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文化現在已經不再被認為只是風行一時而不長久的文化現象,因為流行文化開始能夠引發我們對於某些文化、歷史、社會議題的關注,甚至進一步鼓勵人們對於這些文化與歷史進行反思。以在天竺鼠車車出現前一直引發話題的《鬼滅之刃》為例,背景設定在已經有現代化電器設備與蒸汽火車的大正時代,但是反派卻又是從日本古代留下來的鬼,負責面對鬼的則是現代化前的武士集團。這三者的交錯雖然不是整部動漫的主要賣點,但卻是讓這部動漫與其他作品作出關鍵性區隔的背景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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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爆紅的日本漫畫及動畫《鬼滅之刃》以日本的大正時期為舞台,敘述著以煤炭業維生的主角炭治郎全家被吃人的「鬼」殺害,唯一的妹妹更是變成了「鬼」。為了找回讓妹妹變為人類的方法,炭治郎選擇加入「鬼殺隊」以對抗惡鬼的故事。
在這個敘述著青少年與朋友們對抗惡勢力的故事中,作者特別點名這是個發生在「大正時代」(1912-1926)的故事。即便《鬼滅之刃》的劇情聚焦於「鬼殺隊」及其周邊的組織,鮮少涉及歷史事件,除了有以淺草、火車為舞台的場景之外,若將「大正」換成其他時期也不影響劇情整體的發展。
時至現今不僅動畫電影版的票房收入打破日本影史紀錄,突破361億日圓(約新台幣100億),相關話題依然討論不絕,各種試圖分析鬼滅成功原因的專書文章層出不窮,其中值得留意的是,由鬼滅所延伸得時代社會歷史考證、再度掀起一陣「大正熱潮」復興。雖然說《鬼滅之刃》膾炙人口的原因眾說紛紜,有不少粉絲提出其中一個理由是:
故事設定在「大正」時期,多少喚醒了一部分人的「大正鄉愁」。
然而「大正」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時期?在日本人的歷史記憶中,又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論及日本近代史,「現代」的起點經常是從1868年的「明治維新」說起。即便明治維新在大眾的認知上是日本「成功」擺脫舊時代枷鎖,邁向新時代的起點,對於剛成立新政府,明治時期是一個還在探索日本新的國際地位、政府充斥著保守主與混亂的時代。
此外,日本也在明治時期參與兩場重要的戰爭,分別是「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並且都以勝者之姿戰勝,日本更是從此擠身為帝國之列。先是取得台灣作為第一個殖民地之外,更是在1910年正式併吞朝鮮半島。然而日本的帝國之路卻稱不上「順遂」,不只在甲午戰爭後發生了「三國干涉還遼」逼迫日本放棄遼東半島,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慘勝,卻在協商之下只得到非常少的賠款,更是引發民眾抗議的「日比谷事件」。
即使看似成功地邁出「脫亞入歐」的第一步,明治時期在大眾的形象中還是更充斥著戰爭與腐敗的政府等元素。如同美國歷史學者Carol Gluck所指出,明治時期不只是日本政府,各種民間力量也積極地在開發符合現代化的意識形態。
而相較於明治時期,前後只有短短15年(1912年7月30日至1926年12月25日)的「大正」年代卻被視為近代日本的「黃金時期」。大正年號的由來,取自《易經》:「大亨以正,天之道也。」相較於明治「前朝」,人們有了更大的思想自由以及更好的物質條件。大正時期的代表名詞之一——「大正民主」——便是指在大正時期一連串的政治改革。
在明治時期,政府要員大多是幕府末期來自九州的「功臣」所霸佔,而這個現象在大正初期由在野黨呼喊「打破閥族,擁護憲政」下成功開啟了新局面,迫使長州藩出身的桂太郎辭退首相之職。民間也有不少學者對於憲政提出新的學說,例如東京大學教授美濃部達吉便提出了「天皇機關說」,以對抗認為天皇即主權的說法(而後美濃部達吉也在軍國主義時期遭到清算)。制度層面上,日本於1925年通過〈普通選舉法〉,意指25歲以上的男性皆可以投票,可謂邁向民主社會的一大步。
同時,除了日本內部的變化之外,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了「民族自決」的概念,更是在國際上推動世界各地反殖民運動,影響擴及了印度、中國、埃及,當然也包括了日本以及其殖民地。朝鮮半島在爆發了「三一運動」後,日本修正了對於朝鮮的軍事統治,而改為較為溫和的「文化統治」。在日治台灣,則是由林獻堂等人發起了「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即使目標並未達成,卻也奠定了對於憲政自由的追求。
在物質層面上,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迎來了經濟成長,並且在整體上提升了物質水平,尤其是都市裡的咖啡廳、百貨公司、電影院等等都成為了現代性的象徵。《鬼滅之刃》當紅的「無限列車篇」,也展示出了此時日本的鐵道文化已經相當豐富,不只有多樣的鐵路便當,當時鐵道旅遊也相當興盛。此外,《鬼滅之刃》中除了揮刀之外,藥學知識也是能打敗鬼的關鍵之一;這也反映了在大正時期,日本的科學研究承襲江戶、明治的經驗,並向西方國家取經,逐漸發展純熟,並透過大學教育培養自己的人才。
同樣地,到了大正時期,歐洲的浪漫主義也在日本的文學與藝術發展中逐漸發展純熟。加上此時物質文化條件發展純熟,因此許多人使用了「大正浪漫」(大正ロマン)一詞,也影響了日後日本人對大正時代的歷史記憶,經常是一個浪漫、充滿鄉愁的年代。
(以上引用自網頁原文)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519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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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關鍵字,仍舊是疫情,但在亂世之中, 2020 年自己與 360 部電影共同走過。由衷覺得在台灣是幸運且幸福的,還能輕鬆走進電影院,於漆黑的場域之中,和無數陌生人共享光影魔法,而除了電影院之外,串流的發達與普及,也讓電影在疫情之中有了其他生存的空間。因此,在台灣,在世界各地,影迷與電影邂逅的方式,就無拘無束,也有了更多可能性。
在自己今年 360 部的電影之中,藉由年底回望今年,梳理出自己的「年度十大佳片」,留存為 2020 年自身的時代印記,更有幸提供給讀者、影迷參考、交流或是留存,作為 2020 年的回顧。
去年也同樣寫了年度電影推薦,當時的評選標準為「2019 年度台灣院線電影」,不包含影展、串流、數位修復等片,但由於 2020 年全球受到肺炎疫情影響,許多片子少了商業映演的機會,故今年更改評選規則,影展、串流皆納入考量,唯一限制為今年首度在台灣看見的作品(不包含舊片和數位修復)。順道一提,榜單中的某些電影為去年出品,但因片商作業時間拉到今年的台灣院線放映,仍舊選進評選。
整理了今年的觀影紀錄,發現讓自己最有感觸的,還是在於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國家怎麼共處的作品,世界已經夠亂了,但透過影像我們好像還能奢侈地去反思,還能去醒悟,雖然某些時刻對於諸多議題有種無能為力的失能感,但在電影之中,或許人們終能找到一絲避世的位置。
🎬以下排名有分喜好順序,並附上短評。1 至 5 名後天刊出。
10.《#曼克》,【#Netflix】
名導大衛芬奇沉潛 6 年,在動蕩不安的 2020 年交出《曼克》。1941 年,劇場與廣播界的金童奧森威爾斯執導了震古鑠今的《大國民》,縱使《大國民》在 1942 年的奧斯卡僅拿下一座奧斯卡,但時至今日,《大國民》在影史的地位已不辯自明。當時的好萊塢有《亂世佳人》這類的大製作電影,而《大國民》的出現,走出與古典好萊塢截然不同的嶄新道路,是時代的開創者先鋒之一。
《大國民》讓觀眾跟著記者視角,透過回憶錄的方式不斷帶出主角凱恩的過往,拼湊可能的人生模樣,更重要的是,片子從媒體帝國巨擘之中,反映美國自由資本主義以及英雄主義;而《曼克》在大衛芬奇的視野底下,聚焦於《大國民》的編劇曼克維奇,他嘴巴凌厲,酒氣熏天,但才華過人,以筆為戈,觀注政治,反映社會概況。大衛芬奇在杯觥錯影、吞雲吐霧間試圖梳理出《大國民》劇本的生成原因,大衛芬奇同樣在解構神話,從財團的資本面向,到個人的英雄樣態,都是《曼克》拆卸的細節之一。
說到底,《曼克》是世人愛看的「小蝦米對抗巨人」的故事,曼克維奇是狂傲不羈,唾棄商業鉅子的編劇,奧森威爾森則是初出茅廬,亟欲證明自我的金童導演,兩者在片廠掌權的體制之中,不斷對立與斡旋,才有了曠世傑作《大國民》。大衛芬奇找到巧妙的切入點述說曼克維奇這位真實存在的人物,不刻意歌功頌德,反而聚焦於小人物在時代浪潮下的掙扎與失敗,大衛芬奇毫筆一揮,將人性的各種面向融於一爐。
而觀眾乘著《曼克》劇組匠心打造的時光機,返回 30 年代的好萊塢,橫跨在一戰後的經濟大蕭條、二戰時的風起雲湧,大衛芬奇遊刃有餘地刻畫紛擾的政經局勢,更在《曼克》後段花了篇幅勾勒加州選舉,並劍指官商間的操弄,與人心動盪,而當時代的政治概況回看今年,美國大選的擺盪與鬥爭,就有了某種趣味,《曼克》的出現能在美國大選中增添一絲解讀趣味。
至於手法上,《曼克》中隨處可見對於《大國民》的致敬。首先,兩部電影雙雙採用倒敘法,從這樣的形式來看,大衛芬奇對奧森威爾斯的挪移是顯而易見的。再來是分鏡,舉例來說,片中能看到主角曼克躺在病床上,從手中將酒瓶摔下,而後酒瓶在地上滾動,此處的剪接與攝影機運動對應到《大國民》,就成了主角凱恩躺在病床上,從手上將童年時的水晶球摔下而破裂,這是《大國民》的經典之一,「玫瑰花蕾」(Rosebud)就從這裡延伸而出。
最後是符號象徵,在《大國民》中,空間場域極為重要,冰冷的檔案室、夫妻間的餐桌距離,都暗示人與人之間的疏遠關係;在《曼克》中,主角曼克來到好萊塢權貴們的重要聚會,在此也出現了狹長餐桌,曼克在此發起酒瘋,而後被拒於門外,並被譽為「猴子」,此處的影像語言,與《大國民》遙相呼應,並對戲劇產生關鍵作用。而「猴子」一詞也是《大國民》中的經典台詞。
從這幾點來看,《曼克》巧妙掌握《大國民》的手痕印記,並準確在新的故事中賦予意義,並非為了「致敬」而「致敬」,大衛芬奇的導演功力依然無庸置疑。但平心而論,《曼克》並不是那麼容易入口的作品,片中複雜的人物關係,後設的趣味性,都要對於影史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才能知曉箇中奧妙,但倘若能稍微理解《大國民》與當時的好萊塢狀況,《曼克》會是一部相當過癮的「影迷作品」。
《曼克》走到最後一幕,最後的台詞說道:「這就是電影的魔力。」替全片畫上最佳註解,在 2 小時 11 分鐘過去後,觀眾自然能明白,影像可以左右政治,干涉政權,而曠世傑作也可能僅是一個失勢、酒醉之人寫出來的奮力一搏,電影的魔力在《曼克》中展露無遺,並從好萊塢的黃金時代再度提煉而具現。大衛芬奇並不亞於奧森威爾斯,《曼克》是獻給編劇的作品,但在浪漫的說詞之中,觀眾望見的是不堪、醜陋與血淋淋的真實。
最後,有趣的是,1940 年走過 80 個年頭,當代電影產業的軌跡也發生巨變,尤其是在今年,串流大肆崛起,好萊塢傳統大型片廠應該沒想過,電影產業已經逐漸脫離電影院,人們在家中已然就是全世界,於是從今年的環境之中,Netflix 恰巧推出《曼克》,若用一種後設的角度解讀,《曼克》或許可說是大衛芬奇的《大國民》,藉以諷刺傳統掌權者,又是一種油然而生的趣味。
9.《#導演先生的完美假期》,【繁盛映畫 Wild Green Films】發行
《導演先生的完美假期》是一部冷靜、克制的作品,但靜下心感受,能在表面之下挖掘出極富情緒的底蘊,巴勒斯坦電影代表人物伊利亞蘇萊曼不發一語地透視世界,熟稔「以畫面說故事」之道,輕點影像魔力,帶著觀眾心領神會,望見當代社會。
綜觀全片,蘇萊曼經常選擇從一顆用於觀察事物的鏡頭切入,然後帶回蘇萊曼「觀看」的動作本身,並不斷在這兩者間擺盪、轉換,點出「觀看」的主動/被動,同時拋出客觀環境,觀眾在此模式下,帶著些許超現實「被動地」共同「觀看」巴黎、紐約以及巴勒斯坦的處境與氛圍。
猶記得《一一》特愛拍後腦勺的孩童洋洋,這是屬於此年紀對世界產生好奇獨有的觀看方式,觀眾平常看不到的,洋洋(楊德昌)拍給我們看。然而,在《導演先生的完美假期》中,伊利亞蘇萊曼和洋洋一樣,拍著背影,似正在對世界提問,這也恰恰為蘇萊曼提供觀眾另一種看世界的方式,觀看永遠是事物與人之間的關係。不過與洋洋不同的是,蘇萊曼拍下的背影,少了點好奇心,取而代之的是深刻的省思與從容的凝視,在優雅中透著擔憂與諷刺。
「It Must Be Heaven」,天堂無處不在,此刻蘇萊曼外表仍克制,但激動之情早已溢於言表,透過畫面與音樂穿過銀幕傳遞出來。世人的確不能選擇出生的地方,但能選擇觀看世界的角度與方式(巴黎、紐約、巴勒斯坦的對比),「觀看先於言語」(Seeing comes before words),或許是導演先生挪移約翰伯格著作的溫柔提醒。
📝全文請點👉https://bit.ly/34QuTPz
8.《#誓血五人組》,【Netflix】
史派克李延續上一部作品《黑色黨徒》的風格,開場便開宗明義地使用歷史畫面,將砲管對準美國歷史上的戰爭污點──「不知為何而打的越戰」。《誓血五人組》開場呈現一段段黑人前往戰場的真實畫面,史派克李善用交叉剪輯,靈巧地在當中倏地剪進阿波羅 11 號登月的歷程畫面,聽著旁白說起:「這是一個人的一小步,人類的一大步。」這是縹緲的登月計劃,人類對外太空虛無的想像;而越南戰場中流血、送命的軍人,則是血淋淋的真實──兩相對比之下,當時美國的登月輝煌、軍備競賽中的勝利,與越戰的失敗並置,更顯諷刺。這是史派克李熟稔剪輯的力量,送給觀眾一記當頭棒喝。
《誓血五人組》是一部專屬於黑人的公路史詩電影,當年血氣方剛的英勇青年,經過歲月洗滌後轉為白髮蒼蒼的老人,然而,這些老兵就算帶著瘸腳的傷疾或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到了熟悉的叢林,縱使地雷滿佈,仍舊對地形、環境記憶猶新──這是時間帶不走的歷史傷痛、戰爭遺毒。史派克李透過角色的傷痕,暗示越戰如同幽靈鬼魂般,纏繞著老兵,同時也籠罩於美國之上,揮之不去,也無法抹滅。
更驚喜的是,史派克李巧妙地透過攝影媒材的轉換,拉出今日與往昔的對比:電影中只要是「現在」的時空,畫面比例大都以 1.85 : 1 或 2.39 : 1 拍攝,進入回憶後,便限縮畫面比例,改以視覺風格較小的 1.33 : 1,藉此呈現出當時越戰壓迫、緊繃的氛圍。而本片攝影師 Newton Thomas Sigel 再透過 16 釐米底片獨有的顆粒色澤感,拉出舊回憶的時代感,光是媒材的轉換,便能窺見史派克李的用心。
綜觀全片,《誓血五人組》對於種族議題的力度,每一場戲、每一句台詞都是直球對決,且史派克李雜糅各類型的影像,鏡頭語言豐富、視覺風格強烈,在公路類型中醒覺、成長、找到救贖,並與人性對抗,重口味卻不鹹膩、直通人心,進而反思越南戰爭。史派克李透過手中的鏡頭直面剖開美國底下的醜陋面紗,其情緒是鏗鏘有力,如同片中「美國欠我們的」那句台詞一樣,擲地有聲。
最終,《誓血五人組》結尾收在馬丁路德金恩博士逝世一年前的真實演講畫面,開場是拳王阿里,結尾是馬丁路德金恩博士,史派克李透過兩名黑人平權運動且反越戰的英雄做出首尾呼應,更將真實歷史畫面和虛構故事合一,將劇情片與紀錄片兩者形式疊合,強調了這部作品的真實性,可謂神來一筆。
更重要的是,透過這段宣言可以識讀史派克李現今對美國的態度,從電影拉回現實,美國目前正處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平權抗爭風暴之中,歷史過了幾百年,種族歧視的警察暴行等事件一再上演,美國或許正搖搖欲墜;美國或許離平權還有一大段路要走;美國或許永遠抵達不了和平彼岸,但史派克李仍舊期許美國能成為理想中的樣貌,堅定帶著各種膚色的觀眾共同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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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悲慘世界》,【海鵬影業 / Swallow Wings Films】發行
法國大文豪維克多雨果 19 世紀問世的名著小說《悲慘世界》,在 21 世紀成了法國新銳導演拉德利(Ladj Ly)鏡頭下的犀利映襯,一本書、一部電影,不同媒材但核心異曲同工,盤根錯節的結構性問題、人性不斷的對立、來自社會底層貧窮的掙扎,仍舊不斷重演。人類文明看似不斷前進,卻被拉德利拆解成停滯,甚至是倒退;雨果筆下的革命百年之後,對於拉德利來說或許近在咫尺,全片擲地有聲,令人膽戰心驚。
拉德利聰明地透過這三位個性鮮明的警察視角,遊走(巡邏)在充滿犯罪、危險氣息的底層街頭,觀眾得以紮實地一窺與警察處在對立位置上的各種小人物,拉德利也進而描繪出這些小人物們不同的求生輪廓,拼湊出郊區的完整樣貌,難能可貴的是,拉德利並非一味地批判,在這樣的灰色地帶中,「善」與「惡」當然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
《悲慘世界》是一部生猛有勁的作品,拉德利展現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剛強氣勢,在巴黎郊區中完成了一場艱難的衝突,隨時充滿箭在弦上的挑釁,引人入勝,且其暴力筆觸也神似賈克歐狄亞在 2015 年拿下坎城金棕櫚的《流離者之歌》。
《悲慘世界》雖然發生在巴黎,卻能打破文化藩籬,因為此種對立走出巴黎,在世界各地、社會的角落上仍舊不斷上演。但或許,拉德利並不想極為悲觀地認定人性的無可救贖,開放式的結尾以及開場的人心凝聚就是很好的證明。
「親愛的朋友,請謹記。沒有壞種子或惡人,只有壞的耕養者。」雨果百年前提筆的嚴厲警示,到了當代,拉德利巧妙地挪用,鏗鏘有力地奏出一曲法國當代的底層荒涼悲歌。
📝全文請點👉https://pse.is/3avndj
6.《#殺戮荒村》,【捷傑電影】發行
《殺戮荒村》由巴西名導克雷伯曼東沙費侯和長期藝術指導合作夥伴胡里安諾杜內耶斯聯合執導,很難想像這部帶著些許科幻感的民族記事,在風格上會展開成昆汀式絕地大復仇中的暴力美學,且在轉場上皆有 70 年代西部電影的味道,開頭便替這部時間軸定於未來的電影注入矛盾的衝突美感。
敘事上則在名為巴庫勞(Bacurau)的小村落中,殘酷劃分社會、種族間的階級地位,透過一群由美國白人組成的殺手集團,埋下政治操弄後對窮人村落進行的屠殺,由此來看,巴庫勞可以視作過往歐洲帝國主義對巴西的殖民以及文化上主導地位的典型。
然而放眼未來,高科技更可能使人們認為有「權力」將人命視為屠宰遊樂場,編導對於歷史傷痕、現今局勢、未來發展,有著細膩、透骨的觀察,這些不斷上演的掠奪,無時無刻發生,不管是在從前,或是未來,且背後原因令人寒毛直立。
《殺戮荒村》是一部充滿幻想的當代寓言故事,但其核心主題,可能更是這群無力的個體們對企圖剝削其利的強國們的終極反動(白人、遊客),是政治上的、文化上的、經濟上的,也正如同昆汀塔倫提諾的《決殺令》般,在影像中出了口惡氣,大快人心。《殺戮荒村》真實的可怕。 巴庫勞是極為渺小的貧瘠窮鄉,或許世人不會注意到它是否存於地圖中,但在這座小村中政客與強國卑劣的荒謬事,極有可能發生於當代地球的每一寸土地,自然也能這樣看待台灣了。
📝全文請點👉https://bit.ly/3nRmrXX
#2020年度片單
三藩之亂對台灣的政治經濟影響 在 知史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死於安樂: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清代八旗軍早期戰鬥力甚強。從統一女真各部並征服蒙古、朝鮮,到推翻明王朝政權的歷次戰爭中,可以說是所向披靡。然而入關後不久,八旗軍便開始出現戰鬥力衰退的跡象。隨著清王朝在全國的統治日趨鞏固,戰事日漸稀少,這支軍隊也逐漸蛻變衰敗,及至晚清亟需用兵之際,它已完全變成一支不堪任戰的糜爛之師。本文將著重從軍事領域的各個不同側面,揭示其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
一、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概況
八旗軍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創建的軍事組織。他起兵後不久,便對女真族氏族社會時期就存在的兼具生產和軍事職能的社會組織──牛錄進行改造,先後建立了黃、白、紅、藍、鑲黃、鑲藍、鑲白、鑲紅8旗。皇太極時,又按民族分為滿八旗、蒙八旗和漢軍八旗。各旗設立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等官職,逐級統轄。從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到1644年清軍攻佔北京這一階段,八旗實行兵民合一,兼具軍事、行政和生產等多方面的職能。兵丁平時狩獵務農,戰時自備武器糧秣,隨軍作戰,「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堪稱一支能征善戰的精兵勁旅,作戰時軍紀頗嚴,有進無退,甚至在死傷慘重、屍相枕籍的情況下仍很少有人退縮逃陣。它曾以精兵6萬,採取集中兵力、連續作戰、逐路擊破的戰法,擊敗明朝10餘萬大軍,取得了薩爾滸大捷;用兩年的時間攻克明軍防守關外的寧錦防線,殲滅明軍5.4萬人;後來又在山海關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擊敗李自成大順軍,逐一消滅各地的反清力量,在建立清王朝、統一全中國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清軍入關並建立全國政權後,建立了八旗常備兵制度,將整個八旗組織原封不動地移入新的社會體系之中,成為完全由國家供養的職業軍隊和職業預備役軍人集團。八旗官兵攜家帶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軍營之中,駐於京畿地區的部隊稱「京營八旗」,駐於全國各戰略要沖之地的部隊稱「駐防八旗」。軍營內生活設施齊備,旗兵及家屬不得私自外出。官兵嚴格從旗人內部選拔,「生則入檔,壯則當兵」。都統、參領、佐領等各級軍事長官同時又是行政長官,平時督促士兵從事生產、養活家口、操練武藝,戰時率部出征。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支柱,酬謝八旗軍功貴族,清廷開國之初即給予八旗將士相當優厚的待遇,期以免除官兵後顧之憂,專心練武,保持原有的軍事素質。同時也嚴格規定,八旗官兵不得做工經商或從事其它謀生之業。然而,事與願違。從順治、康熙年間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現追求享受、戰鬥意志衰退的傾向。在前線指揮戰鬥的親王、郡王和貝勒們「逗留觀望。不思振旅遄進,竟爾營私適己,希圖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不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機」。在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中,八旗軍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綠營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間的一些重要戰爭,如柴達木之戰、平定大小和卓之戰、大小金川之戰中,儘管參戰的八旗官兵數量有限,其中一些號稱精銳的八旗部隊的表現卻不如綠營兵,昔日敢打敢沖的作風已不復存在。
嘉慶至清末,八旗軍逐漸演變成專靠國家供養的社會救濟組織,失去了起碼的戰鬥能力。1799年清軍在鎮壓白蓮教大起義時,曾一度把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健銳營和火器營派往前線,結果因軍紀敗壞,不聽約束,未及投入戰鬥就被迫撤軍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議從八旗軍中挑選壯丁加以操練,使之恢復入關時驍勇善戰的面貌。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此時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說:選練八旗丁壯是多年前的老辦法了,你們卻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無可練習。
八旗軍的衰敗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官兵素質低下。八旗軍入關以後,尚武精神迅速失落,好逸惡勞的現象到處蔓延,直接導致了八旗官兵體能和軍事素質的全面下降。人人耽於安逸,優遊渡日,很少把心思用在練功習武上,掌握良好的鞍馬騎射技藝的官兵越來越少。1815年,嘉慶帝閱看左右兩翼前鋒營官兵射靶,200人內竟無一人能5箭全部射中。八旗兵每逢上操、應差大都是僱人頂替。在皇帝和大臣都要出席的玉泉山閱兵大典上,也是由僕人攜帶著兵器,騎馬乘車趕赴演武場,儼然一副老爺兵的模樣。當時京城中盛傳的謠諺「糙米要掉,見賊要跑,雇替要早,營營要少」,說的便是這幫旗下大爺每次領歲米月糧時都要刁難發放者,臨陣交鋒時唯恐奔逃不及,操演檢閱時都要預僱替身,平日儘量少到營中當差巡城的情形。上述不正常現象的長期存在,必然使八旗軍中充斥人殘技疏、羸弱不堪任戰之人。清末甲午戰爭中,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部隊神機營赴山海關佈防。有人在蘆溝橋遇見他們,但見「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則一十一二齡童子也,余多衣不周體,蹲踞道旁,不願前進」。這樣的老弱殘兵當然不會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有什麼作為。
訓練形同虛設。清朝建立以後,逐漸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軍事訓練制度。但因承平日久,這些制度實際上並無人認真執行。平日規定的每月練習步射、騎射,每年合操、考試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將領還肆意篡改條例,減少訓練次數,減輕訓練強度。如乾隆年間廣州駐防八旗的火炮訓練時間就由每年4周減為2周,射擊訓練的次數由10次減為5次。有的駐防八旗部隊,甚至因操場被出租賺錢,乾脆取消了火槍和火炮的射擊練習。
軍隊風氣敗壞。清軍入關以後,軍紀鬆懈、風氣敗壞的現象開始出現。終年仰食於官府的八旗官兵拋棄了以往淳樸簡約的社會風尚,以遊手好閒、華衣美食相標榜,追求安逸舒適的生活。平日裡很少有人按時巡城出操,而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閒遊甚或相互賭搏」,「肆無顧忌窩竊、窩娼、窩賭」。將領整日「居家彈箏擊築,衣繡策肥,日從賓客子弟飲」;士兵穿衣爭用綢緞,飲食必求醉飽,甚至將剛發下來的餉銀拿出來揮霍一空,剛領到的糧米轉手賤賣給商舖,換取銀錢大吃大喝,鬥雞走狗、入班唱戲以及抽大煙之風到處蔓延。一些人倚仗著自己的旗人身份,以為反正在生活過不下去時,官府要予以接濟,所以「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房賣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貯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沽酒市肉,恣用無餘,以致閤家匱乏,凍餒交迫,尚自誇張,謂我從前曾食美物、服鮮衣。」一月的餉銀不足數日之需,餉米領出以後便行糶賣。
清中、後期,統治階級政治上的腐敗也嚴重地影響了八旗內部。在生活方面,一些軍官為了私人目的指使手下旗兵去做各種小差使、跑腿,打仗時則在隊伍中挑選精兵專門保護自己。一些軍官藉口各種公務對兵丁錢糧私行科斂。如旗人辦事,需要佐領出具保結,佐領往往要收受銀錢才出具手續,使旗人本來就難以養家餬口的兵餉被層層剋扣。還有一些軍官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屬下兵丁放印子錢(高利貸)。有人甚至與商人勾結起來,讓兵丁先向米鋪借錢,到發放祿米的時候,則由軍官串通米鋪代領,剋扣折算欠款,等到兵丁缺糧少米時,只能向米鋪高價購買。軍官和米鋪商人靠這種卑劣手段獲取重利,不少普通兵丁卻因此家境日趨貧寒,負債纍纍。在用人方面,八旗將領往往以自己的隨營子弟立有戰功及鞍馬騎射技藝出眾為由,將他們提升為軍官。或不顧年齡的限制,挑選心腹及家屬中的孩子和老人當兵吃糧。像防禦和驍騎校這樣較低的軍官職務,簡直可以公開用錢來購買。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一位名叫陳升的廣州駐防八旗馬甲,就因為捐獻了2500箱火藥而被提升為防禦。八旗軍內部腐敗現象的盛行加速了官兵貧富分化的進程,使官兵關係趨於惡化,對軍隊戰鬥力的削弱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裝備殘缺廢損。按照制度規定,八旗官兵出征作戰時都應自備兵器糧草,清軍各級組織對官兵自備兵器的殘缺廢損情況平時要定期進行檢查。但從乾隆年間開始,相當一批八旗官兵的自備兵器已是徒存名目。有的八旗兵丁藉口經濟困難不按規定置辦軍器,還有人將已有軍器典當換錢,甚至偷偷地把軍中利器──火炮砸碎賣廢鐵。清廷三令五申,仍是屢禁不止,最後只好在軍器點驗時實行照顧政策,不再點驗旗員內護軍校、筆帖式以至六品武職的軍器。到了乾隆末年,那些沒有經過點驗的官員所擁有的軍器、盔甲大部分朽壞。皇宮各門所備兵器也都成了擺設,不具備起碼的殺傷功能。
當然,八旗兵衰敗的根本標誌還是其戰鬥力的喪失,是其作為一個武裝集團已失去執行自身職能的基本能力。而對此最嚴格、最全面的檢驗應當是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1659年鄭成功攻南京之役,鎮守南京的總管喀喀穆統八旗軍不敢迎戰,只好以綠營出擊,已初露衰弱之象。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駐兵荊州,勞師數載,不敢進兵。聽說吳三桂軍隊到來,匆匆將大炮埋在土中倉惶退去。貝勒尚善、察尼、鄂鼐等領兵進攻岳州,藉口舟楫未具、風濤不測,屯兵城下一年之久,不敢一戰,聽到退卻的命令,竟「三軍歡聲如雷」。清中後期,八旗軍將無敢戰之膽、兵無縛雞之能的實情已為舉國上下所熟知,連清廷也不敢輕易把他們派上戰場了。
二、八旗軍衰敗的原因:
八旗軍從興盛走向衰敗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八旗軍的興衰與清王朝的興衰是一致的。作為與廣大人民利益根本對立的封建貴族政權,清王朝的統治最終走向腐朽是歷史的必然。作為這一政權的統治工具,八旗軍由盛而衰也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且是清王朝走向沒落的一個縮影。早在「康、乾盛世」時代,清王朝就開始顯露出種種敗兆。最明顯的表現是封建貴族們出於其追逐財富、剝削壓榨廣大民眾的階級本性,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各級官吏、豪紳,皆一改清初較為簡樸的風氣,肆意侵吞和揮霍人民的勞動果實,追求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康熙6次南巡,費用浩大,銀子花得跟淌海水似的。乾隆的豪侈則遠遠超過他的祖父和父親。為遊山玩水、尋歡作樂,他倣傚康熙6次南巡,途中修建行宮30處,運河上的隨行船隻達上千艘。每到一處,地方官百般討好,搭綵棚、辦筵席、進貢山珍海錯和土產方物,酒無虛日,城開不夜。乾隆還大興土木,修建宮殿、苑囿,如擴建康熙時修建的避暑山莊,建外八廟;擴建雍正時期建的圓明園,增建長春園、綺春園等,不知耗盡了多少民脂民膏。清朝的王公貴族、文武百官也上行下效,無不沾染上奢華沒落的風氣,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而歷朝皇帝大都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作深究。康熙朝掌握大權的索額圖、明珠、徐乾學和高士奇等人無不是聲名狼籍的貪贓枉法之徒。乾隆的內侄福康安也仗著自己的寵貴地位和特殊功勛,搜刮民財,生活異常奢汰,動輒拿出上萬金幣犒賞軍中將士,家中每日裡姬妾僅買花就花費數萬錢。最典型的是乾隆晚年執掌朝政的和坤。他任軍機大臣達24年之久,專權和貪婪之名,連外國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1799年,乾隆死後,嘉慶將他治罪抄家,僅其家產的一部分就值2.2億多兩,相當於當時國庫5年多的收入。和坤的兩個僕人被抄沒的家產也值700多萬兩白銀。可見他們貪贓枉法已達到何種嚴重的程度。
清朝封建政治的腐敗必然會深刻地影響到八旗軍官兵,這是導致八旗軍衰敗的最根本原因。但八旗軍本身在治軍指導思想以及相關制度、決策上的種種謬誤弊端,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直接加速了其衰敗過程。
其一,對變化中的國家安全環境缺乏清醒意識,缺乏整軍經武、進行改革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清軍入關以後,所面臨的社會歷史環境發生了四大變化:由以遊牧狩獵經濟為主的滿、蒙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進入到以農業經濟為主、漢族佔絕大多數的關內廣大地區;由部族軍隊變成國家軍隊;由戰爭時期進入到相對和平時期;由以冷兵器為主的時代進入到火器時代。與此同時,隨著歐洲工業革命的開始和歐洲通往東方航線的「開闢」,西方殖民勢力加快了從海上東侵亞洲各國的步伐,佔領了爪哇、蘇門達臘、菲律賓、印度、緬甸等許多中國周邊國家,將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入侵中國的澎湖、台灣,竊據澳門。原先地處歐洲的俄羅斯也在短短近百年間,越過烏拉爾山,迅速佔領東、西西伯利亞的廣闊疆土,成為中國的北方強鄰。這些「千古未遇」的強敵逼處四鄰,虎視眈眈,給中國的安全環境帶來極大威脅。
上述變化客觀上要求清朝統治者從實際出發,對確立於戰爭年代的八旗制度進行改革,特別是將原先「軍民合一」的八旗軍的軍事組織職能與社會組織職能剝離開來,建立適應當時世界局勢及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軍事體制,將八旗官兵家口的生計問題交由社會去解決;要求清朝統治者不能僅僅滿足於應付國內問題,而要學習近代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編制體制和軍事思想,盡快使自己的軍隊擺脫落後狀態。
但清朝統治者卻無視這些客觀需求。他們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片面強調「辦理一切事件,皆法祖宗」,把建立適應新的社會環境的軍事制度與優待八旗軍功貴族對立起來,把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與保持旗人的尚武精神對立起來,軍事改革嚴重滯後。一旦有人主張對八旗制度做這樣那樣的變革,都遭到嚴厲斥責。例如,清中後期,旗人貧富分化日益嚴重,貧窮者不得不將清朝廷分給他們的土地大量典賣他人,單靠朝廷發放的兵餉俸祿生活。而隨著旗人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往往一份兵丁糧餉要養活十幾口人,致使許多貧苦旗人家徒四壁,有的旗人因為貧窮一輩子不敢結婚,有的旗人跑到農村去討飯甚至餓死。而清朝統治者眼看著大批旗人窮困潦倒,卻不肯對這一過時的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嘉慶帝在聽取某御史關於派京城中的八旗閒散人丁到口外、西北一帶耕墾的建議時,曾大發雷霆說:「若如該御史所奏,八旗男婦皆以紡織為務,則騎射將置之不講。……於國家贍養八旗勁旅,屯駐京師本計,豈不大相刺謬乎」。另一方面,抱著「天朝上國」自大心態的清朝統治者,以為憑著老祖宗」馬上打天下」的騎射功夫足以揚威天下,因而無視近代西方軍事技術的高速發展,無視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現實,閉關鎖國,固步自封,聽任自己的軍事技術停滯落後。清軍征緬作戰時,已發現緬人所使用的來自西方的火槍性能遠遠超過清軍的火槍,但沒有引起乾隆皇帝的足夠重視。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曾帶來一支裝備有新式武器的衛隊。他邀請清朝名將福康安檢閱衛隊演習新式武器。福康安卻不屑一顧地說:「看也可,不看也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麼稀罕。」英國送給清王朝的新式火炮,被收藏到圓明園倉庫之中。直到百餘年後,露出強盜真面目的英國侵略軍打上門來,攻佔京城,火燒圓明園,又把這些沈睡多年的火炮重新搬上船運回國。鴉片戰爭失敗以後,清朝統治者雖然不斷接到中國軍事技術專家們關於仿製西洋火器的建議,卻並沒有產生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緊迫感,仍把這些先進火器打發到倉庫中去睡大覺,並再次下諭,命令八旗官兵們學好滿語、騎射功夫。
其二,當迫於現實壓力不得不進行改革時,卻往往以錯誤的思想做指導。頑固守舊的清朝統治者通常對改革抱著敵視的態度,但在客觀形勢的逼迫下,在陳腐的八旗制度實在難以維持下去時,不得不對其進行某些局部的改變。但在這種時候,卻往往是從優待八旗貴族、解決旗人生計問題出發,著眼於賙濟八旗老弱,為其提供起碼的衣食之需,背離了軍事組織以增強戰鬥力為宗旨的改革方向。比如,為了遏制旗人因為典賣土地,負債纍纍,經濟地位日益惡化的趨勢,清廷動用巨額公款代八旗兵丁回贖「民典」旗地,代還債務,賞賜銀兩錢糧。設立養育兵制度,從那些戶口滋盛,餘丁繁多,因無法補上兵額而生活窘迫旗人家庭中挑補養育兵,每月發一定數量的兵餉或祿米。在挑選馬甲等薪餉較多的職位時,不是以身體是否強壯、軍事素質好壞為標準,而是對貧乏孤寡之人,對無人贍養者,對年老者實行照顧政策,讓其領取更多的薪餉。有時,採取用國庫款項或挪用軍費經商,減少營馬數量,削減裝備和訓練方面的開支,將訓練場地和一些公共建築出租賺錢的辦法,來接濟貧困旗人。
這些措施,從本質上說是為了維護陳腐落後的八旗制度,解決旗人一時生活之需,而不是著眼於解決軍隊的機制問題,對整個軍事制度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所以並不能從根本上制止八旗官兵生活水平日益下滑的發展趨勢。為救濟貧困而增加的兵額與餘丁數量的迅猛增加相比,無異於杯水車薪。康熙年間是五名丁壯招收一兵,乾隆年間已達到八名丁壯招收一兵,其後兵、壯比例更為懸殊。靠著一名士兵每月一兩銀子、五斗米贍養一家十幾口人的情況相當普遍。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為旗兵贖回的土地很快又被賣掉。平日對八旗官兵的補助賞賜,也只能救一時而不能救長遠。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以解決八旗生計為核心的做法卻嚴重地危害了八旗軍的建設。為了供養養育兵,救濟貧苦旗人,八旗將領採取減少戰馬和戰船數量的辦法,將原先給戰馬買草料或製造、修理戰船的錢來救濟士兵家口,甚至將戰鬥力比較強的騎兵兵額裁掉,挪出錢來養活更多的養育兵,使八旗軍隊中充斥戰鬥力較低、甚至完全沒有任何作戰能力的冗員。八旗將領用軍費和出租軍產經商,也對清軍內部腐敗現象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人乘機大肆出售軍用牧場、演炮場,造成八旗戰馬數量銳減,士兵無處進行火炮射擊,就連射程比較近的火槍射擊,也因為操場長度不夠而只能在秋收後舉行。而八旗官員整天忙於經商,自然無心進行正常的軍事訓練,平日操演擺花架子,敷衍了事也就不足為怪了。
其三,軍事功能與社會功能混為一體,軍隊臃腫不堪。為了維持八旗成員特殊的政治、經濟地位,清廷將八旗官兵及其家屬全都包下來,給予他們授官襲爵,佔有土地、人丁等許多方面的好處。而長期供養「數十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於王家」,必然要給清朝的中央和地方財政帶來十分沈重的負擔,不得不竭盡全力搜括民財予以支撐。清軍軍費支出大體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是兵餉馬干銀,主要來自於中央財政支出,其數額在雍正中期以前每年約1900萬兩左右,雍正末年以後每年約為2600萬兩左右。二是歲米月糧,由國家徵收的糧食中統一撥給實物,也有一部分糧米採取折成銀兩的辦法發放。三是武職養廉銀、兵器火藥製造費、軍事工程修造費等,主要由地方財政支出,大約每年500萬兩左右。在上述巨額軍費支出中,僅兵餉馬乾銀一項每年即佔康熙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0%,佔道光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2%。而其軍費的一半以上都耗費在人數最多時僅有27萬人的八旗軍身上。如嘉慶朝60萬綠營官兵每年兵餉馬干銀約1200萬兩,僅佔當年總數的46%,其餘1400餘萬兩為八旗官兵兵餉馬干,約佔總數的54%。
但在上述管理模式下,清廷每年花費的巨額軍費並沒有真正增強八旗軍的實力。這是因為在八旗俸餉總額中,官兵的家口、馬匹耗費佔了很大的比重。僅以西安駐防八旗為例,其官兵的俸餉佔餉銀總額的42%,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7.4%;而供養官兵家口的費用則佔餉銀總數的20.5%,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90.5%;養馬費用佔餉銀總數的37.5%,馬匹飼料糧佔糧食總數的2.1%。而馬匹飼養費項目的設立在很大程度上帶有補貼旗人家口生計的性質。清中後期,各駐防八旗軍營都大幅度減少,實際養馬數額,私下改騎兵為步兵,出租牧場,馬匹飼養費實際上是空有名目,大部分被挪做它用。即使是作為兵餉發放的軍費,也有相當數量花在為救濟旗兵生計而內部招收的養育兵身上。這些年幼體弱的「童子軍」數量十分可觀,乾隆年間總數即達到2.6萬餘人。嘉慶後期數量更多,僅八旗驍騎營中已達26872人,佔驍騎營總兵額的33.4%。他們每月所領的餉銀為3兩、2兩、1.5兩不等,按平均數計算,則每月耗銀不低於5萬兩,每年耗銀不低於60萬兩。但這些養育兵實際上是在空吃糧餉,根本不具備起碼的軍事技能,也就無法在戰場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八旗人口的不斷增加,八旗軍費日益增長,大大超出了清廷的財政支付能力,一旦遭逢災害、戰爭,收入劇減,軍費將無法保證按足額發放。清中、後期,由於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國內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本來就捉襟見肘的清朝財政瀕於崩潰,清廷不得不在咸豐年間將旗餉減成發放,京營八旗官兵只能拿到原餉的六、七成。在一些地區,旗兵俸餉拖欠扣減現象更為嚴重。如光緒末年奉天旗人在兩年間總共發了9個月的俸餉,加上扣減攤派,每兵所得不及餉額的十之一二。而這種「既要吃皇糧,又吃不飽皇糧」的現象的出現,對本來就難以維持生計的旗人家庭無異於雪上加霜。一些旗人紛紛逃亡,另覓生路。有的旗人還違禁私下做起了小生意補貼家用,而無心上操應差。更多的人則因為長期享受優待政策,產生強烈的依賴心理,把當兵看成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把遊手好閒、追求安逸奢侈的生活看成天經地義的權力,清廷補貼賞賜稍不如意,就四處鬧事。清代京營八旗兵丁曾幾次為增發津貼等事項,在皇宮門前或親王府中聚眾喧嘩,幾乎釀成大規模暴動,令清朝君臣都頭痛不已。
其四,治軍不嚴,訓練鬆垮,姑息成風。清廷給予八旗官兵特殊的優待政策,也使得「從嚴治軍」的信條在他們身上無法真正實行。事實上,八旗士兵在社會上惹事生非,打架鬥毆,作姦犯科,久已成為京城和各八旗軍防地的一項公害,各級旗營軍官總是曲加庇護,地方官吏也很少敢出面拿問,致使旗營無賴的氣焰愈加囂張。八旗軍的訓練,大都是虛應故事。不僅平日射箭拉弓,視為具文,就連三年一次的大閱兵,也不過臨時稍為演習,過後即置而不問。負責監督軍訓的御史大臣們雖心知肚明,卻仍層層欺瞞,不願意說出真相。一次,某王爺奉命閱操。有一名步軍校遲到,按例要受到鞭打的處罰。執刑人解開他的衣服,卻發現一大堆小古董從其身上掉下來。王爺問是怎麼回事。步軍校哭著回答說:「家中有人十口,每月只有五兩俸銀,吃不飽飯,只好從古董店裡領一些小古董到集市上販賣以養家口。今天早上正逢隆福寺廟會,所以上操遲到了。」最後連王爺也只好將他放了不加責罰。乾隆、嘉慶皇帝對八旗軍內部隱瞞真相、姑息遷就的情形並非毫無所知,也曾多次批評八旗官兵和監察御史。但他們除了在口頭上提倡「鞍馬騎射功夫」外,並沒有採取什麼有效措施來改變這一局面。相反,卻不斷降低軍官和士兵的軍事技能考核標準。如乾隆以後規定,各旗挑選馬甲時不再校閱騎射功夫,只是將備選之人傳赴衙門,令其拉弓,即行選取。據收藏在東洋文庫中的《雍正朝鑲紅旗檔案》記載:當時世襲祖先軍官職務的大多數人,軍事技能考試成績並不好,許多人的步射、騎射成績評語都是「劣」,個別為」平」,幾乎沒有得「優」的,卻都能照樣任官不誤。這些新的考核標準實際上是姑息了僅把當兵作為謀生手段的的八旗子弟,縱容了旗人不習武藝,整日遊蕩的風氣。
其五,實行封閉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機日益嚴重。軍隊是擔負專政職能的特殊武裝集團,只有廣泛吸納社會上的優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這一職責。但八旗軍始終是關起門來,在自我封閉的小圈子裡搞軍隊建設。八旗制度規定軍職世襲。兵員都從旗人子弟中選募,旗人不得與漢人通婚,以保持血統的純潔;初級軍官主要靠世襲或由官學中學習滿漢語言、騎射功夫的八旗軍官子弟中間選拔。屬於中級軍官的佐領,有勳舊、世管、互管、公中諸種,除公中佐領外,都是由某一個或幾個世家子弟承襲。高級將領如都統、副都統全都由滿洲貴族世代壟斷。由於世襲範圍十分廣泛,八旗軍職的陞遷失去了競爭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軍官隊伍中充斥昏庸無能、不思進取之輩。特別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經歷及戰爭閱歷的皇親國戚擔任大軍統帥。這些人從小生長在深宮官府之中,過慣了驕奢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擔任軍隊統帥的素質,卻硬被置於關係到戰爭勝敗、國家安危的重要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敗的種子。清軍在征討噶爾丹、平定準噶爾等作戰中屢次受挫,都是由於任用了昏庸無能的八旗貴族做主帥所致。比如清軍對準噶爾用兵時,雍正皇帝先後派出怯懦無能、寡謀魯莽的滿族貴族傅爾丹、馬爾賽為將,結果損兵折將,一敗塗地。而雍正皇帝不自省用人不當的教訓,反而極力庇護敗軍之將,遷怒於漢人將領。賜給傅爾丹御帶,卻將漢人寧遠大將軍岳鐘琪關進監獄,將漢人署寧遠大將軍紀成斌處死。有的八旗將領不僅無能,而且怕死,在戰場上鬧出不少笑話來。康熙年間的烏蘭布通之戰,擔任前敵將領的正白旗副都統色格,臨陣怯戰,推托中暑而下馬。他的家人說:「二品大員如此臨陣退怯,將來回去有什麼臉面見人呢?」又把他扶上馬。色格卻再次從馬鞍上滾下來,躲進草叢。等到打完仗回營時,還是渾身顫慄不已,身穿甲冑、蒙著大被抖到天亮,一時傳為軍中笑談。封閉的用人制度所帶來種種不利影響,從上述例子中可見一斑。
其六,以體恤八旗官兵為由,不願利用寶貴的臨戰機會對八旗軍隊做適度使用。清廷和八旗將領為了優待旗人,保存「國之根本」,一方面禁止他們與漢人接觸,免受漢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以體恤生命為由,不願意在一些小規模戰爭中適度地使用八旗官兵。早在平定三藩之亂時,八旗大軍頓兵昆明堅城之下,不思進取。漢人將領趙良棟欲發動進攻,即遭到定遠平寇大將軍彰泰的反對,理由竟是「皇上豢養之滿州,豈可輕進,委之於敵?」其實不僅彰泰,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歷次南北戰爭中都有不願多用八旗兵的想法。如1767年征緬甸之役,用兵25000名。其中綠營兵22000名,八旗兵僅僅3000名,綠營兵數多於八旗8倍有餘。1787年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用綠營兵10000名,八旗赴前敵者僅100名。1853年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軍調集綠營兵53436名,八旗兵僅4999名,綠營出兵人數較八旗多出10倍有餘。即使是派八旗軍上戰場,打仗時也往往是由綠營兵甚至臨時招募的勇營兵打頭陣,八旗兵在後跟隨。這樣做表面上看起來是對八旗官兵的體恤優待,從長遠觀點看卻是坑害了他們。在相對和平時期,每一場戰事都是檢驗軍人素質和軍事訓練水平的難得機遇,也是將帥們積累作戰指揮經驗的極好機會。然而從清朝統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計逃避上戰場,只滿足於在平日的操演教閱中走過場、擺花架子,以領取糧餉度日。清後期,八旗官兵除了蒙古、吉林、黑龍江馬隊還稍能打仗以外,京營八旗和各駐防八旗大都是兵無縛雞之能,將無才智之士。當時荊州旗營官兵甚至連自己軍營中的財產都保護不了,還需要花一大筆錢僱人替他們站崗放哨,以防止小偷偷竊財物,由此不難看出其軍事素質之低劣。
綜上所述,八旗軍由盛轉衰是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現象,它的衰敗與封建統治階級腐朽沒落的趨勢是相一致的。但同時也要看到,任何軍隊從戰爭年代進入和平時期,都要面臨嚴峻的考驗。古今中外的軍隊都要經過這一關。八旗軍由盛轉衰的事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時期軍隊建設過程中某些普遍傾向。清朝統治者對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影響認識不足,固步自封,拒絕改革,直接導致了八旗軍的迅速衰敗。這一歷史教訓對後人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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