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910）
香港輝煌時代的開始
1967年8月中國外交部「48小時最後通牒」是六七暴動的轉捩點，也是香港歷史的轉捩點。「最後通牒」無疾而終之後，左派把抗爭延展了幾個月，手段就是發動罷工，街頭放真假炸彈，擾亂社會。但經濟下滑，最受影響的卻是左派自己。左派所有事業陷於凋敝，中共依賴香港的外匯收入暴減，給罷工工人的安家費也付不出，只好要求工人復工、轉業、改行（簡稱「復轉改」）。北京儘管仍然是文革派掌權，但周恩來看到香港情況不妙，就向「偉大領袖」請示，獲毛澤東回應「香港還是那樣子」。雖語帶含糊，但周抓住了毛在1959年的一句話：「香港還是暫時不收回來好，我們不急，目前對我還有用處。」以這樣的「毛思想」去訓示執行中共政策的香港新華社負責人。12月中旬，一夜間所有真假炸彈絕迹，「反英抗暴」全面收攤，為這場動亂獻身的左派群眾，除了事業基礎全失、生活無着之外，最悲哀的還是從意氣風發變成灰頭土臉。當然，香港共幹有一套動人說辭去說服盲眾，而盲眾聽起來也覺頭頭是道，自感安慰。
六七暴動，對中共和香港左派來說，幾十年來都是曖昧難言的話題。文革結束後，中共給文革的歷史定性是「一場浩劫」，但由文革病毒而衍生的香港六七暴動，卻由於那時的積極參與者是「愛國同胞」，左傾思潮是受祖國的擁毛群眾影響，又受到港英「壓迫」，所以不好否定，卻又不好肯定。九七後特首向當年的鬥委會主委楊光頒發大紫荊章，引起社會質疑，但究其實，當時鬥委會委員都只是檯面上的角色，真正指導「反英抗暴」運動的是以新華社為名的中共港澳工委。經常來指導我們工作的，都是在鬥委會名單上見不到的人。
「48小時」及林彬事件後，除了左報還嘴硬之外，香港的輿情和民心都「一面倒」向殖民地政府了。戴麟趾給倫敦的電文中，表達了他對這樣的殖民地民情感到「意外」。於是，10月底，港府就舉辦了「香港週」，主旨強調港人可以在法律和社會秩序下，享有不受恐懼威脅的行動自由，人權受尊重，每個人都能暢所欲言，這些都是香港市民珍視的權利。當時全港各處有多項展覽和表演活動，讓市民在本土化的娛樂中找到身份認同，香港人的身份矇矓中成形。
戴麟趾接著推行多項新政，包括修改勞工法例，改善教育和房屋等各方面的民生政策，69年開始建造第一條海底隧道。
1971年，英國派麥理浩接任香港總督，這是首次不是由聯邦事務部而是由外交部派出的總督。麥理浩在他長達10年半的任期內，大刀闊斧地對香港進行改革。 他任內推出十年建屋計劃、開發新市鎮、創立廉政公署、九年免費教育、設立郊野公園、興建地下鐵路和地方行政改革等重要的政策和建設。這些政策直接改善市民的生活水平，更為殖民地政府在市民心目中建立起正面形象。
麥理浩任內經濟增長之強勁為開埠以來所未有。香港由原本以輕工業為主導，逐步轉型以電子工業、金融業和商業為重心，一躍而成「亞洲四小龍」之一，奠定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基石。財政司郭伯偉和夏鼎基相繼提出和執行「積極不干預主義」的經濟政策，成為香港充分發揮個人自由創業的依歸。
輿論說這是香港的「麥理浩時代」，即是讓香港改頭換面的黃金時代。實際上新政在戴麟趾時代已經開始了。只是一來戴麟趾鎮壓暴動的強硬，使英國與北京關係難以轉寰，二來殖民地出身的官員多傾向保守，反而外交官對改革更少顧慮。但要問的是：英國統治香港百多年，為什麼到戴麟趾後期才開始有好好管治、建設香港的意志呢？答案就是六七暴動帶來的轉變。
左派自辯說，六七風暴的積極作用是使「港英受到群眾壓力被迫改善施政」。我看到的情況不是這樣。「反英抗暴」突然被新華社叫停，所有左派群眾都感到沮喪。那絕非「反英抗暴」的勝利，相反是「反英抗暴」的失敗，是中國底牌的自我揭穿，因而使香港市民對英治下的香港有了認同感，亦使英國管治者產生對香港的認同感，有了搞好香港的意志。
國家的組成是土地、人民、主權三元素。當掌權者、人民都對土地有認同感，就會為這地方的發展開拓出輝煌局面。
作為六七暴動的邊緣參與者，目睹所處社會的迅速轉變，我不否認當時的困惑。自許為中國人和愛國者的我，經歷奮勇、激進、沮喪、幻滅的情緒衝擊，無論思想和事業，那時都處於徬徨中。當時的確不知道，隨著暴動的收攤，卻是香港歷史上最光輝時代的開始。（61）
圖1，1967年10月，港督戴麟趾為香港週起動的舞龍點睛。
圖2，六七暴動期間，辦公室設在文咸東街的一座舊樓。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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