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不開的一本書,一些事】
Cathy Park Hong《Minor Feelings》
也不是說有意避開,就是知道了很久,沒拿起這書來讀。本書在2020年初出版,作者是一位美國韓裔著名詩人,這是她的第一本非詩集/非小說作品,書的副題是"A reckoning on race and the Asian condition":「種族和亞裔處境的反思」,隨著全球疫情後出現的反華情緒,和特別在美國發生襲擊亞裔人士個案數目大幅上升,令亞裔美國人身分認同成為熱門話題,而這書在今年初推出了 paperback,過去只讀沉悶的政經書籍的我,本來近期集中睇小說,但 Hong 的這書,再也避不開。
本書名列去年多個年終書評十大名單中,只不過是短短二百多頁、七篇文章,有什麼特別?作者以自己第二代韓裔美國人的身分和個人經歷,包括自己和一些認識或不認識的人的故事,探討了種族、結構性種族歧視,和在白人社會主導下成長的影響等題目,也因為她是詩人和藝術家,特別討論了小時學習英文為第二語言,從而讓她對這語言有更敏感了體會和應用,和一些在藝術社群中亞裔面對的問題。
Hong 成長家庭環境中上,住在白人居住地區,甚至家有私家泳池,但不忘提醒讀者小時候住在洛杉磯Koreatown的「基層」地區,不過在1992年當地發生的黑人與韓裔種族衝突前,父親生意有成,已經搬走。與我之前介紹美國越南裔詩人/作家 Ocean Vuong 不同的,是後者以難民身分移居美國,在單親家庭中長大,一直貧苦地工讀,Hong 讀的是私立大學,但二人對英文為第二語言的體會,在他們作品中,可見相似的地方。
尋找一起走過的經歷
兩人相似的經歷,還有是一個刻苦、堅強但對子女十分嚴厲的母親,就像我們在流行文化中阿信再加「虎媽」的印象。Hong 提及,小時到白人孩子朋友家中玩,覺得很和平和安寧,父母慈祥,小狗可愛,但回到自己家中,父母總是吵吵鬧鬧,沒有寵物,但老人家總有些古古怪怪的習慣(像祖母親用咖啡罐裝自己的尿去後花園種蔥),我想如果拍成電視處境喜劇,應該嚇壞白人,但反過來,只會令他們對小數族裔 stereotyping 的印象定型,更根深柢固。
Hong 的文章中,帶出很多重要的問題,例如,她作為藝術家,作品是否被困在白人社會對亞裔的印象的框框內,要遷就他們怎看我們,才能有機會出版?甚至她透過於1982年在紐約姦殺被害的美國韓裔女詩人 Theresa Hak Kyung Cha 的事跡,質問為何媒體甚至她的藝術界同僚和朋友,分別都淡化報導或低調處理,難道亞裔面對的暴力,白人社會都不想提,不想知道太多,亞裔在他們眼中,最好是隱形?這狀況,也與黑人面對的問題和歧視,有所異同。
Hong 所提出的問題,未必有答案,卻能另我們反思自己的經驗。無論在那裡生活,或曾經在那裡生活,在「自己的國家」抑或「別人的國家」,是多數是少數,不要說沒有歧視,要是這樣說,肯定只是視而不見而已,包括在中國和香港。我也想,我曾經在美國留學和打工十多年,回到香港,種族上少數分子變回多數,但身分認同又在種族層面上增加變數,回歸後香港身分在國家全面管治下又不一樣了。但至少回想自己十多年在美國的經驗,究竟當時是怎樣的?
誰是「亞裔美國人」?
近年使用的「亞裔美國人」(Asian American)一詞,原來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在美國反越戰和民權運動示威浪潮最火紅的加州柏克萊(Berkeley)所創作出來的,今天最「建制」的形容詞,當年卻已是最「前衛」的。即使在八十年代我在美國讀大學時,對亞洲人的形容詞,很多人仍然以 "Oriental"(東方人)這個顯然極為殖民主義的詞語稱之。至近年,如果要向一些美國機構有需要填表,在種族一欄往往會以「亞裔美國人及太平洋島民」(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統稱,我都會不禁想,亞裔都夠包羅萬有了,怎麼把太平洋島民都打成一片?
反觀英國,近年在這些回應表格分類,都變得比較仔細了,會分為「中國人」、「華裔英國人」或甚至「香港人」,當然也有些「混血」、「其他」或「不想或選擇不回應」給選擇,始終,說是種族但其實也是身分認同的選擇問題。然而,是否美國人就是比較懶惰,還是白人主導思想下分不開,不想分?他們分不開華人、日本人、韓國人、越南人等等,這都罷了,就是兩個東亞裔人的不同面孔,都總是分不開,我們分辨白人面孔卻沒這問題,是否我們看荷里活電影太多,他們看亞洲片太少?
自去年起,亞裔在美國因種族歧視遭受襲擊個案大增,亞裔美國人團體因而加強聯繫,作出回應,我曾經聽過當中他們舉辦的數個網上論壇,華日韓越還有印度、菲律賓等主要社群的參與都有,他們都會指出,一般美國人社會和白人主導的理解,甚至在不同亞裔之間,其實都未必完全了解「亞裔美國人」所包含的複雜性,不同的種族、文化、背景、語言,分隔了他們的互相了解,還有不同國家之間的政治和歷史的紛爭、新仇舊恨,在美出生的日韓中/港/台人後代,可能感受不深,但如果是新移民或者留學生,不幸地可能根本互相敵視,另一方面,新移民與否、教育程度、社會階層不同,對種族歧視的體會也不一樣。
我比較深刻印象的,是有一位講者曾經提出過,在媒體甚至官方的描述,不宜再簡化地以"China"或"Chinese"形容中國政府或官方的事宜或行為,中國餐說是"Chinese food"沒問題,但如果是政府的行為,就應該在內容和標題說明是"Chinese government",的確,任何政府也不能代表所有人,批評一個政府不應把不滿投射都該國的人民,這個建議,可圈可點!
黑暗的歷史
另外,他們在討論中提出的典型應對,必定包括在美國教育中加強亞裔在美過去面對的歧視歷史,由美國內戰結束後,失去了黑人勞動力後,美國於1860年代輸入數而萬計的中國勞工以參與興建鐵路,可說是美國鐵路尤其是開發大西部的,當初都是以中國人的血汗,甚至用上平均每公里幾條中國人命搭建出來的,但美國政府「打完齋唔要和尚」,之後卻因恐怕大量亞洲移民,通過了「排斥華人法例」(Chinese Exclusion Act 1882),中國人甚至其他亞洲人,甚至包括前美國殖民地的菲律賓人,都難以移民美國,直到1960年代才真正開始改變。
今天亞裔美國人提出應該放進中小學歷史教材的,當然還有二次大戰時的日裔美國人的遭遇,他們無辜地被視為間諜,財產土地被充公,失去自由,年輕男丁卻被徵上戰場,保衛美國這「家園」,其他家人就關押在集中營多年,直到戰後才放出來,這段黑暗歷史。至於韓國和越南人,無論是否同意美國當年應否介入他們國家的內戰,阻止共產主義擴張,大概都會同意,美國接收不少來自兩國的難民或移民,多少都為贖罪。
然而,在今天美國的本土政治環境,種族主義反而更為抬頭,在部分州政府出現共和黨人大力打壓黑人投票權利和鼓吹白人至上主義,要提出亞裔美國人歷史觀,把這些美國帝國主義的黑暗歷史,放進教科書,談何容易!反過來說,政權用作政治宣傳教育的話不算,就是過去在華人社會和教材又有多少談論「賣豬仔」和美國反華移民法案?就是我這一代香港人,對這些事的印象,只有「華英雄」和黃飛鴻電影(但這些故事內容卻反而只較多描述中國人自己人打自己人多於受白人的歧視),難道這歷史連中國人自己都不想再提?
種族暴力未停止過
這兩年在美國發生多宗亞裔面臨種族暴力事件,特別在三藩市灣區和紐約市等地,以及在今年三月發生的亞特蘭大按摩院槍擊案中的受害者,回想我接觸這些仇恨罪案(hate crime)的報導,始於1982年的陳果仁案。案發於我入讀美國大學前的幾個月,案件和之後數年關於的審判的報導,在我讀大學時訂閱的星島日報(記住當年未有蘋果甚至world-wide web!),應該一直看到這案件的發展。
陳果仁在中國廣東於1955年出生,六歲被被同來自廣東的養父母從孤兒院收養,帶到美國長大,於1982年二十八歲之齡,在美國底特律一家脫衣舞會所與朋友慶祝八日後將舉行的婚禮時,與在場人士起爭執,後來被兩名白種人追打,以棒球棍擊至腦死亡,四日後正式離世。這是否種族仇恨罪案?有證人表示,聽到兇徒曾經說:「都係因為你班XXXX令我哋無工做」(It's because of you little motherfuckers that we're out of work.),兩名被告當然否認說過。
歷史背景,當年美國因日本經濟起飛,尤其美國汽車業面對日本進口車競爭,節節敗退,三大汽車廠大量裁員,而底特律正是美國汽車業傳統重鎮,失業情況嚴重,雖然陳果仁是華人,相信很可能是被錯誤當作為日本人而被害。然而,州政府的審判,竟然輕判兩名兇徒罰款三千美元,守行為三年了事,華人團體說,等同公告天下,三千大元可以買起一條中國人命。
之後,有華人律師和記者介入,根據侵犯死者公民權利把案件推上聯邦法庭,原本把兇徒當中一人成功入罪判監廿五年,另一人就脫罪,但在兩年後上訴判決,兩人獲無罪釋放。最終,家人僅能以民事訴訟控告兇徒,獲判約一百五十萬美元,還要分期每月幾百元地給被告慢慢還,慢慢玩!因此,今年的亞特蘭大槍擊案,社會爭論是否應該以種族仇恨罪行控告兇徒,但歷史告訴我們,在美國,要如此入罪,十分困難,結果,恐怕又是不了了之。
當然,與當年中國人被當作日本人不同,這兩年如果說有人因疫情而仇視華人,但不少在美國街頭被襲擊的,卻是其他族裔的亞裔人士,可謂諷刺,並且,這也不是因為認錯,不少襲擊者顯然沒打算再理會他們是華人或是其他亞洲人,就是發洩要叫他們「滾回家」,即使他們不少根本是土生土長美國人。可幸的是當年陳果仁案只有美國華人稍為關心,今天可能因為所有其他亞裔都一同受害,亦相信因為社會始終有少許進步,不同族裔的亞裔人士總算更大程度地合作起來。
選擇忘記的歧視?
回望我在美國生活的那些年,究竟有沒有受到種族歧視?要說出具體例子的話,我說不出來,但說沒有遇上,我可以肯定地說,一定有。小的事情地方,面對過的白眼,服務上當我隱形,言語上的欺凌,必定有,但很奇怪,雖然說已經過了廿多年,是真的完全記不起來,還是我潛意識要忘記這些事、那些人?相反,像 Hong 書中形容,美國人對亞裔有些既定形象、行為模式,作為「乖乖」的「模範少數族裔」,我們只要「fit」進這些模式,自然大體上「相安無事」。當時,不自覺下,受害者也成為了種族歧視的幫凶。
我的大學處於中西部非常保守的印第安納州(Indiana),白人絕對佔最多,黑人也少,不過,可能因為屬於理工科目較强的學校,來自分布大量不同國家的留學生算多,我大學第一年時,宿舍同房被分派了一個美國人,他來自本州的中型城市,從未踏足外國,甚至連美國本土可能只去過少數鄰近的州分,我這個香港仔同房,對他可能已算是個衝擊。我們相處不錯,但我相信他也覺得,他潛意識下覺得自己是主,我是客,他是大,我是細,而我都是用最典型的亞裔方式,用學科成績證明自己的實力,得回多些尊重,尤其因為我們主修科目一樣。不過,不自覺下,這也許又已墮進「模範少數族裔」的stereotype 了。反而我有印象的,是他初時常笑我寫中文信給家人朋友(我1993年在入學第二學期才拿到電腦戶口,學識用互聯網和電郵,減少了手寫信),寫的中文字是"chicken scratch",如果以今天標準來說,算是有點歧視成分了,不過,當年,算了。
與 Hong 描述她的大學生活比較(我比她約早十年入大學),我們都是在中西部的保守州分(她在艾奧瓦州 Iowa),不過她讀藝術,我讀的是工程,也許在亞裔的模範形象中,數學、理科能力較佳,讀這些科目的話白人接受,問題較少,只要是繼續在這些方面發展,可謂各取所需,當年就算是畢業後要在當地找工作,拿工作簽證留在美國,入籍,都不困難。後來我碩士畢業後進入大型電腦公司,先後在東西岸,前後兩家公司工作,回想起來,都是走不出這亞裔模範形象。
我在美國的第一份工作,聘請我的是一位台灣人,從一開始,我真的有想過,他是不是因為我是華人而挑選了我?結果我都沒有問過他,當時組中除了我倆沒有其他華人,而我們也從沒有在工作內外講國語。當年我讀的是電腦工程,但第一份工作卻是在電腦公司生產硬碟的製造工程部門寫相關控制機械的程式,老實說,並不十分「夾」,大學學的都不一樣,要重新學過,而硬件製造可說是比較「悶」,結果兩年後在公司轉職到西岸矽谷的前線部門,才擔上較接近軟件顧問和諮詢的工作。矽谷在科技人才上即使當年已經是個大溶爐,我的同事幾乎來自世界各地,說什麼種族歧視?雖然最終大老闆,基本上全是白種人。
後來我在1994年返回香港工作後,無論是朋友討論或是媒體訪問,問及我為何回流,我的答案都會說,在香港可以更快踏上更高的職位,事業發展更好。當然,也許在一刻是那樣,不過,我也會補充說,如果留在矽谷多一會,等及互聯網 dotcom 泡沫吹起,留在美國也許發展更好也說不定。不過,當時在美國大公司所見的,的確是即使科技行業也有這個玻璃天花(glass ceiling),上面的職位望得到,但不會能上到去。我沒有詳細數據,但即使至今,大家印象中仍會覺得,除非自己創業,在美國大型科技企業的最高層,華人等亞裔的不多,除了印度人。
Minor Feelings
Hong 書中說的 minor feelings,是指當「美國式樂觀主義被置於你的身上,與自己種族實況面對呈現矛盾,導致的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人家告訴你,一切在改善中,自己卻覺得,都是一樣;人家說,亞裔多成功,自己卻感覺失敗。」相反,當我們覺得,「受夠了」,要對自己誠實一些,即使要令其他人覺得「難相處」,卻會被視為「敵意、忘恩負義、妒忌、令人沮喪、好戰」,就像白人社會覺得我們走出模範樣式,出了軌。
想起來,當年離開美國,的確有點兒這些感受。不過,奇怪的是,今天在香港,如果嘗試把種族部分,自己選擇用一樣你感受到的東西代替,這「認知失調」和「被當作出了軌」的感覺,同樣出現。這,又是什麼?
所以,我說這書避不開,是因為有些事,有些感覺,是避不開的。《Minor Feelings》最成功之處,最另我覺得是所讀最佳的書之一的原因,是因為它出奇地令讀者反思。不只是共鳴,更加是反思。
#CathyParkHong #MinorFeelings
#和你讀
#光讀書 #書評 #讀書
同時也有2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76萬的網紅memehongkong,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047.繪畫與音樂。畢加索的繪畫美嗎?貝多芬的音樂好在哪裡? a. 畢加索的名畫格爾尼卡(Guernica),畫面由左,中,右三部份組成。畫的中央 是一匹受了重傷將死的馬,身體向右,頭卻向左邊,臀部紮了一根是鬥牛用的長矛,一條腿已經跪下,象徵着無辜的垂死的受難者。馬頭的上方,是一隻眼睛,閃爍可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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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為Asian Medical Students Association Hong Kong (AMSAHK)的新一屆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作致詞分享嘉賓,題目為「疫情中的健康不公平」。
感謝他們的熱情款待以及為整段致詞拍了影片。以下我附上致詞的英文原稿:
It's been my honor to be invited to give the closing remarks for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for the incoming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Asian Medical Students' Association Hong Kong (AMSAHK) this morning. A video has been taken for the remarks I made regarding health inequaliti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big thanks to the student who withstood the soreness of her arm for holding the camera up for 15 minutes straight), and here's the transcript of the main body of the speech that goes with this video: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pandemic, caused by the SARS-CoV-2 virus, continues to be rampant around the world since early 2020, resulting in more than 55 million cases and 1.3 million deaths worldwide as of today. (So no! It’s not a hoax for those conspiracy theorists out there!) A higher rate of incidence and deaths, as well as worse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have been widely observed in the socially disadvantaged groups, including people of lower socioeconomic position, older persons, migrants, ethnic minority and communities of color, etc. While epidemiologists and scientists around the world are dedicated in gathering scientific evidence on the specific causes and determinants of the health inequalities observe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we can apply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Conceptual Framework develop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eam led by the eminent Prof Sir Michael Marmot, world’s leading social epidemiologist, to understand and delineate thes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inequalities related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ccording to this framework,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can be largely categorized into two types – 1) the lower stream, intermediary determinants, and 2) the upper stream, structural and macro-environmental determinants. For the COVID-19 pandemic, we realized that the lower stream factors may include material circumstances, such as people’s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For instance, the nature of the occupations of these people of lower socioeconomic position tends to require them to travel outside to work, i.e., they cannot work from home, which is a luxury for people who can afford to do it. This lack of choice in the location of occupation may expose them to greater risk of infection through more transportation and interactions with strangers. We have also seen infection clusters among crowded places like elderly homes, public housing estates, and boarding houses for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Moreover, these socially disadvantaged people tend to have lower financial and social capital –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they were more likely to be deprived of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like face masks and hand sanitizers, especially during the earlier days of the pandemic. On the other hand, the upper stream,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may include policies related to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macroeconomics, social protection and welfare, as well as our governance… and last, but not least, our culture and values. If the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texts are not favorable to the socially disadvantaged, their health and well-being will be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 by the pandemic. Therefore, if we, as a society, espouse to address and reduce the problem of health inequalities,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cannot be overlooked in devising and designing any public health-related strategies, measures and policies.
Although a higher rate of incidence and deaths have been widely observed in the socially disadvantaged groups, especially in countries with severe COVID-19 outbreaks, this phenomenon seems to be less discussed and less covered by media in Hong Kong, where the disease incidence is relatively low when compared with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Before the resurgence of local cases in early July, local spread of COVID-19 was sporadic and most cases were imported. In the earlier days of the pandemic, most cases were primarily imported by travelers and return-students studying overseas, leading to a minor surge between mid-March and mid-April of 874 new cases. Most of these cases during Spring were people who could afford to travel and study abroad, and thus tended to be more well-off. Therefore, some would say the expected social gradient in health impact did not seem to exist in Hong Kong, but may I remind you that, it is only the case when we focus on COVID-19-specific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alone. But can we really deduce from this that COVID-19-related health inequality does not exist in Hong Kong?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Framework mentioned earlier, the obvious answer is “No, of course not.” And here’s why…
In addition to the direct disease burden, the COVID-19 outbreak and its associated containment measures (such as economic lockdown, mandatory social distancing, and change of work arrangements) could have unequal wider socioeconomic impacts o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especially in regions with pervasive existing social inequalities. Given the limited resources and capacity of the socio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to respond to emergency and adverse events, their gener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re likely to be unduly and inordinately affected by the abrupt changes in their daily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like job loss and insecurity, brought about by the COVID-19 outbreak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ntainment and mitigation measures of which the main purpose was supposedly disease prevention and health protection at the first place. As such, focusing only on COVID-19 incidence or mortality as the outcomes of concern to address health inequalities may leave out important aspects of life that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to people’s health. Recently, my research team and I collaborated with Sir Michael Marmot in a Hong Kong study, and found that the poor people in Hong Kong fared worse in every aspects of life than their richer counterparts in terms of economic activity,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ersonal hygiene practice, as well as well-being and health after the COVID-19 outbreak. We also found that part of the observed health inequality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pandemic and its related containment measures via people’s concerns over their own and their families’ livelihood and economic activity. In other words, health inequalities were contributed by the pandemic even in a city where incidence is relatively low through other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that directly concerned the livelihood and economic activity of the people. So in this study, we confirmed that focusing only on the incident and death cases as the outcomes of concern to address health inequalities is like a story half-told, and would severely truncate and distort the reality.
Truth be told, health inequality does not only appear after the pandemic outbreak of COVID-19, it is a pre-existing condition in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Hong Kong. My research over the years have consistently shown that people in lower socioeconomic position tend to have wors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Nevertheless, precisely because health inequality is nothing new, there are always voices in our society trying to dismiss the problem, arguing that it is only natural to have wealth inequality in any capitalistic society. However, in reckoning with health inequalities, we need to go beyond just figuring out the disparities or differences in health status between the poor and the rich, and we need to raise an ethically relevant question: are these inequalities, disparities and differences remediable? Can they be fixed? Can we do something about them? If they are remediable, and we can do something about them but we haven’t, then we’d say these inequalities are ultimately unjust and unfair. In other words, a society that prides itself in pursuing justice must, and I say must, strive to address and reduce these unfair health inequalities. Borrowing the words from famed sociologist Judith Butler, “the virus alone does not discriminate,” but “soci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will make sure that it does.” With COVID-19, we learn that it is not only the individuals who are sick, but our society. And it’s time we do something about it.
Thank you very much!//
Please join me in congratulating the incoming executive committee of AMSAHK and giving them the best wishes for their future endeavor!
Roger Chung,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CUHK JC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Primary Care, @CUHK Medicin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 - CUHK
Associate Director, CUHK Institute of Health 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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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累積了滿腔感受,想了很多事情。
令人最無奈的不是警暴,而是不少人到今天仍說警察殺人很好,應該早些開槍殺人,因為暴徒搞亂香港,阻人搵食。手無寸鐵的少年被黑警近距離開槍射中要害,是「暴徒」活該。中大學生在自己的校園內被一千顆催淚彈「驅散」,那些人大力為學生流血的場面鼓掌,然後對「何妖冒死闖中大勇救內地生」這麼滑稽的fake news信到十足。不要開口埋口都罵他們蠢,這不是單純一個「蠢」字就足以解釋的。當然另有些人是出於利益計算,但我總覺得除了蠢和貪婪,這群人是因為缺少了一些「什麼」才會荒誕無恥到此等地步。
這到底是「什麼」?
我在中大主修新聞及傳播,在新亞書院上課。我minor哲學,上課大多在聯合,而我本身所屬書院是崇基,住在宿舍利樹培堂。剛巧這三間書院就是中文大學的前身,新亞、崇基和聯合書院於1963年合併為中大,最初錢穆先生來到花果飄零的香港創立新亞,正是為了把喪失了的中國文化帶來這裡加以保衛保存。
中大的一草一木、每一處都有我的回憶。看著我們珍重的校園被槍炮蹂躪,無比難過,但更心痛的是眼見學弟學妹用血肉之軀去擋子彈,一個又一個受傷倒下,仍前仆後繼地迎上去,有記者中彈,學生用一塊飯檯板擋著衝去營救,冒死將受傷記者抬走。他們明明可以選擇睡在宿舍,或至少室內,卻擔心警察在半夜突襲,為了保衛校園,寧願抵著冷在露天運動場席地而睡。孩子,為什麼你們這般執著?為什麼?
藍絲是永遠不會明白的,他們缺少了那「什麼」──藍絲不懂得愛。他們不會明白沒有血緣關係的人,竟然可以為了彼此而獻出自己的生命,他們不會明白為什麼沒有錢收仍會有二百萬人又熱又累上街遊行,他們不明白犧牲,他們沒有信念,不會明白為什麼香港人排隊三小時仍堅持要幫襯龍門。藍絲又會指控這是仇恨言論然後瘋狂向FB檢舉直至這篇文章「被消失」,但事實剛好相反啊,我十分鼓勵藍絲們踴躍光顧藍店去發揮愛的力量,拯救目前許多門庭冷清的藍店。
當然,我深信那位近距離開真槍射擊手無寸鐵22歲男生要害的交通警,也一定很愛他兩位女兒,否則就不會先派人去德望學校接走寶貝女兒才在牛池灣放催淚彈。每個人對「愛」都可以有自己的定義,但我覺得如果對自己骨肉的愛是建立在殘害別人的骨肉之上,那麼這被愛的人便得畢生背負著可恥的愛,反害她終生抬不起頭。我是反對仇恨的,各人有自己的想法,而我選擇不去仇恨他的女兒,因為仇恨無法改變手足已經中槍的事實,爭取最終的公義才不會令手足的血白流。我只希望這兩個女孩有良知,行一條正路。
一個人在有生之年從未愛過,是多麼可悲。
同時,我也常常提醒自己「情緒」的威力。哲學家勞思光先生自1964年起在中大任教二十年,他在《歷史之懲罰》寫道:「虛幻的思想本來只表示一種認識上的錯誤 (勞教授能想像今天fake news猖狂至此嗎?),只因為人們輕率地將這些幻想當作依據,去在它上面建立判斷,然後方會導致種種苦難的產生。但另一方面,幻想被人執持不捨久了,便會與情緒結合而影響意志,這就產生種種執迷的信念。」黃絲或藍絲,都有可能受情緒影響。外面愈亂,愈需要冷靜理性。有時候,歷史是在考驗我們的耐心。
抗爭近半年,只見政府已徹底放任警暴。心頭壓著重重的無力感,儘管已經很努力卻依然像以卵擊石。明天會怎樣?繼續抵抗下去又會怎樣?我真的不知道。那為什麼仍要堅持?因為香港值得我們堅持。必然會輸嗎?勞思光先生說:「在人的歷史中,人的自覺性有一定的主宰功能,因之決定一意義領域;在這個領域中方可說『文化』。而在文化世界中,人既有主宰力,便也有責任;昇天入地,皆屬自作。因此,我不認為有所謂歷史的必然定向。」有自覺性的人會反省、修正、改進,所以最終會贏。
我們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出一分力,好嗎?無論結果如何,很榮幸能與你生於同一個時代,與你並肩作戰。就如我的好友亞賢灑脫磊落的一生,他生前曾經說過:凡事走過總留痕,刻在眼球琢於心。
—————
✍🏻本來寫了「滅火筒」例子,但讀者留言指出是圖誤,也有指CCTV是補拍的。當權者講大話太多,很難再有人相信。但既然不能100%確定,因此抽起並備註於此,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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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繪畫與音樂。畢加索的繪畫美嗎?貝多芬的音樂好在哪裡?
a.
畢加索的名畫格爾尼卡(Guernica),畫面由左,中,右三部份組成。畫的中央 是一匹受了重傷將死的馬,身體向右,頭卻向左邊,臀部紮了一根是鬥牛用的長矛,一條腿已經跪下,象徵着無辜的垂死的受難者。馬頭的上方,是一隻眼睛,閃爍可怖。
狂馬的右邊的女人的頭。注視前方,彷彿是從一個漆黑的窗口了伸出,右側的手已經完全變形了,另一隻手從頭頂伸出,舉着一盞煤油燈,教人聯想到紐約的自由女神.,她是發出光亮?還是在茫茫黑夜中尋找屍體?斜線上是一位匆匆逃逃亡的女人,她赤裸上身,拼命地逃跑,同時眼睛又緊緊注視着上前方落下的炸彈。畫的下部份,一隻手握着一把斷掉的劍.手的上方。一朵小花是畫中唯一象徵着美好。在畫的兩側,右邊是一座燃燒的小屋,一位倒在火裡的婦人,她仰面高高地伸展雙手,在絕望地呼叫,掙扎着求救。對應著畫面的左部,另一位婦人,她跪在牛前,臉也朝着天上投下炸彈的方向,手裡抱着死去的孩子,張大着口,悲痛的吼叫。最讓人目的是那頭牛了。他形象,是那麼泰然自若,卻又冷漠無情?所以有人說他是代表獨裁者佛朗哥 Franco,是法西斯的代號。
b.
貝多芬(Beethoven)弦樂四重奏:
String Quartet in A minor, Op.132 No.15 ,2nd movement
講者:陶國璋(中文大學哲學系兼任教授)、文潔華(浸會大學研究院行政副院長 )
即時聊天室:http://goo.gl/ToDq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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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畢業季節中,雖然時間匆促與設備不精,但我們還是完成囉。
此歌翻唱自黑暗堡壘-你的蹤影(Fort Minor - Where'd you g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QdglLeGQXM
音樂來源:Where'd You Go - Fort Minor [Karaok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YQ__VlBRms
歌詞改編:牧庫恩
翻唱人員:牧庫恩、伍孟浩、蘇琬婷
攝影協助:詹翔欽
影片後製:牧庫恩
歌詞:
往哪走 我的朋友 在離別日來臨之前 要告訴我
有人說 之後還要繼續讀研究所 希望能夠擁有更高的學業成就
也有些人是畢業後 就要馬上就業 開始賺錢討生活 以便分擔家用
還有些人是要延畢或許算錯了分 或許自己不夠努力 我想應該不是老師沒人性
還要加把勁 絕對不要輕易說放棄 無論畢業不畢業人生還是未盡
總而言之 有一天都要離開這充滿回憶的鬼地方
好多春夏秋冬 妄想被他壁咚 發現自己還有好多事都還不懂
卻很快的又要繼續往前走
往哪走 我的朋友 在離別日來臨之前 要告訴我
往哪走 我的朋友 在離別日來臨之前 記得說 你會想我
每當覺得周遭冷清無比 總有個認識或不認識的誰 會來陪
或許他在某些人眼中 是個賊 但在我眼中 卻是如此的美
這些日子以來所有的倒楣 在此化為 現實中那夢想的思維
所以親愛的 你別被某些己敗人設限
你要知道 你可以讓好人的夢想實現
沒錯!生命的個體就是如此神秘 人與人之間 聯繫著緣分 命運
就算很多階段的結局是免不了分離 但流出再多淚 也流不掉所有的回憶
往哪走 我的朋友 在離別日來臨之前 要告訴我
往哪走 我的朋友 在離別日來臨之前 記得說 你會想我
請先擦乾你臉上 那些 該死的眼淚 別讓我的情緒因 臉頰上的淚 而變成曖昧
哭你妹!又不是去極樂世界 網路無遠弗屆 見面仍很多機會
總而言之 若你畢業到了校外的世界 小心別被騙 外面的可見比校園 來得陰險
無論往哪去 仍要交新朋友 但別忘記 誰曾經在身旁陪你走
Let’s go~
往哪走 我的朋友 在離別日來臨之前 要告訴我
往哪走 我的朋友 在離別日來臨之前 記得說 你會想我
你會想我
你會想我
你會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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