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和跨性別問題,源自美國人過於傳統的觀念及原則?- 李怡
美國人對「消滅貧富差距」的後果缺乏認識。
反資本主義人士,動不動就會說企業家的財富過多。他們不關心企業家創造了多少財富、解決了多少就業,為消費者帶來了多少商品和服務。他們就盯著富人的財產,覺得掙這麼多錢肯定是不公平的。從前的平等,是權利平等、法律平等,但今天人們卻要實現所謂的經濟平等。
如果政府強拆你的房子,你會說「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那麼,如果讓政府通過稅收剝奪富人的財產,這就合理嗎? 「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如果連富人都保護不了,它還能保護窮人嗎?在那樣的社會,除了手裡有權的人,沒有人能致富,窮人永無出頭之日。
一百多年來,人們嘗試用分配平等去取代「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資本主義,但沒一個成功的。相反,那些相信烏托邦畫餅的國家,無一不是貧窮落後,通往奴役之路。
墮胎和同性婚姻問題,是美國社會撕裂的另一危機。
保守主義者從捍衛美國基督教傳統的角度,反對墮胎和同性婚姻。而民主黨人認為時代不一樣了,應該允許自由墮胎、自主定義性別。隨著宗教傳統的式微,婚姻在人們心中的神聖地位愈來愈低。
2月25日,美國眾議院通過了《平等法案》。這項法案明確禁止在公共和私人場所歧視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人士(LGBTQ)。這項立法將允許男性的變性者參加女子運動隊的比賽,和允許跨性別者使用與其身份相符的設施,即根據本人的性別認知使用廁所。
這讓信仰傳統價值的保守主義者認為對女子運動不公平,對女性使用廁所帶來威脅。
原文:經濟通
#社會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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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稅定義 在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盧斯達:生完仔至可以用避孕套,是如何產生的思想?】
施永青在專欄表示,要解決發達地區的少子化問題,「可以待一個人完成最基本的生育責任,譬如生育兩個孩子後,才可以有權使用避孕產品」,看來令人嘩然,但立論其實充滿施氏的個人風格。回到施氏自述的早期經歷,據說他在中學時已接觸馬克思主義,也短暫加入過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文革結束之後才轉投地產業。
一般事業成功的香港社會賢達,通常對經濟、法律、政治的看法相對「保守」,順世論的,他們對令自己成功的「社會生境」抱持天然的敬畏,所以不管是法律、風俗、政治,能不動就不動,就不要說「革命」。對一般人而言,社會就好像一部複雜而充滿臭蟲的電腦,「if it works don't touch it」。系統肯定有漏洞,但主要不是自己承受,大家就會超邏輯地維護 status quo。舉例,雖然泛民議員多年來與政權磨擦一年比一年大,但有好多年要討論財政預算案,他們也會反對派錢聲音,並拋出很多「公共理財哲學」理據,有趣的是反對全民派錢的人,通常又不會反對退稅,但歸根究底,一個以前「運行良好」的社會就會附帶維護 status quo 的強烈傾向。人人錢是甩皮甩骨,太過「民粹」,退稅卻是精緻政策。
所謂小政府大市場,都是中產社會繼承自港英時代的 status quo。
雖然上一個 status quo 亦有很多臭蟲,但動手去大改然後搞到電腦系統崩潰,歷史上也經常發生。施氏雖然也是成功人士,但人類社會對很多人來說,是可以改動,也要勇於改動。如果人類生兒育女的速度減慢,就威脅到國家民族甚至整個人類的續存,所以就應該想想用雷霆手段,例如強制要生兩個兒女,才可以避孕。作為思想實驗,確實好像一下子就解決到困擾富裕地區的千年難題。然而這要如何執行?
避孕套是否要有一條法例去規管出售?是否要有一個部門,專門為市民辦理「已育有至少兩個兒女」認證?會不會有人未生仔而避孕搞到最終入獄?說到避孕套,很多人除了是避孕,更多是防範性病,鼓勵人用避孕套,也是一個公共衛生政策。鼓勵生仔和防治性病,孰輕孰重?如果為了鼓勵生仔,政策擾亂之下,令整體人口較難或較不願意戴套,而導致滿街性病橫行,會是一個好的結果?如果人口增加,但人口卻越來越不健康,這種國家會是強國還是弱國?
認為人類思想可以戰勝一切的想法,十分摩登,也十分馬克思。這種由 1789 年甚至更早就席捲世界的想法,中文的濃縮講法是「與天鬥其樂無窮」。這個「天」可以詮釋為自發、天然形成的人類社會秩序,革命就是用少數人類的意志,逆天改命,將世界改造成符合自己心意。安守本份的哲學家只會解釋世界,但有野心的哲學家都想改變世界。如果看見遍地窮人、富人剝削奴隸,這些現象,有人類以來就有,卻是罪惡而不公。哲學家有一天想通了來龍去脈,發現只要殺死富人和地主,將資源公有化,就可以達成「消滅剝削」的偉業。解決大問題,要有大權力,所以中間是不用談人權的,甚至某些人會被定義為不需要人權的 subhuman。
鼓勵生仔,是為了人類的續存,是大仁大義,但如果地球上有某個政府「貫徹執行」,可能會變成另一個 21 世紀的赤柬式災難。環保也是大仁大義。大部份人都會認同環保很重要,就算不是哀憐滅絕的其他物種,也會擔心長此下去,人類自己將面臨滅絕。於是就有人想出,如果有一個秦始皇不用講人權,不用尊重「一直以來」的人類政治經濟秩序,下令不能開冷氣,環保問題就彷彿彎道超車解決。
這就會變成特區政府為了防疫,禁止別人日間堂食,以為聰明解決問題,最終導致不少行業 (例如外賣步兵) 要在街上吃飯,日曬雨淋,連檯都冇張。政策可能還是 IQ 160 的人有份想出來,但你不要說荒謬,赤柬的高層大部份都是留法菁英知識份子。住劏房若沒有一點散熱工具,在香港恐怕並不人道。
中國人曾經為了「農業大躍進」而動員全國之力殺害麻雀,黨內的讚歌亦寫那是「人類征服自然的歷史性偉大鬥爭」,結果當然是麻雀死光之後,各種害蟲都很開心,次年就糧食失收。如果大自然的平衡很脆弱,那麼人類社會又是否經得起各種「實驗」的折騰?這些「實驗」不一定是大範圍的仇殺或者軍事行動,實驗可以小至「用一個名詞代替另一個名詞」,例如將「母親」以「性別中立」的名義改稱「生育人」(birthing people),亦可以為將來的巨變製造蝴蝶效應。
那麼富裕地區少人生仔,或者氣候異變環境污染這類問題,應該如何解決?或者最接近現實的看法是,這些問題並沒有劃一齊整的解決方案,只能紓緩,不能「解決」。 Karl Popper 說的「細步社會工程學」(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不會帶來大成果,也不會成為時髦的國際政治運動學說,而是避免有人為了解決某些問題,而導致一個影響更大範圍、更多人口的人為災難。當人們面對一些維度超過自己的問題,分辨到自己當下無法即時解決,亦是一種智慧,也是人類必需有的戒慎。
自從人類「覺醒」之後,就越來越不接受世界有事情是人力難以解決,越來越不接受有問題是人類未能想透。當遇到大問題,有人會承認自己無法解決,有人會更加受誘惑,「這樣的大難題,我卻有獨家解決辦法,once and for all」,而且為人類續存奮鬥,就像消滅剝削,多麼無懈可擊的理由。很多世界上的大邪惡,初衷都是發乎善心,再加上一些哲學家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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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業成功的香港社會賢達,通常對經濟、法律、政治的看法相對「保守」,順世論的,他們對令自己成功的「社會生境」抱持天然的敬畏,所以不管是法律、風俗、政治,能不動就不動,就不要說「革命」。對一般人而言,社會就好像一部複雜而充滿臭蟲的電腦,「if it works don't touch it」。系統肯定有漏洞,但主要不是自己承受,大家就會超邏輯地維護 status quo。舉例,雖然泛民議員多年來與政權磨擦一年比一年大,但有好多年要討論財政預算案,他們也會反對派錢聲音,並拋出很多「公共理財哲學」理據,有趣的是反對全民派錢的人,通常又不會反對退稅,但歸根究底,一個以前「運行良好」的社會就會附帶維護 status quo 的強烈傾向。人人錢是甩皮甩骨,太過「民粹」,退稅卻是精緻政策。
所謂小政府大市場,都是中產社會繼承自港英時代的 status quo。
雖然上一個 status quo 亦有很多臭蟲,但動手去大改然後搞到電腦系統崩潰,歷史上也經常發生。施氏雖然也是成功人士,但人類社會對很多人來說,是可以改動,也要勇於改動。如果人類生兒育女的速度減慢,就威脅到國家民族甚至整個人類的續存,所以就應該想想用雷霆手段,例如強制要生兩個兒女,才可以避孕。作為思想實驗,確實好像一下子就解決到困擾富裕地區的千年難題。然而這要如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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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人類思想可以戰勝一切的想法,十分摩登,也十分馬克思。這種由 1789 年甚至更早就席捲世界的想法,中文的濃縮講法是「與天鬥其樂無窮」。這個「天」可以詮釋為自發、天然形成的人類社會秩序,革命就是用少數人類的意志,逆天改命,將世界改造成符合自己心意。安守本份的哲學家只會解釋世界,但有野心的哲學家都想改變世界。如果看見遍地窮人、富人剝削奴隸,這些現象,有人類以來就有,卻是罪惡而不公。哲學家有一天想通了來龍去脈,發現只要殺死富人和地主,將資源公有化,就可以達成「消滅剝削」的偉業。解決大問題,要有大權力,所以中間是不用談人權的,甚至某些人會被定義為不需要人權的 subhuman。
鼓勵生仔,是為了人類的續存,是大仁大義,但如果地球上有某個政府「貫徹執行」,可能會變成另一個 21 世紀的赤柬式災難。環保也是大仁大義。大部份人都會認同環保很重要,就算不是哀憐滅絕的其他物種,也會擔心長此下去,人類自己將面臨滅絕。於是就有人想出,如果有一個秦始皇不用講人權,不用尊重「一直以來」的人類政治經濟秩序,下令不能開冷氣,環保問題就彷彿彎道超車解決。
這就會變成特區政府為了防疫,禁止別人日間堂食,以為聰明解決問題,最終導致不少行業 (例如外賣步兵) 要在街上吃飯,日曬雨淋,連檯都冇張。政策可能還是 IQ 160 的人有份想出來,但你不要說荒謬,赤柬的高層大部份都是留法菁英知識份子。住劏房若沒有一點散熱工具,在香港恐怕並不人道。
中國人曾經為了「農業大躍進」而動員全國之力殺害麻雀,黨內的讚歌亦寫那是「人類征服自然的歷史性偉大鬥爭」,結果當然是麻雀死光之後,各種害蟲都很開心,次年就糧食失收。如果大自然的平衡很脆弱,那麼人類社會又是否經得起各種「實驗」的折騰?這些「實驗」不一定是大範圍的仇殺或者軍事行動,實驗可以小至「用一個名詞代替另一個名詞」,例如將「母親」以「性別中立」的名義改稱「生育人」(birthing people),亦可以為將來的巨變製造蝴蝶效應。
那麼富裕地區少人生仔,或者氣候異變環境污染這類問題,應該如何解決?或者最接近現實的看法是,這些問題並沒有劃一齊整的解決方案,只能紓緩,不能「解決」。 Karl Popper 說的「細步社會工程學」(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不會帶來大成果,也不會成為時髦的國際政治運動學說,而是避免有人為了解決某些問題,而導致一個影響更大範圍、更多人口的人為災難。當人們面對一些維度超過自己的問題,分辨到自己當下無法即時解決,亦是一種智慧,也是人類必需有的戒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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