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白先勇小說:冬夜>
*這篇小說收錄於《台北人》,1971年出版。我大約於1975年,17歲時第一次閲讀。當時年紀太小,和白先勇老師身處的時代及家庭背景不同,加上自己年輕氣盛,一方面迷戀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卡謬的青年孤獨:一方面無法理解時代歲月的老去,對一個人生命的刻痕。閲讀的時候,只覺得文字洗練,故事卻嘮叨,對老年人的感慨無法共鳴。
*這幾年因為電子版發行,我試圖重新閱讀一些年輕時錯過、深入不了的文字。此篇冬夜即時印入了眼簾。白先勇老師出版《台北人》時,才三十四歲。文集收錄他自24-34歲寫在「現代文學」的短篇小說。在冬夜之前,白老師已經完成「玉卿嫂」「謫仙記」等中篇小說,既跨古又跨神話,在美好的字句及故事鋪陳中書寫情慾。「台北人」裡的小説寫的更多是70年代台北若干當代人的遺憾。那可怕的時代如造孽,拋棄了所有的人。小説中對年輕狂妄的理想,有不著痕跡的批評。夏志清先生曾經評語:《臺北人》甚至可以說是部民國史。
* 《冬夜》裏余教授的兒子俊彥,長得和父親年輕時一模一樣,他不滿懷五四救國精神,也不想燒打任何人。年輕的兒子經過了也目睹了父親如何遭受時代的撥弄,沒有什麼澎湃了,他務實且苟且但卻篤定地一心想去美國念物理。而從美國歸國的風光學者,年華已逝,身分似升也似降的吳教授,在美國教唐朝,不願也不能置評當代。那些古老的長安繁華,包裝了美國學人的現實,他回不去當代,有一天走下講堂,步下長安大壂,沒有根的飄浮,就是他的晚年。每個曾經參與五四運動的倖存青年,都掉進了坎,過去只是一道晚霞,人年紀輕輕就沒了,泡沫了。革命,革誰的?自己的吧!
*撰寫冬夜年紀還輕的白先勇用了寛厚且事故的文筆,概括了所有的時代的起伏:沒有嘲謔,就是大勢所趨。不論是五四運動,美國反越戰學潮:那些革命換來的空,空盪後的務實謹慎、渴望留洋、無處可安頓⋯⋯一切都不過是「大勢所趨」。不必論理,也不需拿著一知半解的道理,砍砍殺殺。什麼事回頭看,就是四個字:大勢所趨。時代彷佛只是一個戲框子,把人按進去,把事件嵌入,就為了寫出大勢所趨,四個字。
*我曾經當面告訴白先勇老師,他活得如此特別。年輕的時候,儘寫些「老人往事」,老的時候大搞青春版牡丹亭。這樣倒活的靈魂,太過癮。
*以下為短文分享:冬夜。更多台北人文章可以購買博客來網路書店。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023419
《冬夜》—白先勇
台北的冬夜,經常是下著冷雨的。
傍晚時分,一陣乍寒,雨,又淅淅瀝瀝開始落下來了。溫州街那些巷子裏,早已冒起寸把厚的積水來。余欽磊教授走到巷子口張望時,腳下套著一雙木屐。他撐著一把油紙傘,紙傘破了一個大洞,雨點漏下來,打到余教授十分光禿的頭上,冷得他不由得縮起脖子打了一個寒噤。他身上罩著的那襲又厚又重的舊棉袍,竟也敵不住台北冬夜那陣陰濕砭骨的寒意了。
巷子裏灰濛濛的一片,一個人影也沒有,四周沈靜,只有雨點灑在遠遠近近那些矮屋的瓦檐上,發出一陣沙沙的微響。余教授在冷雨中,撐著他那把破紙傘,佇立了片刻,終於又踅回到他巷子裏的家中去。他的右腿跛瘸,穿著木屐,走一步,拐一下,十分蹣跚。
余教授棲住的這棟房子,跟巷中其他那些大學宿舍一樣,都是日據時代留下來的舊屋。年久失修,屋檐門窗早已殘破不堪,客廳的地板,仍舊鋪著榻榻米,積年的潮濕,席墊上一徑散著一股腐草的霉味。
客廳裏的傢具很簡陋:一張書桌、一張茶几。一對襤褸的沙發,破得肚子統統暴出了棉絮來。桌上、椅上、榻榻米上,七橫八竪,堆滿了一本本舊洋裝書,有的脫了線,有的發了毛,許多本卻脫落得身首異處,還有幾本租來的牛皮紙封面武俠小說,也摻雜其中。自從余教授對他太太著實發過一次脾氣以後,他家裡的人,再也不敢碰他客廳裏那些堆積如山的書了。
有一次,他太太替他曬書,把他夾在一本牛津版的《拜侖詩集》中的一疊筆記弄丟了——那些筆記,是他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大學教書時,記下來的心得。
余教授走進客廳裏,在一張破沙發上坐了下來,微微喘著氣。他用手在他右腿的關節上,使勁的揉搓了幾下。每逢這種陰濕天,他那只撞傷過的右腿,便隱隱作痛起來,下午他太太到隔壁蕭教授家去打麻將以前,還囑咐過他:
「別忘了,把於善堂那張膏藥貼起來。」
「晚上早點回來好嗎?」他要求他太太,「吳柱國要來。」
「吳柱國又有什麼不得了?你一個人陪他還不夠?」他太太用手絹子包起一扎鈔票,說著便走出大門去了,那時他手中正捏著一張《中央日報》,他想阻止他太太,指給她看,報上登著吳柱國那張照片:「我旅美學人,國際歷史權威,吳柱國教授,昨在中央研究院,作學術演講,與會學者名流共百餘人。」
可是他大太老早三腳兩步,跑到隔壁去了。隔壁蕭太太二四六的牌局,他太太從來沒缺過席,他一講她,她便封住他的嘴:別搗蛋,老頭子,我去贏個百把塊錢,買只雞來燉給你吃。他對他太太又不能經濟封鎖,因為他太太總是贏的,自己有私房錢。
他跟他太太商量,想接吳柱國到家裡來吃餐便飯,一開口便讓他太太否決了。
他目送著他太太那肥胖碩大的背影,突然起了一陣無可奈何的惆悵。要是雅馨還在,晚上她一定會親自下廚去做出一桌子吳柱國愛吃的菜來,替他接風了。
那次在北平替吳柱國餞行,吳柱國吃得酒酣耳熱,對雅馨說:「雅馨,明年回國再來吃你做的掛爐鴨。」哪曉得第二年北平便易幟了,吳柱國一出國便是二十年。
那天在松山機場見到他,許多政府官員、報社記者,還有一大群閒人,把吳柱國圍得水洩不通,他自己卻被人群摒在外面,連跟吳柱國打招呼的機會都沒有。
那天吳柱國穿著一件黑呢大衣,戴著一副銀絲邊的眼鏡,一頭頭髮白得雪亮,他手上持著煙鬥,從容不迫,應對那些記者的訪問。他那份恂恂儒雅,那份令人肅然起敬的學者風範,好像隨著歲月,變得愈更醇厚了一般。後來還是吳柱國在人群中發現了他,才擠過來,執著他的手,在他耳邊悄悄說道:
「還是過兩天,我來看你吧。」
「欽磊——」
余教授猛然立起身來,蹭著迎過去,吳柱國已經走上玄關來了。
「我剛才還到巷子口去等你,怕你找不到。」余教授蹲下身去,在玄關的矮櫃裡摸索了一陣,才拿出一雙草拖鞋來,給吳柱國換上,有一隻卻破得張開了口。
「台北這些巷子真像迷宮,」吳柱國笑道,「比北平那些胡同還要亂多了。」他的頭髮淋得濕透,眼鏡上都是水珠。他脫下大衣,抖了兩下,交給余教授,他裡面卻穿著一件中國絲綿短襖。他坐下來時,忙掏出手帕,把頭上臉上揩拭了一番,他那一頭雪白的銀發,都讓他揩得蓬松零亂起來。
「我早就想去接你來了,」余教授將自己使用的那只保暖杯拿出來泡了一杯龍井擱在吳柱國面前,他還記得吳柱國是不喝紅茶的,「看你這幾天那麼忙,我也就不趁熱鬧了。」
「我們中國人還是那麼喜歡應酬,」吳柱國搖著頭笑道,「這幾天,天天有人請吃酒席,十幾道十幾道的菜——」
「你再住下去,恐怕你的老胃病又要吃犯了呢。」余教授在吳柱國對面坐下來,笑道。
「可不是?我已經吃不消了!今晚邵子奇請客,我根本沒有下箸——邵子奇告訴我,他也有好幾年沒見到你了。你們兩人——」吳柱國望著余教授,余教授摸了一摸他那光禿的頭,輕輕吁了一口氣,笑道:
「他正在做官,又是個忙人。我們見了面,也沒什麼話說。我又不會講虛套,何況對他呢?所以還是不見面的好。你是記得的:我們當年參加‘勵志社’,頭一條誓言是什麼?」
吳柱國笑了一笑,答道:
「二十年不做官。」
「那天宣誓,還是邵子奇帶頭宣讀的呢!當然,當然,二十年的期限,早已過了——」余教授和吳柱國同時都笑了起來。
吳柱國捧起那盅龍井,吹開浮面的茶葉,啜了一口,茶水的熱氣,把他的眼鏡子蒸得模糊了。他除下眼鏡,一面擦著,一面覷起眼睛,若有所思的嘆了一口氣,說道:
「這次回來,‘勵志社’的老朋友,多半都不在了——」
「賈宜生是上個月去世的,」余教授答道,「他的結局很悲慘。」
「我在國外報上看到了,登得並不清楚。」
「很悲慘的——」余教授又喃喃的加了一句。
「他去世的前一天我還在學校看到他。他的脖子硬了,嘴巴也歪了——上半年他摔過一跤,摔破了血管——我看見他氣色很不好,勸他回家休息,他只苦笑了一下。我知道,他的環境困得厲害,太太又病在醫院裡。那晚他還去兼夜課,到了學校門口,一跤滑在陰溝裡,便完了——」余教授攤開雙手,乾笑了一聲。「賈宜生,就這麼完了。」
「真是的——」吳柱國含糊應道。
「我彷彿聽說陸冲也亡故了,你在外國大概知道得清楚些。」
「只是人生的諷刺也未免太大了,」吳柱國唏噓道,「當年陸冲還是個打倒‘孔家店’的人物呢。」
「何嘗不是?」余教授也莫奈何的笑了一下,「就拿這幾個人來說:邵子奇、賈宜生、陸冲、你、我,還有我們那位給槍斃了的日本大漢奸陳雄——當年我們幾個人在北大,一起說過些什麼話?」
吳柱國掏出煙鬥,點上煙,深深吸了一口,吸著煙,若有所思的沈默了片刻,突然他搖著頭笑出了聲音來,歪過身去對余教授說道:
「你知道,欽磊,我在國外大學開課,大多止於唐宋,民國史我是從來不開的。上學期,我在加州大學開了一門‘唐代政治制度’。這陣子,美國大學的學潮鬧得厲害,加大的學生更不得了,他們把學校的房子也燒掉了,校長攆走了,教授也打跑了,他們那麼胡鬧,我實在看不慣。有一天下午,我在講‘唐初的科舉制度’,學校裡學生正在跟警察大打出手,到處放瓦斯,簡直不像話!你想想,那種情形,我在講第七世紀中國的考試制度,那些蓬頭赤足,躍躍欲試的美國學生,怎麼聽得進去?他們坐在教室裏,眼睛都瞅著窗外。我便放下了書,對他們說道:‘你們這樣就算鬧學潮了嗎?四十多年前,中國學生在北平鬧學潮,比你們還要凶百十倍呢!’他們頓時動容起來,臉上一副半信半疑的神情,好像說:‘中國學生也會鬧學潮嗎?’」
吳柱國和余教授同時都笑了起來。
「於是我便對他們說道:‘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一群北京大學領頭的學生,為了反日本,打到一個賣國求榮的政府官員家裡,燒掉了他的房子,把躲在裡面的一個駐日公使,揪了出來,痛揍了一頓——’那些美國學生聽得肅然起敬起來,他們口口聲聲反越戰,到底還不敢去燒他們的五角大廈呢。‘後來這批學生都下了獄,被關在北京大學的法學院內,一共有一千多人——’我看見他們聽得全神貫注了,我才慢慢說道,‘那群學生當中領頭打駐日公使的,便是在下。’他們哄堂大笑起來,頓足的頓足,拍手的拍手,外面警察放槍他們也聽不見了——」
余教授笑得一顆光禿的頭顱前後亂晃起來。
「他們都搶著問,我們當時怎樣打趙家樓的。我跟他們說,我們是疊羅漢爬進曹汝霖家裡去的。第一個爬進去的那個學生,把鞋子擠掉了。打著一雙赤足,滿院子亂跑,一邊放火。‘那個學生現在在哪裡?’他們齊聲問道。我說:‘他在台灣一間大學教書,教拜侖。’那些美國學生一個個都笑得樂不可支起來——」
余教授那張皺紋滿布的臉上,突然一紅,綻開了一個近乎童稚的笑容來,他訕訕的咧著嘴,低頭下去瞅了一下他那一雙腳,他沒有穿拖鞋,一雙粗絨線襪,後跟打了兩個黑布補釘,他不由得將一雙腳合攏在一起,搓了兩下。
「我告訴他們:我們關在學校裏,有好多女學生來慰問,一個女師大的校花,還跟那位打赤足放火的朋友結成了姻緣,他們兩人,是當時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
「柱國,你真會開玩笑。」余教授一面摸撫著他那光禿的頭頂,不勝唏噓的笑道。他看見吳柱國那杯茶已經涼了,便立起身,一拐一拐的,去拿了一隻暖水壺來,替吳柱國斟上滾水,一面反問他:
「你為什麼不告訴你學生,那天領隊遊行扛大旗的那個學生,跟警察打架,把眼鏡也打掉了?」
吳柱國也訕訕的笑了起來。「我倒是跟他們提起:賈宜生割開手指,在牆上寫下了‘還我青島’的血書,陳雄卻穿了喪服,舉著‘曹陸章遺臭萬年’的輓聯,在街上遊行——」
「賈宜生——他倒是一直想做一番事業的——」余教授坐下來,喟然嘆道。「不知他那本《中國思想史》寫完了沒有?」吳柱國關懷的問道。
「我正在替他校稿,才寫到宋明理學,而且——」余教授皺起眉頭說,「最後幾章寫得太潦草,他的思想大不如從前那樣敏銳過人了,現在我還沒找到人替他出版呢,連他的安葬費還是我們這幾個老朋友拼湊的。」「哦?」吳柱國驚異道,「他竟是這樣的——」
余教授和吳柱國相對坐著,漸漸默然起來。吳柱國兩只手伸到袖管裡去,余教授卻輕輕的在敲著他那只僵痛的右腿。
「柱國——」過了半晌,余教授抬起頭來望著吳柱國說道,「我們這伙人,總算你最有成就。」
「我最有成就?」吳柱國驚愕的抬起頭來。
「真的,柱國,」余教授的聲音變得有點激動起來,「這些年,我一事無成。每次在報紙上看見你揚名國外的消息,我就不禁又感慨、又欣慰,至少還有你一個人在學術界替我們爭一口氣——」余教授說著禁不住伸過手去,捏了一下吳柱國的膀子。
「欽磊——」吳柱國突然掙開余教授的手叫道,余教授發覺他的聲音裡竟充滿了痛苦,「你這樣說,更是叫我無地自容了!」「柱國?」余教授縮回手,喃喃喚道。
「欽磊,我告訴你一件事,你就懂得這些年我在國外的心情了,」吳柱國把煙鬥擱在茶几上,卸下了他那副銀絲邊的眼鏡,用手捏了一捏他那緊皺的眉心,「這些年,我都是在世界各地演講開會度過去的,看起來熱鬧得很。上年東方歷史學會在舊金山開會,我參加的那一組,有一個哈佛大學剛畢業的美國學生,宣讀他一篇論文,題目是:《五四運動的重新估價》。那個小伙子一上來便把‘五四’批評得體無完膚,然後振振有詞的結論道:這批狂熱的中國知識青年,在一陣反傳統、打倒偶像的運動中,將在中國實行二千多年的孔制徹底推翻,這些青年,昧於中國國情,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迷信西方民主科學,造成了中國思想界空前的大混亂。但是這批在父權中心社會成長的青年,既沒有獨立的思想體系,又沒有堅定的意志力,當孔制傳統一旦崩潰,他們頓時便失去了精神的依賴,於是徬惶、迷失,如同一群弒父的逆子——他們打倒了他們的精神之父——孔子,背負著重大的罪孽,開始了他們精神上的自我放逐,有的重新回頭擁抱他們早已殘破不堪的傳統,有的奔逃海外,做了明哲保身的隱士。他們的運動瓦解了、變質了。有些中國學者把‘五四’比作中國的‘文藝復興’,我認為,這只能算是一個流產了的‘文藝復興’。他一念完,大家都很激動,尤其是幾個中國教授和學生,目光一齊投向我,以為我一定會起來發言。可是我一句話也沒有說,默默的離開了會場——」
「噢,柱國——」
「那個小伙子有些立論是不難辯倒的,可是,欽磊——」吳柱國的聲音都有些哽住了,他乾笑了一聲,「你想想看,我在國外做了幾十年的逃兵,在那種場合,還有什麼臉面挺身出來,為‘五四’講話呢?所以這些年在外國,我總不願意講民國史,那次在加大提到‘五四’,還是看見他們學生學潮鬧的熱鬧,引起我的話題來——也不過是逗著他們玩玩,當笑話講罷了。我們過去的光榮,到底容易講些,我可以毫不汗顏的對我的外國學生說:‘李唐王朝,造就了當時世界上最強盛、文化最燦爛的大帝國。’——就是這樣,我在外國喊了幾十年,有時也不禁好笑,覺得自己真是像唐玄宗的白髮宮女,拼命在向外國人吹噓天寶遺事了——」
「可是柱國,你寫了那麼多的著作!」余教授幾乎抗議的截斷吳柱國的話。
「我寫了好幾本書:《唐代宰相的職權》、《唐末藩鎮制度》,我還寫過一本小冊子叫《唐明皇的梨園子弟》,一共幾十萬字——都是空話啊——」
吳柱國搖著手喊道,然後他又冷笑了一聲,「那些書堆在圖書館裡,大概只有修博士的美國學生,才會去翻翻罷了。」
「柱國,你的茶涼了,我給你去換一杯來。」余教授立起身來,吳柱國一把執住他的手,抬起頭望著他說道:
「欽磊,我對你講老實話:我寫那些書,完全是為了應付美國大學,不出版著作,他們便要解聘,不能升級,所以隔兩年,我便擠出一本來,如果不必出版著作,我是一本也不會寫了的。」
「我給你去弄杯熱茶來。」余教授喃喃的重復道,他看見吳柱國那張文雅的臉上,微微起著痙攣。他蹭到客廳一角的案邊,將吳柱國那杯涼茶倒進痰盂裡,重新沏上一杯龍井,他手捧著那只保暖杯,十分吃力的拐回到座位上去,他覺得他那只右腿,坐久了,愈來愈僵硬,一陣陣的麻痛,從骨節裡滲出來。
他坐下後,又禁不住用手去捏榨了一下。
「你的腿好像傷得不輕呢。」吳柱國接過熱茶去,關注著余教授說道。
「那次給撞傷,總也沒好過,還沒殘廢,已是萬幸了。」余教授解嘲一般笑道。
「你去徹底治療過沒有?」
「別提了,」余教授擺手道,「我在台大醫院住了五個月。他們又給我開刀,又給我電療,東搞西搞,愈搞愈糟,索性癱掉了。我太太也不顧我反對,不知哪裡弄了一個打針灸的郎中來,戳了幾下,居然能下地走動了!」
余教授說著,很無可奈何的攤開手笑了起來,「我看我們中國人的毛病,也特別古怪些,有時候,洋法子未必奏效,還得弄帖土藥秘方來治一治,像打金針,亂戳一下,作興還戳中了機關——」說著,吳柱國也跟著搖搖頭,很無奈的笑了起來,跟著他伸過手去,輕輕拍了一下余教授那條僵痛的右腿,說道:「你不知道,欽磊,我在國外,一想到你和賈宜生,就不禁覺得內愧。生活那麼清苦,你們還能在台灣守在教育的崗位上,教導我們自己的青年——」吳柱國說著,聲音都微微顫抖了,他又輕輕的拍了余教授一下。
「欽磊,你真不容易——」
余教授默默的望著吳柱國,半晌沒有做聲,他搔了一搔他那光禿的頭頂,笑道:
「現在我教的,都是女學生,上學期,一個男生也沒有了。」
「你教‘浪漫文學’,女孩子自然是喜歡的。」吳柱國笑著替余教授解說道。
「有一個女學生問我:‘拜侖真的那樣漂亮嗎?’我告訴她:‘拜侖是個跛子,恐怕跛得比我還要厲害哩。’那個女孩子頓時一臉痛苦不堪的樣子,我只得安慰她:‘拜侖的臉蛋兒還是十分英俊的’——」
余教授和吳柱國同時笑了起來。「上學期大考,我出了一個題目要她們論‘拜侖的浪漫精神’,有一個女孩子寫下了一大堆拜侖情婦的名字,連他的妹妹Augusta也寫上去了!」
「教教女學生也很有意思的。」吳柱國笑得低下頭去,「你譯的那部《拜侖詩集》,在這裡一定很暢銷了?」
「《拜侖詩集》我並沒有譯完。」
「哦——」
「其實只還差‘DonJuan’最後幾章,這七八年,我沒譯過一個字,就是把拜侖譯出來,恐怕現在也不會有多少人看了——」
余教授頗為落寞了的嘆了一口氣,定定的注視著吳柱國,「柱國,這些年,我並沒有你想像那樣,並沒有想‘守住崗位’,這些年,我一直在設法出國——」
「欽磊——你——」
「我不但想出國,而且還用盡了手段去爭取機會。每一年,我一打聽到我們文學院有外國贈送的獎金,我總是搶先去申請。前五年,我好不容易爭到了哈佛大學給的福特獎金,去研究兩年,每年有九千多美金。出國手續全部我都辦妥了,那天我到美國領事館去簽證,領事還跟我握手道賀。哪曉得一出領事館門口,一個台大學生騎著一輛機器腳踏車過來,一撞,便把我的腿撞斷了。」
「哎,欽磊。」吳柱國曖昧地嘆道。
「我病在醫院裡,應該馬上宣佈放棄那項獎金的,可是我沒有,我寫信給哈佛,說我的腿只受了外傷,治癒後馬上出去。我在醫院裡躺了五個月,哈佛便取消了那項獎金。要是我早讓出來,也許賈宜生便得到了——」
「賈宜生嗎?」吳柱國驚嘆道。
「賈宜生也申請了的,所以他過世,我特別難過,覺得對不起他。要是他得到那項獎金,能到美國去,也許就不會病死了。他過世,我到處奔走替他去籌治喪費及撫卹金,他太太也病得很厲害。我寫信給邵子奇,邵子奇派了一個人,只送了一千塊台市來——」
「唉,唉。」吳柱國連聲嘆道。
「可是柱國,」余教授愀然望著吳柱國,「我自己實在也很需要那筆獎金。雅馨去世的時候,我的兩個兒子都很小,雅馨臨終要我答應,一定撫養他們成人,給他們受最好的教育。我的大兒子出國學工程,沒有申請到獎學金,我替他籌了一筆錢,數目相當可觀,我還了好幾年都還不清。所以我那時想,要是我得到那筆獎金,在國外省用一點,就可以償清我的債務了。沒想到——」
余教授聳一聳肩膀,乾笑了兩聲。吳柱國舉起手來,想說什麼,可是他的嘴唇動了一下,又默然了。過了片刻,他才強笑道:
「雅馨——她真是一個叫人懷念的女人。」
窗外的雨聲,颯颯娑娑,愈來愈大了,寒氣不住的從門隙窗縫里鑽了進來,一陣大門開闔的聲音,一個青年男人從玄關走了上來。青年的身材頎長,披著一件深藍的塑膠雨衣,一頭墨濃的頭髮灑滿了雨珠,他手中捧著一大疊書本,含笑點頭,便要往房中走去。
「俊彥,你來見見吳伯伯。」余教授叫住那個青年,吳柱國朝那個眉目異常英爽的青年打量了一下,不由得笑出了聲音來。
「欽磊,你們兩父子怎麼——」吳柱國朝著俊彥又指了一下,笑道,「俊彥,要是我來你家,先看到你,一定還以為你父親返老還童了呢!欽磊,你在北大的時候,就是俊彥這個樣子!」說著三個人都笑了起來。
「吳伯伯在加大教書,你不是想到加大去念書嗎?可以向吳伯伯請教請教。」余教授對他兒子說道。
「吳伯伯,加大物理系容易申請獎學金嗎?」俊彥很感興趣的問道。
「這個——」吳柱國遲疑了一下,「我不太清楚,不過加大理工科的獎學金比文法科多多了。」
「我聽說加大物理系做一個實驗,常常要花上幾十萬美金呢!」俊彥年輕的臉上,現出一副驚羨的神情。
「美國實在是個富強的國家。」吳柱國嘆道,俊彥立了一會兒,便告退了。余教授望著他兒子的背影,悄聲說道:
「現在男孩子,都想到國外去學理工。」
「這也是大勢所趨。」吳柱國應道。
「從前我們不是拼命提倡‘賽先生’嗎?現在‘賽先生’差點把我們的飯碗都搶跑了。」
余教授說著跟吳柱國兩人都苦笑了起來,余教授立起身,又要去替吳柱國斟茶,吳柱國忙止住他,也站了起來說道:
「明天一早我還要到政治大學去演講,我還是早點回去休息吧。」說著,他沈吟了一下,「後天我便要飛西德,去參加一個漢學會議,你不要來送我了,我這就算告辭了吧。」
余教授把吳柱國的大衣取來遞給他,有點歉然的說道:
「真是的,你回來一趟,連便飯也沒接你來吃。我現在這位太太——」余教授尷尬的笑了一下。
「嫂夫人哪裡去了?我還忘了問你。」吳柱國馬上接口道。
「她在隔壁,」余教授有點忸怩起來,「在打麻將。」
「哦,那麼你便替我問候一聲吧。」吳柱國說著,便走向了大門去。余教授仍舊套上他的木履,撐起他那把破油紙傘,跟了出去。
「不要出來了,你走路又不方便。」吳柱國止住余教授。
「你沒戴帽子,我送你一程。」余教授將他那把破紙傘遮住了吳柱國的頭頂,一隻手攬在他的肩上,兩個人向巷口走了出去。巷子里一片漆黑,雨點無邊無盡的飄灑著。余教授和吳柱國兩人依在一起,踏著巷子裏的積水,一步一步,遲緩、蹣跚、蹭蹬著。快到巷口的時候,吳柱國幽幽的說道:
「欽磊,再過一陣子,也許我也要回台灣來了。」
「你要回來?」
「還有一年我便退休了。」
「是嗎?」
「我現在一個人在那邊,穎芬不在了,飲食很不方便,胃病常常犯,而且——我又沒有兒女。」
「哦——」
「我看南港那一帶還很幽靜,中央研究院又在那裡。」
「南港住家是不錯的。」
雨點從紙傘的破洞漏了下來,打在余教授和吳柱國的臉上,兩個人都冷得縮起了脖子。一輛計程車駛過巷口,余教授馬上舉手截下。計程車司機打開了門,余教授伸出手去跟吳柱國握手道別,他執住吳柱國的手,突然聲音微微顫抖的說道:
「柱國,有一件事,我一直不好意思向你開口——」
「嗯?」
「你可不可以替我推薦一下,美國有什麼大學要請人教書,我還是想出去教一兩年。」
「可是——恐怕他們不會請中國人教英國文學哩。」
「當然,當然,」余教授咳了一下,乾笑道,「我不會到美國去教拜侖了——我是說有學校需要人教教中文什麼的。」
「哦——」吳柱國遲疑了,說道,「好的,我替你去試試吧。」
吳柱國坐進車內,又伸出手來跟余教授緊緊握了一下。
余教授踅回家中,他的長袍下擺都已經潮濕了,冷冰冰的貼在他的腿脛上,他右腿的關節,開始劇痛起來。他拐到廚房裡,把暖在爐灶上那帖於善堂的膏藥,取下來,熱烘烘的便貼到了膝蓋上去,他回到客廳中,發覺靠近書桌那扇窗戶,讓風吹開了,來回開闔,發出砰砰的響聲,他趕忙蹭過去,將那扇窗拴上。
他從窗縫中,看到他兒子房中的燈光仍然亮著,俊彥坐在窗前,低著頭在看書,他那年輕英爽的側影,映在窗框裡。余教授微微吃了一驚,他好像驟然又看到了自己年輕時的影子一般,他已經逐漸忘懷了他年輕時的模樣了。
他記得就是在俊彥那個年紀,二十歲,他那時認識雅馨的。那次他們在北海公園,雅馨剛剪掉辮子,一頭秀髮讓風吹得飛了起來,她穿著一條深藍的學生裙站在北海邊,裙子飄飄的,西天的晚霞,把一湖的水照得火燒一般,把她的臉也染紅了,他在《新潮》上投了一首新詩。就是獻給雅馨的:
當你倚在碧波上
滿天的紅霞
便化作了朵朵蓮花
托著你
隨風飄去
馨馨
你是凌波仙子
余教授搖了一搖他那十分光禿的腦袋,有點不好意思的笑了起來。他發覺書桌上早飄進了雨水,把他堆在上面的書本都打濕了。他用他的衣袖在那些書本的封面上揩了一揩,隨便拾起了一本《柳湖俠隱記》,又坐到沙發上去,在昏暗的燈光下,他翻了兩頁,眼睛便合上了,頭垂下去,開始一點一點的,打起盹來,朦朧中,他聽到隔壁隱約傳來一陣陣洗牌的聲音及女人的笑語。
台北的冬夜愈來愈深了,窗外的冷雨,卻仍舊綿綿不絕的下著。
二 十年後的 同 學會 大考中心 範文 在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及電子研究所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想當leader,you must take the risk。
交大新任校長-張懋中院士 (交大電子所博士68級,師承陳茂傑教授.)
本土博士揚名國際的傳奇 UCLA 張懋中教授專訪
張懋中院士於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陳茂傑教授從事研究,1979年經交大及教育部口試合格獲頒國家工學博士。
張院士目前擔任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電機工程系系主任暨講座教授,曾獲多項國際級獎項及榮譽。
1996年以“Ultra-High Speed HBT Integrated Circuit Development” 優異研發成果榮膺國際電機電子
工程學會(IEEE)會士(Fellow);2006年更榮獲IEEE David Sarnoff獎項,以表彰其研發砷化鎵(GaAs) HBT異質雙
極電晶體功率放大器,由理論製成實物,成為手機及無線上網裝置的關鍵性元件,引領無線通訊的發展。
由於其研究成果蜚聲國際,張院士於2008年獲頒美國國家工程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院士,
2012年時更獲得中央研究院院士。
交大友聲專訪 文‧彭琡靜
交大電子研究所,培育了兩位世界級的本土博士,這兩位都姓張,一是台灣半導體之父的前校長張俊彥教授,另一位是今天要介紹的主角─UCLA教授張懋中學長。台灣土博士跑到美國人的地盤搶飯碗聽起來已經是個天方夜譚,但張學長還能受邀當起名校UCLA的tenured full professor,聽到這樣的奇蹟般的經歷,不禁讓人對他在美國奮鬥史產生莫大的好奇。
六月廿四日,張學長回國接受電機學院所頒發的榮譽教授,隔日則到工研院接受2008年潘文淵研究傑出獎項。除了傑出的研究成果,張學長為人幽默風趣,廣結善緣,這次回國,行程滿滿,而我們就在這滿檔的行程中專訪到張學長。以下是張學長的精采分享。
五項大能力站上國際舞台:Value、Passion、 Selection、 Latitude、Depth
問:談談您童年,父母對您是什麼樣的教育方式?
張:讓孩子有機會express自己,從小就鼓勵他們多 present。我國小和初中經常參加演講比賽,雖然師長幫忙潤飾內容,聽起來會有點肉麻(笑),不過,這讓我有許多public speech經驗,對於日後的表達能力的助益很大。因為research需要下真功夫,但如何把結果用清楚簡單的文字語言呈現出來,同時讓人家認同跟你一起做研究會有開闊的前景,表達的能力與技巧在這個時候是最重要的。
問:您對學生的訓練也是如此嗎?
張:我平常在學校訓練學生也是非常注重presentation。我認為學生出去,就是代表學校的規格,要能講話不拖泥帶水,要能hit the point。很可惜我們台灣的孩子不被鼓勵這個能力,造成台灣學生的邏輯思考不是「交通」型,是「反交通」的,也就是說自己滿清楚了解的,但是怎麼讓別人欣賞與接受,我們的教育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我一直強調value-centered or value-pursued,我這些年在美國,近距離觀察大師,發現他們都有正確的value。做任何事,第一件事一定要思考那個價值是高的,那個對社會的價值是大的。第二就是passion,你不喜歡那個東西,勉強做是做不來的。另外要be selective,在我的觀察裡,能成為大師者都很selective,他們花很多時間在思考right things to do。再來是latitude,要具備橫向的反應,舉一隅要以三隅反。最後才是depth,就是學問的深度。
跟美國孩子比起來,台灣孩子的長處很多,短處就是思想不structured。零碎的、片面的反應很好,整體的反應不一定最好,自己思想沒有組織,沒有辦法build a structured system。但是,你在一個area要成為真正的大師,你必須要能organize,自己digest之後,重新能把框框搭起來。你有一 structured個體,站的空間就大,零碎的話,就看不見你。所以我們的問題就是,資源雖多,但每樣東西都做一點,沒有辦法一拉就全起來,所以在國際社會不容易得到認同。
問:您剛剛講不organize,會不會是美國的教育比較 creative?
張:美式教育很注重creative writing,每個禮拜都要寫,還要能present,老師也花很多時間在上面。我們這邊比較制式化,好像哪個逗點沒逗好,句點沒句好,就是太注重枝節,最重要的是看這個小孩是不是把心裡的話,有組織有系統的present出來。
我常開玩笑,我們應該回到古代去寫八股文,因為八股文本身有個structure,但是我們現代人缺乏structure,整個thinking沒有 structure。我們寫論文也是八股文,內容可以creative,但是structure是八股。因此,在生活的愈早期訓練,對孩子愈有利。
問:您的英語講得很好,是如何訓練的?
張:我是南投竹山人,我的父母是外省籍,但我是講台語長大的,一直講到高中,政府規定講台語會被罰錢,在我們那兒是不work的。我們鄉下有很多日本移民,很多日本籍的太太,講得一口非常優雅的日語,我很後悔當時沒有學日語。我覺得多學一個語言就多一個mind,因為想法就會不一樣;語言雖說是後天灌進去的,但是上帝create語言是很奇妙的。
語言的東西愈早學愈好,耳朵聽力比較好。一個人沒辦法有正確的音準,就是聽到的東西不是非常的精確。很多同仁問我什麼時候來美國的,我跟他說大概是29歲來美國,他們就很驚訝,說我雖然這個年紀才來美國,但聽不出有台灣的口音。
「台清交」養成「廣度兼具深度」的本土博士
問:您從小就對科學產生興趣嗎?
張:我很喜歡物理,所以第一志願就填台大物理系。那個年代有個好處,開課開得不多,也許是教授沒那麼多,學得比較深入。我總覺得現在的學生唸的科目太多了,課一多,平均每個科目花的時間相對減少。
我在台大物理系時,學校課開得不多,但是課都很難。我記得有一年上古典動力學,一個學期只教了四個章節,教科書叫《Classical Mechanics by Goldstein》,我們的順口溜就叫他狗屎蛋(笑)。讀也讀不懂,但一遍一遍的讀,最終也讀通了,這是值得的,因為以後也沒時間K這樣一本天書。
後來我到清華唸材料,又到交大來唸電子,這給了我一個好處,就是階段性讀的深刻,走過這十年間,無形又把廣度built起來。唸電子的人,尤其像我這樣做電路系統的人,通常缺乏對材料的了解,更缺乏對基本物理的了解,但對我而言,好像就很自由的把很多東西放在一起,變成一個新的東西,這就是 latitude。譬如說我做電路設計時,就常常拿物理觀念來做。一般人不會如此,他們是從傳統電路設計的角度過來,不會像我這樣繞道,所以都很驚訝,不知道原來可以這樣做。
問:您當年台大物理系畢業之後,沒有選擇出國唸書?
張:這中間有個小插曲,就是當年物理領域開始走下坡,尤其是 1968、69年有很大的crash。有人先出國鍍金,回來說物理已經完了,還說材料科學當道,為此,我還找了盧超群,我大四時當過他的助教,他哥哥盧志遠是我同班同學,陪我半夜跑去請教施敏教授。後來我沒出國,選擇到清華唸材料,學到不少東西,尤其是唸到thermodynamics in solid,發現它最精采的部份就是在material science。
畢業之後也很巧,有天我就在清大材料系晃著晃著遇到陳茂傑老師,陳老師跟我說要換學校,要到交大去,記得他還問我說:「你怎麼樣?」我當時就想:「陳老師怎麼問我怎麼樣,不就是到交大去教書嗎?交大不就是隔壁那個小學校嗎!」後來我發現我是學校愈唸愈小。(笑)
受到陳老師的鼓勵,我就來交大參加入學考試。交大考試非常別出心裁,特別是oral exam,我一走進考場,裡面坐著廿幾位老師,正中央聲音最大的是祁甡教授,三堂會審。後來放榜,我發現交大跟清華真的沒有情結,我竟然考上榜首,第二名就是溫清章,不過他比較沒耐心,虛晃一下就到U. Penn.(賓州大學)拿Ph.D.。
問:您在碩士畢業之後開過公司,可以談一談嗎?
張:對對!我跟許根玉老師搞過一個公司,在新竹市南大路,叫新域電子。在1975年,我的博士班剛開始,碰到許根玉、王遵義兩位學弟。我們是做掌上型遊戲機,是全世界第一個做hand held game的公司。
這就是交大的強項,橫向非常強。我們當時需要一個加減乘除的four functions calculator chip,當時李進洋學長在GI(General Instruments)的高雄廠(GIMT)當業務。GIMT位於高雄進出口加工區,貨艙裡剛好一些過時沒有人要的全功能計算機的chip。我們就跑去請李學長把這些chip當破銅爛鐵秤斤賣給我們。李學長很樂意幫忙,不過事情沒有想像中簡單,這些在加工出口區的chip,必須先出口再進口才可使用。後來李學長只要我們支付shipping的費用,先把chip出口到香港,拿到進關證明後再出關運回來,費了一番功夫。南港IC育成中心 勝華科技
我們拿到這個chip之後做成一個玩具叫「小教授」,它的功能是例如一加一等於二的題目,答對了綠色的LED就亮了,答錯的話,紅色的LED就亮,而且還會叭叭地響,我們那個紅色和綠色LED就是請光寶幫我們做,就是宋恭源董事長。
至於那個小教授本身的機殼得要做模子,我們也沒錢,就去宏碁找黃少華學長,到他們南京東路,那時候宏碁買了公寓,有兩個門面,一間還算是office,另外一間是庫房,堆了一堆東西。宏碁當時是賣calculator,我們就選了一個他們不用的calculator模子,想要跟他們買,結果黃學長說不用付錢,要我們有需要就趕快拿去用!所以說在創業時期,受到交大學長們很多的幫忙。
幾年後我到美國做Post-Dr,看到美國的商店 Toy-are-Us還在賣小教授(笑)。說起這個小教授,五塊錢一個,成本大概是一塊半。生產線一條變兩條,兩條變三條,當時我們滿有名的,新竹的銀行搶著要借錢給我們哩。
問:做得不錯怎麼會想要離開?
張:這事情講起來很有意思。大家都知道,郭南宏校長的性格很兢兢業業,有人告訴他說,不得了了,我們交大的研究生都在外面做生意。後來一查發現是我們(笑),郭校長就把我們叫去勸告一番之後,給我兩個choices,一是好好唸書,一是結束博士班的課業,好好去做生意。我想這也很fair,於是就答應郭校長,不做生意了,好好回來唸書。
問:會不會後悔?
張:也無從後悔起。而且主要還是帳務的問題把我們搞得暈頭轉向,我們會計還嚇我,說我還是比較適合回交大唸書,所以郭校長一提,我就乖乖回來了。
問:您提到受陳茂傑老師很大的影響,可否請問您是哪方面的影響?
張:陳老師做人做事做學問都很實在,他很重視價值觀,從來不變,他很清楚他要做什麼。他認為很多東西可以改變,但價值不能改變。他在學校從來是對事,不會對人,我所認識的人裡面,他是最一致的,所謂吾道一以貫之,陳老師就是最佳典範。
我覺得這很重要,一個人不能因為外在環境改變自己的方向,所以我一直強調value-centered,價值一定要擺在最前面,否則可能就做白工,甚至會有不良影響。我深受陳老師的影響,所以後來去美國,也能夠說服美國人,我想就是緊抱正確的價值觀。人種雖不一樣,但普世的價值觀是一樣的。
問:那陳老師怎麼會允許你同時去創業?
張:這個純粹是我們時間充分靈活運用的關係。學校的功課照做,研究 paper照寫啊!(笑)
問:那交大對您是否有影響?
張:當然影響非常大。交大做事情就是腳踏實地,交大人當官可能不是很好,不過實實在在做事情的能力是一流的。你看張俊彥校長他當年做實驗,爐子都是他自己圈起來的。我覺得要講本土,這才是本土精神。
什麼叫做本土化?我認為本土化是在你侷限的環境底下,創造出普世的價值,那才是真正的本土化。本土化如果只能創造本土價值,就沒有價值。
你可以很本土,但是創造出來的value是普世的。像托爾斯泰,他寫的是俄國小說,是他們俄國人的故事,但是他touch到的common value,是你和我同樣都appreciate,所以他才會成為大作家。
本土博士在美三十年:從砷化鎵專家到UCLA教授
※在UCLA櫃檯遇見到M/A-Com的貴人
問:很令人好奇,您在美國三十年的傳奇經歷?可以請您談一談嗎?
張:我在1978年離開交大去當兵,之前也在交大當講師,因此服完兵役想回來當老師。結果,我跟陳茂傑老師商量之後,陳老師對我說:「我看你最好還是出去走走吧!」我問老師去哪裡走走,老師說:「去美國做Post- Dr,去外面開拓眼界也不錯。」
後來我申請到UCLA,做太陽能電池photovoltaic solar cell。本來計畫稍微遊學一下,我1979年去,但到1980年就有很大的改變,當年卡特總統輸給雷根,共和黨並不支持solar cell的研究,我的計畫被迫停止。由此可見美國的科技發展跟兩黨政治息息相關,這也很有趣。我遠渡重洋要鍍金,結果只鍍了一半金,出門又向各位師長道別,又只混了一年也沒混到什麼,不好意思就這樣回台灣。於是我開始動動腦筋,想到美國的industry走走,也許有人要我。
我先跑到UCLA的Placement Center告訴櫃檯小姐說我想要被應徵,對方就問我綠卡的ID number,我愣了一下,心想糟糕我沒有綠卡。這時候,後面就有一個人搭腔說:「What旧 the number for? I would interview him.」我一看是一個大鬍子老外,笑瞇瞇的,我想我們素不相識,他怎麼會知道我想應徵什麼工作。他問我打哪兒來的,我說我是台灣來的,他說他太太是台灣來的;又問我,你哪裡畢業的,我說我國立交通大學畢業的,他說他太太是清華大學畢業的;他又問我,認不認識他太太,我心想,我怎麼會認識你太太,結果,一聊起來,我還真認識他太太。(笑)就這麼巧,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遇到這麼個貴人。
所以interview通過以後,我就在M/A-Com (Microwave Associat)做microwave power transistors,當時還在冷戰時期,我做這個東西是大power的transistor。接下來的兩年,M/A-Com也給我相當多的空間發揮,整個實驗室我愛做什麼就做什麼,但是,我不想待在這麼matured環境中,我想做一點新的東西,value比較大,影響比較大。加上我當時被 Gallium Arsenide III-V compound Transistor(砷化鎵三五電晶體)所吸引,心裡頭萌生去意。
※一通電話又碰上在Rockwell的台大學長貴人--李建平教授
M/A-Com想留我,本來想派我到東岸一個新的 Gallium Arsenide實驗室當經理,但我對研究工作比較有興趣,於是我太太建議我打個電話給台大物理系的學長李建平教授,李教授當時在Rockwell科學中心擔任研究員,我問他的意見,結果他回答說:「你還是踏實一點做研究吧,Manager是人幹的事嗎?」還說:「沈義德剛好quit,你趕快來 interview吧!」就這樣,我又遇到貴人,這次是我台大的學長。
我在Rockwell科學中心一待就是十五年,主要是做砷化鎵的研究。Rockwell是一家航太公司,也一直想要build up像Bell Lab那樣很具影響力的實驗室。所以我在那個實驗室,我就白天做Rockwell需要我做的東西,晚上和CP(李建平)一起做自己的實驗。
印象很深刻是有次CP發現一個現象,還用圖示給我看,如果plot整個 threshold voltages of GaAs MESFET在wafer上,明顯看到,水平跟垂直方向,完全不一樣。這時候,另外一個同事Peter Asbeck(現為UC San Diego教授)走過來,我們三個人就一起討論。
Peter Asbeck是學Laser的,他把Laser的理論用在這裡,看法不盡相同。於是三人各持理論,我看爭辯下去也無益,提議他們等我一下,我就捲起袖子進去實驗室,馬上可以得答案。當時已經晚上七點鐘,還沒吃晚餐,我們一面做一面討論,做到半夜,後來三人一致同意,找到新的東西,就是「Stress Induced Piezoelectric Effect on GaAs MESFET」。這是第一次知道Local Stress對Field Effect Transistor有很大的影響。晚上做完,第二天就寫論文,花不到一天的時間。
這給我很大的信心,但也曾有過另外一次實驗,因為信心不夠,認為自己焊接有問題,而白白讓一個新發現從手邊溜走。所以,我在這邊要強調,信心要足夠,要 be alert,要保持敏銳的觀察力,這對事業的幫助很大。
※受UCLA邀請時,葉文恭教授相挺協助將研究成果寫成一本書
問:怎麼會到UCLA教書?
張:早期華人當教授比例低,我1980年Post-Dr計畫停止第一次要離開UCLA時,我的導師說我很可惜,沒有US Ph.D. degree,要我好好珍重,意思是這輩子大概回不了UCLA了。
我自己也知道滿難的,因為到了一九八幾年,我做出一點小成績,東岸的一家長春藤名校想邀請我去教書,最後要詢問我的背景時,問我是不是從MIT畢業,我直接跟他說,「No, but I am Made-In-Taiwan.」我是從台灣國立交通大學來的。結果他們要我先拿另一家學校的offer,再聘用我。我心想真是太瞧不起我中華民國的學歷了,就沒有再談(笑)。今天提到交通大學,大家會肅然起敬,不過當年還是不太有名氣。
直到1996年,有一天,UCLA打電話來,問我想不想到他們學校教書,我還以為他們有什麼附帶條件,自己馬上招供說,我是國立交通大學畢業的!結果這回他們說:「交通大學很好,是個好學校!」(笑)
後來他們依照我的經歷直接要升我為第六級的full professor(按:UCLA的教授分級為:助理教授四級,副教授兩級,教授則分為九級;要升到第六級的教授必須由來自世界各地的教授評審。)但是需要國際審查,結果他們去準備和通過審查,又是九個月後的事。在這之間,我又遇到另外一個貴人葉文恭教授。在UCLA final 審查時,有位莎士比亞文學教授,認為我的資料只有12頁不夠厚,於是葉教授自告奮勇將這12頁資料拿回去重整成一本厚厚的磚塊書。後來就在UCLA待到現在,一直在做integrated circuit and system的研究。
「要想當leader,you must take the risk!」
問:您在UCLA時,如何排解挫折感?
張:做任何事都會有frustration,是要看你怎麼看事情。分享一個經驗,我有一個teaching assistant,我對他的performance很不滿意,有天他進辦公室,想找我抗辯。事前我就思索如果繼續把他罵一頓就會有效果嗎?好像不然,於是我就換個方法,他一進來,我請他坐下說想跟他談一件事,第一句話我就說:「我很擔心你的學習和前途。」還告訴他為什麼這樣做是一個bad damage。我發現這樣下來效果很大,他本來找了很多理由要抗辯,結果聽完我的話,馬上跟我道歉:「教授,我錯了,你是對的。我很感激你這樣子關心我。」
所以,身為一個Educator,我們站在一個很好的位置,是可以對學生產生很大的影響力,是滿unique的。
問:如何平衡您的時間跟壓力?
張:我想是passion吧!保養年輕的秘訣就是be passionate,做了以後滿足你的curiosity。
問:如何找到passion?
張:給孩子多一點空間胡思亂想吧!我認為以前的學校自由度比較大,所以好像培養出來的孩子做的事情大些吧。我以前念台中一中,哇,那真是個好學校。我們那時候的黃金鰲校長是北師大的訓導長,他真把我們當北師大的學生在教。我們上課下課沒人管,學校像市場一樣,每一節上課下課,有人走進校門,有人走出校門,上課上兩節不高興,就回家了。我的同學趙少康還幫他取個綽號叫「金龜」(台語發音)。
那時候真是台灣教育的黃金時代,我發現教育好像愈改愈不怎麼樣。拿我們竹山來說吧,當年真是地靈人傑。張俊彥校長的父親就是竹山人,GARMIN(全球最大衛星定位系統)的創辦人之一--高民環,全世界三百大富豪,也是竹山人,劉增豐院長也是竹山人,他哥哥就是我同學。這麼偏遠的鄉下,出這麼多人才,但是,現在竹山好落寞,所以我說這個台灣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
問:科學家說做學問很孤寂,您同意嗎?如果是,您如何面對?
張:可能可以從兩方面來講。第一,你不能跟著人家走,每一個人都在做的題材,你可能要想想如何跟別人不同。億萬富豪洛克斐勒有一天在紐約街上給鞋童擦皮鞋,這位鞋童對他說:「洛克斐勒先生,我也買了你的股票也!」本來是一句好話,但是他想到的是,不行,這股票過熱了,連一個辛苦擦鞋的鞋童都要來買你的股票,表示你的股票過頭了。所以回家之後,他馬上把所有的股票都清掉,結果他就survive了。同樣的道理,如果全世界都在做同樣的東西,就表示這研究沒什麼好做的。
我個人也是如此,我不喜歡走人家走過的路,所以我常跟我的學生講,你以為你到我這裡來是在做晶片設計嗎?No,如果你這樣想,那你最好離開這裡。我們做 engineer沒有說來學一個技術的,我們是problem solver,是訓練你如何思考,去抓住那個價值。什麼東西有價值,什麼東西沒價值,如何去選擇有價值的東西,這是一個哲學的訓練,不是一個技術的訓練。
問:您看現在的學生與過去的學生?
張:大的環境變了,電腦使用太普遍,學生變得interactive。也就是說,電腦出現什麼樣的需要,學生就response to電腦的需要,沒有像早一輩的學生,是直接跟自然的接觸。所以,現在的孩子,may be garbage-in and garbage-out這是比較可慮的。但反過來說,現在的孩子可以做到以前我們不能做到的程度,孩子如果latitude好的話,也可以解決很多事情,所以盡量要給孩子一些空間,他坐在那邊胡思亂想時,也不要說他是白吃飯。
問:您對台灣的科技研發有什麼建言?
張:台灣已經做得滿好的,台灣的程度應該是一流,但是限在執行面上,開創面則是不夠,真正要做到世界第一,憑良心講,做老大還不行,做老二、老三綽綽有餘。
其實,閉起門來算點數,說我們的paper數量超過Stanford,超過MIT,我覺得不如打開他們的網頁,看看教授們的博士學位是從哪得來的,這才是最直接的訊息。
現在的question是拿到五年五百億以後,能不能拿到世界第一名?做老大你得要猜前面什麼地方有寶藏。大家聽過「哥倫布和雞蛋」的故事嗎?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回西班牙,國王慶功宴上有人challenge他:你只要一直往那邊開不就到了嗎?這時候,哥倫布拿一個雞蛋,要求對方把它立起來,結果那個人表示沒辦法。這時只見哥倫布把蛋底打碎就站起來。道理是一樣的,知道這樣可以站起來,你為什麼不這樣做?所以要想當leader,you must take the risk。
註:感謝電機學院羅珮馨小姐,以及IC之音主持人謝美芳小姐參與並協助本次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