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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鐘閱讀：向極權主義邁進
當錯誤的代價由別人承擔
這個星期我會介紹一本書，今天先談談書作者、美國經濟學家湯馬斯‧索爾在書中的一句話：
「當錯誤的代價由別人承擔時，犯錯是容易的，堅持錯誤也很容易。」

湯馬斯‧索爾（Thomas Sowell）生於1930年，是當代美國經濟學家、社會理論家、政治哲學家。

1930年出生在紐約哈林區黑人家庭。高中時因家境輟學，之後被徵召參與韓戰。退伍後憑著自學，先後畢業於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並在芝加哥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除了經濟議題之外，他經常針對國家的角色、種族問題等主題發表文章，著書20餘種，他最重要的作品，則公認是《知識份子與社會》。

這裡引用書中的這句話，適用於社會普遍的職業。不論做什麼工作，任何人都會犯錯。阻止人們犯錯的主要原因，就是做錯了要承擔後果，要付出代價。因此而促使人們做事謹慎。常見的職場現象，是人們做錯了會把犯錯的責任推卸給別人或下屬。而好的領導者就會主動承擔下屬做錯的責任，即使他對錯誤並不知情。

如果一個人做錯了事而不須承擔責任的話，他就不會謹慎從事，就會輕易犯錯，而且不會承認過錯，反而堅持錯誤，持續犯錯。這樣，對工作，對社會，都會造成越趨嚴重的後果。

但索爾上述這句話所指的，不是一般人，而是被稱為知識分子的特定的人，包括著名的學者、作家、意見領袖等等對社會的發展有實質影響的人。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他形容知識分子往往就是一些對造成社會傷害而不須負責的人。
《新聞守護者》的原型
不久前有一部電影《Mr. Jones》上映，中文名譯作《新聞守護者》，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

加雷士．鍾斯（Gareth Jones）是1932年首次實地採訪報道蘇聯烏克蘭大饑荒實況的英國記者。他的報道被當時西方媒體和政界指為無中生有，《紐約時報》莫斯科分社社長華特．杜蘭迪（Walter Duranty），知道真相卻發表文章暗示鍾斯是一個騙子：「這裡沒有饑荒，也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情。」杜蘭迪被蘇聯和知識界奉為座上賓，並獲得了普立茲獎。杜蘭迪更連結其他同行一起打壓抹黑鍾斯。西方知識界認為蘇聯縱有不足，但在追求平等的偉大理想下也要給它時間。西方政界基於必須與蘇聯打交道，一廂情願地相信蘇聯的宣傳。鍾斯的報道被掩蓋在一片歲月靜好之中，受到西方主流社會和媒體杯葛，只能在非主流媒體刊登。但報導真相帶來的後果是，他在1935年前往中國東北採訪時遭到懷疑是蘇聯特務所暗殺。

掩蓋真相的杜蘭迪就活到1957年73歲，他的普立茲獎一直沒有被取消，儘管蘇聯的暴政和烏克蘭大飢荒的真實存在已在西方廣泛報道。直到1990年，《紐約時報》才承認杜蘭迪發表的否認饑荒的文章是「本報史上最糟糕的報道之一」。然而，普立茲委員會拒絕收回給予杜蘭迪的獎項。 ——這個真實且諷刺的故事，就是電影《新聞守護者》的原型。
知識分子的禍害
索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一書中，用大量事實，批判知識分子在兩個世紀以來，以他們不須負責的言論引導社會，而造成的禍害。他認為，「人類絕大多數的災難，恰恰是由這些自以為最聰明的群體造成的。」

知識份子指的是產製觀點的人，而一旦知識份子所產製的觀點，由他們身旁另一大群人士加以向外傳播——這些人士包括教授、老師、作家、記者、官員議員及其助理或其他「知識界」（intelligentsia）成員等，便會對社會產生巨大、甚至關鍵的影響。

他認為，要列出知識份子的貢獻有點難，但要舉出這群人從過去到現在對社會的破壞，就容易多了。許多人為災害——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歐洲獨裁政權的興起，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延長，甚至當今校園內缺乏言論自由、只容許知識份子主流意見的情形，這些災害背後都有難辭其咎的知識份子。

但現實與知識分子的斷言往往有很大差距。例如，在槍枝管控議題上，知識份子常認為「槍枝管控鬆散，導致殺人犯罪率增加」。因此美國殺人犯罪率高的原因，就是槍枝管控鬆散。可是統計數字顯示：
巴西、俄羅斯的槍枝管控比美國更嚴格，殺人犯罪率也比美國更高；德國、比利時、法國不禁槍，殺人犯罪率卻低於禁槍的盧森堡；墨西哥人民擁槍率低於美國，殺人犯罪率遠高於美國；20世紀初英國不禁槍，二戰後開始管控槍枝，殺人犯罪率於1963年躍升為20世紀初的2倍；1960、1970年代美國殺人犯罪率持續竄高，1990年代大幅下降，同一時間區段內，私人擁槍率一直成長，可見槍枝管制與殺人犯罪率之間沒有關連。

但最早讓鍾斯的故事廣為人知的，不是這部電影，而是湯馬斯‧索爾於2010年出版的一本書。《知識份子與社會》出版後，波蘭女導演阿格涅絲卡·霍蘭（Agnieszka Holland）才將這件事改編成電影。
人類左傾的代表
索爾的文筆優美且犀利。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中，記述了比電影更精彩的故事，堪稱「20世紀知識份子的翻車史」：
1930年代，大作家蕭伯納、羅曼‧羅蘭訪問蘇聯後，為史太林唱讚歌；存在主義哲學大師沙特考察納粹德國後，評價希特勒統治的第三帝國 「和法國差不多」，此時，猶太人已經被關進了集中營；二戰前夕，哲學家羅素極力推動英國單方面裁軍、削減軍備；左派理論大師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曾為赤柬辯護…… 。索爾得出的一個結論是——知識份子有一種讓人驚訝的特權，就是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極度愚蠢。

知識份子，通常被大眾視為「智力超群、富有擔當」的群體。但是，許多大名鼎鼎的知識份子，為什麼會在人類命運的關鍵時刻「全軍覆沒」、甚至判斷力還不如常人呢？

原因是知識分子有左傾的淵源，又或者追求平等是人類的驕傲，是人類的天性。 任何人從出生開始，不用接受任何理論教育，都會自然而然產生左派的烏托邦的平等構想：妄想知曉和掌控一切事物，期待盡善盡美的社會制度，渴望無微不至的保障……。

要克服這種天然的左派衝動，幾乎一定要經過「從左到右」的觀念轉變，養成消極的政治觀——對世界保持謙卑、審慎，對人性保持警惕、悲憫，從而接受「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場」的右派價值觀。 但是，知識份子作為掌握專門知識的群體，本身又擅長表達、傳播觀點，於是在他們身上，人的驕傲往往就來得更強烈、更明顯，不易改變。 即便有左派哲學的加持，知識份子的左傾在每一個時代都沒有什麼新意。
向極權主義邁進
知識份子的研究通常是制度和環境，他們迷信「制度和環境」， 輕視世俗的「觀念和民情」。 因為迷信制度，他們拒絕相信「民主國家也可能發生選舉舞弊」、 「自由媒體也可能不公正」。他們固執的相信，一個國家只要有了人民的民主權利、三權分立，制衡權力的法治就會水到渠成、永不褪色，人民自然就會趨善避惡、永享太平。

因為輕視觀念，知識份子只反對看得見的極權制度，卻對產生極權的觀念和民情視而不見。他們認為「適當比例的財富再分配」以實現平等， 「有利於形成互助互愛的社會氛圍」。這些觀念因知識分子的傳播而造就民情，正挑戰私有產權的倫理，也不斷擴大政府管理權力而不再是「有限政府」。私有產權和有限政府不斷向社會和權力妥協的後果，就是向極權主義邁進。

由於輕視觀念的後果，左派知識份子在傳播可能有害的觀念時，可以毫無顧忌。在觀念的後果產生後，他們也心安理得。

一個醫生如果出現嚴重誤診，一個工程師的設計如果出現嚴重誤差，通常都需要付出慘痛的代價，在職業上身敗名裂。 但是，當那些「社會工程師」在知識上出現嚴重誤判，導致成千上萬人死亡的後果時，他們卻無需付出任何代價，甚至照樣充當知識教主、社會良心。

索爾提醒大眾，少一些對知識分子的盲目崇拜和道德綁架，他們反而更能謙卑、清醒。另一方面，知識份子也要明確自己的道德責任——不僅要敢盡言責，還要善盡言責，考慮和顧及到自己的言論和理念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和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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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傳誦的智慧化身：蜀漢丞相諸葛亮｜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諸葛亮（181年7月23日—234年8月28日）字孔明，人稱臥龍，三國時期傑出的政治家、戰略家、發明家、軍事家。在世時被封為武鄉侯，謚曰忠武侯；後來的東晉政權為了推崇諸葛亮的軍事才能，特追封他為武興王。代表作有《前出師表》、《後出師表》、《誡子書》等。發明木牛流馬、孔明燈等。成都有武侯祠。漢末徐州琅邪郡陽都縣（今山東沂南縣）人，父諸葛珪曾為泰山郡丞，叔父諸葛玄為當時名士。諸葛亮兄諸葛瑾仕於吳孫權，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亮從弟諸葛誕仕於魏，為吏部郎，累遷揚州刺吏、鎮東將軍、司空。兄弟三人「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世說新語．品藻》注云：狗乃「功狗」之狗，雖非龍虎之比，亦甚有功之人，故曰並有盛名。）

漢靈帝光和四年（181年），在徐州琅邪郡陽都縣（今山東沂南縣）的一個門第不高的官僚地主家庭裡，誕生下一個嬰兒，他就是後來成為三國時期蜀漢丞相的諸葛亮。

躬耕南陽　隆中對策

諸葛亮，字孔明。父親諸葛窪，當過秦山郡郡丞。郡丞是協助郡太守掌管行政司法的官員，地位並不高，所以諸葛亮的出身並非名門望族。

諸葛亮有三個兄弟、兩個姐姐，在兄弟中排行第二。他小的時候生母就病故了，大約在八歲的時候，父親諸葛掛又去世了。從此諸葛亮一家子就依靠叔父諸葛玄生活了。

諸葛亮四歲的時候，爆發了驚天動地的黃巾大起義，各地軍閥在鎮壓黃巾起義中，紛紛割據自立，互相攻戰不休。諸葛亮的家鄉徐州一帶，變成了軍閥間互相廝殺爭奪的要地，威脅著這一家人的生活和安全。諸葛玄與割據揚州一帶的軍閥袁術認識，這時正好袁術從淮南派人送來了一個任命他為豫章太守的信，諸葛玄認為這正是一個躲避家鄉戰亂的機會，他決定把諸葛亮的哥哥諸葛瑾留在家鄉看管家產，於興平二年（195年）帶著諸葛亮姐弟離開山東老家，去就任豫章太守（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從此一家人就分散了。

諸葛玄就任豫章太守不久，袁術就在與另一個軍閥曹操的鬥爭中，失敗後病死了。袁術一死，諸葛玄就失去了靠山，這時後漢朝廷又派來個叫朱皓的當豫章太守，諸葛玄在豫章沒有法子呆下去了，於是就又帶著諸葛亮姐弟去襄陽投靠他的朋友荊州牧劉表。但是諸葛玄到了荊州不久，還沒有得到劉表的任用，就於公元１９７年病死了。這時諸葛亮已經十七歲，他的兩個姐姐已在荊州出嫁，就剩下他和小弟弟諸葛均在一起生活了。他本想帶著弟弟回老家尋找哥哥，但家鄉當時更亂了，一點也不知道哥哥的信息，所以在姐姐和朋友們的勸說下，決定暫時在荊州住下來。

叔父死後，諸葛亮帶著弟弟搬到離襄陽城西二十里的隆中村住下來。這裡山明水秀，風景幽雅，諸葛亮蓋了幾間草房，與弟弟在這裡一邊讀書，探討學問；另一方面又親自參加勞動，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諸葛亮在這裡一共住了十年（197年至207年），度過了他一生中非常有意義的時期。

當時荊州一帶戰亂較少，各地的很多名士來這裡避亂的不少。其中如潁川（今河南禹縣）的徐庶（字元直）、石廣元，汝南的（今河南平輿縣）孟公威，博陵（今河北蠡縣）的崔州平等，都是很有才華的青年，他們都成了諸葛亮的好友，經常在一起磋商學問，議論天下形勢。

襄陽當地有一個很有名望的人叫龐德公，諸葛亮的姐姐就嫁給了他兒子，他們之間既是朋友，又是親戚。龐德公的朋友司馬徽（字德操）、侄兒龐統，都是當地的名士，諸葛亮和他們交往甚密。諸葛亮經常登門向這些人請教學問，研討國家大事。龐德公．很能知人，當時割據荊州的劉表，幾次想請他出來作官，他認為劉表是個庸碌之輩，都謝絕了。他對諸葛亮的才能和抱負很敬佩，所以給他起了個外號叫「臥龍」，暗示他今後必成大器。

諸葛亮在與荊州名士的交往中，他的才識很快得到了他們的器重，所以在襄陽一帶的士人中頗有了點名氣。沔陽名士黃承彥，家道富有，夫人去世較早，留下一個女兒阿醜，父女相依為命。阿醜從小就很聰明，跟著他父親整日讀書寫字，文化修養很高；但她長得又黑又小，再加上一頭的黃髮，模樣兒實在不好看。諸葛亮幾次到黃承彥家拜訪過，聽說他有一個女兒長得很醜，但一直沒有見到過。有一次他在黃承彥的書房中見到一些詩文，諸葛亮讀後讚不絕口，一打聽才知道是他女兒做的，所以他很佩服這一才女。這時諸葛亮已經到了該成親的年齡，他的姐姐和朋友們給他介紹了不少的大家閨秀，都不中意。黃承彥聽說諸葛亮在物色對象，覺得自己的女兒和他倒是才學相當，但論外貌諸葛亮年輕英俊，而自己的女兒長得太醜，實在配不上他。但是他從平時與諸葛亮的接觸中，知道他是一個重才不重貌的人，所以就決定試探一下諸葛亮的意思。他見到諸葛亮時，開門見山地向他說：你也到該成親的時候了，我有個女兒長得雖不好看，但才學倒可以與你相配，不知你願意不願意？諸葛亮因為對他女兒的才學早有所瞭解，一聽喜出望外，馬上答應了這門親事。這件事傳開後，人們議論紛紛，認為諸葛亮這樣儀表非凡的才子，找了那麼一個有名的醜女，太不可理解了。有人還編了兩句歌謠諷刺說：「莫學孔明擇婦，止得阿承（指黃承彥）醜女。」豈知阿醜不但有才學，而且很賢惠，對以後諸葛亮一生的事業，她都起了好作用。

龐德公的侄兒龐統這時曾游江東。他在割據江東的孫權的助手魯肅處，見到了諸葛亮的哥哥諸葛瑾，回荊州的時候諸葛瑾托他給諸葛亮捎回一封家書。諸葛亮見信後，才知道哥哥早已離開山東老家，到江東避亂。現在一家人又都聯繫上了，知道了各自的下落，諸葛亮心裡也就踏實了。

在隆中隱居的諸葛亮，讀了很多的書，瞭解到很多我國歷史上興衰成敗的事情，他常常聯繫當時的實際，與周圍的朋友們探討治國平天下的道理。由於他的見解深刻而又實際，常常得到朋友們的讚賞。他在這時不但已經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政治見解，而且在當地社會上的聲譽也越來越高，在他周圍形成了一個志同道合的集團，這都為他以後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準備了條件。

在諸葛亮隱居隆中的十年期間，國內的政治形勢也在急劇地變化著。黃巾起義已經逐漸被各地的軍閥鎮壓下去，但東漢王朝也已名存實亡，它對各地的軍閥已經沒有能力加以控制。中原地區經過長期的混戰，曹操打敗了主要對手袁紹，逐步統一了北方。孫權佔據的江東地區，經過整頓內政和發展生產，統治也日趨穩定。而割據荊州的劉表和益州的劉璋，雖然也都控制了不小的地區，但都沒有什麼政治抱負，內部統治也不夠穩定。而且由於劉備的投靠劉表，更促進了劉表內部的不穩定。

劉備是涿郡涿縣（今河北涿縣）人，自稱是漢景帝的兒子中山靖王劉勝的後代，但到劉備出生的時候，家境早已衰敗，幼年時是靠母親織草鞋勉強維持生活的。黃巾起義後，他在地主商人的支持下，同關羽、張飛等人組織起一支武裝，參加鎮壓黃巾起義，但到處受到排擠，始終沒有一個固定的地盤，最後不得不在公元２０１年到荊州來投靠劉表。劉表對劉備的投靠自己，表面上雖然十分歡迎，但劉表這個人猜忌心很強，怕劉備的到來影響了自己的地位，所以只撥給他一支不大的人馬，要他駐守在荊州北面的新野（今河南新野縣），防守荊州的北大門。

劉備是一個有政治抱負的人，他到了荊州之後，就四處打聽有識之士，想網羅一批有遠見的謀士，作為自己爭奪天下的助手。他聽說司馬徽是當地的名士，就去向他請教。司馬徽向他推薦了兩個人，一個是諸葛亮，另一個是龐統。他認為這兩個人是識時務的俊傑。後來徐庶拜訪劉備時，因為龐統已到江東投靠孫權，所以也向他推薦了諸葛亮的才幹。劉備知道徐庶是諸葛亮的好友，就想請他去把諸葛亮叫來，但徐庶對他說，諸葛亮這個人自恃比古代的管仲、樂毅還高，你親自屈尊去請他，還不一定見你，讓我代你請他，是絕不會來的。

劉備聽了司馬徽、徐庶對諸葛亮的評價，覺得諸葛亮確實是個了不起的人才，這正是自己夢寐以求的良輔。於是決定親自到隆中拜訪諸葛亮。但頭一次和第二次都落空了，正巧諸葛亮不在家。第三次去才見到了諸葛亮，這就是歷史上被人們傳為美談的「三顧茅廬」。

這時劉備已經是四十七歲的一個久經沙場的老將軍，而諸葛才是一個二十七歲的未經世面的書生。諸葛亮被劉備真心誠意向自己求教的心情所感動，因而認真細緻地向劉備分析了當時天下的形勢，以及劉備所應採取的對策。這就是有名的「隆中對」。

諸葛亮認為，論名望和實力，袁紹都比曹操要大，但卻被曹操擊敗，這說明曹操有智謀。曹操戰勝袁紹後，已基本統一了北方，有百萬人馬，而且還可以借天子的名義發號施令，所以不能和他爭鋒。孫權佔據江東，那裡地勢很險要，又經過他父兄的經營，民心歸附，政治穩定，只能跟他聯合，也不能動搖他了。所以總的戰略上，應採取聯合孫權，抗擊曹操的方針。

諸葛亮認為，荊州是個用武的地方，但劉表無能，守不住這塊地方，這就給劉備佔據荊州創造了很好的條件；益州地勢很險要，土地也肥沃，但劉璋昏庸無能，治理不好。如果劉備借自己是皇室後裔的名望，據有荊州和益州之後，對內修明政治，安撫好後方的少數民族，然後就可以圖大業了。

諸葛亮認為，劉備在荊州和益州的實力穩定後，就可以與孫權結成聯盟，等待時機進攻曹操。時機一到，就可分兵兩路，一路軍隊由荊州出發，進攻洛陽；另一路主力軍由益州出發，經秦川去攻取長安。這樣，劉備復興漢室的願望也就可能實現了。

諸葛亮對劉備的這一番形勢分析，是非常深刻和有遠見的，後來的形勢發展，大體都與諸葛亮的上述估計相吻合，這說明他雖然身居隆中，卻時刻在關心著國家政治形勢的發展，並隨時準備參加治理國家大事，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劉備對他的這一分析，當然是佩服之至，因而對諸葛亮非常敬佩，覺得這正是自己一直在找的理想的助手。劉備請諸葛亮出山，幫助自己去實現這一政治理想，諸葛亮見劉備待人誠懇，很尊重自己的意見，因而就接受了他的邀請，與劉備一起下山到了新野。

諸葛亮到了劉備的軍中，發現他只有幾千士兵，這麼點人馬如何能抵擋住曹操的進攻呢？當務之急是擴充軍隊。諸葛亮瞭解到，荊州當時有不少沒有戶籍的「游戶」，他們沒有控制在國家手中，而成為地主豪強的依附人口。諸葛亮建議下令讓這些「游戶」限期申報戶籍，從中抽一批兵員，結果劉備的軍隊很快就擴大到數萬人。


火燒赤壁　聯吳抗曹

劉表有兩個兒子劉琦和劉琮，劉表喜歡劉琮，劉琦被排擠在外，任江夏（今湖北雲夢）太守。劉表不久死去，權歸劉琮掌握。這時曹操帶大兵南下進攻荊州，劉琮害怕曹操的威力，沒有通知劉備，就派人向曹操表示投降。當劉備很知投降的消息後，已來不及組織抵抗，只得倉猝向江陵（今湖北江陵）撤退。荊州的一些不願投降的百姓，也跟著劉備的軍隊撤退，由於人多，再加上幾千輛輜重，所以行動很緩慢。到了當陽（今湖北荊門），才決定撥出一支人馬，由關羽帶領，乘船到江陵會合。

當曹操知道劉備在向江陵撤退的時候，因為那裡屯積有不少軍械糧草，且又是軍事要地，劉備佔領了對曹操很不利，他就親自帶領五千精兵，日夜兼程追趕劉備。曹操的騎兵在長阪（今湖北當陽縣東北）沖散了劉備撤退的軍隊，劉備和諸葛亮帶著幾十名部下逃走。這時去江陵的路已被曹操切斷，只得改道漢津（漢水渡口），和趕來接應的關羽水軍會合。這時劉琦也帶了一萬多人從江夏趕來接應，就合兵一處，退守夏口（今湖北武漢）。

佔據江東的孫權，聽說劉表病死，就派自己的主要謀士魯肅，去荊州借弔喪為名，以探聽虛實，並遊說劉備共同抗曹。但是他到了南郡，就聽說劉琮已降曹，因而改奔當陽，與劉備、諸葛亮相見。他問劉備下一步的打算，劉備回答說，準備投靠蒼梧（今廣西梧州）太守吳巨。魯肅建議劉備不要去投吳巨，而應與孫權結為聯盟以抗曹。魯肅的建議與諸葛亮在隆中的估計不謀而合，劉備本來也不想去蒼梧，聽了魯肅的話當然很高興。

魯肅和諸葛亮的政治見解相同，而且諸葛亮又聽說魯肅是他哥哥諸葛瑾的好朋友，所以兩人一見如故，談得很投機，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魯肅跟著劉備到了夏口後，因為這裡在長江北岸，受曹操軍隊的威脅大，且與孫權的聯繫也不方便，劉備就接受魯肅的建議，改駐江南鄂縣之樊口（今湖北鄂城縣）。諸葛亮認為形勢很危急。向劉備建議馬上讓他跟著魯肅去見孫權，商討聯軍抗曹的事。劉備同意了。

諸葛亮和魯肅一同到了柴桑（今江西九江）會見孫權。諸葛亮知道孫權還沒有最後下定與曹操決一死戰的決心，就對孫權採取了激將法。他對孫權說：現在曹操已經統一了北方，如果你敢以江東的力量對抗他，就應果斷地與他絕交，而不應該表面上歸順，而內心又猶豫不決；如果覺得無力抵抗曹操，就應該放下武器，向他投降。你至今還猶豫不決，大禍就要臨頭了。孫權反問諸葛亮，那劉備現在危在旦夕，為什麼不早投降曹操呢？諸葛亮說，劉備是皇室後代，蓋世的英才，怎麼肯低聲下氣地去投降曹操！他已下定抗曹的決心，絕不會去投降曹操。諸葛亮的話激怒了孫權，他表示決不以東吳的十萬將士受制於曹操，願意與劉備結盟，共同抗擊曹操。

但是，孫權很耽心劉備剛打了敗仗，是否還有抵抗曹操的力量。諸葛亮向他解釋說，劉備雖然在長阪被打敗，但失散收集回來的士兵，加上關羽的水軍在一起，還有一萬多人，劉琦手下的軍隊也有一萬多人。曹操的軍隊人數雖多，但遠道而來，且北方人不習慣水戰。荊州劉琮的軍隊雖然投降，但不會真心幫助曹操打仗。如果孫權能派一個得力大將，統兵數萬，和劉備的軍隊同心協力作戰，一定能夠戰勝曹操，到時三分天下的局面就形成了。

孫權在諸葛亮的說服下，雖然加強了反曹的決心，但他的內部意見卻不一致。以威望很高的老臣張昭為代表，認為曹操的力量這麼強大，再加上劉琮降曹的一千艘戰艦，長江天險已難守住，只有投降是一條出路。而以周瑜、魯肅為代表，認為曹操後方不穩，北方的戰士也不習水戰，而天氣嚴寒，馬無草料，曹操的軍隊不服水土，戰鬥力不會強。他們提出以幾萬精兵就可以破曹。經過一場辯論以後，堅定了孫權抗曹的決心，他拔刀砍去案幾的一角說，我和曹操勢不兩立，誰要再提投降，就和這砍去的案角一樣處理。

孫權任命周瑜、程普為左右都督，魯肅為參軍校尉，發精兵二萬，與諸葛亮一道去樊口，和劉備的軍隊會師，準備迎擊曹操。這時曹操的先頭部隊已到了赤壁（今湖北嘉魚縣東北），因為軍中發生疫病，所以與孫、劉的聯軍接觸後，就敗退到長江北岸的烏林，與主力軍相會合。這時形成雙方的軍隊在赤壁一帶隔江對峙的局面。

曹操的軍隊不習慣水戰，他們受不了船上的風浪顛簸，所以就用鐵索把戰艦的頭尾連接起來，這樣就平穩的多了。周瑜的部將黃蓋，發現曹操的水軍用鐵索都連在一起，完全失去了戰艦的機動性，他就根據這個弱點，建議用火燒戰船的方法，消滅曹操的水軍。周瑜、諸葛亮與黃蓋密謀，由黃蓋向曹操詐降，互相暗中約定了投降的時間和信號，由黃蓋帶著十艘內部裝滿了乾柴、油液和硫磺的船，外用布幔遮蓋，插上旗號，船後拴上輕便的小船，以備大船起火後人員的轉移。船過江心後，就扯起風帆，藉著東南風，直向曹操的水軍處進發。曹操的將士看見這些船，都認為是投降的船來了，擠在船頭看熱鬧，一點兒也沒有防備。當船隊駛離曹軍還有二里的時候，十艘大船突然起火，火烈風猛，直向曹操的水軍衝去。曹操的戰船被燃起火，而船又都連在一起，一時拆不開，結果一會兒就烈焰騰空，曹操的水軍都陷入火海之中，火勢很快又蔓延到陸地上的軍營。這時早已準備好的孫權和劉備的聯軍，趁火勢急攻曹軍，結果曹操的二十萬大軍一片混亂，不戰自潰，燒死淹死的不計其數。曹操自己也只帶領了少數人馬，在孫、劉大軍的追擊下，從陸路經華容道（今湖北監利縣東北）逃向江陵。曹操損失慘重，無力再戰，只得留下部將曹仁據守江陵、襄陽，自己率領殘兵敗將退回了北方。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以弱勝強的赤壁之戰。

赤壁之戰奠定了以後三國鼎立的基礎。它是諸葛亮聯合孫權抗擊曹操戰略方針的勝利。曹操回到北方以後，積極經營北方，使北方進一步得到了統一。孫權在江東的政權更鞏固了。劉備則在荊州站住了腳根。諸葛亮在劉備初敗之後，力促孫、劉聯盟的實現，並使劉備轉危為安，建立了一塊發展自己勢力的基地，這充分反映了他的傑出的政治和軍事才幹。


出謀劃策　開創基業

赤壁之戰後，劉備在諸葛亮的協助下，乘勝積極擴張自己的勢力。劉備帶兵佔領了荊州南部的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任命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治理長沙、桂陽、零陵三郡，以三郡的人力和物力，擴充了劉備的兵力，充實了他的軍餉。這時周瑜也擊敗了曹操的部將曹仁，佔據了江陵。

為了加強孫權和劉備的聯盟，在魯肅的建議下，孫權還把自己已佔據的江北的南郡，轉借給劉備，這就是所謂的「借荊州」。同時，孫權還把他的妹妹嫁給劉備，雙方結為親家。

劉備在荊州鞏固了自己的地盤後，就準備按照諸葛亮「隆中對」的策略，進佔益州。而恰巧在這個時候，佔據益州的劉璋派人來請劉備。因為這時曹操削平了割據西北的軍閥馬超和韓遂，佔領了關中地區，還準備進攻益州北方的漢中，劉璋受到曹操的威脅，非常害怕。這時劉璋的內部矛盾重重，他的兩個部下張松和法正，早已暗中和劉備勾結，準備在劉備進攻益州時作內應。他們見劉璋在曹操勢力的威脅下惶恐無主見，就乘機勸劉璋說，劉備和你是同族，而和曹操是仇敵，如果請劉備來益州，協助你先曹操而佔領了漢中，曹操也就不敢進攻益州了。劉璋受騙，同意了這個辦法，他派法正去請劉備，劉備聽了正中其懷。就命諸葛亮鎮守荊州，自己親自率兵數萬，到了益州。

劉備到了益州後，受到劉璋的歡迎，給他的軍隊補充了很多物資，讓他去攻打漢中。但是劉備的軍隊行到葭萌（今四川昭化縣）就停止不前，在當地作起爭取人心的工作來了。這時張松為劉備作內應的事也被人揭發，劉璋下令殺了張松。劉備乘機佔領了涪城（今四川綿陽縣），並派人通知諸葛亮，要他火速領兵西上，與劉備合兵取益州。諸葛亮讓關羽留守荊州，自己領兵沿江西上，佔領了巴東（今四川奉節縣）。到劉備攻下雒城（今四川廣漢縣），進圍成都時，諸葛亮率領的軍隊也已到達成都附近，與劉備的軍隊會師了。在劉備和諸葛亮合圍成都的情況下，劉璋無力抵抗，只好投降。劉備順利地佔領了益州。

在劉璋統治益州期間，法制廢弛，官吏腐敗，外來人與當地人的矛盾很尖銳，所以政局長期不穩定。劉備佔領益州後，就任命諸葛亮為軍師將軍，全面整頓益州的政務。諸葛亮頒布了一些法令和條例，也就是所謂的「蜀科」，嚴格地加以執行，對那些橫行不法的人，不管他是什麼地位的人，也不管是「土籍」還是「客籍」，都嚴肅認真地以法制裁，這樣益州的社會秩序很快就得到好轉。對於任用官吏，也不分親疏，都量才加以重用。對於原來劉璋手下的官員，如益州太守董和，他為官正直清廉，劉備派他為掌軍中郎將，讓他和諸葛亮一起管理將軍府事務。劉璋的廣漢長黃權，曾勸劉璋不要請劉備入蜀，後來又堅決抵抗過劉備的軍隊，但劉備也沒有忌恨他，仍封其為偏將軍。對劉璋排擠打擊的人，也一一加以錄用。這樣也就穩定了統治階級內部，團結了劉璋的部下，使劉備在益州的統治穩定下來。

佔據益州，奪取漢中，然後再進攻長安，這是諸葛亮在「隆中對」中的主要戰略思想。現在既已佔據丁益州，下一步就是如何奪取漢中了。

漢中地處四川北部和陝西的交界處，四周環山，中間土地肥沃，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曹操佔據了漢中，益州的北方就無險可守，劉備就會處於挨打的地位；劉備佔據了漢中，不但在益州北方建立起一道防衛的屏障，而且可以成為北上進軍的跳板和前沿陣地。但當劉備佔據了益州之後，漢中已被曹操佔領，他派原來駐守長安的大將夏侯淵來鎮守漢中。

當劉備在益州的統治穩定下來後，就決定於公元２１７年親率大軍攻取漢中。他讓諸葛亮留在成都，負責後方的糧草供應。劉備的軍隊在陽平關，與夏侯淵的軍隊相持不下。劉備要諸葛亮派增援的軍隊，諸葛亮因益州所留兵力不多，怕都增援了後方出事。他徵求部下楊洪的意見，楊洪說：漢中是益州的咽喉，如果佔領不了漢中，益州也保不住，應該發兵打贏漢中這場戰爭。諸葛亮接受楊洪的意見，立即發兵增援陽平關，在定軍山一戰，夏侯淵大敗，曹操被迫撤出了漢中。後來曹操曾親自率兵想再次收回漢中，但沒有成功，因而曹操的防線不得不收縮到長安。而漢中卻成了劉備後來進軍北上的前線陣地。

劉備佔領漢中以後，勢力發展到高峰。這時他手下的文臣武將一百二十人，聯名擁立劉備為漢中王。劉備當漢中王的儀式是在沔陽（今陝西勉縣）舉行的。他當了漢中王以後，就立劉禪為王太子，由軍師將軍諸葛亮總理軍國大事，實際上就是丞相的權位。


託孤重任　殫精竭慮

劉備佔領益州後，孫權就派諸葛瑾去見劉備，要求歸還劉備借去的荊州，劉備藉口說還準備攻取涼州，當然不願歸還。孫權對劉備不歸還荊州不滿，就派官吏去接管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被劉備的守將關羽趕走。孫權大怒，就派大將呂蒙帶兵二萬，要用武力去佔領三郡，雙方的關係很緊張，眼看孫、劉聯盟就要破裂。正在這個時候，劉備聽說曹操進攻漢中，就主動對孫權讓步求和，雙方以湘水為界，平分了荊州。

當劉備穩定漢中的形勢後，曾於公元２１９年令關羽在東線進攻曹操佔領的襄陽和樊城。時值秋季大雨，關羽用水淹曹軍，取得了重大的勝利。曹操迫於關羽的威脅，甚至想撤出許昌，以避關羽的兵鋒。這時曹操利用孫權和劉備之間的矛盾，派人遊說孫權，乘關羽後方空虛的機會，去奪回荊州。孫權上當，派呂蒙輕取江陵、南郡等地，關羽聽到消息，只好撤去對襄陽的包圍，回兵救援後方，作戰不利，在麥城（今湖北當陽縣）被孫權所殺。荊州被孫權從劉備手中全部奪回。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死，曹丕廢漢獻帝，改國號為魏，自稱魏文帝。劉備聽說漢獻帝被廢，自己作為皇室的後裔，理應繼承漢朝的正統，也就在第二年稱帝，國號仍為漢，史稱蜀漢。他當皇帝以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替關羽報仇，奪回荊州。

劉備親率大軍東征孫權，破壞了諸葛亮一心建立的聯盟。劉備當了皇帝後，已任命諸葛亮為丞相，但史書上沒有留下諸葛亮對劉備這次出兵的態度，從後來諸葛亮的態度看，他是不同意的。但劉備這時對什麼人的反對意見都聽不進去，一心想復仇，所以孫權派人向他求和，也一概加以拒絕。

劉備出兵初期，收復了荊州的一部分土地，一直打到狨亭（今湖北宜昌），與陸遜率領的五萬東吳將士對陣。陸遜見劉備的軍隊士氣旺盛，急於求戰，就採取以逸待勞，堅守不戰的方針。這樣雙方對峙了七、八個月之後，劉備軍隊的供應困難，士氣低落，陸遜這時根據劉備兵力分散的弱點，突然發動火攻，燒了蜀軍連營四十座，蜀軍大敗，劉備率少數人突圍，退回白帝城（今四川奉節縣）。在成都的諸葛亮聽到劉備慘敗的消息，嘆息說：如果法正還活著，一定能夠阻止這次東征。就是東征，也不會遭到這樣的慘敗。這說明諸葛亮在東征前，對劉備的東征曾持有保留的態度。

東吳在打劉備前，為了取得曹魏的支持，曾上表稱臣。孫權打敗劉備後，曹魏為了給孫權施加壓力，要孫權把兒子送到洛陽當人質。孫權不同意，曹丕就率軍南下，準備攻打孫權。這時孫權為了避免兩線作戰，就主動派人到白帝城，與劉備講和。這時的劉備已經沒有力量再打，只得接受了孫權的議和建議。

劉備退到白帝城後，心情鬱悶，一病不起。他覺得自己的病已經難於見好，就派人把諸葛亮召到白帝城，向他託付後事。他在病榻前對諸葛亮說：你的才能比曹丕高出十倍，一定能夠把國家治理好。我的兒子劉禪，你如果認為可以輔助，就輔助他；如果不值得輔助，就廢掉他。諸葛亮聽了劉備的話，很感動，他流著眼淚向劉備保證說：請你放心，我一定竭盡全力，輔助太子到死。

劉備在死前，還給太子劉禪留下一封遺書，他在遺書中回顧說：人活到五十歲就不算短命，我現在已經活到六十多歲，死了也沒有什麼遺憾惋惜。只是心裡放不下你們幾個兄弟。你們一定要努力，不可懈怠。凡作一件事，決不可因為小惡而去作，更不要因為小善而不去作。惟有事事賢德，才能使人心服。我沒有什麼值得你們傚法的，你們要多讀書，可以從中得到啟發。你們和丞相諸葛亮相處，要像對待父親那樣尊重他。

不久劉備就死在白帝城。諸葛亮把劉備的靈柩護送回成都後，就輔佐十七歲的劉禪接皇帝位。劉禪封諸葛亮為武鄉侯，丞相兼益州牧，從此諸葛亮就擔負起了輔佐劉禪治蜀的重任。

在諸葛亮受託輔政的時候，蜀漢正處於一個很困難的境地。在，劉備東征失敗以後，不但軍事力量大大削弱了，而且內部的政局也很不穩定，一些地方豪強，乘機叛亂投敵。曹魏和孫吳，都想乘機消滅蜀漢。所以諸葛亮當時的擔子是很重的。

諸葛亮首先要處理的問題，是改善已經受到嚴重破壞的孫、劉聯盟。他深知如果孫權被曹丕壓服，投靠了曹魏，將對蜀漢構成生死的威脅。所以他在辦完劉備的喪事，奉劉禪即位以後，馬上派尚書鄧芝為中郎將出使東吳，開展了重建孫、劉聯盟的外交活動。鄧芝到了東吳後，孫權怕與蜀漢往來密切，得罪了曹丕，所以沒有敢接見他。鄧芝很瞭解孫權當時的心情，就上書給孫權說：我這次來，不僅是為蜀，也是為了吳。孫權一聽說他來也是為了吳，就想聽一聽他對吳有什麼建議。鄧芝一見孫權，就對他說，你要臣服於魏，不是讓你去入朝伴駕，就是讓你去送太子當人質，如果不依從，就會以討叛臣的名義南征，你是難以頂住的。而如果蜀吳恢復結盟，進可以兼併天下，退可以三足鼎立，為什麼我們不結盟抗魏，而你要去臣服於魏呢！孫權聽了鄧芝的話，覺著說得有理，就斷絕了和魏的關係，恢復了吳蜀聯盟。從此雙方派的使臣往來不斷，加強了彼此的瞭解和聯繫，諸葛亮也就減輕了東顧之憂，而一心整頓內政了。

劉備死後，諸葛亮在派鄧芝去東吳重修盟好的同時，提出了「務農殖谷，閉關息民」的政策。因為吳蜀結盟之後，魏就開始對吳用兵，吳魏的相爭，就給蜀造成了一個短時間的機會，可以休養生息，發展生產，以恢復國力。諸葛亮充分地利用了這一時機，整修水利，獎勵農耕，減輕農民負擔，因而使農業生產得到了一定的恢復和發展。


南中平叛　七擒七縱

蜀漢的南方，在今四川南部和雲南、貴州一帶，居住著一些當時稱為「西南夷」的少數民族。諸葛亮在「隆中對」中，就曾提出「南撫夷越」以鞏固後方的方針。劉備佔領益州後，諸葛亮就選派了一個很懂得處理民族關係的將領鄧芳，作廉降都督，負責治理南中地區，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劉備死的時候，鄧芳也已去世。這時益州（今雲南晉寧縣）漢族地主豪強雍閭發動叛亂，得到了孫權的支持，封他為永昌太守。同時，越嵩（今四川涼山、帶）少數民族貴族高定元，胖舸（今貴州貴陽一帶）太守朱褒，也響應雍閭，起兵反蜀。當時南中地區一共四個郡，除了永昌外，其它三郡都發生了叛亂。

諸葛亮在劉備剛死，處境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想用「撫而不討」的辦法解決南中叛亂。他讓自己的助手李嚴給雍閭寫了一封信，指明利害，勸他停止叛亂活動，被雍閭拒絕了。這時的諸葛亮，急於恢復吳蜀聯盟，整頓內政，所以對南中的叛亂，暫時採、取了等待的態度。

蜀漢建興三年（２２５年）三月，當蜀漢內部穩定下來後，諸葛亮決定親自率軍南征。在離開成都的時候，參軍馬謖送了幾十里，臨別時馬謖向諸葛亮建議說：南中地勢險要，離成都較遠，即使用武力將他們征服，以後還是會有反覆。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這次一定要征服南人的心，南中才可長治久安。馬謖的這番話，很合諸葛亮的心意，他在南征中就注意了攻心之戰。

諸葛亮進軍南中，兵分三路。西路軍由諸葛亮親自率領，攻打越嵩的高定元；東路軍由馬忠率領，攻打胖舸群；中路軍由駐守平夷（今四川畢節）的來降都督李恢率領，直接攻打益州。諸葛亮想用東西兩路先平定益州的兩翼，孤立益州後，再集中力量平定益州的叛亂，當時的中路軍只起一個牽制的作用。諸葛亮率領的西路軍進入越嵩後，高定元在沿線築了很多堡壘防守，諸葛亮沒有忙於進攻，而是在大軍壓境下，讓高定元集中主力決戰，一舉全殲了這支叛亂力量，高定元被殺。與此同時，馬忠率領的東路軍，也擊敗了朱褒，順利佔領了胖舸郡。然後這三路大軍會合，集中圍攻叛亂中心益州。

諸葛亮的軍隊到了益州時，叛軍內部發生了內訌，雍閭被高定元的部下所殺。當地少數民族首領孟獲，收集雍閭的餘部，繼續與蜀軍對抗。孟獲勇敢善戰，在當地少數民族中很有威望。諸葛亮想到馬謖臨別時的勸告，就想降服孟獲，以後再通過孟獲來治理當地的少數民族。於是他下命令，不要傷害孟獲，要活捉過來，對他作工作，讓他心服。

孟獲雖然作戰勇敢，但缺少謀略，所以經過一場激烈的戰鬥後，孟獲兵敗被捉。諸葛亮讓軍隊擺開陣勢後，親自陪著孟獲到軍前觀看陣勢，想使孟獲懾服在自己的軍威之下。諸葛亮問孟獲：你看，這樣威嚴的軍隊你能打贏嗎？孟獲很不服氣，他傲慢地說：過去我不清楚你們軍隊的虛實，所以戰敗被俘。現在看了你的軍陣，也不過如此。我如果有機會再與你打仗，一定能夠打敗你。諸葛亮聽了他的回答，就爽快地放他回去，讓他整軍再戰。孟獲回去，果然重整隊伍，再與蜀軍交戰，又兵敗被捉。諸葛亮見他心裡還不服氣，就又放他回去，收集殘部再戰，結果又戰敗被捉。這樣一捉一放，前後共有七次。到孟獲第七次被捉時，諸葛亮又要釋放他，這時孟獲不願走了，他心悅誠服地說：我完全服你了，今後南人再也不反叛了。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七擒孟獲」。

諸葛亮平定了南中的叛亂後，為了便於控制，就把原來的四郡改為建寧、雲南、興古、永昌、越嵩、胖舸六郡，安排一些熟悉當地情況的官員為郡守。對原來少數民族的部落組織，也保留下來，讓原來的酋長進行統治。對一些在當地影響較大的少數民族上層分子，都安排了較高的官職，以穩定少數民族的關係。如盂獲就官至御史中丞（中央的監察官），孟琰被封為輔漢將軍。這樣的安排，對拉攏少數民族上層，穩定南中的局勢，起了積極的作用。

諸葛亮還把漢族地區的一些先進的生產技術，在南中地區加以推廣，以發展當地的生產。同時，他也從那裡徵收大量的物資，如當地的特產金、銀、丹漆以及耕牛和戰馬等，源源不斷地外運出來，充實蜀漢政權的財政及軍事方面的需要。

南中的士兵，作戰勇敢，善於爬山越嶺，諸葛亮抽其精銳，和他們的家屬一萬多戶，遷到蜀中，編為五部，號稱「飛軍」，成了蜀漢軍隊中一支特別部隊。對於少數民族中一些不適於當兵作戰的人，則讓他們給漢族和少數民族的地主當部曲，不但增加了勞動力，還易於加以控制。

諸葛亮對南中地區的少數民族，主要採取的是拉攏安撫的政策，這對於協調當地的民族關係，爭取少數民族對蜀漢政權的支持，都起了積極的作用。所以諸葛亮在世，南中地區一直比較穩定，這也顯示了諸葛亮的政治才能和遠見。


北伐中原　壯志未酬

平定南中以後，諸葛亮就解除了蜀漢的後顧之憂，所以就集中力量，練兵講武，準備北伐曹魏。消滅曹魏，然後統一天下，這是諸葛亮一生的主要奮鬥目標，現在他終於可以開始施行了。

蜀漢建興四年（２２６年），魏文帝曹丕病死，年僅二十二歲的曹睿即位，是為魏明帝。這時諸葛亮認為魏國幼主當政，內部不穩，正是北伐的大好機會。當時蜀漢攻魏的路線只有一條，就是出秦川，向長安進軍。但是軍隊要出四川，需經過一段崎嶇的山路，運送物資很困難。所以要北伐，首先必須把兵員和物資運到漢中集中，然後再從漢中伺機進軍。

諸葛亮要帶兵離開成都到漢中去，對成都的政治很不放心。這時後主劉禪雖然已經二十歲了，但他庸碌無能，不能獨立處理政事。因此諸葛亮在離開成都前，對政府的人員作了佈置和安排。然後他又給劉禪上了一個奏章，向他交待了應該作什麼，不應該作什麼。他在奏章中首先分析了當時天下的形勢，說明蜀漢能達到現在的地位，都是大臣和將士拚死奮鬥的結果，來之不易。他勸告劉禪要勵精圖治，繼續發揚大家的銳氣，切不可妄自菲薄，阻塞忠勇之路。諸葛亮的這份奏章，就是有名的《出師表》。它表現了對漢室的忠忱，對事業的殫精竭慮，對劉禪的苦口婆心，是一篇感人肺腑的政治宣言。

諸葛亮將成都的事情安排好之後，就率領步騎二十萬前往漢中，隨行的有老將趙雲、魏延、吳懿等，還有年輕的參軍馬謖。到了漢中後，諸葛亮和大將們研究進兵的路線，魏延建議：魏軍長安的主帥夏侯楸，是曹操的女婿，此人膽小無謀。如果讓我領兵五千，從褒中（今陝西褒城）出發，沿秦嶺往東，經子午谷（今陝西漢陽）向北，用不了十天功夫就可以進到長安，夏侯楸一定會棄城逃走。這時諸葛亮率主力由斜谷（今陝西眉縣）會師長安。等到曹魏從東邊調集兵馬來反攻時，蜀漢的軍隊已經收服了咸陽以西的地區，佔據了主動。諸葛亮用兵一向十分謹慎，他認為魏延的計畫太冒險了，不如穩紮穩打把握大。他決定出祁山（在今甘肅西河縣），先取隴右（今隴西高原），再向關中，這樣的進軍不會冒太大的風險。諸葛亮用分兵兩路聲東擊西的戰術，一路派趙雲、鄧芝為疑軍，進駐箕谷（今陝西褒城北），揚言要從斜谷攻打酈城（今陝西眉縣）；而另一路則由諸葛亮率領主力，向西北去攻打祁山。很快隴西的天水（今甘肅甘谷）、南安（今甘肅隴西）、安定（今甘肅鎮原）三郡，都叛魏歸蜀，天水將領姜維向諸葛亮投降。

諸葛亮在隴西的勝利，震動了魏國朝野。魏明帝一方面派曹真督軍馳援酈城，抵禦斜谷一線進攻的蜀軍，另一方面派大將張邰率軍五萬西上，抵擋諸葛亮的主力。他自己親到長安坐鎮，以穩定軍心。

諸葛亮聽到張邰率大軍西來，他觀察地形以後，決定派一支先遣部隊去守住咽喉要地街亭（今甘肅秦安縣），以牽制張邰的進軍。當時在諸葛亮身邊的還有大將魏延、吳懿等，但由於諸葛亮平時對馬謖的兵法很重視，沒有派遣這些老將，反而派並無實戰經驗的馬謖去鎮守街亭，而由另一個將軍王平為副將。馬謖到了街亭，張邰率領的魏軍也已到了街亭。馬謖見街亭旁邊有座小山，認為把營寨紮在山上，就佔據了高地，可以控制街亭。王平認為，山上無水源，如果魏軍切斷山下的水源，蜀軍就會不攻而自亂。馬謖忘了諸葛亮臨行的囑咐，也聽不進王平的勸告，把軍隊駐紮在山上；王平只得請求帶一千人馬駐守山下，以便接應。張邰見馬謖的軍隊駐在山上，馬上切斷了水源圍攻，馬謖的軍隊因為缺水喝，不攻而自亂，王平見山上的軍隊已亂，就拚命擊鼓，裝出要進攻的樣子，徐徐收集馬謖潰散的士兵，慢慢地撤出了戰鬥。張邰怕王平後面有伏兵，也沒有敢追趕。這就是有名的「失街亭」事件。

由於街亭的失守，打亂了諸葛亮的整個戰鬥部署。這時趙雲、鄧芝率領的另一支人馬，也被魏軍打敗。諸葛亮在進無所據的情況下，為了保存實力，不得不放棄已經到手的隴西三郡，收兵回到了漢中。諸葛亮在總結這一次戰鬥經驗和教訓的時候，認為馬謖不聽勸告，違背戰鬥部署的原則，是造成失敗的主要原因。本來他任命馬謖鎮守街亭時，一些老將就有不同的看法，現在馬謖違犯軍令，造成全軍的撤退，不嚴辦馬謖，難於使大家心服。諸葛亮和馬謖的哥哥馬良是好友，對馬謖也很有感情，但他不得不處以公心，揮淚斬了馬謖。諸葛亮認為自己錯用馬謖也有責任，因而上書向後主請求，也給了自己一個降三級的處分。

諸葛亮並不甘心這次北伐的失敗，他在積極地準備新的北伐。蜀漢建興六年（２２８年）冬天，當東吳大將陸遜在石亭（今安徽桐城）大敗魏將曹休，魏軍主力東下增援，關中地區空虛的時候，諸葛亮認為再次北伐的機會到來。但是當時有的大臣認為，前次北伐，無功而還，是否有必要再次北伐，對北伐能否取得勝利表示懷疑。諸葛亮為了堅定北伐的信心，又給後主上了一個奏章，說明如果不伐魏，在魏強蜀弱的情況下，是無法維持偏安局面的。只有用主動進攻的方法，才有可能改變蜀漢不利的處境。這個奏章被稱為《後出師表》。諸葛亮這次北伐，率數萬兵力出散關（今陝西寶雞市），圍攻陳倉（今陝西寶雞市東）。當時魏國守陳倉的軍隊只有一千多，但陳倉的地形險要，利守不利攻，所以魏軍在其將領郝昭的率領下，堅守了二十多天也沒有被諸葛亮攻下。這時諸葛亮因為魏軍援兵就要到來，蜀軍的糧食也供應不上，就主動撤兵回到漢中。

第二年春天，諸葛亮派部將陳式率兵攻取武都（今甘肅成縣）、陰平（今甘肅文縣）兩郡，魏的雍州刺史郭淮從隴西進兵反擊陳式，諸葛亮率主力突然進至建威（今甘肅成縣），郭淮被迫退兵。諸葛亮派兵據守武都、陰平二郡，並對當地的少數民族進行了安撫，然後率主力又退回漢中。

這兩次的北伐，都局部地取得了一些勝利。後主認為諸葛亮立了功，就下詔恢復了諸葛亮原來的職務。

建興九年（２３１年）春天，諸葛亮在進行了兩年的準備工作，並使用了「木牛」作為運送軍糧的工具，還聯繫北方少數民族鮮卑族的首領軻比能率眾至北地（今陝西耀縣）響應，再一次出兵北伐，包圍了祁山。這時魏明帝把大將司馬懿從荊州調回，要他率大軍去抵抗諸葛亮的進攻。司馬懿很有軍事才幹，他知道諸葛亮遠道而來，所帶軍糧有限，因而求戰心切，就採取了堅壁固守；以逸待勞，不與蜀軍主力決戰的戰術，想拖垮諸葛亮。諸葛亮雖然百般刺激司馬懿的主力出動決戰，但司馬懿一直堅守不戰。所以雙方相持了一個多月，諸葛亮在一些局部的戰鬥中雖取得了一些勝利，但一直未能消滅魏軍的主力。這時由於諸葛亮後方的運糧工作出了問題，不得不被迫退兵，而且在退卻中誘殺了魏的名將張邰，但從整個戰役來說，這次北伐仍未取得什麼大的進展。

諸葛亮退回漢中後，查問負責運糧的李平，為什麼不能按時把糧運到前線，結果發現是李平在裡邊搗了鬼，諸葛亮很氣憤。他查明瞭李平的過失，奏明瞭後主，削了他的官爵封號，把他流放到梓潼郡（今四川梓潼）。從這一件事情中，諸葛亮進一步認識到北伐中軍糧供應的重要。為此，他又設計了一種四輪運糧小車叫「流馬」，組織軍隊把軍糧先運到接近前線的斜谷（今陝西眉縣），派兵嚴加保護；同時，還在渭水前線分兵屯田，以就地解決糧食問題。公元２３４年，諸葛亮在軍糧問題上作了充分的準備後，與孫權約定，同時進兵伐魏。這一次北伐，諸葛亮集中了十萬大軍，出斜谷口，到郡縣，在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今陝西岐山縣）紮營，與司馬懿率領的魏軍相對峙。這次司馬懿仍然採取堅壁拒守，不輕易出戰，等到蜀軍的糧食供應中斷後，再發兵追擊的方針。

諸葛亮與司馬懿在五丈原相持了一百多天，諸葛亮想盡辦法挑動司馬懿出戰，司馬懿的部將也一再要求出戰，司馬懿就是堅守不戰。這時孫權北伐的軍隊因為出戰不利，已經撤兵。諸葛亮恐怕魏的增援部隊到來，增加與司馬懿決戰的困難，終日思慮重重，積勞成疾，一病不起。他感到自己這場病凶多吉少，所以在給後主上奏章報告病情的同時，附了一件密奏，告訴後主說：我如有不幸，後事可託付蔣琬。後主得知諸葛亮病重的報告，馬上派尚書僕射李福趕到五丈原探問病情，並向諸葛亮問了好多軍國大事。李福走後，諸葛亮的病情更加重了，但過了幾天，李福又從半路上返回，諸葛亮見到李福，對他說：我知道你返回的意思。我之後蔣琬可接替我的工作。李福又問：蔣琬之後，誰可接替呢？諸葛亮回答說：費韋可替。李福再問下去，諸葛亮就合上眼睛，不願再回答了。李福走後不幾天，諸葛亮就病死在五丈原的軍中，時年五十四歲。

諸葛亮在病重的時候，就把軍中的大事託付給了大將姜維和楊儀，並告以他死後退軍的密計。諸葛亮死後，姜維和楊儀按照他的遺囑，密不發喪，有組織地整軍而退。司馬懿得知蜀軍退卻的消息，親自領兵來追，楊儀領軍作出了反擊的行動，司馬懿怕中計，沒有敢再追，所以蜀軍從容撤退到斜谷，然後才下令發喪。司馬懿回到五丈原蜀兵原來的營地觀察後讚歎說：諸葛亮真是天下奇才呀！


鞠躬盡瘁　流芳青史

諸葛亮二十七歲時被劉備從隆中請出，到五十四歲時去世，他的後半生一直是兢兢業業，在風雲變幻的歷史舞台上，輔助劉備和他的兒子劉禪，苦心經營蜀漢政權。他平生的志願，是由蜀漢來統一全國，但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他沒有能實現自己的志願，就病死在戰場上。根據他的遺囑，把他的遺體安葬在定軍山（今陝西勉縣南）。定軍山地處蜀魏交界處，劉備和黃忠曾在這裡打敗魏軍，殺了魏國名將夏侯淵。諸葛亮選擇這個地方作為墓地，而不歸葬成都，說明他對這個戰場的懷念。諸葛亮在遺囑裡，對他的葬儀要求簡樸，只穿平時的便服，不陪葬任何器物，只依山造一小墳堆即可。他安葬的時候，後主派大臣弔唁，贈給他「忠武侯」的稱號，所以後來稱他「諸葛武侯」。

諸葛亮生前還給後主上過一個奏章，說他在成都有桑樹八百棵，薄田十五頃，這是佔領益州後，劉備賜給他的一筆錢買的產業，一家人的生活的主要來源。他自己在外任公職，衣食都由公家供給，沒有積蓄任何一點財產。作為長期身居相位的諸葛亮，在生活上能這樣嚴格要求自己，在封建時代是不可多得的。

諸葛亮娶黃氏醜女為妻後，成為家庭內的得力助手，相傳「木牛」、「流馬」就是受黃氏的啟發製造的。但黃氏早年未生子，諸葛亮過繼其兄諸葛瑾之子諸葛喬為繼子。諸葛喬娶了皇家的公主，拜為駙馬都尉，但諸葛亮對他管教甚嚴，外出打仗帶在身邊，常讓他帶頭作艱苦的運輸工作。可惜諸葛喬二十五歲上就夭逝了。諸葛亮晚年得一兒子諸葛瞻，在他死的那一年，諸葛瞻八歲。他在給他的哥哥諸葛瑾的信中說，諸葛瞻雖然聰慧可愛，但怕他不能成重器。後來蜀亡時，諸葛瞻駐守涪城（今四川綿陽），經過英勇搏鬥，死於戰場。他的十多歲的兒子諸葛尚，聽說父親陣亡，也衝入敵陣戰死。這說明諸葛亮的兒孫們還是成器的，所以後世稱諸葛亮祖孫三代是「三世忠貞」。

諸葛亮病死前線的消息傳到成都後，朝野震動。不管是生前、受過他恩惠的，還是受過他批評處分的，都很悲痛，都認為他的死對蜀漢是一大損失。為了懷念他，經過大臣們討論，決定在他的墓地為他立廟，以便祭祀。後來當魏國大將鐘會攻下漢中時，還派人專門上定軍山祭掃了諸葛亮的墓，並下令嚴禁在諸葛亮墓地周圍放馬、砍柴。這說明諸葛亮以其崇高的思想品德，不但得到了蜀國官民的愛戴，也同樣受到了敵對國將士的尊敬。

但是，歷史的發展常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諸葛亮半生苦心經營的蜀漢政權，在他死後雖然仍由他的信任者蔣琬、費棉、姜維的全力支持和經營，但國力日衰。在他去世三十年後，終於被魏所滅亡。諸葛亮的事業在他死後雖然失敗了，但諸葛亮畢竟是一代名相，是我國歷史上一位傑出的封建政治家和軍事家。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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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崑源與施明德
陳真 2020. 06. 25. (更正版)

施明德(的太太)攻擊跳樓身亡的高雄市議會議長許崑源，說他是「惡棍」，說人們若肯定他「殉黨殉國」則「實在太不像話」，說他「人活著，人死了，都必須被評價」，強調大家「必須知道是非黑白」，講得正義凜然。

緊接著，施太太甚至動用文學筆法說：許崑源「的一生與毒品、酒店、樁腳、小弟、砂石、賭場、選舉、喬事情等等為伍」，「如今他跳樓自殺，也不會改變他一生的作為」，並且說台灣政壇「放任這樣的惡棍大搖大擺行走社會、出入政界營黨派之私，這樣的事，實在太不像話。」最後問道：「誰在營私？誰為公義？」

施太太的想法自然相當程度反映了施明德的態度，如此義正辭嚴，道貌岸然，講得好像施家多麼清高似的；囂張傲慢，非常可恥。

用同樣的敘事邏輯與修辭筆法，難道不也同樣可以套用在施太太自己的老公施明德身上？頂多只是內容修辭略有不同而已。

最無恥的是：對著一個已經無法為自己辯護的死者猛潑糞，居然講得「正義凜然」。施家倘若如此「嫉惡如仇」，理當是在許崑源還活著的時候去進行指控與舉發，而不是對著一個死者任意抹黑與羞辱。

而且，他媽的什麼叫做「許崑源的一生與毒品、酒店、樁腳、小弟、砂石、賭場、選舉、喬事情等等為伍」？這樣去論斷一個死者的「一生」，不會太囂張嗎？

我們平常批評政客，批評走狗文人，也只是批評其特定作為，而非論斷其「一生」。施家是以為自己是什麼？上帝嗎？天之聖子嗎？怎麼會有人囂張至此？

如果要用這樣一種論斷邏輯來論斷人，那我豈不同樣也可以說「施明德的一生，與酒店、樁腳、小弟、玩女人、搞選舉、喬事情、玩弄權勢及追求權力為伍，結交權貴，並與人渣政客及貪污犯沆瀣一氣」。

同理，哪天就算施明德跳樓殉黨，套句施太太的話，那「也不會改變他一生的作為」；台灣政壇「放任施明德這樣的政治惡棍大搖大擺行走社會，出入政界營黨派之私，這樣的事，實在太不像話」。我若在施明德死後，家屬籌備喪葬之際，落井下石，如此評價，不知施太太做何感想？

再說，許崑源何時搞毒品、搞賭場、搞砂石等等等？這樣一些指控，你得一一提出具體事證不是嗎？若真有不法，理當公開舉發，繩之以法，而不是等人死了才來儘情任意抹黑，吃定死者無法為自己辯護，吃定亡者家屬之心力交瘁無法反擊，吃定眾人在一片綠油油之「新黨國」威脅下之不願惹禍心態。真是很可恥。

施家指控許崑源「一生搞毒品、搞砂石、搞賭場等等等」，這些罪名倘若屬實，你想，民進黨會放過他嗎？清清白白乾乾淨淨的韓國瑜居然都能被該黨及其文人走狗們給無中生有、憑空造謠抹黑得臭不可聞，更何況任何一個與民進黨站在對立面的人，倘若真有什麼違法亂紀，民進黨能饒過你嗎？

我不認識許崑源，只認識他哥哥許昆龍，但彼此八字不合；我無法認同許昆龍的傳統政客行徑，例如特權關說與經營酒店。不過，那是許昆龍，不是許崑源。哥哥的帳，不能統統算在弟弟頭上。

我看媒體報導說，許昆龍是民進黨建黨黨員，而且還是高雄市黨部第一屆主委，這些報導是錯的。許昆龍是在民進黨開始墮落之後，也就是我準備要退黨的1988年，他才入黨。

我的黨籍雖然是在高雄縣，但我人在高醫念書，住在高雄市；民進黨建黨第一年，我在高雄市黨部擔任政治組副組長，並負責組織訓練工作，我完全沒印象有許昆龍這號人物，更不用說擔任高雄市黨部第一屆主委了。

我比許昆龍小二十幾歲，但在黨齡上卻是他的「前輩」。他擔任高雄市黨部第二屆(或第三屆？)主委時，已是八零年代末期，那時候才剛滿兩歲的民進黨，已經開始以光速般的速度迅速腐敗。

我能舉個小例子，大約是1988年，也許就是許昆龍擔任民進黨高雄市黨部主委的年代，有一天，有一位護理系學妹聽我說起美麗島「黨外先賢」的感人事蹟，好奇想要來某位民進黨民代的服務處看看，於是我就騎機車載她來。

當時，服務處大門是全開的，從外頭馬路就能看見裏面。你知道我們一進門看到什麼嗎？看到一群人在服務處賭博，而且還一邊賭，一邊用巨大音量欣賞 A 片。我當場真是超尷尬，趕緊帶著學妹踉蹌而逃。

蔡正元把許昆龍講成「黨外先賢」是不對的。許昆龍是黨外沒錯，但稱不上「先賢」；據說他是美麗島雜誌社高雄服務處副主任，這部份我不清楚，因為那時候我還是個高中生。但是，蔡正元顯然誇大且美化了許昆龍在黨外運動中的角色與作為。

那時候的許昆龍，所代表的是剛剛要開始墮落的民進黨；其腐敗規模，跟過去二十幾年來貪贓枉法無惡不作的民進黨相比，根本無法相提並論，差太遠了。

民進黨初期的腐敗，就好比說政治人物利用權勢包點小工程，拿點紅包回扣，特權關說一些細微案件的不法事項等等。但是，最近二十年來的民進黨，卻是金山銀山整座山挖著吃，把政權與國庫當成戰利品，如同土匪攻城掠地打家劫舍那般，毫無吃相可言；爭相搶奪金銀財寶，賣官鬻爵，結黨營私，權位私相授受；尤有甚者，賤賣國土，中飽私囊；藉權勢之便，勾結財團大炒地皮；甚至還開起法院，貪贓枉法根本無人敢辦。許昆龍那一點小惡小壞，哪能比得上這等惡行之千萬分之一。

而且，再說一遍，許昆龍是許昆龍，許崑源是許崑源，兄長之行徑，不能全盤轉嫁到弟弟身上。施家之惡評，基本上就是一種對於死者的無端抹黑。

再者，施明德一家如果如此清高，何以不能容忍「秋毫」，卻反而能與民進黨之「輿薪」為伍？頂多不過一根秋毫，都能被他施家說得這麼難聽，但是，民進黨無數人渣政客、走狗文人及黑金老賊黑金教父李登輝等等一大卡車、罄竹難書的違法濫權與貪婪腐敗，施明德卻反而對之大表敬意並與之為伍。這是哪門子的清高？

我並非說許崑源多好多棒，基本上我不認識他，但也沒聽過關於他的什麼敗行劣跡。再怎麼說，都絕對遠遠比不上民進黨之系統性的全面貪婪腐敗。你施家能夠與「輿薪」共舞，卻如此不屑「秋毫」，這是哪門子正義與道德？

我來舉些例子，看看施明德到底是多清高？

一，結盟貪污老賊、黑金教父李登輝：

施明德曾經說，李登輝當總統的最大「貢獻」就是「引進日本的三流文化，大搞黑金政治」；痛斥黑金教父李登輝「欺世盜名」，嚴重傷害台灣民主與法治，是「黑道暴力政權的領導者」，「利用黑道力量控制國會議員，破壞民主法治莫此為甚，使台灣淪為西西里島一個黑道控制的島嶼」。施明德擔任黨主席時還動員全黨，發起一個針對李登輝的「反黑金大遊行」。

不料，幾年後，施明德卻邀請這樣一個「嚴重傷害台灣民主政治與法治」的「黑金教父」、「黑道暴力統治者」來家中做客，打算共同成立「第三勢力政黨」，而且對李登輝大加推崇，說他對李登輝的「政治堅持」與「熱情」很感動。

更不可思議的是，這個原本打算由黑金教父李登輝和施明德共同領導的「第三勢力政黨」，黨名居然叫做「新台灣清廉本土聯盟黨」。施明德歌頌李登輝說：「我們兩個都是同月同日生，魔羯座的，而且還是同血型，都是 AB 型的啦！坦白說啦！這一段時間我對李先生的那種熱情，那一種鍥而不捨，我真的非常受感動。」

很噁心吧。有利用價值時，就連黑金教主、黑道暴力教父都能捧成讓他多麼感動的改革者。反之，遇到異己之死，就任意亂抹黑一通，沒來由地大扣帽子，充滿不屑。這不會太荒唐嗎？雖說惡言非出自施明德本人之口，但他難道不覺得他太太言行之可恥？

二，施明德與「黑影幢幢」的民進黨

2008年，施明德發起倒扁紅衫軍，民進黨反擊，對施明德發動抹黑，抖出施明德過去在政治上與金錢上一些難以查證的不堪往事。施立即公開威脅說，他擔任過黨主席，「長期掌握民進黨各種暗盤交易黑幕，要抖大家一起來抖。」

我想說的是，施明德如果真的如此道德清高、嫉惡如仇，那他應該把他所宣稱全盤掌握的民進黨罄竹難書之「各種暗盤交易黑幕」統統公諸於世才對，但我從未聽他抖過任何一件黑幕，反倒坐視其太太囂張跋扈地對一個死者憑空栽贓抹黑。

2013 至 2014年，根據各家媒體報導，蘇貞昌準備和蔡英文競爭黨內總統初選，謝長廷則準備爭奪黨主席，施明德的「換帖兄弟」柯建銘以及謝長廷辦公室主任林耀文很貼心，馬上幫蘇、謝向四海幫與天道盟兩大黑幫調動數萬名黑道份子入黨，充當投票機器之人頭黨員。

2013年5月2日中國時報報導，根據警方情資指出，「入黨答謝禮一人三千元」。一位四海幫中常委表示，基於私人情誼才願意幫忙拉攏幫派成員加入民進黨。

根據當時《壹週刊》的調查報導，為了協助當時的黨主席蘇貞昌及謝長廷爭取大位，「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及謝長廷辦公室主任林耀文分別向天道盟、太陽會求助，要求兩派人馬能分別拉到6.5萬及3萬人入黨。」「柯建銘並前往澳門和天道盟精神領袖羅福助會面，當時羅允諾動員6.5萬人加入民進黨，幫助蘇貞昌連任黨主席，而柯建銘也曾尋求天道盟旗下太陽會創會會長吳桐潭協助找人入黨。」

柯建銘否認一切相關報導，並對《壹週刊》提出告訴，但民進黨立委郭正亮卻在臉書寫道：「據了解，黑幫被請託入黨的不只天道盟，目前傳出的入黨答謝費，每人可得500元。估計到今年 (2013年) 5月底入黨截止，民進黨約有12至15萬黨員，某派系加上黑幫與人頭黨員大戶，約可掌握3至4萬張選票，勝選機率大增。」

媒體指稱，「如果柯、謝在黑幫中分別能順利達成拉攏 6.5萬及 3 萬人入黨的目標，那麼，光是這回的黑幫入黨人數，將占民進黨有效黨員的至少三分之一。」當時的民進黨秘書長林錫耀對媒體表示，「黨中央原本認為選前一年黨員增加乃是慣例，但後來陸續得知天道盟及四海幫找人入黨，才發覺事態嚴重。」

對此我想說的是：依照施家的道德標準，究竟是「黑道集體收錢入黨」充當「人頭黨員」比較可惡，抑或是許崑源那些莫須有的空洞罪名比較嚴重？

我沒法理解施家這種道德，對莫須有的一人傳聞痛恨入骨，對於整個黨集體染黑與公器私用以便競選總統與黨主席大位之瘋狂墮落行徑，卻反而視若無睹，甚至照樣與之為伍。

三，施明德的密友們

施明德有幾位鼎鼎大名的友人，比方說周伯倫，比方說柯建銘，比方說林忠正等等等。

1.周伯倫

先說周伯倫。黨外人士應該都知道這號人物，當年號稱是「阿扁的師弟」，後來擔任民進黨立院黨團幹事長，1988年涉及榮星花園弊案，收受一千六百萬元賄款打通關節，案子卻拖延十五年才定讞，判刑六年，2003年入獄，僅僅關了兩年，2005年便出獄了。

出獄後，表面低調，其實仍相當活躍。比方說，我的「前」工運「同志」賴勁麟 (現在是一堆國營事業頭銜的董事長)，他女兒賴品妤參選立委，操盤手就是周伯倫，牽線者是柯建銘。

1995年，施明德跑來台南選立委，操盤手也是周伯倫。1996年，施明德競選立法院院長的核心操盤手，同樣還是周伯倫，以「大和解」為名，幫施明德四處喬事、串連新黨與部份國民黨人。另一個操盤手則是負責金援來源的林忠正。

周伯倫入獄前夕，前往其家中送別的就是施明德及其兩位密友，亦即柯建銘和林忠正。

周伯倫不但是貪污犯，而且黑白兩道通吃，依照施家羞辱許崑源的道德邏輯，為何反而與周伯倫如此麻吉？施明德擔任黨主席及立委等黨職與公職期間，周伯倫是他最重要的左右手之一。這又是哪門子道德？

2.柯建銘

施明德的另一個更大咖的麻吉友人就是民進黨內形象最腐敗的人之一--柯建銘。不過，老實說，我並不鄙視柯建銘，畢竟真小人總是勝過偽君子。但是，柯之行徑確實是民進黨的一個基本縮影。

柯建銘，一些黨內同志稱呼他是「現代和珅」。和珅是誰呢？和珅是清朝一位「喬王」，很會喬事情，號稱「中國歷史上第一大貪官」，富可敵國，從乾隆到嘉慶一路紅，無所不喬，權傾天下。

憑良心說，我認為給柯建銘這樣一個「現代和珅」的封號並不公平。因為，柯建銘的貪，跟民進黨那些表面清純的「正人君子」相比，顯然還是遠遠差了一大截。

真正貪婪舞弊者，往往以合法掩飾非法，隨便弄個地目變更，炒個地皮，馬上億萬錢財如洪水般滾滾而來，哪需要靠什麼幾十萬幾百萬的政治獻金撈錢？阿扁之所以坐牢坐得很不爽，就是因為他知道其他同志比他撈得更兇更猛。

不過，不管怎麼樣，施家如果如此道德崇高，連一個死者的清白都能如此踐踏，為何卻和「現代和珅」如此麻吉友好？甚至為其司法關說之非法行徑護航，這又是哪門子清高？

關於柯建銘，我就不多說了，請見底下幾篇相關文字：

卡韓政變 (137)：嘴巴黨在乎清廉嗎？(陳真)

https://bit.ly/2Va3enT

和珅亂政(李界木)：

https://bit.ly/2CpLGO7

柯建銘、陳水扁涉嫌買票、圍標、恐嚇受刑人(吳子嘉)：

https://bit.ly/3fMQcok

道德理當具有一種內在的一致性。但是施家的道德顯然不是如此。面對自己人，不管怎麼扯爛污都無所謂，但是，面對異己，就馬上換一副嘴臉，表現得好像他多麼重視清廉與正直似的。真是很可恥。

3.林忠正

1994年，施明德擔任黨主席，找來一位特別助理林忠正，為人海派，周旋於豪門巨賈之間。此人曾任民進黨副秘書長，後來擔任金管會委員期間，收受賄款為廠商護航，並接受女色花酒招待，判刑14年定讞。就連林忠正的秘書都能藉職務之便，從中漁利，以低價非法取得股票。

林忠正 2011年入獄，2016年就出獄了，現在是東森媒體集團首席顧問。講到東森，我想起一個人。我那位「前」工運同志賴勁麟的太太，現在跟林忠正應該就是同事。賴太太不但是力麒建設公司之獨立董事，同時也是東森新聞台副總監兼節目製作處經理，女兒現在也當上立委了，真是一門英烈，生財有道。

然而，我很想問問賴勁麟，過去口口聲聲講的那些什麼「左派」啦、「工運」啦、什麼「勞動階級」的什麼「理想」呢？可還當做一回事？抑或是這一切所謂理想，只是謀取個人權位與私利的一個手段？亦即為求一己之私，面對民進黨遠比昔日國民黨更為貪婪腐敗的各種違法亂紀，明知該黨檯面人物諸多舊國民黨餘孽，貪贓枉法，持續掏空台灣，危害社會，乃至殃及後代子孫，不但視若無睹，甚且為虎作倀。

賴勁麟年紀應該比我大上一些，是跟我同一年代的一位工運人士，同時也是極少數我認為品性端正者，尚且淪為權勢幫凶，遑論其他政治蟑螂老鼠，個個腦滿腸肥，為非作歹。

四，施明德清廉嗎？

阿扁貪污案不勝枚舉，其中之一是國務機要費案。施明德發動倒扁，阿扁非常不爽，指證歷歷曾以國務機要費450萬金援施明德。施明德辯稱事後才知金錢來源。此外，扁亦指控曾有其它金援款項數百萬，非僅一筆。

施明德的前妻艾琳達多次亦公開指控施明德說：「他一直都有一些間接的藍軍金錢資助，他現在是，最近五年也是，大部分都是依賴藍軍，我認為他應該把他個人的財政、個人的家用啊、他個人的收入等等，全部應該公佈」。

這類指控非常多，但是，老實說，除了阿扁的資助那部份不算之外，我不知道施明德是否清廉。我個人是傾向於相信他的清白，畢竟他若真要扯濫污，機會多得是。但是，若要說他多麼一介不取，我倒也不信。為什麼呢？

比方說，施明德經常「炫耀」說他身上只有幾塊錢之類，以示兩袖清風。但這是完全說不通的。一個人十幾年或幾十年都不用工作，「身上永遠只有幾塊錢」，卻又能每天穿得像花蝴蝶，吃住無憂，而且據說生活環境相當豪華，至少家裏空間大到可以宴請十幾位客人，這總該稱得上豪華吧。

問題是，錢從哪裡來？這其實也是我對其它政治人物的一個基本困惑。為什麼這些人當他沒有擔任政治職務時，依然永遠都不必工作就可以過得相當豪奢，究竟錢從哪裡來？為什麼我們一般人卻得每天忙到爆，累到快要過勞死，而且是從年輕一路累到老，無一刻喘息，方能養家活口，求得一點溫飽？政治人物卻每天華服美食名車接送？到底錢從哪裡來？

我知道基金會是政治人物「斂財」(或說「謀生」)的一個管道；長年不用工作，只要弄個冠冕堂皇的基金會，接受各界捐款，馬上就財源廣進。問題是：吃人脈，靠名氣，而不是靠力氣靠血汗，這樣一種生活很光采嗎？

施明德很早之前就有個「施明德文化基金會」，他太太就是董事長。但我查遍網路，就是找不到該基金會的收支帳目資料，只看到該基金會常有所謂「義賣」，居然連施明德自己釀的酒也能公開販售(這樣合法嗎？一般人可以公開販賣自己釀造的私酒嗎？)。長年以來，究竟義賣了多少錢？支出多少？收入多少？以及收入來源等等等，完全找不到帳目資料。

我不是要做任何指控，而只是想說：這樣一種長年不需勞動、不事生產的優渥生活，很偉大嗎？何以如此驕傲？
五，施明德很單純嗎？

施明德很單純嗎？不知政治黑暗嗎？他不知道政治人物整天忙著撈錢奪權扯爛污嗎？他不知道在政治上，「白道的白天，比黑道的黑夜更黑」的基本事實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施明德又不是三歲小孩，當然不可能不懂台灣政治之腐敗入骨。

舉個例，在他與李登輝企圖合作企組織第三勢力政黨之前，施明德曾多次批評李登輝當權之後，引入黑金政治對於台灣之嚴重傷害。同樣地，早在2000年民進黨剛取得政權時，施亦多次指控權力早已使民進黨腐化，喪失理想性。施並指稱民進黨所奉行的是一種比黑金政治更為腐敗、對台灣社會更具危害性的「白金政治」。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兩岸關係研究所所長朱松嶺教授，寫了一本書叫做《民進黨政商博弈研究》，研究民進黨的政商關係本質。書中寫道，施明德多次指出：「權力使人腐化，民進黨早已喪失過去的理想性。台灣五十年來的政治轉型，是從兩蔣的『黨國不分』體制，到(李登輝的)『黑金體制』，再到 (民進黨的)『白金體制』。」「李登輝為了鞏固政權，不但引進黑道勢力，並將其培養成『黑金』，兼具黑道與政治勢力。」

書中指出，施明德認為，民進黨的「白金體制」時期，眾多的「紅頂商人」在政策制定與人事安排上，與掌權者掛勾，其所造成的傷害，遠比李登輝之黑金體制時期更嚴重。

一如該書作者闡釋施之看法，如此寫道：

「黑金縱然可怕，但白金更加可恥」；黑金政治底下，「黑道只能在暗地裏偷偷摸摸，但政商勾結的財團卻是公開地謀取不當暴利。」在「白金政治」底下，「貪腐官員的權力濫用以及不法商人侵吞資源的公開化、表面化，全然不避諱法律尊嚴與公眾輿論。」「久而久之，金權勾結形成政治寡頭與商界寡頭聯手的政策和資源壟斷聯盟，結成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共同導致吏治腐敗、惡政濫權、貪腐橫行。最終導致民生塗炭，經濟社會發展停滯與倒退。」

你可以清楚看見施明德對於台灣政治貪婪腐敗之惡化十分了解。也就是說，施明德並不是一個政治傻蛋。林義雄似乎真的很「單純」，對政治現實很無知；林義雄似乎真的不知道他所力挺的無數民進黨人是一些什麼樣的貪婪人渣與走狗文人，但是施明德畢竟不可能像林義雄那麼單純。

問題是，施明德卻照樣與黑金勢力與白金政客共舞而不以為恥。他自己或許相當程度潔身自愛，但他事實上並不曾展現基本道德的一致性；對於自己人，百般「寬容」，對於異己，卻又是一副傲慢不屑態度。尤其是對於一名死者之清譽，竟放任其家屬任意踐踏羞辱之。這是哪門子道德？

今天，如果立場對調，假設為惡者是國民黨，一整年每天無時無刻發動所有媒體對民進黨某位義人進行抹黑與醜化，從而帶來一種以身相殉。你想，民進黨會怎麼做？恐怕早已四處包抄，暴亂四起，為義人與烈士討公道。而且，殉道者會被載入史冊，無限歌頌，哪怕他生前為人如何如何。

施家擺出這種對於所謂流氓、惡棍的不屑嘴臉是很可恥的。就算一個大惡人，難道不能有義憤？不能有愛國心？不能哀嘆義人之落難？不能有公義之心？

我在八零年代的黨外十年之中，認識兩種人，一種叫做菁英，很會耍嘴皮唱高調，理想總是說得滿天飛，實則爭功諉過，窩囊猥瑣，膽子小，慾望大；很會迎合媒體，塑造形象，凡事都能轉換成為功名利祿之所謂「政治資源」；哪怕根本微不足道的一點小事，照樣能吹噓與變賣，絲毫不會「浪費資源」。

尤有甚者，大多竄改個人歷史，明明是舊黨國餘孽，抑或窩囊膽小，屁都不敢放一個，如今卻各個搖身一變，成為民主先賢先知，其實全是鬼扯蛋，全是謊言。目前這個所謂「民進黨」，其檯面掌權者，大多就是這樣一種政治人渣。

相對於「菁英」，黨外的另一種人就叫做「庶民」，做牛做馬，出錢出力，流血流汗，有情有義，無怨無悔，擋拳頭，挨警棍，動輒黑牢伺候，但是論功行賞永遠不會有他們的份，甚至根本無人認識。

庶民裏頭，很多人往往居無定所，工作不穩，抽煙喝酒嚼檳榔樣樣來，並且滿口幹你娘。過去國民黨全面掌控媒體，總是洗腦社會大眾，說這些人就是流氓惡棍，所以黨外就是一群流氓惡棍所組成。

但是，事實上，台灣的所謂反對運動或民主運動，倘若有什麼成果，其實就是這樣一些無怨無悔不計毀譽不計代價不求功名的庶民百姓乃至「流氓惡棍」，以他們的青春血淚為代價，爭取而來。

民進黨得勢後，菁英們各個封官晉爵，名利雙收，玩權弄勢，財源滾滾，居然就開始蔑視起庶民來了，說他們是草包，說他們沒水準，同樣玩起「流氓惡棍」的抹黑醜化把戲。明代曹學佺有詩云：「仗義半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大概就是這等寫照，十分可恥。

後語：

我不認識施明德，但在他絕食期間，差不多是1987-1988年左右，我和陳菊以台權會代表的名義去三軍總醫院看過他。我對他曾滿懷敬意，但這份敬意，早在三十年前的九零年代初便已煙消雲散；並不是因為他做了什麼壞事，而是因為他經常難以掩飾的傲慢，彷彿苦難賦予他傲慢的特權似的。

施明德的前半生因義受難，這點毋庸置疑，但是，再大的「苦難」本身都不足以讓人取得傲慢資格，更不會因此而擁有抹黑他人、羞辱死者的權力。

莎士比亞說：「一隻甲蟲之死，其痛苦不會亞於一個巨人」。一個人再怎麼偉大，他的痛苦也還是如同萬物蒼生螻蟻秋蝗一般，而不會更為巨大。

再說，苦難形式千百種，一個孤兒寡母含辛茹苦的生活磨難，一個工人家庭身心俱疲的經濟重擔，無人理解，無人可訴，這樣一種永難磨滅的一生艱難與難言之痛，又何嘗會少於政治受難？

苦難理當帶來一種滄桑，一種對於人事物的敏感與憐憫，而不是帶來傲慢與偏見。

許崑源當然不是惡棍。然而，即便面對任何一個惡棍，我們仍然還是只應給他應有的罪名，而不是趁其死亡，橫加罪名。

當今之世，在這小島上，在美國的長年殖民與強力政治操作下，仇中反華的綠色勢力橫掃全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人們爭相逢迎拍馬，爭相表態表忠貞。無恥之徒全加入綠營了，特別是菁英界，一個比一個窩囊無恥，一個比一個綠油油；請問島上還有幾人敢對綠有所不敬？乃至以死明志。光憑這一點，許崑源就是一條好漢。

曾經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施明德，自然也是一條好漢，但那似乎就像是個已成回憶的悲傷陳年舊夢；當下如許陌生，彷彿只能從往事如煙中去尋找。

許崑源與施明德 (續)

陳真

2020. 06. 25.

我這篇「許崑源與施明德」有個地方筆誤，請各方轉載者務必更正，也就是「後語」第一行，我去三總看他，是在 "1987-1988年"。是1988，不是1998。

每天公私繁忙，連想好好睡個覺都很難，再也沒有多少時間可以做一些或許對他人有益之事。光是過去三天加起來，根本睡不到10小時，非常疲憊。像這樣一篇將近一萬字的文章，我是利用過去幾天看門診時沒有病患的空檔，斷斷續續匆忙寫成，零碎跳躍，閱讀上只能將就，沒法顧及什麼文字品質了。

八零年代末期，施明德曾經絕食幾年，前後估計長達三、四年左右，因此被移送三軍總院強制灌食。記得差不多是民進黨成立後的一或兩年，我和陳菊以台權會代表的身份去三總看過他，時間大約是1987-1988年。他被五花大綁在病床上，以胃管強制灌食。

記得從高雄出發北上的那天早上，有位黨外前輩，沒有事先告知，突然跑來車站送我。他「語重心長」地告訴我說，他希望施明德這回能絕食至死，他說，「這樣的話，(反國民黨的)運動才做得起來」。我聽了很訝異。我跟這位前輩的想法不一樣，我希望施明德能好好活下來。

那已經是距今至少33年前的事了，那時我還是個大學生。兩年後，也就是1989年，想不到就換我叛亂了，罪名是「企圖分裂國土」及「煽惑群眾內亂」等等。那時我仍然還是個學生，正準備去醫院實習。

從此之後，噩運就找上我以及我的家人。該來的總是會來，可我沒想到它來得這麼快，這麼劇烈。

一個人，與其說為國為民為公義為理念，不如說是為了一個愛字；愛之所至，可以盡棄所有，可以亡命天涯，可以忍辱。可以負重，可以烈火焚身，可以引刀成一快，這一切其實都不算什麼；所謂「千古艱難惟一死」是錯的，一己之死沒那麼難，家人因你而受害才是人生難以言喻的痛。

我能體會林義雄的某種「孤僻」，不喜鎂光燈，不喜拋頭露面，因為我知道某種感覺，彷彿有個東西從生命裏破滅了，消失了，遠離了，從此世上再也沒有一種虛榮或個人榮耀具有意義、值得追求。家人一走，彷彿就帶走了我的所有明天，剩下的全屬「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