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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中共GDP已嚴重衰退，過去，他們靠全球企業及台商「大量資金輸血」存活。現在，「資本外逃」及「資金撤離」的速度，卻愈來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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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九大基因

在具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中國，要移植進來一個與中國傳統格格不入的共產黨，引入一個外來邪靈，實在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情。中共用共產主義的大同思想欺騙民眾和愛國無門的知識份子，又進一步歪曲已被列寧嚴重歪曲了的共產主義理論，以此為依據，摧毀一切不利於它的統治的傳統和價值，消滅一切不利於它統治的社會階層和人士。中共拿來了工業革命對信仰的摧毀，又拿來了共產主義更徹底的無神論。中共拿來了共產主義對私有制的否定，又拿來了列寧的暴力革命理論。與此同時中共還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帝王制的最壞部份。

中共的起家歷史，是一個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惡之大全的過程，中共完善著它「中國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騙、煽、鬥、搶、痞、間、滅、控」。這些基因承傳不斷，手段和惡性程度在危機中進一步得到強化和發展。

（一）基因之一：邪——披上馬列主義的邪皮

馬克思主義當初吸引中國共產黨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這正是馬列根本之邪。

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其實是狹隘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剩餘價值的經濟學，在早期資本主義還不發達時，片面短視的預言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已經被歷史和現實所否定。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主張強權政治和無產階級主宰論。《共產黨宣言》以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闡述了共產黨的歷史觀及哲學觀。無產者以打破已有的傳統道德和社會關係、奪取政權為鬥爭的目的。從一開始就把共產主義放在與一切傳統對立的位置。

人類天性對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變得暴虐，共產黨的暴力學說從本性上被人類的共性所否定。與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學、傳統都查不到實質上的淵源關係，是天地間憑空掉下來的一個莫名的恐怖體系。

這種邪惡觀念的前提是「人定勝天」，人為的改造世界。共產黨用「解放全人類」、「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過不少人，一些具有憂患意識而又渴望幹一番事業的人，最容易被共產黨矇騙。他們忘記蒼天在上，在建立「人間天堂」的美麗謊言中，在建功立業的征戰中，他們蔑視傳統，將他人的生命看輕，也把自己的生命變得輕於鴻毛。

人造的「共產主義世界」被奉為真理，「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共產黨用這種絕對、荒誕的理念去斬斷人和上天的淵源關係，斬斷他們和祖宗、民族傳統的血脈，召喚他們為共產主義獻身，加持共產黨的虐殺能量。

（二）基因之二：騙——邪惡要裝正神，就要行騙

邪一定要騙。共產黨要利用工人階級，封他們為「最先進的階級」，「大公無私」，「領導階級」，「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鋒隊」等；共產黨要利用農民，稱讚他們「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許諾「耕者有其田」；共產黨需要資產階級的幫助，於是封之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同路人」，許諾以「民主共和」；共產黨快要被國民黨徹底剿滅了，於是大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承諾服從國民黨的領導。抗日戰爭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國民黨政權，建政後很快消滅了資產階級，最後把工農變成了徹底的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

統戰是黨騙的典型一招。為了打贏內戰，共產黨一度改變過去一定要殺死地主、富農全家的做法，對地主、富農這樣一些階級敵人，採取了「臨時性的統一戰線政策」。1947年7月20日，毛澤東指示說：「除少數反動份子外，應對整個地主階級取緩和態度。……藉以減少敵對份子。」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地主富農仍沒有逃脫群體滅絕的命運。

說一套做一套。黨要利用民主黨派時，其口號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而任何真正不同意、不符合它思想、言行和組織的，都要加以消滅。馬克思、列寧和中共領導人都說過，共產黨的政權不能與人共享，共產主義一開始便直截了當的帶著獨裁主義先天基因。由於它的專制排他性，無論是奪取政權時期還是掌握政權時期，共產黨從來沒有和其他政黨和團體真誠相處過，所謂寬鬆時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

歷史的教訓是：共產黨的任何承諾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證都不會兌現。誰在甚麼問題上相信了共產黨，就會在甚麼問題上送掉小命。

（三）基因之三：煽——善於製造仇恨，挑起一部份人鬥另一部份人

騙為了煽。鬥爭一定要有仇恨，沒有仇恨可以製造仇恨。中國農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產黨建立政權的根本障礙。農村社會本來是和諧的，土地所有和租用關係不是絕對對立的關係。地主養活農民，農民養活地主。這種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關係，被共產黨改變成階級對立、階級剝削的關係，變和諧為敵對、為仇恨、為鬥爭，變合理為不合理，變有序為混亂，變共和為專制，主張剝奪，謀財害命，殺地主富農本人，殺地主富農家人，殺地主富農家族。不少農民不肯強奪他人的財產，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隊知道了罵作階級覺悟不高。白毛女本來是仙姑，不是被壓迫的故事，被部隊文工幹事改編成話劇、歌劇、芭蕾舞來煽動階級仇恨。日本侵略中國，共產黨不抗日，還攻擊國民黨政府賣國不抗日，甚至國難當頭還煽動人們反對國民政府。

挑起一部份人仇恨和格殺另一部份人的手法是共產黨運動的經典手段，「95%：5%」的階級劃分公式因此而來。共產黨後來的系列政治運動充分運用、不斷發展了這一手法。劃進95%則安全無事，掉進5%則成為被鬥爭的敵人，爭取能站進95%的行列成為大多數人在恐懼中的自我保護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風。

（四）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組成基本隊伍

痞是邪的基礎，邪就得用痞。共產革命是痞子流氓起義，經典的「巴黎公社」純粹是社會流氓的殺人放火打砸搶。連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無產階級，他在《共產黨宣言》中說「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份，他們在一些地方也被無產階級革命捲到運動裡來，但是，由於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他們更甘心於被人收買，去幹反動的勾當。」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農民天生的分散性與愚昧性，甚至不夠格稱作階級。

中國共產黨從惡的方面發展馬克思的東西，毛澤東說「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流氓無產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早期農村蘇維埃政權。「革命」，這個被共產黨的話語系統灌注了正面意義的語詞，實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懼和災難，是取「命」來的。文革時討論流氓無產者，共產黨認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聽，縮寫為「無產者」。

痞的另一個表現是耍無賴，被人稱為獨裁時擺出一副惡霸嘴臉：「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施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

（五）基因之五：間——滲透，離間，瓦解，取代

騙、煽、痞猶不夠，間亦用之。中共滲透有術，地下工作的「前三傑」錢壯飛、李克農和胡北風，他們的實際領導者是中共中央特務二科科長陳賡。錢壯飛任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機要秘書和親信隨從，中華民國政府軍第一、第二次對江西的圍剿決策和情報，錢壯飛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信函，經李克農親自送至周恩來手中。1930年4月，表面上由錢壯飛率領，實際上由陳賡領導，用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證件和經費，在東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屬國民黨、暗屬共產黨的雙重特務組織。李克農亦曾打入中華民國海陸空軍總司令部擔任譯電員，中共保密局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的急電就是被李翻譯後由錢壯飛送給周恩來的，免除了被一網打盡的下場。

親共的楊登羸擔任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上海特派員，中共認為不可靠的黨員，便讓他去逮捕和處決。河南一個老幹部，曾因得罪了共產黨中的幹部，便被自己人開後門送到國民黨監獄中關押了好幾年。

在國共内戰期間，中共情報戰線直達蔣介石身邊，國防部作戰次長、掌握國民黨調動軍隊大權的劉斐中將竟是中共地下黨。在被調動的軍隊自己還不知道時，延安就已經得到情報，並據此而擬好作戰計劃。胡宗南的機要秘書和親信隨從熊向暉，將胡宗南大軍進攻延安的計劃通報周恩來，以致胡宗南打進延安時，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周恩來曾經說：「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已經看到了。」

（六）基因之六：搶——巧取豪奪成為新秩序

中共的一切都是搶來的。拉起紅軍搞武裝割據，軍火彈藥、吃飯穿衣需要錢，而「籌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搶銀洋，與土匪沒有區別。李先念的紅軍在鄂西一帶綁票縣城裡的首富人家，不是綁一個，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綁一個，叫「綁活票」。「綁活票」不「撕票」，即不殺人質，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裏人一壇一壇不斷地送大銀元去供養紅軍。直到餵飽了紅軍，或是家破人亡，無油水可搾，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質放回。有人因此被驚嚇折磨致死。

「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奪推廣到社會，代替傳統成為新的秩序。共產黨大惡小惡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積。甚麼人都給點小恩小惠，為的是挑動一部份人鬥另一部份人。於是積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會殺人就行。「共產大同」實際成了對暴力豪奪的認同。

（七）基因之七：鬥——摧毀傳統宗法秩序和國家制度

騙、煽、痞、間均為了搶、鬥。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哲學。共產革命決不是無組織的打砸搶，黨說「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裡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指明要摧毀鄉村的傳統制度和習慣。

共產黨的斗還包括武鬥、武裝鬥爭。「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奪取政權時要鬥，若干年後的文革中，同樣的鬥爭基因又被用於教育下一代。

（八）基因之八：滅——創造了完整的群體滅絕理論系統

共產黨做的許多事都很絕。其許諾知識份子以人間天堂，而後來把他們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對地主資本家財產的剝奪，對地主富農階級的消滅，對鄉村秩序的摧毀，對地方政權的攫取，對有錢人的綁票勒索，對戰俘的思想和靈魂洗腦，對工商資產階級的改造，對國民黨的滲透和瓦解，對共產國際的分裂和背叛，對建政後歷次政治運動的清洗，對黨內的高壓政治，做的事都很絕。

這一切，無不建立在它的群體滅絕理論基礎之上，歷次運動無一不是恐怖主義的群體滅絕運動。共產黨從早期就開始不斷創造完整的群體滅絕理論系統，由共產黨的階級論，革命論，鬥爭論，暴力論，專政論，運動論，政黨論等等組成，全是各種各樣群體滅絕實踐經驗之總匯。

中共最大特色的群體滅絕是從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滅絕，這是符合其集團根本利益的恐懼統治方法。你反對它，它要消滅你，你擁護他，它也可能要消滅你。它認為需要消滅的就要消滅，以至造成每個人都有危機感，都懼怕共產黨。

（九）基因之九：控——用黨性控制全黨，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會

所有的基因都為著同一個目的：恐懼型的高壓控制。共產黨的邪惡，使它成為所有社會力量的天敵。從成立之日起，共產黨就在一個接一個的危機中掙扎，其最大危機一直是生存危機，存在就是恐懼，永恆的危機感。危機中的恐懼成了共產黨最高利益所在——艱難維持黨的集團存在和權力。共產黨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壞補充著它力量的不足。黨的利益不是個體黨員利益，也不是所有個體利益的總和。它是共產黨集團的利益，高於個人的一切。

「黨性」是黨這個邪靈最厲害的本質之一，具有無限擴展，吞噬人性，把人變成非人的強制能力。周恩來和孫炳文是同志，孫炳文死後，其女兒孫維世被周恩來認作乾女兒。文革中孫維世挨整，孫維世的家人在她死後發現她頭上被釘進了一顆長釘子，可是在孫維世的逮捕書上簽字同意的卻是周恩來。

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任弼時在抗日戰爭期間曾任鴉片專員。鴉片是列強侵略中國的象徵，敢冒違背民族大義之大不韙而大片種植鴉片，確實需要點黨性。因為極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為「鴉片」的代號，輸往境外賺取經費。中共新領導人在任弼時生日一百週年時發表講話，稱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範的共產黨員。他信念堅定，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對他的黨性高度評價。

一個黨性模範是張思德，黨說他是燒磚窯倒塌而犧牲，民間說他是烤鴉片而死。因為他默默在中央警衛團當兵，不求陞遷，得到了中共「重於泰山」的褒獎。他和後來的另一個典型的黨性榜樣，以「革命機器上永不生銹的螺絲釘」著稱的雷鋒，倆人長期被用來教育全體中國人，要像他們那樣忠於黨。「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共產黨的無數英雄模範都被用作這種強化黨的鋼鐵意志和黨性原則的示範。

在奪取政權之後，共產黨更是把思想控制的基因發揚光大，共產黨成功鑄造了幾代黨的「工具」和「螺絲釘」。黨性被強化成了一貫的思維定式，千篇一律的行為模式，推展到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黨性行為模式披上國家之皮，黨性思維定式成為全國人民的自我洗腦，服從和配合邪惡的機制。

文章擷取自九評共產黨 【九評之二】評中國共產黨是怎樣起家的 http://www.epochtimes.com/b5/4/11/21/n723946.htm

影片:http://www.ntdtv.com/xtr/gb/2004/12/05/a2338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