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父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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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南市場自治會長,飆罵萬華立委,根本是搞錯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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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經濟部長、農委會主委,甚至連指揮官都到了現場,這代表中央準備伸出更多的援手,正式介入萬華市場的疫情,每個人背後,都代表一個部會等級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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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環南市場為何會到如今這般地步,我想自治會長本身很清楚,台北市不匡列、不疫調,疫情不透明,重大群聚案件搞黑箱,都是在事發之後,人民才知道,原來事情這麼嚴重,市長一直營造自己防疫成功的假象,然後不斷的討疫苗,對中央施壓,一方面,卻又拒絕中央的介入,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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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為了一己之私?這,就是為了一己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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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告訴會長,環南為什麼會大爆發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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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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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南市場自治會長林勝東批評,北市府就像作秀,環南市場有一千多名攤商,僅篩270人後就撤離,僅說要去熱區篩檢,之後才會再回來篩,但他質疑搭棚子、準備都要時間,為何不篩完再走,這樣來來去去浪費時間精力,事情做一半,民眾採買也不會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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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爆發的原因,他篩檢只做一半,然後讓你認為,只有「零星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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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珊珊下午在記者會上回應,機動快篩隊不是只有篩檢一天,9日和11日都有做快篩,總共檢驗438人,而且也是會長自行提出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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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珊珊表示,正當名單內的人都篩檢完畢時,對方又突然間拿出300多人的名單,但當天已經有其他安排的任務,所以才安排下週再去環南市場,不明白他為什麼要說跟事實不符的事情,快篩隊不需要在大熱天下汗流浹背作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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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會長,你當初沒能拉住她,讓快篩隊繼續留下來,還被推責任臭罵了一頓,說對方突然拿出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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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她發臉書,是這樣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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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南市場是萬華重要的市場,更是大台北地區重要食材的集散地,就算是三級警戒的狀態下,重要的民生物資拍賣是無法暫停的.這次是快篩機動隊第二次進駐環南市場替攤商快篩,9日、11日總共檢驗438人,今天自治會提供名冊518名,但最後前來快篩的僅有352人,報到率67.9%,我想還是市長那句老話『心存善念,盡力而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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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珊珊說環南市場不能暫停營業,接著她埋怨報到率,然後依然是沒篩完,明明沒有做完事,也沒有做好事,居然還稱「心存善念,盡力而為」,篩檢就沒後續了,儼然就是一副放牛吃草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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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從6月18日的新聞,看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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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農產公司傳出18人確診,密切往來的環南市場,也成為關注焦點,要求全面普篩,18日快篩隊三度進駐.不過有人不滿,當初說好六梯次篩檢,結果最後只剩三梯次,導致有些人報名卻無法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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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南市場一樓發生口角,引起注目....不停咆哮大吼,這名穿著藍色上衣的就是攤商,一旁友人不停勸阻。而這一切起因,就是因為不滿,台北市快篩隊進駐環南市場,幫朋友報名確無法快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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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和篩檢數有陸落差,是因為有些人報名、卻不敢篩檢...環南市場自治會會長林勝東:『自己覺得篩到,如果是陽性的話,他要被隔離14天啊,他生意沒辦法做啊,他用這個鴕鳥心態在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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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開始規劃6梯次篩檢,最後卻只剩3梯,讓有些攤販不滿. 環南市場自治會會長林勝東:『攤商莫名其妙,叫你篩你不篩,現在人家醫護人員吃緊,現在要去打疫苗了,沒辦法來市場幫你服務了,你就去篩站做快篩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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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回應,自治會後續如果再要求,也會派專車,將人送到和平醫院快篩,不讓市場成為防疫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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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議員爆出了環南累計22人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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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南市場沒快篩完? 黃珊珊:其他人說可自行去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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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珊珊23日下午在記者會上表示,環南市場在6月初就完成快篩,總共去了三天,市場方的造冊也很完整,接下去的部分,其他人說可以自行去篩檢,所以在快篩隊做完最後一天後,北市就希望其他 人到和平或中興的快篩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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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知道快篩的專車到底有沒有開,但很明顯,原本6梯次變3梯次,而且根本沒篩完,攤商抗議,自治會長卻反駁攤商「莫名其妙,叫你篩你不篩」,然後不能篩的原因,居然是因為快篩團隊要去打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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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有人篩不到,會長卻叫人自己去篩,換到黃珊珊的說法,卻變成「其他人說可自行去篩」當作沒有篩完的理由,這當中,攤商的意見完全被壟斷了,他們的聲音沒有被反應,他們的權益,沒有人幫他們爭取,而會長搞錯了一件事,真正有鴕鳥心態的,不是攤商,是台北市政府,有人想篩,沒得篩,有些人心裡害怕,報名了卻沒去篩,這些,都是市政府要解決的問題,不能作為撤出快篩隊的理由,快篩隊不是這樣來來去去的,篩檢也不是做到一半,就調去打疫苗,這整個防疫策略,是完完全全的大錯特錯,你要先做完全部人的篩檢,你才可以走,「環南市場那裡必須要有一個常駐的快篩站」,不是來來去去,今天篩完就走,改天再來,有人求,才來篩,這樣子做半套的篩檢,根本沒有辦法遏止傳播鏈,相反的,是在擴散傳染源,因為他們假定,這個地方篩過了,只有「零星感染個案」,所以沒事,問題已經解決了,繼續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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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攤商繼續活在恐懼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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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的新聞,可以反映真實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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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淑華議員「2800名攤商只篩790人佔28%是不夠的!剩下72%可能早有潛在確診者,放任不管就是放任疫情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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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商對記者說「我們這幾個都沒有篩啊,你也沒有篩我們也沒有都沒有篩到,有報名也沒有辦法篩,所以真的是沒有地方讓我們篩,機動隊來兩天就走囉,休四天我們休四天它來做的啊,休四天誰在這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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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篩隊撤走後,記者問,有報名的快篩怎麼辦,攤商回答「他叫我們自己想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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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攤商說,「我去台大做沒有和平醫院沒有,萬大路那邊也沒有(辦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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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南市場自治會長林勝東說:「無症狀感染是比較難處理的事情,我們環南市場市政府昨天已經通知我們說,這個禮拜要全面施打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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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就是快篩根本沒做完的事情,怎麼會是用通知打疫苗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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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6月23日,我們看會長怎麼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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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南市場自治會長林勝東23日接受《xx新聞雲》採訪時則表示,這不是22個攤商爆發確診,是陸陸續續的各個零星個案,從4月底累積到6月23日為22人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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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目前快篩狀況,林勝東說,環南市場快篩是4月、5月初就強制攤商和工作人員強制快篩,並換取識別證;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很關心環南市場,因此派了3批機動快篩隊來快篩,結果是零星個案,後續因醫護人員吃緊便撤離,環南市場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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欸,會長,不對吧,環南市場有強制快篩嗎?明明有些人就沒篩還被你罵鴕鳥阿?快篩隊也不是4、5月進去篩吧?快篩隊6月9日才進駐,而且沒篩完就走了阿?5月22日才傳出攤商女兒確診,會長你還說是攤商的女兒在外面上班確診,攤商主動告知要開始休息,全家先在家健康管理,等篩檢完畢後確定陰性正常後,該攤商才會繼續營業,你5月哪來的快篩換取識別證阿?是跟鬼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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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扯的是,還有攤商家人去跟議員說,自治會說謊,確診的至少有3家沒有讓攤商休息,只有攤商休息,家人繼續營業,你真的敢說環南市場防疫做得比全台市場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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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萬華人,神父必須嚴正的說,這已經不只是環南市場的事情了,這已經關乎全萬華人的事了,這環南市場,每天都有人確診,到現在已經累積到100多人了,你那時還跟大家說,「環南市場是安全的」,是安全在哪?還說副市長很關心環南市場,關心個屁!6梯次變3梯次篩檢,根本沒篩檢完,原來篩檢是可以打折的喔?然後市府宣稱是「零星個案」,自治會長還相信這種說法,宣稱很安全,我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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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是端午節,萬華很多地方媽媽,為了準備拜拜,幾乎在那之前,都會去過環南市場,指揮中心介入後,匡列了該區6月8日去過環南周邊的人,我相信,很多媽媽都收到了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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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當快篩一個接著一個不斷出現確診者,就該停市了,然後要徹底快篩所有人,而不是連28%都不到,抓出所有確診者,然後徹底清消,像現在指揮中心篩出40多個人一樣,關閉環南,徹底消毒,不是像過去的那段時間,要篩不篩,每天宣稱有消毒,然後每天繼續營業,或是像黃珊珊副市長,說什麼重要的民生物資拍賣是無法暫停的,然後篩檢做一半就撤出,怪攤商沒來篩,所以只能「心存善念,盡力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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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但愚蠢,而且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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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若基本篩檢做得徹底,提早關,我想,病毒不會在環南裡頭繼續流竄,越滾越大,面對議員的吹哨,市長、副市長、自治會長,一律稱,很安全,不嚴重,有消毒,所以我們繼續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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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時間,病毒從環南流出去,因此受害的萬華人,不知有多少,而他們現在,可能不知道自己身上有沒有病,當初,消息被蓋著,人們不知情的,去環南市場買菜,看到土地公廟有人在做快篩,還覺得很放心,很安全,感覺政府都有在做事,篩一篩可以預防感染,結果沒想到,當初根本就已經出事了,所以才在篩,篩了又不徹底,篩完,還否定有社群傳播,不斷出現個案,卻擅自假定成「零星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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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不知道,沒有人跟他們說,只說,很安全,一切都在控制中,不知情的他們,照常去買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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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柯文哲才稱,環南市場周圍的里要普篩吧,萬一搞到那樣,這些人也不用在萬華混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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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才知道,為什麼肥迪說「一開始不做PCR篩檢,現在不就還是要PCR全面篩檢?請市長不要再講廢話.」自治會長會暴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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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當初沒有徹底篩檢,自治會長恐怕也有一份功勞吧,你說,「從以前到現在有關心在地百姓發言過嗎」,神父倒要問問,攤商在反應沒有篩檢到的時候,你這個環南自治會長有反應他們的聲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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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肥迪在捧中央覽,你這個自治會長才被黃珊珊誤導了吧?什麼「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很關心環南市場,因此派了3批機動快篩隊來快篩,結果是零星個案」,現在100多人了,比北農還多,周遭的攤商還沒篩完,到底是誰在捧覽?哪來的零星個案?根本就是大規模群聚,就整個被騙了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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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深切的希望,不要有任何萬華人,成為台北市政府維穩、轉移焦點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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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是被賣了,還在幫人數錢,被害了,還在幫兇手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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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肥迪帶來了救兵,結果反而被自治會長洗臉,坦白說,這就是一個檢討幫助者,袒護加害人,不明就裡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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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憤怒的是,黃珊珊的一個動作,他在自治會長搶過柯文哲麥克風時,不但沒有制止,還用手指著對方,彷彿一個大姊叫小弟出來當打手,彷彿,一切都在預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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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應該是那個主責者,應該要負起環南市場群聚的責任,她根本就不應該沒篩完就撤走快篩隊,然後假裝一切都沒事,然後叫攤商自己去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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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神父要說,台北市政府整體政策錯誤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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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情況,應該是屏東模式,全面進行PCR篩檢完後,再施打疫苗.柯珊模式,是倒過來做,快篩陰性後就打疫苗,打完疫苗才做PCR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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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篩陰性後就打疫苗」,這還是勉強可以不算讓錯誤過於錯誤,不過,台北市的柯珊模式,誇張的地方就在於,北市府進行到途中,就「不等篩檢結果」幫所有攤商打疫苗,這導致有人打完疫苗後才被通知確診,他在排疫苗的時候,尚不知自己確診的情況下,不知又傳染給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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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柯文哲依然沒有學到好心肝事件的教訓,他喊出,給攤商的一萬劑疫苗四天內要打完,然後臨時通知突襲,導致1000人群聚在一起打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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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疫苗,是要預防被疾病感染的,在柯珊模式的操作下,變成了感染病毒的路徑,應該是救人的,卻變成害人的,一股「打疫苗是治病萬靈丹」的謬想,造成了防疫順序的顛倒,防疫工作的徹底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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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珊模式還有一個早期的特點,篩檢篩到一半,說,要去打疫苗,所以不篩了,這完全是因噎廢食的作法,拿打疫苗來當作停止快篩的理由,這跟當初撤除剝皮寮快篩站的方式如出一轍,完全就是外行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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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說環南自治會長罵人完全搞錯對象?你應該罵的,不是萬華的立委,為何不替萬華人發言,事實上,他當下正在發言,替萬華人發聲,告訴市長,你錯了,因為「柯文哲市長現場表示因為批發市場人流複雜,所以一開始不做PCR全面篩檢,而是先打疫苗」這就是所有問題的根源,而這位自治會長幹的事,就是在阻止其他人替萬華人發聲,阻止問題被揭穿,只為了阻止其他人批評北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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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林昶佐只為檢討北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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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笑了,這就是問題來源,也就是造成環南市場如今的原因,然後,你不滿別人去檢討錯誤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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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環南自治會長,你應該罵的,是你隔壁用手指著你的那個傢伙,你應該要問她,「為什麼一開始不做PCR全面篩檢?只做一半就去打疫苗?」、「為什麼說好篩檢6次變3次?」、「說服所有攤商篩檢,確保所有攤商都能篩到,這是市府的責任還是環南攤商自己的責任?」、「有人照冊沒到,你可以就這樣撤走嗎?」、「為什麼不是像現在一樣固定的快篩站,讓每個人都篩到,而是要來不來的跑來跑去,變成攤商的苛求,攤商自己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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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你要假裝環南已經安全了,只是零星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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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句,神父幫你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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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老把萬華當墊背,說別人甩鍋給萬華?然後逃避問題,掩蓋自己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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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麼會把萬華當鍋蓋,一直卸責和甩問題給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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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人給你這樣用?用完,破百例感染,這就是你給萬華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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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底有沒有把萬華人當人看?BR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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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路徑 的說服 方式 在 方志恒 Brian Fong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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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志恒《香港革新論》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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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革新論II》導論: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
1989年,香港電台節目《鏗鏘集》,以《悲哀的香港人》為主題,探討六四事件前後,香港人的心路歷程。節目中,小市民歐先生的一席話,頗能反映香港人的時代心聲:
「當時大部分香港人,都對中國前途充滿憧憬,主觀希望中國藉著這場民主運動,可以一夜之間民主起來,屆時毋需再為九七問題擔心。當時我也覺得香港很有希望,因為若這些學生爭取到自由民主,很明顯,若內地政策也是民主自由,香港必會跟隨這政策走。」
《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香港人既無法自決前途,只好寄望中國走向民主化,從而令香港的民主和自治,可以有更大空間 ── 這種對中港良性互動之設想,正是「民主回歸論」之核心主張。[1]
「民主回歸論」之思潮,為未能自決前途之香港人,在矛盾與無助之中,找到心靈曙光;也驅使香港人全情投入八九民運,期盼「以改變中國前途、去改變香港前途」。六四屠城後,「民主回歸論」之中港良性互動想像,本來已難再有說服力;但隨後鄧小平再度啟動經濟改革,加上主權移交初年北京奉行不干預路線,令香港人對中港良性互動疑中留情,仍期盼中國會走向政治開明,讓香港能夠爭取到空間,在一國兩制下發展民主。
但由2003年起,中港關係卻悄悄地有所變化。五十萬人大遊行,觸發北京改變對港政策,由原來之不干預路線,改為強調中央介入。[2]隨後,北京逐步走向天朝主義,透過在政治(以人大釋法、任命特首等中央權力控制政局)、經濟(將香港納入中國經濟規劃體系)和意識形態(以國民教育推進中國人身份認同)的層層推進,務求將香港這個邊陲地區,吸納入北京的直接管治範圍。[3]到2014年,北京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宣稱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中央依法直接行使管治權」、「高度自治來自中央授權」、「中央對高度自治有監督權力」等等;[4]繼而頒布《8.31人大決定》,劃下以提名委員會操控特首選舉之權力紅線。[5]至此中港良性互動之想像,已完全被中國天朝主義壓碎,三十年之民主回歸夢,正式壽終正寢。[6]
三十年之實踐證明,「民主回歸論」之所以未能實現,在於其單向地預設了,中港關係必然處於良性互動之軌道 ── 這種設想,既低估了中港關係之複雜性,也錯誤假設了中國經濟改革必然帶動政治改革,結果當中國走上結合威權政治和巿場經濟之「威權資本主義」、[7]而不是按原來假設走向民主化後,整個良性互動之設想不但失去基礎,更加無法應對中國轉向天朝主義後之挑戰。論述落空之結果,是不少仍服膺「民主回歸論」之主流民主派,近年在多次重大事件中,總是一廂情願地期盼,北京會開明處理香港事務;但現實卻是北京以天朝主義步步進逼,令民主派大失預算進退失據。[8]
▍重置中港關係於「中心-邊陲框架」
2017年,是主權移交二十周年。一國兩制50年不變之期限,還未走到一半,已經變得名存實亡。今天,香港人站在時代的十字路口,必須為香港前途思考出路 ── 我們需要重置中港關係於「中心-邊陲框架」,以更立體之視野,重新定義、梳理和倡議未來之中港關係。
「中心-邊陲框架」(Center-periphery framework)之要點,是把「中心政權」(Central state)和「邊陲地區」(Peripheral regions)之關係,視作一個動態互動過程,即中心政權往往傾向吸納和同化邊陲地區(以建立統一之全國政權),邊陲地區則時刻強調捍衛自主(以守護其獨特性)。[9]中心與邊陲,因此處於長期持續之角力關係,這種關係既不會是一廂情願的良性互動,也不一定是敵我二分之零和遊戲;而是取決在不同時空下,中心與邊陲之實力對比與策略互動。[10]
以「中心-邊陲框架」思考中港關係,當能明白香港人作為邊陲共同體,我們的政治宿命,是沒有逃避中國此一中心政權制約之選擇,而只能在地緣政治結構之夾縫間,迂迴前進追求自主[11] ── 事實上,回顧香港開埠以來的發展歷程,由晚清民國時期至中共改革開放前,由於中國作為中心政權之長期衰落積弱,加上當時香港身處於西方陣營之前哨,因而得以自外於中國發展,但港英政府始終未有輕視中國作為中心政權之影響力,一直苦心經營香港這片邊陲地區之自主性;[12]及至改革開放以至主權移交後,中國重新建立作為中心政權之強大影響力,近年其影響力並有向外擴張之勢,[13]香港作為邊陲地區,在這種日益不利的地緣政治趨勢下,要保持以至擴大自主性,自然是困難重重荊棘滿途。因此,就香港未來之憲制地位,不同黨派可以有不倡議不同想像,但香港人仍然必須先直面「中心-邊陲框架」之結構性制約,並在此現實政治之基礎上,全面思考香港前途。換言之,任何的香港主體性論述,都必須建立在「實現香港相對於北京(以至西方)的最大程度的自主性」此一核心命題上。
把中港關係重置於「中心-邊陲框架」下思考,我們就能以廣闊之比較視野,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 ── 中心邊陲之角力,絕非中港獨有的現象;而把中港關係置於比較視野之下,我們就能透過觀察世界各地自治政體之個案,深入反思中港關係,並且拉闊香港前途想像,尋找實現香港最大程度自主性之路徑。環顧世界,魁北克、奧蘭群島、格陵蘭、南提洛爾、諾福克島、蘇格蘭和加泰隆尼亞,都是極具代表性之自治政體個案,透過觀察其歷史背景、自治制度、政治光譜、中心邊陲互動等等,我們當能更立體地思考,各個攸關香港前途之重要課題:
一. 自治之理想:內部自決權?
政治社會運動的本質,是尋求改變;因此成功之政治社會運動,必須提出最具正當性之訴求和論述修辭(Legitimate claim and rhetoric),方能為運動本身建立和維持正當性(Conferring and maintaining legitimacy),以動員和團結最大力量,實現改變。[14]而在現時的東亞地緣政治格局下,「自治」仍然是較能獲得大多數香港人、國際社會甚至中國大陸社會所接受之正當性訴求。
自治的英語詞彙是Autonomy或Self-government,其核心內涵是指「一個地區或社群,不受中央政府或鄰近地區或社群的介入,自行組織其事務的能力」(the ability of a region or community to organize its affairs without interference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r neighbouring regions or communities)。[15]自治的實際操作和細節,在不同國家有不同安排,難以有一個四海通行的自治模式;但總體來說,自治必然涉及把權力,由中央政府轉移至自治政體(transfer of certain powers from a central government to that of autonomous entity),實踐上自然就涉及不同程度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權力轉移。概念上,自治作為一種政治訴求,其核心應是讓「地域社群能夠不受其他國家機關的介入,獨立地行使其行政、立法及司法等公共政策功能」(territorial communities to exercise public policy functions, legislative, executive and adjudicative, independently of other sources of authority in the state)。[16]近年,西方憲政學者流行在國際法的脈絡下,將自治理解為「內部自決權」之實踐。按國際法文獻,「自決權」(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指人民有權利「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即《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一條[17]);而要實踐「自決權」,可分成「外部自決權」(Right to external self-determination)和「內部自決權」(Right to internal self-determination)兩種方式,前者指人民有權決定是否與宗主國分離;後者指人民有權按自治原則,完全決定和管理自己的事務。[18]
魁北克、奧蘭群島和格陵蘭,都是當代國際法和比較政治文獻下,在主權框架內按「內部自決權」原則,實踐自治之經典案例 ── 魁北克在加拿大之主權框架內,按「不對稱聯邦主義」(Asymmetrical federalism)原則,在民主普選權利以外,逐步發展出各種保障和實踐魁北克人「內部自決權」之自治權力,包括語言教育自主和移民審批自主等等;奧蘭群島在芬蘭主權內,亦建立起各種保障和實踐其「內部自決權」之憲制保障,包括「總督-總理雙首長制」、「奧蘭代表團」、相互同意修憲機制等等;而格陵蘭則在丹麥主權內,透過聯合委員會前期協商、公投複決法案等修憲程序,逐步擴大和鞏固格陵蘭人之「內部自決權」。
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透過魁北克、奧蘭群島和格陵蘭之案例,香港人當能思考重構自治理想 ── 香港人能否按「內部自決權」原則,[19]論述和倡議各種攸關保障香港獨特性之自治權力?在民主普選以外,「經濟自主」(香港自行決定經濟政策,反對被單向經濟融合)、「規劃自主」(香港自行決定規劃基建,反對被單向規劃)、「移民自主」(香港自行決定移民審批,反對被單向輸入人口)、「供水自主」(香港自行發展獨立供水系統,反對被東江水系統控制)等等,能否成為未來政治運動之核心議程?香港人能否重新審視《基本法》當中的種種不合理條文,並倡議修改《基本法》以保障香港自治?聯合委員會前期協商、公投複決法案等修憲程序,又能否成為香港人倡議擴大「內部自決權」之參考對象?香港本土政治運動之最具正當性訴求,是否就是按「內部自決權」原則,在主權框架內爭取實現最大程度的自治?
二. 邊陲之自強:自立自主還是仰息他人?
中心與邊陲,是一種長期持續之角力關係,角力就自然涉及雙方之實力對比。當然,在「中心-邊陲框架」之下,中心政權差不多必然掌握權力優勢,但邊陲地區要維持自主性,總不能一廂情願地寄望良性互動,而疏於建立自身之實力。唯有邊陲地區具備自立自主之能力,方能有籌碼與中心政權角力;而如果邊陲地區只能仰息他人,結局則必然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南提洛爾和諾福克島兩個邊陲地區,一個強調自立自主,一個只能仰息他人,結局自然是截然不同 ── 南提洛爾在意大利主權框架下,曾遭逢墨索尼里法西斯政府之強迫同化(1920年代到1940年代)、也經歷過民主意大利政府以虛假自治之承諾欺騙(1950年代),但南提洛爾始終自強不息,努力建立起本地政治運動、擴大經濟自主實力和開拓國際支援網絡,終於逐步扭轉原來不利之「中心–邊陲格局」,在1990年代實現真正自治;相反,諾福克島人自1979年起建立自治政體後,一直對如何維持自治掉以輕心,疏於建立自身之實力,其本土政治運動長期積弱、國際支援網絡不足,終於到了2008年金融海嘯後,就連本身之經濟自主實力亦全面崩潰,結果自然是無力抵抗民主澳洲之逐步吸納,在2016年被取消自治地位。
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透過南提洛爾和諾福克島之案例,香港人當能思考自強不息之道 ── 香港人能否建立起戰略視野,思考從當下天朝中國、以至未來民主中國想像下,香港本土運動的自強之道?[20]香港人能否建立起團結之本土政治運動,特別是盡快建構和鞏固「香港主體意識」?香港人又能否組織起足以盛載這種主體意識,對內能有效連結公民社會和議會政黨、對外能代表香港人與北京談判之政治行動主體?香港人能否擴大經濟自主實力,以民間力量倡議香港經濟發展之多元性、可持續性、國際性和自主性,推進香港之永續經濟實力?香港人能否鞏固香港作為全球城巿之影響力,以民間外交之進路,加強香港與國際社會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學術等各個層面之連結?
三. 中心之應對:分權還是集權?
中心與邊陲,是一種策略互動之角力關係。邊陲地區要求自治自主,不可能迴避中心政權。但中心政權是選擇以分權(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s)還是集權(Centralization of powers)來應對,則涉及中心邊陲之實力對比、當地之政治傳統、以至中心政權對形勢之判斷等多重複雜考慮;而中心政權之選擇,又往往影響了邊陲地區隨後之選項,形塑了未來之中心邊陲格局。
蘇格蘭和加泰隆尼亞兩個邊陲地區,同樣要求自治自主;而兩地之中心政權,也同樣是民主國家。但民主英國和民主西班牙,卻採用了截然不同之策略,來應對邊陲地區,因而產生了兩種不同之中心邊陲互動結果 ── 民主英國在新工黨政府治下(1997年至2010年),一直以分權政策應對蘇格蘭問題,由《1998年蘇格蘭法案》開始,透過逐步擴大蘇格蘭之自治權力,疏導了蘇格蘭和倫敦中央政府之矛盾,為英國的「中心–邊陲關係」,帶來了超過十年的穩定局面;相反,民主西班牙在人民黨治下(2011年至今),一直以集權政策應對加泰隆尼亞問題,不但強硬打壓加泰隆尼亞要求擴大財政自主之訴求,更加插手干預當地之教育語言事務,結果激起原來只要求自治的加泰隆尼亞人之怒火,紛紛轉向公投自決獨立建國,但這些反彈亦引發人民黨中央政府更強力之打壓,西班牙與加泰隆尼亞之關係,已完全陷於惡性循環。
從世界思考香港前途,透過蘇格蘭和加泰隆尼亞之案例,香港人當能思考中心政權之應對,對邊陲地區前途之影響 ── 香港人能否打破自1980年代以來對「民主中國」之粗糙理解,重新認識民主之中央政府,與地方之分權自治,兩者並不必然存在因果關係?香港人又能否重新認識到,真正有利於香港自治之中央政府,不單單是「民主中國」(Democratic China),更應該是「分權中國」(Decentralized China)?香港人又能否連結海內外力量,建立論述以至行動聯盟,一起推動未來之「民主分權中國」(Democratic and decentralized China)?
▍香港人走不下去了,但香港人會走下去
由2010年走溫和談判路線、2014年發起公民抗命佔領運動、到2015年出現勇武抗爭旺角衝突、以至2017年以300選委議席票投開明建制派,香港人從體制內到體制外,幾乎把各種爭取方法都試過,卻全部都無功而回,始終未能實現香港之自治自主。看不見出路,難免令人感到氣餒,沉重的無力感,把多少人之意志消磨殆盡;又有多少人在絕望中走向輕狂,讓無奈和失望而引發之怒火,遮蓋了我們之眼睛。
革新保港,讀書養志。讀政治史,能讓我們變得踏實;讀比較政治史,更能讓我們擴闊視野反思前路。環顧世界,邊陲共同體爭取自主之歷程,必然是一條漫漫長路,過程中也必然充滿高低起跌,更必然飽受過打壓、屈辱、欺騙、愚弄、甚至鎮壓,是甚麼讓他們堅持下去,或者不能堅持下去?邊陲能否自強、中心如何應對、地緣政治變化,固然都是重要之因素;但最終能否實現自主,始終取決於邊陲共同體,能否建立和維持主體意識,團結上下一起爭取,才有衝破牢籠實現自主之一天 ── 南提洛爾主體意識,令南提洛爾人能夠捱過了墨索里尼之法西斯統治、熬過了戰後民主意大利政府之反覆壓迫,由1919年被割讓予意大利,到1992年實現自治,南提洛爾人之自治之路,整整走了73年。
《想像的共同體》作者安德森曾寄語,「我走不下去了,但我會走下去」(I can’t go on. I’ll go on!)。[21]面對困局,不少香港人慨嘆走不去了;但只要「香港主體意識」仍在,香港人還是會走下去。
[1] 近年,「民主回歸論」成為各方議論批判之焦點,但到底這套論述,其原來之主張是甚麼,卻甚少人會認真釐清。「民主回歸論」由論政團體「匯點」提出,相關論述散見於匯點核心曾澍基教授、張炳良教授等人,在八、九十年代撰寫之文章書籍,例如《巨龍口裡的明珠》(1982)、《民主改革與港人治港 ── 匯點文件集》(1983)、《香港政治經濟學》(1985)、《困境與出路:中國民主化探索》(1989)、《滙點邁進九十年代宣言》(1990)、《歷史的迴響:中國八九民主運動的檢討與前瞻》(1991)等等。簡而言之,「民主回歸論」除強調中國國族主義外(由此引伸出反對殖民統治、支持香港回歸之立場),就是提出「中港良性互動」之設想 ── 即設想香港在中國改革進程之特殊角色,並假設隨著中國在經濟改革後,將逐步走上政治開明之路,令中港關係可以良性互動,最終將實現民主回歸夢。「民主回歸論」理論大師曾澍基教授,在《民主十年專輯》(1994)中一段議論,頗能扼要概括了這套論述之要點:「『民主回歸派』的設想,集中於前提與後果的回饋,形成所謂『中港關係的良性循環』;在互信的基礎上,擴大改革(包括但不單是民主改革)的空間,以及吸收各自經驗的可取部分」。
[2] 要理解北京對港政策之轉變歷程,可參閱清華大學副教授程潔在2008年之文章:Cheng Jie (2009) “The story of a new policy.” Hong Kong Journal, 15 July.
[3] 以「天朝主義」形容北京對港政策,始見於陳冠中先生之《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此概念在學術上可稱為「國家建構國族主義」(State-building nationalism),即「中心政權」(Central state)強調吸納和同化「邊陲地區」(Peripheral regions)之國族主義主張,但這種「中心吸納邊陲」之政治操作,往往會引發邊陲地區起而捍衛自主之「邊陲國族主義」(Peripheral nationalism)。有關理論在中港關係上之應用,可參閱 Fong, Brian C.H. (2017). One country, two nationalisms: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1997–2016. Modern China, 43, 1-34.
[4] 《一國兩制白皮書》全文:http://www.locpg.hk/jsdt/2014-06/10/c_126601135.htm
[5] 《8.31人大決定》全文:http://www.npc.gov.cn/…/12jc…/2014-08/31/content_1876904.htm
[6] 方志恒:〈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立場新聞》,2014年 8月 28日。
[7] Bloom, Peter. 2016.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Cheltenham; Northampton, Mass.: Edward Elgar Pub.
[8]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2017年的特首選舉中,民主派全力支持「開明建制派」曾俊華,期盼曾俊華當選特首後,中港關係可以重啟良性互動。結果卻是北京「換人不換路線」,拿下了梁振英後,卻換上緊跟其路線的林鄭月娥;北京重整旗鼓後,隨即繼續其天朝主義治港之路線。
[9] 可參閱相關之經典文獻:Hechter, Michael. (1975).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arrow, Sidney G. (1977). Between center and periphery: grassroots politicians in Italy and Fr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okkan, Stein. (1983). Economy, territory, identity: politics of West European peripheries. London;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Bulpitt, Jim. (1983). Territory and power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 interpretation. Manchester; Dover, N.H.: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eny, Yves and Wright, Vincent. (1985). Centre-periphery relations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Allen & Unwin.
[10] Ruane, Joseph and Todd, Jennifer. 2001. 'Centre-Periphery Relations in Britain, France and Spain: Theorising the Contemporary Transition', Working Paper, “Centres and Peripheries in a Changing World”. Grenoble: European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Research (ECPR) Joint Sessions.
[11] 當然,以更廣闊之地緣政治視野看香港,香港實際上是處於「多中心衝突下之邊陲」(Periphery of multiple centers)的地緣政治結構,即一方面中港關係此一最核心之中心邊陲關係,是形塑香港政治之結構性主軸;另一方面,香港亦同時身處在中國和美國兩大「地緣政治中心政權」(Geopolitical centers)爭霸下之夾縫地位,是故中美關係也成為牽動香港政治之次軸。為了令討論更加聚焦,本書將集中於論述中港關係此一最核心之結構性主軸。有關香港政治的地緣政治思考,可參閱:Wu, Rwei-Ren. (2016) The Lilliputian dreams: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f nationalism in Okinawa, Taiwan and Hong Kong.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2: 686–705;李家翹:《中國和香港──國家與城市的探戈》(端傳媒,2017),網址:https://theinitium.com/a…/20170627-opinion-nelsonlee-hkchina。
[12] 由晚清民國時期至中共改革開放前,港英政府始終主動積極經營對中關係,例如在開埠早期開辦著重雙語教授中西文化之中央書院,就向中國傳播西學之考慮,早年不少畢業生就受聘於清政府和中國企業;1912年港英政府成立香港大學,同樣有增加對華軟實力之考慮,計劃還得到當時兩廣總督袁樹勛支持;1929-1931年間,港英政府和國民黨廣東省政府保持友好關係,兩地政府並且合作剿共;1949年中共建政後,港英政府一面重視保持與北京關係(例如1950年率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亦一方面試圖力保香港之自主性(例如1960至1970年代發展獨立供水系統)。有關港英政府如何應對中國,可參閱: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香港:天窗出版社,2011),第四章。
[13] 近年,中國作為中心政權之向外擴張,當然最能體現在「一帶一路」(即陸上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海上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之倡議上。可參閱:中國官方「一帶一路網」:https://www.yidaiyilu.gov.cn
[14] Stewart, Charles J., Smith, Craig Allen, and Denton, Robert E., Jr. 2012. Persuas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Prospect Heights, Ill.: Waveland Press, pp. 15-16 and 62-71.
[15] Wolff, Stefan and Weller, Marc. 2005. “Self-determination and autonomy: a conceptual introduction”, in Marc Weller and Stefan Wolff, eds., Autonomy, self-governance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divided societi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25.
[16] Wolff, Stefan and Weller, Marc. 2005. “Self-determination and autonomy: a conceptual introduction”, in Marc Weller and Stefan Wolff, eds., Autonomy, self-governance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divided societi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25.
[17]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全文:http://www.un.org/chinese/hr/issue/ccpr.htm
[18] Sterio, Milena. 2013.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selfistans", secession and the rule of the great powers.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Chapter 1.
[19] 國際法上,只有「人民」(Peoples)才享有「自決權」。國際法學者Milena Sterio指出,「人民」並不直接等同「國族」(Nation)或「少數族群」(Minority),是否「人民」需要符合兩個原則:一是「客觀驗證」(Objective test),即該地區的民眾是否有一個共同的種族背景、族群、語言、宗教、歷史及文化傳承,以及此等民眾是否完整地管理該地區;第二是「主觀驗證」(Subjective test),即該地區的民眾是否自覺地認為自己是一群「獨特社群」(Distinctive group),共享一種獨特的身份認同。要論述和倡議香港人擁有「內部自決權」,關鍵是要建構和普及「香港主體意識」── 在香港的情況,自港英時代開始,香港已是一個華洋共處的社會,不同族裔的香港居民共同生活,加上1950年代設立中港邊境管制後,已逐步形成一個有別於中國大陸的政治社群;其後香港經濟起飛、港英政府啟動行政改革、粵語流行文化興起,進一步形成自由、法治、廉潔、粵語等香港核心價值和文化(相對於中國大陸這個「他者」)。有關「人民」之定義,可參閱:Sterio, Milena. 2013.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selfistans", secession and the rule of the great powers.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Chapter 1.
[20] 南提洛爾人從墨索尼里法西斯統治時期(1920-1945)、到民主意大利時代(1945-現在)的本土運動經驗,應該有助於香港人思考本土運動的自強之道。另外本書第7章,也提及了加泰隆尼亞人從佛朗哥軍人政權時期(1936-1975)、到民主西班牙時代(1975-現在)的本土運動,也是值得當下香港人參考的重要歷史案例。
[21] 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市:時報文化,2015),頁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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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路徑 的說服 方式 在 華人民主書院 New School for Democracy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對電視劇《以人民的名義》的政治思考︱梁京
最近中國一個重要的政治事件就是電視連續劇《以人民的名義》的熱播以及引起的空前熱議。該劇之所以引起巨大反響,直接因素就是該劇對中國官商權貴乃至社會全面腐敗的事實毫不迴避。雖然生活中發生的這些事實並不令人驚訝,但官方居然讓這樣大膽暴露現實的戲出台,確實令所有人都深感意外。雖然解釋的角度和立場不同,但每個人都意識到這件事的意義非同一般。
共同的看法是,該劇熱播與即將召開的中共19大有直接關系。問題是,習近平連任並無懸念,他為什麼要如此公開地曝光高層的全面腐敗,他究竟想達到什麼具體的政治目的?我相信,一個不難想到的目的,就是習近平要為自己延長任期造輿論,也就是為自己在20大之後繼續執政進行自我辯護。他的道理很簡單,既然中國的腐敗已經如此嚴重,他別無選擇,只有延長任期,以便進一步集中權力,擔當起歷史賦予他的重任。
從歷史和人性的角度,不難理解習近平為什麼會這樣想。因此,真正的問題是,他能不能做到,更重要的是,他如果實現了自己長期執政的願望,對中國和世界的未來意味著什麼?
《以人民的名義》的劇情,體現了這樣一個邏輯,雖然整個黨和國家機器已經徹底爛透了,但一個德配其位的最高權威,依然可能「以人民的名義」撥亂反正。對許多信仰自由和民主的人來說,這個邏輯是不能接受的。但是,這些人也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替代這個邏輯的現實可能是什麼?如果近乎百分之百的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都是貪官,這些人集體推出的黨魁,會比習近平更好嗎?更何況,習近平已經通過這幾年的反腐,利用「人人屁股上都有屎」的現實,很大程度上瓦解了高層集體反抗的可能。
在鞏固個人權力的過程中,這幾年習近平還做到了一點,那就是打消了紅二代的干政念頭,淡化了自己的權力「以父輩的名義」的合法性基礎。此次熱播的電視劇,打出「以人民的名義」的旗號,而不再強調紅色江山,或許就有這一層含義。
也即是說,不論電視劇《以人民的名義》內含的邏輯是否能說服多數人,多數人都不能不面對這樣一個政治現實,那就是習近平有可能長期執政,甚至終生執政。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我聽到了我的自由派朋友談到了中國「君主立憲」的可能性。
在袁世凱稱帝失敗百余年後重提「君主立憲」,無疑是巨大的歷史諷刺,但這樣的思維在今天,是否就完全沒有意義?我以為不能武斷地下結論。21世紀初的人類正面臨與20世紀初相似的全球秩序危機。最近有歷史學者指出,20世紀人類巨大的災難與精英堅信「歷史必然性」的思維方式有關。這種思維方式限制了多種變革路徑的想像力,助長了破壞性極大的激進運動。
《以人民的名義》讓我產生的一個憂慮,就是面對中國權力機器因腐敗而失效,習近平會不會訴諸極端民粹主義乃至法西斯主義?儘管我相信這樣做「必然」會失敗,但我寧願這種「必然」不發生。這就需要讓「君主立憲」這類「非必然」的主張,能被主流政治話語接受。因為未來是人類想像力創造出來的,而只有理性對話能排除各種以「歷史必然性」為由的極端選擇,基於理性的想像力才會有實現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