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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大家說國語嗎？你講什麼語言誰決定？】

今天原本是台灣語言史上重要的日子，這是史上第一天立法院引進通譯，讓「所有國語」均能在國會殿堂上溝通無礙。然而，立委3Qi.tw 陳柏惟 特別以其母語台灣台語質詢國防部長邱國正，但部長竟拒絕使用通譯，並且自行提出一番「國會應該講國語才好溝通」的論點，但這其實已與《#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以及國會設置通譯的精神背道而馳。

■國語已經不等於華語，自然語言一律平等
還在國語=華語嗎？ 這除了是語言歧視與延續殖民暴力外，更已經違法了！根據2019年的《國家語言發展法》第三條：「本法所稱國家語言，指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第四條則規定：「國家語言一律平等，國民使用國家語言應不受歧視或限制。」也就是說呢，華語、台灣台語、台灣客語、台灣各原住民族語*，均平等被列為「國語」。未來當然個語種通行程度不一，但各語言均需被尊重、傳承、教育，就如同瑞士將僅佔0.5%的羅曼什語列為官方語言之一一樣。

■若無外力干涉，原本台灣約3/4人講台灣台語
在1992年，台灣的人口比率為：閩南系台灣人73.3%，客家系台灣人12%，中國移民13%，台灣原住民1.7%（黃宣範，1993）。而在1940年，台灣的人口比率為：閩南系台灣人76.0%，客家系台灣人14.1%，中（華民）國人0.8%，原住民4.3%，日本移民5.3%。若照各族群比率，原本台灣優勢的語言為台灣台語（亦即閩南語，但已和福建閩南語有字彙腔調的不同）。若再以瑞士為例，瑞士64%人口母語是德語，20%法語，6.5％義大利語，雖各語種受平等保障，但德語也在瑞士媒體、文化等領域佔最大優勢，照自然市場法則，要不是外力干涉，這也是原本台灣台語會有的地位。

■日本與中國人強行讓台灣接受外來語言，但中國人手段更殘暴全面
1945中（華民）國軍事佔領台灣，於1946年4月2日設立「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直接把官方語言從日語改成華語，並推行「說國語活動」，但初期並未嚴格排除台灣各語言使用，但佔領台灣短短5、6年後，1950年代後從教育界開始嚴格禁止「方言」，強性規定使用華語，並查禁原住民文字印刷，爾後講台灣語言者，會在學校、職場受到罰款、懲戒、羞辱、迫害歧視。日本時期也推動日文，但允許雙語教育，也就是學校可以用官方資源教授漢文。直到日本佔領台灣42年後，開始強力推行日語教育，設立「國語講習所」取消漢文課，但對語言的控制，仍未如中國殖民政府徹底。

■台灣語言不死，但正在凋零
儘管日本、中國兩殖民政權前後推行「國語政策」，但台灣母語經過百年迫害，仍保留下來，當然人口越少的原住民語、客語受創越嚴重，台語雖然不死，但卻也逐漸消逝。根據洪惟仁教授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執行的《9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2010）的調查結果，都會區家庭中華語對本土語言已經有明顯優勢，例如明顯在台灣台語區的高雄，在家講台語的比率遠低於母語背景比率，更有些區已經是以華語為主。然而，反過來說，即便在70年華語殖民之後，雲、嘉、南、高鄉村區域，仍有許多行政區過半人口在家完全不講華語。

家庭是母語的最後防線，洪惟仁教授就曾寫道：「家庭是語言最後的堡壘，華語是外來語言，居然能夠向下擴張到家庭語言的地盤，不論華語使用率多少，都意味著族語在家庭領域中『失守』了」

有一種最常見論點是說，語言是工具，只要能溝通就好，根本不用保留少數語言。然而，這一來是將外來政權殘酷消滅優勢語言的錯誤正當化，二來破壞了多元文化保存的可能性。更大的謬誤，則是將多語言國家中的溝通，扁平化成「強迫大家只學一種語言，遺忘母語」，而不是建立「不同語言使用者之間也能溝通」的制度（包含大家學會第二、第三語言；即時通譯輔助等制度）。

在「國語平等」後，不代表台灣台語就能取得壓迫其他語言的地位，反而是以各語言為母語者，都能在台灣國內各場合等到尊重。在發展神經學的實證證據中，不少證據指出，雙語（或多語）成年人大腦皮層區域、皮層下灰質和連接之白質束結構比單語者更完整。更早學習多語，對刺激大腦發育，讓兒童養成對多元文化認識與尊重都更有利，這也是瑞士、加拿大等多族群國家朝向的方向。

*註：台語過去稱閩南語，但已和福建閩南語有字彙腔調的不同；同樣的，華語雖以北京話爲基礎，但腔調和字彙亦和實際北京人說話有很大差異。

《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當205個國家的體育健將在東京奧運競技奪牌時，疫情及天災毫不留情地同步在全球各地肆虐狂飆，而美國鷹與中國龍的軍事對峙更有增無減。

在台灣的人由於東京奧運新一代國手的優異表現而暫時忘卻疫情陰霾和台海風雲，大家恰似被溫水慢煮的青蛙，早已失去危機感。若非有中國「小粉紅」胡言亂語，製造「台獨」，台灣人完全忘了：「大敵當前，毋忘在莒」這句老話。

事實上，8月3~16日美軍在全球17個時區舉辦「2021大規模演習」（LSE2021），而中國也於8月6日到10日在南海進行超過10萬平方公里範圍的軍事訓練，並延伸至西沙群島東北方，這是解放軍近年最大規模的南海演習。

此外，2021年以來美軍維持每月一次穿越台灣海峽的頻率，7月15及19日，美空軍C-146A特種作戰運輸機及中情局所屬C-130J運輸機先後降落台灣機場，更是突破1979年美台斷交以來的首例，令人側目。

今年7月9日是美國前國務卿，「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季辛吉密訪北京，突破美中敵對關係50週年的日子。已屆98高齡的季辛吉，是當年推動美中建交的幕後高手。回顧美中建交種種，他透過視訊表示：
「中美之間的衝突，將會分裂整個世界。」
「美國必須和中國針對全球秩序達成新諒解，以確保國際體系的穩定，否則世界將重返一次大戰前的危險期。」

他更在2021世界AI大會開幕式致詞時呼籲，「由於高科技的商業領域具有壟斷性，雙方必須建立符合安全利益的限制。」「中美兩國應建設互利共贏關係，雙方領導人應展開對話。」

其實，早在2019年的聯合國大會上，秘書長古特雷斯就指出：
「值此全球大國關係過度的異常時期，一個新的風險迫在眉睫，那就是在中美兩國間出現大分裂。」、
「我擔心世界將分裂成兩個陣營，地球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建造兩個獨立的、相互競爭的世界，各自主導貨幣、貿易和金融體制，以及自己的網際網路和人工智能，還有零和的地緣政治和軍事戰略。」

美國自二戰結束後以戰勝國之姿稱霸全球，冷戰時期，蘇聯成為敵對手；美中建交後極力拉攏扶植中共政權。90年代蘇聯解體，中共坐大，對美並未感恩圖報，反倒要與美國共管太平洋，平分國際霸業，終於促成共和及民主兩黨同仇敵愾。中國已雪百年之恥，但美國正要洩「養虎為患」之恨，這就是當今龍鷹爭霸的歷史因緣。但美國離中國太遠，台灣卻離中國太近，因而成為龍鷹兩強必爭之地。

自古紅顏多薄命，台灣的戰略地位以及人文資質如此珍貴，我們必須自重自愛，自立自強，在美中雙強之間左右逢源，隨遇而安。當今的南韓是一例，新加坡更憑恃既說英文又懂中文的優勢，扮演美中外交的最佳諮詢角色。李光耀及李顯龍父子，每當美中元首會晤之前，均成為中南海及白宮的座上賓，對雙方關係詳加解析建議，新加玻雖無「和平中立」之名，實已善盡「和平中立」之實。

8月3日在ASPEN安全會議中，李顯龍說中國「東升西降」的想法是錯誤的，他不認為美國正在永久衰落，因為「所有的華裔諾貝爾科學獎和醫學獎得主，除了一位是中國公民，其餘或者是美國公民，或者變成美國公民，可見美國最能吸引世界各國人才。」不過，李顯龍也說，「中國不會消失，因它是一個充滿活力和力量，擁有人才並決心在世界上佔據一席之地的國家。」他指出，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希望美中兩國的惡化關係可以控制住，一旦發生衝突，不僅對兩國，對全球都是災難。

李顯龍也對台灣問題表達關切。一方面他不認為中國會在沒有受到任何挑戰的情況下，片面使用武力改變台灣現狀，因為風險太大，尤其「台灣三分之二的人認同台灣而非中國。」但他不諱言，台海戰爭可能會因「誤判情勢」而釀成大災難。

忠言向來逆耳，未知習近平和拜登是否聽進季辛吉及李顯龍的逆耳忠言？至少我們看到中國新任駐美大使秦剛甫抵華府，就於凌晨12點多，以推特恭賀美國運動健將們榮獲奧運金牌榜首的消息。其實東京奧運美中實力相當，金牌得主以39比38一面之差，美國險勝，中國小輸而已。秦剛此舉，算是向美國遞出橄欖枝。

奧運精神是揖讓而升，公平競爭；勝不驕，敗不餒。台灣雖然進步多多，但也不能夜郎自大，畢竟在205個參賽國中，得獎排名34，而日本第三，英國第四，頗與全球實質國力相符合。

然而辣椒辣，不必大。台灣不只小而美，小而強，更重要的是小而善！在美中兩強之中，我們應該學會扮演新加坡的角色，不卑不亢，更不選邊站！打造和平中立好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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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風雨 我的中國心》個人首次獻唱單曲 懇請協助擴散、分享！

七十年了！一直以為這首歌
只是唱給在英國殖民下失去祖國的香港同胞
而台灣早在抗戰勝利時就回歸到祖國懷抱
直到現在 我才知道抗戰其實並未結束
我們在台灣的中國人 仍在與敵人鬥爭
七十年了 我們還在抗戰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我的中國心

七十年了，今天的盛世如您所願，除了台灣。
親愛的祖國母親，還記得《七子之歌》中唯一沒回家的孩子嗎？

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也就意謂兩岸對峙、對立了七十年。
如果再加上1895年起五十年的日本殖民，光復後隨即又陷入國共內戰，台灣已經和祖國大陸「分離」了一百二十年！

從早年「反攻大陸」，到如今「去中國化」，最新島內中學生的歷史課本上路，學校已不再教「中國史」。
今天台灣的情況，其實比當年金門炮戰還要惡劣！

七十年了，抗戰其實並未結束，我們在台灣的中國人，仍在頑強地與敵人戰鬥！
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中國夢，如果沒有台灣，就永遠洗不掉甲午之恥，更走不出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三峽。
一定要統一全中國！不能忘記，不敢忘記！

......
新中國70年
我被蔡英文當局「限制出境」身不由己
謹以此曲與我海內外的兄弟姐妹們共勉！

致海峽兩岸我親愛的兄弟姊妹們：

應微博網友建議，日前在夜深人靜的新黨黨部，自拍了這段九分鐘的影片，和各位海峽兩岸的兄弟姊妹聊聊。作為支持統一的統一工作者，我的心情是複雜的，但更多還是欣慰。因為看到台獨工作者如今狗急跳牆的所為，竟連兩岸宗親交流、台青赴陸求學就業都要打壓，顯見他們內心極度的不自信，台獨當然已是窮途末路。

但回憶十年前兩岸剛三通時的景象，再看如今不斷蔓延的煙硝味，我的內心不免憂傷、憂慮！我永遠忘不了，十年前兩岸宣布三通的那一天，我結拜的大陸義兄打電話給我，激動地說兩岸真的是一家人，未來就像走親戚一樣方便！我也一直記得，剛開放的那幾年，我帶著陸生同學吃遍台灣小吃，遊歷墾丁、台南、高雄、宜蘭，臨別前大家相約：「十年之後，一起在台灣重聚！」　

那時的大陸朋友，對蔣介石退守的台灣充滿好奇，更對舒適便利、溫馨和樂的台灣充滿好感。但十年後的今天，大陸網友卻普遍對台灣產生嫌惡，認為台灣不是數典忘祖的年輕人，就是投機、詐騙、到大陸撈好處的政客及商人。

或許，這其實是歷史長久遺留的問題，只是過去被表面熱鬧的兩岸交流所掩蓋。五十一年日本殖民，光復後不久又陷入兩岸分治迄今近七十年，長達兩甲子的歲月，台灣都處於和大陸的對峙之中，這恐怕不是單純的「讓利」可以解決，必須依靠中華民族走出西方霸權壓迫，逐漸建立文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的中國夢才能化解。

今年農曆春節，我和家人一起在台南老家看央視紀錄片《過台灣》，愈看愈加體會，台灣就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不幸歷史的縮影！午夜夢迴之際，難免也有孤獨之感，正如「乙未割台」四字背後那段歷史血淚，難忘抗日先烈姜紹祖絕筆詩中所嘆：「邊戍孤軍自一枝，九迴腸斷事可知，男兒當為國家計，豈敢偷生降敵夷！」時為1895歲在乙未，大清光緒二十一年，姜烈士二十一歲就義。

黃智賢女士曾說，百餘年來要在台灣堅持做一個中國人，是要有極大的氣概和堅持。我何其有幸，生在1987解嚴後一個月又十六天，我的出世即是兩岸交流的新時代！我是台灣人，更是中國人，我是新世代的新中華兒女，我必能看見中華民族全面復興的那一天！

九十三年前，著名愛國詩人聞一多滿懷深情地寫下「七子之歌」，詠嘆澳門、香港、台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旅順─大連這七個被帝國主義擄走的孩子，亟欲擺脫異族殖民、回歸祖國懷抱的呼聲！九十三年過去了，相信不久的將來， 「七子之歌」終能唱完尾聲，完成台灣這篇最後的樂章。

身為統一工作者，身為支持統一的戰士，我沒有理由不在第一線戰鬥，這就是當時我人在大陸參加活動，在知道明正、漢廷都被限制出境後，仍堅持回到台灣的原因。我是台灣人，更是中國人，台灣是我生長的地方，更是我祖先三百餘年來奮鬥的家園。我懷抱著先祖追隨鄭成功來台的赤血，追求中華兒女的新時代！讓我們一起有個十年之約：十年海峽，真情不變；十年之內，兩岸團圓！

王炳忠
2018年6月10日凌晨一點，台北

關於語言討論的問題，我只可以這樣講，那是由於以前的知識，未到今日的程度，所以以前的人講的東西，幾乎全部是錯，所謂當時的全部的言語學家和文化學家全都是錯，陳雲那些也是亂講。這完全不是科學化的解釋，科學化的解釋，中文只有兩點，就是形象思維和單音節。只能從中文和其他語言這個不同特點出發，講其他都是多餘。從這兩點出發，是用超級電腦計過，如果用形象思維，所用的記載體是多很多，不能在一大堆影像思維上把它轉成概念，然後概念上再轉做概念，那負荷會太大，;所以中文不擅長的是高度抽象化思維。用中文講科學和法律都可以，但那是另一層次的問題。因為是這只是這方面做得不夠。之後再講。真正做不到的，我看著中國文化一直落後的，就是出不到高度抽象、複雜的哲學思維。由二千多年到現在都沒有，看看西洋哲學家那種定義的準確和抽象概念的分析，在中國文化上完全是零。我真的不明白，怎麼很簡單的東西，中國人都沒有想到，動植物是有一個合理的分類方法，這些分類是沒有人想到，沒有人覺得一種東西有定義，孔子講人有七十多個意思出來，但沒有人覺得有問題，在西洋覺得當然有問題。他們已把哲學分為唯心、唯物，語意分析等，但中國全部缺乏，而邏輯只在起點，在名家時。但理性的批判，中文是完全缺乏。這是中文的原罪。而得到的結果，中國人不會為抽象概念去努力，而西洋人就會。中國人不會講法治、自由、人權等抽象東西，覺得是遙不可及的概念，覺得這和他們沒有關係。一用中文思維，就是這樣。

另外，使用的概念，有網友話有些歐洲文和印度文比英文更複雜，更多限制。但我想指出那不是要更多限制。一個語文的過程是會演變。我舉一例，甚麼叫做「可參照」，根據人大話將來的提名委員會「可參照」現在的選舉委員會。現在他們話「可參照」即是話要參照。如果用英文講，就不會這樣講，而要一個準備的定義。有權力去參照，但可以參照，可以不參照，這是發展了幾百年的東西，一講出來就不可以爭辯。我們語言過程需要進一步細辨的時候，就會發展更加繁複，但太繁複又不方便使用，所以又會簡化，把不需要的東西濾走，像gender marking是沒有這必要，是多餘。不停地簡化，重要的是恰到好處。這是一個演化的過程。我也未講中文的長處。中文有東西的定義準確很多，就是親戚的定義。中國人的親戚是有很多的分類，清楚得很。但外國人的就少很多，只有uncle, aunt, cousin。因為我們整個文化，是講究道德和倫理，所以這做到很複雜。至於純科學的思維，很多轉了去數字思維。那不是做不到，也可以做到，但用中文作抽象思維，我是非常質疑，日本也出不到大哲學家。這些文化是永遠出不到大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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