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714）
談談我的父親
談談我的父親——李化。那時代他在影圈中算知名人士，而他的人生對我的影響也相當大。
自懂事以來，我就不喜歡父親。我小時候，他每天在外面奔忙，很少在家中見到他。十歲左右，母親就一直跟我和姐姐訴說父親的婚外情。在北平，和到香港頭兩年，我和姐姐幾乎每晚睡覺時都聽到他們爭吵。在北平，他把兩個非婚生的妹妹弟弟，帶到家中要我媽媽撫養。到香港後，他也毫不忌諱地與婚外情人在我媽媽面前招搖。媽媽說，他給的家用太少，不夠用，以致媽媽要做配音工作幫補家中開支。李書唐伯伯那時說，我們兩姐弟，和家中常來往的朋友，都是我家的「妻黨」，也就是站在我媽媽立場、不值父親所為的人。在我14歲那年（1950），姐姐去了廣州讀書，弟妹也被送回上海由他們的生母撫養。有一天，母親告訴我說，她過兩天就會瞞著父親離家出走，叫我不要說出來。我不僅為媽媽隱瞞，而且也鼓勵她離開。家變之後，在雙方朋友斡旋下，父母協議離婚。母親到日本，與一華僑再婚，生下我的同母異父弟弟。因此，連我在內，我實在有五個兄弟姐妹，但同父同母的是我和姐姐二人。
14歲之後，家中只我與父親二人。1953年，他再婚，娶了他組公司力捧的影星白帆。1955年我在上海書局工作，因可以留宿，我就趁機離開父親，搬到書局去住。一年後，他又與白帆離異。不久，他與影星陳琦同居。1965年陳琦去世，他又跟另一影星同居，直到父親1975年病逝。除這些正式伴侶之外，還有不少關於他與其他女性的傳聞。我年輕時追求真愛，不能接受男女關係的「亂」，心理上跟父親疏離。後來社會經歷多了，認識到人的多面性和人與人關係的複雜，才知道我實在沒有資格去評斷父母的關係和他們的感情生活。
父親雖然很早就與母親關係破裂，但他對血緣親屬卻十分關懷愛護。他在家中排第二，卻是二房的長子，很早就離鄉工作，一直照顧所有的弟妹。他對四個兒女，也非常疼愛。姐姐和弟妹在陸續回大陸後，在香港的親子就只有我了。那時我在愛國學校學習和課外活動很忙，他的電影事業也忙，我們很少談話。不過，我知道他在拍什麼戲，做什麼事，他也為我的學業和政治思想的進取而在友人面前炫耀。畢業即失業那半年，他有時會表現出對我的失望，但一直關心我的出路。1975年他在澳門病逝，那時中國的文革仍未結束，而我主辦的《七十年代》在左派中備受重視。在他最後給我的信中說，「我能親眼看到你有所成就，瞑目之一。能見到淑英、秉和都能自立，且都向正途邁進，瞑目之二。」他沒有提到另一女兒淑燕，是因為淑燕在文革開始時就寫信給他，批罵他反動，說割斷父女關係。這是讓他心痛的。淑燕後來也醒悟，覺得做錯了。實際上，我在大陸的姐弟，遭遇都不好。只有我在香港的事業仍有發展。一年後，文革結束，我的想法也在吸取教訓中漸有改變，爸爸遺言所說的我「有所成就」，應該不是他所想像的那樣了。
許多年後，我清理東西，見到爸爸留下的一本老相簿，封面貼著一張紙片，上寫「一九二八至一九六五」。相簿其中一張照片後面，夾了一張紙，留下爸爸的字跡：
「一九二八至一九六五，悠悠歲月，三十七年。一九二八由廣州去上海，二九年濟南、上海、北京，三一年再到濟南，轉而青島、天津、北京、上海，三二年結束流浪生活返廣州，三六年遷居香港，四零年再遷上海，四一年去桂林，同年返港，四二年返上海，四四年去南京住一年又遷返上海，四六年遷居北京·，我去瀋陽一年，四八年二月由北京返香港，直到一九六八年三月，整整二十年，雖曾赴外地，然不超過一個月，總算是定居了。」
拿著這張紙條，聯繫到我記憶模糊的不斷遷徙的童年，在那昏亂動盪的時局中，父親作為一個從事戲劇工作的人士，既受政治衝擊，又為了我們一家的生存而不斷謀變，生活如碎片，遷徙如喪犬，真是夠漂泊、輾轉、辛勞了。而我在懂事時，為了他和媽媽的關係而對他冷漠，長大後又忙於追逐自己的事業，沒有跟他好好談過，沒有關注他的一生。對他來說，晚年孤寂，最親近的兒子少去探望他；對我來說，則是失去了補充我人生中少知道的一頁。不免有憾。
後來，我在一些書籍記載中，找到與父親相關的零光片羽。接下來，我要寫下我認為不可或缺的篇章。
圖1，1934年一月父母結婚照，後排左二是爺爺李晃雲。
圖2，1956年二十歲時與父親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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