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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186〈一口氣說好幾百字，不如說好幾句關鍵字〉
很多人羨慕會說話的人，
一口氣可以說上百字面不改色。
會說話的意思不是口條多流暢，
而是能把想講的內容讓對方聽懂。
不必太羨慕舌燦蓮花的人，
因為更多人在乎的是內容。
如果能把想講的內容：
1、從對方立場
2、整理出架構
3、條列出重點
4、清楚的表達
5、能夠被聽懂
其中五點至少掌握三點，
就算是很棒的表達者。
今天星期五
與其一口氣能夠說好幾百字
不如讓對方聽懂重要的關鍵字
各位河粉早安
PS. 李河泉老師的內容都歡迎分享
【機關中的算盡者 | 盧斯達 on Patreon】
梁家傑對傳媒上說，因為國安立法，已經推掉兩個外國議會的網上訪問邀請，原因是如果會上有人發表中共中央不喜歡的言論，他不發聲就會代表默認，可免則免，既然國安法已經立法，與其「送頭」，不如低調點保留實力，報道說：「公民黨未來亦會轉向低調」。
這話放出來，不知道中國怎麼看，但更證明了中國或外界對公民黨的看法——這一切只是政治上的投機，是一國兩制玩假時出現的潮漲。中國固然不會同意他們的立場，今後更不會有一種對敵人的尊重。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在明報寫了一篇文，大概是定性公民黨的「本質」乃「一個對抗憲制的政黨」，大概也可以視為北京的某種意志。作為對比，香港民主黨始終是老老實實在黨綱寫明承認「香港是中國一部份」。
以歷史分期來看，公民黨誕生於香港「回歸中國」之後發展出來的公民社會，更與反對 23 條的 03 年大遊行緊密掛鉤。民主黨裡面的很多人，包括司徒華，與中國素有淵源，互相不同意都被視為兩夫婦在床上打架，終不是分家；公民黨的主要人物卻被中國視為文化上歸屬於歐美憲政秩序的外來人，脅法治以自重，熟悉英美澳加多於熟悉中國。
公民黨是市主義的，與中國關係淡薄，等於是香港出現了一批沒有本土主義之名的本土主義者。當時公民社會因為 23 條立法，而首先嘗試定義「香港核心價值」作香港之所寄托，後來這些都肯定成為影響公民黨的核心理念。民主黨和公民黨的分別很 subtle，門外漢就看不懂。民主黨的核心理念始終是忠誠反對派，早就自報家門不會潛越最高權力，也就是說不會把「一國兩制」當真的玩；而公民黨則說要做「執政黨」、創黨時不把大中國主義的「平反六四」放入黨綱 (但操作上也不會缺席)、也是他們在泛民老黨之中最早作狀和應「本土」，把一國兩制當真玩，因而最終被剔出「忠誠反對派」的預備列。
兩大黨的分別，就是當香港人開始族群上敵對中國自由行，民主黨那些人反對是真心的，而公民黨反對只是認為這樣的站位在政治上比較安全及王道，最終公民黨的本質都是將香港想像成一個自守而通外的中產都市，與中國最好沒有關係，也因此更適合被更進步的分離主義推前一步。
中國重點 DQ 公民黨的人，而不是民主黨或其他人，是因為中國本能上看準都會主義者怕癢怕痛，從政是副業，機會成本很高，是社會主義鐵豢一擊可以馴服。中國民族主義者和香港民族主義者倒是打散了又會撒豆成兵，產生烈士，烈士又影響其他人，死不斷氣；都會人是「哪裡有自由，哪裡是我家」，不會有烈士，所以 DQ 對公民黨的效果是立杆見影，符合政策成本效益，而梁家傑向外界自報家門說不會再搞、成員也跟抗爭派的活動保持距離，也許便是在北京眼前自證了「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修理資產階級」是共產黨的絕活，慢慢就演化成敵我矛盾。
對中國來說，抗爭者是不可能自我啟蒙，必然是受到上一代蠱惑，或者是因為本地共產黨和政府體系民生搞不好而迫出來的流寇。主要敵人反而是一班八面玲瓏、舌燦蓮花的識玩一族。中國對香港的民主承諾當然是策略性，不是玩真的，上一代從政者也是知道的，但他們當中有些人有一點本土的頭緒，希望死馬當活馬醫，便把這個虛假的承諾當成真的搞，迫得北京「不能下台」，而且也擺出一個姿態就是香港民主化之後，普選的政權自然落入他們手中。不只是土共出局，有一些愛國餘緒的民主黨也會出局，「做執政黨」的意思便是如此，也許很多年前就暗下殺機了，只是中間出現了本土派要入議會，先打了他們，先孤立他們；公民黨在 2016 前後還賺了一個間接統戰的時間差。
這些年來他們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的技術已經出神入化。他們脅著民意向北京討價還價，也脅著北京向香港人討價還價，暗示他們的存在是一國兩制的有險可守，所以每次選舉都要支持他們。其不斷情緒勒索選民、排擠挑戰者的基礎，是選舉永續下去，乃為將來的民主選舉操練，要達成港人治港就要有(他們的)選舉力量，否則政權就會落入親建制派手中。畢竟他們說了那麼多年的都是雙普選寫進了法典，寄望外國會給壓力，中國始終會開放選舉，然後香港本地政黨就可以收割勝果。
所以民眾和從政者的巨大疏離感，是前者已經感受到家門前的壓迫，後者則是在建制遊戲中等待成為執政黨，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對中國來說，香港的都會懷舊者，是戰術上被藐視者，是王明，他們認為這些人終究會被歷史和群眾拋棄。
至於香港人自己，這個年代的公民社會已經完成了根本化，與上一個十年的公民社會，是一個互不相認的傳承關係。市主義的思想從前途談判到 03 年提出了，但終究是在一無所有的人們手上實現操作出來。因為都會的既得利益者，是靠英殖以來的社會環境風山水起，他們的心不會輕易改變過來，也不需要改變，因為反過來說這個物種的生境非常單一，只要惡意地破壞這個生境，這個物種就會自己雞飛狗走，也有能力雞飛狗走，更容易投入外國的文化和政治懷抱，不會變成本地流寇，把他們從建制清除出去剝奪其根本力量就是。權力的大判在清除「不稱職的本地代理商」。土共的「治理能力」也被中國批判，更何況其他在位置上等著的人。
中國的帝皇劇總是有皇帝突然殺死太子皇爺的戲份，知道花落誰家之前，是滿地的櫻花屍骸，是 candidate 之間的內戰。一國兩制既然是策略性的，那建立中途對很多人的優禮則也是策略性的。整條選舉產業鏈被連根拔起也是策略的自然成熟而不是突變。他們說想要忠誠反對派，但又明說了公民黨有反憲制的「基因」因此無份，這還是泛民釋出善意接受委任之後，說明了一切只是斬頭之前的惡意羞辱，下不下跪都不會改變戰略目標。
不是 candidate 的人，固然沒有權力的庇護，隨意被警察和法治所欺負；但與體制有淵源的，潮漲時順風順水的，背脊可能更加涼浸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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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傑對傳媒上說，因為國安立法，已經推掉兩個外國議會的網上訪問邀請，原因是如果會上有人發表中共中央不喜歡的言論，他不發聲就會代表默認，可免則免，既然國安法已經立法，與其「送頭」，不如低調點保留實力，報道說：「公民黨未來亦會轉向低調」。
這話放出來，不知道中國怎麼看，但更證明了中國或外界對公民黨的看法——這一切只是政治上的投機，是一國兩制玩假時出現的潮漲。中國固然不會同意他們的立場，今後更不會有一種對敵人的尊重。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在明報寫了一篇文，大概是定性公民黨的「本質」乃「一個對抗憲制的政黨」，大概也可以視為北京的某種意志。作為對比，香港民主黨始終是老老實實在黨綱寫明承認「香港是中國一部份」。
以歷史分期來看，公民黨誕生於香港「回歸中國」之後發展出來的公民社會，更與反對 23 條的 03 年大遊行緊密掛鉤。民主黨裡面的很多人，包括司徒華，與中國素有淵源，互相不同意都被視為兩夫婦在床上打架，終不是分家；公民黨的主要人物卻被中國視為文化上歸屬於歐美憲政秩序的外來人，脅法治以自重，熟悉英美澳加多於熟悉中國。
公民黨是市主義的，與中國關係淡薄，等於是香港出現了一批沒有本土主義之名的本土主義者。當時公民社會因為 23 條立法，而首先嘗試定義「香港核心價值」作香港之所寄托，後來這些都肯定成為影響公民黨的核心理念。民主黨和公民黨的分別很 subtle，門外漢就看不懂。民主黨的核心理念始終是忠誠反對派，早就自報家門不會潛越最高權力，也就是說不會把「一國兩制」當真的玩；而公民黨則說要做「執政黨」、創黨時不把大中國主義的「平反六四」放入黨綱 (但操作上也不會缺席)、也是他們在泛民老黨之中最早作狀和應「本土」，把一國兩制當真玩，因而最終被剔出「忠誠反對派」的預備列。
兩大黨的分別，就是當香港人開始族群上敵對中國自由行，民主黨那些人反對是真心的，而公民黨反對只是認為這樣的站位在政治上比較安全及王道，最終公民黨的本質都是將香港想像成一個自守而通外的中產都市，與中國最好沒有關係，也因此更適合被更進步的分離主義推前一步。
中國重點 DQ 公民黨的人，而不是民主黨或其他人，是因為中國本能上看準都會主義者怕癢怕痛，從政是副業，機會成本很高，是社會主義鐵豢一擊可以馴服。中國民族主義者和香港民族主義者倒是打散了又會撒豆成兵，產生烈士，烈士又影響其他人，死不斷氣；都會人是「哪裡有自由，哪裡是我家」，不會有烈士，所以 DQ 對公民黨的效果是立杆見影，符合政策成本效益，而梁家傑向外界自報家門說不會再搞、成員也跟抗爭派的活動保持距離，也許便是在北京眼前自證了「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修理資產階級」是共產黨的絕活，慢慢就演化成敵我矛盾。
對中國來說，抗爭者是不可能自我啟蒙，必然是受到上一代蠱惑，或者是因為本地共產黨和政府體系民生搞不好而迫出來的流寇。主要敵人反而是一班八面玲瓏、舌燦蓮花的識玩一族。中國對香港的民主承諾當然是策略性，不是玩真的，上一代從政者也是知道的，但他們當中有些人有一點本土的頭緒，希望死馬當活馬醫，便把這個虛假的承諾當成真的搞，迫得北京「不能下台」，而且也擺出一個姿態就是香港民主化之後，普選的政權自然落入他們手中。不只是土共出局，有一些愛國餘緒的民主黨也會出局，「做執政黨」的意思便是如此，也許很多年前就暗下殺機了，只是中間出現了本土派要入議會，先打了他們，先孤立他們；公民黨在 2016 前後還賺了一個間接統戰的時間差。
這些年來他們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的技術已經出神入化。他們脅著民意向北京討價還價，也脅著北京向香港人討價還價，暗示他們的存在是一國兩制的有險可守，所以每次選舉都要支持他們。其不斷情緒勒索選民、排擠挑戰者的基礎，是選舉永續下去，乃為將來的民主選舉操練，要達成港人治港就要有(他們的)選舉力量，否則政權就會落入親建制派手中。畢竟他們說了那麼多年的都是雙普選寫進了法典，寄望外國會給壓力，中國始終會開放選舉，然後香港本地政黨就可以收割勝果。
所以民眾和從政者的巨大疏離感，是前者已經感受到家門前的壓迫，後者則是在建制遊戲中等待成為執政黨，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對中國來說，香港的都會懷舊者，是戰術上被藐視者，是王明，他們認為這些人終究會被歷史和群眾拋棄。
至於香港人自己，這個年代的公民社會已經完成了根本化，與上一個十年的公民社會，是一個互不相認的傳承關係。市主義的思想從前途談判到 03 年提出了，但終究是在一無所有的人們手上實現操作出來。因為都會的既得利益者，是靠英殖以來的社會環境風山水起，他們的心不會輕易改變過來，也不需要改變，因為反過來說這個物種的生境非常單一，只要惡意地破壞這個生境，這個物種就會自己雞飛狗走，也有能力雞飛狗走，更容易投入外國的文化和政治懷抱，不會變成本地流寇，把他們從建制清除出去剝奪其根本力量就是。權力的大判在清除「不稱職的本地代理商」。土共的「治理能力」也被中國批判，更何況其他在位置上等著的人。
中國的帝皇劇總是有皇帝突然殺死太子皇爺的戲份，知道花落誰家之前，是滿地的櫻花屍骸，是 candidate 之間的內戰。一國兩制既然是策略性的，那建立中途對很多人的優禮則也是策略性的。整條選舉產業鏈被連根拔起也是策略的自然成熟而不是突變。他們說想要忠誠反對派，但又明說了公民黨有反憲制的「基因」因此無份，這還是泛民釋出善意接受委任之後，說明了一切只是斬頭之前的惡意羞辱，下不下跪都不會改變戰略目標。
不是 candidate 的人，固然沒有權力的庇護，隨意被警察和法治所欺負；但與體制有淵源的，潮漲時順風順水的，背脊可能更加涼浸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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