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發條橙》的界外延伸 — 香港作為「現代的受害者」】
對影迷來說一個耳熟能詳的故事：暴力少年犯艾力作惡多端，最後因為殺人而入獄。為了爭取提早出獄，艾力自願參加「治療」，一邊注射藥物一邊被迫觀看大量暴力和色情影片，實驗將嘔心和迫近死亡的感受，與暴力兼性的衝動聯繫起來，身體的「制約」生效。從此衝動一來，身體就發出排斥反應。艾力被精神閹割後，成為政府成功矯正罪犯的成功樣本。
艾力和同伴殘害隨意挑選的受害者，配合令人嘆為觀止的場景美學，調校出令人不適的美感。牛奶的白、無處不在的性象徵、繽紛明亮的室內設計、主角的邪氣笑容，鋪出一條長長的暴力隧道。行兇作惡的畫面往往是靜止和延長的，每一幕的時間都剛好長到侷促，但這些只是個體無序的暴力，但比起艾力入獄之後面對的國家體制，還是小巫見大巫。電影從第一幕轉入第二幕，才真正引入衝突。艾力和童黨無人性的邪情歪行，襯托出「治理體系」的另一種更巨大的非人魔境。
現代的受害者
入獄之初，艾力變成監獄體系的一個號碼、要脫下所有隨身物品，比喻逐步剝奪個體的性格；後來的心理閹割實驗只是「治療思維」的極端呈現，監獄體系認為自己有責任治療犯人，令他們受到社會的控制。
監獄神父是唯一的實驗反對者，他擁抱人性尊嚴，認為如果人只是在威嚇和控制之下的止暴制亂，就不是自由意志選擇的結果，那種善就不是真正的善。但艾力一心只想盡快出獄，而獄方則只關心「消滅罪行」的實效，沒空理會神父的長篇大論。艾力在放監後遇到自己以前的受害者，一個作家，對方意味深長地感嘆，妻子是現代（modern age）的受害者，而艾力則是另一種現代的受害者。
其實作家所受的暴力，是因為不信仰舊風俗的少年出現，故曰現代之惡，但個體暴力是前現代的產物，一種原始的產物。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一定機率出現暴力；但體制暴力，例如監獄、學校、廣義的社會控制、社會化、意識形態，則是晚近出現的東西，是一種更精緻和進化的暴力。像撐開雙眼的金屬支架、播放影片的大螢幕、背後注射的藥物，雖然艾力肉體無礙，但精神被深度傷害。現代的「治療」似乎比古老的死刑仁慈，但更無尊嚴，像原子彈在地上留下毒辣的輻射，後遺症歷久不衰。
艾力入獄前和入獄後的世界皆充滿暴力，只是艾力用熱暴力進行戰爭，國家則使用冷暴力，沒有拳腳的影子，但向四方八面輻射和滲透。「止暴制亂」四字，成為《逃犯條例》之後困擾香港的全息巨靈。政權和警察制止了示威者撞入立法會的暴力，卻乘機將警察的統治擴張到十八區，令香港成為一個更為「現代」和權力更有存在感的地方。
2014年以來的失樂園
在 2014 年之前香港社會相對的「前現代」：隱蔽的政府、象徵式的警察、大部份事情都不會動員法律來解決……即使沒有逃犯條例，香港早就被迫進入與中國一樣的現代法西斯式社會。從梁天琦等人被禁止參選以來，前現代社會「無為而治」的混沌狀態，逐漸因主權、法律、緊急狀態（三者可能是三位一體的共同存在）的介入而終結，變得壁疊分明。
即使沒有《逃犯條例》，佔領運動以來，香港人經歷了亞當夏娃被迫離開伊甸園的故事，從混沌的自治進入清晰的國家規劃。警力細密佈置到每個社區、踏進私人屋苑「執法」；警隊編制擴充，街道引入監控系統；政權不斷動用「法律資源」（禁制令、公安條例、人大釋法），還有一個由最高層發下來的「宏大敘事」——「止暴制亂」、大灣區、一帶一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人類命運共同體。
伊甸園並沒有這麼多宏大敘事，沒有一個需要胼手胝足也要實現的人類目標。但現在我們有了。「把話說明白」，《831 決議》和《白皮書》都是輸入現代秩序的痛苦過程。這種痛楚一直延伸至今日。不管中國由誰掌權，這種將現代國家緊迫治理輸出到四方八面的慣性，仍然是巨大的慣性邏輯，不因《逃犯條例》、示威者動武、2016 年的旺角騷亂而單獨觸發。
「單獨觸發論」簡單來說，就是認為中國對港政策收緊，是因為香港人不恭順和反抗。例如在 2016 年旺角騷亂發生之後，我就聽過個別社會賢達發言表示，雖然過去 30 年香港民主毫無寸進，但老成持重的他們沒有激嬲共產黨，香港沒有馬上變壞，激進抗爭者反而壞事，「暴力引來暴力﹗」
「單獨觸發論」當然是荒謬的，就像你認為艾力沒有打家劫舍，《發條橙》裡面的「路德維可療法」和監獄體系就不存在；彷彿人類不凝視深淵，深淵就不會凝視人類。到林鄭月娥強推修例，特區和北京強烈撐警暴力鎮壓，一些香港人才醒覺「國家的暴力本質」。
用人類的說話來說，中國要改造香港是大政策，無關是否遭遇反抗。有很多人認為中國是因為共產黨才「變壞」，或者文革終結了就回復「理性」，但「理性的國家」也許更可怕，「一國兩制」是治療，馬上吸收是斬首。「一國兩制」看來比較仁慈，但也更剝奪香港人尊嚴，並且會造成很多認知和精神問題。
一些善男順女認為反抗給了政權擴權的「藉口」，但他們不接受久守必失的現實。在結果來看，計較誰先開始競賽其實並無意義，總之競爭必然展開。對尼安德塔人的滅絕理論，是必須記取的寓言故事。在組織上，共產黨在廢墟上建立的現代社會，必定比散喚的香港社會更具武裝性，正如古埃及入侵伊甸園也是如入無人之境。
那麼這一切的解藥當然不在戀殖、懷念鄧小平、哀嘆過去曖昧不明的香港走入歷史、在現場質問警察的「良心」去了哪裡……如果苦難只是令人發出呻吟而沒有達到「what doesn’t kill you」之後的轉化效果，我們的苦難只有白費。
害怕民意逆轉、害怕暴力、害怕國族主義、害怕仇恨螺旋、害怕不歇斯底里地反對抗爭就會背負「推人去死」的罪名……這一切都是香港人潛意識恐懼進入現代、恐懼進入政治的心理不適。所以我們才會對「面對怪物不要變成怪物」的古怪戒律那麼有感覺。香港人總是抱著「我不是參與政治」的心態去參與政治；以「非參與的態度」去參與事情；每個人都上了舞台，但卻以為自己還是觀眾。怎麼可能呢？
尼安德搭人的美德
這些都有例子：藍絲 KOL 熱烈愛中國，熱烈活動，並觸犯新加坡法律之後才可笑地表示自己一向不關心政治；或者黃絲自認為香港的反抗可以停留在「一國兩制」或美中共治的想像架構之中，這一切都是自相矛盾的，一種尼安德搭人式的存在方式。用人類的話來說，如果到了 2014 年之後還在懷念香港曾經是一個非政治、不需要表態的良善之城，認為這種非政治性和含糊就是香港的美好之處，只證明這類出入中國的社會賢達，原來根本沒有從中國崛起學到任何事情。
如果尼安德搭人真是滅絕於無法與智人競爭，也是命，但如果尼安德搭人認為自己的智能劣勢是天真、懵懂和美好，像道家說的大道之始，那只是屬於滅亡者的夢囈。我們不能再做尼安德搭人。「現代」已經駕臨，我們不再乾淨，但這也是成長。電影的結局與原著不同，艾力最後重新回復了「作惡」的能力，他在現代體制君臨的世界中，恢復了一定的主體性，結局非常樂觀，人性凱旋而歸。
別人的國家總是容不下你
艾力作為國家的樣板，與香港作為國家吸納同化異質地區的樣板，可謂異曲同工。但艾力是通過捲入電影中國家權力的競逐，才獲得各種可能。說到底就是落水：他必須通過禍福難料的政治酷刑、以狡黠的臥底心態與魔鬼探戈，才有可能在時代生存下來。國家的邏輯超越善惡，在電影中艾力面對一個容不下他的國家，表面上是因為他作惡多端，但國家總是容不下人，我們總是會被國家視為艾力。
我們沒做錯事，但國家是進化了的怪獸，它不講對錯的相對價值，只講敵我和異同，更為黑白分明的權力結構。例如說藍絲和官員就比較懂得「盲撐」，日本人也懂得「盲撐」。都會的善男順女太過講是非，在 indecent time 太過 decent 可能會輸掉一整個國族的未來。
國家迫害人不是因為善和惡，而僅僅是因為「不同」，因為你是它的異己。太好或太壞，都是不同步。道德太過高尚，不會感化到國家，反而引來迫害。因此我們不能擁抱美德的自我感覺良好，擁抱美德和惡德，得到的國家待遇可能是一樣。
所謂和勇不分，不是主張而是現實。不管你是公民抗命還是以武制暴，得到的結果還是一樣，不要以為某種主張或手段就比較高尚，我們都是 inferior。這是國家的邏輯，我們無可避免會與敵方的思維越來越接近，但不能害怕。例如一直以來「文宣要配合衝衝子」、要為「同路人」隱惡揚善，就有了國家的雛形。進化的方向沒有問題，問題只是進化或者滅亡的速度孰快孰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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