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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凌杰先生被裁定「死於不幸」，而非自殺或意外，意思否定了他的捨身就義，而且沒有人需要負責任。這些卑鄙的判詞才是真正的不幸。

歷史會判斷，去年寫了關於梁凌杰先生的文章紀錄事情起末，收錄在《我們的最後進化一書》，全文如下：

「全面撤回送中、我們不是暴動、釋放學生傷者、林鄭下台、Help Hong Kong」

6月15日，金鐘太古廣場外一位身穿黃色雨衣的男子一躍而下，成為反修例運動中第一位因議題而犧牲者——「黃衣人」梁凌杰。

這天以後，黃色雨衣的背影成為香港抗爭歷史的符號。

6月15日以前，香港人經歷了香港抗爭史上最大的挫敗。6月9日，香港動員了一百萬人上街要求撤回惡法，換來政府於當晚十一時發聲明宣布如期二讀草案。為阻止二讀，6月12日市民在金鐘一帶集會，期間有人衝出馬路及進攻立法會，遭警方以催淚彈、布袋彈及橡膠子彈鎮壓。

面對政府以強硬手段鎮壓示威，加上政府宣布「暫緩」修訂，抗爭進入瓶頸階段，民陣號召6月16日「譴責鎮壓，撤回惡法」大遊行，但民間反應已因「暫緩」降溫，一方面部分市民無奈接受政府讓步，另方面眼見一百萬人遊行亦無法讓政府撤回草案，對示威遊行的作用抱疑。運動陷入史無前例的絕望，討論區上開始出現自殺告文，部分是對運動感到氣餒，亦有人表示願以死相諫。

直播

6月16日「譴責鎮壓，撤回惡法」大遊行的前一天，2019年6月15日下午四時許，各個媒體直播視框聚焦同一畫面，一位身穿黃色雨衣的男子危站在金鐘太古廣場外高逾二十公尺的臨時工作平台，並在棚架掛上寫有「全面撤回送中，我們不是暴動，釋放學生傷者，林鄭下台，Help Hong Kong」的橫額。黃色雨衣的男子危站的消息，亦在主流媒體新聞平台推送，成為當天全港關注的事件。

危站期間，立法會議員鄺俊宇三度向警察要求與黃雨衣男子直接對話被警方拒絕。鄺俊宇只能留在金鐘道對面人行道用揚聲器叫喊，呼籲「下來，我們明天一起去遊行」，然而聲音未能清楚傳到太古廣場的平台。

晚上八時許，男子脫下黃衣坐在平台休息，約九時，他突然爬出棚架，消防員嘗試將他拉回不果，他的上衣被拉脫後墮下，跌落安全氣墊旁之人行道，目睹過程的鄺俊宇激動痛哭。男子被送往律敦治醫院搶救後證實不治，成為反修例運動中首名死者。

消息傳開，當時新聞仍以「黃衣男」、「雨衣男」等稱呼作相關報導。

當晚香港一片哀聲，網上出現悼念文宣及畫作，以黃色雨衣為記號。同日死者身份亦被確認公開，這名黃色雨衣男子為梁凌杰先生。

梁凌杰，生於1984年3月7日英屬香港，卒於2019年6月15日，終年35歲。

梁凌杰先生的犧牲，激發了翌日兩百萬人上街遊行，民陣以「200萬+1」宣布遊行人數，向梁先生致敬。終於，在兩百萬人上街的空前壓力下，林鄭政府當日宣布「已停止」修例工作，並向市民致歉。

在梁凌杰先生死後的一天，他臨終親手寫下的「全面撤回送中」訴求，終於得到回應。

跳下來

梁凌杰先生的離世，對香港帶來前所未有的震撼，意味著香港抗爭運動由過往推崇和平示威，過渡到準備流血犧牲的抗爭意識。

香港資深遺體修復師及生死教育會長伍桂麟從6月15日當日下午開始關注新聞，從觀看直播中，他推測梁先生墮樓機會很高。他表示，從梁凌杰先生的抗爭行為，包括選擇金鐘這個極具標誌性的地點、清晰明確的標語、連最後的衣服亦選擇顏色最鮮明的黃色雨衣，這些都顯示梁凌杰先生當時的理念十分強烈。

伍桂麟從新聞直播畫面中直接看見梁先生墜樓的一刻，他觀察到梁先生墜樓時身體向後並且後腦著地，死亡意志堅決，搶救成功的機會很低。最終梁凌杰先生於香港灣仔區律敦治醫院宣告不治。
梁凌杰先生的死屬於「利他型」自殺，借自殺表達訴求，希望為在世的人換來理想，歷史上也不少例子，以死亡將抗爭運動提昇到另一個階段。伍桂麟說：「正如電影《十年》裡面的自焚者，想不到十年的一半也不用，就真的出現。」從事生死教育多年的伍桂麟對自殺行為十分理解，他說當社會運動膠著：「用過好多方式去爭取，都沒進步，甚至倒退，就會生出自殺念頭。」自殺是因為絕望，亦是希望為生者帶來希望。

梁凌杰先生離世後，伍桂麟曾考慮應否站出來為他打點身後事。當時他留意到不少組織正聯絡梁先生家人，伍桂麟憂慮擔心事件若捲入了政治組織之中，會讓事情變得更複雜。於是他聯絡612基金會，由於伍的殯殮專業背景，梁先生家人信任並交給他主理。伍桂麟陪同梁先生家人見法醫、警察、處理法律程序，並協助告別式的安排。

修復

梁凌杰先生的遺體修復工作由伍桂麟處理，進入修復室之前，伍桂麟在facebook已看過梁先生生前的樣貌，直至看見眼前的遺體，在重重傷痕以下，仍然能認得出來。除了墮樓造成的創傷，由於梁凌杰先生屬於非自然死亡，因此需要剖屍檢驗。伍桂麟感觸說：「他在死前已經面對這麼多創傷，死後還要增添這麼多傷口。」

「會感覺到痛。」伍桂麟說。伍桂麟日常處理的九成也是長者自然死亡的遺體，面對年輕死者會特別感觸，尤其如梁凌杰與自己差不多年紀，看見這樣的滿身傷口，會感覺痛。

伍桂麟說，沒有一個遺體可以完美地回復本來的面貌。「沒人製造創傷，就不需要有人修復創傷。」他慨嘆，梁浚杰的犧牲、整場運動對香港人留下的創傷，香港人日累月積地承受，只有公義得到彰顯才能修復。

殉道者

雖然警方提出要求不進行公開悼念，但伍桂麟堅持要舉行公祭。梁凌杰離世觸動全港，他作為一個殉道者，「因為死者為對抗政府以死明志，這已是一個公眾人物的死，不再屬於一件『家事』。」

治喪期間，他們亦不敢刻意用「烈士」作稱謂，怕引發更多人仿效。伍桂麟說，公祭本來有一種集體療癒的作用，「參與一起悼念，看到大家還記得這個人，大家在儀式內會感受到好深的連繫，會有情感上支持。」

與家人商討後，梁凌杰先的公祭設於香港殯儀館外球場。然而，考慮到其時社會情緒崩緊，同時考慮到家人的巨大壓力，他希望梁凌杰先生的告別式以平穩氣氛進行。伍桂麟說說：「父母不想高舉兒子作聖人，只希望香港人可以記得他。」

公祭在2019年7月11日舉行，梁凌杰先生的父母對香港人寄語：「感謝社會各界人士悼念杰仔，每一位善良的香港人，包括兒子在內，都希望香港能變得更好，讓每人都能安居樂業、自由發聲；而每一位勇敢走上街頭巿民都是因爲深愛香港。年輕人要好好保全自己，活下去，才能繼續為社會不公不義之事勇於發聲。」

犧牲的意義

伍桂麟說，為抗爭而殉道，在歷史間也不罕見，然而看到歷史在香港重演，只能說感觸。梁凌杰先生身故後，社會間自殺情緒爆發，討論區、群組中傳出不同人表示有尋死念頭，以及親友準備尋死的求救信息。

事實是，公開資料顯示︰至少五名年輕人，在去年，自殺前寫下反修例口號。

伍桂麟表示理解這種想法：「在絕望之中堅持，當沒結果，最後同歸於盡。」他更收到不少人向他查詢應該如何處理遺書，部分希望尋死，另一部分是做好了在抗爭中犧牲的準備。他提供資訊的同時，亦希望年輕人能再三衡量生命與抗爭之間的輕重。「用死去表達訴求，我會覺得尊重、可敬，但不希望見到。」

在台灣戒嚴時期，鄭南榕面對打壓而選擇在《自由時代週刊》雜誌社內自焚而死，他的犧牲使台灣從此不再壓制言論自由，而鄭南榕逝世日被定為「言論自由日」。然而，亦非每一次自我犧牲都能讓公義得到彰顯，如在西藏，多年來已經有過百名藏人自焚，卻依然被政權漠視。

犧牲的意義孰輕孰重，我們沒有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正如伍桂麟說：「香港的歷史，梁凌杰有份。」

附錄：後來者

盧曉欣，21歲，2019年6月29日下午近四時，在粉嶺嘉福邨福泰樓的高處墮下，墮樓前在後樓梯間的牆壁上用紅筆上寫上遺言，其後被擦去：
「致香港人：
雖然抗爭時間久了，
但絕對不能忘記
我們一直以來的理念，
一定要堅持下去。

強烈要求全面撤回條例
收回暴動論釋出學生示威者
林鄭下台 嚴懲警方
本人願可以小命
成功換取200萬人的心願
請你們堅持下去！
曉欣 」

鄔幸恩，29歲，2019年6月30日，在中環國際金融中心商場四樓平台墮下救後不治。在個人Facebook留下遺言：「香港，加油。我希望可以看到你們的勝利。」

麥小姐，28歲，2019年7月3日凌晨。在長沙灣住所墮樓身亡，墮樓前在房間發留下字句：「不是民選的政府是不會回應訴求」
范遠聰，26歲，2019年7月22日，因反送中的立場與家人政見不合，發生爭執而被趕出家門，最後在大廈高層後樓梯高處墮下搶救不治。

郭先生，25歲，2019年8月26日晚上九時許，從觀塘順天邨天韻樓高處墮下，倒臥大廈天井證實死亡，遺言節錄：「香港人為香港付出左幾多，得返黎又係幾多，出過聲，流過淚，受過傷，流過血，但係出黎既結果永永遠遠都唔係你所想！香港人未輸，邊個撐到最後邊個就會贏，香港人加油！」

何小姐，27歲，2019年9月4日晚上十一時，於粉嶺嘉盛苑嘉明閣二十一樓危站輕聲說：「香港人加油！」後便一躍而下當場身亡。

♦️失業勞工照過來❗

公司無預警歇業 中市府歇業事實認定維護勞工權益

受疫情衝擊，公司無預警歇業，波及勞工生計，台中市政府勞工局為保障勞工權益，主動於大型勞資爭議調解程序中，提供歇業事實認定相關資料，近2年已受理認定158家事業單位，並協助約790位勞工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申請工資墊償，積極保障勞工權益。

勞工局說明，勞動基準法第28條規定，雇主有歇業、清算或宣告破產之情事時，未獲雇主清償積欠工資、資遣費、退休金等，可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申請積欠工資墊償，由該局先行墊付勞工遭積欠之工資、資遣費或退休金。工資墊償範圍以雇主於歇業、清算或宣告破產前6個月內所積欠之工資為限；雇主未依勞基法給付之退休金、資遣費或勞工退休金條例給付之資遣費，合計數額以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

勞工局長吳威志表示，如事業單位受疫情影響，終止生產、營業、倒閉或解散，未辦理歇業登記，且有積欠勞工工資、資遣費或退休金等情事，市府為保障勞工權益將於大型勞資爭議調解程序中，主動提供歇業事實認定相關資料；如應勞工之請求，核發歇業事實證明文件，透過歇業事實認定相關程序，函詢有關單位提供協查資料並實地查察，確認事業單位無營業事實後，核發歇業事實證明文件。

吳局長也說，勞工朋友遇有勞動權益問題，可至勞工局網站（ http://www.labor.taichung.gov.tw/ )查詢，也可撥打專線04-22289111分機35200、1999市民一碼通，或逕洽勞工局服務櫃台（西屯區台灣大道3段99號文心樓1樓新市政服務中心）諮詢。

若能看熟、看懂、看透，是您的福氣。

大家好，我現居於德意志維也納這個國家，兩年沒回台灣了。作為一個不接地氣的犁地菁英，我想談一個完全不接地氣的問題：

一系列在選舉和公投中全部槓龜的民主理念和開放社會的價值，是怎麼在過去歷史中生根的、又是怎麼發展到今天這種地步的。

我試著粗略地抓出一條主線，分段說明。大家有閒的話，就當故事聽聽。我沒有什麼好建議，就是寫寫故事。全文5700字，懶得看完也沒關係。

1、這些理念和價值，於歷史上站穩基礎，是在二戰後的北美和西北歐。我暫時限定在歐洲來談。當時人們為了避免二戰前的覆轍，著手處理引發戰爭的兩大癥結：民族衝突和階級衝突。關於民族問題，抓緊戰爭所造成的大規模流亡遷徙潮，順勢重新整理歐洲各民族的邊界，穩固了各個民族國家。關於階級問題，由民族國家出面，以大政府的姿態主導經濟、並且作為仲介的平台，讓勞資雙方達成共識。

2、此時勞資雙方是能互相妥協的，因為戰後急需重建與和解。勞方獲得了工時、穩定工作與社會福利等保障，有時也會接受不調漲薪資的條件（例如奧地利刻意將薪資成長壓在比通膨還低的水準）。資方則接受工會協商、投資改善工作環境、保障員工福利等等。工會與政府關係密切，而且由於大型企業多由國營，政府和資方有相當程度的重疊，所以國家事實上就是一個大型的勞資橋事場。

3、我們現在所想到的很多「左派」的勞權概念，就是在這時候開始大規模落實的。之所以能落實的最主要理由是：此時國家經濟命脈，是各種大型工廠，而社會的中流砥柱，就是工廠的技術勞工，國家要靠他們生產、市場要靠他們消費，講話當然能大聲。

4、這時候人們對經濟運作的想像是：盡可能追求經濟成長，而要經濟成長，關鍵是要不吝於投資，甚至要靠舉債來投資，盡可能提高工廠的生產力；在生產之外，同時還要不斷開發市場、提高產品銷量，怎麼開發呢？就是讓勞工分潤利益，他們工作和生活被保障好、有錢有閒，就會大量消費。大量消費又回頭促進資方投資的意願，形成良性循環。良性循環剛好就表現在每年維持1~2%合理的通貨膨脹上（這時候人們才跳脫20世紀前30年的那種對通膨不由分說的恐懼、以及「遇到經濟不景氣就要撙節開支、減少投資」的迷思）。這種舉債、投資、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模式，以及勞權和社會福利的保障，在民族國家大政府的介入主導下，成功形成平衡。然後大家就在1950~60年代間爽過了十幾年。西方復活啦～

5、然而，這種經濟模式，是會隨著發展逐漸改變的，然後就動搖了原先的完美平衡。促發改變的關鍵點，剛好就是追求提高生產力的動機本身。要極致提高生產力，工廠的生產技術和生產流程的組織都要不斷改進。改進的方向除了砸大錢成立研發部門外，也要把生產流程化整為零、追求每一步驟的專精化，甚至針對一個環節就成立一個公司來做。當產業朝這個方向發展後，科技、管理、溝通，就成為產業運作的重點，而這三項都和一件事有關：資訊／知識的傳遞與交換。所謂的「知識經濟」就出現了。（「知識經濟」不單純是指靠科技知識和「高知識人才」來發大財，而更是指「依賴資訊交換來運作」的經濟方式，秘書和總機的工作，都是最典型的知識經濟型的工作。）隨後，坐辦公室的白領、經理人、研發人員，就變得越來越重要，並逐漸排擠了生產線上的技術勞工。（對此有興趣的人可查詢關鍵字：Fritz Machlup）

6、「知識經濟」模式所追求的是打破原有產業和社會的框框條條，化整為零，然後用傳遞訊息的網路把所有單元都串連起來（1950~60年代，這時候人類社會早已跨進「網路時代」了，只是那時候的網路技術不是光纖和行動通訊）。同時，促進經濟成長的切入點，還從原先針對企業組織更往下突破一步，對焦到個人身上，要求個人要盡可能地發展才能、提高個人的產值。隨著企業生產方式的多元、分散和彈性化，原先「工會 + 資方 + 政府」主宰一切的社會鐵三角也就被鬆動，並且因應地出現了一系列針對個人的新教育理念：讓個人適性、自由、多元發展。相應地，就要提倡改變社會，提供讓不同個性的人、不同的生活風格、不同的文化價值、乃至於不同的家庭形式，都能共存的社會環境。而這一切的背後，有個很基礎的經濟理由：個人的適性解放，是為了促進生產力極大化、消費量極大化。如果以前每個個人都是大工廠裡的小螺絲丁，有上級規範的框框條條和保障；那麼現在，就是強調個性化的「人才」，而這背後的意思就是：每個個人都被鼓勵成為一座迷你工廠，並且崇尚的是在職場競爭中自負盈虧的責任制。大家各自發大財喔～

7、此時差不多就是1960年代後期了，也出現了所謂「新社會運動」，高舉的就是我們現在最熟悉的那些「左派」理念、開放社會的價值：女性解放、同志運動、素食運動、環保運動、少數族裔運動（例如黑人運動）、反核運動（50~60年代的經濟信念是和崇尚核能綁在一起的）、以及「歷史清算」（也就是後來說的「轉型正義」）......等等，並且同時都拒絕一直以來的「工會 + 資方 + 政府」那套權威代理人橋事情的模式。我們要知道，50~60年代運作得那麼棒、讓大家都吃飽飽的民主，不是我們現在理想的「審議式民主」或「參與式民主」，而是在大家都怕戰爭（二戰之後還接著冷戰）、想要和諧穩定的社會共識下，靠權威代理人來橋事情的民主，所以在我們現在看來都是滿滿的「父權」和威權的。而當時那種以男性技術勞工為主的硬左派，跟我們現在很多人喜歡的那種軟左派，是天差地別。左派文青們如果穿越到當時，你喜歡的應該會是你原本很討厭的右派中的自由主義者（這也是為什麼，當今有些老左派的信徒，會嘲笑文青左派是拿著Apple蹲咖啡館的假左派真小資）。

8、「新社會運動」從根源上看是當時產業轉型所帶來的趨勢，但實際上則表現為追求新文化和多元價值的運動。容我先簡化地下個評斷：因為搭上正確的浪潮（亦即「知識經濟」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轉型），性別平權、反核、轉型正義......等價值，即使還沒成為政治上的主流，但它們都成了經濟和文化上的主流，在社會生了根，而且聲勢也難以撼動。在70年代初期，我們就看到一連串的政治翻轉：德奧的社會民主黨都收割了這場運動（以68學運為高潮）的紅利而上台，翻轉了過去長期由保守派主導的政治，也開啟了一連串的改革。配合著70年代前半經濟大好的局面，邁向「開放社會 + 社會福利國」的體制。這一段發展，就是我們常常羨慕他們好「先進」的關鍵時期。

9、這段發展的背景，其實正好是知識經濟的白領族群成為產業中堅、而技術勞工逐漸退場失權的時期。這也反映在這件事情上：「新社會運動」的各種開放多元的價值觀，和老左派階級鬥爭路線的價值觀，兩者彼此橋不攏。一個例子就是70年代德國的同志運動，他們曾經嘗試把爭取平權理解為階級鬥爭、並和老左派結盟，但隨後告吹，同運和老左派分道揚鑣。

10、新左派和老左派彼此橋不攏，除了反映兩者在經濟背景和政治想法上的競爭關係外，也反映在兩個族群的不同性質上。白領不像過去的藍領那樣能形成緊密連繫的階級，相反地，白領崇尚的是個人自由、個性表達、和個人生涯成就，這特別表現在新左派運動的特徵上：他們依賴一系列不尋常的詞語和概念來表達自己、並且區分異己。對他們而言，道德價值，與其說像老左派那樣是表現在集體行動上，不如說是先表現在每個個人對詞語的使用上。每每用錯一個詞，你就要有成為眾矢之的的心理準備。要學習正確的詞語使用法，就要訴諸一套政治審美觀、一種特定的生活風格姿態。而這種種不同的生活風格姿態，正是被知識經濟下的「人才社會」所保障。（這些政治審美姿態，隨後就變成現在貶義遠大於褒義的「政治正確」。）如此的白領新左派，既難以形成一個具體且行動一致的「階級」，也難以統一橋出一個窗口和別的階級合作。內部小圈子派系林立、要合作則難有共識、外面有事時則先關門審查隊友的情況，則是常態。

11、就在知識經濟、人才社會、新左派政治成為主流時，遭遇了歷史的偶然（以巴衝突），爆發了兩次石油危機。1950年代以來的那套「大政府 + 凱因斯主義 + 社會福利國」的經濟模式宣告失靈，80年代後期，以柴契爾和雷根為首進行改革，大家把希望寄託在自由市場的自癒能力上。（蘇聯解體、新興市場......中略）從此，實體經濟逐漸讓位給金融經濟，白領族群在經濟上的權力，也逐漸讓位給菁英經理人族群。白領的生產力隨時可以替換，國家經濟命脈靠的不是你土里土氣的才華，才華是留給會玩金融煉金術的菁英經理人在講的。

12、這樣的發展，形同讓本來就沒有固定政治領地的白領新左派，其經濟根基也被釜底抽薪了，新左派逐漸變成了檯面上的紙老虎、沒穿褲子的泳客，就等著被戳破、海水退潮的那一天。而老左派早已死在沙灘上兩次，其中不少人隨時都可以轉投極右派的懷抱。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正好是歐洲又開始零星出現右翼民粹的時候，例如奧地利自由黨（FPÖ）的Jörg Haider。

13、時至1990年代，終於進入了我們現在所稱的「網路時代」。網際網路的普及和突飛猛進，是金融經濟融入知識經濟後，所必然發展的結果。它需要更徹底的化整為零、高速連結的技術。於是就回頭找到了網際網路，這個早在數十年前就被開發出來的技術。頓時，我們才有「網路時代突然降臨」的表象。事實上，「網路時代」早在1950年代就隨著知識經濟而降臨了，1990年網際網路普及後的其社會效應，都是過去發展的延續。

14、網際網路是最適合白領這種生活型態的工具：人際關係可以針對個人客制化、高度流動性、沒有組織綁定、點與點之間可以自由選擇連結或隔離、不必拉起一個點就連起一大串粽子。

15、但是，網際網路的普及，也加速了以白領為基礎之新左派的自我分解：網際網路為形塑各種高度分化的小圈子提供了最方便的工具（例如，有空可以看一下，FB提供了多少性別選項供你選擇）。這一點不必多說了，以當前台灣的台獨運動和性別運動為例，我們可以數一數，至今在社群網路上可以看到多少小圈子和多少派系，以多少不同的風格姿勢和多少不同的詞語習慣，在進行多少不同的唇槍舌戰。處在外面的人，大概都會以為所謂「進步派」是鐵板一塊，事實上遠非如此——從50年前的西方社會開始就不是這樣了。

16、當前，人們面臨的處境是，無論老左派、新左派、還是哪一派，都不再是經濟趨勢所眷顧的天之驕子。在同樣都失去經濟上的主角光環的情況下，白領的整合則更為困難，因為他們之間除了過去的學校和現在的辦公室之外，缺乏共同的組織平台。他們可以有一致的政治理念，但是無法像以前老左派工會那樣，落實成有力的組織行動。因為經濟生活的形式與此不容，用大家都聽得懂的話——啊就上班沒空啊。他們的政治參與，落在經濟生活之外、排擠休閒時間，並且以網路參與為主（所以當然只剩下鍵盤參政啊，不然還能怎樣？工會嗎？），流水席式的政治嘉年華、以及不綁約的小清新講座為輔。但是這樣虛飄無力的白領，卻得負擔撐起過去所有「左派」所累積下來的理念：民主、人權、勞權、性別、環保......。這也許是最沈重的一代。

17、白領本質上其實就是「不接地氣」的族群。「接地氣」事實上應該是指，在一個固定的領地裡你說了算，別人要辦事橋事的話，都要以你的姿態、你的語言、你的腔調為標準，過來「接上」你。換言之，得要進入那些位置、那樣去營生、過那樣的生活、牽起那樣的人際網路、進入那樣的行會組織，然後你的政治觀念就會變成那樣的形狀，因為政治觀念的後面都牽扯到你的利害和動輒得咎的人際網路，於是你就接地氣了。辦公桌、派遣式、接案式的經濟生活是接不了其它行當的地氣的。嚴格地說，白領不是不接地氣，而是自家的「地氣」天生就稀薄。當今歐洲左派一片慘兮兮，所遭遇的根本問題是同一個：多數人感覺社會不公、經濟不好、難民太多，左派剛流失了藍領鐵票（多有轉投右翼民粹者）、又無法組織整合起白領、給予他們穩定的經濟和政治基礎，社會游離出不小的一群曖昧搖擺者，又不知道該怎麼吸納，到最後都變成民粹和「另類勢力」的版圖。這問題目前無解，歐洲人沒辦法，我也不覺得在台灣講「接地氣」就真的會有什麼辦法，因為我們面對的根本上不是說服和溝通的問題，是經濟變化造成社會解離的問題。溝通的姿態，主要作用是讓社會解離的情況不要進一步惡化、或是產生不必要的反效果。但根本的處境，也許必須等到全球經濟轉型、階級洗牌後的下一次穩定期。另外，台灣還面臨一個不可說的「佛地魔」問題，非常嚴峻。

18、總體來看，台灣的情況，就像是《怪醫黑傑克》漫畫裡有一個單元，一個10幾歲的少年因為嚴重意外，在病床上昏迷了70年，昏迷期間都保持少年的樣貌。結果他被動手術醫醒的那一刻，幼小的心智都還弄不清楚狀況，就瞬間快速經歷了全面老化的過程，最後還沒反應過來就死了。台灣是個心智幼稚、身體早衰的社會：人家從前民主進入成熟民主再到後民主，我們民主還沒成熟就後民主了；人家從前事實政治（就是50~60年代的政治橋事場）進入事實政治（70年代的新左派政治）再到後事實政治，而我們才剛要邁向事實政治就又掰了；人家老左、新左、高階經理人一個接一個上下台，完成各階段的政治任務、理念與價值、並留下政治後遺症，我們在短短幾年內得要一次搞定，結果還搞不定就也瞬間都掰了，後遺症則一個不漏地一次爆發。

19、最後，敷衍地談一下我們能怎麼辦：前述那些理念與價值的支持者，也許該做的是增加自家的「地氣」，而不是接上別人家的地氣。所欠缺的是一種半政治式的共同生活平台，能提供台灣人一般欠缺的社會支持（例如照顧小孩小狗......），又能形成政治認同和政治力量的平台。這次歐巴桑聯盟從親子共學起步，我覺得是個很好的模範。

20、在做事之前，「認識你自己」總是好的。我們所追求的那些理念和價值，都有讓它們生根的土壤、成長的氣候、以及枯亡的氣候。過去這一段歷史，可以說是人類社會曲曲折折地前進，發現並肯定這些理念的過程。去了解這些經濟、政治、社會的變遷，以及理念與價值的實現與困境，我認為會讓自己比較坦然一點、也會知道怎麼理解不同意見、乃至於說服不同意見者，而不是空泛地談「同理心」。另外，對自己的理念知道得越多越深入，就比較不會一遇到反駁時就氣急敗壞。因為氣急敗壞，往往都是急著要反駁又臨時組織不出理據，然後就見笑轉生氣了。

以上是我臨時記寫，不可避免地會有缺漏、誤判、或錯誤。談這麼多，不是要宣教，只是想向大家介紹，我們可以從這些角度去理解我們所擁抱的這些理念、我們的位置、以及問題的癥結。然後檢視一下，我們是不是對台灣過去至今所走的路，理解得都還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