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是怎麼學會騎摩托車的?】
1996年底,時任《聯合晚報》記者的游鴻程接獲馬英九的邀請,進入信義路四段的「四0一高地」,協助籌備兩年後的臺北市長選戰。最終,馬英九以 5.22% 的得票率差距,擊敗了當時臺灣政壇的超級巨星陳水扁,為國民黨奪回了臺北市的執政權。
這場「馬扁之爭」可說是臺灣選舉史上的經典戰役,而在選戰期間,游鴻程先是馬英九「市政家教」團隊的一員,之後又進入「機動組」,直接參與第一線的選舉操盤。數年後,游鴻程特別將他在選戰期間的所見所聞寫成一本書,披露了選舉幕後的諸多奇聞軼事──包括馬英九學會騎摩托車的過程。
根據游鴻程的回憶,當競選團隊正在主攻交通政策的時候,他們原先的打算是要「安排馬英九親自騎機車,體會機車族的痛苦。這時,機動組才驚訝發現,馬英九根本不會騎機車。活動前兩天,機動組商借一輛五十C.C.自排機車,清晨五點,跟馬英九約在動物園外的堤外停車場練車,當時機動組員祁止戈、筆者及周偉航,負責教馬英九騎機車,並在旁陪他練騎一個多小時。還好,馬英九學習能力很強,抓到平衡感後,馬上就能上手,解決了機動組的大難題。」
有趣的是,在這段小故事裡登場的 特急件小周的人渣文本周偉航,也曾經在粉絲專頁裡提到他們教馬英九騎機車的過程──而且馬英九騎的那台車就是跟他借的。根據周偉航的說法,馬英九學了「大約一兩個小時就變暴走族逃離隨扈掌控了」(有興趣的讀者可參看 https://ppt.cc/fKnEjx )。
除了教老闆騎摩托車之外,游鴻程的這本書還談到許多有趣的選戰環節,像是廣告預算如何直接影響到候選人在平面媒體上的評價、馬英九堅持臺語課不能因選舉而中輟、馬陣營如何利用國民黨在中央的執政優勢卡住陳水扁的捷運通車……等等。
幕僚出書講述自己參與選戰操盤的經驗,以及對於政治人物的貼身觀察,在國外的出版市場上相當常見。而在1990年代臺灣開放直轄市長與總統直選以後, #拼選舉 成了一門越來越複雜的學問,選戰幕僚的隊伍越趨龐大,角色也變得更為重要。
這批新時代的政治幕僚,有許多人本來就出身新聞媒體,擁有不錯的寫作能力,於是我們可以開始看到許多幕僚出書,講述選戰過程裡的種種見聞,較著名的例子,可能是知名政論家胡忠信在陳水扁執政之後,在2001出版的《權力的傲慢:陳水扁的總統之路》,書中對陳水扁頗多批判,在當時蔚為話題。
相較之下,游鴻程出版於2005年的這本書,似乎較不受到矚目(持平而論,這書名真是取得有些奇怪),但內容其實相當精彩。若是對1998年的這場「馬扁之爭」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到圖書館把這本《馬扁世紀末首戰──再戰2012?》找來翻翻看囉!
引文摘錄自
游鴻程,《馬扁世紀末首戰──再戰2012?》(臺北縣: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115-116、168-169、188、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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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mery的歷史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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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忠信例子 在 鄭龜煮碗麵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上禮拜,雖然大家(包括我)都比較關心學姊說 #統獨是假議題,但其實有件算是重要的事情發生。
那就是 3/26 號的時候,歐盟的立法機關之一歐洲議會 ( European Parliament ) ,通過新的著作權規範。
( European Parliament 歐洲議會自己的新聞稿: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room/20190321IPR32110/european-parliament-approves-new-copyright-rules-for-the-internet )
PNN 公視新聞網 新聞的報導: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27017
雖然還得經過歐盟理事會,但修法的方向不會有太大改變。這次的重點雖然是放在著作權,不過我認為更核心的轉變,其實是「#平台需要為上傳者上傳的內容負責」。
在民主開放國家市場成長起來的網路公司,如 Google、Facebook、Amazon 等等,一個一個成為巨頭之後,引發了許多你我都知道的負面效應。這些公司的規模已經太大,大到已經不是他們避不避得開槍口的問題,而是槍口避不開他們。從選舉結果到經濟停滯到家庭失和,都找得到理由可以怪這些平台,而且很難說是污衊。
雖然,我們還是不能說各種問題「都是平台的錯」,但未來平台顯然必須負起越來越重的內容管制責任,這樣的轉變關鍵,在於公眾也越來越同意,時候到了,是該對平台施以更高的要求了。這一趨勢,醞釀了很長一段時間。
( 歐洲議會有點像是歐盟的下議院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uropean_Parliament )
大家都知道,著作權的議題在網路上一直是備受關注的,像是 2011 年在美國吵得很兇,台灣也很多人討論的 SOPA 跟 PIPA 法案。
( 關於 SOPA 停止網路盜版法案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op_Online_Piracy_Act )
( 關於 PIPA 保護知識產權法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OTECT_IP_Act )
在台灣,也有好幾次爭議。最近一次我比較有印象的應該是 2016 年立委打算增加「邊境管制」,也就是要封鎖(或停止解析)侵權網站的 IP,後來因為網路輿論反對,就沒有繼續立法了。
( 當時的各方意見很多,章忠信律師的分析我個人比較認同:
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54&aid=2836 )
最近可能很快就要通過的著作權修法,則是針對眾多像是「安博盒子」之類的機上盒,不管是販售還是協助安裝,都要課以刑責。
( 經濟日報的報導: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3/3721506 )
這些事情其實背後當然也是有各種角力,例如外國的商會、政府、本地的內容業者、一般使用者、倡議組織、平台公司,甚至國家。
總之,現在整個風向轉了。早幾年,保障高度言論自由,鼓勵網路科技創新,是主流,但最近幾年,加強管制成為顯學。可能是因為負面效應已經動搖國本,可能是因為科技公司不斷擴張到新領域,搶走利潤,讓市場既有的其他玩家反彈;可能是因為中國管制模式輸出。儘管對於強度過高的政府監管我站在反對方,但美國的科技巨頭總算開始面對現實。
在侵犯隱私、助長仇恨、影響選舉等批評聲浪下,臉書執行長馬克佐克伯到過美國國會聽證,也被歐洲議會叫去(但叫不動)。上個月初,美國下屆總統參選人,民主黨的參議員華倫則正式提出「拆解數位科技巨頭公司」的倡議,也將是接下來持續加熱的議題。
( 我之前對華倫這個倡議的簡要討論:
https://www.facebook.com/noodleswithturtle/posts/565115280650509 )
而陸續透過個人網誌,表明要改變臉書的馬克,前天竟然投書給華盛頓郵報,表示:大家都說要管那就來好好管一管吧。
請見華盛頓郵報: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mark-zuckerberg-the-internet-needs-new-rules-lets-start-in-these-four-areas/2019/03/29/9e6f0504-521a-11e9-a3f7-78b7525a8d5f_story.html
投書很短,寫得很清楚,建議自己看一下。簡單來說,他建議針對 #有害內容,#選舉公正性,#隱私,和 #數據可攜性 四個項目,建立一個公私協力管控的機制。
而其中我覺得最關鍵的項目,是「數據可攜性」(data portability) 。
可攜性的概念,大家應該很熟悉了,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我們現在換電信公司,例如從台灣大哥大換成中華電信,不用換手機號碼。在台灣,號碼可攜其實是在 2005 年開始實行的,從此之後大大降低了門號使用者轉移的成本,加強了電信公司之間的競爭。
馬克在他的投書中,關於數據可攜性的部分也寫到:
「(對平台)的管制,應保證數據可攜帶性原則。如果你與一項服務共享數據,你應該能夠將其移動到另一項服務。這為人們提供了選擇,使開發人員能夠進行創新和競爭。
這對於網路本身,和創建人們想要的服務,非常重要。這就是我們構建開發平台的原因。真正的數據可攜性應該更像是人們使用我們的平台登錄應用程序(App)的方式,而不是現有的下載信息存檔的方式。但這需要明確規定誰在服務之間移動時負責保護信息。
這也需要通用標準,這就是我們支持標準數據傳輸格式和開源的『數據傳輸計畫』(Data Transfer Project) 的原因。」
( 關於這個由微軟、Google、FB、Twitter 共同支持的 「數據傳輸計畫」:https://datatransferproject.dev/ )
在上個月 14 號, Facebook 有一次大規模的當機,那天我不禁覺得,這種大社交平台當機,就像是銀行提款機出問題一樣,使得儲存在裡面的 #社交資本無法被提領。不管是工作或生活上要聯絡的人、要發的訊息,都因此受到影響。
社交資本,就是由我們上傳的數據跟使用行為建構出的關係網絡,並不是虛幻難以掌握的,而是可以定義、更是可以定價的。畢竟許多網路公司就是透過網絡效應才能讓價值水漲船高,快速成長。他們就像是大家都信任的社交資本銀行。
然而,當遇到大規模當機、或是傳出資料外洩、被盜,這時候就會想:
1. 自己是不是把社交資本都存在同一個社交平台/銀行?
2. 為什麼只能在 FB 銀行領錢?當 FB 銀行的提款機故障, 為什麼不能在 LINE 銀行或 TENCENT 銀行的提款機領出來?為什麼 GOOG 銀行可以說關就關、把錢都沒收了?
3. 為什麼儲存在這些社交銀行裡的社交資本,那麼難轉移?轉帳跟匯款那麼難?
4. 以及為什麼這些可被視為社交資本銀行的平台病不像是真的銀行,當我們的社交資本如今屢屢被大規模盜竊、被濫用時,他們鮮少需要賠償跟負責?
其實我以前就跟網路上的朋友討論過,要解決社群媒體帶來的壞處(例如假新聞等等),而不減損其好處的作法,其中之一就是降低這些平台的 #套牢效應。
一個辦法就是成立 #公共的社群平台,基本功能完全複製大型平台,讓用戶可以輕易從商業社群平台,透過數據可攜性,打包資料跟 #社交資本 ,轉換到公共的平台上。
過程必須要很簡單,數據轉移必須要很安全,就像是在這個還不存在的公共社群平台點一下「FB 登入」,然後兩秒後,完成了。
重要的是,透過數據可攜性轉移出來的不能只是帳號,而是所有我們放在社群媒體上的數據,跟編織出來的關係。
其實也可以想像成是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的概念。
https://www.cdic.gov.tw/main_deposit/faq.aspx?uid=59&pid=59%20
只要數據可攜性存在,加上一個堪用的公共化備品,我認為商業平台就會比較謹慎,不那麼貪婪,連帶產生的問題就會少很多。
這點子完全不是首創。之前早有類似的失敗案例,例如 Diaspora、或是工研院的通訊軟體 Juiker ,區塊鏈出現之後也有很多新的社交網站,讓大家可以「社交挖礦」。
我想問題在於,社交資本被套牢已經太嚴重,所以第一步其實是讓社交資本可以被匯出。就像電信公司為了套牢用戶,手機號碼本來不可攜,後來可攜從概念變成規範,競爭於是更激烈,消費者因此獲益。
之前在個人帳號上討論這個想法的時候,有朋友認為其不可行之處:就是政府是做不出可用的公共化備品的。
如果是政府發包做網站,要做出一個能成為商業科技公司備品的社交網站,這件事我也不相信。
但如果是採取「公共媒體」的角度,我認為就是一個選擇要不要做的問題。
有些人認為英國的 BBC、日本的 NHK 很棒,促進了整體媒體品質、提升了公民素質、建立社會公共討論的基礎,但也有些人認為公共媒體拿太多錢,做得太好,反而讓商業媒體無法發展。
像台灣早期發展公共電視,一開始走小蝦米路線,公共電視曾被視為雞肋,沒競爭力,不過一直走到現在,反而成為廢鐵鎮僅存的救贖。現任文化部長 鄭麗君 有意推動大公共媒體,把央廣、中央社等等都結合在一起,有人認為這是唯一能夠重振台灣文化的機會,有人覺得沒競爭力,浪費錢。但總之,就是一種選擇。
所以讓我們想像一下:如果如馬克投書所建議的,接下來新的法規要求社交平台需要讓用戶可以自由匯出所有資料,轉移社交資本,社交平台就會必須做出改變,例如要求工程師讓資料架構更簡單,就跟歐盟 GDPR 的規定出來之後一樣。
當然,成功的平台都會讓我們覺得不需要做這件事,畢竟我們的時間跟精力有限,投入在少數甚至單一平台上比較合理,就像我們也不會三不五時就把存在一個銀行的錢全部領出來,存到另一個銀行......除非這家銀行讓我們覺得問題很大,就像現在這樣。
當然,我認為 FB 等社交平台的自然壟斷在資料、數據、社交資本可自由匯出之後就會降低。所以重點或許不是一定要有公共化的社交平台存在,而是只要有了可以自由匯出的前提,會有很多很多套自然出現。
但從公共媒體的目標與實踐傳播權的角度來看,社交媒體既然已經如此關鍵,若公共媒體接下來還是只是停留在創造內容上,而不趁這個全球都在檢討商業社交媒體平台的時機,來開始探索「公共化社交媒體平台」的可能性,我覺得就太可惜了。
能夠合作的對象其實很多。舉例來說,網路之父 Tim Berners-Lee發起分散式網路專案Solid,將資料「還權於民」,就是同樣的概念。
報導: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26188
而很關注科技巨頭壟斷議題的 PTT 創世神 杜奕瑾 (Ethan Tu) 也提出 PTT.ai 的計畫,我個人也很期待。
Github 上的計畫連結:
https://github.com/ailabstw/PIPs/blob/master/PIP-0001.md
當然,馬克倡議的公私協力機制,其實也有很多先例可循,也就是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網路治理論壇。
https://www.intgovforum.org/multilingual/
台灣也有 @台灣網路治理論壇 Taiwan IGF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757842584459069/
總結來說,我認為在台灣,社群媒體如 FB、IG、Google、Youtube 等的好壞影響力非常大,因此關於馬克提出的四個項目--有害內容、選舉公正性、隱私、數據可攜性--我們不該只是等著歐盟或美國跟這些公司把問題解決,而是該更主動提出改革的做法。
我個人認為,優先從「數據可攜性」這個偏「結構管制」而非「內容管制」的項目切入,比較不具爭議;而以「公共化社交媒體平台」為探索的方向,也比較有進步性跟未來性。
如果民主自由是我們信仰的故事,但具有影響力的媒體或社交媒體平台,卻開始讓這個故事再也講不下去,公民就不該再袖手旁觀了。
要不然,或許是該向年輕人學習,開始用無廣告、無農場文、可輕易匯出的 Google Doc 當作社交平台了。
延伸閱讀:
Daodu Tech 科技島讀 的好文:社交資本論
https://daodu.tech/03-05-2019-social-capitalism
截圖來自:
https://www.facebook.com/zuck/posts/10107013839885441
主忠信例子 在 盧斯達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盧斯達:拯救香港學生 需要施永青精神原子彈? | SOSreader】
傳媒大亨兼地產代理商人施永青,似乎對快樂指數、抑鬱症這類話題特別有興趣。去年11月他那篇《為何這麼多的學生都感到抑鬱?》,據說引起很多人的批評,不論是另一張報紙或是網絡;幾日前那篇《為甚麼香港人不快樂?》,引述美國蓋洛普中心早前進行的全球快樂指數調查——原來香港人的快樂指數只得21/100,在列國之中處於低端。然後施永青提出他的論據:一批前列的「快樂國家」,例如斐濟、哥倫比亞、菲津賓、墨西哥、印尼、印度等,都不是發達國家,為甚麼呢?
於是他認為「一個人是否感到快樂,並不一定與客觀條件有關,而是更多的受主觀的心理狀態所影響」。他進一步推論,香港上一輩大多比新一代開心,是因為前者挨過苦,只要環境稍為好轉,對比強烈之下,就容易覺得快樂。這與《為何這麼多的學生……》一文一脈相承, 他認為那些輕生或叫痛的學生、年輕人是因為嬌生慣養、對世界有多餘幻想、鑽牛角尖等等。
除了這些老一輩的傲慢與偏見之外,那篇文章還有很多新奇論點,例如他認為小朋友穿不暖、食不飽,身體就會分泌激素抗抑鬱。但當然現時的醫學發現中,還未找到這樣一種激素存在。不穿衣服就可以激發身體潛能,令身體不怕冷?這只是施式邏輯。西藏僧人都要練拙火定,但那也是專門技術,不穿衣服只是不穿衣服,拙火定是拙火定,不是不穿衣服就會習得拙火定。
中國人的主流思維方法?
施永青一直以來評論香港老少的心情群象,都非常的唯心主義。即他總是過度放大精神力量的作用。例如認為人「感到抑鬱」是因為鑽牛角尖、不接受現實,而解決之道也很簡單,全在乎一心,只要自己放下自在,接受現實就行。也許因為是富豪,所以反而對物質和大環境沒有感覺,而將精神視為最高。
眾所周知施永青發跡之前是個熱切的左翼,信奉毛主義和馬列主義。中共有時也是非常唯心傾向的政權,雖然他們宣稱自己是唯物。尤其是大躍進火熱朝天,憑信念就可以無視物理限制,相信蠻幹就可以農產大豐收和大煉鋼成功。後來的文革也是精神第一。左傾、政治正確、不能叫主席負責,這些都是一以貫之的「道德」。
林彪:「精神原子彈,即人的思想覺悟、人的勇敢、這比物質的原子彈強得多,有用得多,強得多,而且這只有我們辦得到,我們的敵人是辦不到,因而這是我們專有的,是帝國主義無法同我們比賽的。」
從大躍進到文革到現在,中國人都是講究精神和思想的,至少每一個總書記都會推出自己的「理論」。縱使不怎麼樣有內容,但都要有。
據說黃仁宇當初(或現在依然)不受「正統學術界」的認可,但是他的觀察仍然犀利:中國人以道德辦事、以道德組織、以道德代替實際,使整個龐大的帝國「在數字上不能管理」。這種文明性格從帝皇將相,到販夫走卒,都能夠看到。即使歷史書寫也是如此,古代的春秋筆法也其實是希望移風易俗的另一種精神原子彈,立心第一。用仁義做干戈、忠信做甲冑,以愛明、愛清之心,鼓動人民抵抗日本人的刀、西方人的槍。國民黨右派,乃至中共極左派,都繼承這種「類禪政治」。
離開帝皇將相吧,回到販夫走卒的世界。施永青作為一個例子也很類似。例如他說抑鬱症的時候,先說了他遇到的司機(可能即是他自己)的意見,然後戴頭盔:「研究心理的專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這裡看出他可能不知道抑鬱症並非「心理問題」,在心理學家和行為治療那一派之外,還有「精神科醫生」,病人食藥其實是治肉身的病,調節血清素、腎上腺素、甲狀腺的分泌問題。
又例如他說香港人的快樂指數,他的文路似乎也只是指向禪宗式的改變個人心態,對於「發展」的定義也太過偏狹。香港經濟數字高,不代表「宜居指數」高;「落後國家」經濟數字不亮眼,不代表沒有其他東西,令其變得宜居及令人快樂。例如物價指數、休閒、環境、生活空間,香港之難居,都在這些方面。這些苦害人的現實,是要治的。
但有錢人會叫我們換個想法、或者找明哥和神的第三個獨生子,以慈善來救濟你,或者以宗教和新宗教,使你專務心理和精神世界,因為他們不想那個他們佔優的現實有絲毫改變。講究仁義禮智、四維八德的時候,通常就是真正的道德和正義已經失去之時。這是老子講的。當人要回去講心靈雞湯的時候,現實一定已經腐敗僵固過了臨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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