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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對東方人振聾發聵航運界背後的”海運野史”(轉譯自2021/6/25 gCaptain)

作者：John Konrad 船長(gCaptain) 今天是海員節，我想講一個故事，而不是參與我們行業的常規廢話。一個令人震驚的故事，因為它是真實的。
幾十年前，世界第二大煙草公司遇到了一個重大問題。在1969 年，他們明白，當公眾了解到這個致命的秘密時，他們的產品會被淘汰，銷售也會消失。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購買了 20 世紀最偉大的發明——貨櫃，以及由其發明者馬爾科姆麥克萊恩創立的SeaLand公司。這解決了大型煙草公司的問題，因為它使他們能夠將現金從垂死的行業轉移到快速發展的行業。
到 1980 年代，RJ Reynolds Tobacco遇到了更大的問題。數十億美元的集體訴訟有可能導致其強大的船隊被扣押，海陸集裝箱數量不計其數，其碼頭和物流樞紐網絡也將關閉。它的資產需要法律保護。它需要強有力的保護，因此在 1984 年將公司分拆出來，但仍由大型煙草公司高管負責。出售給哈羅德·西蒙斯和CSX但是，到1999年，香煙造成404750人過早死亡 在美國，$ 157十億每年的醫療費用，以及數百萬全球死亡。SeaLand 剩下的那些從煙草中獲利的大煙草所有者比在大屠殺中遇難的人更多，需要一個瑞士來隱藏他們的黃金，他們需要一個小而強大的歐洲國家來隱藏他們被尼古丁污染的船隻。
最大的煙草”轉進”國家是丹麥，他們委託資產的公司是 AP Møller – Mærsk。
軍工園區
如果我們進一步倒回時鐘……更多的真相就會暴露出來。傳統的說法是 SeaLand 是 Malcolm McLean 的孩子，他是一名卡車司機、發明家和企業家，致力於顛覆一個行業。正如 Mercogliano 博士的著作《第四條防線》所述，事實是，到 1967 年 SeaLand 瀕臨破產，貨櫃運輸注定要失敗，直到與五角大樓達成協議，將武器和致癌化學品運往越南.
當您點擊馬士基網站上的”關於我們”時，您會被告知：“AP Moller – 馬士基擁有一段傳奇的歷史，我們為自己的悠久歷史感到自豪。” 在核心價值觀下，它說：“我們公司建立在開拓性成功和增長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傳統之上。我們的悠久傳統和價值觀每天都在指導我們的業務，並確保我們明天可以開展業務。”
向下滾動他們的時間線，您可以大致了解該公司歷史上的每一個重大事件，從它作為 Dampskibsselskabet Svendborg（Steamship Company Svendborg）的誕生到最近的 Maersk Drilling 分拆。提到了幾項合併和收購，但沒有提到公司歷史上的三大事件：馬爾科姆·麥克萊恩的發明、越南戰爭以及它與大煙草公司內部人士達成的交易。
馬士基要對多少尼古丁污漬負責？有多少大煙草高管從此次收購中獲利？馬士基在越南戰爭中留下了多少污點？也許沒有，但很難說他們網站的歷史記錄何時被刪除。
記者將這種審查公關稱為粉飾。
根本沒有提到一個對他們成功至關重要的詞：癌症。
這不僅是馬士基的故事，也是 gCaptain 的故事。在抵達越南凸輪拉恩終端1969年海集裝箱被裝上卡車，並交付給新山一空軍基地西貢我父親工作作為一名醫生。三十年後，就在馬士基和 SeaLand 的高管會面敲定他們職業生涯中最大一筆交易的那天，我的父親因暴露於橙劑而死於癌症。今天他躺在阿靈頓國家公墓，但他並不孤單。由於貨櫃非常有效，美國軍方能夠運送大量這種化學品，超過 300,000 名美國人因暴露於橙劑而死亡，這幾乎是在戰鬥中死亡人數的五倍戰爭期間，數以百萬計的平民被殺或致殘。
從 1967 年到 1973 年，SeaLand每月向越南運送1,200 多個集裝箱，為美國國防部帶來了 4.5 億美元的收入。橙劑裝在這些集裝箱中運輸，MSK的官方歷史始於 1973 年，越南戰爭剛剛結束。
馬士基從未就 SeaLand 在我父親去世中所扮演的角色向我的家人道歉……但這沒關係。我不是辯護者。這篇文章不是關於取消文化的。我不在乎他們的企業道德聲明或喚醒價值觀。我關心海員。我關心真相。他們顯然願意抹去的真相類型。關於海員的真相。
跟隨金錢弗蘭克
關鍵是在這個行業的表面之下流動著資金、政治影響和法律操縱的海底暗流。大多數這些影響都與美國的大企業、軍工複合體以及美國現代軍隊的無聲之手有關。
在越南之前，我國已經解決了當今海員面臨的許多問題。今天，我們慶祝少數港口為海員接種疫苗，但在越南海員訪問美國港口之前，可以在聯邦政府資助的大型海洋醫院無限制地獲得疫苗和免費醫療。我們有自己的醫生、護士、退伍軍人福利、免費的養老院、墓地和資金充足的養老金計劃。
馬拉德仍然很重要，雖然五角大樓取消了大部分這些福利並將美國商船隊推到了一邊，但他們保留了對政策的大部分控制權。許多海員待遇法律仍在製定中，但美國以外的人甚至很少知道MARAD 的存在，儘管來自福布斯等大型媒體組織的壓力，拜登的最佳候選人是（例外）行業未知數。
MARAD 和 IMO 的弱點是因為疏忽還是設計？
二戰後，海上條件很差，但美國（和幾個歐盟船旗國）確實為美國國旗船上的海員待遇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我們不再樹立一個好榜樣。今天，負責倡導美國海員的政府組織 MARAD 在 IMO 中甚至沒有一個席位。坐在我國席位上的是美國軍官，而領導IMO的最有權勢的人是一位兩星的美國軍旗軍官。
然而，歐洲或亞洲很少有人考慮美國在海洋政治中的揮之不去的作用。美國商船已經死了。瑪拉德無能為力。美國海岸警衛隊資金不足且分散。海軍對航運不感興趣。
航運界認為美國軟弱，但一些最大的方便旗的總部設在美國領土上，與五角大樓簽訂了國防協議，並僱用了無數退休的美國軍官。華爾街和美國對沖基金是當今最大的船舶融資機構。許多大型航運公司（例如嘉年華）都在我們的證券交易所上市。美國海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船東，擁有 2117 億美元的年度預算、兩黨的支持以及北約的國際影響力。
歐盟和亞洲業內人士可以（而且通常確實）忽視美國的航運利益，然後想知道為什麼推動變革如此困難。原因是五角大樓和華爾街的影響力比任何人都想承認的要大，但它們的影響卻是沉默的。
您最後一次在行業會議上註意到美國或北約海軍高級軍官是什麼時候？也許你應該邀請他們？郵輪公司的董事會上有五角大樓的旗官，他們可以輕鬆地談判新規定或獲得數十億美元的緊急疫情融資。他們僱傭美國海軍上將，也許你也應該？
或者，也許您可以通過支持海事記者來幫助揭露整個海底五角大樓的權力和影響力？無論哪種方式對我來說都很好，只是不要繼續無視 MARAD 和華爾街、五角大樓和美國記者，並期待 IMO 或歐盟的結果。
馬士基的政治影響力超乎你的想像
有人說美國的政治制度已經崩潰。也許吧，但是馬士基和其他大公司如何有能力讓當地港口當局花費數十億美元的美國納稅人的錢來籌集資金橋樑、拓寬道路和重建碼頭，以淹沒像紐瓦克這樣絕望的貧困城鎮？澤西島有數千個巨型集裝箱？他們怎麼能通過國會強制納稅人資助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而拜登總統卻不能？
他們怎麼能強迫世界各地的港口、運河、船旗國和船級社共同花費數千億美元來容納他們的新巨型船舶，但他們無法讓 MARAD 或 IMO 就基本排放標准或海員權利規定達成一致?
馬士基首席執行官上一次訪問 MARAD 或在 IMO 委員會捲起袖子，或派頂級海事記者前往丹麥是什麼時候？如果Søren Skou真的想要就海員權利和排放標準達成共識，他會這樣做。
今天，國際海事組織的“海員日”，世界上每一個航運公司、每一個海事組織、每一個國家都會讚揚海員的工作，並禮貌地要求做更多的工作來改善海上惡劣的條件。當然，他們不會使用“犯罪”這個詞，但會找到一些更溫和的委婉語來描述問題。美好、善良、協作和包容，將成為當今的流行語。垃圾。
海員不需要善良。我們需要真相。
事實是，某些海事、軍事和金融實體確實擁有巨大的政治影響力。他們只是不選擇使用這種影響力來促進海員的擔憂。為什麼？
自殺是無痛的
就在此刻，IMO 或 MARAD 或馬士基發布了他們的海員日聲明，海上的海員將寫下不同類型的筆記。遺書。
This is not an article to point fingers at Maersk. I do not know what lengths they went through to protect the SeaLand legacy from class-action lawsuits. I don’t know what legal liability they have today. Is it possible that pulling SeaLand from the grips of big tobacco was a good thing? I don’t know. Nobody does. Most of the people who made the Maersk/SeaLand deal are retired or dead. Who even cares? Not I. Several of those executives passed away from lung disease. Is that Karma at work?
這篇文章的目的很簡單。沒有調查和宣傳，我們就無法知道真相。為了改善海上條件，我們需要兩件事：確鑿的事實和政治意願。我們不知道 SeaLand/Maersk 交易背後的事實，因為在 1999 年，大型海事媒體利益——Lloyds List、FairPlay 和 Tradewinds——沒有投資於揭露完整故事所需的調查性新聞。
故事很重要，但不幸的是，馬士基、國際海事組織、五角大樓和我們今天的行業講述的故事不是由記者或歷史學家撰寫的，它們通常是由公共關係部門撰寫的。
如果一棵樹倒下
可悲的事實是，每次有公司副總裁更替時,我們的收件箱都會收到大量公告。每次 IMO 召開另一次委員會會議時，Twitter 都會響起我們的電話。每次有水手被強姦或自殺時，我們都會被沉默的嘈雜聲轟炸。
解決方案
解決方案並不便宜，但我們行業在公關和社交媒體活動上花費的數百萬美元也不便宜。解決方案是講述更準確的故事。但是什麼故事最有效呢？講述完整真相的故事。
相關視頻：講故事的力量 | 安德烈吉布斯，TED 演講
我們確實知道其他一些事件背後的事實。
船級社的誕生、普利姆索爾線的發明、SOLAS 的創建、直升機救援游泳者計劃、Gumby 套裝指令和OPA90（僅舉幾個保護海員的進步）都有一個共同點。
大多數人說共同點是生命的損失，他們說今天的安全規定是用過去海員的鮮血寫成的。這不是真的。直到今天，我們幾乎每週都會損失一艘船，甚至很少有人被調查。他們怎麼會考慮到我們收集的VDR 黑匣子錄音不到 30% ？
事件不會導致監管變化。
調查性新聞+行業合作=政治意願=變革
船級社從公眾集會中誕生。載重線是強制性的，因為艦隊街開始調查丟失的船隻，並為塞繆爾·普利姆索爾提供了與議會中強大的船東國會議員對抗所需的所有墨水。SOLAS 不是因為泰坦尼克號沉沒而創建的，而是因為像歐內斯特·海明威這樣的偉大記者追隨金錢並發表了圖片標題。雙殼油輪沒有被強制執行，因為埃克森瓦爾迪茲號撞上了岩石，他們被強制執行是因為Intertanko明白媒體在清理之前不會休息。
我們知道這是真的，因為即使是很小的事故也會對海員的安全產生很大的影響。1980 年，SS Poet 號沉沒，34 名海員在海上失踪。它幾乎沒有被調查，也沒有改變任何法律。然後在 1983 年 2 月 12 日，一艘類似的船Marine Electric因同樣的原因沉沒，但這次費城問詢報給了羅伯特·弗朗普一個完整的調查小組，並花費了數十萬美元研究此案。結果迫使美國海岸警衛隊推動變革。該救生員程序和救生服的任務是問詢努力的直接結果。
馬士基和國際海事組織
了解影響力，報導真相，講述海員的故事是在海上獲得基本人權的關鍵，但馬士基和國際海事組織都不會在新聞業上花錢，因為他們知道在這里花的錢會花在報導的記者身上。真相。整個真相。整個骯髒不舒服的真相。
了解和報導這一事實是海事新聞機構的工作，但這樣做的成本很高。不僅僅是我們。馬士基用於支持 Splash 24/7 的預算不到 0.001%。Tradewinds、Maritime Executive、The Shipping Podcast、FreightWaves、TheLoadstar以及諸如Frank Coles、Rachel Slade、Ally Cedeno和Sal Mercogliano等無數其他媒體都在發布真相。很少有海事新聞機構有資金深入調查這些問題。請問有多少人被邀請到 IMO 談論他們的發現？
你知道誰花錢支持海事新聞嗎？五角大樓。他們知道權力和影響力的秘密。
如果我們想幫助海員，我們不能依賴 MARAD、IMO 或馬士基。我們必須推動他們說真話，支持願意支持行業本身和希望獲得基本人權的海員的記者。我們需要馬士基停止抹殺歷史並開始投資航運業的第四產業。

為了真理，我決不沉默

我讀了教廷國務卿帕羅林樞機（Cardinal Parolin）10月3日在米蘭發表的講話。真令人噁心！他當然不愚蠢也不無知，他就是睜著眼睛講了一大堆謊言。

最令人反感的是他對受人尊敬的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的侮辱，說他曾同意那個教廷在兩年前和中共簽署的協議，因為他知道我們最寬容、最溫柔的本篤肯定不會出來否認。而「無辜」的雷若翰樞機（Cardinal Giovanni Battista Re）再次被利用來支持尊貴的國務卿的虛假言論，也是十分荒謬和對他不恭。

帕羅林知道自己在撒謊，他知道我知道他是個騙子，他知道我會告訴所有人他是個騙子。他除了厚顏無恥，還膽大妄為。其實現在他還有甚麼事不敢做呢？我想他甚至不會害怕面對自己的良心。

我更恐怕他甚至沒有信仰。我有此印象是源於帕羅林, 那時已是國務卿，在紀念卡薩羅尼樞機（Cardinal Casaroli）的演講中，讚揚他成功地在歐洲共產國家建立教會聖統制時說：「當我們尋找主教人選時，我們是在尋找牧者，不是像羅馬鬥獸場的角鬥士，不是那些逢政府必反對的人，不是那些喜歡在政治舞台上出風頭的人。」

我寫信給他，問他是否有意這樣形容維辛斯基樞機（Cardinal Wyszynski）、敏真諦樞機（Cardinal Mindszenty）、貝蘭樞機（Cardinal Beran）？他的回答沒有否認，只是說：如果我說的話讓任何人不高興，那麼對不起。一個鄙視信仰英雄的人是沒有信仰的！

歷史

讓我們看看帕羅林如何總結歷史。

一開始便循例地提到利瑪竇（Matteo Ricci），利氏似乎成了中國教會傳教史上最非凡的人物，我卻不敢苟同，許多在人民中間傳福音的傳教士，都同樣令人欽佩（我當然並不否認對自己在上海接受耶穌會士傳授的信仰而感到自豪）。

帕羅林將嘗試對話的大功追溯到教宗比約十二世。幸好，他指出比約十二世終於放棄了這一嘗試，卻又補充說：『這造成的「互不信任」，標誌著後來的歷史。』

這似乎是說「不信任」導致了隨後三十年的整段歷史！歷史可以這樣一筆帶過嗎？是不是忘記了全部傳教士被公審，被譴責為帝國主義者、中國人民的壓迫者，甚至殺人犯之後，被驅逐？宗座代表也被驅逐，許多主教在獄中多年後被逐離！

他們驅逐了「帝國主義壓迫者」就來對付被壓迫者、基督徒和中國神職人員，他們的罪狀就是不肯背棄從那些「壓迫者」學到的宗教！

教會的一半人立即被關進了監獄和勞改營。想想那些年輕的聖母軍成員，他們十幾歲便進了監獄，（除了在牢獄中去世者）獲釋時都四十來歲了。

教會的另一半人終於也被關進了監獄，但他們是在文化大革命被紅衛兵折磨後才下獄的。然後是沉默的十年。

你說我們不懂得忘記過去的苦難嗎？我個人沒有遭受任何苦難（我自1948年起便一直在香港），但我的家人和修會兄弟都吃過苦。

教會不是說該淨化記憶？當然原諒過去所受委屈是要的！但也要忘掉歷史？歷史不是「人生的老師」嗎？

帕羅林提到埃切加雷樞機（Cardinal Echegaray）開始了「起起落落中」的一段新道路。對於認識他的人來說，埃切加雷是一位極度樂觀主義者。他非常熱愛中國，但很少人知道共產黨如何對待了這位老朋友。他在一個不幸的時刻拜訪他們（逢到那場反對宣聖中華殉道者的運動），他接受了一個小時的辱罵和羞辱（宗座外方傳教會一位神父見證了這件事實，他還健在）。

這條「起起落落」的道路其實是一條直線，從未改變！在帕羅林之前擔任談判代表的克勞迪奧．切利蒙席（Monsignor Claudio Celli）抱怨說，中方代表不是來進行談判，他們祇是像錄音機一樣重覆：「簽協議啦！」

今天，切利總主教對在中國的獨立教會的神職只有一個經常用的詞：同情。然而，真正的同情必須是讓奴隸擺脫奴役，而不是鼓勵他們好好地做奴隸。

教廷的東方政策

沒錯，與共產黨的對話從很久以前已經開始。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主持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已有來自共產國家的主教代表出席。教宗保祿六世隨後派卡薩羅尼蒙席到那些國家，在那裡重建聖統制。

（正如卡薩羅尼說）那是在黑暗中摸索的工作，因為對實際情況一無所知。聖統制？傀儡主教像政府官員多於羊群的牧者。但是，在那些基督宗教歷史悠久的國家，他們不會表現得太差（我兩年前到了布達佩斯、布拉迪斯拉發和布拉格去了解他們的一些歷史）。

對話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教宗本篤任內繼續進行，但這個通常被稱為「東方政策」（Ostpolitik）的策略產生了甚麼結果？

且看摘自《本篤十六世──最後的談話》（Benedetto XVI – Ultime Conversazioni，第161-162頁）

〔伯多祿．塞瓦爾德（Peter Seewald）〕問道：「你有否贊同及支持過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東方政策？』」

本篤回答說：「我們有談論過。很明顯，卡薩羅尼樞機所執行的政策，雖然目的良好，但事實上是失敗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新方針是來自他親身和那些政權交手所得的經驗。

當然，那時誰也想不到（歐洲的）共產黨會這麼快倒台，但很明顯的（教會面對那些政權）不應該妥協和讓步，但要強力對抗到底。這是若望保祿二世基本的看法，我也同意。」

東方政策在中國的應用

教宗本篤在2007年的牧函中明確指出了每個對話必須持守的原則，那就是不能不惜一切代價來達至成果，因為好的成果取決於雙方的意願。

「與合法的政權持續衝突並不能解決現存的問題。但同時，當政權不恰當地干涉教會的信仰和教律時，我們亦不能就此屈從。」（第一部份，第四章的末段）

教宗方濟各在指導對話的必須原則上也很明確。在韓國舉行的亞洲青年節之時，他告訴聚集在當地的亞洲主教們：「對話有兩個條件，首先要忠於自己的本質（不能放棄我們的教會學和基本紀律），其次是有必要敞開心扉來傾聽。」

連續性？

可惜，實際上，本篤和方濟各之間並沒有連續性，連續的是一個人──帕羅林。

在我的書《為了熙雍，我決不沉默》中，我講述了梵蒂岡內的一個權力集團在與北京政府解決問題時，如何偏離教宗本篤的主張。

有人會問：一位以堅韌聞名的教宗（他們甚至給他起綽號為「天主的洛威拿」）會容忍這種事？是的，教宗本篤是世界上最溫和、最害羞的人，很不情願施用他的職權。

有一天，我這個大罪人噘著嘴對他說：『你叫我協助你關心中國教會的事務，「那些人」都不聽你的話，你又不干涉，那要我做甚麼？貝爾托內（Bertone）也不幫我，為甚麼？」他回答說：「有時候你不想得罪任何人嘛。」他指的是時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迪亞斯樞機（Cardinal Dias），以及與北京談判的教廷代表帕羅林蒙席，兩人都熱衷於東方政策。

有人或會說，我把私下的談話透露出來，會令相關人士感到尷尬。是的。不過我認為，讓無辜的教宗承擔批准一個壞協議的責任更是嚴重。

令人奇怪的是，在唐高樞機（Cardinal Tomko）擔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期間，（非正式）談判的代表會向定期的秘密會議的成員報告談判的進展情況。當教宗本篤成立了一個頗有規模的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後，委員們反而被蒙在鼓裡。

在2010年間，有傳言說協議已經準備就緒。但到了某個時候，忽然一切都靜下來。帕羅林被派往委內瑞拉，由巴列斯特雷羅（Ballestrero）取代其位。韓大輝甚至在迪亞斯樞機退休之前，便加入了萬民福音傳播部。從這一切可以推測，教宗本篤在最後一刻否決了協議，並改變了談判方針。

當教宗方濟各從委內瑞拉召回帕羅林並任命他為國務卿，帕羅林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無聲無色地消失，而對中國的東方政策很快便大門洞開了。與敵人對話，有的；但在我們之間卻沒有！教宗方濟各顯然將中國教會的事務完全交給了他的國務卿。

對東方政策說「不」的本篤，跟對東方政策說「好」的方濟各，兩人之間是沒有連續性。帕羅林辦東方政策是連續的：以前，他沒有跟隨本篤的方針；現在，方濟各跟隨他行事。

有人會問我：你說帕羅林操縱教宗？是的，我不知道為何教宗允許自己被操縱，但有證據令我相信這一點，使我批評教廷時沒有那麼猶疑和痛苦。

在讓七個被絕罰「主教」合法及地下團體兩位合法主教被要求辭職的過程中，韓大輝總主教獲教宗接見。教宗說了三句話：「這樣做不好」，「為什麼他們沒有與我一起討論？」，「我會關注這事」。

後來，在教宗方濟各接見我的時候，我問他是否有機會關注這個問題？他立即回答：「有，我告訴了他們（教廷的高官）不要製造另一個敏真諦事件！」（不幸的是，事情的發展正如敏真諦樞機的情況一樣。兩位主教被迫把自己的權柄交給兩個不堪當的人。）

從梵蒂岡出來的決定都是來自帕羅林（顯然得到了教宗的同意）！

協議的效果

你為何會說協議不好？沒有看過協議文本，尤其是中文版的文本，我根本無法做出任何判斷。不過，尊貴的帕羅林本人和他的黨羽經常說，一個壞協議總比沒有協議好。我身為倫理科的老師，我無法理解。我一直教導他人，即使有良好意願也不能做邪惡之事。

– 他們說：協議是好的，中國共產黨終於承認教宗是天主教的最高領袖。如果我沒有看到文本，我不會相信。

– 教宗將擁有否決權！如果我沒有看到文本，我不會相信。即使假設他有此權力，他可以毫不尷尬地行使多少次呢？

– 有了協議就不會再有非法主教！極權政權可以信任嗎？你忘了與拿破崙達成的契約嗎？你忘了與納粹政府達成的協定嗎？

– 如果梵蒂岡如過去一樣，時時讓步，那麼合法的主教不一定是堪當的主教。在中國的獨立教會現在到處都是「投機主義的」主教，這些人把自己出賣給政府以謀求權力和財富。

– 如果這七個被絕罰而現在合法了的是將來的主教樣板，那末要天主救救我們了。他們的行為改變了嗎？他們有任何悔改的跡象嗎？有感謝教宗給予的寬恕？有公開承諾尊重教會的教義和紀律？你看到的，是他們四處高唱凱歌：我們靠向政府是明智的選擇！

特別令人憤慨的是兩位被迫讓位給被絕罰者的合法主教所遭受的待遇。汕頭教區現在合法的黃炳章得到「勝利」後，來到被免職者（莊建堅主教）的教堂舉行大型慶祝活動。他的神職人員和許多信徒乘坐一輛一輛的旅遊車前來，莊主教的神父和信眾卻不准參加（公安維持秩序）。他們要莊主教共祭，從而羞辱他。不過，這位老主教有清晰的頭腦，他說：「你結婚，你會慶祝，但我是被迫與我的教區離婚，有甚麼好慶祝的？」，之後便離開了。

閩東教區郭希錦主教帶領的非官方團體內神父和教友比他的競爭者多得很多。他服從梵蒂岡的指示，讓位給被絕罰者，並成為他的輔理。可是，大家都看到了他們如何使他的生活難以為繼，所以他能做的就是辭職（這幾天的新聞）。

教會終於合一了嗎？兩個教會團體修好了嗎？僅僅因為教宗祝福了這可悲的情況，敵人的勝利，教會的生活就算正常化了嗎？

所有主教都合法了，卻在一個客觀上是分裂的教會中，這樣算好嗎？進步了嗎？這是開始了一個甚麼樣的旅程？

尊貴的樞機大人似乎很謙虛地說，協議的成果並不特別令人興奮，這顯然是「輕描淡寫」，而我會說這簡直是災難。

最後一幕：每個人都要參與裂教！

這場悲劇的最後一幕是更加災難性和更加殘酷：去年6月底的一個文件。由「教廷」發布的〈聖座關於中國神職人員民事登記的牧靈指導〉，沒有標明部門，也沒有人簽名（眾所周知，這是帕羅林的傑作）。每個人都被邀請加入愛國會，即獨立的教會。真正的教會壽終正寢！

一些「地下」團體，由主教和神父帶領，很高興終於能夠安心地去除作為「非法」的負擔。但當他們進入鳥籠時，鳥籠內的老住客當然嘲笑他們：「我們一直都說……」。但許多人一生抵制政權，堅守真正信仰（他們的家庭中有許多殉道者），現在竟獲那「聖」座的邀請去投降！？困惑、失望和甚至感到被出賣而忿怒。（有人敢說他們的不對嗎？）

該文件確實也說了，如果他們不想這樣做，教廷「尊重」他們的良心。不過，實際的效果是一樣的：他們將不再有自己的教堂，不能再在私人住宅中為教友開彌撒，教廷也不會再給他們任命主教了。他們只能在地下墓穴中活出信仰，等待美好日子的來臨。

總體情況

在此期間發生了許多事情，我不說是「因了那協議」而發生，但肯定是「儘管達成了協議」沒有使那些事不發生：顯著加劇的迫害、持續逼非官方團體消失、嚴格執行曾一度放寬的規定，如禁止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進入教堂和參加宗教活動。「中國化」並不是我們所指的「本地化」。它是共產黨的宗教：首要的神是國家、黨、黨的領導人。

尊貴的樞機大人怎麼能說這一切都與協議無關？生命可以割成碎片嗎？

實際上，樞機大人也將該協議與國際和平及解決緊張局勢聯繫在一起。然而，為了維護協議，教廷似乎對共產黨對中國人民造成的所有不公義視而不見。

至於香港？

隨著國家安全法的實施，香港也已變成了極權政權之下的一個城市。，在警察殘酷暴力的威脅下公民喪失了所有權利，包括表達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權利。

他們既沒有明確否認香港的自治地位，該協議本不該涉及香港。可是我們聽說，要成為香港主教，必須有北京的祝福！

天主，拯救我們脫離強大的敵人的掌握！

願玫瑰聖母保護我們免受任何危害！



註：今天（10月7日）是常年期第27周的星期三，彌撒的讀經一（迦拉達書2：1-2，7-14）鼓勵我把這篇文章放在我的博客上。

https://oldyosef.hkdavc.com/?p=1593

為了真理，我決不沉默
我讀了教廷國務卿帕羅林樞機（Cardinal Parolin）10月3日在米蘭發表的講話。真令人噁心！他當然不愚蠢也不無知，他就是睜著眼睛講了一大堆謊言。
最令人反感的是他對受人尊敬的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的侮辱，說他曾同意那個教廷在兩年前和中共簽署的協議，因為他知道我們最寬容、最溫柔的本篤肯定不會出來否認。而「無辜」的雷若翰樞機（Cardinal Giovanni Battista Re）再次被利用來支持尊貴的國務卿的虛假言論，也是十分荒謬和對他不恭。
帕羅林知道自己在撒謊，他知道我知道他是個騙子，他知道我會告訴所有人他是個騙子。他除了厚顏無恥，還膽大妄為。其實現在他還有甚麼事不敢做呢？我想他甚至不會害怕面對自己的良心。
我更恐怕他甚至沒有信仰。我有此印象是源於帕羅林, 那時已是國務卿，在紀念卡薩羅尼樞機（Cardinal Casaroli）的演講中，讚揚他成功地在歐洲共產國家建立教會聖統制時說：「當我們尋找主教人選時，我們是在尋找牧者，不是像羅馬鬥獸場的角鬥士，不是那些逢政府必反對的人，不是那些喜歡在政治舞台上出風頭的人。」
我寫信給他，問他是否有意這樣形容維辛斯基樞機（Cardinal Wyszynski）、敏真諦樞機（Cardinal Mindszenty）、貝蘭樞機（Cardinal Beran）？他的回答沒有否認，只是說：如果我說的話讓任何人不高興，那麼對不起。一個鄙視信仰英雄的人是沒有信仰的！
歷史
讓我們看看帕羅林如何總結歷史。
一開始便循例地提到利瑪竇（Matteo Ricci），利氏似乎成了中國教會傳教史上最非凡的人物，我卻不敢苟同，許多在人民中間傳福音的傳教士，都同樣令人欽佩（我當然並不否認對自己在上海接受耶穌會士傳授的信仰而感到自豪）。
帕羅林將嘗試對話的大功追溯到教宗比約十二世。幸好，他指出比約十二世終於放棄了這一嘗試，卻又補充說：『這造成的「互不信任」，標誌著後來的歷史。』
這似乎是說「不信任」導致了隨後三十年的整段歷史！歷史可以這樣一筆帶過嗎？是不是忘記了全部傳教士被公審，被譴責為帝國主義者、中國人民的壓迫者，甚至殺人犯之後，被驅逐？宗座代表也被驅逐，許多主教在獄中多年後被逐離！
他們驅逐了「帝國主義壓迫者」就來對付被壓迫者、基督徒和中國神職人員，他們的罪狀就是不肯背棄從那些「壓迫者」學到的宗教！
教會的一半人立即被關進了監獄和勞改營。想想那些年輕的聖母軍成員，他們十幾歲便進了監獄，（除了在牢獄中去世者）獲釋時都四十來歲了。
教會的另一半人終於也被關進了監獄，但他們是在文化大革命被紅衛兵折磨後才下獄的。然後是沉默的十年。
你說我們不懂得忘記過去的苦難嗎？我個人沒有遭受任何苦難（我自1948年起便一直在香港），但我的家人和修會兄弟都吃過苦。
教會不是說該淨化記憶？當然原諒過去所受委屈是要的！但也要忘掉歷史？歷史不是「人生的老師」嗎？
帕羅林提到埃切加雷樞機（Cardinal Echegaray）開始了「起起落落中」的一段新道路。對於認識他的人來說，埃切加雷是一位極度樂觀主義者。他非常熱愛中國，但很少人知道共產黨如何對待了這位老朋友。他在一個不幸的時刻拜訪他們（逢到那場反對宣聖中華殉道者的運動），他接受了一個小時的辱罵和羞辱（宗座外方傳教會一位神父見證了這件事實，他還健在）。
這條「起起落落」的道路其實是一條直線，從未改變！在帕羅林之前擔任談判代表的克勞迪奧．切利蒙席（Monsignor Claudio Celli）抱怨說，中方代表不是來進行談判，他們祇是像錄音機一樣重覆：「簽協議啦！」
今天，切利總主教對在中國的獨立教會的神職只有一個經常用的詞：同情。然而，真正的同情必須是讓奴隸擺脫奴役，而不是鼓勵他們好好地做奴隸。
教廷的東方政策
沒錯，與共產黨的對話從很久以前已經開始。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主持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已有來自共產國家的主教代表出席。教宗保祿六世隨後派卡薩羅尼蒙席到那些國家，在那裡重建聖統制。
（正如卡薩羅尼說）那是在黑暗中摸索的工作，因為對實際情況一無所知。聖統制？傀儡主教像政府官員多於羊群的牧者。但是，在那些基督宗教歷史悠久的國家，他們不會表現得太差（我兩年前到了布達佩斯、布拉迪斯拉發和布拉格去了解他們的一些歷史）。
對話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教宗本篤任內繼續進行，但這個通常被稱為「東方政策」（Ostpolitik）的策略產生了甚麼結果？
且看摘自《本篤十六世──最後的談話》（Benedetto XVI – Ultime Conversazioni，第161-162頁）
〔伯多祿．塞瓦爾德（Peter Seewald）〕問道：「你有否贊同及支持過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東方政策？』」
本篤回答說：「我們有談論過。很明顯，卡薩羅尼樞機所執行的政策，雖然目的良好，但事實上是失敗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新方針是來自他親身和那些政權交手所得的經驗。
當然，那時誰也想不到（歐洲的）共產黨會這麼快倒台，但很明顯的（教會面對那些政權）不應該妥協和讓步，但要強力對抗到底。這是若望保祿二世基本的看法，我也同意。」
東方政策在中國的應用
教宗本篤在2007年的牧函中明確指出了每個對話必須持守的原則，那就是不能不惜一切代價來達至成果，因為好的成果取決於雙方的意願。
「與合法的政權持續衝突並不能解決現存的問題。但同時，當政權不恰當地干涉教會的信仰和教律時，我們亦不能就此屈從。」（第一部份，第四章的末段）
教宗方濟各在指導對話的必須原則上也很明確。在韓國舉行的亞洲青年節之時，他告訴聚集在當地的亞洲主教們：「對話有兩個條件，首先要忠於自己的本質（不能放棄我們的教會學和基本紀律），其次是有必要敞開心扉來傾聽。」
連續性？
可惜，實際上，本篤和方濟各之間並沒有連續性，連續的是一個人──帕羅林。
在我的書《為了熙雍，我決不沉默》中，我講述了梵蒂岡內的一個權力集團在與北京政府解決問題時，如何偏離教宗本篤的主張。
有人會問：一位以堅韌聞名的教宗（他們甚至給他起綽號為「天主的洛威拿」）會容忍這種事？是的，教宗本篤是世界上最溫和、最害羞的人，很不情願施用他的職權。
有一天，我這個大罪人噘著嘴對他說：『你叫我協助你關心中國教會的事務，「那些人」都不聽你的話，你又不干涉，那要我做甚麼？貝爾托內（Bertone）也不幫我，為甚麼？」他回答說：「有時候你不想得罪任何人嘛。」他指的是時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迪亞斯樞機（Cardinal Dias），以及與北京談判的教廷代表帕羅林蒙席，兩人都熱衷於東方政策。
有人或會說，我把私下的談話透露出來，會令相關人士感到尷尬。是的。不過我認為，讓無辜的教宗承擔批准一個壞協議的責任更是嚴重。
令人奇怪的是，在唐高樞機（Cardinal Tomko）擔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期間，（非正式）談判的代表會向定期的秘密會議的成員報告談判的進展情況。當教宗本篤成立了一個頗有規模的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後，委員們反而被蒙在鼓裡。
在2010年間，有傳言說協議已經準備就緒。但到了某個時候，忽然一切都靜下來。帕羅林被派往委內瑞拉，由巴列斯特雷羅（Ballestrero）取代其位。韓大輝甚至在迪亞斯樞機退休之前，便加入了萬民福音傳播部。從這一切可以推測，教宗本篤在最後一刻否決了協議，並改變了談判方針。
當教宗方濟各從委內瑞拉召回帕羅林並任命他為國務卿，帕羅林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無聲無色地消失，而對中國的東方政策很快便大門洞開了。與敵人對話，有的；但在我們之間卻沒有！教宗方濟各顯然將中國教會的事務完全交給了他的國務卿。
對東方政策說「不」的本篤，跟對東方政策說「好」的方濟各，兩人之間是沒有連續性。帕羅林辦東方政策是連續的：以前，他沒有跟隨本篤的方針；現在，方濟各跟隨他行事。
有人會問我：你說帕羅林操縱教宗？是的，我不知道為何教宗允許自己被操縱，但有證據令我相信這一點，使我批評教廷時沒有那麼猶疑和痛苦。
在讓七個被絕罰「主教」合法及地下團體兩位合法主教被要求辭職的過程中，韓大輝總主教獲教宗接見。教宗說了三句話：「這樣做不好」，「為什麼他們沒有與我一起討論？」，「我會關注這事」。
後來，在教宗方濟各接見我的時候，我問他是否有機會關注這個問題？他立即回答：「有，我告訴了他們（教廷的高官）不要製造另一個敏真諦事件！」（不幸的是，事情的發展正如敏真諦樞機的情況一樣。兩位主教被迫把自己的權柄交給兩個不堪當的人。）
從梵蒂岡出來的決定都是來自帕羅林（顯然得到了教宗的同意）！
協議的效果
你為何會說協議不好？沒有看過協議文本，尤其是中文版的文本，我根本無法做出任何判斷。不過，尊貴的帕羅林本人和他的黨羽經常說，一個壞協議總比沒有協議好。我身為倫理科的老師，我無法理解。我一直教導他人，即使有良好意願也不能做邪惡之事。
– 他們說：協議是好的，中國共產黨終於承認教宗是天主教的最高領袖。如果我沒有看到文本，我不會相信。
– 教宗將擁有否決權！如果我沒有看到文本，我不會相信。即使假設他有此權力，他可以毫不尷尬地行使多少次呢？
– 有了協議就不會再有非法主教！極權政權可以信任嗎？你忘了與拿破崙達成的契約嗎？你忘了與納粹政府達成的協定嗎？
– 如果梵蒂岡如過去一樣，時時讓步，那麼合法的主教不一定是堪當的主教。在中國的獨立教會現在到處都是「投機主義的」主教，這些人把自己出賣給政府以謀求權力和財富。
– 如果這七個被絕罰而現在合法了的是將來的主教樣板，那末要天主救救我們了。他們的行為改變了嗎？他們有任何悔改的跡象嗎？有感謝教宗給予的寬恕？有公開承諾尊重教會的教義和紀律？你看到的，是他們四處高唱凱歌：我們靠向政府是明智的選擇！
特別令人憤慨的是兩位被迫讓位給被絕罰者的合法主教所遭受的待遇。汕頭教區現在合法的黃炳章得到「勝利」後，來到被免職者（莊建堅主教）的教堂舉行大型慶祝活動。他的神職人員和許多信徒乘坐一輛一輛的旅遊車前來，莊主教的神父和信眾卻不准參加（公安維持秩序）。他們要莊主教共祭，從而羞辱他。不過，這位老主教有清晰的頭腦，他說：「你結婚，你會慶祝，但我是被迫與我的教區離婚，有甚麼好慶祝的？」，之後便離開了。
閩東教區郭希錦主教帶領的非官方團體內神父和教友比他的競爭者多得很多。他服從梵蒂岡的指示，讓位給被絕罰者，並成為他的輔理。可是，大家都看到了他們如何使他的生活難以為繼，所以他能做的就是辭職（這幾天的新聞）。
教會終於合一了嗎？兩個教會團體修好了嗎？僅僅因為教宗祝福了這可悲的情況，敵人的勝利，教會的生活就算正常化了嗎？
所有主教都合法了，卻在一個客觀上是分裂的教會中，這樣算好嗎？進步了嗎？這是開始了一個甚麼樣的旅程？
尊貴的樞機大人似乎很謙虛地說，協議的成果並不特別令人興奮，這顯然是「輕描淡寫」，而我會說這簡直是災難。
最後一幕：每個人都要參與裂教！
這場悲劇的最後一幕是更加災難性和更加殘酷：去年6月底的一個文件。由「教廷」發布的〈聖座關於中國神職人員民事登記的牧靈指導〉，沒有標明部門，也沒有人簽名（眾所周知，這是帕羅林的傑作）。每個人都被邀請加入愛國會，即獨立的教會。真正的教會壽終正寢！
一些「地下」團體，由主教和神父帶領，很高興終於能夠安心地去除作為「非法」的負擔。但當他們進入鳥籠時，鳥籠內的老住客當然嘲笑他們：「我們一直都說……」。但許多人一生抵制政權，堅守真正信仰（他們的家庭中有許多殉道者），現在竟獲那「聖」座的邀請去投降！？困惑、失望和甚至感到被出賣而忿怒。（有人敢說他們的不對嗎？）
該文件確實也說了，如果他們不想這樣做，教廷「尊重」他們的良心。不過，實際的效果是一樣的：他們將不再有自己的教堂，不能再在私人住宅中為教友開彌撒，教廷也不會再給他們任命主教了。他們只能在地下墓穴中活出信仰，等待美好日子的來臨。
總體情況
在此期間發生了許多事情，我不說是「因了那協議」而發生，但肯定是「儘管達成了協議」沒有使那些事不發生：顯著加劇的迫害、持續逼非官方團體消失、嚴格執行曾一度放寬的規定，如禁止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進入教堂和參加宗教活動。「中國化」並不是我們所指的「本地化」。它是共產黨的宗教：首要的神是國家、黨、黨的領導人。
尊貴的樞機大人怎麼能說這一切都與協議無關？生命可以割成碎片嗎？
實際上，樞機大人也將該協議與國際和平及解決緊張局勢聯繫在一起。然而，為了維護協議，教廷似乎對共產黨對中國人民造成的所有不公義視而不見。
至於香港？
隨著國家安全法的實施，香港也已變成了極權政權之下的一個城市。，在警察殘酷暴力的威脅下公民喪失了所有權利，包括表達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權利。
他們既沒有明確否認香港的自治地位，該協議本不該涉及香港。可是我們聽說，要成為香港主教，必須有北京的祝福！
天主，拯救我們脫離強大的敵人的掌握！
願玫瑰聖母保護我們免受任何危害！
註：今天（10月7日）是常年期第27周的星期三，彌撒的讀經一（迦拉達書2：1-2，7-14）鼓勵我把這篇文章放在我的博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