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 #鄉民私刑
#正義MIT
看著網路上熱鬧地議論著層出不窮的兒虐案與鄉民私刑正義,究竟突顯了島民什麼樣的整體精神狀態?又,人民對司法的信任是否瀕臨崩毀?我不確定我們是否能在缺乏深入調查之前回答這類複雜的問題(聽說在21世紀,輕薄短小的速食知識才是王道)。我腦中浮現一個個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受難者子女們的神情,她/他們的憂懼、哀傷、憤怒、脆弱、堅毅、決絕,與我訪問過的家暴與家內性侵受害者的面孔,交疊成質問當代台灣道德抉擇的巨大影像。
島民是否真正關懷兒童權益?是否真正急切於正義得到伸張?放眼望去,我尋索著讓人能夠樂觀起來的跡象。然而我看見的是,多少政治犯子女的童年,因為父親和/或母親的消失,頓失依靠;許多親友們唯恐被牽連,不敢接濟。貧困、恥辱、孤絕、卑微,是她/他們必須日復一日奮力與之拼搏才能存活下來的猛獸。實際上,世人對這些孩子們的苦,如同對許多受虐兒的痛,經常選擇性的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家醜、國醜,皆是不可外揚之惡,揚則視之如妖魔,非我族類,當事人須好自為之。
當今的人道關懷,幾已形同販賣同理心的消費主義商品;正義的吶喊,與濫捕代罪羊以宣洩絕望無力的情緒之間,似乎僅有一線之隔。在抨擊譴責之前,我們是不是有能力先收起義憤大刀,回到歷史生命經驗的現場,看見人的存在樣態?看見真實之後,還需要大量的勇氣,我們才會有能力面對個人或國家暴力造成的錯誤,並且回應誰應該承擔哪些責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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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遲來的愛
黃春蘭女士是位衝勁十足、精神奕奕的退休大學教授。一直到她成年以前,「爸爸」是一個不存在的概念。許是怕她傷心,盼她能安然長大,春蘭女士的媽媽獨自把爸爸過世的真相藏在心底20年。媽媽等到她成年才告訴她,爸爸是在戒嚴時期被政府抓走殺死的。即使如此,白色恐怖於她仍舊十分模糊,直到她自己獲得美國密西根大學全額博士獎學金,卻因為父親政治犯的身份而被斬斷出國求學的夢想,這幾個字才有了切身感。
春蘭女士第一次遇見自己未緣謀面的父親,黃溫恭醫師,是在他1953年就要被槍決的幾個小時前,親筆寫下的遺書裡:
「親愛的春蘭,你還在媽媽肚子裡,我就被捕了。父子不能相識!嗚呼!世間沒有比這更淒慘的了......春蘭!認不認我做爸爸呢?慕愛我嗎?慚愧的很!我不能盡做爸爸的義務。
春蘭!妳能不能原諒這可憐的爸爸啊?春蘭!我不久就要和世間永別了。用萬分的努力來鎮靜心腦,來和妳做一次最初而最終的紙上談話吧......」
連同給春蘭的信,33歲的爸爸赴刑場前,共寫下五封遺書給每一位家人,包括親愛的妻子,春蘭的媽媽。等到春蘭真正讀到這封信時,已年近60;而晚年失智卻堅持隨身攜帶身份證,以備不時受警察盤查的媽媽,也已經離開人世,來不及讀到先生臨走前留下的滿紙愛意與不捨。當年國家莫名扣押這些遺書,剝奪了政治犯臨終前對遺族表達愛意,交代遺願的機會。
黃溫恭醫師原本被判十五年,這個判決本身已經是違反民主憲政秩序與公平審判原則的刑罰。在家屬近60年後向檔案局申請到的判決書上,他們看見當年偉大的民族救星,幾個毛筆字輕輕一揮,改判他們的爸爸死刑。
### 凍結半世紀的眼淚
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人道主義醫師潘木枝先生是嘉義市參議會議員。入城鎮壓的國民政府軍隊遭到民軍反抗,發生激烈武裝衝突。潘醫師受民眾請託出面協調談和,反被國軍逮捕、刑求,並在嘉義市火車站廣場當眾槍決,曝屍數日。槍決前,潘醫師二兒子欲出面營救而遭國軍槍殺。槍決當下,三兒子和四兒子都躲在人群中。槍響後,13歲的三兒子狂奔向前,抱住全身是血、因痛苦叫喊而下巴脫臼的父親,幫父親把下巴推回原位。他一邊哭著說會好好照顧家,請父親放心離去,一邊幫死不瞑目的父親闔上眼。12歲不到的四兒子,站在不遠處看著這一切,全身感覺倏地抽掉,沒有掉一滴眼淚。50年後,第一次政黨輪替,四兒子終於開口訴說自己的身世,凍結了半世紀的眼淚才終於落下來,壓在胸口的那一大團稠黑鉛塊,才逐漸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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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政治犯孩子的童年,倘若你的生命跟她/他們偶然有交集,你曾經為她/他們做了些什麼?現在呢?如果有機會遇見好不容易奮力長大的她/他們,你會想對她/他們說些什麼?過去就讓它過去?讓我們一起往前看?我們應許給自己和她/他們的子女什麼樣的未來?
島民念茲在茲的司法正義的落實,無法避開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真相追索、罪責追究、污名平反、創傷修復、社會信任重建等轉型正義工程。許多人急於拋棄這兩個詞彙,但我們所知的遠遠不及真相的萬分之一;正如我們尚未真正看清家暴與兒虐事件的複雜性(尤其是加害者、受害者、關係涉入者之間的複雜倫理關係)。面對龐大沈重的黑暗歷史,不論是家內的或社會集體的,急著逃脫,維持無知現狀是本能,但也是便宜行事的做法。被潛抑的,終究要復返。
母親的抉擇義工 在 凡槿(廣告小妹)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今日熱門話題:「窮人該不該生孩子?」
這個主題,我曾經參加大學辯論課與對手戰過一回。當時教授拿著一則新聞報導,內容大致是說美國的窮人因不節育甚至為了領福利而不斷生小孩,對社會造成重大負擔。
報導刊登後,某位網路意見領袖在 Twitter 提出的建議是:「政府可以立法,當窮人生完兩個孩子後,將進行結紮。」不意外,此言論受到網友們的砲轟,帳號緊急關閉。
我在義工工作中,見過許多窮人生下的孩子,多數是在製造悲傷。所以當我收到這樣的辯論題目,我以為我會自動站在反對方,結果我沒有。我想了三天三夜,想通了一些事。
一、不能為了多數人的利益,選擇犧牲某個特定族群的權益。伴隨著貧窮的,是判斷力低,還有自制力差。因為判斷力不足,窮人家的孩子未成年懷孕比例高;因為自制力較弱,這些人生小孩往往只會生不會養更不會教。儘管如此,他們依然有生育權,這是人權以及女性權利很重要的一部分。
二、延伸第一點,患有疾病者也是有生育權。除了貧窮外,還有一群人常受到他人質疑「你為什麼要生小孩?」,他們就是患有先天性疾病者。我還記得,有一對常在台北街頭出沒的街頭藝人夫妻,他們都是白化症患者,幾近全白被稱為「白子」。他們不顧社會輿論的反對,生下兩個孩子。如果說,白化症患者不應該生育,那麼我也不該存在於這個世界。患者已被剝奪健康,請不要再奪走他們的生育權。
三、養不養得起、社會是否負擔得起,在民主社會中,不能以此判斷一個人應不應該生育、生幾個。當年,我的祖國正是以「國家無法再負擔更多人口」實行了計劃生育。我沒有兄弟姊妹,我永遠無法體會手足情深是怎麼一回事。為了脫離貧窮、為了國家富強,黨廣發保險套、教育一胎化多美好、甚至強制結紮。你們不能一邊批評我的黨藐視人權,一邊說著「養不起就不要生!」
養小孩是自己的責任沒有錯,但是當一個家庭無法負擔這個責任,那麼就變成政府的責任、社會的責任。首先,政府要盡到教育義務。曾經我也會責怪那些不懂事的孩子,怎麼就不知道戴套的重要性呢?
「因為戴套不爽啊!!」、「我的幾個表姐也都是十七歲就當媽媽了呢!」當他們身邊都圍繞著這樣的人,自然會影響他們的判斷力。而我身為一個良好市民的責任,是走進校園、走進他們的生活,讓他們知道「你可以過另一種生活」,政府扮演的角色是提供資源讓我們去做這件事。
再者,政府需提供一個防護網及安全網,保障孩童權益。當這些弱勢家庭因自身判斷力不足生了孩子卻養不起,政府要提供協助、幫助他們走過困境。雖然這些最後都是由納稅人買單,but hey,民主是有代價的。
儘管我也常想讓某些人沒事別生小孩殘害下一代,但我知道我沒有任何立場這麼做。我只能告訴對方利與弊,然後由他們為自己的人生做出抉擇,並且為其負責。接著,我尊重他們的選擇,送上祝福。
最後分享一個小故事。那一年,我把心中對於階級複製的厭惡告知了一位前輩大叔。他當了一輩子社工,近半百的年紀,見過這麼多問題家庭。他有時也會感慨,窮人多悲哀啊,讓他們擁有生育權究竟是好還是壞。但是最終他在我們為他舉辦的恭賀退休聚餐時是這麼說的:
「我會成為社工,是因為當年我的父親家暴我與母親,當時的社工阿姨幫助了我們許多。這些年,我是如此解讀我的的工作:我是要解決家庭問題,不是解決問題家庭。再不對的種子,都有可能種出美好的果實。但願我是那顆果實,也希望那些孩子們是。」
母親的抉擇義工 在 梵高爸爸 心靈藝術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 母親的抉擇 Mother's Choice #賣旗日 💗 】
事隔15年,梵高爸爸再鼓起勇氣叫途人買旗🤣 人大了就怕被拒絕。但嘗試轉正念,報以一個微笑,說聲「早晨,新年快樂」,逐漸多了老幼或一家人釋出善心買旗 ☀️
有婆婆 👵從利是封捐出$100紙幣;
有伯伯 👴 捐完再捐
有家長 👨👩👧 鼓勵小朋友入錢,培養品格,4歲妹妹:「熊啤啤貼紙好得意呀,多謝哥哥 🐻」;
更有親子賣旗,家長在旁指導囝囝開聲:「幫手買支旗呀 😉」訂立派完先歸旗袋的目標,這就是 #身教 的重要
有時,梵高爸爸都會做義工,但會考慮哪些非牟利機構,或者偏向團體性/互動性活動,例如攤位遊戲、探訪老人。但今次選擇相對個人的賣旗活動,純粹想籌集金錢💴,是最直接幫到 #意外懷孕 少女和下一代 🤰👶
原來,靜觀眾生相,屯門社區的人挺有愛心
#日行一善
#培育孩子你我有份
#BabyCare #We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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