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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大明皇帝與海盜合作　維持海洋控制權（一）
｜　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這是中華民族海權史上空前絕後的一頁。在國家公權力的支持下，「海盜」鄭芝龍終於成為中華帝國伸向海洋的矯健臂膀，200年來，中國人第一次重新奪回了海洋的發言權。已經與大海隔絕太久的黃土中國，終於迎來了一絲藍色的希望。

公元1633年10月22日，大明崇禎六年九月二十。

隆隆的砲聲劃破了金門的清晨。

這是這個島嶼有史以來所見過的最為猛烈的砲火。正在廝殺的60艘大型軍艦和近200艘小船，將料羅灣的海面變成了一片火海。

防守的一方，主力是9艘西洋式戰艦，懸掛著紅、白、藍三色旗。這是荷蘭王國剛剛改用的新國旗。除了西洋式主力戰艦外，這一方還有50多艘中國式帆船，這種船被稱為「戎克船」（Junk），據說是「船」字的閩南口音（jong）輾轉傳到西方而得，船上懸掛的卻是色彩鮮豔的媽祖旗，這是閩粵一帶海盜們的旗號。

進攻的一方，主力戰艦則是清一色的「戎克船」，足有50艘之多，船上飄揚著巨大的纛旗，大書大明帝國的國號。這50艘主力戰艦之外，是將近100條小船，滿載著硫磺硝石和稻草等物，居然全是火船。

這就是鄭芝龍率領的大明帝國海軍。

帝國海軍分為兩隊，包抄了灣內荷蘭人與海盜的混合艦隊。帝國海軍的主力艦兩舷，裝備著嶄新的英吉利進口大砲，這都是艦隊指揮官、五虎游擊鄭芝龍自費添置的。無論在數量上還是火力上，帝國海軍都佔據了絕對上風。100多艘火船則冒著炮火，順風飛槳，靠上敵方戰船，搭鉤放火。

不一會兒，荷艦Brounersheaven號起火焚毀，Slooterdijck號被俘獲，其餘荷艦均遭受重創。那些中國海盜船，則已經全部成為熊熊的火炬。荷軍司令、派駐福爾摩沙長官（台灣總督）普特曼斯（Hans　Putmans）無奈，下令能動的戰艦立即撤退。

此次戰役，史稱「金門料羅灣海戰」。這一戰，是荷蘭人東來後的第一大挫折，也奠定了鄭芝龍、鄭成功父子稱雄大洋的基礎。

入夥下海

年輕的鄭芝龍來到日本，投奔大海商兼大海盜李旦。不久，鄭芝龍娶了當地女子田川氏為妻，田川氏為鄭芝龍生下一子，取名福松，這就是日後大名鼎鼎的鄭成功。

鄭芝龍是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鄉人。作為17世紀最具國際知名度的少數中國人之一，他的小名「一官」（Iquan，或Quon、Iquon、Iquam、Equan），頻繁地出現在歐洲文獻中。

鄭芝龍年少時為人豪放，「性情逸盪，不喜讀書，有膂力，好拳棒」，以勇力聞名鄉里。而且，他還是個帥哥，清人張遴白在《難遊錄》中說他「少年姣好」。

17歲左右，鄭芝龍離開泉州，到澳門投奔了舅舅黃程，學習經商，經常往來於澳門、日本、呂宋（今菲律賓）等地。這段時間裡，鄭芝龍不僅見了世面，而且學會了葡萄牙、荷蘭等語言，還接受了天主教洗禮，教名叫做尼古拉斯•加斯巴德（Nicholas　Gaspard）。這段時間，他除了學習經商之外，也兼職做翻譯，賺錢糊口。

不久，舅舅黃程有批貨需搭乘大海商李旦的船，送到日本平戶，便派鄭芝龍押送，這令鄭芝龍有機會結識了李旦。

李旦也是泉州人，是當時著名的海商，擁有自己的武裝船隊，因此也被明政府稱為海盜。

鄭芝龍很快就加入了李旦的海商集團。鄭芝龍還結識了顏思齊，這兩人都對他的一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從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檔案分析，顏思齊是李旦的重要助手，負責李旦集團的軍事行動及在台灣的經營活動。顏思齊曾率領3000多漳州、泉州的貧民，到台灣的魍港（嘉義）拓殖，這是繼林道乾以來的首次大規模開發台灣。

在日本，年輕的鄭芝龍認識了一位當地女子田川氏，並結了婚。關於田川氏的出身，至今仍是個謎。有的資料說她是日本長崎王族的女兒，有的說是日本肥前平戶士人田川氏之女，也有的說是歸化日籍的泉州治匠翁翌皇從日本人田川氏領來的養女。總之，她被稱為田川氏，有時也被稱為翁氏。1624年，田川氏為鄭芝龍生下一子，取名福松，這就是日後大名鼎鼎的鄭成功。因為母系的日本血統，鄭成功在日本至今仍被看做民族英雄。

嶄露頭角

在收復澎湖的保衛戰背後，多方利益角逐，年輕的鄭芝龍為李旦擔任翻譯，周旋於明政府和荷蘭人之間，逐漸地成為集團內部引人注目的新星。

鄭芝龍入夥不久，就遇到了一次展現他語言才華的機會：李旦捲入了明政府收復澎湖的戰鬥，而鄭芝龍則成為這次軍事和外交衝突中的翻譯官。

1579年，荷蘭從西班牙的統治下獨立後，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緊緊依靠英國，兩國在1619年訂立了軍事同盟，聯手爭奪葡萄牙與西班牙的海上霸主地位。在遠東，英、荷兩國先後在1600年和1602年組建各自的東印度公司，積極拓張。1622年，雙方組成聯合艦隊，荷蘭海軍軍官雷爾生（Cornelis　Reyrsz）率領荷艦12艘、英艦4艘，共1024人，遠征東方。6月份，英荷聯軍與澳門的葡萄牙守軍爆發激戰，結果，兵力佔絕對優勢的英荷聯軍卻在水陸兩戰中均大敗。陸戰中，聯軍陣亡136人，受傷126人，被俘40人；而海戰中，1艘荷蘭軍艦被澳門砲台擊沉。英國人認為如此奇恥大辱，都是因為荷方洩漏軍情，憤怒之下，英軍將自己的4艘軍艦撤離。

澳門之戰雖敗，但英荷兩國依然在別的地方合作，以「海盜」式的作戰方式，到處襲擊葡、西兩國的殖民據點和海上航線，除了葡、西兩國商船被攻擊外，前往菲律賓的中國商船也遭襲擊，船上貨物均被英荷艦隊作為戰利品轉賣去日本。不久，葡萄牙手上只剩下澳門、西班牙手上則只剩下馬尼拉。

雷爾生率荷蘭艦隊在澳門戰敗後，聽從副將高文律（Kobenloet）的建議，於1622年7月11日占據了不設防的澎湖群島，乾脆當起了穿制服的海盜，在附近各島上燒殺擄掠。在這一地區有著巨大商業利益的李旦，也損失慘重。他開始了穿梭外交，在明政府和荷蘭人之間進行斡旋，而年輕的鄭芝龍便以助手和翻譯的身份，參與了這次談判。這應該是鄭芝龍第一次如此親歷複雜的多邊利益整合。

談判的結果是，如果荷蘭人能夠撤離並拆除要塞，明政府將不干涉他們佔領「大員」（台南，後來泛指台灣），同時默許荷蘭商船到福建貿易。

佔領台灣，這是荷蘭人朝思暮想的利益。他們立即自行拆毀了澎湖城塞和砲台，在1624年8月26日，登陸鹿耳門，在台南的安平（今安平古堡，鄭芝龍在福建晉江的據點也稱安平，易混淆）建立了據點，開始了在台灣長達38年的盤踞。而李旦也因此成為荷蘭人比較信任的貿易夥伴。嶄露頭角的鄭芝龍在李旦、顏思齊集團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迅速崛起

鄭芝龍接替了顏思齊的地位後，其行為卻完全有別於別的海盜，「所到地方，但令報水，而未嘗殺人」，一時聲望大著，人心思歸……
（三之一，待續）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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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新強：慶祝聯合國成立75周年 十個改革建議

近月我多次提到今季美中名義GDP將很接近，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事情講三次）重要的歷史里程碑。美國國會CBO預測第二季度GDP將下跌至前所未見的38%，如成真，或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最少是鴉片戰爭以來）超越美國。當然，美國經濟逐漸重開，不管多參差，甚至不管死多少人，美國GDP必將有所反彈，但A.C.後的美中差距，必比B.C.前收窄很多。

過去三年，特朗普經常自誇美國經濟規模遠比中國大（缺乏安全感？），且許下諾言，在他任內，誓不會讓中國超越。所有貿易戰、科技戰、意識形態鬥爭，以至其他種種紛爭，都是由此而起，其他所有的滿口仁義道德，對不起，都只是藉口！ 但如這情况在今季馬上出現，實在有點好奇，他將如何向人民交代？但有如皇帝的新衣，或許無人願意戳破。

有些人誤會我因中國加速追上美國而高興。非也，非也，事實上我非常憂心。不幸中美已墜進修昔底德陷阱，中國固然不會放棄繼續發展的應有權利，人口是美國的4倍多，每年中國的STEM畢業生約470萬，近美國的8倍。當然平均中國人也不蠢，更非常勤力，所以中國絕不需要擁有征服世界的野心，只要有正常的上進心，已根本無辦法避免在賽道上跟美國碰撞，除非出現嚴重意外，否則超越美國只是時間問題，今次Covid疫情，成為意外的催化劑。但從相反的美國角度來看，當然不可能，亦不會把二戰後從充當世界警察、無數次正義與不正義戰爭，再加上發展出多項最尖端科學和科技，和培養出多家最優秀企業，辛苦經營得來的全球霸主寶座，拱手相讓給中國。

美國二戰後被「黃袍加身」

從歷史上我們輕易能找出不少類似競爭情况，最值得參考的是19世紀末至二戰結束，國際權力變化和轉移。早在約1890年，美國的經濟規模已開始超越英國，甚至整個大英帝國。但當時美國是一個擁有兩個海洋為天然屏障、非常內向、工業剛剛起步、但仍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大部分美國人都是為逃避歐洲戰亂、宗教紛爭和饑荒的移民。

到了20世紀初，歐洲戰雲密佈，德國崛起，開始挑戰英國。1914年，神推鬼擁，奧匈帝國王儲Archduke Ferdinand被一個Bosnian Serb暗殺，牽動多國的共同防衛協議，結果整個歐洲被拉進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總統Wilson是peaceful globalist（和平全球主義者）的始祖，本來極不願參戰，拖了兩年多，才因德國有意支持墨西哥奪回部分美國領土，勉強在1917年4月宣布參與The war to end all wars（歷史性謊話）。

一戰打到1918年中，德方敗象已露，開始求和。Wilson非常雀躍，美國總統首次出國，到巴黎牽頭籌備巴黎和談，並建議成立League of Nations（國際聯盟）。

半年巴黎和談達成5條和約，包括可說是最失敗的凡爾賽條約。戰後的英、法等國欠下美國大量債務，瀕臨破產，所以對德國非常苛刻，企圖榨取巨額賠償。後來德國無力償還，帶來的經濟困境，反成為二戰的導火線。國際聯盟雖是Wilson的主意，但戰後美國再轉內向，結果議案未被參議院通過，國際聯盟變成無牙老虎，對防範第二次大戰完全無效。結果不到20年，幾乎原班人馬又回到殺戮戰場（最重要改變是日本改站德國那邊）。悲哀！

二戰後，世界一片頹垣敗瓦，美國是唯一例外，更擁有核武，即使不想承擔世界一哥責任，但已到了「黃袍加身」地步。美國再次支持聯合國的成立，終堅決加入，首次會議在1945年4月三藩市舉行，完成聯合國憲章起草。洛克菲臘更捐出紐約市地皮，建立聯合國總部。戰後以美國為首的世界秩序自此成形。

重要議題 全人類公投決定

今年是聯合國成立75周年，值得慶祝，但更值得檢討。過去數年，西方的所謂民粹主義急漲，反對全球化，實則是極醜陋的種族主義捲土重來，威脅世界和平。

哈佛生物學家E.O. Wilson的名句發人深省：「人類擁有早石器時代的感情，中世紀的社會體制和機構，和神級科技」，一個足以毁滅人類自己的危險組合。所以聯合國也必須探討改革，與時並進，才可發揮更大維持和平和推進人類發展的作用。我是一個die-hard peaceful globalist（死硬世界和平主義者），在此拋磚引玉，提出十個改革建議，部分較實際，部分較幻想化，但全部認真。

（1）雖然聯合國不是一個世界政府，但可領先探討以先進科技來實行direct democracy（直接民主），避免如美國選舉人制度的扭曲。聯合國秘書長一職實權不大，何不嘗試由全球人類，通過智能手機，直接提名和選舉出來？甚至某些如氣候變化和如何對抗新型病毒等重要議題，以全球公投形式來作決定。更先進一點，可探討模仿Amazon、淘寶和Google，利用AI技術來收集實時全球生活習慣、趨勢和意見，可能比投票更準確反映民意。

（2）安全理事會的重組已討論了多年。中、英、美、法、俄的永久席位和否決權，仍反映二戰後的國際局勢，跟75年後的今天已脫節。最多人建議的是增加4個永久席位，引進德國和日本，兩個二戰戰敗國，現已變為愛好和平的發達國家，再加上印度和巴西，代表發展中國家的重要地位。

這改革仍不夠，應考慮讓聯合國維持小型永久性和平部隊，比每次出現滅族大屠殺，侵略戰爭，才臨時拉夫好，反應快並更有效。更大膽一點，可否考慮把部分國家層面的核武控制權，託管給聯合國。以前我提過有學者建議No First Use（NFU）加上Guaranteed Second Use（GSU）的核武使用原則，非常有創意，但誰來擔當這個大公無私的世界警察任務，是個大難題。假如以色列先對伊朗使用核武，世界會否相信美國真的會以核武對以色列還擊？如果中立機器式決定權在聯合國，阻嚇力會否更大？

設永久性和平部隊

（3）IMF和World Bank雖不隸屬聯合國，但也是二戰後的同期產物。在Bretton Woods會議，Keynes的原意是賦予IMF更多資源，用來拯救面對經濟危機會員國，未必需要償還。但最後代表強大美國的Harry Dexter White大獲全勝，結果IMF變成一個如普通銀行般的借錢機構，條件頗苛刻，且訂明借款國家需準時歸還。我建議回歸初衷，放寬條件，成為一家真正的世界央行。

IMF在1969年推出SDR（Special Drawing Rights），雖只是一個理論貨幣，美元仍是最重要儲備貨幣，但為未來的多極化世界設想，實在有更大力進動SDR發展的需要，定期檢討SDR的組合和權重，更貼近國際經濟情况的變遷。再大膽一點，即使不印SDR現鈔，何不順應潮流，嘗試發行數碼SDR貨幣，與Bitcoin和其他虛擬貨幣，爭一日之長短？

（4）如要擴大IMF資源，聯合國建立長期和平部隊，必須增加可靠收入（會員經常賴帳）。我建議兩個可行辦法。第一是賦予聯合國一點全球徵稅權，譬如全球工作者收入的0.2%。全球GDP有80多萬億美元，即可收稅約1600億美元，大概等同一個中型國家的稅收。另外，從2009年起，IMF已開始發債，現在每年只約300億美元，有擴大需要。我建議亦可讓聯合國直接發行真正的global bond（全球債券），必受歡迎。我知道不容易，歐洲即使在疫情下，都仍未能發出Covid bond（私心太重），但值得考慮。

（5）雖然近日美國不停攻擊世衛，但其實今次疫情，令到大家更感受到新疫症愈來愈頻密的威脅。如世衛有不足之處，正是因為資源嚴重不足，和各國政策缺乏協調。我建議世衛必須升級成為一個世界CDC，建立自己的科研團隊和實驗室，並儲存各種疫苗、藥物和保護設備，隨時供應給有需要地區。除此，世衛亦應加緊對新病毒與氣候和環境變化關係的科學研究（由蚊子傳播的瘧疾，與全球暖化關係已毋庸置疑）。如能找出強力證據，對推動可持續發展政策有很大幫助。

（6）我建議成立一個新的聯合國組織，正式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直接對抗氣候和環境變化，此舉刻不容緩。Covid疫情是給人類的wake-up call，警告不可再過度自私，毁壞地球環境。雖然世界經濟停擺對短期減少碳排放有幫助，但隨着社會重開已在反彈。如要防止地球溫度上升小於攝氏1.5度的臨界點，未來10年，每年平均排放必須減少7%。

（7） 世界政府可以是烏托邦，亦可以是噩夢。毋須急於實現，需要很多先決條件，但值得由聯合國去研究。過去二三百年的政治和經濟理論，資本與社會主義、議會政制，或共產體制，都因多方面科技進步或已變得過時。能源瓶頸已逐漸打開，加上生產力大幅提升，人類基本需求如食物、衣服、運輸，甚至住屋、教育和醫療都有足夠供應。因自動化和AI發展，反而所需人類工人數目和時間減少。其實資本和社會主義的區別已逐漸模糊，今次疫情中，連美國都急派大量金錢，實在已執行MMT和UBI等極端社會主義政策。再根本一點，有了超級電腦，fiat currency（法定代幣）的存在價值都值得研究，更直接的高科技bartering（易貨貿易）是否可行？

本土化實乃醜陋種族主義

（8）近年全球盛行排外的所謂本土化，雖有其背景原因，但其實亦包含醜陋的種族主義。我亦不相信過去人類1萬年的全球化大趨勢，會長久逆轉，最多只是一次短暫休息。長遠來說，人類仍將跟隨人口密度、經濟機會、政治、氣候和環境變化等因素而繼續遷徙。但如要防止更多種族衝突，聯合國應帶頭推動文化交流，語言教育尤其重要。我並非建議重倡Esperanto世界語，但支持全球普及教育英文和中文，和以及更重要的computer literacy（電腦認字）。有點妙想天開，聯合國更可嘗試開發鼓勵異國通婚的App，對長遠世界大同的願景或有很大幫助！

（9）從前我已討論過一些尋找外星人的計劃，最有名的是美國從1970年代已開始的SETI（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但至今仍未有發現，Fermi paradox（費米悖論）仍是個謎。但理論上，外星人存在的概率非常高，可能只是人類仍未投放足夠資源去尋找，假以時日，絕對有機會成功。此任務最適合交給聯合國，既有重要科學意義，又可推動各種太空科技發展。最重要的是，如發現外星人，不論是友是敵，人類都必變得更團結。假如找不到，發現人類非常孤寂，更值得珍惜地球！

（10）如果人類科技真的遠遠走在社會體制前面，有何方法彌補？從前我指出過法律並不正式承認科學的存在，譬如在交通或槍擊案中，科學家只可以專家證人身分作證，法庭無必要一定採納意見。固然科學證據都可有爭議性，但只憑人類經驗和偏見建立出來的法律系統，反而凌駕於永恒的科學定律上，實屬本末倒置。

所以我建議在聯合國憲章中作出修訂，明確把最簡單、最實用和最具代表性的牛頓三大運動定律放進去，將是人類法律史上里程碑！當然象徵意義大於實際，等同美鈔上印有「In God We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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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譚新強 中環新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