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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許多人問我，要怎樣才能擁有自信？我反問對方，為什麼會想問我這個問題，對方說，因為銀快看起來很有自信。是的，我表面看上去似乎是很有自信的，但我大多時候缺乏自信，每一次演講我都很緊張，我怕在講台上說話出糗，我怕自己沒法給別人感動的素材，所以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它一直困惑我很長的時間，每次回答不同的人，我總覺得自己在瞎編一套說詞給對方一點安慰，坦白說，我也不知道自信從何而來，甚至沒有自信能給出正確的答案，幸好今天早上，妻子陪我看了三段視頻，說故事的人分別是呂效平、顧桃和陳杰，我一邊喝著街上買的皮蛋瘦肉粥和超商買的肉鬆麵包，花了二小時把這些視頻看完，得到了答案，原來自信是這麼來的。
　　
　
自信是你必須站在第一線去接觸真實的人們，去挖掘故事和真相，自信是你必須認真地去思考這輩子最想做的一件事並且徹底的去實踐完成它，自信是你願意給予和付出，並真實地能給予及付出，做出帶給別人幸福的事，自信是你再怎麼害怕失敗也願意全力以赴的時候，自信會像源源不絕的泉水一樣湧出來，我是個缺乏自信的人，即使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很有自信，但我會承認自己的弱點，盡可能的做一個充滿自信的人，希望我的努力實踐，能給更多人信心去建立自信，去擁抱並面對真實而殘酷的世界，願意給生活在世界裡的人們更多一些溫暖和安慰，我願意像那些真實而偉大的人物學習，去強壯自己的心靈，因為我是脆弱的，我是卑微的。　
　　
　
這篇文章你一定要看，照片的網址我放在最後面，視頻在Ｂ站（原出處是一席YiXi ）請空出時間，聽聽陳杰怎麼說他的故事。看的過程中我哭了三次，能感動人的故事總會帶給我們力量。（銀色快手）

許多人問我，要怎樣才能擁有自信？我反問對方，為什麼會想問我這個問題，對方說，因為銀快看起來很有自信。是的，我表面看上去似乎是很有自信的，但我大多時候缺乏自信，每一次演講我都很緊張，我怕在講台上說話出糗，我怕自己沒法給別人感動的素材，所以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它一直困惑我很長的時間，每次回答不同的人，我總覺得自己在瞎編一套說詞給對方一點安慰，坦白說，我也不知道自信從何而來，甚至沒有自信能給出正確的答案，幸好今天早上，妻子陪我看了三段視頻，說故事的人分別是呂效平、顧桃和陳杰，我一邊喝著街上買的皮蛋瘦肉粥和超商買的肉鬆麵包，花了二小時把這些視頻看完，得到了答案，原來自信是這麼來的。
　　
　
自信是你必須站在第一線去接觸真實的人們，去挖掘故事和真相，自信是你必須認真地去思考這輩子最想做的一件事並且徹底的去實踐完成它，自信是你願意給予和付出，並真實地能給予及付出，做出帶給別人幸福的事，自信是你再怎麼害怕失敗也願意全力以赴的時候，自信會像源源不絕的泉水一樣湧出來，我是個缺乏自信的人，即使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很有自信，但我會承認自己的弱點，盡可能的做一個充滿自信的人，希望我的努力實踐，能給更多人信心去建立自信，去擁抱並面對真實而殘酷的世界，願意給生活在世界裡的人們更多一些溫暖和安慰，我願意像那些真實而偉大的人物學習，去強壯自己的心靈，因為我是脆弱的，我是卑微的。　
　　
　
這篇文章你一定要看，照片的網址我放在最後面，視頻在Ｂ站（原出處是一席YiXi ）請空出時間，聽聽陳杰怎麼說他的故事。看的過程中我哭了三次，能感動人的故事總會帶給我們力量。（銀色快手）　　
　
　
「我們有很多報導的禁區，然而不服從是與生俱來的美德」

　
演說者：陳杰 　
　
　
如果說新聞是世界到達我們的方式，那麼新聞攝影就是為每一個故事隨時待命的眼睛。我們其實是大時代的見證者，幸而他們總是抱有澎湃的熱忱。
　
　
2014年7月，陳傑辭去《新京報》攝影部主編一職，回到一線做攝影記者。此後兩年，他的行程達到30多萬公里，差不多是整個中國大陸走了兩圈，做了大量重大環境問題的報導。

　
大家都要誠實地面對現實的困境，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樣才能夠共同地推動這個社會的進步。

　
我叫陳杰，是《新京報》的首席記者。先來說一下這張照片。（就是文章上使用的這張照片）

2004，河南上蔡，愛滋病村

當時我想拍一張盧廣鏡頭下的那種悲慘的愛滋病的孩子

　
這個女孩九歲，叫吳素敏，她的父母親因為賣血染上愛滋病死去了，她也攜帶了愛滋病毒，身體狀況一天比一天差。她的家是什麼樣的呢？土夯的房子，一半倒掉了，房子裡面有一張床，上面堆著亂七八糟非常髒的衣服。孩子就靠一些親戚給她施捨點食物活著。

　
我拍完這張照片就走了，後來這個報導也發出來了，這張照片也得了很多獎。
　
　
大概在幾個月之後，有一天，同行的文字記者跟我講，她說這個聲音像貓一樣的小女孩去世了。當時我的心被重重地撞擊了一下。實際上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我完全可以以我個人的力量來改變這個孩子的命運，比如說我找人資助她，讓她有吃的、讓她有住的等等。但我選擇了走開，我的鏡頭是非常冰冷地走開的。
　
　
到目前為止，這個孩子的眼睛一直在直視著我，一直在詰問著我。她讓我從一個懦弱的攝影師、新聞工作者，變成一個堅韌的新聞工作者；從一個沒有尊嚴的新聞工作者，變成真正有尊嚴的新聞工作者。
　
　
在當記者之前，我在部隊當了五年兵。當年在部隊的時候我是兵王，所謂兵王就是各項技能最出色的，萬中選一的，大家看到我立的二等功、三等功、優秀士兵，榮譽很多。後來我還是選擇到地方去，做我夢想的記者。
　
　
2003年《新京報》在北京創刊，我就從地方到北京應聘。當時面試我的是現任的總編王躍春。她十幾秒鐘就把我精心準備的剪貼本和獲獎證書翻完了，瞄了我一眼，說：你就這些？我當時非常的絕望，覺得自己沒戲了。她又問我還會什麼，我咬咬牙說：我身體好。我說我一個小時能做1800個仰臥起坐，練過格鬥，曾經抓過小偷、鬥過劫匪，幫助員警抓過嫌疑人——到現在還是這樣，前前後後有十幾個這樣的例子。當時她聽了以後說：哦。
　
　
然後我就收拾剪貼本，非常絕望地離開了報社，買了張火車票就離開了北京。車到石家莊的時候，社辦的一個女孩給我打電話，她說王總讓你來辦入職手續。就這樣，我成了《新京報》的一名攝影記者。
　
　
多年以後，王躍春在一次聚會的時候跟我講，她說為什麼當年選擇讓陳杰進入《新京報》呢？她就看中了我的身體好。她說《新京報》創刊的時候，在北京肯定很艱難，需要一個敢打敢拼的人來打開局面。王躍春選擇是對的。為什麼？因為從2003年我進入《新京報》之後，到2004年、2005年，國內發生的空難、海難、礦難等等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我總是最快速度出現在第一現場，是拿到獨家新聞最多的記者。
　
　
2005年7月份的時候，視覺部主編跟我說：「陳杰，我太累了。」他帶了70多個人的團隊。他說你幫我管理攝影部，當視覺部的副主編，分管20多個攝影記者。我當時一聽：這麼快就當官了，其實我覺得挺開心的，而且待遇也好。後來我從副主編到主編大概經歷了九年吧，這九年裡面我生活得並不快樂。因為我漸漸離開了一線那種激情澎湃的時光。在這個九年過程中，我不斷地給自己戴上枷鎖，患得患失，內心懦弱，很多東西覺得被掏空了。
　　
　
大家知道，記者一定要在一線，長期在一線歷練的時候，他才有自信。中國媒體有一個怪現象：一般的記者，比如說這些大學生畢業以後，你在報社裡面幹得很好，兩三年就可能當個副主編，有一些可能到其他的工作崗位或者是當主編等等。這樣的話就出現了一線記者斷層的現象：很多優秀的記者到管理層之後，一線就缺乏優秀的記者，一般都是新來的大學生到前線跑。
　
　
所以在2014年7月份的時候，我選擇了離開主編的崗位，回歸到一線做攝影記者。迄今為止，在兩年的時間裡，我的行程達到30多萬公里。幾乎把國內走了兩遍，很多省市走了很多遍。
　
　
2014年9月　騰格里沙漠（風之谷的真實版本）

我離開管理崗位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騰格里沙漠污染的報導。騰格裡沙漠是在寧夏、內蒙古和甘肅三省交界的地方。騰格裡沙漠地下富含第三紀殘留水，下面的水都是相通的，非常珍貴，而且它的植被也是非常豐富的。在沙漠交界的地方，這三個省在比學趕超地建工業園區。這些工業園把污染的水直接排放到沙漠裡，不做任何的處理，不僅污染了地下水，也威脅著8公里之外的黃河。而且這些工廠大量地抽地下水之後，會造成地下水下降，對本來脆弱的生態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環境污染事件是路人皆知的，環保、司法、媒體都知道。但是因為它背後巨大的利益鏈，沒有人能撼動。」
　　
　
在2014年8月30號的時候，我決定要觸碰一下這個禁區。
我徒步從騰格裡沙漠腹地進入到這個地方。我平時經常跑一萬米，成績到現在還非常好，40分鐘多一點，所以我的體能非常好。儘管沙漠到這個地方只有三公里，但當時這三公里我其實是跑的。因為天快黑了，如果黑下來我就拍不了照片了。我是等所有的管理人員撤走的時候往裡去的，為了趕這個時間拼命跑，渾身上下都濕透了。後來央視播的我的那個視頻，全部都是我的喘氣聲。這幾公里跑得比我平時跑一萬米還要累。
　
　
9月6號，《新京報》用兩個版把這個事實呈現出來。寧夏迅速做出了反應，關停了企業，對企業負責人和環保局進行了追責。內蒙古恰恰相反，他們找了一些中央或地方媒體，做了一個顛倒黑白的報導。同時通過我們的上級主管部門，對《新京報》施壓，對我個人施壓。在這種雙方角力的過程中，我再次跟中科院的專家、綠發會的律師一起到騰格里沙漠進一步取證。我要做最壞的打算，跟他們法庭上來對峙。
　
　
在博弈的過程中，國務院對這個事情做出了批示，專門成立了調查組進入內蒙古、寧夏和甘肅，對整個騰格里沙漠進行普查。出了40多項的整改意見。習近平總書記對這個事件先後做了三次批示。因為這個事件，內蒙古、寧夏和甘肅一共有100多名官員被問責，有幾十名官員，包括高層廳級官員被免職。這些污染的所有的區域都按照環保部的要求進行了徹底的整改。
　
　
在去年的時候，騰格里沙漠的污染環境問題摘牌，也就是說它的治理是徹底地完成了。過去這些區域都是進行了基礎建設，然後將要進行更擴大化的工業園區的建設。現在整個騰格里沙漠除了少部分通過治理以後繼續生產之外，其他都已經停止了。整個騰格里沙漠恢復了它較好的一個狀態。
　
　
騰格里沙漠的報導也在法律界、環保界，包括NGO圈裡面產生了巨大影響，我的朋友圈迅速擴大，線索蜂擁而至。此後我又做了十幾篇重大環境污染的報導。
　
　
實際上，中國的環境問題不僅是企業污染監管乏力，還有制度設計的問題。現在的這種粗放的發展方式和低評價標準，就是罪魁禍首。當然這裡面有更多的權力的尋租。環保部門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環評機構的存在是一個利益的勾連。所以說治標要治本，在制度設計上首先要標本兼治。
　
　
我也會關注一些其他地區的污染問題，比如臺灣和日本，因為他們所走的路徑是跟中國大陸相似的，過去也是以污染為發展的一個基本的方法，後來才慢慢治理，現在還無法治理好。
　
　
2011年4月日本福島地震以及重返福島

2011年的時候，我在日本大地震的第二天進入日本，在那個地方待了十五天，發回了一系列海嘯之後的慘狀的報導。我更重要的關注到它的次生災害，也就是大地震之後福島第一核電站被衝擊後帶來的次生災害。在福島方圓四十公里的無人區，就是我獨家進入的這個地方。
　
　
當時的（輻射物質）濃度大概是四百到一千倍，我在這個地方停留了短暫的時間被勸回來了，然後做了這一篇報導。
　
　
離開日本之後，其實我一直惦記著這個核危機到底能不能解決。去年，也就是（地震發生）將近五年的時候，我通過NHK的幫忙重返這個地方。
　
　
現在有六千人在這個地方進行核電站後期的救援。但是很多還是無法從現有的科技上解決，它的污染依然存在。過去五年，這裡一片死寂，包括這個超市裡面。

「這個是中國水果，我還專門看了一下牌子」

「這也是超市」

「回收的受污染土壤」
　　
　
密密麻麻的，一個袋子大概1.6噸。日本現在在進行除染處理，也就是把受核輻射的污染大概30公分的土壤挖出來，放到這個軟性編織袋裡面存放五年。那麼五年以後怎麼辦，他們也不知道。但是大量的土壤挖出來之後，怎麼存放又是一個問題，所以說他們就存放在福島這個沿海的地方。
　
　　
「存放在福島沿海的回收的受污染土壤」

　
目前我們中國也在大力地發展核電，雖然日本是第三代核電，中國是第四代核電，相對來講安全性要高得很多。但是當年日本也說它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核電，同樣出現這樣的問題。實際上日本這個核的污染的問題，應該作為我們的鏡鑒，值得我們去反思。

　
「為照顧當地的動物依然住在福島的中村先生」

　
這個是在福島目前生活的唯一的日本人——中村先生，他是全世界輻射量最高的人之一。可能比不了切爾諾貝利，但他是日本最高的。我為了取得他的信任，跟他住了兩天，通過手機免提翻譯來採訪他。他非常信任我，他告訴我說你在我這沒有問題，但如果你被核輻射以後的所有後果我不承擔責任。

　
這個老人現在一直在日本這個地方照顧動物，我看到他跟動物在一起的時候，我覺得他跟動物那種情感、那種自然是無與倫比的。

　
2015.8·12　天津濱海新區爆炸事故（天津大爆炸）

該照片獲得荷賽一般新聞類單幅作品三等獎

　
當然作為記者，我們有很多不能言說的東西，有很多報導的禁區，我們是怎麼去應對的呢？天津大爆炸這張照片大家可能知道，（獲得了）今年的荷賽獎，包括一些國內的大獎。這是我第三天去拍的一張照片。

　
我們《新京報》整個團隊在第三天的時候接到上面的通知，要求必須全部撤離，不能夠再進行追蹤報導了。當時也是正好在大閱兵前夕，一切需要穩定。這個時候我的做法是什麼呢？別人可以撤，我堅決留下。我可以不報導，但是我不能夠停止記錄，這是我的最基本的態度。
　

隨後的一周、半個月和一個月，我都先後多次去現場記錄它整個過程，包括上萬個家庭受災後的這種安置的困局。
　

《新京報》在這個過程中也連續給我發了多個版的報導。這些報導實際上也讓報社承擔很大壓力，所以說我做的這些報導它不是我個人的力量，是整個團隊的力量在支撐著我。
　
　
這個報導是在湖南，這個地方叫桃源。它這兒有一個鋁廠，是全球民企五百強，是湖南省排前幾位的納稅大戶。它造成的癌症村，還有大量的水污染、土壤污染、森林污染，沒有人去觸碰它。後來我就做了一周的調查，做出了這篇報導。
　
　
這篇報導出來之後，這個企業的二把手給我打電話說：第一，你幫我把所有網上的稿子撤掉，因為網上的報導寫的是癌症村，對他們刺激很大；第二，我是管錢的，我給你打電話沒有第二個人知道。我說，等一會兒，等一會兒，其實他不知道我一般帶著兩個手機，一個手機免提，一個手機錄音。然後我說，你繼續說。他跟我說多少錢都可以什麼什麼的，跟我講了很多條件。

　
第二天我就寫了一篇手記發出來了。

　
發出來之後他們惱羞成怒，通過他們的關係——有錢能使鬼推磨嘛——又找到上級主管部門給我寫了二十條罪狀，要求《新京報》道歉，要求把我清理出記者隊伍，說我做假新聞。他們同時在官方微博、官方網站寫文章攻擊我，弄一大堆水軍咒駡我。

　
後來我們報社領導王躍春找到我，跟我說這個情況。我說，我手裡有更厲害的證據，足以讓對方的這個負責人入刑。她說，那我們再去做追蹤報導吧。當時《焦點訪談》找到我，說想做這個追蹤報導，我說，正好我手裡邊有非常詳實的證據，跟我走吧。第二天我們就進入了現場，第三天我就做出了追蹤報導。

　
這個報導之後，當地的環保部要求他們做了24項整改，我還專門看了它那個24項整改的指標。然後，他們把所有的官方的網站、官方的微博污蔑我的內容全部撤下來了。這個事件也平靜過渡了。

　
有一個省的縣委常委，他是和我多次交鋒之後成為朋友的。他說，陳杰，你是個好人，你能不能改行。我說，為什麼？他說，太危險了，你這個報導影響了我們一大批官員，這些人都想各種方法構陷你，我聽到都膽戰心驚。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聲音。當時我做一篇報導的時候，接到了一個短信，他說，謝謝你救了我。我就打電話回去，他始終不接。後來春節的時候，他給我發了一個短信，他說他是誰，他說現在這個事情風平浪靜了，我敢跟你說了，謝謝你。還有更多的像他這樣的人，會在春節的時候還有平時不斷地問我的狀況，會給我寄鹹菜，寄各樣的東西。所以說我朋友特別多，這是我真正的動力，我一直覺得我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2016年5月涼山彝族自治州懸崖村

最近大家知道的懸崖村這個事件。懸崖村在涼山彝族自治州，目前學界也是比較空白的一個區域，因為涼山是目前中國最貧困的地區，中國要求涼山在2020年脫貧。全國兩會的時候涼山州委書記當場表態，說2019年脫貧，我做過直播。去年和今年，我在涼山很多地方做了調研。涼山，用一個著名的學者的話說，“三十年前是什麼樣，現在還是什麼樣”，很多地方甚至還不如三十年以前。所以說用三年的時間解決三十年的問題是非常匪夷所思的。
　

這個地方叫阿土勒爾村，彝族居民大概占百分之九十幾。過去戰亂的時候，他們在這個懸崖村上面一夫當關。
　

這個懸崖村我是在一個更高的梯上拍的，向下那個樓梯的山層是中間的那一梯伸出來的。進入這個村的這條路上面有十七個天梯，也就是藤梯。有的是垂直的，最高的一百多米，村民和小孩都從這個地方上下。實際上入村有好幾條路。其中，一條路只有三個月的枯水期才能夠走，而且也非常艱難；有一條路可能要走七個小時；另外的一條路已經廢棄了。
　

這幾條路死了很多人，包括這個天梯，多年以來死了有十個人。我就特別想去看。後來我徒步五個半小時進入了這個地方。在這個地方採訪之後，我瞭解到這個村裡面有十八個孩子在村下面的小學裡讀書。這個小學它的落差只有八百米，但是一般外面人進來得三到四個小時才能上得上去。小孩的體能非常好，一般用三個小時就可以，像猴子一樣爬得特別快。後來我就拍攝了天梯上的放學路。

　
父親陳古吉，小孩陳木黑，六歲

每次接兒子的時候要帶著背包繩把他拴著，防止他滑倒

這就是他們走的路，腳下都是萬丈深淵

　
我第一次走的時候非常害怕。當時為了做這篇報導，我從山上提前跟家長下來，然後從下面又把孩子送到山上再下來。因為我平時訓練，抗風險能力很強，所以我勝任了這個採訪的工作，視頻、照片、文字，所有的東西全部搞定。
　

這就是孩子背著沉重的書包在上學的路上，當我用無人機拍這個畫面的時候，我當時就震驚了。
　　
　
後來我在我微博裡說，希望我的這個照片能夠打動更多的人，讓更多的人匯聚力量來改變這裡的現狀。

　
我是5月14號拍的，5月24號發的。正好汪洋副總理在涼山考察，因為涼山是扶貧攻堅的主戰場。他看到這個事件之後，就跟州裡面和省裡面問這個事。結果他們啞口無言，因為他們不知道這個事，不知道這個現狀。這麼多年死了這麼多人他們根本不知道。當天晚上，他們通過各種管道找到了我，要求做一個平抑輿情壓力的稿子。後來那個中間人就把當官的說了一通，他說，你這是不可能的，只有如實地把你的解決方案拿出來。

　
後來我電話採訪了州委書記，採訪了縣委書記，第二天做了一篇追蹤報導。州委書記表態要按照我的意見建一個帶扶梯的道路。首先解決孩子上下安全問題；第二，讓規劃部門到這個地方設計一條道路，把四個懸崖村貫連到一起。實際上這裡是四個懸崖村，有198個孩子在山上下來讀書。這個學校在四個懸崖村裡邊是狀況相對稍微好一點的。

　
在這個報導之後，全國的媒體、公益組織，還有官員頻繁地去造訪這個地方。但是我沒有去，我一向不相信ZF的表態，我只相信行動。我每次打電話給地方官員的時候，問怎麼樣，路修了沒。他說正在修、正在修。我問老百姓，修了沒有，老百姓說沒有啊。所以我更相信老百姓，當然我更相信自己的實地考察。

　
5月31號，我帶著報社四人的報導組，帶了視頻直播的報導組一起去了。我們第一天做了七小時的直播。從學校到天梯路，就看你們到底修了沒有。什麼地方斷的，什麼地方沒有護欄的，所有的這種危險的地方我都把它記錄下來，同時給出解決方案。因為我找了專家談了，著名的探險家楊勇先生跟我講了很多解決方案。在直播的過程中，我把他說的問題和解決方案都陳述了。
　
在6月1號到6號，我們先後做了十個版，再次把這個事情推到風口浪尖。

在這個過程中，四川省還幾次想讓我們停止這個報導，但是我們報社頂住了。我們的總編說了一段非常讓我感動的話，她說，我們所有人欠孩子一條路，我們必須要做，再大的壓力一定要讓這條路能夠通達。
　
　
在6月6號，孩子們上學的那一天，我們所有的視頻報導組準備直播孩子天梯上學的這個路，那將是非常震撼的。但是在我們到達懸崖邊的時候，村幹部接到電話，縣裡面要求孩子們不能走天梯，必須要繞道走。我就跟著他們去繞道走。繞了六個半小時，走的都是斷橋、隧洞、泥石流，所以天梯這條路反而是最直接的一條路。孩子們走下來之後說，我再也不想走這條路了。家長說，我寧願不讓孩子上學也不願意再繞道了。

　
孩子一個個都累成這樣

　
實際上，懸崖村只是整個涼山問題的冰山一角，它也是我現在所做的社會影像調查的其中的一個點，我將以懸崖村這個點來展開更多的對當地的調研。我們還有一個想法就是尋找解決方案。我們所有的報導不是批評政府，是跟政府一起探討，找到一個解決方案。大家都要誠實地面對現實的困境，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樣的話才能夠共同地推動這個社會的進步。
　
　
作為這個職業的人，我最喜歡的是王爾德這句話：「不服從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美德。」它將成為我職業的一種最基本的信仰。
　　
　　
照片以及演講全文縮址
https://goo.gl/xURXGT

視頻出處「從旁觀到介入」縮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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