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餘波
小時候讀到五四,記得的是「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激昂,記得的是「德先生、賽先生」的理想;但畢竟是1919年的往事,只不過是某個歷史故事。直到從政這十多年,見證許多公共政策爭議,面對國家主權困境,更親歷各種現代化改革的陣痛,才在每年五四有更深體會。
別的不說,今年八月將舉辦的四項公投中的「反萊豬、重啟核四、護藻礁」三項,都是對於科技風險判斷的民主抉擇;換句話說,都涉及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的互動。
這證實了,百年前知識份子呼喊的「民主」與「科學」,不僅是經得起時代考驗的價值;兩者如何互動,在當代能如何能更精緻地落實,還有許多需要與時俱進的空間。
中共近年面對五四,過於強調「黨的領導」,這和當年五四運動時的「德先生」「賽先生」兩面旗幟,難免有些格格不入。而民進黨長年追求台灣主體價值,不願多談大陸上的五四運動,自然輕忽五四運動對隔年台灣新文化運動、議會請願運動的影響,也失之狹隘。
其實朝鮮的三一運動、北京的五四運動,到台灣的新文化運動,是當時亞洲各地知識分子追求反帝反殖、自主尊嚴的一股浪潮;理想主義者對彼此的參照和鼓舞,更是無須迴避的事實。
五四運動微觀去看,只是對巴黎和會決議的抗爭;宏觀去看,則是民國創建以來「新文化運動」的體現。如果拉到更大尺度,更是二十世紀初葉,東亞現代化改革潮中,一次轟然大浪。
即便經過一個多世紀,至今,我們仍然活在五四留下的餘波,也值得持續去思考辯證,五四的意義。
#五四運動
#反萊豬公投
#新文化運動
感謝黨史館提供照片,圖為五四運動遊行的大學生與群眾。
五四新文化運動現代化 在 李怡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世道人生:五四的歷史傷痕 - 李怡
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通過聯線方式用中文發表〈一個美國視角下的中國「五四」精神〉講話。他以平民主義去闡釋五四精神在今天的意義,認為要在中國建立「民為重」的政府,而不是「打江山坐江山」。中國口交部華大媽回應博明,說他錯了,「五四精神的核心是愛國主義,五四精神真正的繼承人,是具有愛國主義精神的中國公民」。
平民主義,populism,中文常譯為帶貶義的民粹主義,但實際上這詞是中性的。在民主國家中,民粹主義有以多數人意向壓少數人權益的含義;但在專制體制下追求民主的社會,平民主義是推動少數掌權者需要得到多數人同意的動力。博明在講話中談到五四的背景,是一次大戰後,巴黎和會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激起北京學生「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示威運動。但他認為五四的意義,「遠遠超越了對不平等條約的民族主義的憤慨。它激勵了中國人民對現代化的探索。」
博明表達了五四對中國人民的正面意義,我卻不能不想到五四激起的民族主義,對中國歷史帶來的傷痕和負面意義。這負面意義,也就是華大媽說的愛國主義。
五四運動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五四,是指1919年發生的學生運動;廣義的五四是指更早時發動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打破專制主義舊思想、追求民主(德先生)與科學(賽先生)的啟蒙,主要起源於1915年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雜誌,雜誌提出「以科學和人權並重」的口號,陳獨秀在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青年們要「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博明推崇胡適當時提出的白話文,使中文普及於平民,對新文化起了革命性作用。
從陳獨秀《敬告青年》的六點主張,和《新青年》貫徹的改革思想來看,都是以自主意識去對抗2,000年專制主義播下的奴隸意識,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對抗集體主義、國家主義的啟蒙。
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的傅斯年曾公開聲稱「我是絕對不主張國家主義的人」,「若說五四運動單是愛國運動,我便不贊一詞了。我對五四運動所以重視的,為它的出發點是直接行動,是喚起公眾責任心的運動」。另一位五四學生領袖羅家倫說:「當五四運動最激烈的時候,大家都在高叫愛國、賣國的聲浪,我卻以為我們五四運動的真精神並不在此。」他認為,「學生的犧牲精神、社會制裁的精神和民眾自決的精神才是五四運動的實在價值。」
然而,五四激起的「愛國、賣國的聲浪」,和接下來日本侵華的步步進逼,終爆發抗戰,使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為核心的啟蒙意識,被民族主義的救亡意識壓倒了。中國學者李澤厚在1986年提出五四的最大歷史傷痕,就是「救亡壓倒啟蒙」。
正是在五四前夕的1917年,俄國發生十月革命,蘇聯早期的「欣欣向榮」,騙倒了西方許多知識分子,社會主義也就成為時興的思潮。蘇聯的崛起帶來了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使很多知識分子在救亡意識中,以為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
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荼毒了中國近百年,五四造成的救亡壓倒啟蒙的歷史傷痕,帶來了百年社會災難,更使民風倒退到比滿清時更不如。在我人生的思想歷程中,見證了這歷史傷痕的頗大部份。
五四新文化運動現代化 在 台灣服飾誌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日本時代中期──西裝男子|
◆好貴好貴的西服
『……戴眼鏡、看起來好像很威風的男人,從辦公室裡一看到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就立刻揮手大聲斥責。由於對方是個穿西服的男人,楊添丁呆若木雞。』──呂赫若〈牛車〉
小編喜歡看男生穿西裝,更喜歡看好看的男生穿西裝。但是在日本時代,西裝到底是誰穿的呢?
在陳柔縉的《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中有提及,當年公務員一個月薪資大約42~48圓左右,單件西服就要5、6圓。若是用不專業的換算法,以當今公務員月薪大概在四五萬來看,一件西服相當於要現代的六七千塊。
而根據前台泥董事長辜振甫回憶,一套西裝下來,則差不多要25圓左右,用同個方法換算約是現代三萬到三萬五間,毫無疑問算是高價消費品,對於中下階層而言,更是觸不可及。
所以沒錯,你看到的這位男子,全身上下都是錢的味道,也無怪乎在《牛車》裡面的楊添丁,被西裝男子斥責時會如此惶恐了。
◆三件式西裝
[#中折れ帽「Fedora」]
在二十世紀初期,「帽子」,是時髦的男士的必備配件,也常常搭配正裝穿著。此外,擁有帽子的能力在文化上被認為是財富的標誌,也因為夠時尚而被認為是「身份的象徵」。
隨著江戶時代結束,日本逐漸的西化,歐美的帽子被進口,更在日本統治台灣後引入台灣。像是這頂「中折帽」,便是1920年代時,台灣西裝男子時常配戴的帽子之一。
中折帽原文Fedora,Crown(帽冠)中間凹陷,前端兩側也有壓痕(Pinch),高度10cm~16cm不等,是常被人稱為「紳士帽」的類型之一。
[#三件式西裝(西裝外套+背心+西裝褲)]
受過日本新式(西式)教育的臺人,更容易全面接受西式服裝,也因此在相片中,很常看見他們以全套西裝的形象留下身影。當年的正裝大多還會加上一件背心,成為三件式(three-piece suit)西裝,講究一些還會別上領棍、胸針等等。
我們參考的照片中,男子穿著的比較偏向英式西裝,這件西裝腰際修身,上身墊肩不強化肩膀,下身高腰並打折,更顯體型修長。
[#皮鞋]
皮鞋跟著服裝的西化一起成為常見的鞋種類之一,當時已經有如「日益堂靴屋」、「龜田鞋店」這種開在台灣的日式或西式鞋店。
◆文明日本,落後台灣?
如果,你在日本時代中期穿著台灣服(清制服裝),那麼很容易會被認為兩種人:
一、你屬於勞動階級,買不起洋服。
二、你心向清國。
隨著武力抗日慢慢減少,現代化設施隨著日本進入到台灣,也帶給了台灣人不同的生活樣貌。先是洋服和和服帶來的新消費,昂貴的西服也變成區分社經地位的方式,更有文明與進步與「落後」的對比。
也由於日本人帶來了許多現代化設施,進而讓人有「現代化」等同「日本化」的感覺,因此在一段時間內,許多受過新式教育的台灣人,會刻意換上洋服或和服,塑造自己文明開化的形象,排斥原先穿著的清制服裝。
在台灣新文化運動發展之時,隨著台人意識逐漸覺醒,開始有些知識份子認知到,日本人統治台灣人,雖然帶來了美好也帶來了壓迫,不需要因自己的文化而自卑,紛紛換回了過去穿著的台灣服。
當然隨著美好的1920年代過去,太平洋戰爭開打,皇民化運動推行,日本政府開始規範不許穿著敵國的「挑逗性服裝」,比如像是中式服裝常見的布扣,被日本巡察看見會直接被剪掉,長衫(旗袍)會被改成「國民服」或「興亞服」等戰時制服。
三件式西裝,是大多數人對於日本時代知識份子的印象,然而對於當年知識份子而言,西裝洋服也曾是他們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而割捨過的東西。
若有機會創作當年的知識份子身影,不如讓他穿著看看台灣服吧!
委託繪師:崔小熊
參考資料:吳奇浩〈喜新戀舊:從日記材料看日治前期臺灣仕紳之服裝文化〉、吳奇浩〈洋服、和服、臺灣服-日治時期台灣多元的服裝文化〉、吳云代〈殖民地台灣的服裝編制--日治時期身體展演下服飾的意涵〉、大正六年日本東京都吉安商店宣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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