分，關注政治議題和人材培養；至於Pnika、Code for Japan，則較關心地方自治體議題。」

坦白說，這些團體，即使是日本人當中，除了關心政治的一群，大概也留意不多，但在政壇當中，他們對香港的關注，原來已掀起不少迴響：「6月13日，YDPA已發起聯署，要求日本外相表態反對香港的逃犯條例、及警察對群眾的暴力鎮壓；8月中，三個組織的代表理事共同發起聯署，要求國會議員就『日本版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展開討論。直到9月2日，共有62名現職地方議員、7名前地方議員、10名知識份子及團體代表簽署，他們提到港日間也有《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或許能仿效美國，訂立日版的人權民主法案，雖然聲音還未正式到達國會，但『地方包圍城市』，正是日本政壇的常見操作。」

那具體而言，他們提議的日版法案是怎樣操作的？「這些團體其實未有詳細說明，因為在現階段，重點是令日本領袖更關注香港，比起具體執行，輿論效果和姿態似乎來得重要。但當然，他們為港人拋出議題，我們也應努力想想。首先，我想1992年的美國《香港政策法》是框架性法案，配合現在的人權民主法案，令操作變得靈活，但仍是以取消政策法為殺手鐧；但日本沒有相關的對港框架性法案，只有航空、投資、刑事共助、租稅等協定，以及給予特區護照優待等零散的雙邊協議。透過日本政府的研判、該些協定和日常行政運作，香港才得到實然區別。假設制訂日版人權民主法案，而終極手段是取消各種協定，放棄對港實然區別，即使沒有框架性法案，也是可以的。但實際上，美國才是國際社會龍頭，她不承認香港，諸國跟隨，對方扣血；日本貿然行動，卻不見得各國會附和，對手無恙，反而自己扣血。」這觀察，正是上月我在這裏分析美國法案為何重要的佐證：一旦美國立法，其他盟友才有了仿效的框架，日本政府屆時無論是否願意、對自身利益有何影響，起碼也不得不回應。

「另一個日本立法的考慮是歷史包袱。假如日本國會高調討論、甚或通過法案，中國大陸恐重掀反日浪潮，按近期中日關係走向，和越來越對華低姿態的安倍晉三，日本是不會冒險的。不過從另一角度看，『香港牌』在日本，可以成為繼釣魚台、靖國神社、南京大屠殺後，一張右翼政客有力製造嫌中情緒的功能卡，而且對日本及國際社會而言，『香港牌』本身沒沾上歷史的血腥和硝煙味，純是法治、民主、自由、現代合約精神的象徵。假設日本有謀士在選舉或想進一步修憲的情況下，以保障僑民、日資、自由、法治等名義打出『香港牌』，刺激中國反日情緒，製造國內一時嫌中的效果，政治家吃『人血饅頭』，那麼『香港牌』便確有其用處。」只是此法凶險，危及中國大陸的日僑和日資的安全，以此刻日本政客的老化和保守化，大概不會、也不應輕易鼓吹。背負歷史包袱的日本如要立法，還得先看美國，並須各國同時制定類似法案，以作掩護。

日本也是香港重要持份者

既然美國做才有效，日本跟隨又有風險，日本還有何動機考慮立法？「中共是何種性質的政權，香港是不是西柏林，中共在香港的行動跟日本在東亞、東南亞，以至世界的利益有何關聯等，他們必須有了研判，才能決定是否在可行範圍內幫香港，還是坐視不理。另一點是金融及企業據點的存活：雖然日本在香港的直接投資額僅佔其亞洲投資的4%，但日資銀行在香港的數量，差不多等於中韓台加起來的，在港日資企業數自2013年大概都排第一。這還未談檯底交易，像近年的《信用詐欺師JP：香港浪漫篇》、《馬賽克日本》等影視作品中，還是經常出現借香港『週轉』的想像，某程度上仍反映現實。假如日本朝野覺醒，明白到香港的真正功能，還是大有可為。」

然而不少對日本官員有第一手了解的朋友，都發現他們對香港的情況不太了解，知華派近年也是親北京專才主導，期待他們改變，會否緣木求魚？「微觀而言，官員及國會議員在公式場合發言拘謹是可以理解的。安倍在G20的關心大家都知，之後如公明黨眾議員遠山清彥，在北京見到中共中宣部副部長黃坤明，都只能說香港議題希望盡快和平解決之類的說話。不過在非正式場合，用一下香港議題，卻會有利部份政治人物增加人氣。像自民黨的眾議院議員長尾敬，其實已在網台節目討論香港情勢，雖然看來他未有掌握足夠資訊，但他在節目中得知元朗白衫人的存在後，已即時說要把這類電視台不大敢播的資訊擴散開去，亦表示想支持香港抗爭。有趣的是，他本身支持參拜靖國神社，還會親自去釣魚台海域視察的。還有幸福實現黨，他們在國會沒有議席，是小政黨，但早於六月已遊行聲援香港。而他們的宗教背景也是耐人尋味的。當然不只是右翼，連左翼的日共也很關注香港，他們亦有搞聲援運動。地方級別方面，像神戶市會議員，自民黨的上畠寛弘，曾在Twitter批評中國駐日大使館的『香港暴力』影片，『香港』一詞都不用提，就足夠旺場了。若遇上日本選舉，而香港抗爭仍未止息，日版法案的討論，或概括的撐港言行，都有機會令少數候選人加分的。」

日本打「香港牌」的四點建議

假設日本真的有你所說的動機去推動法案，那麼法案具體應如何操作？「我認為即使有日版法案，操作都會跟美版差很遠。首先談雙邊協定，譬如那條《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香港的對日直接投資餘額是世界第八位，日資在香港又有大量業務，林鄭說美版法案損人損己，很易反駁；但如果說日版是損人損己，則不無道理。該《投資協定》是97年6月簽的，日本在1989年亦跟中國簽署同類協定，比較之下，日本跟香港的條約寫明雙方享有知識產權保障，還有仲裁方面，兩份協議都說如一方先授權本地司法機關處理，便不能交予國際仲裁。但明顯若遇爭端，香港司法比大陸的可靠得多。免簽待遇亦然，按2019年6月數據，香港訪日旅客數，除中韓台外，比任何國家都多。貿易懲罰方面，即使港日2018年簽訂AEO（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制度相互承認協議，方便部份出入口貨物通關。但取消這類協議，在對港維持貿易順差的情況下，恐怕日本損己多於損人，而且港府夠膽的話也可以耍小手段。2004至17年間，香港是日本農林水產物的最大出口地，港府可用行政命令，重新禁止茨城、栃木、群馬、千葉的農產品進口，相反又可解禁福島農產品。還是那句，玩雙邊協定的話，龍頭美國損己可以大大損人，日本損己則不會有相同效果，很不划算。凍結資產方面，日本不是英美澳加，效果不大，但此項具針對性，仍有象徵意義。接著是取消對港輸出敏感技術。按日本政府分類，香港與中國同屬group C，並非『白名單』26國之一，故未見香港之特殊地位。假如執行上對香港的規管較寬鬆，有實然區別的話，那政府內部當然可以調整。」

如果分析正確，那日版法案即使能通過、又要無損自身利益，只能隔靴搔癢，那麼日本還能做什麼？「日本如果想保存香港，或在國內外打『香港牌』取利，現時應化整為零，不拘泥於一條法案：
第一， 民間團體及地方議員要持續討論法案。展示討論姿態也是行動一種。由民間智庫做研究報告，找出可行方案，再向國會議員游說。國會議員可按時機設立超黨派聯盟和研究會，甚至提上國會。除姿態外，亦須實際地預備當各國跟隨美國立法，日本不會落後於人，不跟隨是一回事，但想跟卻缺乏準備的話則未免狼狽。
第二， 禁止違反人權的香港公務人員入境，其親屬於留學、工作等長期在留，以及申請移民時，須跟一般人分開審核。此措施不牽涉整體經濟，針對性強，『香港少數公務人員不能去日本浸溫泉』這點，也難以刺激大陸民眾反日吧，而且「不去日本」本身就非常愛國了。即使日本不敢處罰，領事館及情報組應搜集和整理相關人物資料及其違反人權的證據，建立自己的情報庫。
第三， 向香港長期發出旅遊警示。日本人去不了香港，只會有點『殘念』，卻可刺激國內消費，振興地方觀光產業。
第四， 在留卡『國藉・地域』一欄，在『中國』（特區護照情況）或『英國』（BNO情況）後加括弧『（香港）』或直接改成『香港』，這是支持一國兩制的表現。外務省網頁在『港日關係的基本考量』中寫明，香港須要保持高度自治，貫徹法治精神，港日關係才有望繼續發展。故以『地域』去描述『香港』，政治正確，又彰顯日本對一國兩制的支持。而且據說97後初期，一直有寫『香港』的，卻不知何時被刪走了，你懂的。」

那些年的日港關係

比起游散的平民組織及其偶發聲援，除了發起聯署要求討論日版法案外，他們的具體行動，則要更宏觀的視野。「假設一般團體、公益財團，或大型企業研判，完整履行一國兩制有利自身長遠利益，他們須跟港人同步甚至要有超前的視野。坦白一點，就是萬一本土抗爭失敗，香港失去原有功能後的考量。所謂視野，也包含對香港內涵的理解，則支撐著制度的文化和現代倫理，如果他們明白這些內涵的移植和傳續對日本有利，那也是香港求存的其中一條小出路。初步可以增加專為港人學生而設的獎學金，吸引中層及基層人材來日。長遠應考慮設立港人國際學校。以朗誦背記教習中文的嶺南傳統、粵語跟漢文的言文分途、因粵語公用化、實然標準化而產生的，貼近書面語的雅正口語，都是漢字文化圈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應該是擁有深厚漢學傳統的日本所能珍惜的。香港傳統英文學校的現代性格，也能吸引一定的國際系或本地日本人。最後，那天我們在東大的講座，有學者建議以日本為中介平台，供各方對話。如果做到，當然樂觀其成。但親北京的愛國人士願意放下面子，接受日本這外國勢力的介入嗎？香港青年又是否會在明知跟對家講多無謂的情況下上大台呢？感覺在日本建立東亞的香港支援基地，反而貼合近代中日淵源。」

作為新生代學者，就整體的「日本戰線」，他百感交集。「我無疑是傾向同情及支持抗爭的，明白日本內閣官僚只能說些門面話，國會議員不敢多言，但地方議員可較自由表達，學術界盡可能把真實一面呈現和紀錄。日本民間有遊行、捐款、座談會，也有活動家上東京都廳展望層演奏《願榮光》，右翼的櫻花頻道也播出重編後的日語女聲版《願榮光》。無論如何，今次是重新令日本人了解香港的機會。一般平民無意識中感覺中港是有點不同的，但可以說他們對香港毫無認知。牙醫姑娘可以天真地問我香港不是國家嗎，很多人則無故問我台灣的事，因為你講自己是香港人，下一秒會被記錯成台灣人。東大精英也可以覺得港日關係研究好有趣，因為他覺得城市怎麼會直接跟國家比較呢。最普遍的，是直接當你是中國大陸公民。駐港日本領事明知很多港人不喜歡『被說普通話』，但我們每次入境，都被普通話同簡體字招呼，一般商戶更不用說。日本政府各部門有溝通嗎？企業有做市場調查嗎？還是入境旅客排第四的香港仍不足以獲得注意？以待客之道見稱的日本而言實在奇怪，當然跟日本接洽的香港部門也難辭其咎。日本政府應培養更多香港問題專家，遇上像今年的大事，總不能期待單憑中國問題專家，就能提供什麼真知灼見，畢竟香港是另一次元的問題。我想其他國家其實也是相差無幾的，只是我對日本抱有期望，總覺得他們是有能力和優勢，成為東亞中最了解香港的國家。」

後記

曾幾何時，登陸日本是香港、台灣各界的夢想，陳美齡、鄧麗君、翁倩玉在紅白演出，彷如今日GEM走上春晚，但隨著香港回歸、中國經濟崛起、韓劇也取代日劇，日本熱似乎早已淡卻。據說日本駐港領事館本來對林鄭政府頗有好感，乃至幾乎支持《逃犯條例》，幸好有一群新興日本「香港通」出現，才能令官員沒有那麼離地。「我們雙方都沒甚麼邪門的動機，日本需要高質素、具潛力，又擁抱文明價值的年輕人材，香港也需要能保存『香港人血脈』的地方。中國人材很多都能融入文明的日本，善良守法，但部份人有其心中的『國情』，政治人口學而言，畢竟仍拖著中共的長影。香港卻是台灣以外，最能符合日本知識型人材要求的地域：懂漢文善英語，學日文快，價值觀近，學歷及專業資格認受性高。在日本高等教育機構升學，要具12年正規教育學歷，香港轉三三四學制後，來日升學銜接更為方便。日本如能趁機開發人材供應源，現在對香港抗爭的各種善意表態，都能成為精神上的賣點。假如香港立法會全面直選，日本是否能透過支持某些黨派或議員，使自己在中國掌握下的領土中唯一一個普選議會有話語權，現在便是關鍵時刻。牌面上，當然說是為了兩萬多個僑民和千幾間日資的利益，但實際上，也要考慮一下作為東亞民主大國的戰略定位吧。」說來，我也曾在日本的大學短暫交流工作，一直相信日本也是香港身份認同的同路人，漫漫長路，裝備自己，學好日文，也是其時，香港に栄光あれ。

答：錢俊華，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畢業，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修士二年，正研究港日關係中的戰爭記憶問題及表象文化。

星期日明報 2019年10月20日

「事前概率」與「事後結果」的分別

賭神片常有這一幕：抽大小，奸角抽到紅心A，主角就好型咁話：「贏嘅機會係一半，因爲一係贏、一係輸」，跟住佢就會抽到隻葵扇A。這場口肯定唔啱，但又好似錯唔晒，點解？因為劇情故意偷換了「事前」和「事後」的概念。「事前」講概率，在未抽牌是計數，能夠抽到大得過紅心A嘅機會唔夠2%（1/51）。「事後」得兩個可能：贏、輸。如果你贏，就梗覺得過癮， 因為你的贏面由事前唔夠2%變成事後的100%；但你的對手就慘豬豬，因為他的贏面由事前超過98%變成事後的0%！

風險管理就係要評估：「如果咁黑仔中招，仲頂唔頂得住？」。點為之中招？就係當你諗住「無咁橋輪到我嘅」，點知結果係「預咗你梗等埋你嘅」。比較以下兩個例子：

1. 賭大細：骰盅未開之前，你輸嘅機會稍稍高於一半。揭盅後，如果唔中就多餘啲講句，你輸的機會係100%。由「事前」到「事後」的震盪，以概率比較大約兩倍。

2. 買投資級別債券：假設事前評估發行人破產的機會只有2%，但萬一事後發行人真的破產了，你輸的機會也是100%。但這次由「事前」到「事後」的震盪，以概率比較是50倍！

多數人會認為賭大細絕對高風險過買投資級別債券，但這只是表層理論。想深一層，正正因為賭大細，輸嘅機會高，無人會攞成副身家賭（病態賭徒除外）。相反，有不少人認為買投資級別債券，無咁橋間公司會執笠，然後阿Q地推論到以為實無事，成副身家投進去，萬一中招就輸身家！

可能你會質疑，有無咁易輸身家呀？可以看看2008環球金融風暴的教訓。

這次危機的最恐怖之處，在於本來以為很安全的金融工具，結果中招了。其中最經典的莫過於 Super Senior Notes（SSN）。它的賣點是信用評級比AAA更優質，所以好Super。SSN的所謂賣點其實是老點，但這並非今次討論範圍，將來有機會再談。暫時請先接受SSN的信貸風險原先是很低的，問題在於其信貸質素可以急速變壞。

解釋銀行如何中招之前，先簡單介紹一下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計算方法（可能因過於簡化而不完全準確，請見諒）。不同資產所衍生的風險高低不一，要做到把不同風險加起來，就要用「風險權重」進行調整，而根據巴塞爾的標準，這權重的幅度很闊，可以低至<10%，也可以高到超過1,000%。如果一筆100元等值的資產其風險權重只有10%，經調整後的風險加權資產值便是10元 （100元 x 10%）。假設在2008年的時候，銀行資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為10%，這筆100元等值10%風險權重的資產，就只需要一元資本 （風險加權資產10元 x 10%）來支持。單以這筆資產計算，槓桿可以去到100倍。

銀行究竟如何中招呢？ 危機出現之前，SSN信貸評級是AAA，風險權重很低，銀行大概用一元資本就可以支持100元的SSN。由於佔用資本少而且利息回報不錯，銀行買了不少SSN。但次按危機爆發後評級公司把很多SSN降到垃圾級別，而根據巴塞爾的要求，風險權重變得非常高（>1,000%），同樣100元的SSN，風險加權資產值由之前10元變成1,000元（100元 x 1,000%），銀行原先用一元資本支持這SSN，現在要用 100元（1,000元 x 10%）！

換句話說，SSN由「出事前」到「出事後」的震盪超大，達到幾十至一百倍！加上其他打擊 （例如資產減值，交易損失），銀行資本充足率中的分子（資本）小了、分母（風險加權資產）大了，導致資本充足率急跌了，跌到讓市場擔心的程度。但當時市況難以集資 （即分子難以加大），銀行唯有透過call loan和賣債減低分母，以提高資本充足率。從微觀層面看，銀行的反應無可厚非。但跳到宏觀層面就出事了：當很多銀行都同時這樣做的時候，就出現系統性的信貸抽縮。結果債券價格急跌、企業違約增多，令銀行資本進一步受損。銀行想減分母，點知分子跌得仲快，令到資本充足率進一步下降，最後到了要政府打救的地步。

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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