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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與晚明的辛苦遭逢（二） ｜　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續）
在學習儒家經典過程中，利瑪竇發現孔子思想中與天主教義存在很多道德觀念上的契合之處。爲了使天主教更易於理解和贏得好感，利瑪竇着重演繹教義中類似於並能兼容儒教的倫理體系。他假托儒教學者，傳播天主教中較少爭議的部分。這樣一種簡化的宗教版本使耶稣會士與羅馬教廷之間出現了麻煩，但對實現吸引中國人的目標卻有重大意義。

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當中有數名公卿大臣，其中最著名的是進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啓，徐一度位極人臣，且與利瑪竇合譯了歐几里德《幾何原本》的前6卷。南明永曆帝（清軍入關後，偏安福建的明朝末代皇帝）的皇后曾寫信準備皈依天主教並請求教皇支援（此信尚保存在梵蒂岡），這也說明當年「利瑪竇規矩」的成功。100多年後，意欲在中國和菲律賓排擠意大利傳教士的西班牙傳教士，醞釀了針對儒教禮儀和祭祖傳統的「禮儀之争」，激怒康熙帝發出禁教令，令耶稣會士的根基受到重創。

啓蒙理性的歐洲與封閉感性的明朝

當16世紀後半期利瑪竇來華時，歐洲與中國在對方視野中的印象是極不對稱的。歐洲早期就有對中國模糊但涉及面很廣的印象，公元7世紀拜占庭帝國與唐帝國確立了穩定的絲綢貿易，由此加深了歐洲人對中國政治的了解。1206年元朝建立，羅馬教皇英諾森四世、法王路易九世先後於1245年和1253年遣使赴元，試圖說服蒙古人皈依基督，停止征伐，並與基督教世界聯手，打破奧斯曼帝國對於地中海傳統商路的壟斷。這些勸導當然無果而終，但使臣的報告進一步充實了歐洲人的早期中國觀。

此後出現的3本著名遊記《馬可 · 波羅遊記》、《鄂多立克東遊錄》與《曼德維爾遊記》對中國王朝集财富、權力、榮耀於一體的描述，已經完全超出了歐洲人的想象能力。從這些遊記陸續出版後到17世紀，歐洲一直有學者在考證這些遊記的真僞，而地理大發現爲澄清這些疑團提供了便利。葡萄牙人在印度果阿立足後，就開始密切關注中國。1508年4月，葡萄牙船隊便接到要求探明中國情況的指令。

相比之下，明代中國從士大夫到普通民衆對葡萄牙的認知都透着妄自尊大，對歐洲的認識顯得支離破碎且不着邊際。當時中國士大夫作爲整個社會中最有學問的階層，卻將葡萄牙定位於一個亞洲國家。1511年，葡萄牙阿爾布克爾克總督攻陷馬六甲，滿剌加（馬六甲）國王遣使向明求援，專心煉丹的嘉靖皇帝無心顧及。10年以後，嘉靖突然想起此事，令兵部議此事，並下了詔書：責令佛郎機（葡萄牙）退還馬六甲，並諭暹羅（泰國）等國前去救援。

在嘉靖的意念中，佛郎機不過是朝服大明、與馬六甲相近的藩屬小邦。佛郎機當然不會乖乖聽旨，於是，1514年即到達華南沿海的葡萄牙人在1522年被逐出廣州，他們的代表在那裏死於獄中。中國百姓對此幸災樂禍，他們認爲葡萄牙人與步其後塵的荷蘭人一樣，都不過是野蠻的海盜，且身體多毛、畸形，有臭味。

利瑪竇1584年到達廣東肇慶後，當地仍然流傳着葡萄牙人喜食兒童的說法。到利瑪竇抵京之初，他自稱「大西洋人」，禮部上書奏稱，《大明會典》裏記載有西洋瑣裏國，並無大西洋國，利瑪竇其人可疑，其國也「真僞不可知」。

這種觀念層次上的錯位，意味着利瑪竇們的事業將會異常艱辛。利瑪竇通過穿儒服、學漢語、守禮節來表示對中國文化的尊重，並把他在羅馬聖湯多雷亞學院和耶稣會主辦的羅馬學院學到的神學、哲學、數學以及繪圖等知識傳授給明朝士大夫們，但中國方面的吸收始終有限。

利瑪竇在其居住或遊歷之地所展示的地圖已吸收了地理大發現的最新成果，向中國人介紹了外面的世界，但中國在這些地圖上所處的邊緣位置讓知識界震驚了！這些地圖刷新了知識界對世界「天圓地方」的認識，儘管有徐光啓等開明人士表示認同，但近百年後「地圓說」仍遭到了掌握話語權的大清欽天監官員的「系統」駁斥。監正楊光先在其集子《不得已》中的《孽鏡》一文批判道：「果大地如圓球，則四旁與在下國土窪處之海水，不知何故得以不傾？試問若望，彼教好奇，曾見有圓水、壁立之水、浮於上而不下滴之水否？」

對汲汲於科舉八股取士的晚明士大夫階層來說，近代科學知識並非利瑪竇最有力的敲門磚，幫他進入士大夫圈子的是他按照位置記憶法展示的超強記憶能力。在一次宴會中，利瑪竇讓在座者寫下諸多毫不相干的漢字，他看過一遍後前後背誦無誤，讓士大夫們親眼見識了西學的價值。於是，很多士大夫邀請他指點子女提高應試能力。也正因這個機緣，他爲照顧一位進京官員的兒子，才獲得前往北京的機會。

進京後，面對京城保守派的阻撓，他又用帶來的自鳴鐘解了燃眉之急。萬曆皇帝對送來的鐘有了興趣，且一日該鐘突現故障，太監束手無策，不得不宣贈送者進宮。利瑪竇由此獲得留住京城的機會，且就在宮廷近旁，方便隨時進宮維修。在這個過程中，利瑪竇筆耕不輟，留下了大量的書簡，他去世後金尼閣將其整理成《中國書劄》。該書從自然地理、風土人情到政治機制都有詳盡叙述。
（三之二，待續）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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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鄭和能遠洋航行的基礎是甚麼？ (二)｜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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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忽必烈滅宋以後，認識到自己的國家疆土異常遼闊，其實普通元朝人也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疆域空前的大帝國之中。按元朝人自己的說法，叫做「皇元混一聲教，無遠弗屆」。「聲」就是語言，「教」就是宗教或者禮儀、文化。元人還說「區宇之廣，曠古未聞」，「中國之往復異域商販，如東西州焉」。即從中國到外國去做生意，就像往返於東邊的省份與西邊的省份之間一樣平常。

為此元世祖忽必烈發起了一個項目，要編一部《大元一統志》，還要繪製一幅地圖，表現整個蒙元帝國。負責這個項目的機構是元政府中的秘書監，相當於今天的中央檔案館或者是國家圖書館。當時中國內地的地圖，如南宋、金的地圖，秘書監已有不少，蒙古人遠征也帶來了一些回回人的地圖。秘書監的地理學家們的雄心壯志是，把這兩種體系的地圖拼合在一起，繪出一幅更大的蒙古帝國全圖。

這個任務非常艱難，不只是雙方資料的文字不一樣，主要是雙方的科學體系完全不一樣。我們中國的古人認為大地是方形的，所謂「天圓地方」，而回回人則認為大地是球形的。那麼在拼合過程中，漢地圖中說的東方，是不是就是回回圖中的東方呢？問題非常大。

編纂《大元一統志》的是秘書監的負責人，名曰札馬魯丁，是回回人，其家鄉是布哈拉，位於今烏茲別克斯坦。札馬魯丁在忽必烈的兄長元憲宗蒙哥在位期間，曾進獻了幾種天文儀器，其中有一件叫做「苦來亦阿兒子」，是波斯語kura-yiarz的音譯，《元史 • 天文志》說，「華言，地理志也」。但是「地理志」怎麼會是一件科學儀器呢？

《元史》專門有解釋，稱札馬魯丁所獻的「苦來亦阿兒子」，是一個木頭做的球，表示大地，陸地以白色表示，海洋用綠色表示，陸地佔三分海洋佔七分——這不就是地球儀嗎？可以說大地球形說是在元代傳入中國的。

除了札馬魯丁以外，秘書監中最重要的掌握海外地理知識的人，以及其他科學家，如天文學家、數學家，都是回回人，都是穆斯林。這些回回科學家，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啟示，就是我們中國人不能盲目自大，認為自己在歐洲殖民者來到中國之前，一直是領先於世界的。每一個民族都是有創造力的，如果你不能吸取別人的長處,一直以為地球是方的，怎麼行呢？

將伊斯蘭世界和中國的地理知識相結合，表現範圍遠超以往

秘書監的官僚在編修《大元一統志》的過程中，向忽必烈打報告說，除了元帝國東、西兩邊的漢地圖與回回圖以外，新地圖中還要描繪東南亞、印度及海外諸藩國，需要收集航海圖。除了漢文海圖以外，還需要回回的海圖。報告中提到專門要派人到福建去，那裡有一種圖叫「海道回回文剌那麻」。多年前南京大學陳得芝教授曾經考證說「剌那麻」是波斯語rāh-nāma的音譯，其意義是「行路指南」。他們的要求得到了忽必烈的批准。《大元一統圖》今已不存，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元仁宗時代的《經世大典圖》等幾幅非常重要的元朝留下來的地圖，表現的範圍遠遠地超過了歷朝歷代。

講到地圖，我們不能不提到有一幅很重要的古代中國地圖，叫做《大明混一圖》，現存於第一歷史檔案館，這個圖現在已經完全朽爛了，一翻就破，有4米多長、寬達3米7，幾乎佔了一面牆這麼大，但摹本還是可以看的。從圖中的國內地名判斷，繪製的時間大概是在洪武二十年左右，也就是1387年，早於鄭和首航約20年。這幅地圖覆蓋的地理範圍極廣，東面到日本、東南亞，南及印巴次大陸，西面更了不得，包括了整個歐洲和非洲，巴黎也繪在其上，還標示出地中海。

雖然此圖被稱為《大明混一圖》，但圖中多數中國內地地名都是元代地名，且從朱元璋取得天下，至此圖繪成不過二十餘年，其間積累的地理知識不足以畫出這樣一幅地圖，因此它一定利用了元代的資料，應當有一幅元代的底本，但其底本又與官方機構中的科學家們繪製的地圖不同，應當是一幅由元代江南的民間人士繪成的世界地圖。

民間人士怎麼會有那麼多的世界地理知識呢？這非常值得追究。我們迄今在中國本土沒有發現甚麼線索，但是1339年蒙古統治者建立的伊利汗國有一幅繪出歐、亞、非三大陸基本輪廓的草圖，繪圖者是一位地理學家叫穆思脫非，圖中歐、亞、非三大陸的形狀和《大明混一圖》大致相同。這點使我們相信，《大明混一圖》的元代底圖在繪製時參照過與穆斯脫非圖類似的回回地圖。

《大明混一圖》為甚麼重要呢？如果我們把它和《鄭和航海圖》比較一下，會發現《鄭和航海圖》一類的海圖，通常不管地理方位，起點是南京的龍江關（今南京的下關），終點是東非，以一字長卷的形式表現，像人在一條船上看兩邊，船經過了甚麼地方我就把它畫出來。《大明混一圖》發現之前，歐美人雖然承認《鄭和航海圖》很了不起，居然畫到非洲了，但是認為中國人沒有地理方位感，東南西北不分。所以單憑《鄭和航海圖》還不足以說明當時中國人對中國和海外地理知識掌握的程度。

而《大明混一圖》可以說是記載了「地理大發現」以及西方人到達東方之前，中國和東方對於世界地理知識的最重要的資料。當時的歐洲人甚至不知道非洲呈三角形，尖端指向南方，歐洲人長期以來認為非洲的大陸的形狀是一個「7」字形，其南部尖端是拐彎的，認為印度洋像地中海一樣，被包圍在亞洲、非洲之間，歐洲當時的地圖都是這樣畫的。這說明甚麼呢？它說明，早在元代，各民族的科學家們，在吸納海外地理知識的過程中，創造了新的地理知識。元代的科學家將伊斯蘭世界的地理知識與原來中國的地理知識結合在一起，表現出當時的歐、亞、非三大陸，除了澳洲、美洲不知道以外，全世界都在上面。這也說明，鄭和在出海之前，海外的方位已經很清楚了。

小知識：中國古代航海的自然條件

島鏈：中國所面對的並不是浩瀚無際的西太平洋，在黃海、東海以東是一連串島嶼，即所謂「島鏈」，大致和中國的海岸線相向平行。若從北向南數分別為：千島、日本列島、琉球（沖繩）、台灣島、呂宋（菲律賓）列島等等。所以中國古代的水手從東南沿海的港口啟程，只要知道北極星在甚麼地方，在航行中不會有太大的危險，如果遭遇到風暴或發生不測，向東可能會漂到這一連串島嶼中的一個，向西可能漂到中國大陸沿海，向北可達朝鮮，越過對馬海峽則為日本，向南就進入東南亞。

季風：中國地處東亞的季風帶，每年4月，東南風起來了，出海的船舶帆一張起，就自動向北航行。而每年到了秋末冬初，北風起的時候，帆一張起風就把船向南推。因此，我們古代的航海稱為季風航海。季節性的航海持續了幾千年，只是在自然動力被人工動力（蒸汽機等）取代以後，季風航海的規律才被打破。

陸標導航

中國古代海船所使用的最重要的導航法，是陸標導航。在海上航行的時候，舟師——今天叫船老大，大都有一個世代相傳的小本子，記錄航線沿途地理特徵。如要去某一個國家，舟師事先要估計順風需要航行五天，到了某處應當先看到某種形狀的海島，然後如何轉向。海上有時候風大、有時候風小，如果航至第四日某一時刻，應當出現的島嶼已經看到了，雖然天數未足，也應果斷轉向。在陸標與預計航行日程發生矛盾時，舟師的判斷以陸標為第一標準，日程是第二標準。

早期海圖

中國的舟師，那些船老大，在世世代代航海的過程中，像師傅帶徒弟一樣，將航路中某一站會看到甚麼——比方說一座山，把山上的廟，古怪的石頭等等地理特徵，都描繪下來，以待他日再次經過時對照，這應該說就是海圖的起源。最早明確提到海圖的是宋代的文獻，存留至今天最詳細的古代中國海圖是《鄭和航海圖》。

海圖是這樣做記錄的：比方說海船抵達今越南南方的外羅山時，海圖中會提到這座山東高西低，海灣里可以看到有椰子塘，海水有四十五托深。一托就是成年人雙手伸開後兩個中指間的距離，大約相當於今天的一米六至一米七的樣子。

測量水深的辦法是：水手將繩子的一頭拴個石頭或其他重物，抹上豬油或牛油沉到海底，油脂會沾到海底的泥沙，水手將繩子拎回，就可以用雙手伸直的方式丈量出海水有多深，也可觀察到海底是泥質還是沙質。

元代的國際交流語言是波斯語

元朝中央政府設立了兩種翻譯的職位，一種叫做蒙古譯史，把蒙漢語互譯。第二種叫做回回譯史，即翻譯回回人的語言。

今天，英語被視為國際交流語言，而在10 -16世紀的西域和亞洲許多地方，波斯文是最重要的學術語言，也是通用的國際交流語言。元代與明代中前期，中國的使臣到西域去，都使用波斯文與當地人進行交涉。元代的色目人民族眾多，宗教不同，多數擁有自己的書面語，但是只有回回文，即波斯語，與蒙古文、漢文一起，被列為元代的官方文字。

舉個例子，我們今天在海外能夠看到鄭和留下來的唯一的實物證據，就是在斯里蘭卡的國立博物館中保存有一塊三種文字合璧的碑，記錄了鄭和代表明政府向當地一個寺院進行的布施。這三種文字是漢文，當地使用的泰米爾文，以及波斯文。

新觀點：「西洋」在哪裡？

鄭和下西洋，甚麼叫「西洋」？

關於「東洋」和「西洋」的概念，過去討論來討論去，大家沉在史料的圈子裡出不來。我想另闢一條思路，跳出前人討論的範圍。

為甚麼會有「東洋」和「西洋」的概念呢？

南海有很多珊瑚礁，很多在水下，到低潮的時候冒出來，人可以站在上面，捕魚是好地方，但是遠航的船舶都知道這個地方危險，一定要避開。怎麼避開呢？兩條路，第一條從中國福建、廣州出洋以後，先向東到台灣或菲律賓，然後向南走；第二條路，從中國東南沿海的港口出海以後，直接沿著中國大陸向南走，從福建、廣東到海南島，再到越南，繞過越南到泰國、柬埔寨。前兩種方法之間的差別，就是前者是沿著南海的東邊走，後者沿著南海的西邊走。所以我就提出了一個新的看法，「東洋」與「西洋」應當起源於上述兩條航線，是航線概念而不是地理概念。

因此「東洋」指的就是東洋航線所經過的地區，就是從福建、廣州出去，向東到台灣、呂宋（菲律賓）、印尼、日本，這都叫東洋，地理範圍大概是今天南海以東；那麼沿著中國大陸向南走，經過越南、泰國、柬埔寨、馬來西亞到印度，沿途所經各地就叫西洋，大概是今天南海以西。東洋和西洋的界限就在於南海的珊瑚礁。
（二之二，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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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鄭和能遠洋航行的基礎是甚麼？（一）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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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起中國古代的海洋活動，人們會首先想起在明初永樂、宣德年間，鄭和下西洋。鄭和的艦隊有200多艘船，27 000餘人隨船出海，這麼大規模的水師離開中國本土到海外去，可謂千頭萬緒。組織經驗從哪裡來？如果在鄭和之前中國水師從未有過類似的活動，簡直是不可想像的。所以我們要看看元代的情況。

元代的海外軍事行動意味著大規模遠航的能力已經具備

在忽必烈以前，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發動過幾次著名的軍事遠征。結果證明在當時的歐亞大陸上，蒙古軍隊可以說是無堅不摧。而忽必烈即位以後，把自己的目光伸及海外鄰國。

發動海外征服活動最重要的條件就是要有水師。元朝最初倚重的海上的水師力量來自高麗，即今天的朝鮮。後來宋滅亡了，南宋的水上力量也落到了元人手中。還有就是福建海外番商的力量。在福建以泉州為中心，聚居了大批海外的番商，他們中有很多是穆斯林。這些番商掌握了相當雄厚的財力，也控制著很多船舶。元朝就這樣掌握了巨大的水上力量，13、14世紀統治元帝國的蒙古人，已經從「馬上」的民族轉變成一個在海上有行動能力的民族。

兩征日本，「神風」來襲

跨海遠征日本一共發起過兩次。第一次是至元十一年，也就是1274年。南宋的殘餘勢力還沒有消滅，這次元朝對日本的征伐主要是從高麗出發的。元朝出動了蒙古軍、漢軍。漢軍就是原來女真統治區和淮北宋統治區的投降蒙古的力量，再加上高麗的軍隊，從高麗的南端出發去進攻日本，一直到達了日本最南面的九州島。然後遭遇到日本方面的抵抗，被打敗了。當時日本在位的天皇的年號為「文永」，所以日本人將這次戰爭稱為「文永之役」。

第二次對日本的征服是在滅宋以後，至元十八年（1281）。這一次元朝志在必得，出動的戰船有上千艘，比鄭和時代的海上力量要多5倍，分別從高麗與慶元（今天的寧波）出航，遠征的兵力加在一起有十幾萬人，也達到鄭和時代的5倍以上。

幾天以後元軍就到了九州島。九州海濱有個鷹島，元軍在這個地方駐扎下來，準備發起登陸作戰。元朝水師的主要問題是高級將領意見不一致，討論遷延不決。海上的風浪很大，船在海上飄忽不定，於是元水師就在鷹島周圍拋錨，然後像當年曹操進攻東吳一樣，把所有的船用纜繩連在一起，這樣你到我的船上討論，我到你的船上討論，一個小跳板就走過去了。但是時間是不等人的，我們知道每年到了七八月份以後，東南的季風中有些變成颱風了，那就成了大問題了。

就在元軍內部爭執不下的時候，刮起颱風了，靠在一起的船舶互相碰撞，木質船一撞就散掉了，這樣上千條的船舶損失了十分之九，大部分水軍在鷹島上岸。這時候，原南宋水師中一位最重要的將領範文虎認為情況非常緊急，就是取勝又怎麼能班師呢？要趕快回去搬救兵，再調船來。因此統帥部選擇了一百多艘堅好的船趕緊回了寧波，留下來的水師駐在鷹島上，淡水、糧食都成了很大的問題。日本人發現元朝的指揮系統混亂，這可是天賜良機，很快發動進攻，把元軍消滅了。

今天在鷹島上還有一個博物館，專門陳列日本考古打撈上來的元朝水師的遺物。日本當時的畫家還畫過好幾幅圖，遺留至今，叫做《元寇襲來圖》。這次勝利對於日本人精神上是一個巨大的鼓舞，他們總結經驗，知道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打敗的，而是靠上天的保佑，就是那場颱風。所以日本給那場毀滅元軍水師，拯救了日本的颱風起名曰「神風」。大家都知道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後的階段，日本組織了「神風」突擊隊，讓空軍小青年開著飛機去撞擊美國的軍艦。為什麼叫「神風」突擊隊呢？這是日本人希望這種自殺式進攻，會像當年保佑日本人的「神風」一樣，把美國海軍一掃而光。

遠征占城，國王投降

征日本失敗之後，元世祖忽必烈的眼光又投向了東南亞。當時越南北方叫安南，南方叫占城，是兩個不同的國家。安南和我國的廣西毗連，所以元軍可以通過陸地進攻，但是占城不行。

元為什麼遠征占城呢？在海上航行第一淡水不能缺，第二水手的飲食中要有維生素，就是要有新鮮的蔬菜、水果補充。元廷對占城下令，要接待元朝往來的船舶，給吃給喝，加水、提供各種補給品。占城知道元朝國勢強大，同意承擔補給，但是後來補給次數太多，占城承受不了，於是拒絕，而元朝認為占城方面毀約，就出動了水師遠征。

至元十九年（1282），也就是進攻日本的第二年，蒙古大將唆都率軍出航。他水師的主要力量是浙江的駐軍，是原南宋核心地區的海上力量，兵力達數千人。唆都從慶元（即寧波）到福建、廣州，再從廣州繞過海南島到達占城港，即今天越南南方的重要港口歸仁。元軍首先爭取「不戰而屈人之兵」，把自己的力量亮出來，要占城投降。占城不降，在沿岸建立據點，建水寨，元軍來了就射箭，不讓元軍靠近。元軍用各種各樣的辦法試圖登陸，最後占城王守不住了，率眾退入山中，以游擊方式抵抗，對元軍造成很大的不便。唆都的辦法就是不退出，佔領占城港周圍的經濟要害地區，讓占城國王在山里受苦受罪。最後國王受不了了，只好於當年冬天遣使臣向唆都上表投降，占城之役才結束。

出征爪哇，功敗垂成

爪哇可以說是今天印尼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元朝在滅宋以後，忽必烈幾番遣使，要求海外諸藩承認它的權威，爪哇都不理睬，有一次還在元使臉上刺了字，就像今天的小青年刺青一樣的，叫做「黥面」。在忽必烈看來，這種侮辱行為，絕對不能容忍，那就要有適當的回答。

所以元朝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派出兩位北方大將，史弼和高興，都是原來金統治下的漢人，再加一位維吾爾大臣亦黑迷失。三位大將在爪哇登陸時，發現島上正處於內亂，兩派爭王位，其中一派的首領土罕必阇耶向元軍求救。元軍利用這個矛盾，把另外一派消滅。

土罕必阇耶擊敗對手後，表示要隨同元軍歸國去晉見忽必烈，在動身之前要回去挖出埋藏的珍寶、取來圖籍作為獻禮，史弼、高興既感興奮，也有點警惕，怕他一去不歸，於是派了兩百兵丁跟著，實際上是監視他。土罕必阇耶秘密地組織了自己的力量，把二百元軍全部消滅，然後向剩餘的元軍進攻。元軍見孤立無援，無處得到補給，更怕戰船受到損失，全軍覆沒，只能倉皇退回來。

元代的海外征服是當時亞洲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海上軍事行動，雖然失敗了，但它顯示了中國已經具備了從事大規模遠洋活動的能力。這個能力包括協調數百艘兵船的行動，在航行中保持各船間的聯絡，大型船隊遠航途中的補給，將陸戰力量投送到遠離本土的海外，擇機進行陸戰，以及保存有生力量，全身而退，遠航歸國等。這些非常重要的能力，在鄭和遠航之前，中國的水師已經具備了。

回回科學家帶來嶄新的地理知識，繪製了前所未有世界地圖

各位都知道鄭和是回族人，當時稱為回回人。當代絕大多數描寫回族歷史的資料都說，回族最早起源於唐代

到中國來進行貿易的海外商人，實際上回族的主要來源是隨著成吉思汗的蒙古軍到達中國內地的西域人，即當時投降蒙古的西域官僚、軍隊、工匠、知識分子、商人。

地球儀和大地球形說

回回人進入中國內地以後，帶來了很多新的科學知識。入華的回回人中有不少知識分子，通天文曆算。我們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家，如郭守敬觀測天象時，關注的是二十八宿，角宿、昴宿等二十八個星座，這是中國天文學的傳統。回回人繼承的是希臘、羅馬的天文學，觀測的是黃道十二宮。入華回回人帶來的科學技術中有一部分是地理學的知識，因為他們來自海外，知道海外的情況。阿拉伯帝國的地理學發達的原因是，政府為了收稅，要記錄帝國各地的情況，同時也為了到世界各地貿易。
（二之一，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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