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崑源與施明德
陳真 2020. 06. 25. (更正版)
施明德(的太太)攻擊跳樓身亡的高雄市議會議長許崑源,說他是「惡棍」,說人們若肯定他「殉黨殉國」則「實在太不像話」,說他「人活著,人死了,都必須被評價」,強調大家「必須知道是非黑白」,講得正義凜然。
緊接著,施太太甚至動用文學筆法說:許崑源「的一生與毒品、酒店、樁腳、小弟、砂石、賭場、選舉、喬事情等等為伍」,「如今他跳樓自殺,也不會改變他一生的作為」,並且說台灣政壇「放任這樣的惡棍大搖大擺行走社會、出入政界營黨派之私,這樣的事,實在太不像話。」最後問道:「誰在營私?誰為公義?」
施太太的想法自然相當程度反映了施明德的態度,如此義正辭嚴,道貌岸然,講得好像施家多麼清高似的;囂張傲慢,非常可恥。
用同樣的敘事邏輯與修辭筆法,難道不也同樣可以套用在施太太自己的老公施明德身上?頂多只是內容修辭略有不同而已。
最無恥的是:對著一個已經無法為自己辯護的死者猛潑糞,居然講得「正義凜然」。施家倘若如此「嫉惡如仇」,理當是在許崑源還活著的時候去進行指控與舉發,而不是對著一個死者任意抹黑與羞辱。
而且,他媽的什麼叫做「許崑源的一生與毒品、酒店、樁腳、小弟、砂石、賭場、選舉、喬事情等等為伍」?這樣去論斷一個死者的「一生」,不會太囂張嗎?
我們平常批評政客,批評走狗文人,也只是批評其特定作為,而非論斷其「一生」。施家是以為自己是什麼?上帝嗎?天之聖子嗎?怎麼會有人囂張至此?
如果要用這樣一種論斷邏輯來論斷人,那我豈不同樣也可以說「施明德的一生,與酒店、樁腳、小弟、玩女人、搞選舉、喬事情、玩弄權勢及追求權力為伍,結交權貴,並與人渣政客及貪污犯沆瀣一氣」。
同理,哪天就算施明德跳樓殉黨,套句施太太的話,那「也不會改變他一生的作為」;台灣政壇「放任施明德這樣的政治惡棍大搖大擺行走社會,出入政界營黨派之私,這樣的事,實在太不像話」。我若在施明德死後,家屬籌備喪葬之際,落井下石,如此評價,不知施太太做何感想?
再說,許崑源何時搞毒品、搞賭場、搞砂石等等等?這樣一些指控,你得一一提出具體事證不是嗎?若真有不法,理當公開舉發,繩之以法,而不是等人死了才來儘情任意抹黑,吃定死者無法為自己辯護,吃定亡者家屬之心力交瘁無法反擊,吃定眾人在一片綠油油之「新黨國」威脅下之不願惹禍心態。真是很可恥。
施家指控許崑源「一生搞毒品、搞砂石、搞賭場等等等」,這些罪名倘若屬實,你想,民進黨會放過他嗎?清清白白乾乾淨淨的韓國瑜居然都能被該黨及其文人走狗們給無中生有、憑空造謠抹黑得臭不可聞,更何況任何一個與民進黨站在對立面的人,倘若真有什麼違法亂紀,民進黨能饒過你嗎?
我不認識許崑源,只認識他哥哥許昆龍,但彼此八字不合;我無法認同許昆龍的傳統政客行徑,例如特權關說與經營酒店。不過,那是許昆龍,不是許崑源。哥哥的帳,不能統統算在弟弟頭上。
我看媒體報導說,許昆龍是民進黨建黨黨員,而且還是高雄市黨部第一屆主委,這些報導是錯的。許昆龍是在民進黨開始墮落之後,也就是我準備要退黨的1988年,他才入黨。
我的黨籍雖然是在高雄縣,但我人在高醫念書,住在高雄市;民進黨建黨第一年,我在高雄市黨部擔任政治組副組長,並負責組織訓練工作,我完全沒印象有許昆龍這號人物,更不用說擔任高雄市黨部第一屆主委了。
我比許昆龍小二十幾歲,但在黨齡上卻是他的「前輩」。他擔任高雄市黨部第二屆(或第三屆?)主委時,已是八零年代末期,那時候才剛滿兩歲的民進黨,已經開始以光速般的速度迅速腐敗。
我能舉個小例子,大約是1988年,也許就是許昆龍擔任民進黨高雄市黨部主委的年代,有一天,有一位護理系學妹聽我說起美麗島「黨外先賢」的感人事蹟,好奇想要來某位民進黨民代的服務處看看,於是我就騎機車載她來。
當時,服務處大門是全開的,從外頭馬路就能看見裏面。你知道我們一進門看到什麼嗎?看到一群人在服務處賭博,而且還一邊賭,一邊用巨大音量欣賞 A 片。我當場真是超尷尬,趕緊帶著學妹踉蹌而逃。
蔡正元把許昆龍講成「黨外先賢」是不對的。許昆龍是黨外沒錯,但稱不上「先賢」;據說他是美麗島雜誌社高雄服務處副主任,這部份我不清楚,因為那時候我還是個高中生。但是,蔡正元顯然誇大且美化了許昆龍在黨外運動中的角色與作為。
那時候的許昆龍,所代表的是剛剛要開始墮落的民進黨;其腐敗規模,跟過去二十幾年來貪贓枉法無惡不作的民進黨相比,根本無法相提並論,差太遠了。
民進黨初期的腐敗,就好比說政治人物利用權勢包點小工程,拿點紅包回扣,特權關說一些細微案件的不法事項等等。但是,最近二十年來的民進黨,卻是金山銀山整座山挖著吃,把政權與國庫當成戰利品,如同土匪攻城掠地打家劫舍那般,毫無吃相可言;爭相搶奪金銀財寶,賣官鬻爵,結黨營私,權位私相授受;尤有甚者,賤賣國土,中飽私囊;藉權勢之便,勾結財團大炒地皮;甚至還開起法院,貪贓枉法根本無人敢辦。許昆龍那一點小惡小壞,哪能比得上這等惡行之千萬分之一。
而且,再說一遍,許昆龍是許昆龍,許崑源是許崑源,兄長之行徑,不能全盤轉嫁到弟弟身上。施家之惡評,基本上就是一種對於死者的無端抹黑。
再者,施明德一家如果如此清高,何以不能容忍「秋毫」,卻反而能與民進黨之「輿薪」為伍?頂多不過一根秋毫,都能被他施家說得這麼難聽,但是,民進黨無數人渣政客、走狗文人及黑金老賊黑金教父李登輝等等一大卡車、罄竹難書的違法濫權與貪婪腐敗,施明德卻反而對之大表敬意並與之為伍。這是哪門子的清高?
我並非說許崑源多好多棒,基本上我不認識他,但也沒聽過關於他的什麼敗行劣跡。再怎麼說,都絕對遠遠比不上民進黨之系統性的全面貪婪腐敗。你施家能夠與「輿薪」共舞,卻如此不屑「秋毫」,這是哪門子正義與道德?
我來舉些例子,看看施明德到底是多清高?
一,結盟貪污老賊、黑金教父李登輝:
施明德曾經說,李登輝當總統的最大「貢獻」就是「引進日本的三流文化,大搞黑金政治」;痛斥黑金教父李登輝「欺世盜名」,嚴重傷害台灣民主與法治,是「黑道暴力政權的領導者」,「利用黑道力量控制國會議員,破壞民主法治莫此為甚,使台灣淪為西西里島一個黑道控制的島嶼」。施明德擔任黨主席時還動員全黨,發起一個針對李登輝的「反黑金大遊行」。
不料,幾年後,施明德卻邀請這樣一個「嚴重傷害台灣民主政治與法治」的「黑金教父」、「黑道暴力統治者」來家中做客,打算共同成立「第三勢力政黨」,而且對李登輝大加推崇,說他對李登輝的「政治堅持」與「熱情」很感動。
更不可思議的是,這個原本打算由黑金教父李登輝和施明德共同領導的「第三勢力政黨」,黨名居然叫做「新台灣清廉本土聯盟黨」。施明德歌頌李登輝說:「我們兩個都是同月同日生,魔羯座的,而且還是同血型,都是 AB 型的啦!坦白說啦!這一段時間我對李先生的那種熱情,那一種鍥而不捨,我真的非常受感動。」
很噁心吧。有利用價值時,就連黑金教主、黑道暴力教父都能捧成讓他多麼感動的改革者。反之,遇到異己之死,就任意亂抹黑一通,沒來由地大扣帽子,充滿不屑。這不會太荒唐嗎?雖說惡言非出自施明德本人之口,但他難道不覺得他太太言行之可恥?
二,施明德與「黑影幢幢」的民進黨
2008年,施明德發起倒扁紅衫軍,民進黨反擊,對施明德發動抹黑,抖出施明德過去在政治上與金錢上一些難以查證的不堪往事。施立即公開威脅說,他擔任過黨主席,「長期掌握民進黨各種暗盤交易黑幕,要抖大家一起來抖。」
我想說的是,施明德如果真的如此道德清高、嫉惡如仇,那他應該把他所宣稱全盤掌握的民進黨罄竹難書之「各種暗盤交易黑幕」統統公諸於世才對,但我從未聽他抖過任何一件黑幕,反倒坐視其太太囂張跋扈地對一個死者憑空栽贓抹黑。
2013 至 2014年,根據各家媒體報導,蘇貞昌準備和蔡英文競爭黨內總統初選,謝長廷則準備爭奪黨主席,施明德的「換帖兄弟」柯建銘以及謝長廷辦公室主任林耀文很貼心,馬上幫蘇、謝向四海幫與天道盟兩大黑幫調動數萬名黑道份子入黨,充當投票機器之人頭黨員。
2013年5月2日中國時報報導,根據警方情資指出,「入黨答謝禮一人三千元」。一位四海幫中常委表示,基於私人情誼才願意幫忙拉攏幫派成員加入民進黨。
根據當時《壹週刊》的調查報導,為了協助當時的黨主席蘇貞昌及謝長廷爭取大位,「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及謝長廷辦公室主任林耀文分別向天道盟、太陽會求助,要求兩派人馬能分別拉到6.5萬及3萬人入黨。」「柯建銘並前往澳門和天道盟精神領袖羅福助會面,當時羅允諾動員6.5萬人加入民進黨,幫助蘇貞昌連任黨主席,而柯建銘也曾尋求天道盟旗下太陽會創會會長吳桐潭協助找人入黨。」
柯建銘否認一切相關報導,並對《壹週刊》提出告訴,但民進黨立委郭正亮卻在臉書寫道:「據了解,黑幫被請託入黨的不只天道盟,目前傳出的入黨答謝費,每人可得500元。估計到今年 (2013年) 5月底入黨截止,民進黨約有12至15萬黨員,某派系加上黑幫與人頭黨員大戶,約可掌握3至4萬張選票,勝選機率大增。」
媒體指稱,「如果柯、謝在黑幫中分別能順利達成拉攏 6.5萬及 3 萬人入黨的目標,那麼,光是這回的黑幫入黨人數,將占民進黨有效黨員的至少三分之一。」當時的民進黨秘書長林錫耀對媒體表示,「黨中央原本認為選前一年黨員增加乃是慣例,但後來陸續得知天道盟及四海幫找人入黨,才發覺事態嚴重。」
對此我想說的是:依照施家的道德標準,究竟是「黑道集體收錢入黨」充當「人頭黨員」比較可惡,抑或是許崑源那些莫須有的空洞罪名比較嚴重?
我沒法理解施家這種道德,對莫須有的一人傳聞痛恨入骨,對於整個黨集體染黑與公器私用以便競選總統與黨主席大位之瘋狂墮落行徑,卻反而視若無睹,甚至照樣與之為伍。
三,施明德的密友們
施明德有幾位鼎鼎大名的友人,比方說周伯倫,比方說柯建銘,比方說林忠正等等等。
1.周伯倫
先說周伯倫。黨外人士應該都知道這號人物,當年號稱是「阿扁的師弟」,後來擔任民進黨立院黨團幹事長,1988年涉及榮星花園弊案,收受一千六百萬元賄款打通關節,案子卻拖延十五年才定讞,判刑六年,2003年入獄,僅僅關了兩年,2005年便出獄了。
出獄後,表面低調,其實仍相當活躍。比方說,我的「前」工運「同志」賴勁麟 (現在是一堆國營事業頭銜的董事長),他女兒賴品妤參選立委,操盤手就是周伯倫,牽線者是柯建銘。
1995年,施明德跑來台南選立委,操盤手也是周伯倫。1996年,施明德競選立法院院長的核心操盤手,同樣還是周伯倫,以「大和解」為名,幫施明德四處喬事、串連新黨與部份國民黨人。另一個操盤手則是負責金援來源的林忠正。
周伯倫入獄前夕,前往其家中送別的就是施明德及其兩位密友,亦即柯建銘和林忠正。
周伯倫不但是貪污犯,而且黑白兩道通吃,依照施家羞辱許崑源的道德邏輯,為何反而與周伯倫如此麻吉?施明德擔任黨主席及立委等黨職與公職期間,周伯倫是他最重要的左右手之一。這又是哪門子道德?
2.柯建銘
施明德的另一個更大咖的麻吉友人就是民進黨內形象最腐敗的人之一--柯建銘。不過,老實說,我並不鄙視柯建銘,畢竟真小人總是勝過偽君子。但是,柯之行徑確實是民進黨的一個基本縮影。
柯建銘,一些黨內同志稱呼他是「現代和珅」。和珅是誰呢?和珅是清朝一位「喬王」,很會喬事情,號稱「中國歷史上第一大貪官」,富可敵國,從乾隆到嘉慶一路紅,無所不喬,權傾天下。
憑良心說,我認為給柯建銘這樣一個「現代和珅」的封號並不公平。因為,柯建銘的貪,跟民進黨那些表面清純的「正人君子」相比,顯然還是遠遠差了一大截。
真正貪婪舞弊者,往往以合法掩飾非法,隨便弄個地目變更,炒個地皮,馬上億萬錢財如洪水般滾滾而來,哪需要靠什麼幾十萬幾百萬的政治獻金撈錢?阿扁之所以坐牢坐得很不爽,就是因為他知道其他同志比他撈得更兇更猛。
不過,不管怎麼樣,施家如果如此道德崇高,連一個死者的清白都能如此踐踏,為何卻和「現代和珅」如此麻吉友好?甚至為其司法關說之非法行徑護航,這又是哪門子清高?
關於柯建銘,我就不多說了,請見底下幾篇相關文字:
卡韓政變 (137):嘴巴黨在乎清廉嗎?(陳真)
https://bit.ly/2Va3enT
和珅亂政(李界木):
https://bit.ly/2CpLGO7
柯建銘、陳水扁涉嫌買票、圍標、恐嚇受刑人(吳子嘉):
https://bit.ly/3fMQcok
道德理當具有一種內在的一致性。但是施家的道德顯然不是如此。面對自己人,不管怎麼扯爛污都無所謂,但是,面對異己,就馬上換一副嘴臉,表現得好像他多麼重視清廉與正直似的。真是很可恥。
3.林忠正
1994年,施明德擔任黨主席,找來一位特別助理林忠正,為人海派,周旋於豪門巨賈之間。此人曾任民進黨副秘書長,後來擔任金管會委員期間,收受賄款為廠商護航,並接受女色花酒招待,判刑14年定讞。就連林忠正的秘書都能藉職務之便,從中漁利,以低價非法取得股票。
林忠正 2011年入獄,2016年就出獄了,現在是東森媒體集團首席顧問。講到東森,我想起一個人。我那位「前」工運同志賴勁麟的太太,現在跟林忠正應該就是同事。賴太太不但是力麒建設公司之獨立董事,同時也是東森新聞台副總監兼節目製作處經理,女兒現在也當上立委了,真是一門英烈,生財有道。
然而,我很想問問賴勁麟,過去口口聲聲講的那些什麼「左派」啦、「工運」啦、什麼「勞動階級」的什麼「理想」呢?可還當做一回事?抑或是這一切所謂理想,只是謀取個人權位與私利的一個手段?亦即為求一己之私,面對民進黨遠比昔日國民黨更為貪婪腐敗的各種違法亂紀,明知該黨檯面人物諸多舊國民黨餘孽,貪贓枉法,持續掏空台灣,危害社會,乃至殃及後代子孫,不但視若無睹,甚且為虎作倀。
賴勁麟年紀應該比我大上一些,是跟我同一年代的一位工運人士,同時也是極少數我認為品性端正者,尚且淪為權勢幫凶,遑論其他政治蟑螂老鼠,個個腦滿腸肥,為非作歹。
四,施明德清廉嗎?
阿扁貪污案不勝枚舉,其中之一是國務機要費案。施明德發動倒扁,阿扁非常不爽,指證歷歷曾以國務機要費450萬金援施明德。施明德辯稱事後才知金錢來源。此外,扁亦指控曾有其它金援款項數百萬,非僅一筆。
施明德的前妻艾琳達多次亦公開指控施明德說:「他一直都有一些間接的藍軍金錢資助,他現在是,最近五年也是,大部分都是依賴藍軍,我認為他應該把他個人的財政、個人的家用啊、他個人的收入等等,全部應該公佈」。
這類指控非常多,但是,老實說,除了阿扁的資助那部份不算之外,我不知道施明德是否清廉。我個人是傾向於相信他的清白,畢竟他若真要扯濫污,機會多得是。但是,若要說他多麼一介不取,我倒也不信。為什麼呢?
比方說,施明德經常「炫耀」說他身上只有幾塊錢之類,以示兩袖清風。但這是完全說不通的。一個人十幾年或幾十年都不用工作,「身上永遠只有幾塊錢」,卻又能每天穿得像花蝴蝶,吃住無憂,而且據說生活環境相當豪華,至少家裏空間大到可以宴請十幾位客人,這總該稱得上豪華吧。
問題是,錢從哪裡來?這其實也是我對其它政治人物的一個基本困惑。為什麼這些人當他沒有擔任政治職務時,依然永遠都不必工作就可以過得相當豪奢,究竟錢從哪裡來?為什麼我們一般人卻得每天忙到爆,累到快要過勞死,而且是從年輕一路累到老,無一刻喘息,方能養家活口,求得一點溫飽?政治人物卻每天華服美食名車接送?到底錢從哪裡來?
我知道基金會是政治人物「斂財」(或說「謀生」)的一個管道;長年不用工作,只要弄個冠冕堂皇的基金會,接受各界捐款,馬上就財源廣進。問題是:吃人脈,靠名氣,而不是靠力氣靠血汗,這樣一種生活很光采嗎?
施明德很早之前就有個「施明德文化基金會」,他太太就是董事長。但我查遍網路,就是找不到該基金會的收支帳目資料,只看到該基金會常有所謂「義賣」,居然連施明德自己釀的酒也能公開販售(這樣合法嗎?一般人可以公開販賣自己釀造的私酒嗎?)。長年以來,究竟義賣了多少錢?支出多少?收入多少?以及收入來源等等等,完全找不到帳目資料。
我不是要做任何指控,而只是想說:這樣一種長年不需勞動、不事生產的優渥生活,很偉大嗎?何以如此驕傲?
五,施明德很單純嗎?
施明德很單純嗎?不知政治黑暗嗎?他不知道政治人物整天忙著撈錢奪權扯爛污嗎?他不知道在政治上,「白道的白天,比黑道的黑夜更黑」的基本事實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施明德又不是三歲小孩,當然不可能不懂台灣政治之腐敗入骨。
舉個例,在他與李登輝企圖合作企組織第三勢力政黨之前,施明德曾多次批評李登輝當權之後,引入黑金政治對於台灣之嚴重傷害。同樣地,早在2000年民進黨剛取得政權時,施亦多次指控權力早已使民進黨腐化,喪失理想性。施並指稱民進黨所奉行的是一種比黑金政治更為腐敗、對台灣社會更具危害性的「白金政治」。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兩岸關係研究所所長朱松嶺教授,寫了一本書叫做《民進黨政商博弈研究》,研究民進黨的政商關係本質。書中寫道,施明德多次指出:「權力使人腐化,民進黨早已喪失過去的理想性。台灣五十年來的政治轉型,是從兩蔣的『黨國不分』體制,到(李登輝的)『黑金體制』,再到 (民進黨的)『白金體制』。」「李登輝為了鞏固政權,不但引進黑道勢力,並將其培養成『黑金』,兼具黑道與政治勢力。」
書中指出,施明德認為,民進黨的「白金體制」時期,眾多的「紅頂商人」在政策制定與人事安排上,與掌權者掛勾,其所造成的傷害,遠比李登輝之黑金體制時期更嚴重。
一如該書作者闡釋施之看法,如此寫道:
「黑金縱然可怕,但白金更加可恥」;黑金政治底下,「黑道只能在暗地裏偷偷摸摸,但政商勾結的財團卻是公開地謀取不當暴利。」在「白金政治」底下,「貪腐官員的權力濫用以及不法商人侵吞資源的公開化、表面化,全然不避諱法律尊嚴與公眾輿論。」「久而久之,金權勾結形成政治寡頭與商界寡頭聯手的政策和資源壟斷聯盟,結成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共同導致吏治腐敗、惡政濫權、貪腐橫行。最終導致民生塗炭,經濟社會發展停滯與倒退。」
你可以清楚看見施明德對於台灣政治貪婪腐敗之惡化十分了解。也就是說,施明德並不是一個政治傻蛋。林義雄似乎真的很「單純」,對政治現實很無知;林義雄似乎真的不知道他所力挺的無數民進黨人是一些什麼樣的貪婪人渣與走狗文人,但是施明德畢竟不可能像林義雄那麼單純。
問題是,施明德卻照樣與黑金勢力與白金政客共舞而不以為恥。他自己或許相當程度潔身自愛,但他事實上並不曾展現基本道德的一致性;對於自己人,百般「寬容」,對於異己,卻又是一副傲慢不屑態度。尤其是對於一名死者之清譽,竟放任其家屬任意踐踏羞辱之。這是哪門子道德?
今天,如果立場對調,假設為惡者是國民黨,一整年每天無時無刻發動所有媒體對民進黨某位義人進行抹黑與醜化,從而帶來一種以身相殉。你想,民進黨會怎麼做?恐怕早已四處包抄,暴亂四起,為義人與烈士討公道。而且,殉道者會被載入史冊,無限歌頌,哪怕他生前為人如何如何。
施家擺出這種對於所謂流氓、惡棍的不屑嘴臉是很可恥的。就算一個大惡人,難道不能有義憤?不能有愛國心?不能哀嘆義人之落難?不能有公義之心?
我在八零年代的黨外十年之中,認識兩種人,一種叫做菁英,很會耍嘴皮唱高調,理想總是說得滿天飛,實則爭功諉過,窩囊猥瑣,膽子小,慾望大;很會迎合媒體,塑造形象,凡事都能轉換成為功名利祿之所謂「政治資源」;哪怕根本微不足道的一點小事,照樣能吹噓與變賣,絲毫不會「浪費資源」。
尤有甚者,大多竄改個人歷史,明明是舊黨國餘孽,抑或窩囊膽小,屁都不敢放一個,如今卻各個搖身一變,成為民主先賢先知,其實全是鬼扯蛋,全是謊言。目前這個所謂「民進黨」,其檯面掌權者,大多就是這樣一種政治人渣。
相對於「菁英」,黨外的另一種人就叫做「庶民」,做牛做馬,出錢出力,流血流汗,有情有義,無怨無悔,擋拳頭,挨警棍,動輒黑牢伺候,但是論功行賞永遠不會有他們的份,甚至根本無人認識。
庶民裏頭,很多人往往居無定所,工作不穩,抽煙喝酒嚼檳榔樣樣來,並且滿口幹你娘。過去國民黨全面掌控媒體,總是洗腦社會大眾,說這些人就是流氓惡棍,所以黨外就是一群流氓惡棍所組成。
但是,事實上,台灣的所謂反對運動或民主運動,倘若有什麼成果,其實就是這樣一些無怨無悔不計毀譽不計代價不求功名的庶民百姓乃至「流氓惡棍」,以他們的青春血淚為代價,爭取而來。
民進黨得勢後,菁英們各個封官晉爵,名利雙收,玩權弄勢,財源滾滾,居然就開始蔑視起庶民來了,說他們是草包,說他們沒水準,同樣玩起「流氓惡棍」的抹黑醜化把戲。明代曹學佺有詩云:「仗義半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大概就是這等寫照,十分可恥。
後語:
我不認識施明德,但在他絕食期間,差不多是1987-1988年左右,我和陳菊以台權會代表的名義去三軍總醫院看過他。我對他曾滿懷敬意,但這份敬意,早在三十年前的九零年代初便已煙消雲散;並不是因為他做了什麼壞事,而是因為他經常難以掩飾的傲慢,彷彿苦難賦予他傲慢的特權似的。
施明德的前半生因義受難,這點毋庸置疑,但是,再大的「苦難」本身都不足以讓人取得傲慢資格,更不會因此而擁有抹黑他人、羞辱死者的權力。
莎士比亞說:「一隻甲蟲之死,其痛苦不會亞於一個巨人」。一個人再怎麼偉大,他的痛苦也還是如同萬物蒼生螻蟻秋蝗一般,而不會更為巨大。
再說,苦難形式千百種,一個孤兒寡母含辛茹苦的生活磨難,一個工人家庭身心俱疲的經濟重擔,無人理解,無人可訴,這樣一種永難磨滅的一生艱難與難言之痛,又何嘗會少於政治受難?
苦難理當帶來一種滄桑,一種對於人事物的敏感與憐憫,而不是帶來傲慢與偏見。
許崑源當然不是惡棍。然而,即便面對任何一個惡棍,我們仍然還是只應給他應有的罪名,而不是趁其死亡,橫加罪名。
當今之世,在這小島上,在美國的長年殖民與強力政治操作下,仇中反華的綠色勢力橫掃全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人們爭相逢迎拍馬,爭相表態表忠貞。無恥之徒全加入綠營了,特別是菁英界,一個比一個窩囊無恥,一個比一個綠油油;請問島上還有幾人敢對綠有所不敬?乃至以死明志。光憑這一點,許崑源就是一條好漢。
曾經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施明德,自然也是一條好漢,但那似乎就像是個已成回憶的悲傷陳年舊夢;當下如許陌生,彷彿只能從往事如煙中去尋找。
許崑源與施明德 (續)
陳真
2020. 06. 25.
我這篇「許崑源與施明德」有個地方筆誤,請各方轉載者務必更正,也就是「後語」第一行,我去三總看他,是在 "1987-1988年"。是1988,不是1998。
每天公私繁忙,連想好好睡個覺都很難,再也沒有多少時間可以做一些或許對他人有益之事。光是過去三天加起來,根本睡不到10小時,非常疲憊。像這樣一篇將近一萬字的文章,我是利用過去幾天看門診時沒有病患的空檔,斷斷續續匆忙寫成,零碎跳躍,閱讀上只能將就,沒法顧及什麼文字品質了。
八零年代末期,施明德曾經絕食幾年,前後估計長達三、四年左右,因此被移送三軍總院強制灌食。記得差不多是民進黨成立後的一或兩年,我和陳菊以台權會代表的身份去三總看過他,時間大約是1987-1988年。他被五花大綁在病床上,以胃管強制灌食。
記得從高雄出發北上的那天早上,有位黨外前輩,沒有事先告知,突然跑來車站送我。他「語重心長」地告訴我說,他希望施明德這回能絕食至死,他說,「這樣的話,(反國民黨的)運動才做得起來」。我聽了很訝異。我跟這位前輩的想法不一樣,我希望施明德能好好活下來。
那已經是距今至少33年前的事了,那時我還是個大學生。兩年後,也就是1989年,想不到就換我叛亂了,罪名是「企圖分裂國土」及「煽惑群眾內亂」等等。那時我仍然還是個學生,正準備去醫院實習。
從此之後,噩運就找上我以及我的家人。該來的總是會來,可我沒想到它來得這麼快,這麼劇烈。
一個人,與其說為國為民為公義為理念,不如說是為了一個愛字;愛之所至,可以盡棄所有,可以亡命天涯,可以忍辱。可以負重,可以烈火焚身,可以引刀成一快,這一切其實都不算什麼;所謂「千古艱難惟一死」是錯的,一己之死沒那麼難,家人因你而受害才是人生難以言喻的痛。
我能體會林義雄的某種「孤僻」,不喜鎂光燈,不喜拋頭露面,因為我知道某種感覺,彷彿有個東西從生命裏破滅了,消失了,遠離了,從此世上再也沒有一種虛榮或個人榮耀具有意義、值得追求。家人一走,彷彿就帶走了我的所有明天,剩下的全屬「餘生」。
同時也有10000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910的網紅コバにゃんチャンネル,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
三總 麻 護 訓練 在 公民聯盟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歷史不可忘
關於武漢肺炎
前幾天才剛說出心中的憂慮
很悲傷的似乎一切就要真實的發生了
求人不如求己
麻煩台灣自己動起來
怎麼做?
阻斷傳染鍊是唯一的解法
昨天
我們老師台大李源德院長在個人臉書上寫了一篇關於當時SARS過程的文章
對於我們這些一起經歷過這一段的人來說
歷歷在目
就好像回到了當時
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
老師沒有開地球權限
但我覺得
時間過去許多年了
或許
很多年輕人對這段的記憶很模糊
而這段歷史還是要讓大家知道
一定會對這次武漢肺炎的戰鬥有更多的幫助
所以
特別徵得老師的同意
轉載於此
李院長的全文如下👇👇👇👇
==============================
2020-01-21(W2)陰後睛
從2020年的「武漢肺炎」想到2003年SARS的慘烈突襲
兩軍交戰,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可是如果,敵人深不可測,不知來自何方?藏身何處? 卻招招見血,還得和他近身肉搏,這戰役,肯定慘烈無比。事隔17年,2019年12月,在中國武漢竟然再次發生「嚴重感染性肺炎」,病人都與野生市場相關,疫情快速蔓延,迄今不到一個月,中國有200多病例,巳有9國出現通報病例,世界衛生組織確認元凶為一株人體首見的新型冠狀病毒,我國也在2020年1月21日確定自武漢回國的女台商的嚴重感染性肺炎診斷。如同2002年的SARS,2012年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 ,這次的肺炎都屬人畜共通的冠狀病毒族譜。
隨著華人春節的大批返鄉,地球上最大型人口移動,勢必病毒擴散,人與人的感染大增,成為快樂新年的嚴重危脅。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觀成事,聞往古,或有助益。玆將2003年當時SARS之疫,聊誌如次,以供大家參考,是以為文。
…………………………………………………………………………….
猶憶2003年春天,新興傳染病SARS悄然襲台,時台大率先披掛上陣,成為第一家啟動抗煞戰疫的醫院;到後期,台大以全國百分之三的醫護人力,共收治百分之四十以上的SARS病患,並創下「零死亡」紀錄。這場戰役,成為我院長任內最悲壯、最殘酷、充滿驚濤駭浪的一役,但也是最光榮、最感動、最無愧的一場勝仗。
雖然疫情早已遠離,但午夜夢迴,許多驚心動魄的景象還在腦海浮現。
初時,2002年12月底,中國大陸陸續在網路傳出某種「怪病」,悄悄流竄在廣東地區,據說患者不約而同出現高燒不退、咳嗽等症狀,並且很快惡化為呼吸衰竭,進而死亡;然而,怪病的病原不明,傳染途徑不清楚,更查不出快速致命的原因,遑論有效治療。
中國官方初期始終未正面證實其境內出現疫情,一直到情況瀕臨失控,才在2003年2月11日首度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廣東地區爆發急性上呼吸道疾病轉而惡化成非典型肺炎的疫情,造成305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特殊的是感染者有三分之一是醫護人員。
由於未能及早防堵,在消息曝光的同時,非典型肺炎早已隨著便利的交通及春節假期,在香港、越南、新加坡、加拿大等地傳染開來,全球各國如臨大敵,民眾陷入集體恐慌。
僅和中國大陸一海之隔的台灣,雖也同樣憂懼,但在疑凶不明之際,政府除了要求往返兩地的台商若有異常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應儘速就醫外,似也無能為力。
3月8日,一位五十四歲的勤姓台商因咳嗽、高燒、肺炎到台大急診,第二天出現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進行插管治療,3月10日轉入加護病房隔離室。到了3月14日,勤姓台商太太也因發燒不退,到台大急診就醫;感控小組警覺到兩人一家同時感染肺炎,太不尋常,產生高度警覺。我接獲通報消息,正值前往龍潭開會途中,車上即刻去電林芳郁副院長,並約請感染科張上淳主任密切注意,當即成立因應醫療小組。
張上淳教授憑著專業判斷,直覺事態不輕,一方面立即進行各項檢查,開啟標準作業流程,隨即向我通報院內可能出現台灣首位SARS病例。林副院長隨即在當天下午五時召開感染管制小組緊急會議,做成幾點關鍵決議:
(1)立即啟動P3級感染控制防護措施,勤姓夫妻住的加護隔離病房,空調完全獨立,病人口鼻分泌物也隔離處理;相關醫護人員除使用N95口罩,需穿上兩層手術衣、戴帽子、加上兩層手套並勤洗手。
(2)緊急徵調加護病房隔離室,做為收治SARS病患的隔離病房。
(3)指派專責醫護人員照顧勤先生與勤太太,避免交互感染。
(4)嚴密管制加護病房隔離室進出人員,並由管控人員由監視器觀測醫護人員是做好百分之百防護措施。
這些管控措施,確立了台大醫護人員照顧SARS病患的基本守則,相信也是國內首波SARS疫情得以防堵的重要關鍵。
SARS侵門踏戶,直驅台灣,台大也立刻站上烽火線。3月15日一大早,我召集五位副院長、兩位醫務秘書、內科、外科、急診、精神、護理、總務、醫療事務、醫學研究等部門主任及所有感染科醫師,成立「SARS緊急應變團隊」,從此每天上、下午定時開會兩次,隨時掌握最新疫情,以便即刻應變。
當天我們做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決定:對勤先生進行活體肺部切片,希望可以找到神秘致病原的答案。這是全球首例採集SARS病患發病階段的病理組織(其他病理組織多於病患死亡後採集),而病理科當天即化驗出切片結果,對SARS的病原追究有重大意義。為了怕開刀房遭受感染,當時病人是在加護病房裡直接完成切片手術,事後證明,這也是一項明智果敢的決策判斷。
接下來,疑似染煞病例接二連三出現,速度快得令人無法喘息,但台大仍臨危不亂,劍及履及,有效的疫情控制,贏得許多讚譽。也因此贏得美國專家的信賴,在3月18日,將一名美籍外交官的十歲孩子在越南旅遊時疑似染煞,在家人及美國疾病管制局三位專家陪同下,包機自越南抵達松山機場,直接前來台大就醫。最後台大很快診斷出,男童感染的是一般肺炎,與SARS無關。
3月20日,勤姓台商之子又病發送醫。25日,照顧勤太太的胸腔科總醫師蔡醫師,也因高燒住進隔離病房,成為國內第一起醫護人員感染SARS的病例。26日,中鼎公司六名曾赴北京的員工爆發集體感染,其中四人症狀較為嚴重,均送往台大急診住院。
由於台大加護病房隔離室不足,此時我們發出希望其他醫院能伸援的呼聲,但沒想到得到的反應是「歡迎台大把肺結核病患轉來,就可空出病床,但希望SARS病人留在台大」,甚至口徑一致假推崇台大醫術高超,以「台大比較有經驗,SARS病人留在台大比較好」。後來在疾管局及臺北市衛生局協助下,三總收治一人,臺北榮總收治兩人。27日,又有一名中鼎員工五歲之子送入台大。
春寒料峭的3月,台大成了一個敵蹤環伺的孤獨巨人。感染原不斷湧入,卻切不掉源頭,成為台大醫護人員最大的隱憂。尤其蔡醫師在N95、防護衣、護目鏡等重裝備下仍被感染的消息傳出後,大家肩負沈重壓力,既要悉心照顧病患,又得全力保護自己。後來我們研判,蔡醫師在為勤太太緊急插管時,可能因為突然彎腰改變姿勢,使得N95口罩未能完全緊貼臉部,加上病人因插管而劇烈咳嗽,蔡醫師不慎吸入帶有病毒的飛沫而感染。這始料未及的情況,說明SARS病毒之猛烈及傳染性之高,確屬罕見,更讓大家繃緊神經。
台大除了院內防疫不敢鬆懈,也支援全國性防疫工作,最辛苦的是感染科張上淳主任,每天都為新聞局錄製最新的SARS防疫衛教短片,讓民眾每天都可以透過電視,瞭解如何防範SARS的侵襲。台大也舉辦好幾場SARS病毒防治研討會,提供其他醫療院所防治經驗,參加人數場場爆滿。
一直到4月初,台灣第一波SARS疫情暫歇,台大共收治十一名SARS病患,全部陸續康復出院;接觸照顧的醫護人員高達一百三十多人,醫護人員感染率不到百分之一,遠低於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感染率,算是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政府一開始自豪於台灣的「三零紀錄」(零社區感染率、零移出率、零死亡率),有不少醫界人士推許最大功臣,應屬守住第一道防線的台大醫院。
我們此時不只一次提出警訊,研擬出「當SARS疫情擴大蔓延時政府的因應措施與建議方案」,強調防範院內感染遠比社區感染更為重要,建議衛生署緊急調度一所專責醫院來收治SARS病患,以避免各醫院交叉感染。可是衛生主管機關卻不能洞燭機先,只著眼「社區感染」之防備,光是為了SARS可否列入法定傳染病,中央與臺北市衛生單位就互不相讓,錯失防治優勢;後來在關鍵的防疫策略制訂上,主事者更是不能察納雅言,與專業建議背道而馳,以致埋下禍根。
果然, 4月下旬由和平醫院爆發集體感染開始,防疫工作節節敗退,接下來就像兵敗如山倒,SARS如入無人之境,在全台到處肆虐;台灣染煞病例增加的速度,竟躍居全球之冠,釀成一場世紀災難。
4月22日,臺北市衛生局證實和平醫院出現集體感染,共有一名醫師、兩名護理人員、一名技術人員及兩名洗衣工等七人發病,但感染源不明。消息一出,我心一沈:「完了,台灣好不容易建立的防疫網已經破了!」不僅醫護人人自危,社會大眾更陷入集體恐慌,大家瘋狂搶購口罩、消毒水,SARS彷彿看不見的幽靈,隨時威脅著每一個生命。
4月23日,本於「專業禮遇」的原則,台大醫院主動積極地將和平醫院兩名病情較嚴重的醫護人員轉來台大,並在衛生署追蹤下,對六十一名員工及十二位病人家屬施以居家隔離;這一波疫情創下了SARS進入台灣後範圍最廣、人數最多的紀錄。
4月24日下午1時,衛生主管當局「師出無道」,在沒有任何配套措施的情況下,竟然倉促宣佈「和平醫院立即封院」,上千位醫護人員及病患、家屬被強制「關」在醫院中,沒有足夠的隔離防護措施,任何人都不想在高傳染性的環境下坐以待斃。
透過媒體現場直播,我們不斷看到和平院內失控的場景,醫護人員不甘被遺棄,有人抗命不從,拚命想往外逃,有人隔著玻璃窗拉布條哭訴:「我們為什麼要照護SARS病人?」其他科別住院病人家屬則焦急的守候在封鎖線外,擔心家人的安危,場面豈是一個「亂」字了得?
當時變調的醫護秀確實讓人傷心,但政府「不給武器的戰役」卻更荒謬。和平封院的決策過程,只能說草率無度,進一步的功過是非,相信歷史終有評斷。
「一步錯,全盤皆輸」,和平封院,未能封鎖病毒,曾去過和平的病患紛紛隱瞞接觸史,形成隱性感染源,疫情如滾雪球般愈滾愈大,4月29日先是鄰近的仁濟醫院封院,中興醫院也爆發疑似感染,臺北馬偕、北榮、三總也因收治多起SARS病例,不時有接觸感染傳聞。同時,因病人交叉感染牽連,高雄長庚、高醫、高雄榮總也陸續爆發群聚感染。
4月26日,台中中國醫學院附設醫院出現國內第一起SARS曾姓男子死亡病例,醫界幾乎人人自危。5月1日,和平醫院護理長陳靜秋女士不幸病逝,成為第一位染煞過世的白衣天使。5月15日,和平醫院林重威醫師也因病情惡化,轉院國泰醫院殉職,結束年輕寶貴的生命,令人非常痛心。這些噩耗不斷傳出,台灣上空如同鬼魅降臨,街道冷冷清清,股市房市崩盤,人與人隔著口罩彼此猜疑,一聲咳嗽都會挑起每個人的敏感神經,即使我所居住的社區,也將我歸類為「危險人物」。
至於台大醫院,從四月底開始,急診處人聲鼎沸,每天有接不完的發燒患者,疑似病例如潮水般湧入;病人對台大抱持高度期望,我們的醫療人力及環境空間明顯超載,卻又不忍見死不救。
總計從4月21日到5月12日,台大共篩檢761位SARS個案,經診斷疑似或可能病例137例,平均每天篩檢人數達40人,診斷為疑似或可能病例7人,而暫留急診待床之疑似或可能病例有11人。台大總共約一百床觀察床的急診部,並沒有獨立的空調病房,六十多位醫師及七十多位護士,每天都在高壓力的環境下工作,已經接近崩潰。
我們陸續實施多項緊急措施,其中包括:
(1) 人力調度:斷絕院際交流,暫停主治醫院到其他醫院兼外支援,禁止調回輪調外院的醫療人力,以切斷院際感染的機遇。
(2) 避免交叉感染:全院人員減少聚集及走動,盡量定點工作。
(3) 口罩調度:第一線醫護人員戴N95口罩,其餘人員全部使用外科手術口罩。
(4) 發給非醫療同仁每人一支體溫計,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5) 關閉東址部分病房,將西址病房規畫為SARS病患住院治療專用病房。
台大有接不完的新病例,當我們試圖將疑似或可能病例轉往他院時,得到的回應永遠是「我們沒有隔離病房」或是「隔離病房滿了」,絕大多數醫院僅是冷眼旁觀,盤算的是「SARS 病人最好別上門」;當時有醫院甚至在門口張貼海報,臺北市中心有家醫院,竟然掛起「本院未收SARS病人,請安心來院就診」的昭示,真是百年難見的亂世奇景。
我清楚記得4月28日那一天,行政院在晚上九點半緊急召集多家醫學中心院長共商對策,因為醫學中心才有人力、物力及能力對抗SARS,若能合組團隊更好。沒想到我一踏進行政院的會議室,劈頭就聽到當時所謂「醫界大老」的院長及林口長庚醫院院長,以叫囂的口吻稱道:「這些是你們公家醫院的事,與我們私人醫院無關!」,令人不敢相信。當天要不是行政院林信義副院長英明卓處,強力約束各家醫學中心共體時艱,可能有關SARS的防治工作,將仍由幾家公立醫院獨撐!「置身事外」,是這些醫院所奉行逃難的原則;我們的賣命演出,還落得長庚前主任委員吳德朗在回憶錄中,揶揄我們因應SARS各樣措施是「作秀」。
5月8日開始,台大急診醫護人員陸續出現發燒症狀,5月10日感控小組向我報告,急診暫留區可能已有SARS群聚感染,我心中無比沈重:台大有無可逃避的社會責任,不能把病患拒於門外,但身為院長,我必須保護每一位員工及其他病人,不能犧牲他們的寶貴生命,不能讓急診成為院內感染的溫床,「更不能讓台大變成下一個和平醫院!」
台大如果發生大規模感染,國內疫情勢將失控,衝擊與震盪將難以想像,我該怎麼做呢?排山倒海的壓力讓我煎熬,我不只一次告訴自己,不能讓任何一位同仁倒地不起,如有意外,我必將辭職負責。心中有底之後,當天我召集相關主管緊急商議,決定以公館院區疏散病患,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以進行封閉、隔離與消毒的緊急防疫。隨即動員急診部主管及醫護人員調度病房,漏夜模擬疏散病患至公館院區的作業流程。5月11日上午終於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病患,中午開始進行完全善後,我同仁上上下下埋頭苦幹,無任何怨言或退怯。
5月12日一早,感染情形仍未緩和,甚至在門把上都驗出了SARS病毒,我與院內應變團隊開會後共同決定,「台大要關閉急診,決戰境外」。我以電話向衛生署SARS總召集人李明亮教授報告這項決定,李明亮當時非常不諒解,一直問我:「可以不關嗎?這樣民眾會大恐慌!」我以沒有轉緩的態度向他說:「真的沒辦法,我不能逞強。」我也向他說明,台大有配套措施,儘量讓衝擊降至最低。當天晚間九點,台大便暫停急診服務,全面消毒淨空,這是台大創院一百零八年史無前例的。當天夜晚九時,為穩定社會信心,特別約請歐晉德副市長、李召集人,並會同感染專家及副院長們,在台大醫院第一會議室鄭重向全國宣佈台大醫院關閉急診服務,平穩而誠懇地將SARS疫情周知大眾,以專業高度讓民眾安心,所以未衍生社會的恐慌。
我從來未曾有片刻考慮個人的歷史定位,「寧可自己背負歷史罵名,也不能讓台大同仁折損一人。」事實上,在SARS疫情惡化之後,我就收拾好行李,準備住進醫院,和所有同仁共患難。我甚至要我太太做好心理準備:「如果我不幸染煞,鞠躬盡瘁,也就死而後已。」不過,後來在副院長林芳郁教授極力勸阻,他擔心同仁會因此產生更大壓力,並且拍胸脯保證,一定會「穩住」急診疫情,要我晚間還是駐家聯絡即可,多所考量,我才打消念頭。
自5月12日至26日重啟急診的兩星期內,我們獲得臺北市政府歐晉德副市長的大力協助,積極增設戶外發燒診療區、負壓隔離病房、發燒診療區獨立X光攝影設備、嚴格區分病患動線、進行流量管制、加強教育訓練等,同時也擬定復原計畫,實行SARS病人集中西址治療、病房分區治療、員工與病患體溫監測、訪客限制等院內保淨措施。
5月23日,危機到達最高點,台大列管嚴重病人達九十一人,隔離人數高六百六十二人,因為實施一人一室,所以台大僅有的負壓隔離病房早已額滿。為了做最壞的打算,我也請同仁擬出萬一台大全面封院時的應變計畫,幸而在全體同仁同舟一命的努力下,台大醫院終於控制住疫情,度過難關,重新再起。回想這段暫停急診的決策過程,我仍認為無悔無愧,當時要是沒有壯士斷腕,SARS疫情勢將難以收場。
另一方面,台大對於SARS病毒的相關研究,也如火如荼進行,以便找出病毒的致病原因,進而研究有效防治SARS的藥物。4月2日,台大醫學院及醫院共同在最快時間內,組成兩組防治SARS的研究團隊:
(1)防治SARS病毒的研究團隊:由內科部主任楊泮池召集,積極進行實驗室工作,確定SARS病毒的類型及致病原因。
(2)SARS病毒醫療團隊的臨床研究:由張上淳召集,快速的研究出「SARS病毒的醫療診治方法」,提供全國各醫療院所參考應用。
當急診重新開放,不過一星期時間,全台又送來966位發燒病人,平均七人就有一位是真正的SARS患者,短短七天我們就通報了138例病例。但台大醫院在稍微喘息之後已經站穩抗煞腳步,一步步逼退兇猛的敵人,沒有再發生院內感染的病例。時序來到炎熱的6月,全世界期盼的高溫協助遏止了SARS的蔓延,疫情接近尾聲。
6月6日,台大醫院獲得行政院頒發「抗煞有功」醫療團隊獎座,我內心百感交集:從3月8日台灣發現第一起病例,到7月5日世衛組織正式宣佈台灣從SARS感染區除名為止,台大共收治可能及疑似病例164例,且多是他院不敢收治的嚴重病人;台大以不到全國百分之三的微薄醫護人力,承擔百分之四十的SARS病人,這期間無人擅離職守,推託卸責,大家同舟共濟,心手相連,救人為先。過去台大獲獎無數,這座獎卻是用血汗及生命換來的,殊榮屬於全體台大人。
回憶抗煞過程,我每天一大早進行全院廣播,傳達最新的資訊,加強信心喊話;另外也走到第一線,撫慰重裝防護的醫護人員,並利用病房視訊關懷隔離住院同仁。我讓同仁感受到:他們並不孤單,醫院會盡全力保護每一個人的生命。患難見真情,一向「羞澀不敢求,孤傲不會給」的台大人,因SARS來犯而打破藩籬,彼此扶持;台大的表現也感動了冷漠的社會,多少人寫來鼓勵的卡片為我們加油打氣,多少善心人士踴躍捐輸物資,甚至企業領袖贊助研究經費,這些有形無形的力量,都是對抗SARS最有利的後盾。
當然,SARS也像一面照妖鏡,將人性的自私照得無處遁形:有人為了重利囤積防護物資,不顧醫護人員安危;有人無視居家隔離令,不顧可能散播病毒而四處走動;有人歧視醫護人員子女,強逼停課轉學;然而醫界也有人選擇逃避、拒收病人,甚至有「醫界大老」串連大型私人教學醫院,向政府施壓,要求將SARS病人集中在「公立醫院」,以免影響「生意」。這是後來倉促設置「國軍松山醫院」的後面背景。
在抗煞戰爭中,葉金川教授在和平醫院封院狀態下,身先士卒,深入封院病房,穩住抗命諸多醫護人員及病人,真也英雄。他曾批判台灣「時間正在流失,社會還捲在政治熱潮,無法自拔」。SARS席捲台灣時,正應驗這個評判。這場戰疫中,衛生署長、防疫處長和北市衛生局長先後下臺。在監察院約談時,塗署長指稱高估基層衛生單位、醫療院所的防疫能力,以致防疫出現漏洞。
我則認為,中央及地方不同調,政治角力,多頭馬車,不能尊重專業主張,官大學問大,貽誤時間,不能有效指揮財團醫院,才是原因。我在七月初,疫情已告段落,決定民眾進入醫院不必量體溫,還落得召集人譴責,威嚇將引用傳染病防治法處罰台大醫院,都令人心寒。
SARS初期,許多醫院排拒病人,但是後來健保局的醫院補償,有抗煞造成病人流失的營運收入損失,以及領取抗煞有功的獎牌,這些醫院不落人後,不也實在諷刺!回憶亂世眾生相,我有感傷,有感動,有感慨,更感謝老天,讓台大在前所未見的挑戰中浩劫重生,繼續迎接更多的試煉。
==============================
來來來
大家勤洗手
口罩也戴起來💪💪💪
好的
我們有目錄
新同學要發問前可以先找一下喔
你乖
我過去寫過文章的目錄在這裡👇👇👇👇
https://drsu.blog/2017/12/18/super-list/
不然
置頂文也有
https://www.facebook.com/1737494576543429/posts/1807370666222486?s=1727931221&sfns=mo
對了
有同學說我寫太多很難找
關於這點我很抱歉
可以善用搜尋功能喔
https://drsu.blog/2018/01/01/super180101/
三總 麻 護 訓練 在 蔡佳芬醫師 生活·美學手札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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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一位五十四歲的勤姓台商因咳嗽、高燒、肺炎到台大急診,第二天出現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進行插管治療,3月10日轉入加護病房隔離室。到了3月14日,勤姓台商太太也因發燒不退,到台大急診就醫;感控小組警覺到兩人一家同時感染肺炎,太不尋常,產生高度警覺。我接獲通報消息,正值前往龍潭開會途中,車上即刻去電林芳郁副院長,並約請感染科張上淳主任密切注意,當即成立因應醫療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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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派專責醫護人員照顧勤先生與勤太太,避免交互感染。
(4)嚴密管制加護病房隔離室進出人員,並由管控人員由監視器觀測醫護人員是做好百分之百防護措施。
這些管控措施,確立了台大醫護人員照顧SARS病患的基本守則,相信也是國內首波SARS疫情得以防堵的重要關鍵。
SARS侵門踏戶,直驅台灣,台大也立刻站上烽火線。3月15日一大早,我召集五位副院長、兩位醫務秘書、內科、外科、急診、精神、護理、總務、醫療事務、醫學研究等部門主任及所有感染科醫師,成立「SARS緊急應變團隊」,從此每天上、下午定時開會兩次,隨時掌握最新疫情,以便即刻應變。
當天我們做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決定:對勤先生進行活體肺部切片,希望可以找到神秘致病原的答案。這是全球首例採集SARS病患發病階段的病理組織(其他病理組織多於病患死亡後採集),而病理科當天即化驗出切片結果,對SARS的病原追究有重大意義。為了怕開刀房遭受感染,當時病人是在加護病房裡直接完成切片手術,事後證明,這也是一項明智果敢的決策判斷。
接下來,疑似染煞病例接二連三出現,速度快得令人無法喘息,但台大仍臨危不亂,劍及履及,有效的疫情控制,贏得許多讚譽。也因此贏得美國專家的信賴,在3月18日,將一名美籍外交官的十歲孩子在越南旅遊時疑似染煞,在家人及美國疾病管制局三位專家陪同下,包機自越南抵達松山機場,直接前來台大就醫。最後台大很快診斷出,男童感染的是一般肺炎,與SARS無關。
3月20日,勤姓台商之子又病發送醫。25日,照顧勤太太的胸腔科總醫師蔡醫師,也因高燒住進隔離病房,成為國內第一起醫護人員感染SARS的病例。26日,中鼎公司六名曾赴北京的員工爆發集體感染,其中四人症狀較為嚴重,均送往台大急診住院。
由於台大加護病房隔離室不足,此時我們發出希望其他醫院能伸援的呼聲,但沒想到得到的反應是「歡迎台大把肺結核病患轉來,就可空出病床,但希望SARS病人留在台大」,甚至口徑一致假推崇台大醫術高超,以「台大比較有經驗,SARS病人留在台大比較好」。後來在疾管局及臺北市衛生局協助下,三總收治一人,臺北榮總收治兩人。27日,又有一名中鼎員工五歲之子送入台大。
春寒料峭的3月,台大成了一個敵蹤環伺的孤獨巨人。感染原不斷湧入,卻切不掉源頭,成為台大醫護人員最大的隱憂。尤其蔡醫師在N95、防護衣、護目鏡等重裝備下仍被感染的消息傳出後,大家肩負沈重壓力,既要悉心照顧病患,又得全力保護自己。後來我們研判,蔡醫師在為勤太太緊急插管時,可能因為突然彎腰改變姿勢,使得N95口罩未能完全緊貼臉部,加上病人因插管而劇烈咳嗽,蔡醫師不慎吸入帶有病毒的飛沫而感染。這始料未及的情況,說明SARS病毒之猛烈及傳染性之高,確屬罕見,更讓大家繃緊神經。
台大除了院內防疫不敢鬆懈,也支援全國性防疫工作,最辛苦的是感染科張上淳主任,每天都為新聞局錄製最新的SARS防疫衛教短片,讓民眾每天都可以透過電視,瞭解如何防範SARS的侵襲。台大也舉辦好幾場SARS病毒防治研討會,提供其他醫療院所防治經驗,參加人數場場爆滿。
一直到4月初,台灣第一波SARS疫情暫歇,台大共收治十一名SARS病患,全部陸續康復出院;接觸照顧的醫護人員高達一百三十多人,醫護人員感染率不到百分之一,遠低於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感染率,算是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政府一開始自豪於台灣的「三零紀錄」(零社區感染率、零移出率、零死亡率),有不少醫界人士推許最大功臣,應屬守住第一道防線的台大醫院。
我們此時不只一次提出警訊,研擬出「當SARS疫情擴大蔓延時政府的因應措施與建議方案」,強調防範院內感染遠比社區感染更為重要,建議衛生署緊急調度一所專責醫院來收治SARS病患,以避免各醫院交叉感染。可是衛生主管機關卻不能洞燭機先,只著眼「社區感染」之防備,光是為了SARS可否列入法定傳染病,中央與臺北市衛生單位就互不相讓,錯失防治優勢;後來在關鍵的防疫策略制訂上,主事者更是不能察納雅言,與專業建議背道而馳,以致埋下禍根。
果然, 4月下旬由和平醫院爆發集體感染開始,防疫工作節節敗退,接下來就像兵敗如山倒,SARS如入無人之境,在全台到處肆虐;台灣染煞病例增加的速度,竟躍居全球之冠,釀成一場世紀災難。
4月22日,臺北市衛生局證實和平醫院出現集體感染,共有一名醫師、兩名護理人員、一名技術人員及兩名洗衣工等七人發病,但感染源不明。消息一出,我心一沈:「完了,台灣好不容易建立的防疫網已經破了!」不僅醫護人人自危,社會大眾更陷入集體恐慌,大家瘋狂搶購口罩、消毒水,SARS彷彿看不見的幽靈,隨時威脅著每一個生命。
4月23日,本於「專業禮遇」的原則,台大醫院主動積極地將和平醫院兩名病情較嚴重的醫護人員轉來台大,並在衛生署追蹤下,對六十一名員工及十二位病人家屬施以居家隔離;這一波疫情創下了SARS進入台灣後範圍最廣、人數最多的紀錄。
4月24日下午1時,衛生主管當局「師出無道」,在沒有任何配套措施的情況下,竟然倉促宣佈「和平醫院立即封院」,上千位醫護人員及病患、家屬被強制「關」在醫院中,沒有足夠的隔離防護措施,任何人都不想在高傳染性的環境下坐以待斃。
透過媒體現場直播,我們不斷看到和平院內失控的場景,醫護人員不甘被遺棄,有人抗命不從,拚命想往外逃,有人隔著玻璃窗拉布條哭訴:「我們為什麼要照護SARS病人?」其他科別住院病人家屬則焦急的守候在封鎖線外,擔心家人的安危,場面豈是一個「亂」字了得?
當時變調的醫護秀確實讓人傷心,但政府「不給武器的戰役」卻更荒謬。和平封院的決策過程,只能說草率無度,進一步的功過是非,相信歷史終有評斷。
「一步錯,全盤皆輸」,和平封院,未能封鎖病毒,曾去過和平的病患紛紛隱瞞接觸史,形成隱性感染源,疫情如滾雪球般愈滾愈大,4月29日先是鄰近的仁濟醫院封院,中興醫院也爆發疑似感染,臺北馬偕、北榮、三總也因收治多起SARS病例,不時有接觸感染傳聞。同時,因病人交叉感染牽連,高雄長庚、高醫、高雄榮總也陸續爆發群聚感染。
4月26日,台中中國醫學院附設醫院出現國內第一起SARS曾姓男子死亡病例,醫界幾乎人人自危。5月1日,和平醫院護理長陳靜秋女士不幸病逝,成為第一位染煞過世的白衣天使。5月15日,和平醫院林重威醫師也因病情惡化,轉院國泰醫院殉職,結束年輕寶貴的生命,令人非常痛心。這些噩耗不斷傳出,台灣上空如同鬼魅降臨,街道冷冷清清,股市房市崩盤,人與人隔著口罩彼此猜疑,一聲咳嗽都會挑起每個人的敏感神經,即使我所居住的社區,也將我歸類為「危險人物」。
至於台大醫院,從四月底開始,急診處人聲鼎沸,每天有接不完的發燒患者,疑似病例如潮水般湧入;病人對台大抱持高度期望,我們的醫療人力及環境空間明顯超載,卻又不忍見死不救。
總計從4月21日到5月12日,台大共篩檢761位SARS個案,經診斷疑似或可能病例137例,平均每天篩檢人數達40人,診斷為疑似或可能病例7人,而暫留急診待床之疑似或可能病例有11人。台大總共約一百床觀察床的急診部,並沒有獨立的空調病房,六十多位醫師及七十多位護士,每天都在高壓力的環境下工作,已經接近崩潰。
我們陸續實施多項緊急措施,其中包括:
(1) 人力調度:斷絕院際交流,暫停主治醫院到其他醫院兼外支援,禁止調回輪調外院的醫療人力,以切斷院際感染的機遇。
(2) 避免交叉感染:全院人員減少聚集及走動,盡量定點工作。
(3) 口罩調度:第一線醫護人員戴N95口罩,其餘人員全部使用外科手術口罩。
(4) 發給非醫療同仁每人一支體溫計,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5) 關閉東址部分病房,將西址病房規畫為SARS病患住院治療專用病房。
台大有接不完的新病例,當我們試圖將疑似或可能病例轉往他院時,得到的回應永遠是「我們沒有隔離病房」或是「隔離病房滿了」,絕大多數醫院僅是冷眼旁觀,盤算的是「SARS 病人最好別上門」;當時有醫院甚至在門口張貼海報,臺北市中心有家醫院,竟然掛起「本院未收SARS病人,請安心來院就診」的昭示,真是百年難見的亂世奇景。
我清楚記得4月28日那一天,行政院在晚上九點半緊急召集多家醫學中心院長共商對策,因為醫學中心才有人力、物力及能力對抗SARS,若能合組團隊更好。沒想到我一踏進行政院的會議室,劈頭就聽到當時所謂「醫界大老」的院長及林口長庚醫院院長,以叫囂的口吻稱道:「這些是你們公家醫院的事,與我們私人醫院無關!」,令人不敢相信。當天要不是行政院林信義副院長英明卓處,強力約束各家醫學中心共體時艱,可能有關SARS的防治工作,將仍由幾家公立醫院獨撐!「置身事外」,是這些醫院所奉行逃難的原則;我們的賣命演出,還落得長庚前主任委員吳德朗在回憶錄中,揶揄我們因應SARS各樣措施是「作秀」。
5月8日開始,台大急診醫護人員陸續出現發燒症狀,5月10日感控小組向我報告,急診暫留區可能已有SARS群聚感染,我心中無比沈重:台大有無可逃避的社會責任,不能把病患拒於門外,但身為院長,我必須保護每一位員工及其他病人,不能犧牲他們的寶貴生命,不能讓急診成為院內感染的溫床,「更不能讓台大變成下一個和平醫院!」
台大如果發生大規模感染,國內疫情勢將失控,衝擊與震盪將難以想像,我該怎麼做呢?排山倒海的壓力讓我煎熬,我不只一次告訴自己,不能讓任何一位同仁倒地不起,如有意外,我必將辭職負責。心中有底之後,當天我召集相關主管緊急商議,決定以公館院區疏散病患,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以進行封閉、隔離與消毒的緊急防疫。隨即動員急診部主管及醫護人員調度病房,漏夜模擬疏散病患至公館院區的作業流程。5月11日上午終於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病患,中午開始進行完全善後,我同仁上上下下埋頭苦幹,無任何怨言或退怯。
5月12日一早,感染情形仍未緩和,甚至在門把上都驗出了SARS病毒,我與院內應變團隊開會後共同決定,「台大要關閉急診,決戰境外」。我以電話向衛生署SARS總召集人李明亮教授報告這項決定,李明亮當時非常不諒解,一直問我:「可以不關嗎?這樣民眾會大恐慌!」我以沒有轉緩的態度向他說:「真的沒辦法,我不能逞強。」我也向他說明,台大有配套措施,儘量讓衝擊降至最低。當天晚間九點,台大便暫停急診服務,全面消毒淨空,這是台大創院一百零八年史無前例的。當天夜晚九時,為穩定社會信心,特別約請歐晉德副市長、李召集人,並會同感染專家及副院長們,在台大醫院第一會議室鄭重向全國宣佈台大醫院關閉急診服務,平穩而誠懇地將SARS疫情周知大眾,以專業高度讓民眾安心,所以未衍生社會的恐慌。
我從來未曾有片刻考慮個人的歷史定位,「寧可自己背負歷史罵名,也不能讓台大同仁折損一人。」事實上,在SARS疫情惡化之後,我就收拾好行李,準備住進醫院,和所有同仁共患難。我甚至要我太太做好心理準備:「如果我不幸染煞,鞠躬盡瘁,也就死而後已。」不過,後來在副院長林芳郁教授極力勸阻,他擔心同仁會因此產生更大壓力,並且拍胸脯保證,一定會「穩住」急診疫情,要我晚間還是駐家聯絡即可,多所考量,我才打消念頭。
自5月12日至26日重啟急診的兩星期內,我們獲得臺北市政府歐晉德副市長的大力協助,積極增設戶外發燒診療區、負壓隔離病房、發燒診療區獨立X光攝影設備、嚴格區分病患動線、進行流量管制、加強教育訓練等,同時也擬定復原計畫,實行SARS病人集中西址治療、病房分區治療、員工與病患體溫監測、訪客限制等院內保淨措施。
5月23日,危機到達最高點,台大列管嚴重病人達九十一人,隔離人數高六百六十二人,因為實施一人一室,所以台大僅有的負壓隔離病房早已額滿。為了做最壞的打算,我也請同仁擬出萬一台大全面封院時的應變計畫,幸而在全體同仁同舟一命的努力下,台大醫院終於控制住疫情,度過難關,重新再起。回想這段暫停急診的決策過程,我仍認為無悔無愧,當時要是沒有壯士斷腕,SARS疫情勢將難以收場。
另一方面,台大對於SARS病毒的相關研究,也如火如荼進行,以便找出病毒的致病原因,進而研究有效防治SARS的藥物。4月2日,台大醫學院及醫院共同在最快時間內,組成兩組防治SARS的研究團隊:
(1)防治SARS病毒的研究團隊:由內科部主任楊泮池召集,積極進行實驗室工作,確定SARS病毒的類型及致病原因。
(2)SARS病毒醫療團隊的臨床研究:由張上淳召集,快速的研究出「SARS病毒的醫療診治方法」,提供全國各醫療院所參考應用。
當急診重新開放,不過一星期時間,全台又送來966位發燒病人,平均七人就有一位是真正的SARS患者,短短七天我們就通報了138例病例。但台大醫院在稍微喘息之後已經站穩抗煞腳步,一步步逼退兇猛的敵人,沒有再發生院內感染的病例。時序來到炎熱的6月,全世界期盼的高溫協助遏止了SARS的蔓延,疫情接近尾聲。
6月6日,台大醫院獲得行政院頒發「抗煞有功」醫療團隊獎座,我內心百感交集:從3月8日台灣發現第一起病例,到7月5日世衛組織正式宣佈台灣從SARS感染區除名為止,台大共收治可能及疑似病例164例,且多是他院不敢收治的嚴重病人;台大以不到全國百分之三的微薄醫護人力,承擔百分之四十的SARS病人,這期間無人擅離職守,推託卸責,大家同舟共濟,心手相連,救人為先。過去台大獲獎無數,這座獎卻是用血汗及生命換來的,殊榮屬於全體台大人。
回憶抗煞過程,我每天一大早進行全院廣播,傳達最新的資訊,加強信心喊話;另外也走到第一線,撫慰重裝防護的醫護人員,並利用病房視訊關懷隔離住院同仁。我讓同仁感受到:他們並不孤單,醫院會盡全力保護每一個人的生命。患難見真情,一向「羞澀不敢求,孤傲不會給」的台大人,因SARS來犯而打破藩籬,彼此扶持;台大的表現也感動了冷漠的社會,多少人寫來鼓勵的卡片為我們加油打氣,多少善心人士踴躍捐輸物資,甚至企業領袖贊助研究經費,這些有形無形的力量,都是對抗SARS最有利的後盾。
當然,SARS也像一面照妖鏡,將人性的自私照得無處遁形:有人為了重利囤積防護物資,不顧醫護人員安危;有人無視居家隔離令,不顧可能散播病毒而四處走動;有人歧視醫護人員子女,強逼停課轉學;然而醫界也有人選擇逃避、拒收病人,甚至有「醫界大老」串連大型私人教學醫院,向政府施壓,要求將SARS病人集中在「公立醫院」,以免影響「生意」。這是後來倉促設置「國軍松山醫院」的後面背景。
在抗煞戰爭中,葉金川教授在和平醫院封院狀態下,身先士卒,深入封院病房,穩住抗命諸多醫護人員及病人,真也英雄。他曾批判台灣「時間正在流失,社會還捲在政治熱潮,無法自拔」。SARS席捲台灣時,正應驗這個評判。這場戰疫中,衛生署長、防疫處長和北市衛生局長先後下臺。在監察院約談時,塗署長指稱高估基層衛生單位、醫療院所的防疫能力,以致防疫出現漏洞。
我則認為,中央及地方不同調,政治角力,多頭馬車,不能尊重專業主張,官大學問大,貽誤時間,不能有效指揮財團醫院,才是原因。我在七月初,疫情已告段落,決定民眾進入醫院不必量體溫,還落得召集人譴責,威嚇將引用傳染病防治法處罰台大醫院,都令人心寒。
SARS初期,許多醫院排拒病人,但是後來健保局的醫院補償,有抗煞造成病人流失的營運收入損失,以及領取抗煞有功的獎牌,這些醫院不落人後,不也實在諷刺!回憶亂世眾生相,我有感傷,有感動,有感慨,更感謝老天,讓台大在前所未見的挑戰中浩劫重生,繼續迎接更多的試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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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來來
大家勤洗手
口罩也戴起來💪💪💪
好的
我們有目錄
新同學要發問前可以先找一下喔
你乖
我過去寫過文章的目錄在這裡👇👇👇👇
https://drsu.blog/2017/12/18/super-list/
不然
置頂文也有
https://www.facebook.com/1737494576543429/posts/1807370666222486?s=1727931221&sfns=mo
對了
有同學說我寫太多很難找
關於這點我很抱歉
可以善用搜尋功能喔
https://drsu.blog/2018/01/01/super18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