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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剌加的黃金時代｜知史百家

安煥然

15世紀中葉，是滿剌加輝煌的黃金時代。在海洋貿易方面，滿剌加是東西航線的中心。對中國的貿易，滿剌加與中國明朝官方保持朝貢往來，中國民間海商亦頻密來到此地經商。與此同時，對中國商品的貨源，滿剌加也可從與琉球王國的海洋交易中獲得。廣受海外市場歡迎的絲綢和瓷器，是中國商品的大宗。今天，我們若到馬六甲博物館參觀，進門入口的第一個專門展示區，就是令人驚嘆連連在馬六甲出土發現的中國瓷器。展示品大部份是明代中晚期之器皿，有大盤，有小碗，有完整器，有殘破片。瓷器樣式有青瓷，惟以青花瓷最為精彩。多為民間瓷窯產品，深具外銷性格，有的還以阿拉伯文字勾畫圖樣。林林總總，目不暇給。

在對印度洋的經貿方面，滿剌加之主扼馬六甲海峽，並確保了馬六甲海峽航道的安全，促使該水道再度興旺，印度商船大批湧向馬六甲海峽。印度商船的貨品主要以布匹為大宗，品種花樣多達30餘種。其他還包括轉販自阿拉伯的香水、紅寶石等各種裝飾品。由於滿剌加通過多種渠道得以掌握中國商品的供輸貨源，印度商船寧可駛往滿剌加進行商品交換，而不必求遠前去中國朝貢貿易。

印度商人之中，又以印度半島西北的胡茶辣穆斯林商船到來最多。此外，南印度的穆斯林商人也不少，甚至涉入滿剌加的政治核心。

另，不可忽視的是滿剌加對東南亞市場利源的掌握。尤其是滿剌加透過其伊斯蘭化的影響力，與爪哇北岸的諸多新興港市國家建立了良好關係，每年大約有50至60艘運載大米的船隻到來，成為滿剌加最大的稻米輸入區。舊港、緬甸和暹羅船隻每年也輸來不少稻米，解除了滿剌加米糧不自給的顧慮。

爪哇北岸港市地區主控了摩鹿加群島的香料貿易，他們每年將大量的胡椒香料運到滿剌加轉銷。應當留意的是，當時爪哇的新興港市、舊港和暹羅已有不少華人聚居，他們從這些據點往返滿剌加貿易也相當頻繁。爪哇是摩鹿加香料貿易的重心，據考15世紀至16世紀香料產量若以6萬袋計，華商的收購就佔有其中的5萬袋之多。除一部份運回中國，其餘大部份則運往滿剌加，再轉銷販予印度和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再由他們的商船輾轉經地中海而達歐洲去。

有這麼一個說法，15世紀中期至16世紀初的時候，當時東西海路香料貿易的鎖鏈是以滿剌加為轉口中心，其西端掌握在印度、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之手，鏈條的東端，香料貿易則幾為華人所操縱。因此，當時滿剌加的東南亞貿易伙伴，除土著之外，「華人」亦扮演重要角色。這樣的推論，應當是合乎歷史事實的。

黃金時代輝煌燦爛的滿剌加住有不少來自各地的商人。隨季候風的到來，各國商船停泊滿剌加。印度人、爪哇人和華人定居城內。據說當時在滿剌加至少能聽到84種不同的語言，人種混雜，五方維處。

16世紀的最初10年間，每年約有2千艘大小海船停靠滿剌加，誠如當時的葡萄牙人皮雷斯(Tome Pires) 在《東方諸國記》中所說：「滿剌加是一個專為供銷商品而設立的城市，（在這一點上）全世界的任何城市都不能與其媲美」。它位於「季風交會之地，為世界環抱，位處其中心，相隔千里的兩國間的商業貿易，如不從各自國家來到滿剌加，則不能成交。」

15世紀中期的滿剌加，是世界的中心。若沒有開放、包容的海量，尊重各色人種的氣度，試問滿剌加能有所謂輝煌燦爛的「黃金時代」嗎？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鄭和下西洋：敢問誰最值得信賴｜知史百家

安煥然

不論明成祖大遣使團下西洋的目的為何，欲擴展明朝中華朝貢體系達至頂峰，維持南海的勢均，獨尊大明天朝的宗主國地位，以及確保東西海上貢道的暢通與安全，是明成祖所極為關注的事情。況且尹慶和鄭和之下西洋，正是擴展中華朝貢圈影響力至印度洋之際，對馬六甲海峽這條國際航道的梗塞問題，不得不重視。

曾經輝煌一時的室里佛逝（三佛齊）勢衰之後，馬六甲海峽海盗頻生。洪武中期又發生「三佛齊乃生間諜」之事，而爪哇滿者伯夷的崛起，更是常常阻擾海外諸國與明朝的貢舶往來。

蘇門答臘的舊港，當時是華人港主（中國文獻謂之為「逃民」）梁道民所控制。《明太宗實錄》記載，其時「廣東、福建軍民從之者至數千人」。王賡武〈沒有建立帝國的海商〉推論，這些人可能是宋元中國商民的後裔，但入明以後，明朝頒布海禁政策，他們反而成了受害者，形成被迫流亡海外的武裝、非法的海商貿易集團。

明成祖即位後，積極於招撫這些海外「逃民」，但對他們仍有所顧忌。1405年（永樂三年）明成祖派遣孫鉉出使南海諸國，「挾梁道民子二奴俱來」，梁道民才肯受詔。但是，舊港的控制權落入另一華人頭目陳祖義之手。陳祖義不愿服從於明朝的招撫政策。同年，鄭和第一次下西洋，陳祖義「來犯」鄭和舟師。鄭和出兵與戰，大敗陳祖義。根據《明實錄》的記錄，當時鄭和軍隊「殺賊黨五千餘人，燒賊船十艘，獲其七艘及偽銅印二顆」，並生擒陳祖義回朝伏誅。

1405年鄭和之下西洋，欲順利航過馬六甲海峽，最大的顧慮就是舊港的華人集團是否阻礙其通航。陳祖義之「來犯」鄭和舟師，亦是此歷史背景下的必然結果。中國文獻把陳祖義視為罪大惡極之海賊，而「殺賊黨五千餘人」，這是一場何其慘烈的戰爭。

伏誅陳祖義，明朝任命另一位頭目施進卿為舊港宣慰使。但誠如《明史》所記，「進卿雖受朝命，猶服屬爪哇」，說明施進卿具有雙重身份，而且血戰後的舊港，「其地狹小，非故時三佛齊比」。

至於爪哇滿者伯夷，當時其地已分裂成東、西二王的爭戰局面。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時候，正值爪哇西王攻滅東王治所，鄭和隨員欲登岸做貿易，反被爪哇西王兵殺害了170人。這大概是鄭和首次遠航所遇最窩囊之事了。

兩年後（1407），爪哇西王遣使來朝「謝罪」。明成祖怒斥西王「違天逆命」，並告諭爪哇，明朝本想派兵討伐，適其使臣來請罪，看在爪哇西王「能悔過，姑止兵不進」。但，爪哇必須貢輸黃金六萬兩，作為殺害170名鄭和官軍的賠償。「不然，問罪之師終不可已」。一年後（1408），爪哇西王遣使僅帶了黃金一萬兩，前來謝罪。明朝禮部官員以賠償數額不足，要求懲治。明成祖卻寬宏大量地以「朕於遠人欲其畏罪而已，寧利其金耶？」免除了爪哇西王之罪。然而，用常理設想，明朝對爪哇這種不守信諾的朝貢藩屬國，怎不心存芥蒂。

南海諸國之中，在明太祖洪武年間與明朝關係相當密切的暹羅，其入明朝貢，主要是覬覦貢舶貿易的經濟利益。然而，日愈強大的暹羅，在明成祖永樂初期屢次阻撓滿剌加等國向明朝朝貢和受封。明成祖對暹羅也常有訓斥和不滿。

這是1405年鄭和下西洋之時，南海諸國與中國海外關係的大略情勢。舊港、爪哇、暹羅，雖然都具有東西航道中途站的條件，但對明朝中國而言，都是心存芥蒂之地。鄭和下西洋要選擇最值得信賴的候風中繼地，看來唯有另外從馬六甲海峽的新興小國中去尋找。積極表示誠信，又想借助中國之德威以自重的滿剌加，會是理想的合作伙伴。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為何中國黨派出的市長候選人都是這等貨色？】
文：李雨蓁 Lí Ú-chin

被民意唾棄的「被罷免人」韓國瑜，今晚將回到高雄，推薦李眉蓁為他的繼任人選。


很多高雄人都很好奇，為何中國黨在高雄，只剩下這樣的貨色能競選市長？


言必稱庶民的韓國瑜，當然不是「菁英」，但頂多是「墅民、土豪」，而不是「庶民」，他象徵了黃復興黨部與數股非主流利益的合流。然而在中國黨打倒在高雄執政二十年的民進黨，爽的要死的時候，背後顯示出來的警訊，卻是中國黨人才培養系統的徹底崩潰。因而在韓國瑜被罷免後，只能推出學歷造假，連話都講不清楚的二流派系政二代李眉蓁。


全台第二大黨，把高雄人藐視到這種程度，恐怕連在地的一些中國黨支持者都不一定能接受。


這篇文章又是一篇長文，但若你是「解嚴後」一代，我們邀請你花點時間，了解中國黨是怎樣在高雄政治佈局，怎樣培養地方到中央的行政人才，卻佈局佈到全盤敗退，連在地市長的人選都派不出來；又是怎樣不得先用叛將，再被一個養出大批親衛軍的黃復興鐵藍+雲林土豪挾持的？


#省轄市時代的派系政治

這個故事當然很長，最關鍵的那年，還是1979年。


當年7月1日，高雄升格院轄市，資源變多同時，其實很重要的就是「#再也不用選高雄市長了」，每一屆市長，從此都會由中國國民黨直接指派，在選舉制度改變前永無政黨輪替可能。這招，在台北升格時中國黨已經嚐過甜頭。中國黨在台北市長的選戰中，先是意外輸給黨外的高玉樹，好不容易做票贏回來，卻又被美國警告首都市長作票試試看而再輸。在台北升格後，終於可以無後顧之憂，任意的安插自己人。


在1979年以前，高雄市長大致上是派系輪替的格局，由於高雄是1920年代後才快速成長的移民城市，因此在早期，高雄的地方政治由外縣市移民基於同鄉情誼產生的派系維繫，大致分為澎湖派、台南派，和本地政治家族三大勢力。


在實施地方自治後，第一、二任市長謝掙強是澎湖派，第三任市長陳武璋是台南派，但在陳武璋任內，由於十全路開闢工程、愛河原木浸泡等案圖利岳父，而被議員巫義德發動高雄史上的第一次市長罷免，但中國黨動用國家機器，硬是透過威脅利誘，讓已經連署罷免的市民紛紛放棄，巫義德也被列為重點觀察名單，但他仍然繼續爭取「真普選」（國會改選）而被警備總部以「中（華民）國版國安法」逮捕，判處十年徒刑，顯示雖有選舉，但沒有人民表達政治理念的空間。


然而，中國黨也發現陳武璋的施政引發眾怒，因而第四任市長提名本地派的陳啟川參選，並連任到第五屆。陳啟川家族實力、名望都足夠，震得住各方，但在他卸任時，中國黨因再次提名過了風頭的台南派陳武璋，引發認為應「派系輪替」的澎湖派不滿，導致中國黨分裂，雖然在選戰過程，中國黨不斷打壓政敵，黨外的楊金虎（也是台南出身）仍意外當選第六屆市長，成為第一位非中國黨籍市長，亦是戰後學歷最高（台大醫科，日本醫科大、南洋大學博士）的市長。


不過，楊金虎並非堅持民主改革的堅定反對派，在中國黨統治的環境下，也受到「中央」種種政治干擾，不得不妥協求生，在任內將壽山和愛河改名「萬壽山」與「仁愛河」來諂媚蔣介石，但又涉及市府顧問洪劍鋒「賣官鬻爵」案，詳情如何雖不得而知，但結果就是楊金虎一屆任期結束就被收押，官司纏訟17年，至死都未定案。


1973年，中國黨提名本地出身，政商雙棲的前市議會議長王玉雲競選，擊敗已退黨的「澎湖派」謝掙強成為第七屆市長，這顯示了兩點：


一、派系與中國黨的結合大抵只出於利益，而若得到黨的加持，一對一廝殺大致都能獲勝。
二、到了1970年代後，高雄成為人口近百萬的工商大城，早期同鄉移民的「人親土親」影響力漸漸減弱，地方的家族取而成為政壇要角。


有趣的是，王玉雲原本僅小學（公學校）畢業就出社會發展，但擔任議長後，竟然取得「日本產能短大工商管理系」學位，引起對手謝掙強質疑。謝掙強敗選後還一狀將王玉雲告上法院，控告偽造文書（學歷），並向庭上表示，如果王玉雲能從頭到尾把26個英文字母寫完，他就不姓謝，改姓王。當然，在當時的環境下，揭發中國黨籍的政治人物偽造學歷還是不了了之，眉蓁若活在當時可能會很羨慕吧！


#官派時期

在王玉雲連任第八屆高雄市長就任期間，高雄升格直轄市，「高雄市長」這個職缺在升格後，與台灣省長、台北市長並列，成為層級最高的地方行政首長職位。由於中央部會官僚和行政首長政務性質仍有不小差異，因此當時黨國想培養的重點對象，大多要經歷「院級地方首長」歷練。但對中國黨來說，高雄在他們眼中最低下，因此也成為一個「入門級」職務。


在高雄升格院轄市之前，中國國民黨的選舉要擺平各方不同的派系勢力，還要抗衡黨外逆襲，升格之後就沒這種煩惱，因而王玉雲當完任期後，中國黨不再讓地方派系出任市長，在院轄市官派時期，前後共指派四位市長，分別是楊金欉、許水德、蘇南成和吳敦義接掌高雄，其中楊金欉和許水德卸任便升任台北市長。以下我們就簡單介紹為何是這四位。


楊金欉是「台電幫」出身，典型的「技術官僚」，他能獲派素無淵源的高雄市，是因為擔任行政院長的老長官孫運璿力挺。楊金欉剛進台電時，被派到水力發電廠，就曾讓前來孫運璿留下好印象。因在台電表現優異並曾赴沙烏地阿拉伯擔任技術團團長，1978年在台電協理任內被拔擢擔任台灣省建設廳長，又以黑馬之姿出任高雄市長。但僅做不到一年就「升任」台北市長，是史上任期最短高雄市長，看來只是來高雄過水，但孫運璿中風後，楊金欉身體亦有狀況，政治道路最高止於台北市長。


接下來三位，許水德、蘇南成、吳敦義則是延續蔣經國「催台青」風潮下，逐漸成為中國黨主流的「本土藍」地方政治菁英。


在1970年代，中國黨政權在長期堅持僵化與脫離現實的外交政策下，最終走進死巷，退出聯合國，也和美國漸行漸遠。當時蔣介石的生命已如風中殘燭，稍微務實一點的中國黨人也都知道「反攻大陸」無望，自己的命運和他們佔領的這個島嶼再也分不開，於是實際領導人蔣經國，在1973年掌握大權後，一面繼續鎮壓反對運動，一面把把中國黨加入本土化的成分，推動了「催台青」政策，提拔台灣籍的官僚進入政府較高層位置，讓台灣菁英有支持政府的誘因。


在蔣經國統治下，台灣人能做到最大的實權行政長官職位是「台灣省長」，而在內閣裡面只能做到「內政部長」，而與外交、國防無緣。這隱含著你們台灣人跟英國統治下的印度、馬來人一樣，地方可以給你們族人「自治」，提拔你進中央政府已經是極大恩惠，但我們「中華民國」的法統還不能直接給你。至於打破這點的人叫李登輝，其政治手腕實在無人能及。


1931年生的許水德，教育界出身，歷任高雄市、屏東縣、台灣省教育，社會等公職，在王玉雲任內擔任市府秘書長，自創「水車哲學」，認為現實與理想要兼顧，屬於處事圓融之官僚，卸任後出任台北市長。


1936年生的蘇南成，曾退出中國黨，在1977年參選台南市長當選，其貼近民眾，舉辦活動，大興土木的風格，已是嫻熟於選舉的一號人物，當選後被蔣經國再度「收編」回到中國黨，於1985年空降高雄，任期中和地方家族派系為主的議會頗多摩擦，在1990年卸任後轉任國策顧問，侯任國大代表與議長。


接下來這位，大家就很熟悉了，他是年輕許多，1948年出生的吳敦義。


台大畢業，由中國時報記者從政，歷任台北市議員，南投縣長，當時是中國黨培養的新生代政治人物，成為末代官派市長，他和議會的關係稍微圓融，也順利當選第一屆民選市長，然而，吳敦義任內市政格局突破不大，無法解決市民關切的交通、環境等議題，而在1998年敗選。


吳敦義在1998年的敗選，以及接下來2000年中國黨失去政權，李登輝被趕出黨內，讓中國國民黨地方的發展，從此走上另一條道路。


最大的直接影響，就是中國黨差不多忘了有高雄這個地方。


#後李時代的地方崩潰

在後李登輝時代的中國黨，黨內保守勢力復辟，排擠所謂本土藍，先是造成一波親李登輝人士出走，仍有強大勢力的黃復興黨部等死硬組織，從此對「台籍人士」充滿戒心，並將中國黨路線帶向極端化，在李登輝之後，20年間，竟然沒有所謂「本省人」再度代表中國黨參選總統！


當「高雄市長」不再是個可以培養領導人的方便空缺，而天龍人也不願意「下」高雄深蹲打辛苦選戰，中國國民黨在吳敦義的副市長黃俊英兩戰皆墨後，只能再次由派系中擇人出戰高雄市長。


然而，在長期地方勢力缺乏向上發展機會的狀況下，地方派系以佔領議會，鞏固地盤為優先，在高雄經濟快速發展的年代，幾大家族紛紛跨足地產、金融等多元產業，形成政商複合集團，既然中國黨殖民體系不容許本土派進入層峰，那對政二代而言，守護家族的地方利益，就比起政治上的專業更加重要。


再者，由於中國黨既失去地方執政權，又不願意從頭培養專業素人參政，在沒有一套世代交替的遊戲規則下，地方黨部放任小諸侯政治分贓，割據一方，卻又沒有一個明顯霸主。在金權政治影響下，2002朱安雄議長賄選案中，許多家族雖被牽連其中，包含李眉蓁父親在內，但都隨即派出妻子兒女出馬競選，更令年輕一代選民感到厭惡。


因此，當中國黨要從地方政治人物中挑選市長候選人，不是自己有案底、就是家族或樁腳涉案，就算我們看本人就好，這些地方議員的學經歷或談吐，大多一看就是靠爸才有辦法從政的。


在2010年黃昭順慘敗，首次落居第三後，中國國民黨迫於無奈，只能在2014年啟用叛將楊秋興出戰。可以看出，在韓國瑜出現之前，中國黨地方人才庫已經山窮水盡。


#中國黨引狼入室

韓國瑜的背景特別之處，是作為黃復興鐵桿深藍出身，但又娶了雲林地方砂石派系的女兒，成為中國黨「外省權貴」和「本省派系」的匯流，因而能調動許多高雄境外資源參與選戰。


但在韓國瑜靠著矇混詐騙的風格獲勝後，沈溺在勝選中的中國國瑜黨，不知耕耘地方，治理能力一塌糊塗，把高雄當墊腳石落跑，惹惱93萬高雄人，進而將他罷免成功。


韓國瑜任內，其實也沒有培養任何人才，一幫挺韓市議員在議會荒腔走板的護航，一下唱歌，一下追蹤器，當主子被罷免後，要從這其中挑人出戰，還真是不容易的任務。


因此，我們就看到李眉蓁，一個二流政治家族，講話講不清楚，比韓國瑜還草包的地方政客，竟然雀屏中選。在短短一個多月的選戰中，鬧出申辦已經截止的亞運與世大運，用抖音拍片侵權，發明丹丹沒有的食物，論文整本抄襲還不誠懇道歉，主張全民種甘蔗釀蘭姆酒，全市引海水沖馬桶.......除了給予市民一些樂趣外，只是讓中國黨難堪而已。


中國黨在高雄提名這些人選，等於在羞辱全部高雄市民。


事實證明，中國國民黨永遠沒有下限，而且從來都輸得不夠慘。明天再一次出門投票教訓中國黨，讓他們連陳其邁的1/3票數都拿不到，早早瓦解進入墳墓，才是唯一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