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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社事件對台灣原住民族最大的影響，是打開了具侵略性與殺傷力的現代化潘朵拉盒子。尤其對於情感豐富、崇尚藝術、文化有著柏拉圖式浪漫敏感的排灣族人來說，牡丹社事件不只打開了侵襲文化的潘朵拉盒子，也讓族人們亙古以來有如太陽般宏偉的民族自尊蒙塵，自此背負著引來日本登陸、拖累其他族人們的愧疚感直到如今。

倘若台灣政壇與傳媒文化圈，有機會出現具備台灣主體史觀視野的人，並讓他們來主掌公眾媒體資源。就知道國族教育得以台灣島國主體史觀為主軸，將這些國族歷史重要的節點製作成為台灣歷史大河劇。

這段歷史得以排灣族人及其他原住民族的視角，來告訴台灣當代及後代子民，牡丹社事件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當代及後代台灣子民應該如何看待這段歷史。

而非由華殖統治者、華腦學者，去胡亂詮釋這些節點的歷史，扭曲原民主體傳統領域的文化衝突。

牡丹社事件:

牡丹社事件是「小戰爭，大影響」，它改變了東亞情勢和台灣原住民的命運，也牽連島內複雜的族群關係與住民生活。事件後為強化對南台灣統治，包括恆春設縣築城、鵝鑾鼻燈塔也在美日等國的要求下建造。按日本於明治維新後，於1871年，發生琉球宮古島的居民六十六名漂流至南台灣恆春半島、其中五十四名因誤闖斯卡羅(Seqalu)王國領土，被高士佛社的排灣族殺害、剩下十二名脫險返國「宮古島民台灣遇害事件」。

當時琉球同時受到日本及清朝的保護，日本以「懲辦兇手」為藉口，出兵台灣，1874年攻打排灣族斯卡羅王國，即「牡丹社事件」。高士佛社和牡丹社族人當時據石門天險以簡易的槍枝抵禦日軍攻勢，牡丹社頭目阿祿古父子等多名戰士奮戰而亡。數日後，日軍展開強大攻擊，兵分三路進攻牡丹社及高士佛社，放火焚燒屋舍，原住民遁入山林間展開游擊戰，日軍士兵因水土不服紛紛病倒，與族人商談停戰後撤兵。雖然日本因水土不服而自動撤軍，但卻由清、日雙方仍簽訂條約，清朝須負賠償費，日本撤兵。

1872年，日本政府設領事進駐福州探窺台灣情形，並暗地裡派遣陸軍少校樺山資紀(後為首任台灣總督)與在中國留學的水野遵到台，做實地調查。與此同時，破例以年薪一萬二千銀元將美國前駐廈門領事、精通台灣事務的李仙得 (C.W. LeGendre) 聘為外務省顧問，進行向台灣出兵的準備，對李仙得甚至答應將來任命他為台灣總督。李仙得1867年於廈門領事任內，與南台灣的斯卡羅王國頭目卓杞篤(Cuqicuq Garuljigulj)之間締結有關救助海難的條約。當時在台灣南部海上，美國船之外有多數外國船遇難，遭難者擅闖原住民領土，而被部落處決的事件頻頻發生，而清廷表明原住民與其所居住區域為「化外之民、化外之地」非清朝領土，而是屬原住民的領土範圍，所以李仙得經過美國政府認可，直接與卓杞篤締結條約。

日本外交大臣副島種臣於1873年3月赴北京交換「日清修好條規」批准書時，為牡丹社事件向清廷提出交涉。清廷以台灣居民係「化外之民」，該地區屬於「教化未及之地」，劃清牡丹社事件之責任。受此回應，日本政府即於1874年4月，任命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為台灣蕃地事務都督、大隈重信為台灣蕃地事務局長、李仙得為事務局二等官，做為出兵台灣的首腦陣容。由西鄉率領日軍，同年五月十七日由長崎出發，二十二日在台灣南部的恆春附近登陸。雖然受到瘟疫與台灣原住民游擊式反擊，仍於6月成功地佔領大龜文(Tjakuvukuvulj)王國(又稱「瑯嶠上十八社」，存在時代橫跨史前、荷治、鄭氏、清治以及日治)南方領土。

西鄉等佔領台灣南部期間，日本政府派遣大久保利通為全權大使，由李仙得陪伴前往中國，重覆交涉的結果，於同年十月三十一日締結「北京專約」，清廷以購買日軍所建房舍道路名義付日本五十萬兩銀錢，而日本則答應由台灣撤兵。清廷在條約中稱日本出兵台灣是「保民義舉」，並且同意支付受害者遺族慰問金十萬兩白銀。其中保民所指為「日本國小田縣民」，但日本則解釋為清廷對琉球屬日的承認。/陳有川

【火星沒有愛情故事】
　
2020的最後一週，來看一部短篇科幻小說吧，小編這次選的是傑弗里·蘭迪斯的作品〈墜落火星〉。
　
在這部短篇故事裡，與其說火星是用來移民，不如說是用來「扔垃圾」─一群犯了重大惡行的罪犯，被流放到火星自生自滅（小編個人超級喜歡這個創意）。
　
為了生活，這群惡人不得不暫時同心協力，在改造火星環境的同時，還得防範下一批「移民」。他們究竟能不能順利活下去呢？來看看這部精彩的短篇作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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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火星 / 傑弗里·蘭迪斯
　
歷史並不一定如我們所希望的那般美妙……
　
火星上的人們沒有文學。移民火星的過程是不可饒恕的罪孽。那些被放逐的人們沒有時間寫作。但是他們仍然有故事。他們把這些故事講給年紀太小、還不能真正理解其中含義的孩子們聽，孩子們又講給他們自己的孩子們聽。這些故事成了火星的傳說。
　
這些故事裡沒有一個是愛情故事。
　
那些日子裡，人們從天上墜落下來。他們從赭色的天空墜落下來，從那些有著薄薄的鋁制外殼、擠滿了帶著惡臭味的人體、幾乎已經不能用了的飛船裡落下來。他們中一半是屍體，另一半幾乎也是屍體。登陸是艱難的。許多飛船被撞得裂開了，將人的身體和珍貴的空氣灑在幾乎跟真空差不多的火星上。但是他們仍然隨著一波接一波的飛船墜落下來。這些人類的渣滓被隨意地從太空拋落在火星那坑坑窪窪的沙漠上。
　
在二十一世紀中葉，地球上所有的政府都廢除了死刑。但是他們發現他們廢除不掉謀殺、強姦和恐怖活動。人們覺得有些罪犯太邪惡，永遠不可能改惡從善。這些人已經脫離了人類社會，太狡猾，太暴力，永遠不會被社會接受。對於地球上的政府而言，最完美的解決辦法就是把他們送到另外一個世界，讓他們自己掙扎求生。如果他們生存不下去，那也只能怪他們自己，不能怪地球上的法官和陪審團們。
　
建造運送囚犯的飛船的合同落到了要價最低廉的廠商那裡。如果囚犯們在飛船上過得很艱難，得到的食物和飲水沒有指定的那麼多，或者生命維持系統的品質沒有指定的那麼高，那又怎麼樣？誰會說出來？旅途是單程的，連飛船都不會返回地球。沒必要把飛船造得那麼結實。只要它們不在起飛的時候撕裂就行了。即使有的飛船在起飛的時候便四分五裂，又有誰會為死者而悲哀呢？反正那些囚犯永遠也回不了社會。
　
我們聽說我們的爺爺的爺爺的爺爺，賈瑞德，在第五批放逐者裡面。我們家族傳說，他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替求告無門的人說話時態度太積極，於是被送進了放逐飛船。
　
當然，地球上的政府宣稱，沒有一個持不同政見者被送到火星。只有根深蒂固的最壞的罪犯，那些他們絕不允許返回人類社會的、死不悔改的罪犯，才被地球上的監獄放逐到火星。政治犯不在此之列。但是地球上的政府慣於撒謊。送到火星的確實有謀殺犯，但是他們中間還有一些人，僅僅因為把他們的危險思想宣諸於口便遭到放逐。
　
但是，我們的家族傳說也是個謊言。是的，是有些無辜的人被放逐。但我的爺爺的爺爺的爺爺並不是這種人中的一個。時間模糊了事實，現在沒有誰能確切地說出真相。但是他是最後活下來的一個。一個瘦小得像老鼠一樣的男人，像舊繩子一樣結實，像蛇一樣狡猾。
　
我的爺爺的爺爺的奶奶，凱拉，是火星最初的居民之一。是位於肖巴塔納科學基地的成員。在有人想到往火星上放逐罪犯之前很久，這個國際基地就已經建立了起來。當接收到關閉基地、撤離火星的命令時，她選擇了留下。她跟地球上的政治家和其他人說，她的科學更重要。她在研究火星上的古氣候，試圖理解這個行星是怎麼變乾變冷的，以及熱和冷是怎麼在火星上以漫長的、波動的方式交替的。這種知識，她說，是她的母星急迫需要的。
　
作為留在火星的肖巴塔納基地的十七個人之一，我的爺爺的爺爺的奶奶凱拉在她那個時代得到了一點有限的名聲。這名聲也許有一點幫助。當人們從天空墜落的時候，他們的電臺廣播提請地球的政府記住他們的許諾：放逐火星的本意不是判處罪犯死刑——至少政府是這麼宣稱的——難民們的請願可以被輕易地當作誇張和謊言打發掉，但是肖巴塔納有電臺。他們對難民們的生動詳細的報導產生了一些效果。
　
頭幾年裡，地球運來了一些補給。大多數來自一些自願者組織：巴哈依救濟集團、國際大赦組織、聖保羅的神聖姐妹。但是這些並不夠。
　
在兩次移民潮之後，留下來的科學家們認識到他們已經沒有希望研究科學了。他們盡自己所能迎接那些囚犯，幫助他們在與時間進行的殊死競爭中去建立居住地，開始種植植物以淨化空氣，生存下去。
　
火星是一個沙漠，是太空中一塊光禿禿的大石頭。將罪犯送到火星並不比判處死刑仁慈多少。他們必須迅速學習，否則就是死亡。大多數人死了，少數人學會了。他們學會了電解深埋在地下的水來生成氧氣，學會了精煉原料製造工具、製造熔爐、冶煉合金、製造能使他們活下去的機器。但是，就在他們製造那些也許可以使他們活下去的機器的時候，更多絕望的、瀕死的囚犯從天空墜落下來，更多憤怒殘暴的人，認為自己已經再也沒有什麼可以失去了。
　
毀掉基地的是第六波移民潮。這是一件愚蠢的自殺行為。但是那些人邪惡，充滿怨恨，而且正在走向死亡。一代過後，他們稱自己為政治難民。但是幾乎可以毫無疑問地說，他們都是些暴徒、強盜和謀殺犯。第六次移民潮帶來了一個領導者，他稱自己為丁勾。在地球上，他在一個住宅區用機槍打死了幾百人，因為他們的保護費交得太遲了。在飛船上，僅僅為了證明他是他們的頭，他徒手殺死了七個囚犯。
　
他成了頭。帶著恐懼、尊敬或者純粹的憤怒，囚犯們開始追隨他。當他們落到火星上時，他折磨他們，訓斥他們，揍他們，鍛煉他們，使他們成為一支憤怒的軍隊。丁勾告訴他們，他們是被拋棄到火星上來慢慢等死的。要想生存下來，唯一的希望是以自己的殘忍來對付地球的殘忍。他率領他們穿過火星荒蕪的沙漠，長途跋涉五百公里，來到肖巴塔納居住地。
　
沒等居民們意識到他們被攻擊，居住地就被佔領了。那些沒有拋棄基地的科學家們被從破壞的居住地得到的廢金屬打倒了。他們被蒙上眼睛抓起來當作人質。囚犯們通過電臺廣播向地球提出了他們的要求。地球沒有答應，於是他們把男人剝光衣服扔到沙漠裡等死。在憤怒和絕望之中，來自第六移民潮的暴徒們摧毀了基地，摧毀了這個將他們從幾億公里外運來送死的地球文明的可見的象徵。留在基地的女人們則被強姦，然後，破壞者給了她們機會，讓她們乞憐求生。
　
來自第四次和第五次移民潮的人聯合了起來。他們本是陌生人。很多人從來沒有看到過別人的臉，看到的只是衣服上的反射面罩。但是他們漸漸明白了，生存下來的唯一方法是合作。他們學會了在沙底下打洞。自製的收音機告訴他們基地被洗劫了，於是他們悄悄地爬過沙漠，靜靜地窺探著，等待著。當破壞者們掠奪完他們認為有價值的一切，放棄基地之後，躲在沙底下，來自第五次移民潮的人們衝了出來，在他們猝不及防的情況下抓住了他們。這些襲擊基地的破壞者沒有一個活下來。丁勾逃向沙漠。是賈瑞德.瓦嘎斯，我的爺爺的爺爺的爺爺，發現了他，追上了他，並且殺死了他。
　
然後，他們前往肖巴塔納基地，看看那裡還有什麼可以挽救的。
　
爺爺的爺爺的爺爺在廢墟裡找到了她，撕開她眼睛上的蒙布。她看著他，她的眼睛一時間還不能適應突然的亮光。所以她以為他跟那些強姦了她、掠奪了居住地的人是一夥的。她當然不可能知道，爺爺的爺爺的爺爺和別的人是在搜尋倖存者，他們這一幫裡的其他人正在瘋狂地修補幾個太空艙，企圖保持空氣。空氣洩漏的尖嘯聲在她的耳邊響起，她往上看著他，眨著眼睛，她的鼻子、眼睛都在流血。她說：「在我死之前，你必須知道，土壤裡面有氧氣。烘烤土地可以把它們釋放出來。」
　
「什麼？」爺爺的爺爺的爺爺說。他沒有想到，這個全身赤裸，流著鮮血，因為缺氧症快要暈過去的女人會說出這種話。
　
「氧氣！」她用力喘著氣說，「氧氣！溫室完了。有些幼苗也許還活著。但是你們沒有時間了。你們現在就需要氧氣。你們必須找到什麼方法給地表土加熱。造一個太陽爐。你們可以通過加熱土壤獲得氧氣。」
　
然後她就暈了過去。爺爺的爺爺的爺爺像拖一袋石頭一樣將她拖到一個補好的太空艙裡，叫了起來：
「我找到一個。還活著！我找到一個活的！」
　
在以後的幾個月裡，賈瑞德在她哭泣詛咒的時候抱著她，照料她，直到她恢復健康，並且在她懷孕的時候跟她待在一起。他們的婚姻是火星上的第一次。雖然也有些女犯人罪行重得足以被放逐火星，但是男囚犯的數目仍然是女囚犯的十倍。
　
這兩群人，謀殺犯和科學家，他們建立起了文明。
　
飛船還在繼續從地球飛來。每艘飛船都修得比上一艘差，每次送來的死屍都比活人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一種恩賜。因為人總會死的。而屍體，無論怎麼消瘦，都具有珍貴的有機物質，可以將一平方米的貧瘠的火星沙礫轉化為溫室土壤。每具屍體都能使一個倖存者活下來。
　
成千的人死於饑餓和窒息。更多的人被謀殺了，這樣他們呼吸的空氣就可以給別人用。難民們學習著。在我的爺爺的爺爺的奶奶的領導下，每當有飛船降落的時候，他們學會了在降落傘還沒來得及收起來的時候就將飛船拆散成部件。至於那些被運來的人，如果他們不能在真空呼吸的話（火星稀薄的空氣從來就沒有好過充滿灰塵的真空），他們最好動作快點。
　
只有最堅韌的人生存了下來。這些人大多是最矮小、最不起眼的人，像老鼠一樣。太邪惡、太頑強，以至於難以被殺掉。二十五萬囚犯被送到火星，直到地球的政府發現行為矯正晶片比運送囚犯去火星便宜為止。然後，地球的政府就竭盡全力忘掉他們曾經做過的事。
　
我的爺爺的爺爺的爺爺賈瑞德成了難民們的領袖。這是個殘忍的工作。因為那些人都是殘忍的人。但是他通過格鬥、威嚇和陰謀來領導他們。
　
火星上沒有愛情故事。難民們沒有時間和資源留給愛情。愛情，對於難民們來說，是侵襲少數人的一種難以預料的疾病，必須徹底清除。對於難民們來說，生存需要的是服從和永不休止的工作。在個人和自由中繁榮的愛情，在火星上沒有位置。
　
是的，賈瑞德確實是因為反政府言論被地球送到火星。但是賈瑞德.瓦嘎斯早就死在了沙漠。當來自第五次移民潮的人們救援肖巴塔納基地的時候，賈瑞德.瓦嘎斯追蹤丁勾進了沙漠。這是他一生中犯的最後一個錯誤。他們中只有一個從沙漠裡回來，穿著賈瑞德.瓦嘎斯的衣服，稱自己為賈瑞德.瓦嘎斯。
　
沒有人認出他。因為第五次移民潮的人來自大約十二艘飛船。如果這裡面的任何人曾經是原來的賈瑞德.瓦嘎斯的朋友的話，他們都在新的賈瑞德.瓦嘎斯從沙漠回來之後死去了。認識丁勾的人只有那些來自第六次的移民潮的放逐者。但是這些人已經全部死掉了。
　
他從沙漠裡回來，救了我的爺爺的爺爺的奶奶。第五次移民潮的人們接受了他。
　
但是，我的爺爺的爺爺的奶奶顯然沒有被愚弄。她是一個智慧的人——在她自己的領域裡可以說是傑出的。她一定認出了那個娶她的男人和那個帶領著憤怒的暴徒軍隊強姦她、破壞她的基地、看著她的朋友們死在火星稀薄的空氣裡時放聲大笑的傢伙是同一個人。
　
但是火星需要的是生存，不是愛情。而賈瑞德.瓦嘎斯是他們唯一可能的領袖。
　
自從第一個難民來到火星，火星上就發生了很多故事。這些故事裡沒有一個是愛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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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的大千世界】♩.♪ 今天是我曾在德國Koblenz上過一週大師班的已故蘇聯鋼琴家 魯道夫·凱勒 (Rudolf Kerer)逝世七週年，分享他在1963年的一部電影裡為飾演列寧的演員演奏的貝多芬奏鳴曲「熱情」！

Rudolf Kerer (10 July 1923 – 29 October 2013) was a much-recorded Soviet and Russian classical pianist.

▪️童年與少年時代

鋼琴家Rudolf Kehrer於1923年七月十日出生於喬治亞首府提比里斯的德裔家庭，其先祖在1816/7年間移民自德國的符騰堡，是當時許多移民至烏克蘭以及高加索地區國家（包括喬治亞、亞塞拜然、亞美尼亞）的德國家庭之一。

Rudolf Kehrer成長在提比里斯的德裔社區，附近有一間基督教教堂、德語學校，以及一間固定有德國籍醫生值班的醫院。當地的德裔家庭維持著德國的文化傳統，其中也包括了活躍的音樂會活動。

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奧德薩、基輔等地之外，當時在蘇聯各地頻繁舉行演奏會的眾音樂家也經常到提比里斯演奏。正如同著名的音樂家包括歐伊斯特拉赫、柯剛（Leonid Kogan）、李希特皆來自烏克蘭，巴許基洛夫（註一）、伏拉申科（註二）以及薇莎拉茲（註三）都是出生於喬治亞的提比里斯。提比里斯確實是當時蘇聯的音樂重鎮之一。

（註一：Dmitri Bashkirov 1931-，俄國鋼琴家，任教於莫斯科音樂學院以及馬德里蘇菲亞皇后音樂學院，學生包括Arcadi Volodos、Dmitri Alexeev、Nikolai Demidenko、Eldar Nebolsin以及鄧泰山。）

（註二：Lev Vlassenko 1928-1996，1958年柴可夫斯基鋼琴大賽首屆的銀牌，學生包括普雷特涅夫）

（註三：Eliso Virsaladze 1942-，喬治亞鋼琴家，1962年柴可夫斯基鋼琴大賽第三名，李希特非常讚賞她的才氣跟舒曼鋼琴作品詮釋，也多次來台演出）

Rudolf Kehrer父親Richard為鋼琴製造師及調音師，繼承了祖父Hermann的小工作坊。在這樣的社經背景中，Rudolf Kehrer與他的弟弟一起成長。家族的其他遠親也都住在提比里斯。

▫️跨出第一步

在父親的鋼琴事業耳濡目染下，Rudolf Kehrer在六歲便開始接受專門的鋼琴教育。Kehrer的第一位老師是德國女鋼琴家Erna Krause，在德國習樂而後來到提比里斯開設私立學校。儘管Kehrer日後回憶起Krause鋼琴班上的六年，認為學習成果相對而言沒有第二位老師Anna Tulaschwili的課程來得豐碩，但兩位老師都幫他打下了紮實的技巧基礎。

父親在各音樂廳以及演奏會的鋼琴調音工作也讓Rudolf Kehrer在很小的時候有機會認識到頂尖鋼琴家們的演出曲目。

十一歲時，Rudolf Kehrer被選為潛力新秀青年演奏家的一員，獲得了蘇聯文化部的支持，得到機會可以進一步深造鋼琴演奏。Rudolf Kehrer一直到十八歲都受教於Anna Tulaschwili的指導。

Rudolf Kehrer在十二歲時就能夠彈奏蕭邦的練習曲集；在著名鋼琴家Egon Petri（註四）某次來訪提比里斯的音樂會中，Rudolf Kehrer有機會在他面前演奏蕭邦的C小調練習曲《革命》，兩年後Rudolf Kehrer則可以彈奏幾乎全部的蕭邦練習曲。

（註四：Egon Petri，1881-1962，受教於布梭尼，其門下學生包括Earl Wild和John Ogdon）

▪️政治迫害和家庭拆散的年代

德裔喬治亞人長久以來安居在提比里斯的德語區，到了1930年代他們被迫愈來愈屈服於史達林政權對蘇聯境內少數族裔的壓迫。

早在1934年，所有居住於蘇聯地區的德裔居民都必須被造冊登記，而蘇聯政府稍後幾年便利用這些名單逮捕德裔居民並且驅逐其出境。

所謂的「俄羅斯化政策」指的是關閉蘇聯境內少數族裔的文化設施，而俄文則是唯一的法定官方語言。

Rudolf Kehrer也因此只能在德語學校上到四年級結束，最後在另一間俄語學校拿到畢業證書。

隨著蘇聯境內的德裔居民的基本人權不斷地遭到限縮，位於阿爾泰山脈區的蘇聯德語區主管機關也於1938年十一月遭到強制解散，烏克蘭則在1939年的三月底關閉所有的德語區主管機關。

1937/8年蘇聯政府開始了第一次大規模的逮捕行動，德裔、猶太裔、甚至是俄裔的知識份子都牽連於其中。Rudolf Kehrer的兩個叔叔在1938年遭到逮捕，他們之後便下落不明，唯一的可能就是遭到處決。Rudolf的父親則在1939年被指控擔任德國間諜而遭到逮捕，1943年過世在拘留所裡。母親只收到一張短短的通知信告知其夫已死，信上沒有任何關於死亡地點與原因的訊息。

隨著1941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與俄國的全面戰爭開始，德裔居民在蘇聯的生活情況變得更加惡劣。光在1941年的七月到十月就有大約十萬名德裔居民被強制遣送到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

德語區在1941年八月也全面被蘇聯陸軍以及內務人民委員部（簡寫為NKVD，也是日後KGB系統的前身）的特種部隊佔領，與國內其他區域的聯絡也被截斷。

1941年八月二十八日，來自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命令生效，蘇聯境內的德裔居民皆被指控涉嫌與德國通敵且密謀策反，並被大規模地遣送至蘇聯的中亞地區。

光是九月初，就有大約有四十萬名居住在伏爾加河流域、八萬名左右來自蘇聯其他鄰近歐洲區域，以及約兩萬五千名來自喬治亞與亞塞拜然的德裔人口，被強迫遷徙到西伯利亞以及中亞地區。在1942年到1944年之間則又有約五萬名德裔居民從列寧格勒及境內其他殘存的德語區被強迫遷出。

1941年的十月十八日，Rudolf Kehrer和母親、弟弟，以及兩位阿姨一併遭到遣送出境。他們被送上了卡車以及載運牲畜的貨運列車一路被送到了裏海旁的巴庫市（位於亞塞拜然），接著在顛簸動盪中渡過了裏海，繼續被遣送到哈薩克。最後在抵達塔什干（今日的烏茲別克首都）前的七十公里左右，遣送他們的火車停在一片荒漠的正中間。負責遣送的蘇聯士兵讓所有人在荒野中下車，而這些人經過了漫長的等待最終被運送牲畜的卡車分載到不同的當地村落。

▫️軍隊的監視

在嚴刑的威脅下，這些德裔居民只有得到當地指揮官的允許才能夠離開被分派遷居的中亞村落。這樣的執法嚴格地控制了當地居民的行動。

直到1956年，對於被遷居人民自由移動的限制才得以解除。只是這並不意謂德裔居民得以遷回到他們被蘇聯政府移居前的居住地區，他們一直等到80年代才得以回到家鄉。

Kehrer一家人先抵達哈薩克南部的村落Slawjanka，1946年後他們住在名為PachtaAral（字面上的意思是「棉花鋪成的海」）的集體國營農業公社。

當地的居住環境以及生活資源都非常惡劣：住的地方四壁都是乾土牆，沒有窗戶，屋頂是芒草鋪的，地板也僅是夯實的乾泥土；前幾個月配給的主食是玉米，偶爾有一隻陸龜（譯註：原文真的是這樣）。

嚴酷的氣候條件也讓居民吃了很多苦：當地冬天酷寒，而夏天沙漠地區的氣溫則可以來到四十度。

這些德裔居民被迫去做各種不同的勞力工作；Rudolf Kehrer得辛苦地負責照顧好幾片棉花田。

▪️勞工隊的生活

從1941年開始，當地所有能工作的男性都被徵召進勞工隊（Labor Army），1942年開始徵召的對象加入了沒有子女的女性，再晚一點則進一步增加了沒有嬰幼兒的母親們。最後算起來被徵召入勞工隊的德裔人數高達十萬人。

勞工隊負責的工作包括了建造工廠、鐵路、鋪路、以及開鑿運河。極端的工作量和惡劣的伙食條件使得許多人死於營養不良，有些人則是因為在小地方違反了規定便遭到毫不留情地射殺。

Rudolf Kehrer本來也會被徵召進入勞工隊。起初Kehrer因為生了重病而免於入伍，之後他在最後一次動員中受到徵召。正當Kehrer已經坐在準備出發的列車上時，一個舊識在月台上看到了他，讓他下車。舊識並且利用在警察單位服務的職務之便讓Kehrer不會再受到徵召。

▫️沒有鋼琴的十三年

儘管Rudolf Kehrer並沒有受過完整的教師訓練，他在接下來的幾年間開始在小學校教數學，而他的教學成功也讓他最後得以獲准接受函授教育。

在高分通過教師考試之後，Rudolf Kehrer取得了正式的教師證書。Kehrer選擇走入教育事業，卻是因為他很早就放棄了成為職業演奏家的希望。

在這段日子裡Kehrer既不能聽音樂也不能演奏。德裔的蘇聯人民持有收音機是違法的，Kehrer為了能夠記得他最心愛的鋼琴演奏，便在一塊板子上畫上了鋼琴的琴鍵，就著那塊板子舞動手指，讓音樂在腦海中響起。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整整十三年。

▪️新的開始

遷居人民自由移動的限制在1956年得以部分地解除。這時終於出現了一道曙光，前往大城市得到進一步的教育或是新的生涯規劃變得不再那麼遙不可及。

Rudolf Kehrer這時已經三十一歲了。在家庭會議中，Kehrer向家人表示他打算重新接受演奏家的養成教育，只是這個理想自然被認為只是一廂情願，甚至被懷疑根本不可能實現。

Rudolf Kehrer於是報名了塔什干音樂學院的入學考試。他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準備，順利地通過了考試，馬上從三年級開始上課（五年制）。

在重做學生的這幾年Rudolf Kehrer非常努力，有一陣子甚至是一天花上七到八個小時學習。這些努力帶給他非常傑出的成果：畢業考一結束Kehrer便馬上獲得了該學院的教職。

▫️決定性的大突破

要不是參與了1961年的戰後第二屆全蘇聯音樂大賽（註五），Rudolf Kehrer一定會一輩子都一直待在在塔什干的音樂學院教琴。1945年的戰後第一屆全蘇聯音樂大賽的鋼琴首獎正是李希特和Victor Merzhanov。

（註五：全蘇聯鋼琴大賽舉辦年度以及各次相隔年份實在不可考，可以得知的大概是吉利爾斯為1933年第一屆的鋼琴首獎、Yakov Flier為1935年度的首獎得主）

儘管超過參賽者的年齡限制，Rudolf Kehrer仍然被破例允許參加比賽。這一次的成功再次超乎預期：Kehrer獲得了評審團前所未見的五十分的滿分，抱走了大賽首獎。大賽的評審在參考意見中是這樣寫的：「Rudolf Kehrer絕對是蘇聯音樂界的奇蹟，他擁有非常獨特、個人化且圓熟的天賦，他的演奏也具備了鋼琴演奏所能企求的最完美音色特質。」

Rudolf Kehrer馬上獲得了當時蘇聯境內最聲名顯赫的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教職，他同時也成為了莫斯科愛樂固定合作的獨奏鋼琴家。

▪️僅限於鐵幕內的活動

不同於李希特與吉利爾斯等演奏家，Rudolf Kehrer儘管經歷了這些成功卻很長一段時間無法踏上西方國家演出。Kehrer的活動被限制在包括東德在內的東歐國家。儘管巴黎那邊公布了他的演奏會訊息、美國也發出了無數的邀請函，Rudolf Kehrer卻一直無法得到出國許可，也沒能得知蘇聯當局任何的拒絕理由。其實Kehrer的出國文件一再被擋下的真正原因來自於他父親與兩位叔叔死於史達林政權的冤獄，這讓蘇聯當局擔心Kehrer一旦到了西方國家就不會再回來。也因此Rudolf Kehrer的名聲只流傳於東德小小的圈子裡，這些人認識Kehrer要不是因為在音樂會或是廣播中聽過他的演奏，就是聽過他為蘇聯國營唱片公司Melodiya眾多錄音中的其中一張唱片。

▫️終於到達西方國家

在八零年代的末期Rudolf Kehrer第一次得到允許前往西方國家旅行。在1990年──也是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院執教的二十九年後──Kehrer受聘為維也納音樂學院的客座教授，他在這裡一直教到了1998年。

Rudolf Kehrer最後定居在瑞士蘇黎世，他在那裡待到2013年至他在柏林過世，他下葬在柏林弗里德諾的一個所謂的藝術家墓園區。

Rudolf Kehrer教授一生獲獎無數，他同時也是眾多鋼琴大賽的評審團之一，並且舉辦了許多鋼琴大師班，也有愈來愈多他的學生在國際著名的鋼琴比賽中展露頭角。

Rudolf Kehrer在幾近八十歲高齡的今日才被西方世界所認識並獲得肯定，實在是太遲了。史達林的恐怖政治扼殺了一個本來可以向世界開展的偉大藝術生涯，讓人唏噓不已。

（內文文字引用自：http://mainlyclassicalmusic.blogspot.com/2015/03/rudolf-kehrer.html?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