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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語錄·陳毓襄洛杉磯今晨疫情缐上音樂會》

* 一旦體會到了一個人生活的瀟灑自在，也許就會嫌與別人一起生活很麻煩了。
—-谷川俊太郎

* 一個人逛街，一個人吃飯，一個人旅行，一個人做很多事。一個人的日子固然寂寞，但更多時候是因寂寞而快樂。

極致的幸福，存在於孤獨的深海。在這樣日復一日的生活裏，我逐漸與自己達成和解。—山本文緒

* 所有的人都把時間花在相互解釋，以及慶祝他們意見相同上。—沙特

* 讓我走進你的心裡，找到自己那破碎的夢。—-北島 《橘子熟了》 ​

* 你一直很信任一個人，別人懷疑他的時候，你甚至幫他辯護；直到一天，你發現他騙了你，雖然只是撒了個小謊，可是，從此以後，你再也不會像以前那樣相信他了。你不知道他會不會因此覺得難過；你只知道，你心裡比他難過。不能再信任一個人，感覺原來是那樣的悲涼。 ​—-張小嫻

* 因為我明白了，失去的東西，其實從來未曾真正屬於我，我不會追悔，也不必惋惜。 —玄色《啞捨》 ​

* 書中的書頁猶薄薄的剃刀片，白亮亮閃著寒光。在凌晨四時寂靜的夜裡，我可以聽到孤獨之根正一點點伸長的聲音。
——村上春樹 ​

* 教育本身就意味著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朵雲推動另一朵雲，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雅斯貝爾斯 ​

* 沒有原則地跟別人和平相處，在我看來，就是懦弱。—-三毛 ​

* 法國在二次世界大戰的各種羞辱中，奇蹟式的保存下來！這時候的戴高樂應該是民族英雄吧？應該享受榮耀吧？

但沒多久，法國人民就拋棄了他。

邱吉爾在二次大戰時組成戰時內閣，把反對黨的領導者艾德禮提拔為副首相，結果這位副首相在戰後立刻發動對邱吉爾的不信任案投票， 也就是倒閣，他只好舉行大選。艾德禮的手下以謊言式的宣傳告訴民眾：你看！我們雖然是戰勝國，我們每一個人卻都還像乞丐一樣，每天等著領奶油麵包，我們像乞丐國！

希特勒自殺三個月後，邱吉爾的政治前途也被他殺了。

邱吉爾的二戰知己──戴高樂呢？

法國是戰勝國，也被認為是超級四強，擁有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地位。而且法國和英國不一樣，他們根本沒有抵禦，他們的農村很快的就恢復生產。法國光復後一年，老百姓平均生活水平就恢復到一九三九年大戰之前的狀態，情況比英國好太多！

但是，戴高樂也很快下台了。

和邱吉爾的情況不一樣，法國老百姓太現實，在那個時候人民要的不只是戰勝國，也不只是物質方面的滿足。他們很感激戴高樂，但是，對他也有很多不滿。

可能很少有國家，像法國這麼崇拜菁英，也很少有國家像法國這樣崇拜無政府主義。

所以這個國家很容易一會兒左，一會兒右；左的時候非常左，右的時候又非常右。

戰勝之後，人們很感念領袖，但人性的感謝往往不會超過一年！

英國人民對邱吉爾甚至只感謝三個月。

那段時間，整個法國物質生活恢復了，社會吵吵鬧鬧，從極左到極右各種主張都有。一九四六年元旦，戴高樂對全法國人民說：「如果你們不重視政府必須擁有絕對權威來恢復戰後秩序，承擔戰後的責任；你們終有一天會陷入絕境，到時候你們一定會後悔當初所做的選擇。」

邱吉爾是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下台的，戴高樂親眼看到邱吉爾下台， 從他的好朋友兼恩人身上，看到了人民是多麼無情。這就是人性。人們感謝你三個禮拜、三個月、一年，過了就沒有了！

戴高樂看清這件事。

一九四六年的一月二十日禮拜天，戴高樂召集一場內閣會議，通常內閣會議不可能在禮拜天召開，除非是緊急狀況，所以內閣成員以為法國發生了什麼突發事件。閣員們被請到愛麗榭宮以後， 戴高樂走進會議室，面容很嚴肅，與每一個閣員握手，然後請大家就座。他什麼都沒有先鋪陳，第一句就宣佈：「我要退休了！」

戴高樂認為他的使命是在恢復法國的偉大，一旦法國人民覺得他們已經不需要一個團結而偉大的法國，或者是他們討厭這樣的領袖、這樣的使命感，他們覺得太沈重，那他的人生任務就已經完結了！

他說到做到，戎馬半生，實質恢復法國自由與尊嚴的戴高樂將軍，離開總統府的位子，離開將軍身分，一無所有的走出愛麗榭宮，沒有帶走任何一個禮物，成了一介平民。

我自己常常接觸一些擁有權力的人，很多人對一些權力者的印象與他實質性格的真相差距很大。

往往溫文儒雅的人其實很狠毒；往往看起來很霸道的人其實很溫暖。

戴高樂正是如此！恢復平民身分的戴高樂和以往莊嚴、硬梆梆的形象完全不一樣，他認為自己既是代表愛國的情操，就要有尊貴、正直、高知識分子的風範。變成一介平民以後，據他的鄰居們說，他非常斯文有禮，而且很溫暖，又很重視家庭關係。

戴高樂的私宅在一個叫作La Boisserie 的地方，翻成中文叫拉帕斯利。現在仍有一些崇拜戴高樂的人，會去參觀那個地方說：﹁喔！這是戴高樂故居！﹂他的家是一間造型相當樸實、一般法國鄉村的石頭房子。石頭屋位於小樹林裡頭，不是什麼大莊園。中產階級家庭出生的他， 未曾搜括什麼錢壯闊自己的物質。樹林外，有一個相當廣闊的、厚重的、濃密的大草原。拉帕斯利在巴黎東北一五○哩洛林省境內，周遭環境某程度來說與戴高樂的性情很像，相當的簡樸、相當的嚴謹。他自己把日子過得跟整個社會保持距離，很澈底的平民化啊！

根據他的廚子們日後回憶所做的一些相關紀錄，戴高樂的生活很簡單，相當有軍事紀律：早上八點，全家規定一起吃飯。吃完早飯以後， 戴高樂回到書房處理信函、閱讀書籍，還有寫作；他寫作能力沒有邱吉爾那麼好，也沒有邱吉爾那麼勤奮；但是他喜歡安靜閱讀。接近中午時，他會停止工作，散個步，做做運動，他說這樣中餐才吃得下。戴高樂夫妻感情很好，他們喜歡在花園和草地上散步、閒逛。一般來講，中餐對法國人是一天裡最主要的一餐，戴高樂喜歡將鄉間食品擺在花園裡頭，喝杯酒，有時喝一杯水，再加上一些簡單的三明治就可以了。然後， 他通常在書房裡消磨下午的時光。

我發現所有這些了不起的人，他們都很愛閱讀，在閱讀歷史跟哲學的書籍裡，他們會找到自己，理解他們所處的時代，而不會盲從或慌亂於外面鬧哄哄的世界，讓自己的心情跟著起起伏伏。

晚間則完全屬於家庭所有。

他很愛他的家，而且珍惜與家人相處的時光。他規定家裡的小孩，早餐、晚餐都要一起用餐。夫妻共有三位子女，長女叫伊莉莎白、兒子叫飛利浦、老麼是女兒叫安妮。他們大部分的時光都是在家裡度過，也不會特別想再繼續與巴黎的上流人士往來。他的第三個小孩──安妮從小有智能障礙。得了俗稱的「蒙古痴呆症」，有些虛榮的父母親會想把這種小孩藏起來，不想讓外界知道，甚至有些父母親會覺得「戴高樂怎麼會生出這種小孩」？

但讓我告訴你，戴高樂怎麼對待她。

退休後，他花最多的時間疼愛安妮。安妮雖然笨，但是對音樂有一點興趣，所以戴高樂花很長的時間陪伴她聽音樂，幫她放很多不同的唱片，給她聽收音機裡各種音樂節目，然後記錄到底安妮喜歡哪一些特別的歌曲。他經常對安妮講很多很多的故事，沒有嫌棄，反而更加的疼愛她。他的太太伊馮娜，則喜歡在花園工作，編織衣物；或到附近的村鎮裡，買先生喜歡吃的乳酪、肉品。

戴高樂離開總統職務後，曾經想過要組織政黨。後來，他和邱吉爾通了信，知道邱吉爾正在寫《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邱吉爾建議他： 「這些人啊！他們是不知感恩的，等一段時間吧。」

他接受老朋友給他的建議，很快的打消這個念頭，完全沒想東山再起。

在拉帕斯利這間鄉村石頭屋裡，他看著巴黎一屆一屆政府倒台，他對整個法國的政治走向也越來越悲觀。某個程度，他心灰意冷，甚至懷疑這就是他努力奮鬥的法國嗎？

我推測，那個時刻的他根本就不想再從政了！

有時候他會在日記上寫道：「我希望我能夠為法國再做出偉大的貢獻，法國不該是如此。」

有時候他又會寫：「這就是我當初努力的嗎？ 偉大火焰已經完全熄滅。」

可以感覺到他內心的拉扯與疼痛！

—-陳文茜《文茜説世紀典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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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OEj4QaIWC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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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人被國安法控告那件事，很多人在外面看，反而忍不住哭。哭泣是健康的生理渲泄，在此事觸發之前，現實和網絡的低氣壓已經持續很久，只等一個金屬疲勞，繼而爆破的點。反送中沒有具體的完結點，大約記憶只知道是後來示威日漸高風險、人人數日少，後來武漢肺炎就侵襲全球。政治運動之後的感傷和壓力，就一直累積，一般人陷入不知道自己是痛苦的痛苦狀態。直至標誌性的 show trial在鏡頭前映出來、香港「法治」如何展現真實一面，這一股持續將近兩年的戰爭情緒才找到一個爆發點。

一直以來，特區對這件事也沒有甚麼交代，沒有高級官員或者執法人員下台問責。在官方的論述中，那一切只剩下「社會事件」、「黑暴」等概括詞，十分模糊。「國際」在拜登上場之後，也就如此了，終於七百萬人不論政治立場，都要面對「如果很努力地做，但世界還是沒有改變」的失敗。

人生經常要面對失敗，有些世代甚至一出世就是失敗和多餘的。上一代像蕭生還能侃侃而談上一代電影業如何黃金時代，這自然是他們的福份。回歸前後，以及之後出世的一代，很早就要面對失敗，以及自己是狗的現實。你看，他好像一條狗。生命，和自己，都很像一條狗。能哭出來就好，但如果已經哭不出來，那就可能會變得怨毒，或者在精神性、社會性上無法生還。

這一點，就算沒有政治的對立，當代中國人也很難理解。這二三十年，中國經濟在上升，近來很多外國民調和田野調查都發現，中國人在全球人口中，對未來特別樂觀；反觀在香港，政治經濟沒有好過。有一代人一畢業就遇上沙士，有一代人一畢業就遇到金融海嘯，有一代人一畢業就遇到雨傘 (我那一代)，更不談更多所謂的結構性矛盾。香港年輕一代，和中國年輕一代，精神面貌就因為客觀形勢不一樣，而永遠不可能同理。你的肅靜只有自己才懂得。

後來發生了 2016 年第一波 DQ 事件，那時他們不打泛民的，事實上就是政壇只留給舊人玩，給中老年人玩，年輕人止步。青政本民前，以及眾志姚劉等等，不是年輕，就是素人。連政治也變成大富翁了。大富翁的玩法就是先到先得，後埋檯的，你怎麼優秀都玩不到，會被結構性剝削和陰乾。要痛苦，當時就很痛苦了。

當年的痛苦又多一份寂寞，因為當年 DQ 沒打到泛民，他們的支持者就不會分享到同一份感受，甚至惡言相向，彼此種下仇恨。很多人就此回不來了。

約莫是 2016-17 年，一次失敗就已明明白白擺在很多人面前。政團解散、知名人物流亡或入獄，受千夫所指。有很多本來高調的人，轉為低調，或者離開去讀書，或者準備移民。一時間你覺得很熱鬧的世間，不再熱鬧。甚至公民社會有人很理所當然地說，本土派不是已經收皮了嗎？

甚至再遠一點，佔領運動反而有貝體的清場時間，但大家都知道在清場之前，內部早已因為退場還是留守、旺角還是金鐘而有了各種想法。激烈血氣並沒有隨清場而終結，之後變成了反水貨行動，變成思想上更進取思考香港前途，但那不是所有人一起受苦。2017-19 年的前期，主流政界也曾經跟政府關係要好。後來我訪問很多光譜比較主流的年輕人，他們都不約而同說，曾俊華選特首萬民呼應的時候，他們最難受。那時，2014 年的事情都未解決，卻整個社會都(看似) 是向前走的氣氛。現在未解決的事情又更多了。

萬籟俱寂的時候，你要怎麼處理自己內心的翻騰呢？

不管你是甚麼人，總會在不同的時空面對這樣的冰冷或者失敗。你可以拉長接受的過程，但終於事實是擺在眼前。現實一旦夠真，就夠震憾，社教化便是讓你打上精神的烙印，讓你知道武學再深，深不過地，以後你就不自由了。真正的習得無力感，要靠行刑圍觀來傳播。2016 年那一波，骨幹力量像泥石流一樣流散的情景，令人難忘。活在真實中，是了解呼天搶地都沒有救助，所有希望熄滅之時，你只剩下自己這個空殼，世界變得流形的，彷彿不再真實，因為自己的世界觀被現實撞散了，但你會知道有其他人不是這樣看，他們的感受完全正常，這些人的存在，令你更加感到痛苦。

知道很多人在處境艱難時，總會找一些事來做，例如去做一些宣傳，例如去捐錢，或者去食黃店則是近一兩年發明出來。這些本質上不是壞事，但過於依靠燃燒悲情來持續。這時大家自然又形成新一波的盲信，於是曾俊華的黃特首熱潮，就是初嘗絕望的香港人移情的對象。之後會不會又出現第二次第三次呢？這些年來出了那麼多捉鬼和 blame the victim 的意見領袖，都是因為民間的需求存在，有人投其所好而已。點閱量和贊助金說明一切。

人通常都是對自己的情緒和感受偷懶，當感受出現時，我們很少精確地觀測它，對自己描述那種感受的前世今生，而是急著移情，將事情轉移到別的狂信之中。人通常會這樣做，因為痛苦和被現實打倒，是一秒都不想停留的地獄。凝視困境一秒，靈魂都如入火聚，於是痛苦就無法沉澱，人在轉移視線的時候，層次就會變得單薄。如果抗爭失敗，那就移民，而且說是打國際線、為誰人留後，那種急不及待，便是在轉移自己的痛苦。所以他們是失言的，但也是真心痛苦的，痛苦得無法處理，在一個又一個的議題趕場中失去自己。

為甚麼不讓痛苦多折磨自己一點，直到自己更加理智、更加堅強、更加對得起失敗的光臨呢？於是人們總是急著下定論，香港已死、XX已死，因為他們下了結論，心理上就能 move on。然而生命永遠在生長，為甚麼要下結論呢？ 2016 年有一小撮人收皮了，但那件事以另一個形式在石牆裡長出花，說它成功不是，但說它失敗也是武斷，只會困擾當下的自己。老莊學派說困於過去、困於未來，都是無法在當下活著。進一步說，沒法在當下活著的人是在虛渡生命。努力活著的人，總是不斷地假裝過去和未來都不存在，才能擠出氣力來。

當然，我也是在虛渡和迷失的角落跟你說這些話。人不可能經常征服痛苦，在它的蹂躪中仍保持一種理智已經算是不錯。

讀歷史的人都會知道，一百幾十年的事情，可以幾句就說完，甚至可以塑造另一個定性，一切都變得權力流動和「觀點與角度」。例如說西班牙經歷了白色恐怖數十年，你看，我們說這「數十年」，就三個字，但當中實際影響了多少家庭、親友、鄰里，有多少人因而移民或者流亡，都壓在那簡單的「幾十年」的寫法之下。歷史和世界就像茫茫大海，你投入了一個瓶子，不知道它循環多久，不知道瓶子會不會到達另一個國度的沙攤上。甚至你會看到被迫害者，可能遙身一變成為迫害者。生命的意志超過時間，也超越善惡，但首先你要渡得過彼岸，讓點連成線和面。我有這種意志嗎？我經常問。

面對那黑暗大海，人們拼命為自己創造希望，但同時希望會使人失望。用希望來治療自己是飲鴆止渴。你試過失望，你就知道那毒藥有多毒。例如人們就把希望過度投資在領袖、在特朗普 (或拜登、兩黨共識 or whatever)、在意見領袖、在司法制度……之類。對自己好一點，不要被希望引誘。

一般人的內心折騰不起世界觀破滅的。當我聽見社會賢達問，現在香港究竟還有沒有司法獨立，因為我沒見過香港黃金時代，我感性上無法跟他們同調，但理性上我知道他們已經到了存在危機，世界觀被完全打碎，內心的痛苦、頭腦的混亂，可想而知。

歷史進程，每次形勢不妙，大家就自然會急著說，不要這樣做，要如何如何做。儘管只是發泄情緒，但這不是太著急了嗎？為何那麼早就定論去安撫自己呢？世界的本質將會是混淆，預測未來和定論是為了安撫自己，卻進一步吸光人的續航力。

三十年前，沒人想過台灣會那麼好，在國際上穩住了腳步，全世界都要跪求他們的晶片業。誰想過呢？在幾十年前他們在受難的過程中，應該沒人想像過吧。我們也無法想像香港會死而復生，但如果香港人急著下定論，未來就沒可能性可言，你的人生也會變得痛苦而膚淺。苦是人類最古老的敵人和朋友，多數人只會痛苦而膚淺，好嬲好嬲好驚好驚，但結不出其他果子，但我們的先輩都因為痛苦而深刻而活了下來，才有下一波的文明，他們是文明和民族的脊椎，他們受的苦我無法想像，但他們有從痛苦和受身中學到甚麼則是肯定。

香港是被歷史優待的，在全世界都在反殖鬥爭之時，我們被凍結在某一個時空，當中是中國還是英國還是香港人自己佔多一點，已經不可考，但我們就像小孩子一樣，文明的痛苦一直跟我們絕緣，導致見多識廣，本應老辣的社會賢達也經常真心發表天真無邪的言論，這便是我們整體稚氣的表徵。

痛苦光臨時，聽音樂是其中一種深潛的空間。跟痛苦經常扯上關係的其一個樂隊是日本的 X Japan。我聽他們大概是從高中大學開始，直到現在還是 playlist 的常駐品。這隊偉大樂隊，命運多舛，經歷過主唱被邪教洗腦導致解散，後來又有兩個原祖成員因故而死，後來重組都已經只剩下「生還者」。雖然他們也有商品和煽情成份，但讀得越多他們的故事，包括傳記故事和紀錄片，就越看到人類的意志力沒有極限。他們解散前有一個日本音樂會叫《The Last Live》(1997)，當然在很早前就我就看過，但後來在主音的自傳才讀到，那時他受邪教猛烈的精神控制，身體也被虐打，但最終也撐著去參加，因為沒有主音就基本開不了唱。

當時的粉絲不知內幕，但多少將樂隊解散歸咎他，可以說是被歌迷憎恨著。他當時的身不由己和痛苦，是後來脫離教團之後才陸續發表出來。十多年之後，你才知道他們現場演出時的表現、細微動作藏著莫大的故事，但那個 live 也充滿異常的力量。後來他們經歷莫大的損失、不幸、疾病、工傷手術等等之後，仍然重組了起來，一切都變得洗煉，雖然不再年輕，但作為活著的心靈戰場，還是活了下來，再次發光發熱。每次我有問題，我就去聽他們的歌，不會得到答案，但得到撐著的能量，對他們一路走來的韌力還是心馳神往的。我有這種意志嗎？我經常問。

沒有任何大道理在其中，我渡了我自己。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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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特區對這件事也沒有甚麼交代，沒有高級官員或者執法人員下台問責。在官方的論述中，那一切只剩下「社會事件」、「黑暴」等概括詞，十分模糊。「國際」在拜登上場之後，也就如此了，終於七百萬人不論政治立場，都要面對「如果很努力地做，但世界還是沒有改變」的失敗。

人生經常要面對失敗，有些世代甚至一出世就是失敗和多餘的。上一代像蕭生還能侃侃而談上一代電影業如何黃金時代，這自然是他們的福份。回歸前後，以及之後出世的一代，很早就要面對失敗，以及自己是狗的現實。你看，他好像一條狗。生命，和自己，都很像一條狗。能哭出來就好，但如果已經哭不出來，那就可能會變得怨毒，或者在精神性、社會性上無法生還。

這一點，就算沒有政治的對立，當代中國人也很難理解。這二三十年，中國經濟在上升，近來很多外國民調和田野調查都發現，中國人在全球人口中，對未來特別樂觀；反觀在香港，政治經濟沒有好過。有一代人一畢業就遇上沙士，有一代人一畢業就遇到金融海嘯，有一代人一畢業就遇到雨傘 (我那一代)，更不談更多所謂的結構性矛盾。香港年輕一代，和中國年輕一代，精神面貌就因為客觀形勢不一樣，而永遠不可能同理。你的肅靜只有自己才懂得。

後來發生了 2016 年第一波 DQ 事件，那時他們不打泛民的，事實上就是政壇只留給舊人玩，給中老年人玩，年輕人止步。青政本民前，以及眾志姚劉等等，不是年輕，就是素人。連政治也變成大富翁了。大富翁的玩法就是先到先得，後埋檯的，你怎麼優秀都玩不到，會被結構性剝削和陰乾。要痛苦，當時就很痛苦了。

當年的痛苦又多一份寂寞，因為當年 DQ 沒打到泛民，他們的支持者就不會分享到同一份感受，甚至惡言相向，彼此種下仇恨。很多人就此回不來了。

約莫是 2016-17 年，一次失敗就已明明白白擺在很多人面前。政團解散、知名人物流亡或入獄，受千夫所指。有很多本來高調的人，轉為低調，或者離開去讀書，或者準備移民。一時間你覺得很熱鬧的世間，不再熱鬧。甚至公民社會有人很理所當然地說，本土派不是已經收皮了嗎？

甚至再遠一點，佔領運動反而有貝體的清場時間，但大家都知道在清場之前，內部早已因為退場還是留守、旺角還是金鐘而有了各種想法。激烈血氣並沒有隨清場而終結，之後變成了反水貨行動，變成思想上更進取思考香港前途，但那不是所有人一起受苦。2017-19 年的前期，主流政界也曾經跟政府關係要好。後來我訪問很多光譜比較主流的年輕人，他們都不約而同說，曾俊華選特首萬民呼應的時候，他們最難受。那時，2014 年的事情都未解決，卻整個社會都(看似) 是向前走的氣氛。現在未解決的事情又更多了。

萬籟俱寂的時候，你要怎麼處理自己內心的翻騰呢？

不管你是甚麼人，總會在不同的時空面對這樣的冰冷或者失敗。你可以拉長接受的過程，但終於事實是擺在眼前。現實一旦夠真，就夠震憾，社教化便是讓你打上精神的烙印，讓你知道武學再深，深不過地，以後你就不自由了。真正的習得無力感，要靠行刑圍觀來傳播。2016 年那一波，骨幹力量像泥石流一樣流散的情景，令人難忘。活在真實中，是了解呼天搶地都沒有救助，所有希望熄滅之時，你只剩下自己這個空殼，世界變得流形的，彷彿不再真實，因為自己的世界觀被現實撞散了，但你會知道有其他人不是這樣看，他們的感受完全正常，這些人的存在，令你更加感到痛苦。

知道很多人在處境艱難時，總會找一些事來做，例如去做一些宣傳，例如去捐錢，或者去食黃店則是近一兩年發明出來。這些本質上不是壞事，但過於依靠燃燒悲情來持續。這時大家自然又形成新一波的盲信，於是曾俊華的黃特首熱潮，就是初嘗絕望的香港人移情的對象。之後會不會又出現第二次第三次呢？這些年來出了那麼多捉鬼和 blame the victim 的意見領袖，都是因為民間的需求存在，有人投其所好而已。點閱量和贊助金說明一切。

人通常都是對自己的情緒和感受偷懶，當感受出現時，我們很少精確地觀測它，對自己描述那種感受的前世今生，而是急著移情，將事情轉移到別的狂信之中。人通常會這樣做，因為痛苦和被現實打倒，是一秒都不想停留的地獄。凝視困境一秒，靈魂都如入火聚，於是痛苦就無法沉澱，人在轉移視線的時候，層次就會變得單薄。如果抗爭失敗，那就移民，而且說是打國際線、為誰人留後，那種急不及待，便是在轉移自己的痛苦。所以他們是失言的，但也是真心痛苦的，痛苦得無法處理，在一個又一個的議題趕場中失去自己。

為甚麼不讓痛苦多折磨自己一點，直到自己更加理智、更加堅強、更加對得起失敗的光臨呢？於是人們總是急著下定論，香港已死、XX已死，因為他們下了結論，心理上就能 move on。然而生命永遠在生長，為甚麼要下結論呢？ 2016 年有一小撮人收皮了，但那件事以另一個形式在石牆裡長出花，說它成功不是，但說它失敗也是武斷，只會困擾當下的自己。老莊學派說困於過去、困於未來，都是無法在當下活著。進一步說，沒法在當下活著的人是在虛渡生命。努力活著的人，總是不斷地假裝過去和未來都不存在，才能擠出氣力來。

當然，我也是在虛渡和迷失的角落跟你說這些話。人不可能經常征服痛苦，在它的蹂躪中仍保持一種理智已經算是不錯。

讀歷史的人都會知道，一百幾十年的事情，可以幾句就說完，甚至可以塑造另一個定性，一切都變得權力流動和「觀點與角度」。例如說西班牙經歷了白色恐怖數十年，你看，我們說這「數十年」，就三個字，但當中實際影響了多少家庭、親友、鄰里，有多少人因而移民或者流亡，都壓在那簡單的「幾十年」的寫法之下。歷史和世界就像茫茫大海，你投入了一個瓶子，不知道它循環多久，不知道瓶子會不會到達另一個國度的沙攤上。甚至你會看到被迫害者，可能遙身一變成為迫害者。生命的意志超過時間，也超越善惡，但首先你要渡得過彼岸，讓點連成線和面。我有這種意志嗎？我經常問。

面對那黑暗大海，人們拼命為自己創造希望，但同時希望會使人失望。用希望來治療自己是飲鴆止渴。你試過失望，你就知道那毒藥有多毒。例如人們就把希望過度投資在領袖、在特朗普 (或拜登、兩黨共識 or whatever)、在意見領袖、在司法制度……之類。對自己好一點，不要被希望引誘。

一般人的內心折騰不起世界觀破滅的。當我聽見社會賢達問，現在香港究竟還有沒有司法獨立，因為我沒見過香港黃金時代，我感性上無法跟他們同調，但理性上我知道他們已經到了存在危機，世界觀被完全打碎，內心的痛苦、頭腦的混亂，可想而知。

歷史進程，每次形勢不妙，大家就自然會急著說，不要這樣做，要如何如何做。儘管只是發泄情緒，但這不是太著急了嗎？為何那麼早就定論去安撫自己呢？世界的本質將會是混淆，預測未來和定論是為了安撫自己，卻進一步吸光人的續航力。

三十年前，沒人想過台灣會那麼好，在國際上穩住了腳步，全世界都要跪求他們的晶片業。誰想過呢？在幾十年前他們在受難的過程中，應該沒人想像過吧。我們也無法想像香港會死而復生，但如果香港人急著下定論，未來就沒可能性可言，你的人生也會變得痛苦而膚淺。苦是人類最古老的敵人和朋友，多數人只會痛苦而膚淺，好嬲好嬲好驚好驚，但結不出其他果子，但我們的先輩都因為痛苦而深刻而活了下來，才有下一波的文明，他們是文明和民族的脊椎，他們受的苦我無法想像，但他們有從痛苦和受身中學到甚麼則是肯定。

香港是被歷史優待的，在全世界都在反殖鬥爭之時，我們被凍結在某一個時空，當中是中國還是英國還是香港人自己佔多一點，已經不可考，但我們就像小孩子一樣，文明的痛苦一直跟我們絕緣，導致見多識廣，本應老辣的社會賢達也經常真心發表天真無邪的言論，這便是我們整體稚氣的表徵。

痛苦光臨時，聽音樂是其中一種深潛的空間。跟痛苦經常扯上關係的其一個樂隊是日本的 X Japan。我聽他們大概是從高中大學開始，直到現在還是 playlist 的常駐品。這隊偉大樂隊，命運多舛，經歷過主唱被邪教洗腦導致解散，後來又有兩個原祖成員因故而死，後來重組都已經只剩下「生還者」。雖然他們也有商品和煽情成份，但讀得越多他們的故事，包括傳記故事和紀錄片，就越看到人類的意志力沒有極限。他們解散前有一個日本音樂會叫《The Last Live》(1997)，當然在很早前就我就看過，但後來在主音的自傳才讀到，那時他受邪教猛烈的精神控制，身體也被虐打，但最終也撐著去參加，因為沒有主音就基本開不了唱。

當時的粉絲不知內幕，但多少將樂隊解散歸咎他，可以說是被歌迷憎恨著。他當時的身不由己和痛苦，是後來脫離教團之後才陸續發表出來。十多年之後，你才知道他們現場演出時的表現、細微動作藏著莫大的故事，但那個 live 也充滿異常的力量。後來他們經歷莫大的損失、不幸、疾病、工傷手術等等之後，仍然重組了起來，一切都變得洗煉，雖然不再年輕，但作為活著的心靈戰場，還是活了下來，再次發光發熱。每次我有問題，我就去聽他們的歌，不會得到答案，但得到撐著的能量，對他們一路走來的韌力還是心馳神往的。我有這種意志嗎？我經常問。

沒有任何大道理在其中，我渡了我自己。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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