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點評:{如果我們容忍「有罪推定」的青春,那麼未來就會繼續造就「有罪推定」的鍵盤鄉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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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記事】也記那一段被中學教師「有罪推定」的青春
Hsin-Yin Wu https://bit.ly/3gHED3w
今天是母校北一女中校慶,我的高中同學、學姊與學妹們紛紛換了大頭貼「12/12 Let’s go home,走!回北一!」在海外發展、不在國內的同學們雖然無法返校參加校慶,但也紛紛換了大頭貼。
我當然也跟風,跟著大家換,而我換的大頭貼和本篇貼文這張照片,是高二升高三我轉組(要跟好姊妹分班)一起去攝影工作室拍的照片。
很多同學開始進入「想當年」模式,談起高中歲月,很多塵封的記憶,逐漸浮現。
但恰好看到一位學長與一位朋友日前各發表一篇貼文,事件發生在不同學校、不同孩子身上,可怕的是,兩個故事都非常類似,恐怕這個問題在台灣社會的各級學校裡具有一定的比例,對於青春期的孩子恐怕具有很大的心理陰影,實在不容我們忽視:
1.一位學長談到他的孩子被老師「認定是違規嫌疑人」的粗糙調查過程——僅憑一位同學的懷疑、無視另一位同學提出「我看到他沒有動手」的有利證詞——孩子因此被認定是違規行為人,流下了成長的眼淚。
2.另一位朋友則在另一篇貼文回憶自己的孩子曾經因為擔任幹部,只因為器材短缺就被老師懷疑是小偷,放學後留在學校質問,嫌疑的理由是他是體育股長。接下來要朋友的孩子 #自證清白,朋友感到憤怒:「孩子要怎麼證明自己沒有偷?」
(類似的「自證清白」事件好像也蠻常發生的,我之前的學生也跟我講過)
這兩篇文章同樣的感觸都是「台灣人的法治教育必須加強,包含學校教師」。
這讓我們想起高二到高三的那段歲月中的記憶。
我換的大頭照和這張照片是我16歲跨越到17歲,高二升上高三那年的年紀,回想起來,那一年也算是我生涯道路上的轉捩點——升高三時我決定從理組班轉到文組班,一心一意要唸文學,但隔年卻在大考過後突然決定棄文從法。隨著過去一些記憶越來越清晰,這些決定都是有脈絡的。
【我的國文考卷失蹤奇案】
高二那年的某次段考,我突然生病,後來診斷是腸胃型流感。考試前我不知道自己生病,只覺得好像全身不舒服想吐、有點發燒,硬撐著把國文考卷寫完,鐘響後收了考卷衝去廁所上吐下瀉。突然兩位好姊妹跑到廁所找我:「教官說妳的答案紙不見了!」
那年高二國文分為選擇題(答案卡)、「中國文化教材」背書題(就是背孔孟的默書題,寫在答案紙上),那堂考試的監考人是學校教官,他說我的答案卡在,但「答案紙不見了」,我說不可能,我分明兩張都有交出去,如果沒有交的話,我有可能離開教室去廁所嗎?
後來有同學在教室後方(我不記得是哪裡)找到我的答案紙。當時有同學推論可能是該節考完以後是打掃時間,加上電風扇在吹,應該是教官沒收好考卷導致飛走,打掃時跑到後面。
但是教官跑去找國文科老師(也是我們班導師)討論,不知道他們是被雷劈還是怎麼回事,竟然推論出:「學生不會寫考卷所以自己把考卷藏起來的結論。」
這樣的推論非常匪夷所思,因為國文是我的最強科目,就算有幾格空格不會填,也好過整張考卷沒交沒分數吧?
然而導師在當天放學前突然找上我,要我去「輔導室」重新默書一次,拜託,「中國文化教材」這種八股內容根本和國文程度沒關係,誰不是考前一小時猛背,考後全部忘光?更何況那天接下來還有數理科(我是三類組班,當時的三類組高二包含物理化學生物,而且也要考史地科),寫完這些數理科考卷,誰還會記得孟子說什麼?
不過我還是去考了,而且在突襲默書之下正確率達到八成。但是老師說:「因為妳的國文成績向來都是全班最好的,而妳這次默書只有對八成,可見妳就是不會寫才藏考卷。」
當時陪我留下來的同學聽了以後跟我一樣是滿臉黑人問號,
問題是同學找到的我的那張考卷是滿分,我為什麼要把滿分的考卷藏起來?
但老師不管,要我 #自己證明沒有把考卷藏起來。
雖然當時的我們都不是法律系學生,但也意識到這種舉證責任分配好像哪裡怪怪的,幾位好姊妹討論良久,完全不知道要如何「自己證明自己沒有做」這等消極事實。
結果後來還真的找到證人,也就是坐在我前方,學號比我小一號的同學,而我是我們這排最後一位,由我負責收考卷,她出面證稱:「我有看到當時忻穎是將我的考卷疊在她的考卷上往前收的,一路上我沒看到任何一張考卷掉在地上。」
導師聽了以後:「啊,妳有看到啊?」
然而,沒有跟我道歉,而且還是採計了那個突襲考試表現不佳(8成正確率)的分數。
當時有同學覺得憤怒,認為我有權要求導師和教官當眾道歉,還我成績。不過我覺得,一次段考成績對我的人生沒啥影響,同學相信我就好了(廢話,誰會相信自己把自己的考卷藏起來啦!),所以我後來想想就算了。
【無令狀搜索書包、好姊妹變成竊盜嫌疑人案】
但在這件事情後,又發生一件更誇張的事件。這件事情在我另外一位同學心中留下陰影。
那年有同學錢包掉了,然後導師下令「搜全班書包」(現在想來還真是匪夷所思)。我的一位好姊妹只不過帶了兩張悠遊卡(一張放在書包預備用),一度被當成竊盜「嫌疑犯」,後來也是想盡辦法「自證清白」。
在這幾件事件後,我意識到了某些中學教師在「舉證責任」的理解上是多麼奇怪,他們也好像不存在「無罪推定」與「正當法律程序」的概念。
這樣離奇的「不當推論與調查」事情,發生在學生大多很有主見和想法的北一女中。因為我們懂得反抗權威(老師)、自我辯護,所以我們最後沒有「吞下去」,而且還想盡辦法「自證清白」。
然而,這種「自證清白」的文化是對的嗎?
更讓人頭皮發麻的是,這類事情層出不窮,有些學校沒有反抗權威的文化,家長也要孩子「吞下去」、不要「得罪老師」,這會教育出什麼樣的公民?
被如此對待的孩子,長大後面對社會中更複雜的現象,會不會也跟著主觀推論,然後要被懷疑的人也「自證清白」?
再仔細想想,網路上的鍵盤法官、鍵盤檢察官,不就是這些「老師」的縮影嗎?
這幾年有幾位北一女中公民科教師邀請回母校演講與教學,
主題大多是無罪推定與司法程序,我會分享這些故事給學妹,還有走在草皮上卻被教官指責違規「踐踏草皮」的故事(https://bit.ly/3oIaP9G),教學妹跟我一起思考「叛逆」。
演講下課後和母校老師們一起吃飯,我都會提起那件「考卷遺失事件」,不是想要「清算舊帳」,只是想跟現在的老師們分享 #法治教育的重點與意義何在,公民教育的重點不是背誦法條,而是讓青少年知道如何獨立思考。
在座的老師們都一致認為:「當年真的是老師和教官錯了。」
也有老師告訴我:「在我們的教育階段,很多老師其實有學過理論,也知道對錯,問題是在處理事情時很直覺的複製上一代的教育模式,將這套不斷複製在下一代身上,造成如今社會中充滿直觀、衝動與偏見的鍵盤法官。」
跟我一起用餐的其中一位資深老師,是我當年在學校時的主任,他也表示:「不知道曾經發生這些事情,不然學校應該跟你們道歉!」
我笑笑地說,學校要慶幸我們長大後「沒有變歪」,沒有變成是非不分的鍵盤鄉民——這要感謝我們身邊的同儕都有獨立思考判斷是非的能力,所以近朱者赤。
雖然成長過程中存有陰影,但北一女中始終是我記憶中那個美好的階段,因為我在高中歲月裡學會在思考中叛逆、反抗權威。
更重要的是,至少我身邊有著一群同學,帶著我或陪著我一起反抗權威。
後記:
我高二唸三類組(理組班),因為當時的三類組高二要上社會科,考試全考,在仍然存有「重理輕文」觀念的時空背景下,三類組被認為「進可攻,退可守」,所以產生許多想要唸文但暫時先選理組的所謂「假三類」學生,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其實一直很想唸文學,只是家人反對。
在那件事件後,我父母對於這位導師的作法感到不以為然甚至厭惡,這也是他們同意我轉文組(=轉班換導師)的最重要原因。仔細想想,我似乎也該感謝這位導師?
再隔年升學,我要唸中文系,但家人反對,他們要求我唸法或商,我後來選法,或許也是因為內心中也想探索「公平正義」到底是什麼吧!
中文卷三時間 在 譚蕙芸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做議員應該關心生命,而不是關心磚頭]
這是一場氣氛詭異的選舉,區議員一向被諷刺為「三條街的區佬」,意指由於選區太細小,區議員只關心雞毛蒜皮之事,然而這是反修例運動後第一場選舉,投票率破香港歷史裡所有紀錄,海嘯式民意衝擊下,百計泛民參選者、年輕人、素人成功當選;那邊廂,社會仍然關注被警察圍困的理工大學校園裡十計留守者,獲勝的候選人和支持者,到校園外舉行集會聲援。
然而,三百餘位當選候任議員中,有一位從沒有離開過理工大學。
參選今屆區議會選舉的梁柏堅,在選戰最後階段,因為是網媒記者,偶然被困理工大學,他選擇留下來十天風餐露宿,在灣仔大佛口選區未有露面下,依然以過百票之差擊敗已連任幾屆的建制派區議員。
我認識梁柏堅好幾年。他有一個花名叫「表弟」:「2014年我在和平佔中運動裡擔任義工,我表姐也是佔中的義工,她到處介紹我給大家認識,『表弟』、『表弟』地喊,於是所有人都叫我表弟。」他說,自己在佔中運動中「跟出跟入」,因而跟佔中三子熟稔。這位自嘲「任性」的參選者,在選舉前「唔見人」,有莊陳有、戴耀廷、邵家臻等替他拉票。
表弟今年39歲,年輕時在灣仔藝術中心修讀美術並在該區工作過,他表示,因而對大佛口選區有一定感情,畢業後一直從事攝影相關工作,先後於曬相店、制作公司上班,也曾接婚紗攝影工作,他拍攝的新聞照片跟主流傳媒風格不同,人物感強烈。
他每次受訪也不忘再澄清,自己和突破機構的一位編輯名字一樣,常被搞混,另外填詞人梁栢堅也常被誤認為他。
他說,反送中運動最初,曾摸索自己的角色,一度和相熟議員在防線嘗試介入衝突,至7月21日元朗白衣人闖入車廂襲擊市民一事發生之後,感覺緩衝的角色越來越難做。他想起自己有拍攝經驗,於是加入一個小網媒《米報》做特約記者。
831那天,他剛好在太子站,拍到防暴警衝入車廂揮棍,情侶跪地相擁的片段,成為當天最重要的一段新聞紀錄,主流媒體爭相借用。他回想:「做攝影工作這麼久,知道遇到甚麼純粹是偶然,歷練讓我知道拍攝時要冷靜,但當放下了相機,替那對情侶抹掉胡椒噴霧,就開始感受到場面的無助和痛苦。」
作為831事情的見證人,他在3日內接受了30個訪問,情緒幾近崩潰,他說,好想把事件向外說出來,但重複地說也很痛苦,他有句口頭禪:「知道自己的位置,做自己做得好的事。」他所說的是,時代挑選了他去見證831,他唯有硬着頭皮去講給人知,講得越多越好。
同一道理,十天之前,11月17日他以網媒記者身份被困理大,他也想自己應該如何決擇。他說那天晚上戰況腥風血雨,他忙着相機拍攝紀錄,一邊避燃燒彈,一邊避水炮車,到目睹示威者的撤退之路也被封掉後,才猛然想起要看手機新聞。
這時才知道,警方已經圍封整間理大:「我知道有其他記者在外面已開始被拘捕,我是來紀錄真相的,為何要舉着手離開,為何要給警察羞辱?既然我已留在這裡,就繼續留下來。」
但他同時是區議會候選人,一星期後就是投票日,他沒有掙扎着想離開:「派傳單的事,交給選舉團做也可以,我在外面跟街坊揮手,跟選民打招呼,倒不如留下在理大做紀錄。我們做議員說要關心街坊社區,修橋補路這些事可以等一等,留在理大這裡的是未來社會楝樑,這批年輕人生死悠關。」
他強調,如果他是爭取連任,他有責任要回社區服務居民,而在外面的候選人也不是要入來理大,只因他機緣巧合被困,大家情況不同。他又笑說,如果外面選民問他去了那裡,就請義工叫選民上他的臉書專頁痛罵他。
我問,其他主流傳媒記者也在場,他有何特別角色?他一句KO了我。「那一個記者夠我熟悉留守者?」說實在是的,主流傳媒記者最初也死守,但隨着警方容許「一換一輪更」安排,不少留了幾天的記者也出去休息讓同事頂替,而他這個小網媒只有他一人死守,至今露宿了十天九晚,他已於今天(11月26日凌晨)離開,他很可能是所有記者中逗留最久的人。
「你留在校園裡的時間越久,留守者對你的信任度越高。」梁柏堅一語道破。不少善心人想介入,但在外面高牀軟枕,根本難以展開對話。
回想過去十天,表弟記得最初校園人頭湧湧,百計被困者,容易跟留守者攀談,至後來大量人離開,有些人逃走、走出正門被拘捕、跟中學校長離開等。隨着校園變得冷清,在校內人數減少,留守者就更有戒心。
梁柏堅自己也親身體驗到那種心理狀態:「較後期時,外面的資訊把校園描述得很讓人擔心,最大壓力是,外面的人會給訊息你,叫你怎樣做,問你為何不走。其實外面有外面那種驚慌,裡面有裡面的情況。我們留守的人,好難三言兩語解釋,又或者難以每次向每一個關心我們的人解釋,我自己也會不耐煩,那種痛苦很大。更何況我是記者,已經可以公開講感受,留守者不被理解的心情更難過。」
在選區最後的拉票階段,外面團隊替他宣傳,表弟在校內同步做了一件事,就是用腳嘗試走遍理大校園每一個角落。這個九龍要塞的紅磚堡壘,佔地九公頃有多,學生人數二萬餘,沒有中文大學佔地廣,但建築物設計通道四通八達,讓人頭暈眼花。
「我留了十日,根本沒可能走遍校園每一處,痴線的,校園的設計像迷宮一樣,難辨方向,走在裡面容易感到迷失,你以為走完了這部份,總發現有新的地方未走過,好容易感到氣餒,我走到腳起水泡、腳腫也沒法走完。」
但至少過去十天,梁柏堅成功跟約五十個留守者接觸。他說,最初階段,有些留守人士以5至6人為一組,後來變成三三兩兩,再後來變成獨來獨往:「留守的人,後來像小貓一樣,看到人影就會避開。他們的資訊封閉,很多人不知道樓下有社工、醫生、律師入來幫他們,他們覺得記者也是喬裝警員,信任度極低,不肯『落樓下』(到平台)。」
表弟知道怎樣融化這種不信任:「我讓他們『起我底』,讓他們看我的臉書專頁,給他們對比相機裡的照片是一樣的,就知道我不是臥底警察。根着我就會不斷說無聊的話,我會說自己很悶,很想找人談話,他們會開心,我不是來勸他們走,大家會談到『光復』之後做幹甚麼,原來留守的人很多人都說要開咖啡店,我就會佯裝小氣說,『我也想開咖啡店,別跟我爭生意。』」有些時候,可以和一名留守者談足幾個小時。
究竟那十天九晚的生活條件怎樣?梁柏堅的生涯,或許可以讓我們了解留守者的生活。他說,習慣平日出外採訪會帶多一件上衣,於是被困理大就有一件上衣替換。但褲子呢,穿足十天?
他解說,自己習慣出去採訪時以穿單車褲作為內褲,因為走動多,單車褲濕了也不太難受,外面加長褲,於是兩條褲既可當外褲穿着,也可以輪流洗濯,有風扇吹幾小時就乾。「其實我身上的裝備,有一種走難的模式。我只在理大現場拾了幾樣東西借用,鬚刨、牙膏、牙刷、漱口水,還要很大枝裝,煩惱用不完。」
十天以來,有洗澡嗎?梁說,十天只沖了一次涼,他發現用濕紙巾抹身效果一樣乾爽乾淨,就省掉了沖涼的需要,頭則天天洗,直接塞在洗手盤水龍頭下沖洗。
他也有「姿整」的一面,我嗅到他身上飄出來有隱隱的香氣。我問:「你搽了古龍水吧。」他答:「是呀,拾到一瓶,就拿來塗,擔心有汗味,我覺得是一種禮貎吧。」我們都同意,近日天氣好,秋風送爽,留守生涯總算比夏天或冬天容易一點。
忽然露宿十天也沒太大難題,他歸功於去年曾到日本爬山,用二十日揹着7公斤背包,走完六百公里的日本古道.雖然他口說是「走難」,但我每次在理大校園見到梁柏堅,總發現他的頭髮理得貼服,髮蠟搽得滿滿,髮型比每天回家的記者更醒目。
我取笑表弟愛美,他有點無奈地解釋:「我的頭髮又密又硬又鬈,不塗髮蠟樣子好笨,年紀開始大,很不想變成一個『佬』,如果小小的一支髮蠟可以讓我不變X頭,我一定會帶着。」
髮型理好了,但難掩身心俱疲,他說留守進入後期,經常睡不好,時常發夢警察進入來拘捕。「你感覺到是有死線,始終有一天有人會進入校園,擔心讓留守者受驚,做傷害自己的事。」昨天其他當選議員進入理大,他在防線等候採訪,累得在行人路睡得頭也歪了。
周一凌晨三時,區議會結果陸續公佈,他說,根本沒有追看點票的訊息,那個時候,他還忙着跟留守者談話,或與牧師商討如何幫助大家。結果是一名記者發訊息跟他說。「勝和負我不會理會,大家知我硬頸(執着)。我知道選舉我要做好,但甚麼要做得好?如果我連眼前的人也關心不了,怎樣關心街坊?」
認識表弟一段時間,覺得他很多堅持,有些外人難明的執着,但這一次在理大,發揮了他的功用。異常的社會,需要奇人異士化解。
新任區議員,任何人恭喜他,他也顯得扭怩,記者想跟他做訪問,他又擔心鎂光燈去了他身上。他不斷呢喃着:「我不要吃人血饅頭。」意思是,不想讓理大事件裡受苦的人,成就了他。
不過,有一個人恭喜他當選,他卻十分受落,即使這個人連票也沒有機會去投。
當選後那個早上,在理大如廢墟的校園裡,梁柏堅遇到一位胖胖而頭髮卷曲的男孩,他是其中一位最後的留守者。男孩早前在閒談中發現,這個天天待在校園的陌生人,竟然是區選候選人,驚訝他為何要留下來。
男孩在晨光中遇到表弟,第一時間說:「恭喜你當選,梁議員!」
表弟覺得不好意思,又有點熟稔地回他一句:「痴線,說這些東西!」(別戲弄我的意思)
胖男孩續說:「應該很多人想跟你做訪問吧!」
表弟答:「我推掉了很多訪問,我不是這裡的焦點,你們才是。」
說完,兩個大男人,來了一個輕輕的擁抱。表弟說:「這一刻最真實,最開心,我們一起經歷了這麼多。我感受到做一個議員,是先以一個人去關心香港,我們要關心生命,不是關心磚頭死物。這個留守者好像一個朋友,他主動走過來恭喜我,衷心的感謝我,這一句話,價值很大。」
中文卷三時間 在 譚蕙芸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做議員應該關心生命,而不是關心磚頭]
這是一場氣氛詭異的選舉,區議員一向被諷刺為「三條街的區佬」,意指由於選區太細小,區議員只關心雞毛蒜皮之事,然而這是反修例運動後第一場選舉,投票率破香港歷史裡所有紀錄,海嘯式民意衝擊下,百計泛民參選者、年輕人、素人成功當選;那邊廂,社會仍然關注被警察圍困的理工大學校園裡十計留守者,獲勝的候選人和支持者,到校園外舉行集會聲援。
然而,三百餘位當選候任議員中,有一位從沒有離開過理工大學。
參選今屆區議會選舉的梁柏堅,在選戰最後階段,因為是網媒記者,偶然被困理工大學,他選擇留下來十天風餐露宿,在灣仔大佛口選區未有露面下,依然以過百票之差擊敗已連任幾屆的建制派區議員。
我認識梁柏堅好幾年。他有一個花名叫「表弟」:「2014年我在和平佔中運動裡擔任義工,我表姐也是佔中的義工,她到處介紹我給大家認識,『表弟』、『表弟』地喊,於是所有人都叫我表弟。」他說,自己在佔中運動中「跟出跟入」,因而跟佔中三子熟稔。這位自嘲「任性」的參選者,在選舉前「唔見人」,有莊陳有、戴耀廷、邵家臻等替他拉票。
表弟今年39歲,年輕時在灣仔藝術中心修讀美術並在該區工作過,他表示,因而對大佛口選區有一定感情,畢業後一直從事攝影相關工作,先後於曬相店、制作公司上班,也曾接婚紗攝影工作,他拍攝的新聞照片跟主流傳媒風格不同,人物感強烈。
他每次受訪也不忘再澄清,自己和突破機構的一位編輯名字一樣,常被搞混,另外填詞人梁栢堅也常被誤認為他。
他說,反送中運動最初,曾摸索自己的角色,一度和相熟議員在防線嘗試介入衝突,至7月21日元朗白衣人闖入車廂襲擊市民一事發生之後,感覺緩衝的角色越來越難做。他想起自己有拍攝經驗,於是加入一個小網媒《米報》做特約記者。
831那天,他剛好在太子站,拍到防暴警衝入車廂揮棍,情侶跪地相擁的片段,成為當天最重要的一段新聞紀錄,主流媒體爭相借用。他回想:「做攝影工作這麼久,知道遇到甚麼純粹是偶然,歷練讓我知道拍攝時要冷靜,但當放下了相機,替那對情侶抹掉胡椒噴霧,就開始感受到場面的無助和痛苦。」
作為831事情的見證人,他在3日內接受了30個訪問,情緒幾近崩潰,他說,好想把事件向外說出來,但重複地說也很痛苦,他有句口頭禪:「知道自己的位置,做自己做得好的事。」他所說的是,時代挑選了他去見證831,他唯有硬着頭皮去講給人知,講得越多越好。
同一道理,十天之前,11月17日他以網媒記者身份被困理大,他也想自己應該如何決擇。他說那天晚上戰況腥風血雨,他忙着相機拍攝紀錄,一邊避燃燒彈,一邊避水炮車,到目睹示威者的撤退之路也被封掉後,才猛然想起要看手機新聞。
這時才知道,警方已經圍封整間理大:「我知道有其他記者在外面已開始被拘捕,我是來紀錄真相的,為何要舉着手離開,為何要給警察羞辱?既然我已留在這裡,就繼續留下來。」
但他同時是區議會候選人,一星期後就是投票日,他沒有掙扎着想離開:「派傳單的事,交給選舉團做也可以,我在外面跟街坊揮手,跟選民打招呼,倒不如留下在理大做紀錄。我們做議員說要關心街坊社區,修橋補路這些事可以等一等,留在理大這裡的是未來社會楝樑,這批年輕人生死悠關。」
他強調,如果他是爭取連任,他有責任要回社區服務居民,而在外面的候選人也不是要入來理大,只因他機緣巧合被困,大家情況不同。他又笑說,如果外面選民問他去了那裡,就請義工叫選民上他的臉書專頁痛罵他。
我問,其他主流傳媒記者也在場,他有何特別角色?他一句KO了我。「那一個記者夠我熟悉留守者?」說實在是的,主流傳媒記者最初也死守,但隨着警方容許「一換一輪更」安排,不少留了幾天的記者也出去休息讓同事頂替,而他這個小網媒只有他一人死守,至今露宿了十天九晚,他已於今天(11月26日凌晨)離開,他很可能是所有記者中逗留最久的人。
「你留在校園裡的時間越久,留守者對你的信任度越高。」梁柏堅一語道破。不少善心人想介入,但在外面高牀軟枕,根本難以展開對話。
回想過去十天,表弟記得最初校園人頭湧湧,百計被困者,容易跟留守者攀談,至後來大量人離開,有些人逃走、走出正門被拘捕、跟中學校長離開等。隨着校園變得冷清,在校內人數減少,留守者就更有戒心。
梁柏堅自己也親身體驗到那種心理狀態:「較後期時,外面的資訊把校園描述得很讓人擔心,最大壓力是,外面的人會給訊息你,叫你怎樣做,問你為何不走。其實外面有外面那種驚慌,裡面有裡面的情況。我們留守的人,好難三言兩語解釋,又或者難以每次向每一個關心我們的人解釋,我自己也會不耐煩,那種痛苦很大。更何況我是記者,已經可以公開講感受,留守者不被理解的心情更難過。」
在選區最後的拉票階段,外面團隊替他宣傳,表弟在校內同步做了一件事,就是用腳嘗試走遍理大校園每一個角落。這個九龍要塞的紅磚堡壘,佔地九公頃有多,學生人數二萬餘,沒有中文大學佔地廣,但建築物設計通道四通八達,讓人頭暈眼花。
「我留了十日,根本沒可能走遍校園每一處,痴線的,校園的設計像迷宮一樣,難辨方向,走在裡面容易感到迷失,你以為走完了這部份,總發現有新的地方未走過,好容易感到氣餒,我走到腳起水泡、腳腫也沒法走完。」
但至少過去十天,梁柏堅成功跟約五十個留守者接觸。他說,最初階段,有些留守人士以5至6人為一組,後來變成三三兩兩,再後來變成獨來獨往:「留守的人,後來像小貓一樣,看到人影就會避開。他們的資訊封閉,很多人不知道樓下有社工、醫生、律師入來幫他們,他們覺得記者也是喬裝警員,信任度極低,不肯『落樓下』(到平台)。」
表弟知道怎樣融化這種不信任:「我讓他們『起我底』,讓他們看我的臉書專頁,給他們對比相機裡的照片是一樣的,就知道我不是臥底警察。根着我就會不斷說無聊的話,我會說自己很悶,很想找人談話,他們會開心,我不是來勸他們走,大家會談到『光復』之後做幹甚麼,原來留守的人很多人都說要開咖啡店,我就會佯裝小氣說,『我也想開咖啡店,別跟我爭生意。』」有些時候,可以和一名留守者談足幾個小時。
究竟那十天九晚的生活條件怎樣?梁柏堅的生涯,或許可以讓我們了解留守者的生活。他說,習慣平日出外採訪會帶多一件上衣,於是被困理大就有一件上衣替換。但褲子呢,穿足十天?
他解說,自己習慣出去採訪時以穿單車褲作為內褲,因為走動多,單車褲濕了也不太難受,外面加長褲,於是兩條褲既可當外褲穿着,也可以輪流洗濯,有風扇吹幾小時就乾。「其實我身上的裝備,有一種走難的模式。我只在理大現場拾了幾樣東西借用,鬚刨、牙膏、牙刷、漱口水,還要很大枝裝,煩惱用不完。」
十天以來,有洗澡嗎?梁說,十天只沖了一次涼,他發現用濕紙巾抹身效果一樣乾爽乾淨,就省掉了沖涼的需要,頭則天天洗,直接塞在洗手盤水龍頭下沖洗。
他也有「姿整」的一面,我嗅到他身上飄出來有隱隱的香氣。我問:「你搽了古龍水吧。」他答:「是呀,拾到一瓶,就拿來塗,擔心有汗味,我覺得是一種禮貎吧。」我們都同意,近日天氣好,秋風送爽,留守生涯總算比夏天或冬天容易一點。
忽然露宿十天也沒太大難題,他歸功於去年曾到日本爬山,用二十日揹着7公斤背包,走完六百公里的日本古道.雖然他口說是「走難」,但我每次在理大校園見到梁柏堅,總發現他的頭髮理得貼服,髮蠟搽得滿滿,髮型比每天回家的記者更醒目。
我取笑表弟愛美,他有點無奈地解釋:「我的頭髮又密又硬又鬈,不塗髮蠟樣子好笨,年紀開始大,很不想變成一個『佬』,如果小小的一支髮蠟可以讓我不變X頭,我一定會帶着。」
髮型理好了,但難掩身心俱疲,他說留守進入後期,經常睡不好,時常發夢警察進入來拘捕。「你感覺到是有死線,始終有一天有人會進入校園,擔心讓留守者受驚,做傷害自己的事。」昨天其他當選議員進入理大,他在防線等候採訪,累得在行人路睡得頭也歪了。
周一凌晨三時,區議會結果陸續公佈,他說,根本沒有追看點票的訊息,那個時候,他還忙着跟留守者談話,或與牧師商討如何幫助大家。結果是一名記者發訊息跟他說。「勝和負我不會理會,大家知我硬頸(執着)。我知道選舉我要做好,但甚麼要做得好?如果我連眼前的人也關心不了,怎樣關心街坊?」
認識表弟一段時間,覺得他很多堅持,有些外人難明的執着,但這一次在理大,發揮了他的功用。異常的社會,需要奇人異士化解。
新任區議員,任何人恭喜他,他也顯得扭怩,記者想跟他做訪問,他又擔心鎂光燈去了他身上。他不斷呢喃着:「我不要吃人血饅頭。」意思是,不想讓理大事件裡受苦的人,成就了他。
不過,有一個人恭喜他當選,他卻十分受落,即使這個人連票也沒有機會去投。
當選後那個早上,在理大如廢墟的校園裡,梁柏堅遇到一位胖胖而頭髮卷曲的男孩,他是其中一位最後的留守者。男孩早前在閒談中發現,這個天天待在校園的陌生人,竟然是區選候選人,驚訝他為何要留下來。
男孩在晨光中遇到表弟,第一時間說:「恭喜你當選,梁議員!」
表弟覺得不好意思,又有點熟稔地回他一句:「痴線,說這些東西!」(別戲弄我的意思)
胖男孩續說:「應該很多人想跟你做訪問吧!」
表弟答:「我推掉了很多訪問,我不是這裡的焦點,你們才是。」
說完,兩個大男人,來了一個輕輕的擁抱。表弟說:「這一刻最真實,最開心,我們一起經歷了這麼多。我感受到做一個議員,是先以一個人去關心香港,我們要關心生命,不是關心磚頭死物。這個留守者好像一個朋友,他主動走過來恭喜我,衷心的感謝我,這一句話,價值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