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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林園工業園區在不到一個月之間就四起重大工安意外，其邁治理下的高雄是什麼樣子的呢？讓我們看看陳真的文章：ㄍㄨㄟˇ島還有人性和理性嗎？(二) 2021. 01. 31.

還記得嗎？韓國瑜當高雄市長期間，媒體與綠營網軍及人渣黨全黨上下，還有郭台銘所收買的無數藍綠媒體人，每天瘋狂抹黑他。

記不記得？連一位媽媽在某個典禮上，抱著嬰兒來讓韓市長抱抱，要求一起合照，都能抹黑說他會把身上的什麼病毒傳染給小孩，抹黑得彷彿他幹下什麼卑鄙骯髒愚蠢可笑天理不容的罪行。連一些家長在公園帶小孩玩沙時，小孩哭了，韓國瑜剛好也在場，居然也能抹黑成連兩歲小孩看到這位人見人厭臭不可聞的草包，都會厭惡驚嚇得大哭。

無時無刻，無日無之，無所不用其極地抹黑，連韓國瑜的朋友的姑姑的姐姐的表哥十年前貸款買了一棟不過一兩千萬的房子 (它媽的這種價錢在台灣算豪宅？)，韓國瑜有事去找他朋友，居然也能算在他頭上，影射他「生活奢靡，坐擁豪宅，不懂民間疾苦」。

各位知道謝長廷這個過去臥底黨外、橫行台灣數十年的舊黨國特務吧，在人渣黨的網軍頭子叫楊什麼如的 (外號卡神) 害死一位駐日外交官而躲躲藏藏之際，居然把自己一手栽培的網軍頭子給嫁禍到韓國瑜身上，睜眼說瞎話造謠說楊什麼如的，和韓國瑜的太太李佳芬「一起看球賽」，藉以抹黑韓國瑜。

韓國瑜提告，這兩天判決出爐，所謂「法院」居然判決不起訴，原因是說，李佳芬確實也在球賽現場，楊什麼如的也在現場，所以她們是「一起看球賽」沒錯。

它媽的那我是不是可以說「我常和史帝芬霍金一起看電影」？因為我常在劍橋藝術電影院遇到他。我是不是也可以說，「我和沈從文每天一起賞月賞了二十幾年」直到他過世？「我和阿扁及扁嫂每天一起洗澡」，因為我們住同一條街，共用同一條自來水管，他家如果停水，我們家也一定停水。它媽的可以這樣講話嗎？

我常帶小孩去凹仔底捷運站外面的公園玩，那裏有一座溜滑梯。有一天，公園的雜草長出來了，我當下心裏感到一陣不祥，心想，人渣媒體與各路網軍恐怕會以此來抹黑韓國瑜，說他整天睡覺打牌玩女人，雜草長這麼高也不管，公衛好髒哦，然後人渣黨恐怕得派衛福部長率領一堆公衛專家，專程南下高雄，「保護高雄人的生命與健康」，「絕不能讓草包市長傷害高雄人」。

那陣子，高雄經常出現罕見暴雨，往往一連數天。有一回，我看見翠華路和中華路附近地上出現小水窪，心想這下完蛋了，藍綠人渣們一定又要把韓國瑜抹黑得臭不可聞了。

高雄兩三百萬人口，有一天，幾個網紅黑道混混打架，也沒死人，也沒怎樣，它媽的人渣黨馬上就故意抓緊機會，誇大此事，大炒新聞，由所謂內政部長帶領一堆高階警官「特地南下高雄坐鎮」，也是說要「保護高雄人的安全」，絕不允許草包市長讓高雄治安敗壞，故意把高雄在韓國瑜主政下講得好像隨時人人都會有生命危險。

可是，綠營用齷齪手段把韓國瑜趕走之後，高雄「光復」了，「自己人」終於又掌權了，高雄才真正是在治安與工安及公衛與警政等各方面市政迅速敗壞的開始；全面綠油油的主流媒體卻往往輕描淡寫，甚至根本不報導，人渣網軍與走狗文人們更是完全不當一回事。

今天要是韓國瑜當家，把高雄市政弄成這樣，我看，高雄市政府恐怕早已經被人渣們給佔領了。
比方說，林園工業區這兩天爆炸大火，非常恐怖，大火延燒了一個晚上。而且，短短不到一個月之內，就已經在林園發生四次所謂「意外」。

還有，比方說，就在上個月月底，高雄鳳山區甲烷外洩，影響五百多戶，現場毒氣濃度一度飆破一萬PPM，是不是又要再來一次氣爆，讓高雄真正「光復」？

再比方說，兩三個月前，差不多是去年九月或十月左右，高雄前鎮區乙烯外洩，導致整條街封街。但是，高雄市政府的反應卻如兒戲，局處之間互推皮球；下午三點出事，五點多才在Line 和臉書公布封鎖道路訊息。據媒體報導，「前鎮區乙烯外洩事件，消防局即時案件系統從頭到尾沒有通報，記者是直到兩個小時後，才和民眾同步得知道路封鎖的訊息，而且媒體在得知相關資訊後詢問消防局，過了20分鐘消防局才給了一張Line截圖一張臉書截圖，半小時後告知相關訊息請詢問經發局。」

還有，就在昨天，高雄三民區沼氣外洩，死了兩人，一人昏迷。

上星期，我住的鼓山區，也是沼氣外洩，四名工人昏迷急救，其中一人數天後死亡。

上個月，在高雄鹽埕區大公路進行下水道工程，兩名工人死亡。

我想說的是，工人的命，到底還是不是人命？

高雄翠華路在鐵路地下化之後，長年一直在施工。施工沒什麼，很平常。但是，陳什麼邁的上台之後，我發現施工的整個工安品質變了，就像來到第三世界國家那種感覺，人車雜沓，亂七八糟到極點，完全不把工安當一回事，枉顧行人安全。每天騎車載小孩上幼兒園經過那裡，真的是很痛恨，真是它媽的王八蛋，有人這樣子施工的嗎？這是給人住的地方嗎？都不用管小孩子的安全問題與衛生問題嗎？特別是那一帶那麼多幼兒園與學校，它媽的可以這樣搞嗎？

而且，說封路就封路，臨時愛封哪就封哪，愛怎麼封就怎麼封，非常任性。而且，那個不叫封路施工，根本毫無基本專業安全可言；那只是隨便用個什麼東西或派人臨時把街道給擋住，經常一下擋一下不擋，或是擋這車，不擋那車，不知邏輯何在，真的是非常任性且隨便。

最近，翠華路似乎是施工尾聲，要不然，不信的人請自己去體驗看看，它媽的高雄是在印度嗎？有人這樣施工的嗎？都不用規畫基本安全與衛生嗎？都沒有一套標準流程嗎？高雄「光復」了，沒有人會批評，沒有人敢批評了，就可以這樣胡搞嗎？

說起治安，更是恐怖，動不動就是殺人命案，前陣子還有當街隨機殺人，或是光天化日下集體犯案，當眾擄人塞入後車廂，我還以為是在拍暴力驚悚電影；也有人就在距離警察局兩百公尺處，對著民宅開槍叫囂；曾有一天，光是一個晚上，黑道就分別砸了三家酒店。另外還有毒品走私，在高雄仁武區破獲一千多公斤的製毒原料。

還有，三個月前，高雄市警方在酒店竟然抓到自己人，九名高雄員警尋歡作樂；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員工居然集體翹班。你能說這只些都只是一種偶然或偶發零星事件嗎？

陳什麼邁的擔任所謂高雄市長之後，僅僅一個多月，就連綠營的媒體《三立新聞》也出現這樣的報導：「高雄治安亮紅燈？暴力事件頻傳光天化日下當街擄人」；去年十月，同樣是綠營媒體《民視》也報導：「高雄治安亮紅燈？ 調動轄區6警官加強管理」。

我想問的是，面對這樣的治安，人渣黨反而一點聲音也沒有，彷彿根本沒這回事，怎麼不馬上派什麼內政部長、警政署長大陣仗地「專程南下高雄坐鎮，保護高雄人的生命安全，不容陳其邁市長敗壞高雄治安」？

另外，還有各種有毒廢棄物在高雄市六龜、旗山、仁武與橋頭等地，到處非法傾倒掩埋。

最恐怖的是空污，它媽的真是有夠荒唐，這還像是人住的地方嗎？我已經在考慮要搬離高雄，否則我每天在街上忙進忙出東奔西跑，早晚會得肺癌。

我不是說韓國瑜執政就一切美好圓滿，而是說，他總是戰戰兢兢地很拼命在做事，真正積極想要去了解民眾的生活痛苦所在，願意聆聽，極易親近，毫無身段，願意想辦法，並且儘可能把事情做到最好。這也是為什麼他始終能夠深得許多人(包括我們一家三口)的喜愛與推崇的原因。

但是，人渣黨及其走狗們卻拼命抹黑他，當找不到可批評之處時，就開始拼命瘋狂造謠，無日無之，無所不用其極，連什麼抱小孩姿勢或小孩哭都能成為罪狀連和自己的太太和小孩過年一家人在外地旅館打牌，居然也要故意說成是聚賭；連韓國瑜的女兒也要傷害，造謠說不是韓國瑜太太所親生，造謠抹黑到根本是瘋狂且無法無天的地步，然後煽動一群腦殘青少年在各種公眾場合不斷當眾羞辱他，徹底毀滅一個好人、好政治家的人格。

但是，人渣黨自己卻不管怎麼胡作非為或扯爛污，不管多離譜多貪婪多骯髒多無恥，統統都無所謂，腦殘們永遠無條件支持到底。

我利用已經十分稀少的睡眠時間，曾寫過兩百多篇文章力挺韓國瑜，不是因為我覺得選舉很重要 (一個小島的選舉能有多重要？)，也不是因為我很在意韓國瑜是否當權(事實上，我很不忍心也不希望看他出來從政每天被藍綠人渣及郭董的無恥手下們抹黑糟蹋)，我在意的是：天底下怎麼會有這樣一個島，如此病態、瘋狂且敗德，完全顛倒是非善惡，瘋狂抹黑為大眾努力的無私良善之士，卻熱烈擁戴無惡不作無所不貪的人渣犯罪集團。

人可以這樣無恥嗎？一個社會可以這樣病態嗎？可以這樣糟蹋基本良知與理性嗎？

我知道任何個人都不可能和掌握權力機器與媒體者對抗，但我總該活得像個人，我不可能對於這樣一種無恥的巨大惡行與喪失基本理性的瘋狂敗德現象保持沉默。

死於安樂：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清代八旗軍早期戰鬥力甚強。從統一女真各部並征服蒙古、朝鮮，到推翻明王朝政權的歷次戰爭中，可以說是所向披靡。然而入關後不久，八旗軍便開始出現戰鬥力衰退的跡象。隨著清王朝在全國的統治日趨鞏固，戰事日漸稀少，這支軍隊也逐漸蛻變衰敗，及至晚清亟需用兵之際，它已完全變成一支不堪任戰的糜爛之師。本文將著重從軍事領域的各個不同側面，揭示其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


一、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概況

八旗軍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創建的軍事組織。他起兵後不久，便對女真族氏族社會時期就存在的兼具生產和軍事職能的社會組織──牛錄進行改造，先後建立了黃、白、紅、藍、鑲黃、鑲藍、鑲白、鑲紅8旗。皇太極時，又按民族分為滿八旗、蒙八旗和漢軍八旗。各旗設立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等官職，逐級統轄。從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到1644年清軍攻佔北京這一階段，八旗實行兵民合一，兼具軍事、行政和生產等多方面的職能。兵丁平時狩獵務農，戰時自備武器糧秣，隨軍作戰，「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堪稱一支能征善戰的精兵勁旅，作戰時軍紀頗嚴，有進無退，甚至在死傷慘重、屍相枕籍的情況下仍很少有人退縮逃陣。它曾以精兵6萬，採取集中兵力、連續作戰、逐路擊破的戰法，擊敗明朝10餘萬大軍，取得了薩爾滸大捷；用兩年的時間攻克明軍防守關外的寧錦防線，殲滅明軍5.4萬人；後來又在山海關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擊敗李自成大順軍，逐一消滅各地的反清力量，在建立清王朝、統一全中國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清軍入關並建立全國政權後，建立了八旗常備兵制度，將整個八旗組織原封不動地移入新的社會體系之中，成為完全由國家供養的職業軍隊和職業預備役軍人集團。八旗官兵攜家帶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軍營之中，駐於京畿地區的部隊稱「京營八旗」，駐於全國各戰略要沖之地的部隊稱「駐防八旗」。軍營內生活設施齊備，旗兵及家屬不得私自外出。官兵嚴格從旗人內部選拔，「生則入檔，壯則當兵」。都統、參領、佐領等各級軍事長官同時又是行政長官，平時督促士兵從事生產、養活家口、操練武藝，戰時率部出征。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支柱，酬謝八旗軍功貴族，清廷開國之初即給予八旗將士相當優厚的待遇，期以免除官兵後顧之憂，專心練武，保持原有的軍事素質。同時也嚴格規定，八旗官兵不得做工經商或從事其它謀生之業。然而，事與願違。從順治、康熙年間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現追求享受、戰鬥意志衰退的傾向。在前線指揮戰鬥的親王、郡王和貝勒們「逗留觀望。不思振旅遄進，竟爾營私適己，希圖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不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機」。在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中，八旗軍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綠營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間的一些重要戰爭，如柴達木之戰、平定大小和卓之戰、大小金川之戰中，儘管參戰的八旗官兵數量有限，其中一些號稱精銳的八旗部隊的表現卻不如綠營兵，昔日敢打敢沖的作風已不復存在。

嘉慶至清末，八旗軍逐漸演變成專靠國家供養的社會救濟組織，失去了起碼的戰鬥能力。1799年清軍在鎮壓白蓮教大起義時，曾一度把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健銳營和火器營派往前線，結果因軍紀敗壞，不聽約束，未及投入戰鬥就被迫撤軍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議從八旗軍中挑選壯丁加以操練，使之恢復入關時驍勇善戰的面貌。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此時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說：選練八旗丁壯是多年前的老辦法了，你們卻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無可練習。

八旗軍的衰敗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官兵素質低下。八旗軍入關以後，尚武精神迅速失落，好逸惡勞的現象到處蔓延，直接導致了八旗官兵體能和軍事素質的全面下降。人人耽於安逸，優遊渡日，很少把心思用在練功習武上，掌握良好的鞍馬騎射技藝的官兵越來越少。1815年，嘉慶帝閱看左右兩翼前鋒營官兵射靶，200人內竟無一人能5箭全部射中。八旗兵每逢上操、應差大都是僱人頂替。在皇帝和大臣都要出席的玉泉山閱兵大典上，也是由僕人攜帶著兵器，騎馬乘車趕赴演武場，儼然一副老爺兵的模樣。當時京城中盛傳的謠諺「糙米要掉，見賊要跑，雇替要早，營營要少」，說的便是這幫旗下大爺每次領歲米月糧時都要刁難發放者，臨陣交鋒時唯恐奔逃不及，操演檢閱時都要預僱替身，平日儘量少到營中當差巡城的情形。上述不正常現象的長期存在，必然使八旗軍中充斥人殘技疏、羸弱不堪任戰之人。清末甲午戰爭中，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部隊神機營赴山海關佈防。有人在蘆溝橋遇見他們，但見「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則一十一二齡童子也，余多衣不周體，蹲踞道旁，不願前進」。這樣的老弱殘兵當然不會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有什麼作為。

訓練形同虛設。清朝建立以後，逐漸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軍事訓練制度。但因承平日久，這些制度實際上並無人認真執行。平日規定的每月練習步射、騎射，每年合操、考試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將領還肆意篡改條例，減少訓練次數，減輕訓練強度。如乾隆年間廣州駐防八旗的火炮訓練時間就由每年4周減為2周，射擊訓練的次數由10次減為5次。有的駐防八旗部隊，甚至因操場被出租賺錢，乾脆取消了火槍和火炮的射擊練習。

軍隊風氣敗壞。清軍入關以後，軍紀鬆懈、風氣敗壞的現象開始出現。終年仰食於官府的八旗官兵拋棄了以往淳樸簡約的社會風尚，以遊手好閒、華衣美食相標榜，追求安逸舒適的生活。平日裡很少有人按時巡城出操，而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閒遊甚或相互賭搏」，「肆無顧忌窩竊、窩娼、窩賭」。將領整日「居家彈箏擊築，衣繡策肥，日從賓客子弟飲」；士兵穿衣爭用綢緞，飲食必求醉飽，甚至將剛發下來的餉銀拿出來揮霍一空，剛領到的糧米轉手賤賣給商舖，換取銀錢大吃大喝，鬥雞走狗、入班唱戲以及抽大煙之風到處蔓延。一些人倚仗著自己的旗人身份，以為反正在生活過不下去時，官府要予以接濟，所以「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房賣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貯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沽酒市肉，恣用無餘，以致閤家匱乏，凍餒交迫，尚自誇張，謂我從前曾食美物、服鮮衣。」一月的餉銀不足數日之需，餉米領出以後便行糶賣。

清中、後期，統治階級政治上的腐敗也嚴重地影響了八旗內部。在生活方面，一些軍官為了私人目的指使手下旗兵去做各種小差使、跑腿，打仗時則在隊伍中挑選精兵專門保護自己。一些軍官藉口各種公務對兵丁錢糧私行科斂。如旗人辦事，需要佐領出具保結，佐領往往要收受銀錢才出具手續，使旗人本來就難以養家餬口的兵餉被層層剋扣。還有一些軍官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屬下兵丁放印子錢（高利貸）。有人甚至與商人勾結起來，讓兵丁先向米鋪借錢，到發放祿米的時候，則由軍官串通米鋪代領，剋扣折算欠款，等到兵丁缺糧少米時，只能向米鋪高價購買。軍官和米鋪商人靠這種卑劣手段獲取重利，不少普通兵丁卻因此家境日趨貧寒，負債纍纍。在用人方面，八旗將領往往以自己的隨營子弟立有戰功及鞍馬騎射技藝出眾為由，將他們提升為軍官。或不顧年齡的限制，挑選心腹及家屬中的孩子和老人當兵吃糧。像防禦和驍騎校這樣較低的軍官職務，簡直可以公開用錢來購買。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一位名叫陳升的廣州駐防八旗馬甲，就因為捐獻了2500箱火藥而被提升為防禦。八旗軍內部腐敗現象的盛行加速了官兵貧富分化的進程，使官兵關係趨於惡化，對軍隊戰鬥力的削弱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裝備殘缺廢損。按照制度規定，八旗官兵出征作戰時都應自備兵器糧草，清軍各級組織對官兵自備兵器的殘缺廢損情況平時要定期進行檢查。但從乾隆年間開始，相當一批八旗官兵的自備兵器已是徒存名目。有的八旗兵丁藉口經濟困難不按規定置辦軍器，還有人將已有軍器典當換錢，甚至偷偷地把軍中利器──火炮砸碎賣廢鐵。清廷三令五申，仍是屢禁不止，最後只好在軍器點驗時實行照顧政策，不再點驗旗員內護軍校、筆帖式以至六品武職的軍器。到了乾隆末年，那些沒有經過點驗的官員所擁有的軍器、盔甲大部分朽壞。皇宮各門所備兵器也都成了擺設，不具備起碼的殺傷功能。

當然，八旗兵衰敗的根本標誌還是其戰鬥力的喪失，是其作為一個武裝集團已失去執行自身職能的基本能力。而對此最嚴格、最全面的檢驗應當是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1659年鄭成功攻南京之役，鎮守南京的總管喀喀穆統八旗軍不敢迎戰，只好以綠營出擊，已初露衰弱之象。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駐兵荊州，勞師數載，不敢進兵。聽說吳三桂軍隊到來，匆匆將大炮埋在土中倉惶退去。貝勒尚善、察尼、鄂鼐等領兵進攻岳州，藉口舟楫未具、風濤不測，屯兵城下一年之久，不敢一戰，聽到退卻的命令，竟「三軍歡聲如雷」。清中後期，八旗軍將無敢戰之膽、兵無縛雞之能的實情已為舉國上下所熟知，連清廷也不敢輕易把他們派上戰場了。

二、八旗軍衰敗的原因：

八旗軍從興盛走向衰敗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八旗軍的興衰與清王朝的興衰是一致的。作為與廣大人民利益根本對立的封建貴族政權，清王朝的統治最終走向腐朽是歷史的必然。作為這一政權的統治工具，八旗軍由盛而衰也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且是清王朝走向沒落的一個縮影。早在「康、乾盛世」時代，清王朝就開始顯露出種種敗兆。最明顯的表現是封建貴族們出於其追逐財富、剝削壓榨廣大民眾的階級本性，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各級官吏、豪紳，皆一改清初較為簡樸的風氣，肆意侵吞和揮霍人民的勞動果實，追求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康熙6次南巡，費用浩大，銀子花得跟淌海水似的。乾隆的豪侈則遠遠超過他的祖父和父親。為遊山玩水、尋歡作樂，他倣傚康熙6次南巡，途中修建行宮30處，運河上的隨行船隻達上千艘。每到一處，地方官百般討好，搭綵棚、辦筵席、進貢山珍海錯和土產方物，酒無虛日，城開不夜。乾隆還大興土木，修建宮殿、苑囿，如擴建康熙時修建的避暑山莊，建外八廟；擴建雍正時期建的圓明園，增建長春園、綺春園等，不知耗盡了多少民脂民膏。清朝的王公貴族、文武百官也上行下效，無不沾染上奢華沒落的風氣，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而歷朝皇帝大都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作深究。康熙朝掌握大權的索額圖、明珠、徐乾學和高士奇等人無不是聲名狼籍的貪贓枉法之徒。乾隆的內侄福康安也仗著自己的寵貴地位和特殊功勛，搜刮民財，生活異常奢汰，動輒拿出上萬金幣犒賞軍中將士，家中每日裡姬妾僅買花就花費數萬錢。最典型的是乾隆晚年執掌朝政的和坤。他任軍機大臣達24年之久，專權和貪婪之名，連外國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1799年，乾隆死後，嘉慶將他治罪抄家，僅其家產的一部分就值2.2億多兩，相當於當時國庫5年多的收入。和坤的兩個僕人被抄沒的家產也值700多萬兩白銀。可見他們貪贓枉法已達到何種嚴重的程度。

清朝封建政治的腐敗必然會深刻地影響到八旗軍官兵，這是導致八旗軍衰敗的最根本原因。但八旗軍本身在治軍指導思想以及相關制度、決策上的種種謬誤弊端，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直接加速了其衰敗過程。

其一，對變化中的國家安全環境缺乏清醒意識，缺乏整軍經武、進行改革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清軍入關以後，所面臨的社會歷史環境發生了四大變化：由以遊牧狩獵經濟為主的滿、蒙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進入到以農業經濟為主、漢族佔絕大多數的關內廣大地區；由部族軍隊變成國家軍隊；由戰爭時期進入到相對和平時期；由以冷兵器為主的時代進入到火器時代。與此同時，隨著歐洲工業革命的開始和歐洲通往東方航線的「開闢」，西方殖民勢力加快了從海上東侵亞洲各國的步伐，佔領了爪哇、蘇門達臘、菲律賓、印度、緬甸等許多中國周邊國家，將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入侵中國的澎湖、台灣，竊據澳門。原先地處歐洲的俄羅斯也在短短近百年間，越過烏拉爾山，迅速佔領東、西西伯利亞的廣闊疆土，成為中國的北方強鄰。這些「千古未遇」的強敵逼處四鄰，虎視眈眈，給中國的安全環境帶來極大威脅。

上述變化客觀上要求清朝統治者從實際出發，對確立於戰爭年代的八旗制度進行改革，特別是將原先「軍民合一」的八旗軍的軍事組織職能與社會組織職能剝離開來，建立適應當時世界局勢及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軍事體制，將八旗官兵家口的生計問題交由社會去解決；要求清朝統治者不能僅僅滿足於應付國內問題，而要學習近代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編制體制和軍事思想，盡快使自己的軍隊擺脫落後狀態。

但清朝統治者卻無視這些客觀需求。他們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片面強調「辦理一切事件，皆法祖宗」，把建立適應新的社會環境的軍事制度與優待八旗軍功貴族對立起來，把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與保持旗人的尚武精神對立起來，軍事改革嚴重滯後。一旦有人主張對八旗制度做這樣那樣的變革，都遭到嚴厲斥責。例如，清中後期，旗人貧富分化日益嚴重，貧窮者不得不將清朝廷分給他們的土地大量典賣他人，單靠朝廷發放的兵餉俸祿生活。而隨著旗人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往往一份兵丁糧餉要養活十幾口人，致使許多貧苦旗人家徒四壁，有的旗人因為貧窮一輩子不敢結婚，有的旗人跑到農村去討飯甚至餓死。而清朝統治者眼看著大批旗人窮困潦倒，卻不肯對這一過時的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嘉慶帝在聽取某御史關於派京城中的八旗閒散人丁到口外、西北一帶耕墾的建議時，曾大發雷霆說:「若如該御史所奏，八旗男婦皆以紡織為務，則騎射將置之不講。……於國家贍養八旗勁旅，屯駐京師本計，豈不大相刺謬乎」。另一方面，抱著「天朝上國」自大心態的清朝統治者，以為憑著老祖宗」馬上打天下」的騎射功夫足以揚威天下，因而無視近代西方軍事技術的高速發展，無視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現實，閉關鎖國，固步自封，聽任自己的軍事技術停滯落後。清軍征緬作戰時，已發現緬人所使用的來自西方的火槍性能遠遠超過清軍的火槍，但沒有引起乾隆皇帝的足夠重視。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曾帶來一支裝備有新式武器的衛隊。他邀請清朝名將福康安檢閱衛隊演習新式武器。福康安卻不屑一顧地說：「看也可，不看也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麼稀罕。」英國送給清王朝的新式火炮，被收藏到圓明園倉庫之中。直到百餘年後，露出強盜真面目的英國侵略軍打上門來，攻佔京城，火燒圓明園，又把這些沈睡多年的火炮重新搬上船運回國。鴉片戰爭失敗以後，清朝統治者雖然不斷接到中國軍事技術專家們關於仿製西洋火器的建議，卻並沒有產生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緊迫感，仍把這些先進火器打發到倉庫中去睡大覺，並再次下諭，命令八旗官兵們學好滿語、騎射功夫。

其二，當迫於現實壓力不得不進行改革時，卻往往以錯誤的思想做指導。頑固守舊的清朝統治者通常對改革抱著敵視的態度，但在客觀形勢的逼迫下，在陳腐的八旗制度實在難以維持下去時，不得不對其進行某些局部的改變。但在這種時候，卻往往是從優待八旗貴族、解決旗人生計問題出發，著眼於賙濟八旗老弱，為其提供起碼的衣食之需，背離了軍事組織以增強戰鬥力為宗旨的改革方向。比如，為了遏制旗人因為典賣土地，負債纍纍，經濟地位日益惡化的趨勢，清廷動用巨額公款代八旗兵丁回贖「民典」旗地，代還債務，賞賜銀兩錢糧。設立養育兵制度，從那些戶口滋盛，餘丁繁多，因無法補上兵額而生活窘迫旗人家庭中挑補養育兵，每月發一定數量的兵餉或祿米。在挑選馬甲等薪餉較多的職位時，不是以身體是否強壯、軍事素質好壞為標準，而是對貧乏孤寡之人，對無人贍養者，對年老者實行照顧政策，讓其領取更多的薪餉。有時，採取用國庫款項或挪用軍費經商，減少營馬數量，削減裝備和訓練方面的開支，將訓練場地和一些公共建築出租賺錢的辦法，來接濟貧困旗人。

這些措施，從本質上說是為了維護陳腐落後的八旗制度，解決旗人一時生活之需，而不是著眼於解決軍隊的機制問題，對整個軍事制度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所以並不能從根本上制止八旗官兵生活水平日益下滑的發展趨勢。為救濟貧困而增加的兵額與餘丁數量的迅猛增加相比，無異於杯水車薪。康熙年間是五名丁壯招收一兵，乾隆年間已達到八名丁壯招收一兵，其後兵、壯比例更為懸殊。靠著一名士兵每月一兩銀子、五斗米贍養一家十幾口人的情況相當普遍。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為旗兵贖回的土地很快又被賣掉。平日對八旗官兵的補助賞賜，也只能救一時而不能救長遠。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以解決八旗生計為核心的做法卻嚴重地危害了八旗軍的建設。為了供養養育兵，救濟貧苦旗人，八旗將領採取減少戰馬和戰船數量的辦法，將原先給戰馬買草料或製造、修理戰船的錢來救濟士兵家口，甚至將戰鬥力比較強的騎兵兵額裁掉，挪出錢來養活更多的養育兵，使八旗軍隊中充斥戰鬥力較低、甚至完全沒有任何作戰能力的冗員。八旗將領用軍費和出租軍產經商，也對清軍內部腐敗現象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人乘機大肆出售軍用牧場、演炮場，造成八旗戰馬數量銳減，士兵無處進行火炮射擊，就連射程比較近的火槍射擊，也因為操場長度不夠而只能在秋收後舉行。而八旗官員整天忙於經商，自然無心進行正常的軍事訓練，平日操演擺花架子，敷衍了事也就不足為怪了。

其三，軍事功能與社會功能混為一體，軍隊臃腫不堪。為了維持八旗成員特殊的政治、經濟地位，清廷將八旗官兵及其家屬全都包下來，給予他們授官襲爵，佔有土地、人丁等許多方面的好處。而長期供養「數十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於王家」，必然要給清朝的中央和地方財政帶來十分沈重的負擔，不得不竭盡全力搜括民財予以支撐。清軍軍費支出大體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是兵餉馬干銀，主要來自於中央財政支出，其數額在雍正中期以前每年約1900萬兩左右，雍正末年以後每年約為2600萬兩左右。二是歲米月糧，由國家徵收的糧食中統一撥給實物，也有一部分糧米採取折成銀兩的辦法發放。三是武職養廉銀、兵器火藥製造費、軍事工程修造費等，主要由地方財政支出，大約每年500萬兩左右。在上述巨額軍費支出中，僅兵餉馬乾銀一項每年即佔康熙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0%，佔道光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2%。而其軍費的一半以上都耗費在人數最多時僅有27萬人的八旗軍身上。如嘉慶朝60萬綠營官兵每年兵餉馬干銀約1200萬兩，僅佔當年總數的46%，其餘1400餘萬兩為八旗官兵兵餉馬干，約佔總數的54%。

但在上述管理模式下，清廷每年花費的巨額軍費並沒有真正增強八旗軍的實力。這是因為在八旗俸餉總額中，官兵的家口、馬匹耗費佔了很大的比重。僅以西安駐防八旗為例，其官兵的俸餉佔餉銀總額的42%，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7.4%；而供養官兵家口的費用則佔餉銀總數的20.5%，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90.5%；養馬費用佔餉銀總數的37.5%，馬匹飼料糧佔糧食總數的2.1%。而馬匹飼養費項目的設立在很大程度上帶有補貼旗人家口生計的性質。清中後期，各駐防八旗軍營都大幅度減少，實際養馬數額，私下改騎兵為步兵，出租牧場，馬匹飼養費實際上是空有名目，大部分被挪做它用。即使是作為兵餉發放的軍費，也有相當數量花在為救濟旗兵生計而內部招收的養育兵身上。這些年幼體弱的「童子軍」數量十分可觀，乾隆年間總數即達到2.6萬餘人。嘉慶後期數量更多，僅八旗驍騎營中已達26872人，佔驍騎營總兵額的33.4%。他們每月所領的餉銀為3兩、2兩、1.5兩不等，按平均數計算，則每月耗銀不低於5萬兩，每年耗銀不低於60萬兩。但這些養育兵實際上是在空吃糧餉，根本不具備起碼的軍事技能，也就無法在戰場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八旗人口的不斷增加，八旗軍費日益增長，大大超出了清廷的財政支付能力，一旦遭逢災害、戰爭，收入劇減，軍費將無法保證按足額發放。清中、後期，由於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國內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本來就捉襟見肘的清朝財政瀕於崩潰，清廷不得不在咸豐年間將旗餉減成發放，京營八旗官兵只能拿到原餉的六、七成。在一些地區，旗兵俸餉拖欠扣減現象更為嚴重。如光緒末年奉天旗人在兩年間總共發了9個月的俸餉，加上扣減攤派，每兵所得不及餉額的十之一二。而這種「既要吃皇糧，又吃不飽皇糧」的現象的出現，對本來就難以維持生計的旗人家庭無異於雪上加霜。一些旗人紛紛逃亡，另覓生路。有的旗人還違禁私下做起了小生意補貼家用，而無心上操應差。更多的人則因為長期享受優待政策，產生強烈的依賴心理，把當兵看成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把遊手好閒、追求安逸奢侈的生活看成天經地義的權力，清廷補貼賞賜稍不如意，就四處鬧事。清代京營八旗兵丁曾幾次為增發津貼等事項，在皇宮門前或親王府中聚眾喧嘩，幾乎釀成大規模暴動，令清朝君臣都頭痛不已。

其四，治軍不嚴，訓練鬆垮，姑息成風。清廷給予八旗官兵特殊的優待政策，也使得「從嚴治軍」的信條在他們身上無法真正實行。事實上，八旗士兵在社會上惹事生非，打架鬥毆，作姦犯科，久已成為京城和各八旗軍防地的一項公害，各級旗營軍官總是曲加庇護，地方官吏也很少敢出面拿問，致使旗營無賴的氣焰愈加囂張。八旗軍的訓練，大都是虛應故事。不僅平日射箭拉弓，視為具文，就連三年一次的大閱兵，也不過臨時稍為演習，過後即置而不問。負責監督軍訓的御史大臣們雖心知肚明，卻仍層層欺瞞，不願意說出真相。一次，某王爺奉命閱操。有一名步軍校遲到，按例要受到鞭打的處罰。執刑人解開他的衣服，卻發現一大堆小古董從其身上掉下來。王爺問是怎麼回事。步軍校哭著回答說：「家中有人十口，每月只有五兩俸銀，吃不飽飯，只好從古董店裡領一些小古董到集市上販賣以養家口。今天早上正逢隆福寺廟會，所以上操遲到了。」最後連王爺也只好將他放了不加責罰。乾隆、嘉慶皇帝對八旗軍內部隱瞞真相、姑息遷就的情形並非毫無所知，也曾多次批評八旗官兵和監察御史。但他們除了在口頭上提倡「鞍馬騎射功夫」外，並沒有採取什麼有效措施來改變這一局面。相反，卻不斷降低軍官和士兵的軍事技能考核標準。如乾隆以後規定，各旗挑選馬甲時不再校閱騎射功夫，只是將備選之人傳赴衙門，令其拉弓，即行選取。據收藏在東洋文庫中的《雍正朝鑲紅旗檔案》記載：當時世襲祖先軍官職務的大多數人，軍事技能考試成績並不好，許多人的步射、騎射成績評語都是「劣」，個別為」平」，幾乎沒有得「優」的，卻都能照樣任官不誤。這些新的考核標準實際上是姑息了僅把當兵作為謀生手段的的八旗子弟，縱容了旗人不習武藝，整日遊蕩的風氣。

其五，實行封閉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機日益嚴重。軍隊是擔負專政職能的特殊武裝集團，只有廣泛吸納社會上的優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這一職責。但八旗軍始終是關起門來，在自我封閉的小圈子裡搞軍隊建設。八旗制度規定軍職世襲。兵員都從旗人子弟中選募，旗人不得與漢人通婚，以保持血統的純潔；初級軍官主要靠世襲或由官學中學習滿漢語言、騎射功夫的八旗軍官子弟中間選拔。屬於中級軍官的佐領，有勳舊、世管、互管、公中諸種，除公中佐領外，都是由某一個或幾個世家子弟承襲。高級將領如都統、副都統全都由滿洲貴族世代壟斷。由於世襲範圍十分廣泛，八旗軍職的陞遷失去了競爭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軍官隊伍中充斥昏庸無能、不思進取之輩。特別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經歷及戰爭閱歷的皇親國戚擔任大軍統帥。這些人從小生長在深宮官府之中，過慣了驕奢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擔任軍隊統帥的素質，卻硬被置於關係到戰爭勝敗、國家安危的重要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敗的種子。清軍在征討噶爾丹、平定準噶爾等作戰中屢次受挫，都是由於任用了昏庸無能的八旗貴族做主帥所致。比如清軍對準噶爾用兵時，雍正皇帝先後派出怯懦無能、寡謀魯莽的滿族貴族傅爾丹、馬爾賽為將，結果損兵折將，一敗塗地。而雍正皇帝不自省用人不當的教訓，反而極力庇護敗軍之將，遷怒於漢人將領。賜給傅爾丹御帶，卻將漢人寧遠大將軍岳鐘琪關進監獄，將漢人署寧遠大將軍紀成斌處死。有的八旗將領不僅無能，而且怕死，在戰場上鬧出不少笑話來。康熙年間的烏蘭布通之戰，擔任前敵將領的正白旗副都統色格，臨陣怯戰，推托中暑而下馬。他的家人說：「二品大員如此臨陣退怯，將來回去有什麼臉面見人呢？」又把他扶上馬。色格卻再次從馬鞍上滾下來，躲進草叢。等到打完仗回營時，還是渾身顫慄不已，身穿甲冑、蒙著大被抖到天亮，一時傳為軍中笑談。封閉的用人制度所帶來種種不利影響，從上述例子中可見一斑。

其六，以體恤八旗官兵為由，不願利用寶貴的臨戰機會對八旗軍隊做適度使用。清廷和八旗將領為了優待旗人，保存「國之根本」，一方面禁止他們與漢人接觸，免受漢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以體恤生命為由，不願意在一些小規模戰爭中適度地使用八旗官兵。早在平定三藩之亂時，八旗大軍頓兵昆明堅城之下，不思進取。漢人將領趙良棟欲發動進攻，即遭到定遠平寇大將軍彰泰的反對，理由竟是「皇上豢養之滿州，豈可輕進，委之於敵？」其實不僅彰泰，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歷次南北戰爭中都有不願多用八旗兵的想法。如1767年征緬甸之役，用兵25000名。其中綠營兵22000名，八旗兵僅僅3000名，綠營兵數多於八旗8倍有餘。1787年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用綠營兵10000名，八旗赴前敵者僅100名。1853年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軍調集綠營兵53436名，八旗兵僅4999名，綠營出兵人數較八旗多出10倍有餘。即使是派八旗軍上戰場，打仗時也往往是由綠營兵甚至臨時招募的勇營兵打頭陣，八旗兵在後跟隨。這樣做表面上看起來是對八旗官兵的體恤優待，從長遠觀點看卻是坑害了他們。在相對和平時期，每一場戰事都是檢驗軍人素質和軍事訓練水平的難得機遇，也是將帥們積累作戰指揮經驗的極好機會。然而從清朝統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計逃避上戰場，只滿足於在平日的操演教閱中走過場、擺花架子，以領取糧餉度日。清後期，八旗官兵除了蒙古、吉林、黑龍江馬隊還稍能打仗以外，京營八旗和各駐防八旗大都是兵無縛雞之能，將無才智之士。當時荊州旗營官兵甚至連自己軍營中的財產都保護不了，還需要花一大筆錢僱人替他們站崗放哨，以防止小偷偷竊財物，由此不難看出其軍事素質之低劣。

綜上所述，八旗軍由盛轉衰是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現象，它的衰敗與封建統治階級腐朽沒落的趨勢是相一致的。但同時也要看到，任何軍隊從戰爭年代進入和平時期，都要面臨嚴峻的考驗。古今中外的軍隊都要經過這一關。八旗軍由盛轉衰的事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時期軍隊建設過程中某些普遍傾向。清朝統治者對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影響認識不足，固步自封，拒絕改革，直接導致了八旗軍的迅速衰敗。這一歷史教訓對後人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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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政治制度｜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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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朝的職官有中朝任職的內服官和被封於王畿以外的外服官之別。內服官中又分外廷政務官和內廷事務官。最高的政務官，是協助商王決策的「相」，又稱「阿、保、尹」。王朝高級官吏統稱卿士。三公，則是因人而設的一種尊貴職稱，並不常設。另外有：掌占卜、祭祀、記載的「史」，掌占卜的卜、掌祈禱鬼神的祝，掌記載和保管典籍的作冊（又稱守藏史、內史），武官之長的師長，樂工之長的太師、少師。內廷事務官是專為王室服務的官員，主要是總管的宰和親信的臣。臣管理王室各項具體事務，有百工之長的司工，掌糧食收藏的嗇，掌畜牧的牧正，掌狩獵的獸正，掌酒的酒正，掌王車的車正，為商王御車的服（又稱僕、御），侍衛武官亞，衛士亞旅，掌教育貴族子弟的國老，掌外地籍田的「畋老」。外服官主要有方國首領的侯、伯，有為王朝服役的男、有守衛邊境的衛。

商代在實行貢納制度的同時，還有勞役租「助」，就是要求農人助耕公田（籍田），收穫皆為統治者所得，其比例約佔農人收穫的十分之一。殷紂王加徵賦稅，用以充實鹿台和鉅橋。

一、商朝的社會結構與社會生活

1、商朝的形成與疆域

商人的始祖契的母親是簡狄，據說她是見玄鳥墮其卵，吞食而生契。契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但他又是一個族群的始祖，這說明他正處於從母系向父系時代的過渡期。契與夏禹、周棄大約是同時代的人。曾被帝舜封於商，賜姓子氏。契的子孫便以商為氏族名號。

商族在夏代為諸侯，契的六世孫冥就做過夏的治水官。在成湯建國前，商族為尋求生存空間，自契至湯八遷。到契的八世孫上甲時，戰敗有易人，商族得到了發展。至契的十四世孫成湯時，商族力量強大，最終打敗夏桀，滅夏。湯乃踐天子位。

商朝從商湯建國到帝辛(紂)亡國，歷十七世三十一王。共496年。時間約在公元前16世紀至公元前11世紀。其疆域以今河南全省、河北南部、山東西部、陝西東部為中心。商代的歷史可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期，早期從成湯到雍己歷十四王，國都在西亳，即今河南偃師縣屍鄉溝的商城遺址。中期從仲丁到小辛，歷十王。此時由於王族內部爭奪王位，國力削弱，致使多次遷都，到南庚時遷於奄，即今山東曲阜。晚期從盤庚到帝辛，經十一王。遷都於殷，即今河南安陽西小屯村。據粗略估計，商朝初期人口大約為400-450萬人，至商朝晚期增至780萬人左右。

2、商朝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

從社會分層看，主要分為王族與貴族、平民宗族與奴隸家族。其中王族與貴族都居住在城市及統治中心區。平民則分佈居住在城區內或四周。有手工業家族，商人家族，更多的是農民家族。中國古代奴隸與古希臘、羅馬奴隸制不同，他們主要不是生產奴隸，而是家內奴隸。從居住空間看，商王族居住在統治中心區，只是派親信到各地巡視監督。各地諸侯方伯也都居住在自己的領地內，通常是些相對小些的城，管理著自己的族眾。而真正的農民則居住在田野村落中。當時的手工業者大都居住在王畿或其他小城內。中國商業不發達，手工業者始終都主要為統治者服務。他們的手藝都是世代相傳，父職子繼。王族到平民乃至奴僕，都是以家族為基本生存單位，而且是世代傳承，很少流動，社會階層極其穩定。

二、政治婚姻制度與王位繼承制度

商朝流行族外婚，一夫一妻制基本形成。「昏時行禮故曰婚，婦人因夫成故曰姻」。自婚姻制度形成以來，就與政治聯姻密不可分。商族開國之主成湯，聽說伊尹長而賢，便派人到他的氏族有侁氏去請，但有侁氏不許，而伊尹也想歸屬於商湯，於是，商湯就請求娶有侁氏的女子成婚，而把伊尹作為媵臣一併嫁到商族。這樣不但密切了與有侁氏的關係，還得到伊尹這位能臣。此外，商還通過與有干國聯姻，強化了干國(河南濮陽市東北)的政治隸屬關係。其他臣屬於商的各地族氏方國，也都經常主動嫁送女子與殷商結親，這種結親方式被稱為貢納，有的是出於政治義務，有的則是自願。但有的則是迫於王威。如卜辭記載：「呼取女於婪」「呼取鄭女子」等。與此同時，商王族女子也要外嫁他族。古代「婦人謂嫁曰歸」，如《詩·大雅·大明》有言：「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王厥祥，親迎於渭。」大邦即殷，商王帝乙將王族少女遠嫁周族文王，就是想利用血緣姻親紐帶維繫商周之間的臣服關係。由此編織出由宗親和姻親盤根錯節的政治金字塔網絡。如果說夏朝的政治聯姻還是為了團結強大異血緣諸侯國的話，那麼，商時的政治聯姻已基本確立了以商族為宗法核心的父權家長制地位。

為了子孫的繁衍，為了疆域的鞏固，歷代王族一貫實行的是一夫多妻制度。「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娶妻多少已成為王朝興衰的標誌。凡國力強盛，則「重國廣嗣」，娶妻亦多。不僅可靠子孫之眾管理國家，也可後繼不憂，不愁沒有接班人。商代的聯姻邦國越多，它的根基也就越牢固。殷商以武丁娶妻最多。

在商王的后妃制度中，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即有的王不止有一個法定的妻子。像仲丁有2位法定配偶，祖丁有3位，武丁有3位。凡法定配偶所生的兒子，都有權繼承王位。因此，商朝還沒形成嚴格的嫡長子繼承制，而是「父死子繼」配合「兄終弟及」。王位繼承制，凡兄弟行皆以長幼為序，兄終弟及，幼弟死後，王位應對復歸於長兄之子繼承。這個制度在中丁時期被打亂，中丁父輩有小甲、大戊、雍己三人為王。中丁為大戊之子，雍己死，按慣例王位應由小甲之子繼承，但「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從而削弱了商王朝的統治。到小乙時，乾脆以幼弟之子繼位，故小乙給其子武丁。康丁以後，后妃制度改變為一王一妻制，並實行直接傳長子制度。因此，商代王位繼承制度雖有兄終弟及現象，但其主幹仍是以傳長為常法。

三、商朝的行政體制

商代的疆域由兩部分組成，商王室直接治理的王畿部分和諸侯方國的領地。其中，商王直接治理的部分稱為商、中商、中土、大邑商等。諸侯方國管轄的領地在王室周圍的稱為四土。在商王身邊治理王畿的官，稱為「內服官」，而諸侯方國臣屬王室，其主要活動在王畿外的諸侯國之內，稱為「外服」。這些官吏即是王室的外服官。

商朝內服職官稱為殷百辟，或百僚庶尹。表示其設官之多。商朝官吏多以尹為名，尹有治理、正長之義。庶尹相當於甲骨文中的多尹。

內服

屬於中央王朝的職官。商王之下，百僚之上有一人總領其事，輔佐商王。如成湯時的伊尹，便被湯「得之舉以為己相」。武丁時的傅說(悅)被「舉以為相，殷國大治」。

內服職官可分為四類：

(一) 政務性職官。有掌管農業的「藉臣」，掌管畜牧業的「牧正」，掌管手工業的「多工」。

(二) 軍事性職官。商代文武不分職，凡是官皆可出征為將。但因古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側重軍事的武職已出現。商代軍隊以師為最大編制單位，師長是武職中地位較高者，在甲骨文中的多馬、史、戍、衛、射等都是軍事性職官。

(三) 宗教文化類職官。即卜、巫、史等。商人非常相信天神，每事必卜。所以，在商王身邊專門有一群從事占卜的人。甲骨文中稱為「多卜」。即當今學者們所稱的「貞人集團」。巫也是職司神鬼的。古時卜和史不分，常常祝宗卜史連稱。在祭祀時，史主掌向神的禱告詞，還掌封官冊命之事，甲骨文和商代銅器中有「作冊」，是掌冊命的官。「國之大事，惟祀與戎」。

(四) 宮廷內職官。商王所居稱為寢，甲骨文中有王寢、東寢、西寢等名稱，在安陽殷墟發現商王宮寢基址五十多處，是王的居所及宗廟遺蹟。主管宮室的官稱為寑。宰也是主王宮事務的官吏。冢宰即王家事務大主管。武丁在未得傅說前，曾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

商朝的內廷官常握有實權，出任重吏。比如商王曾命自己身邊的寢去「省北田四品」，即視察北方土地，劃分其等級。這是非常重要的職任。而臣或小臣，本是處理王宮及王室事務的執役人員，這些人也多擔當軍政要務。如管事耕藉的「小藉臣」、管理眾人的「小眾人臣」、管理牧馬的「小多馬羌臣」。這些小職官後來演變成管理某些部門的專職官。

四、商朝的軍事制度

商王是軍隊的最高首領。無論是他親自出征還是授權與將領，都必先稟告或受命於祖廟。儀式非常隆重。商王親征在甲骨文中稱「王自征」、「王往征」「王征」。王以下武官有：師、馬、亞、射、衛、戍等，商朝武官的各級領導指揮系統。

商朝的軍隊由三個部分組成：王室軍隊、諸侯國軍隊和貴族武裝。商軍的主力是王室軍隊。甲骨文稱為「王師」諸侯國軍隊即在師前冠以某侯名。如「雀師」、「犬師」、「吳師」等。族軍則是貴族的私家武裝。像子族、多子族、三族、五族等。它們也常出征衛戍。這些貴族的私家武裝在春秋戰國時迅速壯大，成為各諸侯國稱霸的主力軍。

戰車仍是打仗的主力核心。但此時的戰車已至300輛。步卒編制稱「行」，分左、中、右編制。軍隊稱為師或旅。據甲骨文記載，武丁時出征臨時徵集的兵員甚至多達一萬三千人。原始徵兵方式是臨時性的擊鼓聚眾。到武丁時，則將居民按軍事建制編制起來，戰時只需命將於廟，就可率軍出征。到商末，據《殷本紀》記載，商紂發兵17萬人抵禦周武王。其中有50餘國的軍隊，而商王室的軍隊從其編制上推斷應有6萬人。

編入「王師」中的成員，稱為「邑人」，即居住在王都及附近的平民。考古人員從安陽殷墟中發現大量中小平民墓葬，其中的男性成員多陪葬有兵器。王室統領的中央軍，無論是在數量、素質還是裝備上，都優於地方諸侯與方國的國軍和族軍。

五、商朝的司法制度

《左傳》昭公六年記載：「商有亂政，而作湯刑。」據傳商時的刑律達三百條之多，說明商代的法律已比較完備，後世重刑法的荀子都說：「刑名從商」。後世將夏代的《禹刑》、商代的《湯刑》和周代的《九刑》合稱為「三辟」。辟即法。三辟即三種法律。

商代的法律具有神判和神罰的特色。成湯伐桀時，就聲稱自己是「致天之罰」。盤庚對反對遷都的人說「故有爽德，自上其罪汝，汝罔能迪」，(你們若有失德行為，我的祖先神在天上就要給你們懲罰，你們就活不長了。)商王要用刑，也得先占卜，經占卜後行刑，表示這是上天的判罰。

商代的法律同樣體現出農耕文明國家以孝治天下的統治特色。《商書》曰：「刑三百，罰莫重於不孝。」可惜的是，由於年代久遠，我們已經看不到湯刑三百的完整面貌了。從保存下來的零星史料中，我們只能看到其中的一些罪名：

不孝之行。我們的祖先因長期過著累世聚居的生活，鄉村的安定團結是整個社會得以長治久安的基礎。在血緣聚居的鄉村，子女如果不孝，整個家族就不得安生。且在家不孝父母，出門也不會聽長輩的話，甚至會犯上作亂。所以，國家對不孝的處罰最嚴厲。因為齊家是治國平天下的根本。

不從誓言。《尚書．湯誓》中，成湯在動員將士出征討伐夏桀時說：「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顛越不恭。《尚書．盤庚》中，盤庚對臣民說：「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迂奸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不吉不迪即不善良不和順，顛越不恭好作壞事，不服從帝王命令。暫迂奸宄乃詐偽奸邪犯法作亂。這些罪都要處以極刑——割鼻、滿門抄斬、斷子絕孫。

臣下不匡。即臣子不對國君進行匡正勸諫，也要施以刑罰。勸諫範圍包括「三風」、「十愆」。「三風」即：巫風、淫風、亂風。「十愆」即：歌舞不時，貪於貨色遊樂、田獵、輕侮聖人議論、拒違忠直規勸、疏遠有德長者和與頑劣之徒朋比為親等。臣下若對主上這些行為視而不見，就是失職，就要處以墨刑：在臉上刺字。

棄灰於公道。「殷之法，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子貢認為此處罰實在太重了。孔子則認為，這種重罰是為了讓人們建立公德，了解治國的道理。在公道上棄灰，若恰遇過路人，使其滿面皆灰，其人必怒，易生鬥毆。如在鬥毆中出了人命官司，則按法要滅三族。所以，不如塞其根源。

商代的刑罰分死刑、肉刑和徒刑三種：

死刑又分以下幾種：⑴族誅——滅族。「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劓殄即斷絕，育指童稚。連兒童都不放過。⑵大辟——砍頭。⑶炮烙——將銅柱上塗上油，下面用炭火加熱，置人其上，人爛而墮火而死。⑷脯醢刑——把人做成肉醬、肉乾。《史記．殷本紀》記載：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願與紂淫亂，紂怒，不僅殺了九侯女，還把其父九侯剁成肉醬。鄂侯站出來據理力爭，商紂把他的肉作成肉乾。⑸剖。《史記．殷本紀》載：「比干極力勸阻商紂王作惡，商紂王大怒，說：『我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就把比干的胸剖開，把心掏出來。

肉刑的種類有：⑴刖刑——砍掉一隻腳。甲骨文中多記載對逃亡的奴僕施以刖刑。傳說殷紂王對早上涉渡淇水的人都斷其脛——小腿。沒有任何理由，只是奇怪他們為什麼不怕水冷。⑵宮刑。男子去勢——割去男子生殖器。使之不能生育後代、斷子絕孫。⑶劓刑。割掉鼻子。⑷斷手。棄灰於公道則斷手。⑸墨刑。臉上永遠帶著刑餘之人的印記。

徒刑。拘繫作苦役。武丁時著名的輔佐傅說，據說就是一個身穿囚衣、用繩子繫著、在傅險地築城的苦役。相當於戰國時的「城旦」。戰國法律，通姦者要被處罰作城旦。

囚禁也屬於徒刑類。商紂就曾把周文王囚禁在羑里(今河南湯陰縣北)，當時商代的監獄。商王室在各地都設有監獄，囚禁奴隸和罪犯。

六、商朝的財政制度

商朝的土地制度為擬血緣群體共有制。從名義上說，商朝的所有土地都是以商王為代表的王族所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由商王作為全國的父家長分配給同血緣貴族和異血緣貴族使用。由這些號稱為「子」的次級父家長們管理自己的族眾。所謂的私田，就是各自為了生存而佔有的田地，所謂的公田，就是要供養各級官吏而上繳的租賦。當時的農民都以血緣族群的方式累世聚居在世代相傳的土地上。原始社會時，他們自種自吃。進入文明社會後，不管誰當頭，都得交田租。開始是勞役地租，集體耕種的一村農民，要先耕種公田土地，那上面生長收穫的糧食要供養王室或侯伯。他們也有自己的頭。通常都是年長者，每日坐在村口，早上監督村民出去種地，晚上檢查他們帶回多少柴禾。還要監督婦女集體製衣。這些人就是秦以後的地方三老。往往都是由當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擔任。

村民除了交納糧食之外，還要服勞役，如修路、築城、參加圍獵等。戰時還要隨主人出征，並自備裝備、口糧，這就是後代的賦。各地貴族把農民上交的糧食除留自己享用外，還要上交給王室一部分，並負擔提供軍事力量及王室建築勞役的任務。

商王族也有自己的土地，名為「王莊」，面積相當大，諸侯國中也有王族田地。耕種王莊之田稱作「藉田」，開發王莊之田稱作「裒田」。王族派專門的官令尹、小藉臣、小眾人臣等管理監督大田耕作。王莊的收穫物儲藏在專門的倉庫內，甲骨文中稱為「廩」——倉廩實而知榮辱。商王也時常派人到各地去巡視，稱為「省廩」。當時，這些倉庫中的糧食只用於商王族眾的供給，官吏和軍隊都各自由自己的土地所出自行解決供給問題。不由國家統一負擔。

其餘則是各地侯國和方國向王室交納的貢品。有牲畜、野獸、貨幣、穀物、奴隸、美女、占卜用的龜甲、獸骨等。開始這些貢物是各地方勢力向中央表示臣服的進獻，後來，王權加強，或商王荒淫無度時，這些貢賦就變成中央強制收取的賦稅。

外服官指商人所封的諸侯或臣屬於商王朝的方國。《尚書．酒誥》：「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在甲骨文中有侯、伯、子、男、任等稱，都是商代諸侯。諸侯領地散佈於王畿之外，他們有自己的職官和軍隊，是自給性較大的政治實體。諸侯承認商王朝的宗主權，並要對商王室盡一定的義務。主要有：

1、戍邊。2、隨王出征，討伐叛國。3、向王室納貢。4為王室服役。此時的中央與地方諸侯的關係，要比夏朝時緊密而嚴厲多了。如諸侯不服從商王命令，則要加以懲罰。例如：商王文丁十一年，就殺了周族首領季歷，紂王把周文王囚禁在羑里，都是王權行於諸侯之證。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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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星期六，是台灣總統大選，單掌半劍拿下高雄的韓國瑜，挑戰執政總統蔡英文。

我對這次選舉沒有懸念。 這屆總統大選，早就結束了。

在香港結束！

當香港警察瘋狂暴打示威者，赤裸少女浮屍每日在維港漂浮，黑衣屍體在各區發現，示威青年，仍在香港前仆後繼，用血肉迎向蒙面黑警的時候，台灣的總統選戰，早有結果。

韓國瑜的政治理想是什麼？ 靠攏中共，拿取好處，大陸熱錢入台，台灣人民發財發財發大財。 但香港人用七個月的時間，告訴台灣選民，不能有幻想！

每張台灣的選票背後，都印有香港年輕人的淚影。 這屆大選，早就結束了。

香港這邊匯豐銀行的獅子，流下血淚，放入白色棺槨；中聯辦的王志民，被炒魷（官方用字是免職）。繼任者，是急就章，六十五歲，剛從山西省委書記退休一星期，安排入了人大財經委養老的駱惠寧，重新披甲，再上香港前線。

炒了王志民，是北京知道，這半年在香港輸了。

輸了選舉，輸了民心，輸了國際輿論，輸了一代年輕人。

《路透社》十一月底曾報道，北京因區議會的選戰大敗，考慮撤換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外交部駐港公署還發聲明，說路透社報道不實，提出嚴正交涉。

《金融時報》則引述消息人士，北京將於今年（2020）三月，撤換林鄭。外交部也是例牌否認，說是「別有用心的政治謠言」。

外交部的否認，間接證實了這些國際媒體 的消息可靠。 香港亂局的根源，當然在北京。執行者，是行政長官林鄭、中聯辦王志民、港澳辦張曉明、港澳小組韓正。

其間，那人的角色最關鍵？誤導中央，引致判斷錯誤的又是誰？撤換王志民後是否仍有人事變動？駱惠寧上任，背負什麼政治任務？

習近平一直想清理盤根錯節的中聯辦地方勢力，香港亂局是一個好時機，一如當年鄧小平派許家屯南下，清洗王匡留下的廣東勢力。

當年新華社香港分社，一片哀鳴。

這次駱會否借721元朗恐襲警黑聯手中聯辦的角色撤入開始，借勢清理人事。

來年，是動盪的一年。

中共，始終是一個用計的政權，中聯辦又是一班自以為聰明人的集中地，影響所及，香港官場，一片賣弄計謀的歪風。

環境紛亂，時代動盪，個人行止更為重要。

古人教我們，亂世修行，有三大絕招，可以彈劍江湖，如履平地。
第一，要光明磊落，走大路，不抄捷徑。 第二，要禁得住寂寞。 第三，要正。原則、價值觀，不能因應時勢而調整。

它的原文： 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記錄在《周易》第十卦天澤履第二爻的爻辭。

人生一轉，都是履。

履，足之所依也。 本意是鞋底，象徵走路，腳踏實地才能走得好。

我們今日說的「履歷」，就是人生的實幹經驗。

履，是落實執行。只要我們腳踏實地去幹，《序卦傳》說：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泰者，通也。 心之能安在於通。

泰，即是通也。但如何去泰的境地？關鍵在履，履然後才能泰，講一千句不如行一步，老實修行就是履卦。

泰，通也，然後安，是靠腳踏實地爭取回來的。 你要成佛，就要修行，三藏法師，也要一步一腳印，十萬八千里到靈山取經。沒有秘笈，只有經歷，重重魔考的經歷。 佛有大神通，但不能幫你成佛。

《繫傳》中，有所謂的憂患九卦，第一個卦，就是履卦。 人生以實踐為第一要義，尤其在亂世。履，德之基也。知識不是空談，上曉天文下曉地理沒有用，實際的行事才是一切的基礎。

履卦的卦辭： 履虎尾，不咥人，亨。 人的一生，險阻重重，如何可以履險如夷，踩到老虎的尾巴，佢都不回頭咬你呢？人生修練，做到這樣便是功夫了。

生於亂世，無法改變，我們不能一生都在迴避最敏感最困難的問題。

《易經》用老虎尾巴來象徵，人間的風險。 我們要經驗這些風險磨練，最困難的老虎尾巴也踩過，才能修成正果，抵達後面「泰」的通達。

方法是九二爻辭說的， 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光明磊落，坦坦蕩蕩，面對環境的紛亂變動，才可絲毫不動心，堅持自己的原則，要耐得住寂寞。

幽人，像隱士般過住幽居的生活。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小象傳》說： 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經過初爻的素履，確立自我的價值觀，行事特色，到第二爻得中，便可以不和環境勢力（六三）同流合污，又可保持中道的涵養，中不自亂也，先獨後中，自己便不會因外在的因素而亂了陣腳。

人生處處是試煉，九二爻的難，在於面對上面第三支爻，六三，在九二爻的上面，是全個履卦的問題所在，它必然一塌糊塗，它就像今日的特區政府： 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眇，是少目。少了一隻眼睛，即視野有問題，但以為自己看得清楚。單眼看世界，片面狹隘。抓不到重點，不懂急緩輕重。 跟住「跛能履」，一隻腳象徵實踐能力有缺陷，但無自知之明，急於踩老虎尾巴。結果，咥人，凶。被老一口咬死了。

最後的引伸： 武人為於大君。角色錯了，用武人，軍人，處理大君的角色，即政治工作。

用武裝力量處理群眾的政治問題，怎會不出事呢？

《小象傳》說： 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用武裝力量從事政治工作，是陰居剛位，陰爻無能力，但剛位有權力。無能力的人擁有權力，就像單眼跛人踩老虎尾巴，很少不出事的。結果是： 履虎尾，咥人，凶。

履卦九二的處境，像香港人，面對六三，像特區政府，無論是正面的配合，或是負面的對立，都只會苦不堪言。

所以，《易經》教我們： 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這八個字，做到了坦坦盪盪，應付自如，便不會有後遺症。

這支爻，九二，爻變為天雷無妄卦，也是今年的值年卦。

只要起心動念，沒有妄想，行動上又不會輕舉妄動，便可以元亨利貞了。人間很多天災人禍，都是咎由自取，因妄念而來。這也是今年香港的寫照。

林鄭政府，還不知自己為什麼闖了大禍，就是因為妄念。

《易經》叫你們今年要無妄，但整個政府仍賣弄聰明，亂了七個月，不對症下藥，仍想盡辦法，諗計，如何對付香港人。打殘勇武派，嚇窒和理非，逼兩派割席，再對付校長老師。

為政者，責任重大，因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有影響社會風氣的效果。

大陸官場，貪婪弄權，全國人民，就見錢眼開；以巴領袖，仇恨治國，他們的子民，就冤冤相報。

過去殖民地的港督，謹言慎行，因為深知，他們是英國派來的港督，在殖民地，權可及天，稍有不慎，就為禍甚大。

中國古代，亦深知為官者，權責俱大，所以開科取士，都以選人為首。科舉的考試範圍，只集中在四書五經。

四書：《論語》、《大學》、《中庸》、《孟子》。
五經：《詩》、《書》、《禮》、《易》、《春秋》。

九本書，其實只重覆一個主題，就是教你做人。

做人做對了，做什麼事，都會成功。做人的基礎沒打好，其他的知識技巧，像建築在浮沙上一樣，風浪來了，就煙消雲散。

所以，古人說學問，講的不是學歷，不是文章，不是才華，是做好人，行好事，做大好人，行大好事，就是有大學問。

從四書五經中，揀選做官的人才，因為追求一個完整人格的官員，才放心交付權力，管理地方。

香港之亂，根源在於政府出了問題，林鄭政府的問題，在於問責班子中，沒有一個堂堂正正的人。這個時候，還想向學校開刀，製造白色恐怖，要教育界人人自危？

要消滅社會良知，從學校入手。要校長老師，配合特區政府的政策，作為政治工具。

中華文化，對教育工作，看得很神聖。

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是教育。 養正，培養一個人的完整人格。 聖功也，是聖人的功業啊。

古代推崇老師為聖人，因為，他們的工作，是培養一個人的完整人格。 人格完成，就是大人，大丈夫了。大丈夫，才能頂天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