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的建立者:夏啟|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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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史稱夏啟,生卒年不詳,大禹子。禹病死後繼位,成為中國歷史上由「禪讓制」變為「世襲制」的第一人。在位9年,病死,葬於安邑附近。
屈原的《天問》中說,禹巡治洪水,走遍四方,一次,偶然與塗山氏相遇於台桑,旋即分別。懷孕的塗山氏女在傷念中生下啟後就死了。所以,啟生下來就失去了母親,是個苦孩子。禹死後,啟破壞了禪讓制,自行襲位,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夏。從此,原始社會宣告結束,開始了奴隸社會,啟也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帝王(有的史學家認為禹是第一個帝王)。他放棄陽翟,西遷到大夏(今汾澮流域),建都安邑(今山西省夏縣西)。
「夏啟」身份新說
許風申
一、從對「夏啟」評價的分歧說起
夏啟作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的建立者,無論是從歷史文獻記載還是從學者研究的角度來看,啟為禹之子似乎已成定論。但就是這樣的一個傳說中的人物,歷史評價卻褒貶不一。
《孟子·萬章上》說:「丹朱(堯之子)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與不肖,皆天地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萬章上》還提到,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呂氏春秋·先己篇》中也說,夏後啟與有扈氏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後伯啟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
上述啟賢的說法,經過司馬遷《史記·夏本紀》固定下來,在大多數人看來,啟稟承天命,贊繼大禹之道,順利地實現從禪讓走向世襲,實在是眾望所歸,啟無疑是歷史一個重德修賢的聖明君主。
即使在神話傳述中,啟也是一個神通廣大,能與天帝交通的聖賢之神。《山海經·大荒西經》中說:「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後開。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楚辭補註》對此解釋說:「九辨九歌,禹樂也。言禹能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啟能承先志,贊敘其業,育養品族,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故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
但我們同樣注意到歷史文獻與傳說中對啟的評價卻有截然相反的一面。《戰國策·燕策一》說:「禹授益而以啟為吏。及老,而以為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墨子·非樂上》說:「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大,天用弗式。」《淮南子·齊俗篇》中說:「昔有扈氏為義而亡。」高誘注曰:「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總之,夏啟似乎又成了一個不足以任天下的德薄之人,他破壞了原有的禪讓制度,將天下變成私有,繼位後又淫逸無度,黨同伐異,實在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無恥之徒。
為什麼歷史上的啟為什麼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呢?除了古史辨學者顧頡剛先生所指出的先秦諸家為了宣傳自己的學說思想而「競奇鬥巧」的因素外,是不是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呢?
二、「杜宇、鱉靈」神話的啟示
古代蜀地,同樣流傳著一個「鱉靈」治水的故事。
《太平御覽》卷八八八引漢時揚雄所著《蜀王本紀》說:
蜀王之先名蠶叢,……後有一男子名曰杜宇,從天墮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從江源地井中出,為杜宇妻。宇自立為蜀王,號曰望帝,治汶山下,邑郫,化民往往復出。望帝積百餘歲,荊有一人名鰲靈,其屍亡去,荊人求之不得,鱉靈屍至蜀復生,蜀王以為相。時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鰲靈決玉山,民得陸處。鱉靈治水去後,望帝與其妻通,帝自以薄德,不如鱉靈,委國授鱉靈而去,如堯之禪舜。鱉靈即位,號曰開明。
關於這則神話,早有學者懷疑它和堯舜禪讓、大禹治水等傳說之間的關係。童書業先生認為這段故事顯然就是雜採中原神話編造而成,所謂杜宇就是禹,而鱉靈就是鯀。近來又有學者懷疑鯀、禹、啟就是該神話中的鱉靈,並判定鯀、禹治水和鱉靈治水的神話是同一神話分化的結果。
探討兩則神話間的相互影響關係,顯然已超出了本文的範圍。真正引起我們注意的是此則神話中提到的杜宇、鱉靈禪讓的原因:鱉靈治水,望帝卻乘機與其妻私通,自以為薄德,於是委國授鱉靈而去。其它歷史文獻上也有相大致相同的記載,《說文解字·四上》說:「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慚亡去,為子巂(規)鳥,故蜀人聞子巂鳴,皆起雲望帝。」《華陽國志·蜀志》也說:「望帝使鱉冷(靈)治水,而淫其妻。冷還,帝慚……。法堯舜禪授之義,遂禪位於開明。」
杜宇與鱉靈作為蜀人的祖先,同為後世人們所敬重。至今在郫縣西南一里多路,還可見到望業地祠的遺蹟。有望帝陵和業帝陵,兩陵相對,以前人們在這裡祭祀望帝(杜宇)和業帝(鱉靈),祀典極為隆崇。但兩人關係實在曖昧難辨,上所引《蜀王本紀》說:「望帝去時,子歸鳴,故蜀人悲子歸鳴而思望帝」。《說郛合刊》卷六十輯《寰宇記》說:「望帝自逃之後,欲復位不得,死化為鵑。每春月間,晝夜悲鳴。蜀人聞之,曰‘我帝魂也’。」後人多疑杜鵑有冤,恐怕杜宇、鱉靈禪讓故事背後隱藏著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所謂杜宇和鱉靈妻私通的說法,難道是承繼杜宇的鱉靈或其開明王朝為貶低杜宇而偽造出來的,還是真有其事?古史渺遠,我們不得而知。但無疑,禪讓傳說並非像我們以前想像的那麼簡單。
再回到我們先前的話題,結合我們大家所熟知的堯舜禹禪讓傳說來看,如果說《蜀王本紀》中所記載的鱉靈就是禹的原型,那麼故事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杜宇又會是誰呢?我們不妨假定他就是舜,看看接下來會有什麼情況發生。
三、舜禹「禪讓」傳說的推原
舜在承繼堯的帝位以後,首先借治水無功、不用帝命的名義除掉了意欲造反的鯀,將其殛之於羽山。這也就是《書·洪範》所說的,「昔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鯀則殛死,禹乃嗣興。關於禹興的原因,《淮南子·原道篇》說:「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之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由此可見,禹通過思父之非,修德保民,又重新獲得了民眾的擁戴。這使舜又重新感受到了來自禹復興對自己權勢所帶來的嚴重威脅,為了根絕後患,舜於是精心策劃了一場「借雞生蛋」的好戲。
舜命禹繼續治水,《書·皋陶謨》大禹曾這樣說:「予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關於其中「辛壬癸甲」四字,孔安國解釋為:「辛日娶妻,至於甲四日,復往治水。」後來學者多從此論。表面看來,似乎是大禹為了完成治水任務,新婚三天便捨棄婚妻子,急急忙忙踏上治水的徵程。而後,啟十月而生。世上難道竟然有這樣的巧合?
我們推測,實際上可能是禹難違帝命,間不容髮。《史記·夏本紀》說:「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舜借治水之故,將禹支開,乘此機會機與禹的妻子塗山氏私通,生下了後來的啟。原來所謂的「啟」竟然是舜帝之子!
重新明確了啟的身份,那麼以後的諸多迷團也就迎刃而解了。《楚辭·天問》洪興祖補註引《淮南子》說:「禹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清代學者馬驌《繹史》卷十二引《隨巢子》也說:「禹娶塗山,治鴻水,通轅轘轅山,化為熊,塗山氏見之,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實際上,這則母死子出的神話核心並不是啟的出生,而在於禹妻的化石而死。塗山氏見到自己的夫君,羞愧於自己的行徑,觸山而死,這才是事情的真相。
接下來的事情就順理成章了,舜帝因為其子商均不肖,又以禹治水功高,且能平定三苗之亂,所以便作個順水人情,「薦禹於天,為嗣。」這樣既滿足了禹的要求,又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但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舜帝這一看似完美的計畫不幸被禹的同姓諸侯有扈氏所知,所以他極力反對禹傳位於啟。這時的禹進退兩難,雖然懷疑啟的出身,但遠古時代不像現在可以有條件作個親子鑑定,況且自己只有啟這一個名義上兒子,只得盡力平息這一謠傳。所以《莊子·人間世》說:「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至於啟是否真為自己所生,只能憑由天命了,如上引《戰國策·燕策一》所說:「禹授益而以啟為吏。及老,而以為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啟由於得雙方的共同支持,所以「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於是,夏啟作為「兩君之子」便順利地繼承了王位。
可是那個有扈氏仍然不知好歹,繼續散佈啟為舜的所謂「謠言」。這是夏啟絕不能容忍的,這也就是《書·甘誓》所說的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啟)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事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故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故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淮南子·齊俗篇》說:「昔有扈氏為義而亡。」高誘注曰: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其實有扈氏也有自己的打算,無非是想借此證明自己才是禹的真正後代,從而獲得對整個部族的控制權,但由於實力不濟,最終被夏啟所滅。
說到這裡,我們同樣可以明白,歷史上夏朝初期「太康失國」以後,為什麼少康最終借助舜的後代姚姓有虞氏國的力量來實現復國的願望,其中的原因恐怕也得追溯到他的曾祖啟的特殊身份上罷了。
必須聲明,啟為舜之子只不過是我們根據古史傳說材料所提出的一個假說,雖然有擺弄古史材料之嫌,但這樣的一個假說對於我們理解傳說時代的歷史是不是毫無意義呢?
四、「夏啟」身份假說的意義
舜是神話中的帝嚳和殷民族祭典中的高祖俊,這一點已被郭沫若等學者通過甲骨文研究所證實,大多數學者認為舜就是東夷殷民族傳說中的祖先。鯀禹是西羌夏民族傳說中的祖先,也被許多學者通過禹的出生地與巴蜀關係所證明。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兩個民族的交合融匯以及相互勢力的此消彼長無疑是「禪讓」制度源起的重要因素,治理水患與共同對付南方三苗集團則是他們聯合的基礎。我個人認為,所謂「禪讓」制無非是兩個民族輪流執掌權力的形式。
其實,這一看似「和平」的禪讓形式背後隱藏著卻是雙方民族勢力的對比。即使堯舜禪讓的傳說,也並不是像先前儒家所宣傳的那樣充滿道德化的色彩。史載堯帝統治時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堯帝實在沒有辦法來安定天下,只得讓位於舜。而舜也決非一般平民,《史記·夏本紀》說:「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根據《史記·正義》引周禮郊野法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如果我們按一夫一家四口來計算,舜儼然是一個擁有萬人之眾的部落首領,這在當時實在是一個龐大的新興勢力集團,所以《屍子》上說:「舜一徙成邑,再徙察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親信。於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托天下焉。」堯舜之間正是通過聯姻這種方式順利地實現了權力的轉接與過渡,至於後來的舜逼堯之說,可能只是出於堯邦頑固分子的一種藉口罷了。
而在東夷民族首領舜即將執掌權力的時候,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夏民族的首領鯀企圖憑藉自己的實力打破這種平衡局面,如《呂氏春秋·行論》所言:「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下之道者為帝,得帝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帝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羽山,副之以吳刀。」舜帝在平息鯀的叛亂之後,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權勢,成功地自己的親生兒子嫁接到夏禹民族之中,最後通過禪位與禹的方式,從而確立了啟作為天下共主的地位。夷夏兩個民族皆歌「吾君之子」,共同生活在一個貌似合理的統一體系之中,進一步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腳步。同時,也順利地實現了從「禪讓」到「世襲」的轉變,為中國早期第一個國家的建立創造了條件。
至於,我們前面提到的關於啟的不同評價,現在也許有了一比較明確的答案,那就是後來夷夏民族對早期歷史的不同陳述。在理解古史傳說方面,不同的民族背景是不是我們應該可以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呢?
要之,正是舜帝的不光採行徑完成了夷夏兩個民族的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融合。從長遠角度來看,有點「小眚不掩大德」的意味,畢竟這種所謂的「和平」演變比血腥的民族爭鬥和互相屠戮更為可取一些。本文所謂「夏啟」身份新說雖然難免紕漏,但對於我們理解古史中「禪讓制」向「世襲」的轉變以及早期的民族融合進程,無疑提供了一條可能借鑑與重新思考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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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華夏食人族,恢復人性共興亞
要發掘何謂香港民族,思考華夏食人族之源起與發展在所難免,而當我想更準確咁解釋華夏之時,我忽然就聯想到過去人在澳洲深入偏遠沼澤尋訪鴨嘴獸之經歷。尋幽探秘嘅結果,雖然係一如預期嘅遍尋不獲,但因為本來就有可遇不可求嘅心理準備,回程感覺既講唔上可惜,亦未見得氣餒。活化石之所以引人入勝,原因在於觀察世間罕見嘅物種,可以親眼見證佢地幾乎絕跡於世嘅形態同習性,而鴨嘴獸作為十九世紀初歐洲科學家一度以為係惡作劇嘅卵生哺乳動物,正與以「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自居嘅華夏文化極為相似。以下將探討中國—華夏食人族—儒學鴨嘴獸保守估計已達三個千紀嘅發展停滯,論證香港民族脫離中國方可振興亞洲之道義責任,希望可以刺激民族同胞對於未來世界之和平想像。
華夏死水,寸草不生
世間萬物平等,適生淘汰係物競天擇使然,生物學意義上嘅保育瀕危物種亦應當支持,但香港民族飽受華夏食人族之害,絕對唔應該對近在咫尺嘅惡霸過於寬容,事關香港民族自身亦負有順應世界歷史演化嘅偉大使命。促使老帝國順勢解體、活化石安分退場,責任在於華夏歷史之非歷史,中華帝國之千年如一日,而香港民族為東亞生態系統所做嘅,只不過係呈現自身之求生意志,順勢向鄰國一池死水送出有助人類同胞起死回生嘅氧氣——唯有中國解體,中共治下各個族群方有望恢復人性,繼而步入正途,接上現代化之軌道。所以,相比起香港曾經風行一時嘅大中華主義思想,發揚民族主義,勇於改變受制於人嘅局面,先至係為華夏食人族燃點希望嘅合理路徑。
根據現代考古成果,位於現時伊拉克之兩河流域乃係孕育人類文明嘅豐饒之地,因為人類協作共生,形成部落聚落,大約公元前四千年左右,世界史上首個農業社會應運而生。由於農業社會之形成往往係經過漫長嘅選擇同適應階段嘅成果,活躍當地嘅人類早喺新石器時代已經掌握人工種植穀物技術,因此喺短短幾千年間,農耕技術已經傳遍四方,愛琴海、地中海、黑海以至黃河文明後來之繁榮,亦同蘇美社會文化息息相關。由此可知,華夏以農立國,既非世界農業社會史上唯一演進路徑,更非優異於其他古文明,發展初期嘅大體安定,只不過係因為遠離其他族群,避過激烈競爭——公元前嘅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之所以一直經歷各個王朝嘅武力征服,呈現出華夏食人族與一般香港人唔太習慣嘅歷史亂象,正係因為區內各國都無法以閉關自守形式經營。
當人類文明因為劇烈競爭而快速成長,歐亞大陸嘅東面,以黃河流域為根據地嘅儒學鴨嘴獸則因偏安而成為華夏食人歷史敘事中嘅適者。傳說中嘅夏王國稱霸中原地區,改禪讓制為世襲制,反映出武力同資源多寡極大程度上決定歷史走向,但其後商王國直至盤庚定都於殷之前都要不停遷都,則反映縱有共主之名實,當地貴族動亂與外敵入侵卻係從未間斷。商人統治衰落之際,周人以更具道德約束力之社會文化擊敗前朝,周禮於是成為定制。如此興衰交替之現象,其實係歷史上應有之常態,因為人類存在於世,本來就係要保持開放,不斷改革,面對各種天敵同環境轉變,繼而推動世界歷史不斷向前。因此,中國經歷文革之後以改革開放為國策,向世界展示友好姿態,本質上只係扭曲自然然後放開束縛,但瘋狂嘅係,華夏食人族已經習非成是,淪落到視經濟發展自然規律為權威嘅恩賜。中國人喺近乎缺氧嘅鎖國生活之中都可以如同老鼠一樣生生不息,又更無負儒學鴨嘴獸之名——野生鴨嘴獸繁殖能力固然不如儒學鴨嘴獸,但缺乏競爭而演化緩慢則為兩者共享之特性。
而要了解儒學鴨嘴獸到底係缺乏競爭在先,抑或係拒絕競爭在先,研究與華夏密不可分之儒學即可獲得關鍵線索。華夏文化敬鬼神而遠之,以自然解釋人倫,迴避形而上學嘅傾向,眾所周知,而孔子正係其中將形而下之事睇得最重因而成為所謂萬世師表嘅代表人物。無可否認,春秋戰國時期,中原確實出現過百家爭鳴之現象,事關當時儒學尚未具備壓倒一切嘅能力,但天人合一之謬說之所以喺秦漢之後成為主流,絕對唔係單單源於某任皇帝強行推動,真正起決定作用嘅係漢帝國人民已經具有充分思想準備迎接糅合陰陽學與五德終始學之儒教。華夏食人族之精神世界貧弱,易子而食,以至道德殺人嘅文化,就係由儒教所支撐,而儒教之所以歷久不衰,到廿一世紀都有人擁護,現象背後反映嘅正係華夏食人族即使曾經擦出資本主義嘅火花,但一直都未有真正進入近世,係貨真價實嘅人類文明活化石。
精神貧弱,後繼無人
回應世人對秩序嘅需求,本來無可厚非,亦有好處,但喺華夏文化之中,理想同現實逐漸割裂,倫理地位日高,實際道德反而每況愈下。周人趕絕已征服地內之故有文化風俗,由上而下推行官方祭祀儀式,係世界歷史上相當常見之統治策略,但封土建國求安穩之後,始終要面對周天子失去民心之事。春秋時代,各國主體意識亦變得不穩,人人急於發掘治道解決眼前困境,而魯國孔子選擇嘅策略就係上追周公,重塑國家地位以自保。當時魯國歷史悠久,但政經實力皆不敵其他國家,再次從諸侯國林立之背景中突出自身自然成為孔子嘅目標。
「周禮盡在魯矣」一說,既反映魯國求助於周禮力量,亦透露孔子以先王聖道描述自己心目中嘅理想國之心,無奈再苦心經營嘅政治理論,到最後都因為缺乏小共同體而歸於塵土——如此發展,同時亦已預示後世所有真心儒者屢試屢敗嘅必然下場。孔子之政治思想,本來或者係有向善演變嘅空間,但魯國自己人唔支持,子弟傳道又力有不逮,久而久之,自然失去進入新時代嘅活力。其實,假如周公理念真係值得魯國上下傾盡全力守護,如此優秀嘅文化又豈會經唔起時代考驗,因為他國入侵而輕易失傳?對比以色列人之堅忍不拔,甚至將地方神想像成至高之神去解釋亡國滅族嘅命運,最後令猶太教釋放出自我救贖之能量,影響其他族群以至成個羅馬世界,孔門子弟嘅傳道意志,可謂相當薄弱。
周人統治早期,前朝文化仍然興盛,重視鬼神意見,事無大小都會問道於天,刻有甲骨文之龜甲出土,正係商人信仰虔誠之象徵。然而,周人之文化有別於前朝,而且對缺乏道德責任感之祖靈天帝都失去耐性,於是佢地開始相信個人意願高於神明指引,自身德行更勝上天欽點(畢竟商人亦曾經係天命所歸),結果就令神明成為政治決定嘅背書者。當神權變得低落而未有惹起嚴重爭議,人道比天道更重要之思想自然慢慢成為主流,華夏過早嘅政教分離,就令後人視人間一切都係人類事務,亦令「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成為後來孔子思想嘅基礎。
孔子死後兩百年左右,秦漢相繼而興,前者焚書坑儒,殘害儒者,後者則借屍還魂,利用儒學,儒學自此已經因應華夏土壤而萎縮變形,再未見昔日曇花一現過嘅茁壯之姿。畢竟,周人已經播好君權先於神權嘅種子,制裁政治由人定斷嘅果實亦係時候加以收割。收割之後,漢武帝以儒學包裝專制,以官俸收編文士,繼位者再興黨錮大獄屠殺少數敢言之輩,種種行為都係以唔敬神嘅周人為榜樣。公元二百年左右,東漢陷入分裂之局,周公理念終告壽終正寢,華夏文化亦正式鴨嘴獸化,而儒學幾經焊接轉化再焊接,就衍生出南宋國之民族主義、明清政權之閉關自守,以至當代中國之自卑自大矛盾心理——當華夷之辨代表排外心態,中華正統則代表自我中心,所謂「孔子學說本身係好」一語已經再無討論價值。
唯古是尚,輕薄自然
漢武帝想將儒學演繹為儒教,唔可能一廂情願推行,因為鞏固權力嘅過程引起太大反彈,就會擦槍走火,觸發動亂。換言之,在上位者收唔收窄到思想自由,係視乎民間接唔接受思想控制嘅準備。而活化石代表人物孔子之政治主張唔主張普世,唔主張反戰,是非對錯觀念含糊,可謂最有利於政權殘民自利,溫水煮蛙。
孔子主張之中,愚民反智首推「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先王所指,不論係理解成神話傳說中嘅堯舜,定係創立周禮嘅周公旦,其實都唔係完美無瑕嘅人,因為聖人始終係人。有能之人為處身於特定時代同空間中嘅人民建立社會共識,其實即係同英國普通法一樣嘅概念,過度歌頌某個時期嘅聖人,甚至要求往後嘅統治者都要複製聖人王政,簡直係忽略時移世易之自然規律。例如,神話人物神農氏之能力,在於推廣農耕技術,神話人物黃帝嫘祖之能力,在於擊敗蚩尤同推廣養蠶紡織,呢啲所謂為人民謀福祉嘅形象,其實係將人物刻意平面化加隱惡揚善嘅壓縮式造神運動,以聖人稱呼凡人可謂不合情理。雖然基督教信仰之中都有大量先知聖人,但先知聖人永遠唔係上帝,佢地只係負責傳達福音同按神意行事,最後審判之權仍然在於造物主手上,國王都要向上帝交代,人道之外畢竟尚有天道。
然而,儒教世界觀認為聖人有權替天行道,而天理既然要運行於人間,就唯有由最了解聖人之道之開國皇帝定斷。皇帝之所以自動成為聖人,係因為佢獲得五德終始說嘅加冕,咁亦即係話,天理係用於追認獲得江山嘅人間權威,天理可以係少數凡人嘅意志,天理根本同自然意義嘅天毫無關係。眾所周知,中華帝國皇帝概念(Emperor)同歐洲國王概念(King)有異,主要分別就係前者係天人之間溝通嘅中介,即使係貧民出身都一定係天命所歸之聖人,成聖之後就會自動同平民身分徹底割裂,而後者重視貴族血統,繼承領地只因家世顯赫,管治之時都經常要同教廷或教會爭奪權力。明白到兩者分別,兩種發展模式之相異即刻呈現眼前:平民爭奪聖人頭銜,華夏因而自陷於惡性循環,貴族爭奪俗王寶座,歐洲則逐漸走上協商之路,簡而言之,儒教可謂罪魁禍首,但產出儒教之族群亦難辭其咎。
審視返華夏神話,神農氏以身試藥嘅實證主義有貢獻,唔代表佢係仁義之人,黃帝攻打原居於中原地區嘅蚩尤部落,更分明係武力征服,後世儒者咁都可以話「君臣朋友之倫,亦為聖人所立,故人知之」,可見崇拜權威之頑疾已經積重難返。華夏食人族甘心接受統治,儒者更孜孜不倦於以聖人概括古代有能之人,不斷將有能者同有德者混為一談,直接導致嘅結果就係華夏文化總係有陳義過高、厚古薄今嘅傾向,而長遠後遺則係信史非史,真假混集,社會進程不進則退,如同鴨嘴獸一樣停止演化。
因為拒絕面對歷史,拒絕相信聖人非聖,拒絕與時並進,抑制商人同民不聊生最終就成為中國歷史書上最常見嘅兩個四字詞。戰國時代,商鞅入秦推行變法,已經提倡重農抑商,壯大地主階級力量,希望社會經濟停留喺農業主導嘅階段;至漢武帝執政,社會經濟再次興旺,朝廷又以新經濟政策打擊商賈,妨礙商品經濟發展,只為平息紛亂;其後儒者王莽篡漢自立,面對農民賣地,商人買地,土地兼併導致民不聊生之局,新政府嘅對策將儒學發揚光大,參考周禮推行終極復古,以井田制之名充公土地,再次分配,胡適形容佢做「一千九百年嘅社會主義者」,可謂無意幽默而更顯幽默。概而言之,儒學之本質,就係深信只要倒帶歷史加高舉禮教就會改善社會爭逐名利之亂狀,儒者之本質,則係真心推廣從根本上消弭階級生成空間之聖人必聖學說,既然如此,共產主義會同華夏文化無縫對接,自然合乎邏輯。
擁抱階級,拒絕天道
商品經濟係農業社會不斷發展就必然會走向嘅新階段,而唐帝國之所以重視貿易,所謂中國歷史都曾經有過資本主義之說,則係受益於儒教正統地位一度旁落。漢帝國時代,朝廷長期徵用異族士兵對抗異族,久而久之,異族亦定居中原,各族文化因而融和。其後,異族勢力隨時而增加,趁漢帝國崩解之際建立政權,更多異族大舉遷入中原,衝擊原有文化,儒教逐漸不敵佛教,平民精神世界亦因佛教傳入中土而稍為開闊。北朝政權一輪混戰過後,北周成為強國,然後楊堅取而代之,建立隋國,但僅僅經歷兩代君主,即敗於李唐,最後,面向世界之鮮卑文化正式主導中原,舊漢氣象因而大變,中原自由之風可謂空前絕後。故此,唐帝國時代,政權非但無意效法周禮解決經濟問題,更順應社會互信逐漸建立嘅趨勢,開創出前所未見之榮景。究其原因,並唔係君臣相契,而只係在於唐人未受儒教繁文縟節所限,敵視異族文化之心淡薄,亦無法接受只講倫理、盲從古制之落後觀念。
十世紀初,李唐由盛入衰,遊牧民定居日久,節度使手握重兵,地方力量割據,擊碎帝國模型,而以漢人領袖自居之趙宋亦乘機佔地稱王。積弱不振之趙宋定都汴京,再偏安江南,最後都係不敵其他政治力量,根本原因就在於世界秩序層層加疊之結晶品必然會超越華夏疊一層又刮清一層返回起點之墨守成規。丸山真男認為,儒學所呈現嘅世界觀,係從自然現實嘅觀察中演繹社會關係,即係將人間之事反映於自然界,呢種認知模式喺人類思維嘅初級階段其實係屢見不鮮,正正點出點解死守祖宗家法係不可取。研究前人經驗,抽取合乎自然之道加以發揚,係人類一直穩步前進嘅基礎,而因時制宜而精進,從來都唔係易事,任何部落、城邦、民族脫穎而出,都一定係有佢地嘅適生之處。華夏食人族之所以適生而又非適生至今,靠嘅就係閉縮世界一角,始終堅持以力服人,排斥人心善性,以無神論掏空平民對死後世界想像,令平民專注今世之禍福。佢地唔相信天堂地獄,唔相信真主在上,更唔相信八百萬神明時刻存在,就連因果報應之說亦唔會對佢地構成實質心理壓力。終於,仁義禮智倡於市,即演變成虛偽造作,中庸之道行於世,即演變成折衷妥協,三綱五常為定法,即演變成父權壓迫,儒教之流弊,盡見於當代中國社會。
孔子真心相信貴賤有序,君臣有別,佢推崇仁義嘅目標只係想維護社會秩序,而唔係期望小人質地嘅人有朝一日變成聖人。天人相關之世界觀,係孔子理念之核心,即使天人合一同性即理係後人加以發揮,亦唔代表孔子本人係意識到天道但刻意存而不論。而朱熹生逢社會排外心態熾熱之際,主張「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慾」,則向下開啟魯迅式精神勝利法。戴震批評朱熹理學,「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與外儒內法之華夏治國之道相呼應,本居宣長直言「儒者用儒道古聖人之說,佛道用佛之說,以定其理,於儒佛之中選取優劣,名之為道,皆己所私作之道也」,更係一矢中的。假如儒學所倡之君臣父子關係為恆定不變確為千古之法,父對子如同天對地,夫對婦如同陽對陰,階級社會合乎天理,咁古埃及王朝嘅「法老祭司—官吏軍人—商人農民—奴隸」社會制度同印度社會已經廢除但影響猶存嘅「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賤民」社會制度又有何不當?印度賤民女性生而為高階種姓男性之性器,應當承受施暴,若然理據來自種姓制度規定,又何以於理不合?當今印度社會之所以輕視女性,正正就係因為人類將人為之定制誤奉為金科玉律,唔再與時並進。當法老之墓已經風化,種姓制度亦已廢除,華夏儒教竟然仍然受到無知之徒狂熱吹捧,現代人除咗同情,大概亦只可苦笑。
人類之所以生於人道,在於人道生於天道,所謂天道即世界秩序、自然規律,難以名狀,但世界各地嘅神話同宗教正係人類解釋自身對天道如何理解嘅參考,只要加以比較,就會理解儒學鴨嘴獸原地打轉之演化史既罕見亦唔算罕見之處。希臘神話、北歐神話、日本神話等神話體系之中,諸神品格並非無可挑剔,但正因為諸神各有瑕疵,以天理操縱凡人之事至得以避免,因為人間之上有天神,天神之外有宇宙。漢武帝之後,所謂儒者,僵化大腦之內充斥盲目抵制外國之執念,又堅持凡人必須接受教化方可由惡轉善,所謂人本思想由此更見粗陋。
取締腐儒,遺毒自清
香港歷史自開埠起即與華夏食人族分道揚鑣,儒教思想早已隨年月而淡化,國體安定之後,新政府與學術界亦應以全面否定儒教遺毒為要務。回顧香港歷史,前人對中國革命事業嘅熱情確實高漲,而二戰之後,居於香港但卻心繫故國嘅人亦不在少數,但對香港民族新世代而言,反民主、反自由以致反歷史嘅華夏文化,已經變得陌生。即使中小學一直受到教科書論調洗腦,但大多數香港人都已經從中共暴政同華夏食人族真心擁戴不義政權之驚人現實之中,明白到中國政權同中國人之社會共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恐怖真貌。所以,只有徹底排除儒毒,解構華夏,香港民族至有可能正本清源,堂堂正正步上獨立之路。
二十世紀初,滿清帝國倒台在即,稍有學識之革命人士如梁啟超抄襲西方民族主義,虛構出中華民族概念並加以普及,尚未進入近世嘅中國平民照單全收,忽然就成為炎黃子孫。華夏可與古埃及、巴比倫、古印度並稱「四大文明古國」之荒誕主張,亦係梁啟超得意之作。香港華人定居香港日子尚短,難免關心故地政事,香港歸屬尚未生成,積極參與中華民國內政者不在少數,何東之第三子何世禮放棄英國國籍而加入中國國民黨,戰後按黨指令促成港台貿易,直至1973年返回香港都繼續辦報為國民黨作政治宣傳,正係出名例子。
另一相當熱愛中國代表,則必定要數中大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余英時形容佢「一生為故國招魂」,可見錢穆終生以所謂國學推廣者自居,完全未有因移居香港而改變舊思想。昔日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之時,錢穆極力取爭院校首任校長必須係中國人,又認為中文大學應以中文為教學主要語言因而堅持以「香港中文大學」命名,中國認同昭然若揭。佢對自己想像中嘅中國一往而情深,因而流露一種彷彿終生從未接觸西方與東洋思想之固執,重申中國傳統政治唔可以僅僅以西方之君主專制簡單概括,實為「一種自適國情之民主政治」——視唐帝國為一個中國、主張唐之三省制有效制約君權、中國之常態係和多於分等等,都係落伍到無以復加嘅一管之見。而由佢生前曾經講到美國就發狂,指住門口一隻狗當佢係美國前總統杜魯門咁痛罵,更講出狗都比杜魯門有尊嚴呢類軼事觀之,佢嘅生平係完全符合一個愛國儒者嘅典型形象。如此人物,即使對本地大學教育事業有所貢獻,但情緒上狂熱反美反帝,又為中華帝國千年專制辯護,學養實在需要重新評估。
無可否認,大量香港前人視野受時局影響而繼續以中國人自居,但如此現象持續至香港前途談判時期,已經開始生變。香港人雖然尚未完全去除原有認同,但香港文化喺無形之中已經重塑緊大眾嘅心理,只係香港人發現唔到自己一邊做中國人,另一邊又希望維持英殖原狀之精神分裂。呢種精神分裂之下嘅集體意識流動,其實就係香港人成為民族前嘅心路歷程,而一百八十年嘅潛移默化所實現嘅厚積薄發、飛躍進步,非但唔係儒家教化而致,更係完全因為親近西方同時遠離華夏而成。
脫華復性,重新做人
所謂親近西方,更準確嘅講法其實係脫離華夏,恢復人性。儒學本身具有箝制思想之效,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已見一斑,名為推廣文教,實則罷黜各家各派思想體系;南宋朱熹理學號稱重振道學,實際上只係以嚴厲道德批判約束平民,同時助長社會無道德無責任之風;至明之世,統治者為求維持社會穩定,藉科舉制度推動儒教洗腦,應舉者因而受到顧炎武所指之「八股之害」,最終心腦俱殘,民智盡廢。儒學鴨嘴獸分泌之毒液之所以毒,在於人性本有善心,社會發展本有規律,無論任何年紀,都自然會心懷慈愛,無論任何職業,都應該以誠待人,但儒教竟一味高舉聖人之教,無視人類生而擁有之情感與本能,以及可以憑藉強大意志戰勝自身惡念之潛能。結果,華夏食人族因為遺忘人性而更難消滅食人文化,每日猜忌鄰里甚至親人,惶惶終日,最後只可以加入恐懼共同體以求自保;而香港先民因為勇於走出重圍,移居自由天地,最終就喺講究契約精神同市民權利嘅英國殖民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皇后大道東〉歌詞提及「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知己所指正係英國。香港人當時之所以認為知我者莫若英國,其實係因為尚未意識到真正嘅原動力始終來自自身,而非他者。的確,「這個正義朋友面善又友善/因此批準馬匹一周跑兩天」,英國殖民統治為香港先民提供比華夏食人族領域更自由嘅生態系統,但「百姓也自然要鬥快過終點」之「自然」二字,其實只係香港人之自然,並非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因為香港人願意為家人付出,亦積極計劃未來,再好逸惡勞都始終希望跟隨社會流動,成為中產。香港人樂天而散漫,靈動而急躁,好食懶飛、輕言放棄者大有人在,然而,大家從未向惡勢力低頭,正係因為心中有愛,是非分明,始終相信只要肯做肯試,凡事皆可能。
香港人開朗樂觀,自覺鴻運當頭,源於香港歷史順風順水,寄居香港,有付出就必定有回報。香港位處東西之交匯處,立於風暴前線,但自開埠至廿一世紀初,城市內部大體風平浪靜,經濟偶有受挫都總係快速復原,貨如輪轉,財源滾滾來,香港人因而難免自覺好彩。加上,香港人長期觀察邊境以北之民間疾苦,對比之下,落戶香港有如抽到上上籤之感,自然油然而生。然而,香港人心中亦一直暗藏惰性,雖然知道不勞而獲只屬幻想,但仍然難以戒除受華夏食人族文化影響之少做少錯僥倖心理。不過,香港人有小聰明,學習能力強,享有相當教育水平,配以外資林立之營商環境以及因自由開放而格外開闊之國際視野,醒目仔女形象相當鮮明,心懷僥倖都一直過到骨。香港人思維靈活,重視規則但絕不死板,生活上體現為擅長與來自世界各地之人溝通,寬容接納各式文化,抗爭時則表現為手段多樣,變化莫測,創意無窮,正係醒目之明證。不過,一般而言,香港人唔係以堅守原則而廣為人知,急功近利與缺乏耐性,常見於日常生活及工作,可以敷衍了事則必然得過且過,節省成本心力,亦係香港人之特點。由此可知,香港人之民族性,與告別華夏食人族之香港歷史緊密相連,全靠一代接一代發揚人性,一點一滴累積而成,香港民族形狀方有今日之清晰可見,後人應當追認珍惜。
華夏毀滅,東亞振興
霍布斯認為,人處於自然狀態難免侵略他人,故此強大政府結合嚴刑峻法,方可防止人類作惡,喺著作之中,佢更以神話中嘅海怪利維坦比喻權力無限膨脹之政權,形象鮮明而震撼。如此思維,正與華夏食人族之認知經驗相似,兇猛海怪與儒學鴨嘴獸之相似,自然亦合理不過。當我回想遠足當日尋覓野生鴨嘴獸,行到設有指示牌之處時之興奮,守候多時而更覺眼前湖景乏善可陳之悵然若失,我突然就諗起黑格爾對中國歷史之精準概述——不停將歷史推倒重建,只不過係「重複終古相同之莊嚴毀滅」。人類文明史上有戰有和,興亡交替,但整體一直係向建立契約、互相約束、互相理解邁進,生活亦因而變得更加美好,無奈華夏食人族一直錯過改革機會,最終就只可以凍結於遠古之世,停留於保護自己免於遇害身亡之原始時期,無法離開every man is enemy to every man之悲慘國度。
中國解體之後,以理殺人之儒教枷鎖將會同時崩潰,滅頂之災會令華夏文化追隨者真正意識到自身信念之不合時宜,而中國治下飽受壓迫嘅大小族群將會經歷西方族群早已經經歷過嘅後帝國時代,呼吸道聽途說已久之自由空氣。建設之路雖然長路漫漫,但天花拆封之後,非你死則我亡之敵對心理自此鬆綁,以日本為秩序維護者之東亞各國將會長久和平共存,而香港建國,既要與日本台灣攜手合作,鞏固東方連繫,亦要促進北方初立諸國與已發展國家之政經交流,扶掖後進。香港深受東西文化薰陶,輝煌歷史已達一百八十年,經驗之豐富絕對不遜色於世上其他喺戰後至按住民自決原則建立嘅國家。只要繼續精進自身,分工合作,堅持到中共主動挑起戰爭之日,香港民族自然會戰勝黑暗,浴火重生。
精進之真義,在於將好戰之意約束於一己體內,以批判他人之態度自我批判,每日反省,每日悔悟,直至重新發現香港民族本已有之嘅人性,成就自己同民族全體。而人性之內,本來就應該有順應天道與愛護他人之心,因為香港民族既然一早已經從華夏食人族之無神論輪迴中自我解放,自然亦等同回歸最初之善良。幾年之後,中國勢將發動戰爭,殘害香港民族,兩國平民難免要兵戎相見,但我相信香港民族大獲全勝之後,絕對唔會重蹈華夏食人族覆轍,冤冤相報,種下更深仇恨。相反,香港民族經歷正義之戰後,將會胸懷促進全人類之道德觀及世界觀差距繼續收窄之美好願景,上承抗爭時期齊上齊落口號,由學識寬容對待民族同胞開始,發揚民族內部應當愛人如己之團結精神,為日後同敵人亦可冰釋前嫌鋪路,成為更成熟嘅民族。只有維持香港文化中一直存在之宗教多元主義,勇於承擔為區域和平竭盡所能之重任,香港民族至會既可確立香港國體,同時再次成為名副其實嘅自由香港、東方之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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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鳴謝同道 歪畸 贈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