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那一夜到今夜-美麗島事件40年】
12月的高雄，冬季在不久前猝然隨著北風來到，在略帶寒意的美麗島大道上，行人並不多，車輛呼嘯而過，駕駛與騎士很少人會注意到，路旁三角窗的傢俱店，40年前曾是美麗島雜誌社的社址，40年前的12月10日，在這裡，發生了改變台灣民主進程的一件大事。
諷刺的是，今夜這裡高掛著中國國民黨候選人的看板，寫著「藍天新高雄」。但其實，藍天在高雄一點也不新，40年前，除了藍以外，台灣別無其餘顏色。
#美麗島事件發生前的大時代
1970年代的台灣，中國國民黨的獨裁統治看似難以動搖，卻同時面臨內外交迫的挑戰，獨裁強人蔣介石的性命已經走到盡頭，由兒子蔣經國實際上掌握權力，美國內部長期研議「兩個中國」方案，逐漸接近與中國破冰的務實外交，那時，台灣或許還有機會放棄「中（華民）國」的名稱，留在聯合國，甚至尼克森、佐藤榮作政府都曾私下傳訊給蔣政府，提供「台灣被獨立」，完全與中國分離的選項，然而，蔣政府毫不理會。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案，將「中華民國」驅逐出聯合國，蔣政府的固執，讓台灣成為國際孤兒，也掀起斷交潮。在蔣介石政權面臨存亡危機之際，對內的壓迫逐漸上升，政治氣氛較1960年代更緊張，甚至連原本能夠播放的布袋戲、台語節目也逐漸被查禁、限縮。
另一方面，蔣經國為維繫中國國民黨生存，除了繼續內政上的經濟投資，也從1972年起開始啟用台灣本地官員，包含徐慶鐘、林金生、連震東、李登輝等人。同一時間，代表中國黨法統的國民大會、立法院萬年立委已經逐漸老、死，不得不開放增額補選。看似鬆動的有限民主，帶來爭取自由與全面民主的台灣人民一絲希望，一個鬆散的「黨外」陣營，開始透過體制內選舉制度對抗中國黨，如省議會的郭雨新、林義雄、張俊宏等黨外議員，問政專業犀利，儼然成為近半個世紀前的「政治明星」。
#勇敢挑戰中國國民黨獨裁巨人的弱小黨外
當然，他們面對的是不公平的競爭，1970年代的黨外人士，除了面對官方媒體攻擊、選舉賄選、作票等一般伎倆外，更要面臨特務跟監，家人與自己的生命威脅，隨時有被羅織入罪的可能。1977年，中國國民黨在桃園縣長選舉舞弊，導致民眾包圍中壢分局，警員放催淚瓦斯、開槍射殺兩名民眾，引發民眾與警方激烈衝突，稱為中壢事件。
此次地方選舉中，雖然中國國民黨有多起選舉不公事件，但仍無法阻止黨外人士取得大幅躍進，當選4席縣市長、21席省議員、6席台北市議員、146席縣市議員，雖離多數還有很大一段距離，但已讓中國國民黨做票氣焰被迫收斂。中壢事件的秋後算帳，比起之後的美麗島事件算是相當輕微，但卻讓中國黨意識到了群眾運動的威脅，而準備更精準的一舉收網打盡。
受到1977年的斬獲鼓舞，在1978年增額立委與國大選舉，黨外參選人暴增，在黃信介、施明德、林義雄、張俊宏、許信良等黨外人士帶領下，1978年成立「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這樣的聯盟，不論是中國黨或黨外，都意識到是個「沒有黨名的黨」。然而，年底美國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和「正統中國」建交，蔣經國下令中止選舉，並煽動「愛國情緒」，反美反中共同時也打壓黨外聲勢，黨外人士則共同在「黨外人士國是聲明」主張：「#台灣命運由1700萬人民來決定」，這已經踩到了蔣經國的底線。
#走向攤牌的1979年
在1979年農曆年前六天，黨外人士預定在高雄聚會，但調查局人員卻突然逮捕余登發父子，宣稱他們勾結匪諜要推翻政府。許信良奔赴橋頭參與抗議政府製造冤案的示威遊行，卻被中國國民黨以「擅離桃園縣長職守」之名彈劾，並拔掉縣長一職。在這樣的打壓動作下，黨外人士決定延續選舉期間的「助選團」，轉型為常設組織，相當於「準政黨」。
政黨當然得宣傳，在那個沒有網路、電視被壟斷的時代，黨外人士與學界共同籌辦了《美麗島》雜誌，8月16日創刊就轟動全台，一再加印，可賣出7萬本，到了第四期更高達14萬本，各地分社紛紛成立，甚至美國也成立聯絡處，讓美麗島雜誌成為不同派別共存的「反國民黨」陣線。
當然，中國國民黨全力反撲，在《美麗島》雜誌創刊酒會上，就有恐嚇電話要放炸彈，有極右份子（現在統派前身）抗議。11月時，美麗島高雄、南投、屏東服務處陸續被不明幫派份子攻擊砸店；每次公開活動，則出動軍警包圍，甚至有機槍嚴陣以待。在中國國民黨利用黑白手段攻擊黨外勢力下，局勢逐漸緊張，最後攤牌一觸即發。
#未暴先鎮的中國國民黨陷阱
12月10日，《美麗島》雜誌社預定在高雄扶輪公園（中央公園）舉行「世界人權日」演講。然而前一天，兩位服務處義工出外宣傳活動，卻在鼓山分局附近被警察拖走圍毆，消息傳開，引發群情激憤。而警總高雄區戒嚴司令部則宣布，冬令宵禁演習提前開始，自十日起禁止所有示威遊行，並從北部調派憲兵、保安大隊、配製長槍的「忠勇大隊」、配合鎮暴車輛進駐高雄，準備鎮壓。
「未暴先鎮」，中國國民黨這局已經佈好！
12月10日傍晚六點，黃信介抵達高雄火車站，南警部司令常持琇來談判，答應「可以演講，不可遊行」。
但當黃信介來到中山路上的《美麗島》服務處時，發現演講會場已被封鎖，常的承諾只是謊言，但群眾越聚集越多，已經按耐不住。於是施明德、姚嘉文計畫，隊伍緩緩前進數十公尺，在民生、中山路口大圓環演講完後就地解散，但此時憲警已經封鎖道路，將群眾團團圍住，並把扶輪公園演講場地外的群眾切斷。
在黨外人士宣講同時，大型鎮暴瓦斯車突然登場，施放催淚煙，逐步逼近圓環，群眾中，有埋伏的特殊「暴徒」開始喊衝喊打，黨外人士引導群眾回到服務處宣布解散，但群眾情緒高昂，到十點之後，民眾與警方開始激烈衝突，石頭棍棒齊飛，直到半夜才停戰。至11日凌晨1點20分，鎮暴部隊才撤離現場，留下凌亂的街頭。
#勿忘台灣民主是血與汗爭取而來
這一晚，是228以來，情緒激昂的台灣群眾正面挑戰國家的最激烈嘗試，然而，佈局已久的國民黨政府，收網的時刻也隨之而來。這一夜，史稱美麗島事件，但只是之後美麗島大審，與風起雲湧的民主化時代的序曲。台灣的巨變，即將展開。
四十年後，我們已經擁有當年前輩們無法想像的民主制度，台灣的自由程度位居亞洲前茅，與紐澳、西歐、北歐並肩。然而與之同時，我們看到的是，那個鎮壓人民的中國政黨捲土重來，向過去的敵人，卻有著同樣獨裁專政基因的中國靠攏。而催淚煙、棍棒和白色恐怖，再次在一海之隔的香港出現，沒能記住歷史的教訓，歷史就會不斷的重複上演。
高雄人不能遺忘，台灣人不能遺忘的是，權利從來不會從天上自己落下，今日不站出來守護自由，有一天，獨裁者的催淚彈與子彈，會再劃過街頭。
美麗島事件發生前的大時代 在 [轉錄][人間] 黑夜中尋找星星 何榮幸- 看板TW-history - 批踢踢實業坊 的推薦與評價
黑夜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
作者：何榮幸、台大新聞研究所
出版日期：2008 年01 月 03 日
〔導論〕—何榮幸
他們看見了歷史
在時間的快速流動中，總是有一群奇特的人，比別人更容易看見歷史的容顏。 因
為，任何特殊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總是站在最近的距離—這是這項工作所有榮辱
的來源：用他們手中的筆，寫下後人口中的歷史，詮釋新聞的價值與意義。 二十
年前，這群人親身見證，台灣這艘希望之船離開戒嚴、報禁港灣，從此航向廣闊無
邊、深不可測的民主海洋。他們雖然參與其中、記錄過程，卻也只能載浮載沉，不
知道大海的另一邊究竟還有多少風浪。
這群人散佈在最保守到最激進的媒體。他們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高壓氣氛中匍
匐前進，姿態多半扭曲變形，很難保持優雅好看。有的人在主流媒體內兢兢業業，
有的人想盡辦法在文章中「埋地雷」鼓吹民主，有的人努力從中南部發聲，有的人
深入觀察民間社會，有的人則與情治單位大玩「捉迷藏」遊戲；後人想像他們堅定
勇敢，他們身處其中卻可能狼狽不堪。
他們像是在無盡的黑夜中尋找星星，對外迎向忽明忽暗的民主亮光，對內追尋若有
似無的記者典範。
二十年後，這群人當中的十七位，成為本書深入訪談的主角。他們當年寫下的所有
報導與觀察，早已存放在各大圖書館提供公開查閱；他們在新聞界甚或其他領域都
扮演重要角色，成為菜鳥記者仰之彌高的學習對象；他們新聞生涯的成功與失敗，
也已到了可以接受公評檢驗的時刻。
但是，他們走過那段歲月的深刻感受、心情故事與生命情懷，現在才正要開始緩緩
傾訴而已。
很少人像他們一樣幸運，可以站在每個歷史的浪頭上，第一手體驗時代變遷與社會
趨勢，在某種程度上發揮使命感與影響力；但凡事總是一體兩面，很少人像他們一
樣倒霉，必須在第一時間承受時代的苦悶與侷限，每天醒來後被迫一切歸零，在別
人閱讀舊聞的時候繼續摸索前行。
這本書的出版目的，是希望透過這十七位資深新聞工作者的心路歷程，勾勒二十年
前那個時代的模樣與氣息，讓讀者能夠理解媒體、記者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扮演的
角色。而這群人曾經各自展現的某些信念、堅持與爭議，如果能對今日台灣新聞界
的徬徨與迷失有所啟發，那將是本書最大的喜悅與欣慰。
黨外雜誌的日子
本書時間範圍涵括一九四○年代迄今，觸及國民政府遷台前後的大陸與台灣媒體氛
圍，但主要集中於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宣布戒嚴、一九五一年宣布報禁後的媒體
發展；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至一九八七年宣布解嚴這段從威權走向民主
的關鍵時刻，尤為本書多數篇幅置身的歷史背景。
一九七○年代初期，台灣戰後出生的第一代記者，陸續展開他們的新聞生涯。由於
反對運動逐漸興起、被壓抑已久的社會力蓄勢待發，他們在戒嚴環境中開始感受到
時代的變動與撞擊，為他們的生命歷程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
故事，可以從司馬文武在黨外雜誌與警總玩「捉迷藏」說起。
那是一九七九年六月，「美麗島事件」發生前半年。黨外大老康寧祥創辦《八十年
代》，找來曾經在《中國時報》擔任政治、外交記者的司馬文武當總編輯，希望突
破言論封鎖、批判威權體制；同一時間，黃信介領軍的《美麗島雜誌》正在進行全
國串連，施明德、許信良、張俊宏、姚嘉文等人磨刀霍霍，準備以組黨行動打倒國
民黨政權。
讀者可以從本書中司馬文武的生命歷程得知，當時他對主流媒體完全失望，因此成
為第一個有記者經驗的黨外雜誌工作者。他努力把新聞專業、人文思維帶進黨外雜
誌，希望藉此提升黨外雜誌的品質與水準。
在那段充滿肅殺氣息的日子，總警每回都拿著蓋好「影響民心士氣」、「違背發行
旨趣」的公文來查禁黨外雜誌。司馬文武等人無法理解的是，為什麼雜誌還沒印出
來，情治人員就已經「未卜先知」斷定內容會影響民心士氣、違背發行旨趣？
久而久之，司馬文武等人逐漸與情治人員形成「共生關係」，在「捉迷藏」中發展
出一套遊戲規則。他們會先印出兩千本黨外雜誌用來「被查禁」，等到印刷廠拿到
檢舉獎金、警總也完成查禁任務後，他們才開始印出真正要發行的份數。到最後「
皆大歡喜」，情治人員、印刷廠都可以交差，發行達一、兩萬本的黨外雜誌則營運
蒸蒸日上。
沒有人想得到，多年之後，康寧祥、司馬文武的第三度搭擋（第二度是曇花一現的
《首都早報》），場景竟然已經換成總統府內的國安會。老康出任國安會祕書長，
也就是俗稱的「情報頭子」，江春男（司馬文武的本名）是副祕書長，算是位高權
重的「二把手」。當年被他們恨之入骨的情治人員，後來通通歸他們指揮管轄。
當年曾經與司馬文武一起在八十年代與情治人員纏鬥者，或是積極投稿給黨外雜誌
者，還包括接受本書訪問的徐璐、李旺台、陳銘城、南方朔、楊渡等人。
徐璐在美麗島事件後創辦另一本黨外雜誌《大地生活》，內容是以社會觀察、人道
關懷為主，楊渡還沒當記者前的報導文學作品「礦工的女兒」，就是放棄交給《時
報周刊》而改投大地生活。楊渡還曾用歸國學人陳文成弟弟的名字，在黨外雜誌《
深耕》上追憶離奇死亡的陳文成；或許是感性的文學手法奏效，這篇文章竟然逃過
一劫而沒有被警總查禁。
大地生活停刊後，徐璐加入八十年代陣營。多年之後，徐璐因為自立報系大陸行採
訪名噪一時，並創辦「台北之音」電台、擔任華視總經理，她的《暗夜倖存者》一
書更展現女性莫大勇氣。讀者可以從本書中瞭解，徐璐在政黨輪替時為民進黨總統
候選人陳水扁站台輔選的心情，以及在華視推動改革「難以與大象共舞」的挫敗經
驗。
楊渡後來成為《美洲中國時報》編輯而踏入新聞界，並以一系列社會運動、環保運
動報導受到矚目，他在本書中詳述當年「報導」兼「參加」鹿港反杜邦運動的完整
心情。在中時報系工作多年後，楊渡在二○○七年離開媒體一度擔任國民黨文傳會
主任，並成為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輔選大將。
美麗島事件目擊
本書受訪者中，李旺台是唯一親身經歷、見證美麗島事件者。在那個驚心動魄、改
變歷史的夜晚，他從原本不需要採訪發稿的遊行參與者，轉為心情激動的歷史記錄
者，也讓南台灣的《台灣時報》發出了與台北媒體不同的聲音。
李旺台當時並不知道，他對於美麗島事件「先鎮後暴」的現場目擊報導，日後會成
為知名作家陳若曦搶救美麗島事件中受軍法審判者的重要依據。陳若曦向蔣經國總
統提出的呼籲，則是透過《紐約時報》駐台記者殷允芃的報導向全世界傳遞。
殷允芃第一次登上紐約時報的獨家報導，是副總統謝東閔被郵包炸彈炸斷手。這項
震驚島國的重大新聞，登出來卻只有短短兩、三段。但她鍥而不捨希望為台灣發聲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她在《自立晚報》總編輯吳豐山安排下與陳若曦見面。這一
回，全世界都聽見了陳若曦等海外人士對於美麗島受軍法審判者的同情。
讀者在本書中可以發現，殷允芃在美麗島軍法大審現場採訪時，因為同情呂秀蓮處
境而不停落淚，因而招致「同情被告」的批評聲音。殷允芃愈來愈清楚，台灣在國
際媒體上的地位有限，她再怎麼寫也沒有用，因此「還不如跳下來為台灣加分」，
她在美麗島軍法大審的隔年創辦了《天下雜誌》。
率先報導「先鎮後暴」的李旺台，後來接連擔任八十年代及「南台灣兩大報」台灣
時報、《民眾日報》總編輯，因為處理宋楚瑜參選省長新聞與報老闆意見不合，才
離開南台灣北上發展，並曾擔任民進黨副祕書長而短暫從政。
李旺台當初會進入新聞界，是因為台灣時報總編輯俞國基的鼓勵。俞國基在北、中
、南部及海外歷任媒體要職（包括中部《台灣日報》總編輯、北部中國時報總主筆
、海外《遠東時報》總編輯、美洲中時總主筆等），多年來提攜了許多年輕人才。
從美麗島事件到海外「江南案」，俞國基幾乎無役不與，他的身上就是一部中南部
媒體發展史的縮影，以及戒嚴時期海外華人媒體的重要見證。俞國基對於台灣報老
闆們的第一手、全面性觀察，是本書中相當獨特的一個篇章。他目前擔任《自由時
報》副社長享有的「言論免責權」，則讓新聞工作者羨慕不已。
至於被李旺台拉進八十年代工作的陳銘城，原本也是台灣時報記者。早在美麗島事
件之前，陳銘城就曾親身感受一九七七年的「中壢事件」氛圍。那時他還未當上記
者，就已感受到戒嚴體制的壓迫。
解嚴後，陳銘城在《自立早報》展開一系列以二二八受難者、海外「黑名單」人士
為主軸的人權報導。這些突破政治禁忌的報導並非從天而降，而是走過戒嚴、報禁
年代之後的破土而出。政黨輪替後陳銘城進入政府部門，目前仍在文建會策畫相關
文史展覽。
兩大報時代
司馬文武創辦八十年代的那一年，中國時報、聯合報競爭「百萬份第一大報」的戰
爭才剛剛開打。當時黨營媒體逐漸沒落、「兩大報時代」正式來臨。
美麗島事件隔年，二十八歲的王健壯成為中國時報有史以來最年輕的採訪主任。讀
者將會瞭解，這位原本主編「人間副刊」而承受「鄉土文學論戰」莫大壓力的文藝
青年，是在中時老闆余紀忠的呵護下轉戰採訪記者，並且一路受到重用。
當初把司馬文武、王健壯拉進中國時報的周天瑞，則是兩度出任中時採訪主任，受
到余紀忠賞識自不在話下。周天瑞後來擔任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在美洲中時停刊
事件中，見證海外華文媒體的宿命，同樣無所逃於戒嚴體制下的新聞箝制壓力。
兩進兩出中國時報的南方朔，則在資料室主任位置上善用中時資源、飽讀國外期刊
，讓他的評論生涯功力大增。但他同時也為黨外雜誌大量寫稿，到最後乾脆實際投
入黨外運動，在街頭過了一年衝鋒陷陣的日子。
中時內部文化與余紀忠個人風格，在余紀忠與其培養人才的互動中畢露無遺。而司
馬文武、王健壯、周天瑞、南方朔這四人的最大共同點，則是以「中時退除役官兵
」身份，在一九八七年解嚴前夕共同創辦《新新聞》雜誌。在黨外雜誌完成階段性
功能後，掀起另一波政論雜誌風潮。
王健壯不會料到，日後新新聞會爆發「嘿嘿嘿」風波，而與呂秀蓮副總統對簿公堂
，他自己則在多年後回鍋接掌中時總編輯；周天瑞大概也沒想到，他到中央電台董
事長繞了一圈，最後還是回到新新聞協助渡過難關；當年黨外雜誌重要寫手南方朔
，則已被國民黨推薦為下屆監察委員人選。
讀者亦可由黃年、戎撫天、楊憲宏等聯合報系出身的媒體人歷程中，進一步瞭解聯
合報內部文化與老闆王惕吾個人風格。
美麗島事件至今，黃年歷任聯合報專欄組主任、採訪主任、《聯合晚報》總編輯、
聯合報總編輯、民生報社長、聯合晚報社長，現任聯合晚報發行人兼聯合報總主筆
。他和聯合報系密不可分的關係可見一斑，讀者可以一窺黃年長期主導聯合報言論
走向的完整理念。
戎撫天擔任聯合報政治記者時，曾以「曲筆」寫作方式著稱。「曲筆」意指記者在
戒嚴年代無法暢所欲言，只好在報導與特稿中間接、婉轉鼓吹民主觀點。戎撫天在
報禁解除後，應康寧祥之邀擔任首都早報總編輯，則被認為是極大的跳躍，讀者還
可瞭解戎撫天在政黨輪替後轉戰電視台的自認失敗經驗。
至於在美麗島事件前兩個月擔任《民生報》醫藥版編輯的楊憲宏，其於聯合報系進
行的一系列公害環保報導，以及《走過傷心地》等著作、擔任《人間雜誌》總編輯
，在解嚴前後曾經引發重大迴響。解嚴後楊憲宏轉戰過無數電子媒體，目前則以「
媒體名嘴」形象活躍於談話性節目。
黨營媒體與自立晚報
相較於中國時報被認為傾向自由派，聯合報被認為傾向保守派，走過戒嚴與報禁時
期的重要見證者，還包括曾經盛極一時的黨營媒體，以及長期自成一格的自立晚報
。
一九四六年就已擔任青島《民言報》（國民黨黨報）總編輯的薛心鎔，那時才二十
二歲，跟隨政府來台後，一九五○年創辦《大華晚報》並兼任總編輯，一九七一年
則接任《中央日報》總編輯，直到一九九四年才停筆。美麗島事件發生前的台灣媒
體發展，薛心鎔是全程參與的重要觀察者。
在本書訪談中，讀者可以看見薛心鎔在北伐、抗戰等大時代動盪下養成的愛國信念
，以及他眼中黨營媒體的起落興衰。薛心鎔認為台灣經驗不能與大陸時期切割，他
對於如何評價戒嚴體制、台灣民主化的看法，顯然與本書其他受訪者相當不同。他
在黨營媒體中爭取依專業義理、記者良心進行新聞處理，同樣是以堅持新聞專業接
受社會公評檢驗。
台灣第一位黨營／公營媒體女性高層黃肇珩，則詳述其於戒嚴年代採訪蔣中正總統
、宋美齡夫人的特殊經驗，以及歷任「中央社」國內新聞部主任、《中華日報》社
長、正中書局總經理，乃至於當選監察委員的過程。黃肇珩強調「社會安定」、「
社會秩序」的重要性，提醒讀者重視這些在戒嚴時期同樣不容忽視的價值。
不僅如此，黃肇珩更深入剖析女性新聞工作者的處境與難題。從女性角色出發，對
於媒體內、外環境進行不同於男性的觀察與檢視，讀者更可瞭解女性新聞工作者的
內心掙扎與如何突圍而出。
至於長期標榜無黨無派、獨立辦報的自立晚報，吳豐山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他長期經營「吳豐山專欄」，從採訪主任、總編輯當到社長，領導自立報系在解嚴
前後發出不同聲音，並在解嚴那一年促成轟動兩岸的李永得、徐璐大陸行採訪。
吳豐山一直想從政，卻被自晚創辦人吳三連一再拉住，只好以選上較輕鬆的國大代
表作為折衷；政黨輪替前他轉戰公視董事長，最後終於入閣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
讀者可以在吳豐山的訪談中，看到媒體與政治間的拉鋸與掙扎。
美麗島事件時還未進入新聞界的李永得，後來一路從自晚政經研究室主任當到總編
輯，他跟徐璐當年大陸行的祕辛始末，有助於讀者瞭解一九八七年解嚴前後的社會
變化與媒體生態。
「自立事件」爆發後，李永得轉戰電子媒體，並跟隨吳豐山成為公視總經理，但他
比吳豐山更早入閣；出身高雄美濃的李永得，至今仍是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主委
，與李旺台同為接受本書採訪的兩位戒嚴時期客籍新聞工作者。
上述十七位資深新聞工作者走過戒嚴與報禁年代的軌跡，就是台大新聞研究所工作
團隊邀請傳播學者、資深記者舉行諮詢會議後，決定將其列入採訪名單的理由。
戒嚴、報禁到底長什麼樣子？
經過了二十年，本書受訪者在談到戒嚴、報禁時期的氛圍時，不少人仍然記憶猶新
，部分人士甚至心有餘悸。透過他們的經歷，讀者可以瞭解，戒嚴時期的新聞走向
與國家機器控制過程，並且感受當時新聞工作者承受的巨大壓力。台灣從戒嚴走向
民主的一部分面貌，在這些受訪者的故事中栩栩如生。
本書受訪者中唯一有過坐牢經驗的大華晚報創辦人兼總編輯薛心鎔，在一九五二年
「蔡斯事件」中，因為大華晚報記者披露美軍援華顧問團物品失竊、並且表揚刑警
破案迅速，就被保安司令部問話拘留，並且一肩扛下責任，拘禁十天才因不起訴獲
釋。
不過，薛心鎔歷經大陸撤退來台的愛國心，讓他對戒嚴時期的感受是：「政府為局
勢所迫，戒嚴是不得已的事情；如果在執行上謹慎檢點，不要小題大作、輕率從事
、過於敏感、株連無辜，當可避免造成民怨。」後來擔任中央日報總編輯的他，對
自己這段牢獄之災的總評則是：「有人說新聞記者坐牢，是光榮的歷史。我倒不覺
得有何光彩，只覺得是無聊而已。」
同樣身處黨營媒體，一九六○年代，黃肇珩在中央社如此採訪蔣中正總統、宋美齡
夫人的新聞：「寫稿時，才知道中央社寫總統新聞稿，每寫一行就要空一行，留作
核稿人增補之用，所有的總統新聞稿和照片，都要送到總統官邸審定……。我想寫
自己所見、所感，試著打破公式化寫作，我把當時深刻感受的現場感帶入新聞……
。稿子送回來，我發現在空行間，加了好多總統說的話。我很疑惑地問：『主任，
總統沒有說這些話啊，實際參加茶會的人也沒這麼多。』我的主任半帶諷刺回答：
『妳看，現在看起來不是比較有深度了嗎？有內容了嗎？也顯得總統很有學問！』
從那次以後，我發現中央社報導總統新聞，受制於官邸，尤其是總統致詞內容，往
往有增刪。」
黨營媒體之外，民營媒體新聞工作者，則普遍感受到強烈的肅殺與恐怖氣氛。 一
九七一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俞國基在南台灣擔任台灣時報總編輯時，感受到四
隻管制新聞的黑手：一是影響力無所不在的警總，其次是調查局，三是國民黨文工
會，四是軍方的政工單位。「前兩者是威嚇性的，後兩者是懷柔性的，四管齊下，
不怕你能逃出這個天羅地網。」
除了動不動就被指示「不准報導」某項新聞（不需要任何理由）之外，台灣時報多
次被警總認為「有匪諜」，追究報紙為何出現中共十一國慶（其實是打字工人公報
私仇嫁禍給另一個工人）及共匪名字（其實根本沒有人知道那個名字是共匪）。俞
國基舉了一個小故事，強調當時新聞工作瀰漫著恐怖氛圍：「我記得有天晚上，幾
個同事到我家打麻將，因為聽到搓牌的聲音，好幾個警察敲門盤問。其實沒有發生
什麼事，但一位同事當場竟嚇得暈倒。這是當時普遍的心理壓力，害怕警總來抓人
，那樣恐懼的感覺很強烈，強烈到讓人休克。」
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時，擔任中時人間副刊主編的王健壯被扣上紅帽子，
他和前任主編高信疆到重慶南路買了國民黨系統出版的中國大陸文學與本土文學相
關書籍，想要跟情治單位辯論，結果在會議中根本沒有機會發言。王健壯記得：「
總政戰部負責人講了一句話：『對中國時報不是不辦、只是時候未到。』完全像當
年納粹的作風，很恐怖！」
離開中國時報後投入黨外雜誌的司馬文武強調，在戒嚴環境下，「幾乎所有媒體裡
，都有很多幫安全單位工作的人。記者如果在立法院跟一些黨外的政治人物講話、
見面，得到什麼消息，回去只要寫報告給安全單位，都會有獎金。報社裡的人，若
跟黨外人士走得稍微近一點，就會被貼上標籤。」
在這種高壓氣氛下，一九七九年目睹美麗島事件爆發的台灣時報採訪主任李旺台，
竟然在事後質疑自己的親眼見聞：「那兩、三個月期間，我感覺好像要被輿論的大
潮流所淹沒，一度迷失甚至懷疑自己。我只是寫下當晚目擊的景況，但被兩報三台
的扭曲言論與畫面衝擊後，我時常在深夜時分反問自己：『他們真的是暴民嗎？』
、『我之前有沒有支持錯人呢？』這種身在新聞界卻被另一股強大的輿論力量不斷
撞擊的經驗，是現在許多人難以體會的。」
同樣是處理美麗島事件新聞，自立晚報總編輯吳豐山某個標題沒有用「暴徒」兩字
，反而用比較正面、肯定的字句。「民眾就打電話罵我們，說要燒報館。採訪主任
去接電話，他一急，就在電話裡跟對方吵架，吵完了跟我說：『對方太沒有道理了
，說要燒報館！』當時報社內外情緒會相互影響。」這是吳豐山感受到的氣氛。
直到一九八七年解嚴，在當年接任自立晚報總編輯的李永得，依舊感受到肅殺氣氛
。當時他寫了一篇名為「軍人氣慨？」的社論，批評參謀總長郝柏村任期過長破壞
制度、郝伯村不當發言是軍事統治的前兆。「之後自晚連續兩個禮拜，每天都接到
兩個麻袋的明信片，如雪片般飛來。全是國防部發動國軍官兵寄的。每張明信片內
容都差不多，說我們是『匪報』、說我們污衊國軍官兵，六十萬大軍絕對不能接受
。一麻袋一麻袋地寄過來。」
在這種風聲鶴唳的情勢下，戒嚴時期擔任聯合報政治組召集人、曾經遭遇調查局人
員直闖報社比對筆跡以追查「洩密者」風波的戎撫天，是以這樣的心情尋求安身立
命：「當時我體會也遵循的原則，就是『存在才有力量』的原則。記者一定要站在
舞台上，才能夠產生作用。這個原則可能不是解嚴後才投身媒體的人能夠體會的。
」 資深新聞工作者走過戒嚴與報禁的諸多故事，像是被打散了的拼圖，多年後一
塊一塊還原拼圖的複雜樣貌。但我們必須提醒讀者，台灣的戒嚴並非在孤立中進行
。本書受訪者當年所處的國際局勢，是從美、蘇兩大強權形成的冷戰結構，逐漸進
入一九七○年代的美、中（共）和解架構。台灣雖歸屬於美國領導的自由世界集團
，經濟起飛的腳步卻遠快於自由民主的發展，且深受美國控制與影響。戒嚴與報禁
必須放在上述國際情勢變化的架構中理解，讀者才能全盤掌握其時代意義。
由於戒嚴時期國際情勢並非本書訪談焦點，讀者可根據本書受訪者言談，佐以當時
國內外情勢變化，分析媒體與各種社會介面的結構性互動，以進一步理解戒嚴時期
媒體發展過程及新聞工作者的立體處境。
有興趣的研究者更可持續訪談當年警總、調查局、國民黨文工會、軍方政工單位等
各系統人士，瞭解其控制媒體新聞、查禁書報刊物的實際運作，及其與媒體負責人
、新聞記者的互動過程，以還原戒嚴時期的更多拼圖，從中瞭解戒嚴時期對於台灣
社會及媒體發展的深遠影響。
還原記者真實處境 必須特別說明的是，這項為了紀念解除戒嚴、開放報禁二十年
而進行的「資深記者生命史」訪談計畫，是以廣義政治記者為主體，並且限於平面
媒體記者。本書多位受訪者在一九七○年前後進入新聞界，在一九八七年解嚴前已
歷任媒體要職。本書關切的範圍，是以這些受訪者的解嚴前記者歷程為主體，解嚴
後記者歷程雖亦敘及、但並非探討重點。受訪者之一的戎撫天，雖是贊助本書出版
的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顧問，但因其獲得台大新聞研究所召集的諮詢會議推薦通
過，因此仍在本書採訪名單之列。
我們深知，這份採訪名單顯然還有很多遺珠之憾，有些是因為始終聯繫不上，有些
則是因為力有未逮而忍痛割捨，對於未能訪談其他同樣值得留下身影的廣義政治記
者，我們深感遺憾。這本書只是努力的開始，我們希望在未來延續此項深度訪談計
畫，繼續為各領域資深新聞工作者的身影留下歷史紀錄，從不同角度重建台灣媒體
發展中「人」的角色。
我們對長期堅守崗位的資深新聞工作者心存敬意，但我們並未認定，這十七位受訪
者就能代表台灣新聞界走過戒嚴年代的全貌，我們更無意塑造「媒體英雄」或「記
者典範」。
我們相信，這十七位受訪者在不同媒體、地域、新聞專業領域所見證的戒嚴時期面
貌，以及他們之中部分人士對抗威權體制、爭取言論自由的貢獻與努力，有助於讀
者從不同角度理解台灣從威權邁向民主的過程，並足以作為相關研究的重要起點。
然而，我們也必須指出，任何人物訪談都可能出現「自我美化」或「選擇性記憶」
現象，受訪者可能在自覺或不自覺的情況下，合理化過往動作言行。有興趣的讀者
與研究者，可以對照本書受訪者當年的報導與作品，進一步檢驗其記憶真實性與言
行是否一致；或接續訪談本書受訪者的周遭關係人看法，藉此比對與受訪者的經驗
是否吻合。
此外，在每位受訪者二至四次不等的錄影與錄音深度訪談中，我們盡可能提出各項
問題，但受限於出書篇幅字數，無法完整呈現所有面向。在取得所有受訪者同意後
，我們計畫將多元、豐富的所有原始訪問內容存放台大總圖書館，作為台灣新聞史
與傳播教育公共財。建議有興趣的讀者與研究者，未來可走進台大總圖書館參閱原
始訪問內容，在完整訪談資料上深化相關探討與後續研究。
而為了尊重受訪者，我們以接近口述歷史的精神，請每位受訪者確認訪問內容無誤
，並尊重其增補修改權利，部分受訪者則對最後定稿內容作出較大調整，在此一併
說明。
我們認為，媒體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有些時候被過度高估，更多時候
則被嚴重輕忽。至於媒體中的「人」如何走過戒嚴時期的高壓氣氛，如何在解嚴前
後試圖發揮影響力，如何在解嚴後尋找安身立命之處，則更是乏人問津，成為台灣
新聞經驗中的一大缺口。
我們不希望解除戒嚴、開放報禁二十年之後，台灣新聞界還是言必稱美國《紐約時
報》、《華盛頓郵報》的新聞經驗，或是永遠只能追憶《大公報》時期標榜「不黨
、不私、不賣、不盲」新聞核心價值的張季鸞。
因此，我們希望填補台灣民主化歷程與新聞發展史的這段空白，還原新聞工作者在
戒嚴、報禁時期的真實處境，讓當前傳播界與新聞工作者能夠承先啟後，不致於在
嚴重失憶與歷史斷裂中前行。
※ 編輯: fuzzybear 來自: 218.161.40.21 (03/02 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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