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的良心
這是一位四歲的小病人,病人全家住在中國深圳,出生時發現有腦部缺陷,癲癇,嚴重智力發育不足。病人的智力及行為能力大約停滯在一歲以下,無法正常控制身體,把他坐放在沙發上時,不能用身體或手支撐住而倒下。嚼咽不良,得吃半流質食物。還不會說一個字,閱讀、使用雙手做事、與人互動就更不用說了。
四年來,病人父母找過許多醫生,也求助於多種所謂的特殊治療方法,效果不彰,癲癇好一些又不行。病人父母在網路上看到許多關於我指導西醫以中藥方式治癒新冠肺炎重症病人的報導,以及網上的醫案及講座,抱著一線希望,找我幫忙治療小孩子。
我幫助過很多癲癇的病人,這位小病人的癲癇相對不嚴重,一天發作十幾次,每次發作時身體僵硬、抖動等,但沒有會咬斷舌頭、窒息等危急狀況。真正嚴重的問題是,在這個年齡前前後後的幾年內,大腦神經網絡本來應該經由突觸修飾過程(synaptic pruning)而快速發育,腦內大量不正常的痰飲積水,嚴重影響智力發育,如果不儘快處理,小孩子很可能終身沒有行為能力,說難聽一點,比一隻小狗更需要別人的照顧。
根據我治療癲癇的經驗,設法排除腦部痰飲積水的過程中,癲癇不但不會馬上減少,反而有可能會大幅增加。然而,病人父母非常專注在癲癇發作的次數,之前的醫生治療中,只要癲癇發作的次數增加一些,他們就會認定是治療無效,醫生功力不足。我花了很多的時間解釋,輕微癲癇發作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病人智力及行為能力的進步,病人父母嘴裡說能理解,心裡卻仍然非常介意癲癇發作的次數。
遠程治療三個月下來,雖然從蛛絲馬跡上我可以看出來病人開始改善,病人父母緊盯著癲癇發作次數上上下下,一直追問為什麼還是每天發作好幾次。我想如果他們不是看在外界對我的評價及許多真實病例的份上,可能已經覺得治療無效,急忙找尋下一位醫生。這個時候,如果為了自己的「名聲」,大可專注在癲癇發作上,使用所謂的熄風、止痙、潛陽的中藥來壓制癲癇症狀,讓病人父母覺得醫生很厲害。然而,這樣的治療對這位小病人並非最好的方法,就如同使用抗癲癇西藥能立即大幅減少癲癇發作次數,卻錯失了大腦發育的時機,留下來的是一個沒有行為能力、比植物人好不了多少的生命。如果我不知道如何治療就算了,可是我知道怎麼樣對病人是最好的治療辦法,我無法昧著良心,去討好病人的父母,去增進所謂的「名聲」。我寧可他們懷疑我的醫術,也得堅持下去,治病不能只治一個「形」,得治到「神」。
又經過一個月的治療,病人父母開始看到了變化,不但出現一周完全沒有癲癇發作的情況,更重要的是,小孩子的智力及行為能力開始改進。小孩子手腳力氣及控制能力增強,可以用手支撐身體坐在沙發上了。看到哥哥吃餅乾,會出現哭鬧想吃的動作。逗他,會笑,把東西從他手中拿走,會哭鬧。其它大大小小不同的表現,皆顯示病人的大腦開始發育,身體控制、觀察力及與外界互動能力增加。這個小病人還在繼續治療,病人父母總算認為治療是有效的,我們也開始對他的人生發展有了一些希望,雖然他不一定能像其他人一樣上大學、找份工作來賺錢養家,希望他能自己處理日常生活中大多數的事情,平平安安地過日子。
醫生是個良心的事業,就像修車師傅一樣,除非顧客很懂汽車,修車師傅存心騙人,你不但不會知道,還感謝他很快修好又幫你打折,只是不知道為什麼,沒多久車子又有其它的問題。許多病人非常專注在服藥後立即的反應,似乎症狀馬上緩解就是最好的治療,甚至覺得藥方開對了就應該像吃八寶粥一樣服服貼貼,沒有什麼不好的感覺。非常簡單的小毛病或許如此,複雜的健康問題,往往需要像治國打仗一樣,有策略地一步一步來醫治。而許多醫生也把問題看得太單純,癲癇就是要熄風止痙,冠狀動脈阻塞就是要活血化瘀,臨床療效卻差強人意。更糟糕的是,隨著中醫在中國大陸越來越熱門,一堆「大師」跳出來教中醫,臨床上沒有治好多少複雜的病例,拿著書本的內容及別人的病例,頭頭是道地講解,唬得學生一愣一愣的。甚至有些「大師」根本不是臨床醫生,而是學文學的、搞哲學的、自學中醫卻沒實際臨床的等等。這樣的情況,無論講得多麼精彩、多麼出神入化,那也只是臆測、猜想、紙上談兵,對學生、對病人,都是非常沒有良心的。
西醫心臟外科手術醫生,醫學院畢業後,得經過五年的一般外科住院醫師訓練(general surgery residency),再經過三年的心臟外科訓練(cardiothoracic fellowship),通過考核才能正式成為一位心臟外科手術醫生,然後再經過多年實際的臨床手術,有了非常多的成功手術紀錄後,最終才能成為教導他人的心臟外科教授。即使如此,心臟外科教授也不會跨過專長,去教學生內科、病理科等等。如果中醫依照一樣的標準,只准教導自己親自大量治療過、療效卓越的病症,那麼大概市面上九成九的「大師」會消失於無形,中醫也才能回到救人治病的良心事業,而不是說說唱唱的演藝事業來賺錢用的。
(http://andylee.pro/wp/?p=8458)
#當張仲景遇上史丹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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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支架是每年4百億的浪費與增加病人的風險
以下直接翻譯自
洛杉磯時報,1月24日, 2020的報導
冠狀動脈阻塞的治療選擇?你不太可能需要支架,但是你的醫生可能不會告訴你
作者: 麗塔F.雷德伯格加州大學舊金山市醫學院的心臟病專家和教授
多年來,冠狀動脈阻塞患者的常用治療是醫生進行血管成形術,插入一個稱為支架的微小網狀管,以保持動脈暢通。在美國,該手術每年執行近一百萬次。然而,與大多數侵入性手術一樣,這種手術有重大風險,包括心臟梗塞發作、腎衰竭、中風和出血。此外,插入支架是昂貴的:醫療保險去年花了100多億美元在這個手術。(台灣健保支付加上病人自付上看400億台幣)
如果支架是治療阻塞動脈的唯一——甚至最好的——方法,那麼這個龐大的支出也是合理的。但研究已經明確表明,除了處於突發性心肌梗塞的人外,血管成形術和支架在預防未來心臟病發作或保持患者存活方面不如服用廉價的藥物。
那麼,為什麼這個手術被如此廣泛使用呢?原因很複雜。支架的使用在40多年前進入臨床時,根本沒有任何從隨機的頭對頭比較支架與藥物的研究證據。在進行手術的心臟病專家中,對支架的優越性的信念很快變得如此巨大,以至於似乎沒有必要進行隨機研究。然而,最終,這樣的試驗進行了,一個接一個,他們發現支架和藥物之間的結果幾乎沒有或沒有區別。但醫學慣例的改變是非常緩慢的。
最近的研究報告應該結束這場辯論。這項由聯邦政府資助的所謂"缺血心臟病"研究對5000多名心臟阻塞和胸痛患者進行了3.5年的追蹤調查,並提供了確鑿證據,證明支架在預防心臟病發作或挽救心臟病發作或拯救病人生命方面並不比藥物好。
儘管有這種強有力的高品質證據,但許多支架的支持者繼續使用,並引用了接受支架的患者胸痛較少的論述。但2017年的一項研究令人信服地駁斥了這一說法。這個英國研究比較了患者報告的胸痛、跑步機耐力和生活品質,其中一組接受血管造影和支架,第二組"安慰劑對照"組接受麻醉和手術的所有其他部分,但實際上沒有放置支架。所有病人都認為自己有支架,但在胸痛減輕、跑步機測試和生活品質方面得分沒有置入支架與實際接受支架的患者得分相同,這表明在藥物試驗中長期觀察到的強大的安慰劑效應在支架上也是存在的。換句話說,似乎疼痛的改善,原來歸因於血管內的支架,確可能是由於該手術的安慰劑效應。
理論上,患者應該被告知接受支架的風險,並在手術前做出明智的決定。不幸的是,在大多數情況下,事前告知是可悲的不足。幾項研究表明,患者沒有被告知或不理解風險,也沒有被告知支架在預防心臟病發作或死亡方面沒有比藥物更有效。
在2007年我作為合著者的一項研究中,我們問醫生為什麼做這些手術,即使有證據表明沒有比藥物更好的結果。他們的反應包括:病人期望它,這是醫學文化的一部分,醫生害怕被起訴,如果他們不置入支架(遺漏錯誤),他們更喜歡因為做某事(傭金錯誤)而引起風險,而不是因無所事事而承受風險。
儘管缺乏有利於它們的證據,但是支架為何如此受醫生歡迎?我們還必須考慮我們的醫療制度。在其中,醫生在手術上得到的金錢獎勵比藥物和和勸病人改善生活方式的報酬要高。此外,我們生活在一種文化中,人們往往相信高科技解決方案總是優於像藥物這樣的老式產品。
即使臨床上對支架的思維定型開始轉變,更大的問題也不會得到解決。我們應該在FDA批准之前,就要求關於高風險植入設備(如支架)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更高品質的臨床研究。我們還需要一個強大的上市後追蹤系統,一旦設備上市,及時追蹤設備的問題。我們需要改變目前保險支付手術多於對患者衛教的制度。
在我的臨床工作中,當他們被告知,藥物治療將同樣有效,我發現患者幾乎總是喜歡避免侵入性治療。多衛教並減少手術可以節省數十億美元,並減少病人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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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冠狀動脈阻塞患者的常用治療是醫生進行血管成形術,插入一個稱為支架的微小網狀管,以保持動脈暢通。在美國,該手術每年執行近一百萬次。然而,與大多數侵入性手術一樣,這種手術有重大風險,包括心臟梗塞發作、腎衰竭、中風和出血。此外,插入支架是昂貴的:醫療保險去年花了100多億美元在這個手術。(台灣健保支付加上病人自付上看400億台幣)
如果支架是治療阻塞動脈的唯一——甚至最好的——方法,那麼這個龐大的支出也是合理的。但研究已經明確表明,除了處於突發性心肌梗塞的人外,血管成形術和支架在預防未來心臟病發作或保持患者存活方面不如服用廉價的藥物。
那麼,為什麼這個手術被如此廣泛使用呢?原因很複雜。支架的使用在40多年前進入臨床時,根本沒有任何從隨機的頭對頭比較支架與藥物的研究證據。在進行手術的心臟病專家中,對支架的優越性的信念很快變得如此巨大,以至於似乎沒有必要進行隨機研究。然而,最終,這樣的試驗進行了,一個接一個,他們發現支架和藥物之間的結果幾乎沒有或沒有區別。但醫學慣例的改變是非常緩慢的。
最近的研究報告應該結束這場辯論。這項由聯邦政府資助的所謂"缺血心臟病"研究對5000多名心臟阻塞和胸痛患者進行了3.5年的追蹤調查,並提供了確鑿證據,證明支架在預防心臟病發作或挽救心臟病發作或拯救病人生命方面並不比藥物好。
儘管有這種強有力的高品質證據,但許多支架的支持者繼續使用,並引用了接受支架的患者胸痛較少的論述。但2017年的一項研究令人信服地駁斥了這一說法。這個英國研究比較了患者報告的胸痛、跑步機耐力和生活品質,其中一組接受血管造影和支架,第二組"安慰劑對照"組接受麻醉和手術的所有其他部分,但實際上沒有放置支架。所有病人都認為自己有支架,但在胸痛減輕、跑步機測試和生活品質方面得分沒有置入支架與實際接受支架的患者得分相同,這表明在藥物試驗中長期觀察到的強大的安慰劑效應在支架上也是存在的。換句話說,似乎疼痛的改善,原來歸因於血管內的支架,確可能是由於該手術的安慰劑效應。
理論上,患者應該被告知接受支架的風險,並在手術前做出明智的決定。不幸的是,在大多數情況下,事前告知是可悲的不足。幾項研究表明,患者沒有被告知或不理解風險,也沒有被告知支架在預防心臟病發作或死亡方面沒有比藥物更有效。
在2007年我作為合著者的一項研究中,我們問醫生為什麼做這些手術,即使有證據表明沒有比藥物更好的結果。他們的反應包括:病人期望它,這是醫學文化的一部分,醫生害怕被起訴,如果他們不置入支架(遺漏錯誤),他們更喜歡因為做某事(傭金錯誤)而引起風險,而不是因無所事事而承受風險。
儘管缺乏有利於它們的證據,但是支架為何如此受醫生歡迎?我們還必須考慮我們的醫療制度。在其中,醫生在手術上得到的金錢獎勵比藥物和和勸病人改善生活方式的報酬要高。此外,我們生活在一種文化中,人們往往相信高科技解決方案總是優於像藥物這樣的老式產品。
即使臨床上對支架的思維定型開始轉變,更大的問題也不會得到解決。我們應該在FDA批准之前,就要求關於高風險植入設備(如支架)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更高品質的臨床研究。我們還需要一個強大的上市後追蹤系統,一旦設備上市,及時追蹤設備的問題。我們需要改變目前保險支付手術多於對患者衛教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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