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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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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ｏ，ｂｒｏｔｈｅｒ，通篇鬼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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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叫避重就輕，這就叫避重就輕，雖不知「開槍防疫」是哪門子的防疫方法，阻止民眾看野台戲，是如何能防止以水源和糞便傳染為主要途徑的霍亂，一面說，「陳儀來台才解除禁令」，另一面說「 陳儀禁止慶典聚會的隔離措施」，既說解除禁令，又說下禁令，這根本上是矛盾的，事實上，陳儀自相矛盾也不是新聞，例如，他曾經一面保證不會對台灣用兵，又通告處委會要寬大處理，事實上，一面暗中派兵鎮壓台灣人，連身為調停者的處委會，都加以屠殺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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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篇文章，充分顯現出中華民國人的無知和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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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看此文，還以為陳儀是陳時中，努力防疫，逮灣郎不知好歹，竟然聚眾反抗，偉大的中華民國政府不得已才加以鎮壓，然後「防疫靠警察」，日本人也是這樣搞得，所以開槍是對的，然後，偉大的祖國為了「大量運回滯留東南亞各地疫區的台灣同胞」所以才造成霍亂，彷彿霍亂是台灣人帶來的，然後延燒數年的霍亂，都是台灣人的錯，把黨國政府無能又無衛生觀念的防疫措施，講成是竭力防治的英雄，於是明明是加害者，反而成為救世主了；而明明是被害者，卻被說成了是造成疫情的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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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明是黨國政府防疫無能，變成是傳說中「抗疫英雄」，此中謊言的巧妙，與下流，與北京政府美化自身有異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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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忽略的一個重要事實，霍亂是從中國來的，而且正是黨國政府的軍隊與一干難民，帶來的，此前日本政府，不只將霍亂絕於本土，而台灣人民早已有衛生行為，也有衛生觀念，沒有衛生觀念，行為也不衛生，恰巧是中華民國，這個外來殖民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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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中國人搞武漢封城，凡出城的一律射殺，這是不是正確的防疫方式？若有中華民國人拿這種慘無人道，而且失敗的防疫，來譴責陳時中和台灣人，諸位以為如何？這恰巧是本文正在運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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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政府如何「防疫」，詳情可見「布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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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所謂的防疫有多誇張，可以從霍亂從中國溫州來襲時，民報記者對於檢疫總所所長的訪問窺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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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現在本省的檢疫工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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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是停止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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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因基隆港檢疫分所之失落霍亂由溫州侵入本省，本人為總所長應該負責，但本人到本省來只有兩三星期，檢疫總所之工作亦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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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霍亂病已經進入本省，到底檢疫工作有沒有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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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人有說過，在本人到台北前是完全停止工作，但是本人以後一定為本省之衛生工作盡量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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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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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防疫，靠得不是警察，而是醫生，日治時代，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０ 年，發生霍亂，原因正是中國華南一帶，霍亂猖獗，隨著船舶，大肆進入臺灣，而黨國政府攜來的難民和軍閥，以及對於公衛體系的破壞，以及政府的貪汙和無衛生觀念，妄想如本文一般，光靠鎮壓和開槍就能遏止霍亂，使得全台灣島上不只台灣人，原住民也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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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還有最關鍵的因素，中華人念茲在茲的「兩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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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６年，霍亂侵襲廣東、福建、浙江、江蘇，福州、上海、南京更為重災區，民眾上吐下瀉，明明中國有這麼嚴重的災情，黨國政府卻加以忽略，只顧著接收，１９４５年，台灣與上海、福州恢復航運，而長官公署居然不管海港檢疫，更嚴重的，竟然將日籍的檢疫人員遣送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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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是什麼「民眾對於防疫措施普遍地不配合、走私集團棄大港走偏港使霍亂入台管道地下化、政府大量運回滯留東南亞各地疫區的台灣同胞、港口檢疫設施在盟軍轟炸中摧毀殆盡」，而是「港口根本沒在檢，漣一般港口的檢疫措施都沒啟動，還大量遣返檢疫人員，只顧著『兩岸交流』」，而駕駛私有船隻穿梭臺南與中國大陸沿海港口，輸運兩岸往來旅客、商人及各式貨物，都是哪些人？自然國民黨軍和想發大財的商人，這些有本事往返兩岸的人，不管是半山也好，軍人也罷，或想逃難來台灣的「旅客」，特別容易遭受中國霍亂感染，然後將細菌帶入境，造成顯著的境外移入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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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霍亂嚴重的地方多是貧困地區，有辦法的人跑到沿海地區到中國做生意，傳染給該地環境不佳的居民，例如台東重安部落，這個阿美族部落染上霍亂，沒有醫療資源，政府放任自身自滅，一個部落８０人死亡，屍體只能在海邊焚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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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放到今日來看，就是那些台商和馬英九連勝文等高級外省權貴，整天嚷嚷著小明怎麼不回來，開放兩岸交流，口罩送往中國，為什麼不打中國疫苗等華頭華腦的人物，這些捧中仇台的思維，可以說就是中國細菌傳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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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歷史總不斷重演，再被同一批華國人美化為「都是台灣人的錯，和我們沒關，台灣人好壞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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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要說「政府大量運回滯留東南亞各地疫區的台灣同胞」，這種避重就輕之詞，正確的說法是「大量運回中國東南沿海的中國人」，什麼「走私集團棄大港走偏港使霍亂入台管道地下化」，就連大港的檢疫措施也是乏善可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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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港口檢疫設施在盟軍轟炸中摧毀殆盡」這應該也是胡扯，如果港口沒被炸，檢疫設施更不可能消失－而一個簡單的檢疫檢查口，也不是什麼耗費周章的大工程，真正被轟炸的是醫院和大型醫療設施，但同樣的，如果你一點防疫概念也沒有，蓋再多方艙醫院也沒用，１９４３年這些設施即被轟炸過，而日本政府也同樣面臨戰爭時缺乏醫療物資，醫療院所倒塌的窘境，同樣被炸過一輪，戰時日本政府相安無事，霍亂禁絕，差隔幾時，換做國民政府上台，中國人掌權，即萬病齊發，１９４６，霍亂、天花、鼠疫猖獗，從無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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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台灣人無衛生觀念的問題嗎？常理來看，有衛生行為怎會沒衛生觀念？你懂得戴口罩，而沒有口罩能防疫的概念？「人民有衛生行為但無衛生觀念」，這種說法，無疑於貶低台灣人民智商於芻狗，而滿足外省權貴與黨國政府，暴行的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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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一干沒有衛生觀念的中國人，混入台島之中，寡占權位，散播病毒細菌，說成是「台灣同胞」自己害自己；陳儀的無能與外省高官權貴，貪汙腐敗，置防疫於無物，變成是台灣刁民欣賞野台戲，所以不配合防疫，造成疫情蔓延，正常人都知道，有受過一點基本教育的人都知曉，開槍式的防疫，高壓式的統治，認為把垃圾掃成一堆，丟到別處，把人民當成豬狗般囚禁，驅逐，腦袋只有完全封禁，自生自滅，關起門來便無事，這種「要就全要，不要就全不要」，要嘛，連廁所都沒門，讓你門戶敞開，疫病蔓延，不要，就全部關狗籠，不供給飲食、醫療，屎尿落滿大街小巷，出來就開槍，這種中國人式的防疫風格，中國的國民黨封布袋、中國國民黨的馬英九封和平醫院、中國的共產黨封省封城，都是野蠻落後的思想，談不上防疫，稱得上是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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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適用於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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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行政長官公署輕視疫疾防治作業，導致霍亂疫情流竄全臺，奪走無數寶貴生命．」－葉永文《臺灣醫療發展史：醫政關係》、賴永祥《傳染病與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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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衛生環境惡劣，加上政府人謀不臧、民心丕變，成為二二八事件導火線．」－鄭志敏〈二二八事件前高屏地區的傳染病防治―以霍亂與天花為中心的探討〉、〈「二二八」前夕雲嘉南地區的傳染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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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５４年臺灣傳染病復發，歸因於行政長官公署忽視海港檢疫作業，未重視衛生行政庶務，導致原本可預防災疫在人禍助長下難以收拾，甚至許多在日治時期被有效抑制的傳染病也捲土重來，引起社會浩劫．」－陳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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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多歷史學者指出事實，反倒是此文卻稱陳儀好棒棒，台灣人好壞壞，更將二二八事件之元凶，塑造成竭力防疫的陳儀時代，可謂是反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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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的防疫概念，古往今來，有三，第一，便是隱匿，第二，便是謊言，第三，便是發大財，綜合三點，造就了第四點，將人為的災禍和枉送人命的代價，栽贓給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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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是４ｖ的錯，是台灣人的錯，１０分防疫的工作，５分靠外國援助，３分靠台灣人，２分靠明理的外省人，全都說成是－１０分外省高官權貴的功勞；外省高官權貴幹的壞事，說成台灣人也有一份，然後全體台灣人要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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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伸縮華轉的謬論，從古到今，從中國到現在的中華民國，如同敗壞的基因，不斷傳承，到如今，居然有人拿現在台灣人的成果，去美化過往黨國政府失敗的惡行，可真是物盡其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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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亂，從中國東南而來；鼠疫，從廈門傳入；天花，黑死病，瘧疾，這些的這些，接踵而來的病毒和細菌，全都在１９４６發生，甚至刷新了台灣的歷史紀錄，而這些病症早已在日本政府下防治多年，就算是戰時的滿目瘡痍，疫病仍靜悄悄的，這是巧合嗎？唯一的變因是，中國因子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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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一來舉出這些「中國因子」，如何荼毒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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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時，國際間援助台灣，進口了許多藥物，但這些藥物卻被國民黨官員和軍人中飽私囊，甚至轉賣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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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台灣）軍方正在出售某些藥物...國民政府為防止將藥品轉運到大陸所建立的出口管制措施大部分是順著美國的意思去做的。...但是，國民政府當局進行的實際最終用途檢查顯然很少而且敷衍了事．他們沒有真正的興趣阻止藥物進入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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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通過常規管道進口外，醫療用品最近還從被扣押的貨櫃中運入了台灣．雖然所涉確切數量尚未確定，但據信它們相當可觀，而且眾所周知，軍方正在出售某些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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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務院密件「福爾摩沙的藥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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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已經絕跡３０年的黑死病出現，肺病的藥和瘧疾的藥都被當時的衛生局長經利彬把持，１９４６年發生２００件以上的霍亂病例，但台灣省衛生處長經利彬竟然拒絕給予收容與治療．在瘧疾治療方面，政府雖向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領到幾百萬錠的「阿的平抗瘧劑」（Ａｔａｂｒｉｎｅ　ｔａｂｌｅｔ），實際接受治療的病患卻僅６０人而已。他自己賣藥牟利，天花、霍亂也跟著肆虐，水資源嚴重污染，因為蓄水池的消毒用品被賣到黑市，過去挨家挨戶的水溝消毒變成要自己花錢接洽，水管和水龍頭被拆掉變賣，讓用水設施遭受破壞．隔離營裡的霍亂病人的排泄物被丟進附近的商業魚池，增添了傳染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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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出賣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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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儀擅長隱匿，訪台的議員、外賓、使者，若要看台灣的實際情況，即被隔絕限制，只讓他們學中國武漢那樣參訪，讓他們看自己想讓他們看的，若有人想問台灣人，或者找美國領事館，座車馬上就壞掉；抽水設備大量被偷，公共用水出了問題，黨國政府對公共衛生沒興趣，對港口檢疫沒興趣，他們只對利益有興趣－只要能發財，災難財，死人財，都會是他們的目標，聯合國救濟物資和醫療用品、藥物，得經過層層關卡，檢查哨不是用來檢查疫病，而是用來檢查有無能揩的油，送到台灣人身上，只有少數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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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對法治沒興趣，因為執法者本身就是犯法者，陳儀用許多無知識無經驗的中國人當警察，警局常坐滿被亂抓來的人，他們的家人必須賄賂他們，才能贖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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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裁與目無法紀，正是黨國使疫情散播的根本原因，怎會說跟「民主自治與法治經驗」無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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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並不是「防疫的枷鎖打開了，台灣人民當然也就變回原形，腦袋裡本來就不在乎防疫的人，自然也不會遵守防疫的禁令．」，而是一群中國人到台灣，獸性的束縛被解放，搞爛了中國以後，跑來搞爛台灣，防疫，靠得並不是警察，或者是什麼後藤新平建築起來的「警察防疫架構」，連坐責任、保甲與壯丁團，陳儀裁減，所以防疫系統崩潰，這完全是個人的胡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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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靠的是迅速的阻絕境外，港口檢疫，疫苗接種，以及人民的公共意識，日本參照西方經驗，落實海港檢疫系統，廣設傳染病院、隔離病房，並確立民眾通報機制；患者接受妥善的隔離、治療，避免疫情擴散；日本印發霍亂防治宣傳單、舉辦衛生演講會、放映防疫短片與宣導電影，深化民眾正確防治知識與公共衛生觀念．日方還在臺灣研發與量產霍亂疫苗，提供民眾施打，增強抵抗力，以消除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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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措施，與深化的衛生概念，才是日治時期，哪怕是因戰火滿目瘡痍，依然可以阻止傳染病的原因，靠的，並不是警察的打罵，保甲的連坐，高壓的統治，出村的開槍，而是日方人才結合台灣本地人才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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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儀上台，把檢疫人員，研發疫苗的人，全部驅逐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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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營事件發生在台南，當時，台南居然連一個衛生院都沒有；而台南居然沒有一個啟動霍亂疫苗注射的紀錄，那些疫苗都到哪去了？錢進入誰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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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警察跑到野台上，阻止人們看戲，並開槍掃射，稱，是為了「防疫」，彷彿能聽見那警察的耳語，「你們這群下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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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腦袋裡根本不在乎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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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政府的惡行，激起了聯合國官員和醫生們的公憤，他們警告要將此事公諸國際，衛生局長經利彬阻礙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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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利彬回答，「何苦來哉，只有那些窮人才會染到那種病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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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所有的痲瘋病人都應該丟到偏僻的島嶼上去，讓他們自生自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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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為了某一群人心裡的相對剝奪感，盲目的指稱糞水和清水一樣，所以台灣就必須負擔再一次的風險，這無疑是種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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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ｙ　名為變態的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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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衛福部長陳時中表示，原本有要買５００萬劑的ＢＮＴ疫苗，快簽訂合約，只差最後一哩路，沒想到，被中國復興攔截，因為，「有人不希望台灣太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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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許多媒體責怪他，不把疫苗說清楚，「那時他真是心中擔憂，有苦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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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台灣已經有確定的疫苗了，陳時中這才把當時的狀況說出來，我們來看，那時發生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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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泛統媒針對疫苗反覆拷問，並責問他態度不一致，他們認為，好像自己不表明真實的意圖，就不會有人懷疑他們的動機了，他們要拷問到台灣疫苗的簽約破局，陳時中說了，就是政治力介入（台灣的，而非中國），搞意識形態，挑釁中國；陳時中不說，就說他瘋了，他說不會是中國製疫苗，明眼人看了就知道一定有問題，搖頭晃腦地說，各國疫苗研發都是多方押寶，看吧，果然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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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泛政治化啦！搞意識形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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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真實意圖是什麼？自然是為了利潤，由一群買辦，大發災難財，就跟當初中國人在台灣搶援助的疫苗然後賣到中國一樣，他們還能如此這般說著「是民進黨想發大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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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者說，「口罩為什麼不出口中國．」、「狗官！」，這就和國務院密件所記述的，政府並不熱衷在防止急需的藥物被運送到中國，因為大陸上的人民「也是中國人」，並且包括逃到福爾摩沙難民的許多親屬一樣，災害來臨時，他們優先想的，是祖國，而不是台灣，要台灣耗盡一切油脂，掏空如孱弱的蟬殼，看到周遭的人都死了，遠方的人活了，自己的口袋飽了，他們滿足地露出微笑－窮盡一切，發出聖母的光芒，撥亂算盤的輕響，只為了自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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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欺騙台灣人，「台灣既然自己做不出疫苗，對國際疫苗就是先搶先贏，所以要來者不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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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台灣人要打中國的疫苗，休想讓台灣人拿到真正有效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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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就是拿全台灣２３００萬人的性命，來開惡魔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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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馬英九，初一到初三，說著「不要拒絕中國疫苗」，有柯文哲，「我都可以預測得到，３月台灣的政治攻防就是這樣，台灣買不到英美疫苗．」他訕笑，「中國說要免費要送你，台灣就陷入焦慮．」有陳文茜，「連歐盟都拿不到，你休想！」，有連勝文「民進黨反中意識強烈，否定中國防疫成效跟疫苗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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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旺報，「疫苗輸入台灣，台灣準備好了．」有聯合報，「陳時中鬆口：可推薦中國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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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彷彿知道中國的行徑，胸有成竹的打包票台灣拿不到疫苗，自比為預言和先知，他們的目的很簡單，「台灣分不到疫苗，到時要不要買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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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ＳＡＲＳ時，中國打壓台灣不遺餘力，排擠台灣參與ＷＨＯ，面對中國傳來的病毒，他讓台灣分不到資源，得不到資訊，甚至人道救助，都得經由他們中國人之手，就像當初，聯合國的救助醫療資源，都得由陳儀政府來分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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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問，「你聽到台灣兩千萬人民的需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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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官員回答，「早就給拒絕了！誰理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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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副嘴臉，如今浮現在台灣島上這群中華民國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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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就是陳時中口中，「不希望台灣太高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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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ｂｒｏｔｈｅｒ，若有人沉浸在戕害台灣人的喜悅，獲得身為中國人的自滿，四處散播迷思與謬論，恨不得台灣人都染疫，包括他們自己，也許他們告訴他們的子子孫孫，在事過境遷之時，ｓａｙ，台灣防疫，都是馬英九和柯文哲的功勞，陳時中才是加害我們的元兇，病毒來自於美國，台灣人，都是一群刁民，不懂防疫，不在乎防疫，專門製造破口，是我們這些明白人，高級中華民國權貴，攜手其他本省台灣中間的明白人，成功對抗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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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裡什麼鳥都有，過去的王八蛋，現在依然是王八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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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王八蛋的行為，講成是自己的光榮事蹟，你們都是我的翅膀，協手迎向美好的未來，檢討被害者，把加害人當成是英雄，被害者當成是兇手，這就是中國思想當中的劣根性，「幻想自己是加害者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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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遇到這樣的人，請不要生氣，也不用罵他是王八蛋，儘管他們可能是的，是王八蛋之中，王八蛋之上的王八蛋，也請你，微笑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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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別忘了對他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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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靜靜地和你一起呼吸，請你不要弄髒我們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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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ｍｏｙ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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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388 靚聲推介：

近日聽了這張新發行的SACD：Gary Moore《Still Got the Blues》專輯，碟內第四首Still Got the Blues可以說是Gary Moore的代表作，這首歌曲不止好有味道，而且音效也相當之好，這種結他的聲音，可以觸動心霏，加上Gary Moore的憂怨的歌聲，還有不知道是不是SACD的加持，這首歌曲絕對可以用作試音之選！

聽了這首使我感動的大碟，我自然想了解多一點Gary Moore的事蹟，之後找到了一篇相當詳盡的資料，是來自台灣的【獨立評論】，作者黃怡的一篇文稿，我覺得相當詳細，亦可以使大家更加了解這位結他高手Gary Moore的逸事，所以我引用這篇文章和大家分享！最後，這張SACD是我近期一聽再聽，所以一定要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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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
Gary Moore──我的吉他在空中哭泣
作者 黃怡

蓋瑞摩爾（Gary Moore，1952～2011）逝世已6年了，這些年來，他在流行音樂界的聲望不減反增，從youtube連綿不絕的上傳，無論是單曲或專輯，錄音室灌製或現場錄影，以及閱聽者的熱烈反應，大有凌駕Eric Clapton，成為藍調搖滾吉他王的架勢。

摩爾是聽Eric Clapton長大的，記得John Mayall and the Bluesbreakers嗎？晚近的藍調搖滾迷，很少不是聽該樂團中Clapton的吉他主奏，才開始知道實心吉他如何結合藍調與搖滾。酸民常認為Clapton從不敢與Moore同台演出，Clapton倒一向淡定，只說：「Moore彈奏速度實在太快了，我哪裡跟得上他呀！」這是真話，即使Moore不是流行樂壇最正點的吉他手，至少也是最快的吉他手之一，雖然Moore常強調，快是炫技，只是為了帶給歌迷緊張與刺激，他個人滿喜歡聽Roy Buchanan的慢板藍調吉他。

Moore與 Clapton的歌迷特別喜歡比一比兩人的功力，不比吉他，也要比比歌喉。但歌喉是天生的，要比，只能比感情與技巧，Moore去世那年的5月，Clapton唱起Moore的Still Got the Blues，以鋼弦吉他伴唱，配上單純的電子琴聲做背景音樂，雖不如Moore的原唱那麼扣人心弦，卻還是很有味道。不過，Moore做為一個歌者，過了中年嗓音越渾厚，與他的吉他聲兩相唱和，效果越見不凡，這是歌迷普遍的定論。

事實上，彈奏吉他起家的Moore，自己組樂團時是因為找不到適當的主唱，才勉強唱起歌來。剛開始他也唱一點搖滾，「我討厭死了唱搖滾，後來走藍調搖滾路線，我才越來越喜歡唱歌。」他說，「我往往把曲子的主調降下來，因為我吉他不彈主旋律部分，歌唱本身成了主旋律，我再以吉他部分的變化來應和，這樣有趣多了。」

感謝啟發他的Phil Lynott
有些樂評家認為，Moore的吉他聲線不僅性感，簡直是淫蕩，才會那麼顛倒眾生。Moore的歌迷應該會十分同意這點。他的彈唱風格，若從8歲最初彈奏的那把吉他算起，整整花了將近30年，直到1990年他自作、自彈、自唱的Still Got the Blues問世，才大致建立。

Moore生於1952年4月4日，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人，有一個哥哥、三個姊妹，父母嚴重失和，連累他也提早輟學，15、16歲就到了都柏林，想成為一個音樂家，一年之後父母離婚，北愛暴亂，他無家可回，決定浪跡天涯。1969年加入名為Skid Row的合唱團之後，他認識了人生第一個貴人 Phil Lynott（1949～1986）。Lynott高高瘦瘦帥帥，黑白混血兒，魅力百分百，是個色鬼，據Moore說：「你絕不能把女朋友留給他照顧，幾分鐘都不行。」

Lynott像媽媽般的照顧Moore，早起燒飯給他吃，介紹這個、那個給Moore，開啟了Moore包括吃中國菜在內的各方面味蕾。初進入樂壇的Moore，由於年紀小，大家覺得他是憨憨的鄉巴佬，只把他當成琴藝高超的小弟弟看待，唯有Lynnot認他是音樂上的同道，願意與他同甘共苦，一起成長。Moore在Skid Raw待了2年（1968～1970），樂團嘗試各種搖滾樂風，從放克到重金屬，例如Night of Warm Witch，這是Moore第一個正式的音樂學校，但有很多樂迷認為，團員中只有Moore的彈奏可聽，其他人的演出簡直一塌糊塗。

Moore離開Skid Row之後，1973年自組樂團，推出Grinding Stone，這是Moore歌迷必須珍藏的唱片，當時Moore才21歲，已展現不凡的氣勢。然後他三度進出Lynott組的Thin Lizzy，和Lynott共創的佳績如Waiting for an Alibi、Out in the Field，都是搖滾經典之作。

Lynott以主唱的身份組團，後來才學了貝斯及作曲，Thin Lizzy是少數被歐美樂迷承認的愛爾蘭搖滾樂團，Lynott去世後，他的雕像立在都柏林市中心Grafton Street街頭，可見受擁戴的程度。Lynott的白人媽媽未婚生子，黑人父親屢向她求婚未果，但一直有供給這對母子贍養費，Lynott由外婆照顧，從小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他是事業有成之後才嗑藥成癮，最後母親發現他染上海洛因癮，逼他進療養院做勒戒，幾天之後，突然身體狀況直轉而下，死於多重器官衰竭。

Moore談起這段經過，不禁黯然，「雖然他誰的話都聽不進去，至少我力勸過他。當時Lynott的兩個女孩還很小，我問他，難道不想看到她們長大成人嗎？他會謝謝我，然後依舊我行我素。」1985年冬天，Moore和當時的妻子去外地探望岳父岳母，有人告訴他Lynott病重，沒想到，第二年的1月4日就死了，才36歲。

Moore回想當年，說好幾天過後才承認Lynott真的走了，「我從來不是多愁善感的人，卻真的必須以酒澆愁，在一家酒吧裡，有人播放我們樂團的歌，一個傢伙走過來說『請節哀』。我回到家，不禁放聲大哭，痛苦極了。」

2005年8月20日，都柏林市為Lynott銅像揭幕，他的媽媽來到現場，過去Thin Lizzy的老戰友幾乎全數到齊，晚上以演唱會向Lynott致敬（見Gary Moore & Friends one night in Dublin：A Tribute to Phil Lynott）。這場演唱會是Moore促成的，他找來待過Thin Lizzy的三位主吉他手，加上他自己，本來Thin Lizzy就以雙主吉他手聞名，Moore與其他三人分別搭配，唱了10首他們的暢銷名曲。可以看得出來的是，Moore的實力遠在三人之上，當時他已如日中天，許多樂迷甚至認為，他是全球最頂尖的電吉他手。

有意思的是，這個演唱會的前後經過有個紀錄片，片中Lynott老友們講述他的舊事，說他文質彬彬，待人接物顯出教養良好，思想上比較不像是個rocker，而像是個知識份子，尤其對愛爾蘭的歷史了解得鉅細靡遺，是他們每個人的啟發者。不過其中有一人說，Lynott的音樂偶像是Jimi Hendrix、Elvis、Janis Joplin和Brian Jones，這四人個個早死，而且死因都和藥癮有關，也難怪Lynott會步上他們的後塵，提前向閻王爺報到了。

尋找自己的聲音
Moore很早就曉得自己和Lynott不一樣，他對女人不是那麼有興趣，對藥物也是，如果酒不包括在內的話。搖滾樂吉他手必須全神貫注，指板上的音符很容易閃失，藥物上癮，絕對無法勝任主吉他手；而且吉他像是重型武器，像機關槍，需要一個控制力強大的人，才能讓它為自己所用。Moore在演奏搖滾樂時，必須是個小心翼翼的戰士；閒下來時，他神經還緊繃著，酒這時是最好的朋友。

他右臉頰到下巴的一道長疤，據說是酒後打架，醒來時都想不起來怎麼受傷的。

1974年，Moore加入了英國鼓手Jon Hiseman的 Colosseum（1975~1978），是個fusion樂團，即興意味很重，融合了爵士、放克、藍調等，這是1960年代興起的樂風，較偏爵士的例如Mile Davis、Chick Corea，偏搖滾的如Frank Zappa、Caravan、Soft Machine、Spirit等，Colosseum也算是其中佼佼者，既然志在做實驗性的音樂，當然很難兼顧市場。

「比較起來，Thin Lizzy像是打爛戰，大家想到哪裡做到哪裡，起床、喝個爛醉、上台演出等等，相反的，Colosseum的成員很嚴肅，很團結，很專業。」Moore說，「我跟他們在一起的3年，大家搭著迷你巴士，到處住便宜旅館，就為了可以跟歌迷演奏我們想演奏的音樂，不是為了錢。然而很幸運，還是有唱片公司願意幫我們灌唱。」

但Moore並不覺得與Colosseum的合作，使他得到充份發揮。「從他們那裡離開之後，有時單飛，有時再回到Thin Lizzy，我常常感到，自己的適應能力似乎有些太好，好的讓自己四分五裂，不曉得哪個方向才是我應該努力的，而我的歌迷也應該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我這樣變來變去，哪個才是真正的我呢？下週我會跑去彈爵士吉他了嗎？」

逐漸的，Moore在不工作的時候，或在後台，總是彈奏著藍調，有人就說：「你彈得滿像回事了，該去灌張藍調唱片……」這話說中了Moore的心事，為什麼他鍾意的都是藍調歌手，很少搖滾歌手呢？例如Jimi Hendrix、Roy Buchanan、Peter Green等，為什麼這些人那麼吸引他？

來自Roy Buchanan技法的影響
先說說Roy Buchanan（1939～1988）吧。這位早年演奏時總是穿著一件土土的花格西裝褲，上身隨意搭配的先生，可是包括Moore在內許多樂壇名吉他手在技法方面的導師，也是至今仍受到電子吉他界無限尊崇的吉他手。他那把1953年型的Fender Telecaster，在他的操弄之下，可以發出幾十種聲音。早年，他從模仿Jimi Hendrix和Chuck Berry的歌起家，後來他的音樂類型頗多，有恬靜的Sweet Dreams，也有狂野怪異的You Are Not Alone。

從早期Buchanan灌製的唱片，便知道他絕對是個自由自在的音樂人，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吉他聲裡，能夠演奏吉他，就是他每天最大的快樂。熟悉他的人說，他平常幾乎是不笑的，除了彈奏班鳩琴他會笑之外，很少看到他展露歡顏，他這時笑，是因為他雖然吉他彈得出神入化，卻完全無法掌握班鳩，他在笑自己笨。

「吉他已攝其魂魄」，很多朋友這麼形容Buchanan，這位來自美國阿肯薩州、在加州長大的音樂家，父親是農場契約工兼當地五旬節教會牧師，由於教友中黑人比例不小，他很早就迷上靈歌。他和Moore一樣，14、15歲便開始以彈唱為生，有時跟團伴奏，有時脫團做個人秀；他也幾乎和Moore一樣待人慷慨且溫和，只在對音樂有要求時，才會發點小脾氣。不一樣的是Moore比較開朗自信，Buchanan則內向自卑，縱然已成吉他高手，因家計繁重，近30歲還想改行做理髮師。

1971年是Buchanan的轉運年，美國公共電視製做了《世界最頂尖的無名吉他手》（The Best Unknown Guitarist in the World）紀錄片，引來披頭四John Lenon和鄉村歌王Merle Haggard的讚歎，也為Buchanan贏來寶麗金唱片公司的一紙合同，那年他已32歲。自此到他48歲去世，出了13張專輯和3張現場錄音。基於他的「存貨甚豐」，去世後又出了17張專輯。

雖然Buchanan有好幾張金唱片，算是成名的吉他手，卻承認每次上台都還緊張得很，並不是大家看見他那樣的悠閒自在。聊到外傳1969年滾石合唱團曾找他去替代Brian Jones，他說確有其事，但他有自知之明：「I don't feel like a Rolling Stone, I don't look like a Rolling Stone, I don't think like a Rolling Stone.」並說，最危險的就是人人都誇你為世界第一的時候。其實並沒有什麼世界第一。

有一次人家問Buchanan，請他評量一下幾個他的年輕崇拜者（大概意指Jeff Beck或 Gary Moore），他只回答：「彈得快又好是一回事，但演奏總是還要回到歌曲的基本面，看看你究竟想表現什麼。你有辦法，就表現得出來，這時無論你被別人如何評價，你都自知是成功了。」

Buchanan有6個小孩，本來是個愛家護子的父親，然而成名讓他必須不斷的上路做巡迴演出，經年累月下來，習慣性嗜酒腐蝕著他的肉體，有時表演會出現突如其來的恍神。他最後一場演出，是1988年8月7日在康州新海文，因為酒醉砸鍋，他還信誓旦旦一定要戒酒，可是8月14日又因酒後鬧事被捕，地點是維州的Fairfox郡，他被送進警局的牢房，第二天早上，守衛發現他以自己的襯衫上吊自殺了。

Moore雖承襲了很多Buchanan的吉他技法，兩者的真正不同，在於Moore上台後絕對為了觀眾賣力演出，而Buchanan常說，他演奏多是為了給自己聽的，是為了讓自己得到滿足，雖然在他生涯末期，變得比較能夠與觀眾互動，但是他與他的吉他之間有一種極其神秘且私密的關係，在他表演時，觀眾永遠感覺得到。

雖然Moore與Buchanan一樣，都不是那種常常通宵達旦開趴的藝人，即使現場演出及唱片銷路表現耀眼，他們生活仍一如常人，但他們承受的精神壓力迥異於常人。娛樂業是競爭白熱化的行業，尤其藍調搖滾是比較特殊的樂種，觀眾對音樂本身的要求更高，也是壓力的主要來源之一。

Peter Green的致命吸引力
Buchanan與Moore兩人的精神向度不同，Buchanan是對內深掘，Moore是朝外展開；前者追求返璞歸真的美感，後者嘗試建構華麗的情感戲劇；前者大方保留音樂的不足缺憾，後者力圖羅織音樂的完整敘事。Moore不公開認Buchanan為他的老師，是有原因的，因為他不認同音樂只是個人靈魂的養料，而是必須能夠與眾人產生身心共鳴的一種實質力量，他希望觀眾能瘋狂、沸騰起來，所以特別痛恨在那種觀眾無法站起來舞動的場合表演。

相反的，Moore承認自少年時代便受到Peter Green吸引，白人吉他樂手中，可能唯有Green真正捉住了藍調搖滾的精髓。Moore曾出過一張專輯獻給Peter Green（Blues For Greeny，1995），他在Green的吉他聲中發現一種溫柔的安慰，Green無論唱歌或彈奏，都令人有滴水能夠穿石的感覺，只要你聽過一次，永遠不可能忘懷，Moore對這種精神境界心嚮往之。這張專輯中，Moore使用的就是當年Green以1,000元美金廉讓給Moore的'59 Les Paul，有別於Moore的其他專輯，他以相當含蓄的演奏法，模仿Green的演奏法，來表現Green的作品。

Green比Moore大6歲，是個英國倫敦東區長大的吉他手，Moore第一次聽到他演唱是在貝爾法斯特一家小酒館，Moore當時才14歲。當然不只Moore為Green著迷，這個猶太小子才氣縱橫，除了給自己的合唱團Fleetwood Mac寫了無數歌之外，可能很多人不知道，Santana聞名世界的Black Magic Woman就是出自他的手筆。

Green出道時被John Mayall帶到他的Bluesbreakers合唱團，頂替Eric Clapton留下的吉他手缺，並預言他的成就會超過Clapton。起先，尤其是Fleetwood Mac氣勢當好時，不知多少人都唱過他寫的歌。然而Green在1971年沾上毒品LSD後，不出3、4年便報銷了，例如Heavey Heart、No Way Out等歌，都可以看出藥物的影響。

1970年代中期，Peter Green常常陷入昏睡，也不時發生譫妄的情形，醫生診斷他因吸食LSD導致精神分裂症狀，他足足在勒戒單位待了2年，才「乾淨」的回到流行音樂界。他算是幸運，雖沒有東山再起，直到今天仍活躍於藍調搖滾界，也不時參與巡迴演出。

Green的吉他琴聲依然美麗動人，繼續保有B.B.King常盛讚他的「甜滋滋」的味道，而且，現在他的「迷幻」是清醒的。人不可能有兩個人生，實相的人生仍值得期待與經歷。他變成一個胖胖的、笑容可掬的70歲老頭兒，接受訪問時常答非所問，聽他嘴裡唱著：「Give me back my freedom.」時，你會哀傷的想到，這是一個我們務必珍惜的、劫後餘生的人。他的悲劇成了我們的享受。

倒是Moore在2011年死了，2月6日，他和女友到西班牙一個海灘渡假，半夜死於心肌梗塞，時年58歲。他吃了一頓安安靜靜的晚餐，兩人還去沙灘上散散步，回到旅館；半夜4點，他女友感到Moore好像很不對勁，曾試著給他做按摩。死後的檢驗證實，Moore不僅是「喝多了」，他死時身上有0.38%酒精，是酒駕限制的5倍含量，通常，人體內酒精含量在0.4%至0.5%便足以致命。

Moore下葬於英國Sussex的瑪格麗特教堂墓園，喪禮只有少數親友參加；他結過一次婚，共生下3個孩子，2個兒子是前妻生的，女兒是他同居了11年的女友生的。他的經紀人發布消息後，全世界的大報都刊出過消息，連台灣都不例外。

沒有人知道他為何要喝下那麼多酒，事實上，我們對Gary Moore的生活所知不多，他是個非常著重隱私的人。或許他冷硬的臉龐只是一張面具，面具下是個異常柔軟脆弱的男人，唯有他的吉他、他的藍調搖滾，足以負載他易感的魂魄。

以上文稿原文可按以下連結：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195/article/5558

Gary Moore - Still Got The Blues (Live):
https://youtu.be/4O_YMLDvvnw

#Lee388
#GaryMoore
#StillGotTheBlues

李登輝 與 亞太營運中心

作者：杜震華

前總統李登輝辭世，媒體對他的功過討論，圍繞在他對民主和兩岸的貢獻或傷害。然而，他對台灣經濟的傷害，不少人或許早已淡忘，許多年輕人，甚至根本不知他曾對台灣經濟造成多大的隱形災難，讓今天所有的台灣人民，都在承受這樣的苦果，特別是年輕人。

那是1995年1月5日，行政院正式通過「建設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重大經建計畫。除非你目前超過40歲(當時至少15歲)，否則對此計畫應毫無印象或只是稍微聽過。即使是40歲以上的壯年或老者，25年前的往事極可能早已遺忘，至少也是印象斑駁。但是，對於我這參與計畫研究的學者而言，往事仍歷歷在目，夾雜著濃濃的哀痛和淡淡的怨恨－沒錯，是怨恨，恨我們國家距離先進國家之林，就差那麼一步，卻被李登輝的個人意識形態給毀了。沒錯，那也是中華民國經濟在90年代初由盛轉衰的關鍵時刻(當時失業率只有0.5%，你沒有看錯)，多麼令人心痛的往事啊！

1990年代初期，是台灣錢淹腳目接近尾聲的時代。郝柏村1990年6月上台擔任行政院長，宏偉的「六年國建」(1991~1997)上路，預算高達8.2兆元(其中5.2兆元為公共投資)，高於蔣經國時代的「十大建設」，國內經濟一片欣欣向榮－興建高速鐵路、完成南迴鐵路、北市鐵路地下化、擴建桃園機場、興建高雄國際機場、改善花蓮機場、興建第二高速公路、擴建基隆港、高雄港、安平港、興建觀音工業港、改善西濱快速道路、闢建12條東西向快速道路、興建台北捷運路網、規劃高雄捷運、發展十大工業、八大技術、規劃全民健保、增設地區醫院、規劃18個生活圈…。若無「六年國建」，1990年代台灣的平均經濟成長率不可能高達6.5%。

但是，台灣未來經濟的國際定位為何、利基何在，一直是領導層和專家學者的課題。此時，台商大量投資對岸，兩岸關係亦有和緩跡象(1990年兩岸紅十字會有金門協議，1992年兩會有香港會談，1993年有辜汪會談)經濟部長蕭萬長受到外國企業啟發，認為台灣應掌握大陸快速發展之機，扮演東西方交會的中介者，成為東亞和歐美銜接的所在地，就像新加坡是東南亞和世界交會的中心一樣，就可成為另一個東亞的樞紐(hub)；這概念就發展為「亞太營運中心」(APROC, Asia-Pacific Regional Operation Center)。

1992年初，台大經濟系主任薛琦教授受蕭部長之邀，組成一個4人研究小組，成員除主持人薛教授和法律系徐小波外，還有我(三民所副教授)和理律的劉紹樑博士，我負責主要的經濟研究，劉紹樑負責最後的法規修改建議。我和三民所第一名的碩士生張君賢(台大土木系畢業)一起，訪問了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商、港口、機場、電信局、經發局、央行、証交所等；雖然行程忙碌而疲憊不堪，新加坡一天排七、八個行程，全部用英語交流互動，搞到幾乎虛脫，但接待各方無不熱情以對祝福台灣，我等自然精神亢奮鬥志昂揚。

好消息是，台灣要成為製造業跨國公司的「亞太營運中心」，或所謂的「區域總部」(regional headquarter)，機會非常高，因台灣的地理位置恰好在東北亞和東南亞之間，製造業能力在亞洲僅次於日本，處於極佳的管理位置。位於新加坡的美商惠而浦(Whirlpool)公司東南亞總部副總裁告訴我，國際企業都看好兩岸即將三通，而若兩岸真正開放空運和海運三通，該公司「明天就將總部遷移到台灣，可能會到南崁」，因為他每個月有15天要搭飛機去看亞洲各地的子公司，總部沒必要放在距離中國如此遙遠的新加坡。而且他預測，新加坡所有製造業的亞太總部都會移到台灣。我心中大喜，新國約有8百家亞太總部，只要有2百家遷往台灣，每家有3百個高薪工作，就會有6萬個高薪工作產生，對年輕人是多大的誘因啊，屆時就不必遠渡重洋去賺取高薪了。

當然也有壞消息，就是台灣要發展金融中心並不樂觀，因台灣金融法規嚴格，國人英語普遍較弱，不符合金融中心需求。生活環境也較髒亂，租稅又高，要吸引跨國企業高階員工來台不易。

無論如何，製造中心是沒有問題的－只要開放兩岸三通，而國內外也都如此樂觀預期。而在我們的研究報告完成，行政院後續找了「麥肯錫企管顧問公司」進行後續研究，在1994年公布了正式規畫的「六大中心」(製造、空運、海運、金融、電信、媒體)之後，「亞太營運中心」就成為媒體報導和各界討論的焦點，各種研討會密集舉辦，都認為是台灣發展的跨世紀宏偉規劃。跨國企業也都摩拳擦掌，準備大力投資台灣；包括聯邦快遞和UPS，都準備將桃園機場設定為其「亞洲轉運中心」，將美洲和歐洲寄到亞洲的快遞郵件先集中運到桃園，再於桃園分裝再送往亞洲各地－因為美國的747飛機加滿油料飛到亞洲油料用盡下降時，剛好就是桃園機場，台灣擁有絕佳的亞太區位。桃園機場周邊會因此衍生出藥品、電子零件等量輕質高貨品的亞洲集散中心，甚至吸引國際製藥業或電子業在此設立藥廠、研發和行銷據點，高薪工作當然順勢產生。

但這一切都需要有個前提，就是兩岸必須「開放三通」。以當時台灣經濟還遠在對岸之上，大陸還在大幅複製台灣經驗之下，別說對台灣讓利，只要台灣允許高科技企業赴陸投資，或要求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 free trade agreeement)，北京必然會一口答應－大陸市場將會是我們發展的便利腹地。今天全球最熱門的手機應該是HTC，面板應該是友達、奇美、華映等，台積電和聯電可能是全球前五大企業了。

但是，就在推動「亞太營運中心」計劃一年之後的1996年9月，李登輝總統在國民大會發表演說時，提出了「戒急用忍」政策，我就在陽明山中山樓的現場，望著台上滔滔不絕的李總統，我的心裡卻在瞬間淌血－完了，不會有兩岸三通，亞太營運中心也沒了！台灣經濟，以後大概沒希望了！我不知李總統和北京之間發生了甚麼不愉快之事(一直有密使，如蘇志誠等人)，但他大概不會知道，這對台灣經濟會造成多大的傷害！

12年之後，馬總統開放了兩岸三通，但民進黨人當時還天天威脅恐嚇，說大陸軍機會用民航機掩護偷襲台灣，三通是出賣台灣！但是，一切都太遲了，上海快速崛起，提供跨國企業總部租稅和各種優惠，許多跨國企業亞洲總部直接遷往上海(聯邦快遞先遷到蘇比克灣，最後落腳在廣州新白雲機場)。上海的台灣研究中心主任後來告訴我，他們拿著台灣的亞太營運中心計劃和我寫的書(「亞太營運中心的理論與實際」)，直接參考打造上海的吸引力！

後來，每次看到李登輝，或是有人提起亞太營運中心，我心中就隱隱作痛，痛台灣缺了臨門一腳的強國夢，痛為何你會認為大陸會崩解為七塊，痛台灣只能天天羨慕韓國、新加坡...

俱往矣！台灣在孫運璿、李國鼎的時代，開創了亞洲經濟奇蹟；到了蕭萬長、江丙坤時代，也還有治世之能臣；到如今，似乎只剩下隨風轉舵往上扎根往下結果的佞臣。國運如此，夫復何言。

李登輝是我台大的同系學長，既然有緣本該結緣；但非常遺憾，在我眼中，他卻是阻礙台灣經濟發展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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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可以說明我為何如此痛恨"岩里政男"之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